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体制有所转型，国家权力从农村基层社会有所退出，公共品供给出现困境，这构成了1990年代以后三农危机的一部分，是乡村治理困境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这种背景下，乡村混混的出场显得特别引人注目。村民基于村庄公共品供给的需求，突然发现了“好混混”，甚至觉得与其要道德高尚的村干部，不如要“好混混”。这种状况在取消农业税后也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取消农业税使村级治理不再面临提取资源的重要任务，提供公共品、维持村庄秩序的任务因而更加凸显，但取消农业税及与之伴随的乡村体制改革，使得村庄公共品供给困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以延续。村级治理中出现“好混混”，这种怪异现象需要社会科学的解释，需要我们去追问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目前不少学者展开了对乡村混混的讨论。笔者曾对乡村混混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分层问题进行过仔细梳理（陈柏峰，2010：1-13），并对乡村混混对村庄秩序的影响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陈柏峰，2011：173-273）；一些学者曾将乡村混混放到村庄社会性质的理解中进行讨论（杨华，2009：1-9；高洪波，2010：14-24）。有学者在研究中提及了乡村混混对乡村治理的重要影响（贺雪峰，2006：130-133；陈柏峰、董磊明，2009:142-146），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的只见一项（李祖佩，2011）。就乡村混混对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影响而言，目前还没有一项具体研究涉及，因此本文的研究有着创新意义。本文基于作者及研究伙伴2005年至2010年期间在两湖平原的多个村庄的调研经验，[1]切入乡村混混对乡村治理影响的研究，主要从村庄公共品供给中的“好混混”问题切入。
一、村民眼中的“好混混”
在农村调研中，还常常听到“好混混”的称呼，这是一个字面上矛盾的说法，“混混”在一般村民中带有否定的评价，却在前面加一个“好”来表示肯定。矛盾的背后其实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治理现象，即大多数混混是坏的，但还有一些与众不同，他们是好的。那么，这些混混到底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呢 到底什么样的混混可以称为“好混混”呢
在荆门市白洋村，王三是村民眼中的“好混混”。王三少年时学习成绩优秀，曾打算报考军校，但政审时村里一个“权势人物”没让他通过。他深受打击，对通过正常渠道实现社会阶梯上升失去了信心，便开始混迹于社会，与当地的混混来往。当他成为混混后，就报复殴打当时阻碍他考学的“权势人物”，因此被关进监狱，后来被监外执行。在监外执行期间他当上了村里的管电员。当时村中盗电现象普遍，用电纠纷不断，电价不断上涨，最高达到两元多一度。王三“受命于危难之际”，手段强硬，不管谁用电，都必须按规定交纳电费，否则就掐断电线；碰到偷电的，坚决给予严厉的惩罚，王三依靠自己混世的“威名”和力量进行“执法”。村里以前用电不用掏钱的干部和那些蛮横的“大社员”就对他很反感，却不敢与他对抗；在他当管电员期间，偷电现象几乎绝迹，村里电价一直也很平稳，普通村民就很乐意由他“统治”。王三对村民也比较友好，不刻意欺负贫弱农户，允许特别困难的村民缓交或用粮食代交电费。他后来还当了村治保主任，并强硬地从乡政府手中夺回原属村里的鱼塘。
荆门市尚武村四组的廖某，在村民心中虽然算不上是“好混混”，但并非只干坏事，他也做了很多好事，他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村民提供便利。村民所提及了很多他的“好处”。第一，在大旱之年，村民生活用水缺乏时，他利用个人关系从上游的水库里为大家放水；第二，当本组的村民与外人发生纠纷，被殴打受伤时，他出面敦促对方足额赔偿医药费；第三，在粮站收粮时，他“摆平”粮站工作人员，让他们对同组人好点，不扣称、不差级，如果粮站工作人员不给面子，他会找人去“修理”他们。同组人因此认为他还不错。
