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一平的《寻枪记》完成于1998年春天，发表在1999年《十月》第四期，后由青年导演陆川改编成了剧本并导演拍摄。电影讲述了小镇警察马山突然发现枪不见了，他不得已报告了所长，丢枪事件震惊了公安局，也震惊了小镇。此时马山嫁到广州的前女友李小萌回来了，而且和当地的一个造假酒的有钱人周小刚同居。在马山寻枪的过程中，李小萌被这把枪打死了。于是马山明白了有人要用这把枪杀周小刚，便扮成周引来了偷枪人——卖羊肉粉的刘结巴。他偷枪是为了报周小刚造假酒毒死他家人之仇。枪找到了，马山最终以身殉枪。

导演陆川一再强调这部电影的主题是关于寻找：警察马山寻找丢失的枪，马山的妻子寻找丢失的激情，马山的儿子寻找男女性征的启蒙，偷枪的刘结巴寻找心目中的正义等等。然而我相信每位观众都会试图寻找影片令自己激动和迷惘的潜在动力。按照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文本的意义只有与阐释者的“前见”实现“视界融合”时才能表现出来，因此不同的人在阅读同一文本时，由于具有不同的“前见”，可能体会到不同的意义。

王怡先生认为，影片中的“枪”对马山来说是警察身份的象征，也是社会体制和法律秩序在一个山区小镇存在的重要证明。枪在影片中荒凉边镇其实并不具有实际的用途，与当地社会没有任何渊源。马山丢枪带来的最大的困扰只局限在马山和公安局内部，因为丢枪就意味着丢失了社会体制的象征性存在。寻枪的过程就是一个边远小镇修复社会威权的过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丢失了什么才是重要的，寻找的结局甚至过程并不重要。表面上的寻枪故事与暗地里的偷枪故事，成为了一场对于“枪”的象征力量的颠覆和维护。

王怡先生的解读是很有创见的，他关注点在“枪”所代表的国家威权的失落和寻找的过程以及其合法性存在问题。因为对一个贵州小镇而言，现代国家体制的力量是一种从外部强加而来的力量，一种自上而下被移植的秩序，它之所以与本土资源格格不入，因为它与本土之间是间离的，它的合法性没有搭建在本土社会的土壤之上。这一点也正是苏力在对电影《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的分析中所指出的。

虽然整个电影拍摄技术使得观众更容易置身事外，冷眼观摩，而且影片语言也很诙谐，然而笔者更加关注的却是整个影片的悲剧情节——马山角色分裂的悲剧和刘结巴寻找正义所酿成的悲剧。

先说马山的角色分裂。影片中马山至少以三种身份出现：一是家庭中一员——丈夫、父亲；二是乡土熟人社会的成员——周小刚的“马山兄弟”、“老树精”的战友；三是“枪”的合法拥有者——国家权力“符号”和代理人。可以这样说，马山在三种角色中，没有一种是表现成功的。

首先，马山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他的警察工作与其生活有着很深矛盾。工作忙，便忽略了家庭。如果说另一个原因是对旧情人念念不忘而对老婆不满的话，埋头工作又成了逃避家庭的借口。片头，妻子对他“不管孩子”的抱怨，马山寻枪过程中与孩子、妻子的冲突，都展开了这个矛盾。至夫妻行房时他因担忧枪的事情竟阳萎，代表了矛盾激化。整个影片中马山对家庭、对妻子很冷淡，所以才有他妻子的那句让人听来很“搞笑”的经典句子：“……我心里晓得你对我早就没得爱情了！”他对儿子教育的事情很少过问；偶尔过问，教育方法也很简单，与一个人民警察应当具有的素质不相匹配，因此才有妻子的抱怨，才有儿子教训老子的话：“我提醒你一句，利用这个时间把这本书好好学一下，对你将来有帮助……出来以后不准打我，永远不准！听到了没 ”马山对妻子告白：“我晓得…我工作太多…我可能不是一个好丈夫，不是个好父亲，但是我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从来没有做过。”然而，一个儿子，妻子，要求的仅仅是“不做对不起的事”吗 最后，马山在假扮周小刚之前，把玻璃球还给儿子，给妻子送花，似乎是对亲情的回归。其实不然，这并非意味着矛盾的缓和，恰恰相反，矛盾激化到了顶点：假冒周小刚，甘冒生命之险引诱偷枪人，这固然是尽工作之责，却也把家庭完全抛到了脑后。所以，给孩子、妻子的礼物，与其说是和好的表示，不如说是遗言来的恰当。他由一个不称职的丈夫、父亲终于走向了彻底失职，使妻子成为寡妇，儿子失去父亲。

