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看到不少汉学家在著作中说“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这次和吕德文一起去都江堰，深刻地知道此话不假。

在了解川西的茶馆之前，我就对传统英国乡村的小酒馆有所了解。那是混乱的象征，让人头疼。16世纪时由于英国酿酒业的发达，在英国各地城乡都开设有小酒馆供人们娱乐消遣。但就是这些小酒馆被认为是地方罪恶的温床。为了规制这些小酒馆，英国法律规定业主必须取得官方发给的执照方可营业。在营业时还要遵守各种规定，比如晚上9点以前要关门，在圣日要停止营业，不能留宿流民等。在英国上层人士眼里，酗酒是大多数罪恶产生的根源，乌烟瘴气的小酒馆用酒来招待客人从而破坏了社会的道德风尚，它诱使了许多年轻人变得懒惰、无理。这些酒馆常常“彻夜不眠，引得许多仆人不做工”到那里消遣。在小酒馆里，穷人会赌博，会将他们挣得的不多的钱全部输光，有时还会打架斗殴；小偷也常在小酒馆出没，趁人喝酒不备时偷走他们的财物，或者还会在那里将偷来的物品转手；妓女也会光顾这里拉揽顾客。

近代四川的茶馆也曾被认为鼓励是人们无所事事、孳生惰性的地方，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应该说，这个因素今天仍然是存在的，即便是在我们调查的并不算很繁华的集镇上，茶馆里不但有小偷，而且有卖淫现象。去那些提供卖淫的茶馆被称为“喝花茶”。而且，即便是在小集市的茶馆，常常会有“烂脓”、“烂杆子”（乡村混混）去捣乱，白喝白要，收保护费，寻衅滋事。尽管如此，显而易见的是，茶馆有着多层次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功能。茶馆为人们提供了可使用的空间。即便是在成都这样的大都市中，许多“现代”娱乐场所出现以后，茶馆仍然是大多数市民最能接受的公共生活空间。

过去，茶馆同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但是我们都习惯于把茶馆看作仅仅是一个休闲的地方，但实际上茶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公共空间。在当代中国的乡村，恐怕没有其他任何地方的农民，像川西的农民那样更多地依靠茶馆。

初到川西，就听人说“少不入川”，这是说，四川人生活太安逸了，到这里养老还可以，年轻人过这样的生活会被安逸的生活磨灭了闯劲和生活的激情。的确！四川农民的生活也真是太好了。论经济富裕程度，川西平原一定比不上江汉平原，但川西的农民的日子却过得非常从容。比较一下两地农民的表情就知道，川西茶馆里人们悠闲而知足，而在江汉平原见到的农民大多焦虑或者麻木。这种悠闲的生活使得人们并不那么向往城市，相反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非常自豪。很多在外工作退休的人，老年会回到乡下的村庄居住。这种生活方式使得川西的长寿农民比比皆是，在我们调查的那个镇上，超过100岁的老人就有十几人。川西农民日常生活确实闲逸，人们生活节奏缓慢，我去调研时，正是冬日农闲季节，集市上的茶馆里，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村子里的茶馆也围着一桌桌的打麻将、打牌的农民。喝茶似乎是他们的习惯，是他们的生活程序。这么安逸的生活，不长寿才怪呢！

其实，乡村的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店和沙龙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其社会角色更为复杂，其功能远远超出休闲范围，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而且经常成为乡村生活和村庄政治的中心。在村子里，茶馆一般在村委会的附近，无论是村庄政治精英还是一般群众，闲人还是忙人，妇女还是男人，老人还是小孩，都会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活动。