在荆门市盐井村，陈井桥不仅是村民眼中的“好混混”，简直就是村庄秩序的“保护神”。陈井桥是个混混，1980年代经常盗窃，因此坐过牢；他以前喜欢在外玩女人，因此离过婚。他兄弟、堂兄弟共有十八个，家族势力很强；他现在与“黑道”上的混混还有来往；他家亲戚中有好几个是乡镇个官员；前些年他靠做木材生意赚了钱，成为村里数一数二的暴发户。有了这些“资本”，陈井桥在盐井村可谓有钱有势，从群众到干部没有敢跟他“叫板”的。不过陈井桥为人仗义，爱打抱不平，他因此成为村里一种另类稳定因素。他从不欺负同村人，相反还经常给村里人帮忙。不管村里有什么不公正的事情，只要他看到，都会站出来打抱不平。村里人有事需要他帮忙，只要打个电话他就会回来，力所能及的他定会办好。村民遇到事情也爱找他去“摆平”，他甚至连村里儿女不孝之类的家庭矛盾也出面解决。由于那些“身不正”的村民怕狠，陈井桥出面解决问题效果往往很好。尽管他不会故意找村干部的麻烦，但他从不将村干部放在眼里，常常“为民请命”，甚至因此打过村支书。1999年村委会选举时，陈井桥发现一个村民帮村支书做假票，当场踢了他一脚，并骂他是败类。2005年村委会选举时，村支书贿选，陈井桥组织村民签名上访，一直告到了省委组织部，有力地影响了选举结果。一次，乡干部来村里协调抗旱事宜，陈井桥不惜与之发生冲突，坚决要求先解决盐井村的灌溉用水。陈井桥非常关心村里的事情，虽在外做生意，在乡场上有很好的房子，却经常回到村里住。他见村里交通太差，就自己花钱给村里的公路铺沙。
在荆门市黄聂村，原村支书廖某也是个混混。廖某在村民心里也算个“好混混”，虽然他的“好”无法与陈井桥相比。廖某十几岁就开始长期在荆门市区混。1994年，廖未到法定育龄的妻子计划外生子，被处罚1320元，廖“讲狠”置之不理，乡计生办强行拖走他的家具和家电折抵罚款，后来他多次上门找当时的村干部出气，还殴打村干部。1996年，廖某的一个本家叔叔任村支书，将廖某提任村民兵连长，还发展他入党，两年后他就当了村支书。在村民眼中，廖支书是个有魄力、敢做事、会捞钱、也贪钱的村干部，算不上很好的干部，但他做了很多实事，这让村民在他下台后非常怀念他当支书的日子，因此他也可以勉强算个“好混混”。廖支书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实事：
第一，2001年时，组织四组的村民出义务工修机耕路，使得原来机耕路最差的四组成了全村最好的。第二，在取消农业税之前，由于税费负担重，种田几乎没有收益，许多村民摞荒外出打工，税费因此无着落。这个之前村干部感到棘手的问题，被廖支书轻松解决。他外出招农，将耕地租给外地人种黄姜，不但解决了税费负担问题，还给村集体增加了收入。第三，赶上招商引资的潮流时，廖支书以村集体的名义低价征了六组村民的田，出租给随州来的个体老板种黑木耳。过了几年，随州老板走了，他又将田地开成鱼池，转租给村民，这大大充实了集体的经济实力。第四，1998年，乡里修公路需要购买大量黄沙，廖支书通过个人关系以村集体的名义将这个项目接下，在村里依靠暴力强行征了五户村民的十几亩良田挖沙，增加了村里收入。
廖某在当村干部期间时常跑到市区去玩，搭上了一个“发廊妹”，2003年他离婚再娶后辞职搬到乡场居住。总体来看，廖支书确实头脑灵活、做事强悍，会给村里找项目捞钱，多少也可能存在贪污现象。他虽然是混混，但主要在村外混，在村里基本没有“鱼肉百姓”，相反名声还不错。他在任期间所做的事虽然手段有些强硬，伤及部分农户的利益，但大多数农户对他的评价还是正面的，觉得他做事有魄力，为村里办了些实事。虽然他也贪了些钱，但村民却很理解，“这个世道哪个当官的不贪呢”。尤其是在与他的后任孔支书的对比中，村民越发觉得他的好。
孔支书是老党员、退伍军人，之前在1990到1994年间也曾出任村支书，人品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做干部多年连集体一包烟都没拿过”，但是他思想保守，做事放不开手脚，为人比较懦弱，是大家公认的老好人。2005年，政府修建一条通往市区的公路，黄聂村有几乎需要拆迁房屋。有一户不愿自己动手拆迁，孔书记居然亲自去拆，不料摔伤，在家休养了半年才康复。孔支书重新“上台”这几年，村集体几乎无法提供任何公共品，村里道路、灌溉用水等多方面都存在问题。对此，孔书记说，没资金，没人愿意出义务工，修路、修渠占地也无法给农户补贴，总之是没办法做事。当然，这些都不是推卸责任的托词，而是确实存在的困难。税费改革前，村民常常以不交税费来要挟乡村干部解决问题；但是税费改革后，农民没有了这个“武器”，乡村干部更倾向于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贺雪峰，2007a）。
