目前国内对自杀比较深入的研究主要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展开的，这种研究基本上局限在医学生物学领域，多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着手，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自杀自杀者（包括未遂者）的性格特征、心理状况特征、生活特点、精神病患病率、以及人口分布特征等等，并没有真正进入自杀…

本文将法律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区分开来，讨论两者的相互作用，关注它们对农地承包实践的影响。文章将在区域比较的视野下，考察农村土地承包的政策和法律在三个特定县域的实践后果，研究造成这种实践后果的村庄原因和治理原因，以丰富我们对农地承包法律实践的认识，进而丰富

农村基层司法所/法律服务所对于中国法治实践有着重要意义。赣南石镇的实证材料表明，刚刚实现“两所分离”的乡镇司法所和法律服务所都处于困境之中。在诸多因素的合力下，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市场日益缩小，而法律服务所在其中的竞争力还在不断降低；司法所则随之处于司法行政机

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土地的价值不断攀升，农民越来越关注农地的权属，地权纠纷日益增多。不同主体援引不同的地权规则主张土地权益，地权规则之间展开激烈竞争。不同规则的竞争中，地权共识有利于化解纠纷。法治社会的应有之意是法律在社会系统中居

中国土地制度安排的前提是绝大多数农地只能用于种植大田作物，在户均不足10亩地的小规模土地经营下面，农民最需要的是获得进行农业生产所必须的基本生产条件，是生产方便，而不是抽象的土地权利。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中，应当保持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民使用权的平衡，应当实

“气”是人们在村庄生活中，未能达到期待的常识性正义衡平感觉时，针对相关人和事所生发的一种激烈情感，它有身体暴力、语言暴力、上访、自杀等诸种“释放”方式。基于维系村庄共同体的需要，熟人社会中存在着“忍让”意识形态、伦理秩序、面子机制、命运观等对“气”的有力

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曾经的“公’的承载者老掌盘子已经衰落，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小组长随之崛起，成为新时期“公”的承载者。然而近来国家按照国家按照行政的逻辑取消了小组长，这在节省行政成本上看是合理的，但在社会成本上却是不合理的。因为今天的村民小组长早就不仅仅是

皖北李圩村分家、赡养和家庭关系的经验材料表明，年轻人对父辈的剥夺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赤裸裸，孝道日益衰落，同时，年轻一代的兄弟关系也越来越离散。这体现了当前农民家庭关系的日益理性化，家庭和村庄生活的日益功利化而缺乏长远预期，这些仅仅从权利义务、公德等角度

在看重感情交往、看重名声与威望的熟人社会中，无论是法律服务的需求还是当前基层社会依法维权的现实，都决定了“赤脚律师”的角色是必不可少而又无可替代的。

相关法律政策加强物权保障的初衷,由于缺乏国情意识和村庄视野,局限于对农地生产性功能的经济学思维,和国家治理的权力逻辑,最终导致规避法律却能减少纠纷,严格执行法律反而加剧村庄纠纷发生的非意图后果。农地的物权化逻辑,基于狭隘的经济学思维,不但达不到经济学上所设想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