在川西平原的农村，垸子是一个很独特的地邻单位，构成了我们所讲的农民行动单位，而茶馆一般都具有行政村的范围性质，人们通常不会说某个茶馆是某个垸子的，而是说是某个村子的。实际上，茶馆是垸子和行政村的连接处。垸子是一个行动联系非常密切的熟人社会单位，是人们红白喜事的举办单位，而茶馆则是超出垸子的日常生活场所。村子里的茶馆连接了不同垸子里的人，正是通过这种连接，同一村庄不同垸子的人才在日常生活中熟悉起来，使得行政村构成了一个熟人或半熟人社会。正因此，茶馆构成了人们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公共空间，村民的不满和情绪，以及对公共人物、公共事务的意见可以在茶馆中表达出来，形成舆论。从而使得川西平原的村庄虽然没有宗族认同，却保持着公共性，而没有彻底原子化。

在村庄中，茶馆是个很重要的公共空间，人们在那里的闲聊构成了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在社区中有着重要作用。可以说，茶馆便是村庄的社会中心。而集市上的茶馆则是人们会友、说媒、交易、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的地方。农闲季节或者赶集的日子里，农民基本上没有什么农活可干，他们常常就整天呆在茶馆里。如果感到寂寞，可以听别人闲侃，或加入其中；在茶馆里从不受时间限制，如果有急事去办，办完后还可以回来继续品离开时的那杯茶。

对村民来说，闲聊恐怕是茶馆最具魅力之处。人们在那里谈论一切事情。东家长、李家短，从国家大事到芝麻小事，人们可以在在茶馆里抱怨世风日下，议论乡村的新气象、政府的新做法，交流各种社会新闻，还可以经常开一些黄色的玩笑，从这些小插曲中得到乐趣。正如一些社会学家认为，饶舌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说东道西，无论是善意的交流还是恶意的流言，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村庄中不存在任何秘密，村干部也无法保守任何秘密，村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事件都极容易在茶馆被拿出来了“摆”，而且在集市的茶馆里，不同村庄的事件还会被不同村庄的村民拿出来比较，由此茶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派生出了政治和社会功能。而且由于其参与的人员构成十分全面，茶馆是所有村民的公共场所，所以几乎村庄的所有事情都会在这里得到传播。

这样茶馆实际上就指向了乡村治理。在我所走过的一些乡村中，川西平原的村治几乎是最好的。人们安居乐业，乡村混混少，生活安全感强，乡村干部也还不那么贪婪；村民之间的纠纷也很快能得到政府部门的处理，在全国很多农村平均欠债几十万时，这里也很少村庄存在乡村债务问题。我不止一次地问川西农民，你们最关心的问题，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出乎我的意料，不像其他地方的农民那样，他们并没有多少对基层政府的不满和怨恨，而多数农民告诉我，他们只想有个打工更挣钱的地方！村民不但对村干部很熟悉，对乡镇干部也比较熟悉。因为川西的乡镇本来就不是很大，又有茶馆这样强有力的公共空间，因此生于本乡本村的乡村干部就不得不顾及自己的名声。不要说胡作非为，就是一般的对乡亲们不厚道的事情发生，这种信息必定从茶馆开始，那么这个乡村干部必定无法在此职位上有尊严地干下去。我调查时就得知，一个村干部因为贪污而被村民发现，自己觉得“没意思”而辞职不干了。

开茶馆当然是一种商业活动，同其他商业一样是为追求利润，在成都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开办茶馆的方式。开茶馆一般来讲不需很多资本，只要有桌椅、茶具、灶和一间陋室，条件便基本具备。只要计划得当，开办茶馆可以白手起家。在调查中，我所住的那个村子里就有一个贫穷的残疾人在集市上白手起家，开了一个小茶馆的，生意还不错。当今中国的许多娱乐场所几乎都体现了一定的阶层划分 ，这是由不同娱乐设施的档次和消费水平带来的，川西平原的茶馆也开始呈现出这种分化。大体上，乡村茶馆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村子里的茶馆或集市的街头茶馆十分简陋，其顾客多为一般农民和集市上的小生意人，这种茶馆占绝大多数；另一类是茶楼、茶厅，条件较优，价钱较贵，主要为政府公务员、大生意人等中上阶层服务，这种茶楼数量很少，一个集市镇也就一两家；还有一类就是提供黄色服务的花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