不过，黄聂村村民又找到了一种制衡村干部的办法，就是在灌溉时利用自己水田在上方，不让下面水田的农户过水，且明确说：“只要干部出面，我就让你们过水。你们找我没用，去找干部！”这样迫使下面水田的农户去找村干部。这种事连续几年都有，都是有“问题”的村民所为，其中有的是被挖沙占地的农户要求村里兑现当年补田的诺言，有的则是村民要求重新核定粮食直补的田亩。这些使村干部非常为难。“老好人”的孔支书解决不了问题，这不由得让村民对“好混混”廖支书越来越怀念。他们觉得只要村干部能为村民做事，即使贪点，也比只拿工资什么事也干不成的村干部“好”。两相对比，村民甚至越来越觉得孔支书的“不是”，“上面不压，下面不找，就只管拿工资”，“不需要做什么事，每年白拿几千元钱，谁不愿干啊 ”关键不在于廖支书到底是不是“好混混”、好干部，而在于村民们越来越觉得他是“好混混”、好干部。
这些“好混混”之所以能够受到村民好评，主要是因为能够解决村庄公共品供给问题，满足村民的需求。他们可能是一个能力比较强的村干部，能够从外界获取资源，能够对内使用强力，从而解决村庄公共品供给；也可能是一个具有“牺牲主义”精神的混混，动用自己的个人关系为村庄谋取利益，能使用自己的拳头解决村庄中的争议，从而提供公共品。其实，“好混混”的特点就在于，其暴力不是用来伤害村民的，而是用来解决村庄遇到的各种问题，为村庄提供公共品的；或者他的暴力虽然伤害到了某些村民的利益，但维护了大多数村民的利益，满足了多数村民的实际公共品需求。村庄的公共品的供给中为何需要乡村混混的暴力呢 暴力在其中充当了何种角色呢 这需要从当前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困境着手探讨。
二、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困境
公共品的重要特征在于其公共性，主要是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是说，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它的消费。非排他性是说，在技术上无法将没有购买者排除在消费的范围之外；或是技术上可行，但由于排除成本高于排除带来的收益而造成经济上的不可行。农村中的道路建设、抗旱和防洪水利、社会治安维护、环境卫生维护、纠纷调解机制等都属于公共品。公共品供给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搭便车”，因为每个人总是倾向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参与公共品的提供而享受公共品的收益。因此公共品供给中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就是遏制搭便车行为。在城市里，公共品几乎全部由国家提供，国家通过税收法律制度来遏制搭便车行为。在农村，公共品大部分需要由村庄自身提供，即便在取消农业税之后，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许多公共品仍然需要村庄自身提供，或者离不开村庄的通力合作。这使得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显得格外复杂。
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中，人们对未来有着长远预期，因此注重面子等表达性收益，而不会在利益上过于斤斤计较，也不会为了利益那么容易走极端。长远的生活预期决定了人们的社会交往是多次的、反复的博弈，这次搭便车了下次其他村民就可能对你进行惩罚，这使人们不会一次将利益算尽，肆无忌惮地搭便车。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即使是理性计算，也不能只计算一次的收益，而是要从多次博弈的背景下计算收益。因此，搭便车是一种愚蠢行为，是一种“杀鸡取卵”的做法。虽然一次搭便车中得到了利益，但从长远和实际上并不符合利益原则。长远的生活预期甚至使人们并不从利益上思考行为的后果，而是习惯于从道义上思考。人们在作出某一行为决策时，首先关注的是道义上的后果，这样他们会关注自己的行为是否违背了其他村民的期待，是否违背了村庄生活中的“应该如何”，是否符合村庄生活中的习惯做法。这会使人们养成尊重传统，遵守熟人社会行为规范的习惯，在具体行为时就变成了一种身体无意识。这样，熟人社会中利益计算的长远预期和行为的道义倾向，就决定了搭便车行为不可能在村庄中频繁发生。
