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大规模征地运动中被焦点放大并标签化的地方政府利维坦之恶与失地农民的弱者形象需要进行重新的经验化理解，既有的征地维权范式研究需要被重新反思。鄂中X村的调查表明，村庄征地的社会基础和征拆体制是征地研究展开的两大前提性认识，农民在征地共识指引下通过土地

一、非法的改制前提：从国营到集体，再从集体到国营二、大转变：通裕集团改制与政府主导的不同环节1、由上而下的改制：大中型国有企业改制的政策背景2、扬州市政府的政策导向三、通裕集团的改制过程1、内部职工收购方案的提出及其被否定２、通裕集团资产重组方案四、改制…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国农村，未婚青年的自杀，虽然不及已婚妇女和老年人多，但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从直接原因来看，未婚青年的自杀主要有三种：要求婚姻自主、家庭日常冲突、生活困境。青年接受了婚恋自主的观念，从而与父母产生了巨大的理念冲突，他们反抗

一、问题缘起2002年，我们所在的研究团队借助外来援助，在湖北省沙洋县高阳镇的五个村庄进行公共工程建设。根据规划，工程为期5年，每年援助每村4万元，具体项目由村民代表大会经民主讨论决定。让人颇感惊讶的是，五个村庄民主讨论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决定兴修小型水利设…

1990年代以后，两湖平原村庄中出现了“好混混”。村民一般对“混混”持否定评价，因此“好混混”的出现颇为怪异，这需要从乡村治理的逻辑中获得理解。“好混混”的出现源于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困境。乡村组织难以抑制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行为，村庄公共品合作常常因此难以达成

中产阶级理论认为，中间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赣南车头镇的调研经验表明，需要结合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背景来对此加以认识。2000年后车头镇开始的脐橙种植激发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脐橙产业链，这影响了农民家庭的劳动力配置，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市场化

人情是中国民间的一种普遍习俗，它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在经济层面上看，它是一种互助机制，人们可以依靠它转移因生命周期变化而来的办大事的压力；在社会整 合层面，它是一种维护社会团结的机制。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情尤其是仪式性人情发生了很大异化。在某些地区

仪式性人情在传统村庄社会中有着经济互助和维护社会团结的重要功能。在江汉平原农村，这些功能日渐发生异化，其本质在于名实分离。人情的互助功能正在丧失，越来越多的村民正借人情的互助之名而行聚敛财富之实，人情维护社会团结的功能也日趋弱化。农村仪式性人情的异化，与

主体和治权是村庄纠纷解决机制的两个重要要素。皖中葛塘村的经验调查表明，村庄缺乏原生型内生权威，而乡村组织体系日益松弛，村干部日益退出村庄纠纷解决场域，这甚至导致一段时间内“混事者”介入村庄纠纷解决。纠纷在村庄内无法得以解决，农民只好不断上访。乡村干部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