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一场反对恐怖主义、捍卫西方祖宗成法的百万人大游行在巴黎举行，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伦、意大利总理伦齐、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在内的40多国政要参加，标志着1月7日恐怖分子袭击《查理周刊》后巴黎群众掀起的“Je suis Charlie”（我是查理）运动达到高潮。
然而，高潮过后，我们还是要思考，这场百万人的大游行，究竟会给法国留下什么。与诸多欧洲的评论者不同，我们认为，这场游行，恰恰会成为法国政府进一步集权的一个前奏。
这一观点或许有点天马行空。让我们从此切入：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直接目的是为了展示团结和力量，但这种展示，始终有一个“给谁看”的问题，给谁看了最有用，才会留下持久的遗产。
中国人比较习惯于在敌我分明的情况下，弱者对强者的游行示威，比如革命年代工人和学生组织的对反动政府的示威，共和国前三十年经常有的声援其他国家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的示威，最近的也有抗议美国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游行，以及2005年的反日游行（尽管此时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接近日本）。这种游行不仅能团结群众，还能给政治上的敌人传递明确的信号。
巴黎的大游行直接针对的敌人是“恐怖主义”，或者更具体一点，“伊斯兰恐怖主义”。但这实际上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敌人。在古典的战争中，敌我在空间上形成对峙，敌友关系从视觉上都是清晰的。然而进入恐怖主义时代之后，敌友在空间上很难区分，潜在的敌人都是混在守法公民当中，甚至有一些守法公民可能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敌人。而站在主流社会对立面的敌人，从物理的力量上讲绝对是弱者，它只能通过制造心理的恐慌，使得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一些。
如果这场游行是给已经致力于极端主义事业的恐怖分子看，那基本就是失败的。对那些已经加入极端主义事业的人来说，前几天对《查理周刊》的袭击简直是个励志故事，恐怖分子死了三个人，但杀死了17 个人，牵制了将近9万军警（这里不得不说，巴黎军警的战斗力实在不怎么样），给西方世界制造了极大的恐慌。大游行可以在空间上展示主流社会的物理力量，然而对于躲在暗处的攻击者来说，这种展示不可能有多少威慑力。
这场游行也可能是主流社会对疏离的穆斯林社区进行的一种价值观教育，通过号召穆斯林加入悼念，重申西方世界的祖宗成法，形成一种跨族群、跨宗教的团结。然而这一目的恐怕也很难顺利达到。因为“Je suis Charlie”运动在高扬言论自由的同时，将《查理周刊》当成了言论自由的“烈士”，它的那些粗俗和充满恶意的漫画，一下子变得神圣和伟大。《查理周刊》的言论固然没有突破法国法律的底线，然而，它在道德上却不是没有问题。尤其是对于虔诚的穆斯林来说，不管怎样被主流社会加冕为言论自由烈士，《查理周刊》仍然是令人讨厌的，是社会和谐的“负能量”。但这场游行大大压缩了批评的空间。
《查理周刊》是“68风暴”的产儿，它的主要经营者坚持着那场运动所孕育出的蔑视一切权威的精神，无差别地嘲讽极端右翼分子、天主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不同势力，而且特别“关照”伊斯兰教。2011年11月，为了庆祝伊斯兰复兴党在突尼斯赢得大选，该周刊大版面刊登穆罕默德的漫画，并称先知曾亲自参与编辑，此举惹得法国穆斯林团体愤慨不已，次日办公室惨遭燃烧弹袭击；2012年9月，杂志封面的设计是一个东正教神父推着坐轮椅的阿拉伯人，并在一期杂志中连载多幅影射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由此引发了巴黎的大规模抗议。此次遇袭前，杂志所发的最后一条推特就是嘲讽伊斯兰国首领阿布 贝克尔 巴格达迪。
用中国流行的网络语言来说，这就是“任性”。
是不是西方每个社会都可以像《查理周刊》那样任性 至少美国不是这样。《纽约时报》作者大卫·布鲁克斯撰文《我不是查理》指出，20年以来，如果有人要在美国任何一个校园出版此类讽刺报纸，绝对撑不过30秒：“学生和教师群体会指责他们发表仇恨言论，管理机构则会削减资金然后勒令关门。”如果有人邀请以批评伊斯兰教著称的女权主义者阿亚安 希尔西 阿里到学校演讲，也会有许多人抗议。巴黎袭击之后，美国有不少报刊并没有刊载《查理周刊》的漫画以示支持，反而删除了他们之前在网站上转载的内容。美国人知道，即便法律保护“任性”，人也不能随随便便“任性”，在一个充满差异的社会里，说话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从《查理周刊》之前曾引发巴黎穆斯林群众抗议来看，《查理周刊》惹恼的绝不仅仅是极少数极端主义者。经营者当然可以耸耸肩，称这是穆斯林的问题，他们太没有幽默感了。但问题就是，这种被人嘲讽了耸耸肩就算了的法式幽默感，本来就是特定历史经历的产物。没有从启蒙运动对宗教权威的反思到“68风暴”对于各种权威的无差别攻击，我们难以想象这种大尺度的法式幽默感的形成。
