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柏峰 郭俊霞

在汝南宋庄村调查，常常听到“老掌盘子”这个词。老掌盘子是小亲族中辈分高、年龄长、办事公正、能力强的老人。由于老掌盘子最常见的事务是主持办理红白喜事，因此老掌盘子可以被理解成小亲族内办理红白事的单位的首脑人物。1990年代以前，老掌盘子是活跃在村庄生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一个长者辈份高、年龄长，辈份低的年轻人都尊重他，按辈份和身份尊称为叔伯；他办事能力强，处事公正，大家有事就会去找他商量。因此，村里老人对1990年代以前的回忆就是“有事找叔伯老掌盘子”。

一个小亲族的的老掌盘子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有多个，但并不是每个小亲族都有老掌盘子，尤其是那些较小的小家族。比如，王大爷1973年从宿鸭湖库区移民到冯东组，至今组里王姓只有他一家，他不可能成为老掌盘子。因此，遇到事情时，他必须找大姓出来帮忙，找大姓家族的老掌盘子商量合计。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老掌盘子只管理家族内部的事情。办红白事都要找他，来客多少桌他最清楚，端盘子烧水他都要管；分家若是怕有麻烦，也请老掌盘子到场，他清楚大家庭的收入和各方面的条件，办事公道、考虑周全，一碗水自会端平，大家对他的意见也信服；小亲族内有不孝顺父母的现象，老掌盘子会主动上门去管，一走进门，指桑骂槐的小媳妇就住嘴了；其他诸如兄弟吵架之类的事情他也会主动劝阻调解，吵架双方也需要老掌盘子来给台阶下。 据说，解放前的老掌盘子相当有权威，他的话不管对错，小辈的都要听。小辈也不会去质疑他，他们不会考虑老掌盘子还会有对错的问题。很多人将老掌盘子的话说成“命令”，可见老掌盘子地位之高。当地人说，老掌盘子就像一个寨主，“有地有权有能耐，专管这一片”。解放后，大队干部、小组长成了管事的人，但他们与老掌盘子有一个自然的分工。那时，贫农出身的小组长往往对族内的事情不那么熟悉，因此小亲族内的事情仍然由老掌盘子掌管。但老掌盘子的触角也相当有限，超出家族的事情他是没有能力管的。 1990年代以后，老掌盘子越来越少地介入到家庭和邻里事务中，因为“说了年轻人也可能不听”。现在宋庄村还有一些老掌盘子在小亲族内具有很高威望，不仅主持办理红白事，而且会强有力地介入到家庭内部纠纷的处理中。比如翟庄村民组的老掌盘子翟自清，他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处理小亲族事务中简直是一言九鼎。他恰恰也是翟庄的村民小组长。 老掌盘子和小组长之间的关系非常值得讨论。一次，在一农户家闲聊，问起老掌盘子的具体意思。七十岁的王大爷说；“老掌盘子就是掌方向盘的意思，掌舵的，一个家族内当家的，能管事……”话没说完，身旁的大儿子插嘴说：“哪还什么老掌盘子，小组长就是老掌盘子。”老人连连摆手说：“老掌盘子是族内的长辈，辈分要高，小组长不一定是。”儿子顶撞说：“都是当家的，小组长不是老掌盘子 ”父子之间的争论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老掌盘子的标准答案，但争论本身却饶有趣味，反应了两代人认识之不同。 老掌盘子管事，靠的是辈份、年龄、办事公道、有经验、有能力所带来的道德权威。但进入1990年代以后，这种道德权威日益不管用了。村民们从经济的角度解释这种变化。他们说，现在市场经济了，往外奔的年轻人多了，他们有更多的收入，去县城的建筑工地上打短工一天也有几十块的收入，何况外边打工的更多收入，年轻人一年收入上万都很容易。而如今的老人多和子女分开单过，只能种一两亩薄地勉强糊口，生病都要求子女救济，还有什么能耐在庄子里说话算话呢 父母的话都不爱听的年轻人又怎么会听老掌盘子的呢 市场经济赋予年轻人的经济实力使得老掌盘子的权威荡然无存。年轻人走向村外，除了挣钱，也见了世面，而老人的丰富经验却永远只局限在村庄里。因此，年轻的村民常常说：“老掌盘子都老糊涂了，不能管事了。” 但村子里总要有个管事的，红白喜事需要人主持，日常纠纷需要人化解，这样，村民小组长就凸显出来。小组长当然也是村庄里的精英，但更是国家的正式制度安排，他掌管着村里的所有大小事务，无论制度安排的，还是制度没有安排的。制度安排的事务，当然是份内之事；制度没有安排的事，村民也会去找他。村里的红白喜事，原是老掌盘子操心的，但现在老掌盘子不管了，村民就会找组长，他却不能推辞；家庭内部的婆媳矛盾，原也是老掌盘子操心的，现在组长也必须主动去管。“既然在这个位置上，就得做这个事”，村民们这样说，但关键是，事情并不是这个位置份内的事！村民可不管这些。