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权力从何而来 权力在英文里是power。这个词在中文里也可以翻译成为力量。无论是力量还是权力，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都是一种能够影响人类行为的能力。说知识分子的权力就是说知识分子作为个人或者群体对其它个人或者群体的影响力。
知识分子的权力从哪里来 这个问题表面上清楚，但实际上很不清楚。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从历史和现实看，在知识和权力之间，一直存在着两种现象。第一种现象是知识和权力的一体化。中国社会很少讨论知识的权力，往往把权力这个概念给予其他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即一般所说的政治权力。没有人会怀疑政治权力的存在，但也很少有人会相信知识本身的权力。在中国，对知识来说，如果要获得权力，就只好选择和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或者群体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知识只有通过和政治权力的关联才得到权力，而知识本身不能体现为权力。第二种现象是知识和权力之间的高度紧张关系。这种现象往往发生在那些掌握知识但没有权力的人那里，这些掌握知识的人认为自己应当有权力，不满于没有权力的状况，和掌权者竞争权力，于是出现紧张状态。也就是说，反权力的人也是为了追求权力。
这两种现象在中国的知识环境中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知识和权力之间的这两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知识体系的性质。本栏曾经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即中国有无可能发展出一个独立于权力之外的知识体系 这里想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角度来探讨知识权力的来源。
追求权力是人的本性
从哲学的角度看，追求权力可能是人的本性，不可避免。但如果明确了知识本身所具有的权力，那么知识的生产者或者知识分子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态度，跳出要不依附权力，要不反对权力的两难困境，从而在为追求新知识创造前提的条件的同时赋权于自己。也就是说，除了依附权力和反权力，知识分子还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走，那就是追求知识本身。通过追求知识，知识分子可以赋权自己，就是说把自己变得更具有力量，去影响其他社会群体，包括掌握权力的群体，即一般所说的统治者或者统治阶级。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位具有创造知识的人都要自己使用权力。知识是一种能力，但并不是每一个知识创造者都会自己使用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有条件使用，也可以是没有条件使用；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被他人所使用。简单地说，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至少可以有三种关系：一、知识分子通过依附权力者而得到权力；二、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反对权力来追求权力；三、知识分子可用通过创造知识来得到权力。
但是，如果再深入一步，人们就可以看到，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可以把“知识就是权力”（knowledge is power）理解成一个等式。这个等式如何解读 很显然，知识既可以是自变量，也可以是因变量，就是说既可以用知识来解释权力，也可以用权力来解释知识。因此，第一种解释就是“知识等于权力”，就是说知识产生权力。如果你拥有了知识，你也就拥有了权力。或者说，拥有知识的一方能够影响没有拥有知识的一方。上面所说的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三种关系都是说知识分子因为有了知识而拥有或者追求权力，就是用知识来解释权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刚好相反的等式也存在着，即权力等于知识，权力产生知识。也就是说拥有权力的一方也拥有了知识，能够影响没有拥有权力因此也没有知识的一方。例如人们总是在说，“历史是人写的”、“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等等。那些拥有权力的人有能力来影响那些没有权力的人，前者要求后者接受他们的观点，也就是“知识”。如果存在着“权力即知识”这个等式，那么人们就可以提出第三个问题，即我们可以反过来质疑“知识就是权力”中的“知识”是否是真的知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知识有可能不是真的知识，而是伪装起来的权力。
知识可以产生权力，而权力又可以伪装成知识的形式出现，这使得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形成了类似于“鸡与蛋”之间的关系，就是谁先谁后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可能，但需要人们的理性辨别能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要不断挑战现存的知识或者知识体系，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检验它们，去伪存真，从而形成新的知识或者知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既完成了作为知识生产者的责任，也为自己创造了力量或者权力的基础。实际上，这就是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知识就是权力”（或“知识就是力量”）的原初意义。也就是说，解释世界一直是西方知识体系的核心。
形而上学有其存在的理由
我们这里也不能对西方的知识体系作一系统的描述。简单地说，西方知识体系由这样几个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其一是“形而上”的哲学，包括宗教和人生哲学等。理性主义产生之后，宗教神学并没有消失，而是得到转型。首先，宗教神学不再具有垄断统治地位，不再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而是作为其中一种知识形式而存在。作为“形而上”的知识，有其存在的理由，主要是为不同社会人群提供世俗社会无法提供的精神生活。理性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认识到理性本身的局限性。理性主义既无意解释一切，也无意提供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需要。相反，理性主义意识到精神生活超越人类理性，并且是人类生活的内在一部分。就是说，理性主义也论证了宗教神学存在的合理性。在理性主义者那里，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并不是矛盾的。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科学和宗教。其次，宗教神学本身具有了开放性。在中世纪，宗教神学是最教条的。它不容许人们对神学作不同的解释。人们可能因为对神学教条作不同的解释而受到严厉的惩罚。但随着理性主义的发展，宗教神学逐渐具有开放性，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对宗教神学本身作出不同的解释。