当然，这不是说村庄熟人社会中就不会出现搭便车行为，不过，传统村庄熟人社会却能够有效地对付搭便车行为。对于那些得寸进尺，总是搭便车的人，村民常常会选择切断同他的联系，排斥、孤立他。在熟人社会中，断绝联系和孤立本身构成了一种惩罚。一个村民如果遭到过多村民的这种排斥和孤立，他的社会交往范围无疑会受到极大限制，与此相关的日常交往、公共合作、生活互助等多方面都会受到限制。遭到村庄主流的抛弃和集体性社会排斥，最终很容易成为村庄的“社会排泄”。孤立意味者被村庄共同体抛弃，这无异于一种“社区性死亡”（杨华，2008）。因为在熟人社会中，相对于作为整体、站在道德高位的村庄共同体而言，个人无足轻重，其力量微小而脆弱，根本无法与村庄共同体抗衡。
对村庄共同体而言，孤立、排斥的惩罚是必要的，是维系共同体的必要手段。村庄对个人的支配，构成一种稳定的权力关系；个人对村庄、对其他村民负有义务和责任，必须遵从村庄共同意志。人们的生活是义务导向的，每个人必须履行村庄义务才可能在村庄里获得生活的空间。而搭便车行为无疑是对村庄共同体的否定，其后果是遭到惩罚。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巴厘岛上雷瑞格的悲剧，“脱离了协议共同体，就意味着等待死亡”（吉尔兹，1994：85）。中国村庄里的搭便车者的命运虽然没有雷瑞格那么悲惨，但他们也会很快成为村里说不起话、做不起人的边缘人物，成为大多数村民不屑于理会的怪物。这样，从搭便车中得来的利益很快在惩罚面前显得得不偿失，惩罚因而可以抑制其他村民的搭便车冲动，抑制搭便车的连锁效应。熟人社会的村庄中即使偶尔有搭便车者，但大家都将视之为最没有脸面的人，不屑于与他们“打拼帐”，鄙视他们，因此，搭便车行为不会扩大，不会影响共同体的存续，不会影响村庄公共品供给的传统机制。
另一方面，在传统社会，村庄还有实在的惩罚措施。尤其是宋明以后宗族重建比较成功且不缺乏士绅的地区，宗族和自然村的界限重叠，村庄内公共品的供给主要依靠宗族力量来完成，村庄之外的公共品则通过士绅的力量协调提供。传统国家的渗透能力有限，国家主要通过宗族组织对村庄进行治理。宗族的公共品供给决策，对每个人约束力较强，因为宗族有很强的暴力能力和一定的司法权。如果族内有人违反公共品供给的合作规范，企图搭便车，宗族组织自然可以对之进行惩罚，或强制其履行义务（戴炎辉，1979：153）。宗族的约束力和暴力因有国家的认可而具有合法性。一个村民在企图搭便车时即使不考虑熟人社会孤立、排斥的惩罚，也不能不面对宗族组织的实在暴力。同时，由于宗族也拥有族田族产，拥有提供村庄公共品的一定经济能力，而常常可以直接提供公共品。总之，在传统社会，村庄性质和国家制度都决定了，搭便车并不构成一个严重的问题。
经过二十世纪历次革命运动的冲击，以及198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只有少数村庄仍然保有较强的传统熟人社会性质，脱离国家权力的介入还可以自主进行公共品供给。在大多数农村地区，村庄不再具有这一能力。宗族不再具有合法性和暴力能力，它已经不能在公共品供给中对村民起到强制作用，不能有效抑制村民搭便车的冲动；村庄越来越远离熟人社会的理想状态，人们的生活预期越来越短，村庄舆论越来越难以约束村民，村庄惩罚机制日益瓦解失效，村庄几乎丧失了对搭便车行为的惩罚能力。人们的生活预期越来越短，面子的表达性收益不再是人们追求的对象，尽管他们还在乎面子，但这种面子已经发生了异化（陈柏峰、郭俊霞，2007：102），再也无法将人们对现实利益的考量裹胁到长远的村庄生活预期中去。两湖平原的村庄尤其如此。人们的生活面向几乎完全向外，村庄不过是暂时的寄身之所，村民不再在乎自己在村内的名誉，不再在乎其他村民对的评价。不良评价也无法起到惩罚作用。村民不再会孤立那些搭便车的人，搭便车的人也不会在乎别人的孤立。人们搭便车的冲动不断兴起，不断付诸实施，而村庄和其他村民毫无应对之策。
