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要学术兴趣是广义上的区域研究，在这个领域，西方的问题意识非常明确，即希望从本国出发，对外部世界进行战略性的分析与深入研究。中国今天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从中国的意识出发，发展出一种审视世界、审视自身的中国眼，将本国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连通一起去理解

作者整理补充第三部分后的完整版。“前两部分更大程度上是针对台湾的朋友而写的，而不仅仅是与汪老师商榷。第三部分则是针对反服贸运动和区域经济整合的问题和汪老师做些商榷，这部份的讨论相对密切扣连汪老师的论文，但我还是多提了一些台湾读者可能会关心的问题。无论如何

唐应茂认为，应当把法律实证研究的受众定位到部门法上。法律实证研究者应当“放下身段”，真正融入到部门法的研究之中。

“新穷人”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全球现象，它跨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区别，而成为全球化世界的共同特点，每个地区，不论发达与落后，总有这样一群缺乏社会归属感和行业认同感的人，游荡在城市的边界，徘徊在失业的边缘，“新穷人”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工人的黄金时代已经

在肯定总方向之余，对“司法独立”做一番现实的“冷思考”并非多余。尽管这些冷思考没有直接证据（至多有佐证），只是根据现实政治逻辑和政治潜规则所做的推测或揣测，但相信还是能对司法改革做出些许预警，并能为改革前的调研、论证提供一些切入点。

在我看来，有两件事对于写作很重要：第一是你得真有点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要说，要有点干货。第二，写作者一定要有读者/受众感，知道自己是在同谁说话，因此，写作在我看来更多是在交流。写作的其他方面都与这两点相关，也受制于这两点。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先前论著中某些关于传统中国法律的旧见陈说，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反省和批判。而引领此一学术风潮的代表，正是以黄宗智教授为核心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他们的研究共同体现

如果明确了知识本身所具有的权力，那么知识的生产者或者知识分子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态度，跳出要不依附权力，要不反对权力的两难困境，从而在为追求新知识创造前提的条件的同时赋权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