大家的事情，总要有个牵头负责的，既然老掌盘子不管，小组长这个熟人社会内唯一的制度安排自然就被凸显出来。 其实，老掌盘子和小组长所做的事情，如果用现代的话语来说，都是一种公共服务。他们满足的是村民的公共需求，是村庄内“公”的承载者和代表者。只要有人群的地方，总会有公共事务，国家不可能将一切事务包揽下，村民生活中最能看得见的“公”的领域无非就是红白喜事、纠纷调解、村东村西、王家李家这些具体的事情，具体事情需要具体的人去做。最初是老掌盘子在做这些事，他依靠的是传统道德资源；后来是村民小组长，他依靠的是国家组织资源。在他们的背后，承载“公”的动力机制是熟人社会的文化网络。不过，当前宗族和大家庭日益瓦解，村庄社会关联日益衰微，人际关系不断理性化，熟人社会不断陌生化。这种情况下，熟人社会的文化网络也日趋松弛，承载“公”的动力机制也日趋弱化。这样，作为“公”的承载者，小组长背后的组织资源越发显得弥足珍贵。然而，税费改革以来取消义务工的做法，则大大减少了“公”的承载者背后的组织资源。 翟庄组的翟自来做了二十多年的小组长，村里的大事小情都是他一手操办，他处事公道，为人厚道，在庄子里有很高的威望，村民们将他当作新时期的“老掌盘子”。在我们调查时，他居然也遇到了尴尬，翟庄最近遇到了涝灾，玉米地的水排不出去，因为村民上一年遗留在地里的麦秸秆将排水沟堵死了。几个村民一起去找小组长，翟自来听完他们讲述灾情后，说：“咋办呢 那咋办呢 ”这话富有韵味，翟自来其实知道该咋办，遇到灾情当然应该立即去救灾嘛。但关键问题是，取消农业税后，义务工制度取消了，小组长组织村民排涝，是要付给出工村民工资的，但“一穷二白”的小组哪有这个能力呢 村民大概也知道这个情况，于是有几个村民决定自己去掏麦秸秆，但看到现场就放弃了，因为他们至少要干整整两天才能排涝。其实，救灾的收益是排涝工资的百十倍。这样，由于缺乏制度和组织资源，有很高威望的小组长在排涝问题上却无法成为称职的“公”的承载者。 “公”的承载者，表面上承载的是村庄公共品，实质上承载的是村庄生活风险和农业生产风险，因为在村庄社会中，公共品的需求主要来自村庄生活风险和农业生产风险。同前现代社会相比，当前国家治理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可以应对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大部分风险，解决农民生活中的大多数公共品需求，但仍然无法有效应对农民的所有生产生活风险，解决农民所有的需求。在很多情况下，农民仍然需要自己组织起来应对这些风险和需求。但单个农户力量毕竟很小，在风险和需求面前显得非常无力，他们心理上也因此有无力感。想必那几个想掏麦秸秆的村民，在受灾现场决定放弃救灾时，对自然灾害就深有无力感。村庄中“公”的承载者，很大程度上就是消除这种无力感的有效制度装置。通过这种制度装置，人们得以组织起来，以“公”的承载者为核心来共同应对生产生活风险，从而在国家力所未及的范围内实现“自救”。 近年来全国各省流行的取消小组长的做法，无异于完全切断了“公”的承载者背后的组织资源，使得制度性的“公”的承载者丧失了合法性。这给村庄社会带来更大的麻烦，小组里的“公”再也没人管了。2004年河南全省统一取消小组长，宋庄村支书认为这样将使以后的工作没法开展，于是含含糊糊没有取消。2006年，县里提倡建立治安联络网，要求村里在小组安排治安联络员，工资一月30元，由乡综治办发。村里于是将这笔工资给了小组长，对上说他们是治安小组长，对下则只字不提“治安”。也就是说，在建立治安联络网的名义下，宋庄延续了过去的组织体制，小组长仍然掌管、负责小组内的一切公共事务。今年乡里因为发不起工资而取消了治安联络员，宋庄还在磨磨蹭蹭。村支书说，小组长肯定不能取消，不过他得想办法解决小组长的工资。支书很清楚，修路、打井、粮食直补的统计发放、植树、建桥、建沼气、麦场防火、人口普查等等，每一家都要了解、每一家都不能少的事情，只有生长在小庄子的小组长能做好。而庄子里的红白事、日常纠纷，都需要小组长来处理。村庄里任何“公”的事情都离不开小组长。 总结一下，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曾经的“公’的承载者老掌盘子已经衰落，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小组长随之崛起，成为新时期“公”的承载者。然而近来国家按照国家按照行政的逻辑取消了小组长，这在节省行政成本上看是合理的，但在社会成本上却是不合理的。因为今天的村民小组长早就不仅仅是行政性的制度安排了，而发展成了社会性的制度安排，成了村庄内部“公’的承载者。没有这个承载者，自然庄内的公共事务缺乏主导者和安排者，村民生活的成本就大大增高，农村社会基本秩序的维系也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