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当前农村社会具有两大重要特点，一是国家权力已经不可逆转地渗透到农村，二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农民行为的理性化。前者使得宗族最多只能是一种意识，不可能再合法拥有暴力能力；后者则使农民强烈的地方性感情，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人身攻击不再具有合法性（贺雪峰，2007b：155）。现代性使得村庄社会扁平化、原子化，就使搭便车的经济算计可以凸显出来。
现代性的国家权力是一种以个人权利的保护为基础的权力，它一方面非常强大，干涉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难以摆脱它的监控；另一方面它有时又显得非常弱小，处处受到牵制，因为它要处处谨慎、时时注意，必须止于个人权利的鼻尖。这就很容易出现费孝通早就描述过的，恶人为非作歹，法律却还要保护他，国家权力成为包庇作恶的机构的悖论（费孝通，1998：57）。与此相对的是，村庄内农民的共同情感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它所导致的共同暴力更被认为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侵犯个别人的权利。正因此，农民的共同情感、“集体感情”常常被定义为落后的、愚昧的。
同时，无所不在的市场经济力量，重构了人们生活的意义系统。它通过重新定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了一个与市场经济原则相符合的意义体系。一切可以通过经济利益和金钱货币计算出来，包括人生活的价值，也应该体现于可以计算的经济利益上。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金钱购买到，占有金钱的多少就成为人们价值大小的标准。金钱因此成为评价一切的唯一标准和媒介。无处不在的广告、时尚等消费主义从现实层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名誉、威望、面子等表达性收益不再属于村庄生活的价值系统，因为它们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生活预期长变成了一种“傻冒”行为，因为市场经济需要的是一种即时兑现的收益。村庄生活的一切也开始变得具有一次性，为未来着想、为子孙考虑都不再有实际意义。
在当前社会状况下，“集体感情”本身就摇摇欲坠，国家权力对之又不予保护，当然就只会越来越衰落。于是，村庄中再难有压倒性的舆论评价和面子机制，搭便车的冲动和行为无法再通过村庄集体得以抑制。政策部门和很多学者希望通过“一事一议”的民主制度来解决村庄公共品供给问题，这显然不合时宜。“一事一议”就是由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大会就村中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决策，在涉及公共品供给问题时常常需要每个农户筹措劳务或资金。而这必然涉及每个村民的切身利益，甚至一个问题的不同细节涉及不同村民的利益，从而在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中争论不休，每一种决策方案都会有一些村民感到不满。我们曾两湖平原的村庄中多次参加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得最热烈的时候，一些在会场上无法表达自己意见，或者本来就持无理意见的村民，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拂袖而去。这样，问题根本没有办法继续讨论（贺雪峰，2007b：155）。从理论上说，剩下的村民可以继续讨论，然后表决。但关键问题是，即使村民代表会议表决了，那些持不同意见的村民也不会理会决议。