相对于形塑法国主流社会的这个历史过程来说，穆斯林是他者，对这一切都是陌生的。伊斯兰教不仅是信仰，而且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伊斯兰教法管辖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自从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实现了社会各领域的分离，在不同的领域中可以遵循不同的规则。但对伊斯兰教来说却非如此，教法仍然是一种具有统摄性的力量。这种生活方式，本来就和“法式幽默感”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
而席卷全球的瓦哈比主义运动，对法国穆斯林社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更导致了伊斯兰教法——当然，实际上只是某种版本的教法——在信众生活中作用的增强。瓦哈比主义的传播，有土豪金主（沙特、卡塔尔等）的支持，有沙特等国在各地捐建的清真寺作为“干部培训基地”，有当代的“英雄楷模”（如与叙利亚政府军作战的瓦哈比势力），甚至有“实习基地”（伊拉克、叙利亚）。对于在郊区挣扎着生活的穆斯林社区来说，瓦哈比主义提供了一种社会保护，因为它比其他教派更强调平等，甚至通过限制娱乐来拉平富人和穷人的生活。有法国社会学家研究表明，在巴黎郊区穆斯林社区，伊斯兰教法的影响力正在增强，而法国民法的影响力日渐衰微。
通婚之类常见的族群融合手段，在这里也很难管用。因为穆斯林通常“只进不出”，与之结婚者通常也要改信伊斯兰教，结果是进一步扩大了穆斯林群体。而从人口来说，穆斯林已经占到法国总人口的10%，而且生育率远高于主流社会。有专家根据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只要40年左右，穆斯林人口就可以成为法国多数。除非伊斯兰教内部发生宗教改革，有谁相信，时间是站在“法式幽默感”一边呢
这当然不是说，言论自由作为一个原则会消亡。但是，法国政府维护“法式幽默感”的社会成本，变得越来越大。两位美国学者桑斯坦、霍姆斯在《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一书中指出，维护言论自由权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只要政府不去打压言论就行了。言论自由权是是有社会成本的，而这个成本就是政府为了防止不同个体和群体因为出言不逊而发生冲突的维稳成本，最终是要从公民所缴纳的税款中进行开支。尽管“Je suis Charlie”运动高调维护“法式幽默感”，法国政府是否负担得起，会是个问题。排外的法国右翼极有可能利用这次袭击事件，推动法国政治右转，深藏在法国和整个欧洲的社会矛盾和宗教矛盾将会被再一次激化。更棘手的是，法国面临高达10.2%的失业率、4.1%的预算赤字、超过600亿欧元的贸易赤字以及高至国内生产总值94%的公共债务，宗教问题恰逢经济低迷、高失业率期，民众情绪更易受到煽动。穆斯林群体和法国右翼之间的对立已经形成，已经还将长期持续下去。双方只要经常出几个极端主义分子来刺激一下大家的神经，多少人建设“和谐社会”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
因此，即便是百万人游行，也根本不可能“教育”穆斯林社区接受“法式幽默感”。这几天出现了几十起针对穆斯林社区的报复性攻击，倒是会引起穆斯林社区更大的疑惧。
如果给极端主义分子看没效果，给穆斯林社区看没效果，百万人游行到底是给谁看 恐怕也就是主流社会自己游行给自己看了。游行重申了主流社会的祖宗成法，尤其是言论自由原则。但我们前面分析了，百万人大游行拯救不了“法式幽默感”，尽管言论自由原则能够长存，“法式幽默感”以后的实践空间只会越来越小。所以在这方面，百万人游行的意义又打了个折扣。
那么，百万人游行的持久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本文标题说的：进一步促进法国政府集权。法国承平日久，老百姓习惯了过一种很放松的生活，就连特种部队都有点松松垮垮，而“法式幽默感”本身就是承平日久的一个结果。现在来了恐怖主义袭击，惊醒了法国老百姓。百万人游行是一次庞大的群众反恐动员，以捍卫自由民主的名义，完成了对接下来的严厉反恐的正当化。
反恐必然需要政府更加集权，对这一点不应有任何幻想。因为极少数敌人就混在守法公民之中，而且你也不清楚这些守法公民中有谁会突然转变成敌人。要在大海中找一根针，不能不把整个大海管起来。反恐一旦全面启动，有人像承平之世那样“任性”说话，其实就是拖反恐的后腿，政府必然会感到头痛。至于公民的隐私权，更会遭到全面的腐蚀。美国911之后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爱国者法案》颁布之后，公民在联邦政府之前几无隐私可言。巴黎政治大学教授多米尼克·莫伊西忧心忡忡地警告，法国政府不能像911之后的美国那样反应过度。这种警告是很有意义的。民选政府有连任压力，为了显示自己干得很认真，在这种事情上用力过猛是很正常的。但我们希望法国政府汲取美国反恐教训，在强力反恐同时，在建构和谐族群上多下功夫，能真正团结绝大多数，打击一小撮。
《查理周刊》一举成名，必将获得更多资金支持。编辑部残余人员宣布，下周还要继续出刊，而且把印量从6万份加大到100万份。但法国政府也许很快就能发现，正是这个“言论自由标杆”，每天都在做拆台的事情，让政府建构和谐族群关系的大量努力全变成无用功。
一边是任性的言说者，一边是岌岌可危的族群关系。法国政府能撑多久 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