当“形而上”的宗教神学成为其中一种知识的时候，“形而下”哲学得到了长足发展的空间，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等等社会哲学。各种社会科学面对的是现实，解释的是现实。“形而下”哲学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解释世界的知识体系。近代以来，“形而下”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所带来的知识体系不是传统的宗教神学可以比拟的。
无论是基于“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知识，西方的知识体系的发展的背后还有两个不可或缺的传统，即工具哲学和批判哲学传统。知识体系是开放的，因此就有了批判的空间。批判就是挑战现存的知识体系，把新的因素引入这个体系，培育出导向新的知识体系的种子。但是，如何作理性的批判呢 工具哲学就成为关键。认识事物或者知识创造的工具是西方哲学的内在部分。我们可以在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看到一个科学知识范式是如何被另一个新的科学知识范式所取代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利用新产生的工具不仅对现存知识体系进行批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知识。库恩尽管讨论的是科学知识，但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形而上”、“形而下”、“批判哲学”和工具哲学，这是知识体系的不同领域，它们之间互相关联，又互相矛盾。知识体系之间的这种内在紧张关系推动着知识体系的产生、发展和转型。这是西方知识体系发展的一般过程。
知识来自于解释世界，解释世界可以改造世界。这就是西方“知识就是权力（力量）”的原本意义。在这里，知识就是一种工具。作为一种工具，知识一旦产生，任何一个社会角色都可以使用这种工具。产生于理性主义的知识体系也可以被当作工具所使用，并且成为一种权力施加于其他社会群体之上。在世俗领域，例如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一种知识体系很容易演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被某一个社会群体（往往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所使用，施加于另一些社会群体（往往是被统治者）之上。这就是马克思所讨论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如果说宗教神学是教权（宗教力量）施于社会的意识形态，那么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世俗政权施于社会的宗教神学。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论讨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的作用，一旦当一种话语施加于社会并且被社会接受的时候，这种话语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当代法国社会学家福柯更进一步向人们展示一个社会群体如何使用话语权来统治其他社会群体。在福柯那里，每一种话语背后实际上就是权力。话语就是权力，权力就是话语。
话语就是权力
“话语就是权力”。指出这一现象非常重要。尽管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但这种现实的存在至少提醒人们要对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在一些领域，权力往往以知识的形式展露出来。这种情况的存在，对知识分子来说，至少有三点意义：第一，这要求人们不要害怕权力，权力不见得就是真理（即接近实事的知识），掌握权力不见得是掌握了真理；第二，权力是可以被挑战的；第三，权力结构是可以被改变的。改变权力结构的其中一种有效方法就是改变论证这个权力结构合法合理性的知识体系。知识可以被权力用来把自己合法化，那么改变知识也就可以改变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从而把变化的因子引入权力结构。很显然，在改变权力结构过程中，知识的生产者（或者知识分子）必须扮演一个关键作用。如果普通社会成员倾向于接受统治阶级的话语，那么知识分子必须对此保持理性精神，对现存权力结构保持批判的态度。不过，我们不能把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仅仅理解成为一种破坏力量。任何权力结构，无论是政治权力，或者知识权力，一旦形成，就会倾向于发展成为一种既得利益，开始具有保守性和封闭性。一旦这样，这个结构就会开始自我萎缩。批判变得重要起来，因为批判促使这个结构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处于一种开放状态，向未来开放。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权力从何而来 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西方背景下的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了。主要有三种：一、知识分子权力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来源就是解释现实的能力，也就是创造新的知识体系的能力。这个群体可以被称为知识创造者或者生产者；二、知识分子的权力也可来自对知识的使用。知识使用的对象可以有不同，可以为了自我，或者其他社会成员，例如掌握政治权力者和经济权力者。知识使用的目标也可以有不同，例如可以为了维持或者改革现存的体系，也可以是为了追求利益；三、知识分子也可以通过反体制（无论是现存权力体制还是知识体系）而获得权力。这是批判传统领域的知识分子。
这里面又经常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次群体。第一个群体可以说是“规范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是职业的批判者，从“应当怎么样”的角度也即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来批判现实世界。他们很少质疑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是否合理、是否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可行性、是否能为社会增经利益等问题。这部分人往往从社会公众寻找权力，即通过劝说公众相信并接受他们的理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群人往往采用的方式就是首先抢占道德制高点，把自己点缀成为道德的化身；同时也竭力从道德角度来批判现实或者他们的反对者。
另外一个群体可以被称为“实证派”。这个次群体即上面所说的第一类知识分子即知识创造者重合。他们不是对道德不感兴趣，而是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努力做到“去道德化，”因为他们关系的是事物本身到底是怎样的、未来的发展逻辑怎样、如何为社会增经利益等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