村庄公共品供给中，最终的决议往往需要向村民提取资源，出义务工或筹措资金，那些没有参加决议和反对决议的村民就会找各种理由拒绝出义务工，拒绝交纳分摊的资金。他们的反对往往又很容易导致其他村民的跟进，其他村民会“打拼帐”，“他不出工、不出钱，凭什么我就一定得出呢 ”而村民自治、“一事一议”制度“有民主，无集中”，不具有任何强制性后盾，缺乏强制措施。反对公共品供给决策的村民可以轻易拒绝，进而产生扩大效应。这样一来，“一事一议”制度中设想的“多数决定原则”就因为在实践中难以获得足够支持，而沦为“少数决定原则”。只要有几个村民反对村庄集体决定，这些决定就面临破产的命运。在两湖平原农村，我们从未见到“一事一议”制度成功的实践。成功的案例在华南宗族型村庄还可以见到，因为宗族认同使得人们还像传统熟人社会一样在乎他人的评价，村庄内部的面子和舆论机制还比较健全，还具有一定的集体惩罚能力。
三、公共品供给中的“私人执法”
从公共品供给的困境中，可以理解“好混混”的悖论，可以理解一个“混混”为何会是“好”的。“好混混”可能运用个人关系为村民谋取公共福利，也可能具有“牺牲主义”精神，主动为村庄提供公共品。其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能使用强力解决公共品供给中的争议，依靠暴力维持公共品供给的稳定格局。通常，混混的暴力会伤及村民，但“好混混”的暴力主要不在于是否伤害村民，而在于解决了公共品供给中遇到的问题，消除了其中的异议。村庄公共品供给的一致意见如果达成，对村民全体最有利，但搭便车对村民个体最有利。如果没有强制力量介入，搭便车的冲动和行为便得不到抑制。尤其是在水利供给中，搭便车行为虽然给个别村民带来了“小利”，但对于全体村民来说，都失去了“大利”。在楚江农村，由于无法抑制搭便车行为，村民达不成协议合作使用泵站、机台等大水利设施抗旱，只能一家一户打机井，使用小水利设施。小水利设施一年的使用成本相当于大水利设施十年的使用成本（罗兴佐，2006：102-105）。在这种利益对比下，“好混混”的出现给大多数村民带来的是“福音”。他依靠自己的暴力背景，威慑那些有搭便车倾向的村民，打击搭便车行为，最终给大部分村民带来实际利益。那些企图搭便车，受到暴力威胁的村民也从中得到了实际利益。
可以说，“好混混”履行着一种“私人执法”（徐昕，2005：262）的功能。不过，这里所说的“法”并不是国家颁布的法律，而是村民和村庄集体基于生活需要而产生的集体情感和“地方性规范”（陈柏峰，2008：295-308）。在传统熟人社会，人们应当遵守村庄的集体性决策，为宗族和村庄公共事业出力，搭便车行为违反了村庄生活基本准则，应当受到惩罚。宗族组织对之实施的是硬惩罚，而全体村民则可以对之实施软惩罚。在集体化时代，国家权力深入村庄，宗族权威被打破，村干部取而代之。他们继承了传统宗族组织的权威，承担相应的惩罚功能。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不断从乡村社会退出，村干部的权威日渐下降，1990年代后再难维持有效惩罚搭便车行为的权威。因此，地方性规范再难以被执行，搭便车和各种越轨行为层出不穷，但村民敢怒不敢恨，无法有任何作为。这时，如果有一个“好混混”出来，一身“侠义”，道德感强，愿意动用自己的力量惩罚那些搭便车者，自然很受村民欢迎，他无疑充当了地方性规范的执法者。“好混混”的暴力此时就填充了国家权力退出所留下的空隙，“好混混”充当了政府的角色，履行着“私人执法”的功能。
正是在混混不断履行着“私人执法”功能的背景下，我们反对某些论调所希望的，通过发育民间力量来解决农村公共品问题。这种论调期待“国权退、民权进”，让国家权力彻底退出农村，给民间力量充分的发育机会，让农村自主解决公共品供给问题。在取消农业税前，他们主张成立农民协会来解决应对基层政府的过度提取税费（于建嵘，2005：57-64）。当前农村社会现状已经证明，一旦“国权退”，迎来的并不是“民权进”，而是灰色势力的跟进。正因为当前村庄中只有混混才能“私人执法”，也只有他们的“私人执法”才有实际效果，所以当前农村才离不开国家权力的渗透和深入。我们不能将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希望寄托在“好混混”的出现上，因为“好混混”毕竟只是混混中非常特殊的少数人。一旦放开对农村社会的有力控制，放开让“民间力量”发育，带来的必然是混混团伙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育，以及它们对村庄社会的进一步支配。因为混混团伙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成本最低，就像“好混混”“私人执法”的组织成本很低一样。他们需要的只是赤裸裸的暴力，不像政府面对村民时需要讲法讲理，也不像村民自治组织需要民主协商。显然，在当前农村社会，讲法、讲理、民主协商的成本都比较高。
