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国内学界对城市治理的研究有了长足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陆续成立了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或基地，开设城市管理专业，初步形成了一支以城市治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队伍，以《城市问题》、《城市发展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杂志为载体发表了众多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下，城市治理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廓清“城市治理”的本源意义，明确中国城市治理研究的缘起与发展，对于更新国内研究的理论图谱，甚或推动城市治理的实践具有基础性意义。这里根据中国知网（CNKI）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文献库，对现代治理语义引入之前的“城市治理”研究“源头”和发展，进行考证和梳理。

治理对象：从“治物”到“治事”

中国大陆第一篇以“城市治理”为标题的文章出现在1974年，标题名为《北京市治理三废简报》，实际上就是一篇工作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以“城市治理”为标题的研究论文出现在1980年。在这一年发表的3篇相关论文中，2篇以“城市污水治理”为主题，1篇是以“城市交通治理”为主题的新闻报道。此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城市治理”或“都市治理”的研究大部分聚焦在“对具体物质环境进行管理”的主题上，内容包含环境治理、建设与规划、交通治理等等，这些文章一般都发表在“工程科技”、“基础科学”这类期刊上，还并非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2000年之前，治理这个概念本身跟“整治”无异，只不过强调了治理的“特殊性管理”意涵，要么特指“对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整治”，跟整顿一起使用，要么特指“对重要问题的攻坚”。

从研究的领域来看，城市治理的研究者大多来自于交通、规划或环境管理等学科或实务部门，因而体现出“专业化和技术化”回应的倾向。进入1990年代以后，城市治理的研究内容开始扩大，来自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开始增多，开始出现诸如对城市治理主体、城市社会问题（包括犯罪、流动人口、邻里纠纷、失业等等）的关注，但是数量依然较少，对于物理环境治理的研究仍然占据主流。2001年之后，对城市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研究开始占据主流位置，并且一直持续至今。即使有少量的研究仍然以“环境治理”、“大气治理”、“土地整治”为对象，也已经脱离了以往完全技术化、专业化的研究路径，更加具有社会公共事务研究的性质。

研究视角：走向“多元合作”

在2000年之前的城市治理研究中，学者们对治理的主体的理解仍未脱离“管理”这个范畴，而且大多集中在政府行为上。少量的文章开始在“系统论”的指引下关注城市治理，学者们强调用综合手段、跟踪某个治理过程，进而解决城市病、整治市场环境。但是，即使是所谓的“综合治理”，这些治理主体也仅限于政府，例如有研究将城市视为一个十分复杂的大系统，建议“从诸如车辆技术性能的提高、道路设施的具体施工建设及交通方面的宣传教育、交通法规的具体执行等”方面推进综合治理。治理的基本要义在于主张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就这个意义而言，2000年之前国内城市治理的研究还未切中这个主题。

应该说，真正契合现代治理内核的中国城市治理研究始于2000年之后。1989年，世界银行开始使用“治理”（governance）这个概念。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学者开始关注到governance这个新的理论和主张，在向国内引介时将其翻译为“治道”，而且更多地关注“借助市场的力量解决公共事务问题”。但这个理论在与“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其理论的竞争中，并未获得国内学者的充分响应。直到1999年，国内《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国际观察》杂志，陆续刊发或翻译“治理”主题的文章，以及2000年《治理与善治》一书出版，才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动”、“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内涵更新到“治理理论”之中。

从既有文献的检索来看，第一批契合现代治理理论内涵的城市治理研究出现在2001年。在这一年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从“多元合作”、“多维互动”的视角审视中国城市治理实践，此后的论文著述开始切中“公私共同治理”、“政府社会合作治理”，重视企业、社会和居民等主体在城市治理中的地位作用。从2001年以后，学者们加紧研究西方城市“多元共治”与“协作治理”过程中政府、社会、企业三者作用，一些学者对英美大都市交通治理或整体化治理进行了经验分析和历史回顾，还在经验总结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本土实践的启示。

总体来看，中国大陆对“城市治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30多年的发展，城市治理的内涵从“单边整治”转化为“多元合作”，研究对象已经从“对物的治理”转向“对事的治理”，研究视角从“单维的政府行为研究”转向“多维主体互动研究”。伴随国家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的重视，中国城市治理的研究将会在新的机遇和挑战中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