取消农业税后，尽管中央加大了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农村公共品供给状况仍不容乐观。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补贴了县乡村三级减少的农业税费收入，但这种补贴并不足够；基层政府迫于财政压力不断撤并机构、裁减人员、撤乡并镇、合村并组，这直接影响到乡村两级的公共品供给能力；同取消农业税之前相比，基层政府更加倾向于按照自己的逻辑办事，不够关注农民的公共品需求偏好；乡村两级不再能集资收费，不能调用义务工，乡村公共品供给能力受到很大限制。村庄公共品供给出现了严重不足，农民因此在生产和生活上遭受巨大损失，这些损失甚至远远超过他们从取消农业税中所获得的收益。现在，村庄需要独立承担地许多公共品供给，然而由于缺乏基层政府介入，村庄无法统一规划协调，村干部也难以动员群众。村民大会开不起来，义务工无法分派下去，村民们说：“现在是市场经济，皇粮国税都不交了，还搞义务工 不给钱的事谁做 ”在这种情况下，“好混混”更有“市场”，许多村民甚至越来越怀念“好混混”的统治。
四、“好混混”的意涵
村庄中出现“好混混”，这种现象都是对村庄公共品供给中出现“搭便车”行为的能动反应。“好混混”的“好”体现在他能以暴力为后盾强制村民合作以解决公共品问题，其方式是依靠暴力防止搭便车行为，这种暴力是乡村混混的赤裸裸暴力，不具备任何合法性。
搭便车自古以来就是村庄中需要克服的问题。传统熟人社会通过村庄舆论、社会关系放逐、村庄（宗族）暴力三种惩罚方式，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组织体系延伸到农村熟人社会的最基层，直接组织村庄进行公共品供给。在高度革命化和道德化的环境中，搭便车几乎不构成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乡村治理体制有所转型，人民公社体制被放弃，国家权力逐渐从农村社会退出，搭便车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村庄公共品供给机制中缺乏对搭便车行为抑制，这给了乡村混混活跃其中的制度空间。乡村混混对村庄秩序有着很强的支配能力，对村民有着很强的强制能力，他们可以通过暴力和暴力威胁治理村庄，促成公共品合作，从而成为“好混混”。这些现象反映了熟人社会的瓦解和乡土逻辑的变异。这种变异是不可逆的，它很难在短时期内自我修复，因此，当前村庄需要国家权力能动介入。
村庄公共品供给中出现“好混混”，这表明当前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会广泛存在局部不足。十年前强世功、赵晓力等人对“炕上开庭”的微观个案的研究早就揭示，基层政权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在权力运作上必须借助作为支点或导管的村支书，运用人情、面子、“一打一拉”、“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自我技术等种种行动策略和权力技术（强世功，1997：488-520；赵晓力，1997：520-541）。苏力（2000：27）则在宏观上论述了国家权力为了取得对基层社会的局部性支配地位，而采取“送法下乡”这种权力运作方式。权力技术、权力的策略性运用都表明，基层国家权力与作为其治理对象的乡村社会之间出现了种种不平衡；在使乡村社会得到有效的治理上，国家权力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好混混”的出现，可以从这个谱系中得到理解，它们反映了国家权力不足状况的继续和“深化”。同苏力等人的个案研究相比，本文从一个更加经验的角度，也更为本质的角度展开了对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关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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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