其次，马山不是一个合格的乡土熟人社会成员。乡土熟人社会是一个人际关系紧密、人员流动少的社区，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需要互相依赖互相帮助才能克服一些无法预料的事件，因此个人对家庭和社会关系有很强的依附感，所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推向朋友的道德要素是忠信、是情义，所谓“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在枪丢失后马山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一个个朋友甚至亲属：妹夫梁青山、救命恩人老树精、战友陈军、战友的兄弟周小刚……这与熟人社会的道德要素显然相背。在他眼里，每个人都有偷枪的可能，而又都在竭力隐藏或逃避着什么，似乎每个人又都有偷的欲望。马山在扑朔迷离、曲折盲目的冲撞中，破坏了熟人社会的关系准则，成了梦魇中孤独的行者。因此才有救命恩人“老树精”愤怒的咆哮：“你居然怀疑我！老子在战场上救了你的命！”片中周小刚把马山——兄弟的战友——当“哥们”（尽管或许还有巴结“权势”的成分），给马山买防弹衣，在派出所搜查假酒厂时把他当“自己人”。当公安人员以人身危险警告周小刚，要求他提供假酒厂的证据时，周求助于马山：“马山兄弟，这事情要是都说出来，是不是麻烦更大哦 ”丝毫没有把马山看作当时与自己处于对立状态的派出所里的一名警察，而马山却与别的警察态度没有什么差别，丝毫没有把周当“哥们”。

再次，在国家权力体系中马山也是不合格的。马山是一个警察，虽然在“失枪——寻枪——得枪”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警察“失职——努力尽职——殉职”的自我救赎过程，也即，对自身“权力符号”合法性的成功救赎。然而失职本身以及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已经造成了不可消除的坏影响。即使实现了自我救赎，马山也无法再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权力符号”。公安局长对可能的损失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他说出了整部影片最有意思的几句台词。他在得知丢枪已经20小时后大惊道：“二十个小时！坐汽车都到省城了！坐火车到北京了！坐飞机都到美国了！美国的事情我不管，枪要是流到了北京，你对党和国家造成多大的危害！”在得知枪内还有三颗子弹时惊呼：“枪里面有三颗子弹就是三条人命啊；如果遇到职业杀手，一枪两个就是六条人命，六条人命啊！”这种夸张极大地感染和震撼了马山，他在向陈军复述这句话时又自我发挥了一段，“如果一枪打倒三个人，就是九条人命！”在国家权力眼里，丢枪的可能危害不可估量！虽然后来实际上枪没有到省城，没有到北京，也没有遇到职业杀手，只造成了小镇上李小萌的死，这已经足够说明马山作为国家权力“符号”的不合格。

我们再看刘结巴寻找正义的悲剧。整个影片的主线是马山的“寻”，这只是一条明线，还有一条隐线便是刘结巴的“寻”，寻找他心中的正义，从“偷枪”到两次用枪误伤无辜。如果说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马山的“寻”是为了证明自己作为国家权力符号的合法性，是对国家权力的维护；那么刘结巴的“偷”便是对国家权力的质疑，企图对国家权力合法性的颠覆，这也是刘结巴的悲剧之所在。

马山对国家权力的维护是一贯的行为，已经潜移默化到了他的思想和日常行为，并不仅仅限于在枪丢失以后寻枪的过程。比如当他和战友陈军一起在院子里回忆丢枪那天晚上在妹妹的婚礼上的具体细节时，有几个人（成年人，不是小孩）趴在院子围墙上旁观，他发现后吼道：“下去！滚！”这种粗暴的态度不能不说是长期以来在国家机构中充当“权力符号”所形成的“特权”意识的自然流露。那么将丢枪的沮丧看成是“特权象征”丧失后的泄气，将对丢枪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的畏惧看成是对特权丧失的畏惧是有充足理由的。另外一个场景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当马山妻子得知枪丢了后的直接反应是：“出事了…会不会处分你 工作还保得住不 ”从这里可以看出，不但马山而且他妻子也是向往和追求国家权力，努力在其中做一个“符号”的。（虽然这个过程导致了马山对家庭的忽略，但这一点马山妻子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一个角度是刘结巴“偷枪”并失手伤害无辜，企图对国家权力进行颠覆。在片子没有进行到最后，这条线索是隐藏的。到最后，当偷枪的人水落石出时，相信每一个观众都感到很意外，因为刘结巴是一个老实的劳动者，卖羊肉粉的。直到最后当人们终于明白他因寻找自己心目中的正义而“误入歧途”时，无不惋惜。“喝假酒晓不晓得 …周小刚做假酒，你不晓得，吃死我们家的人…喝死了好多人，你们要证据，我不要，周——小——刚——”当刘结巴愤怒的道出原由，同时也表达了对国家权力的蔑视。

马山因追求和维护权力所导致的角色分裂是一个悲剧，刘结巴为寻求正义而对蔑视国家权力并企图颠覆它的行动是另外一个悲剧。而所有的悲剧都围绕着权力来的。要继续分析这个问题就必须结合这个权力的具体背景了。

虽然影片中没有交代故事发生的确切时间，但我们可以很容易从片头的广播背景、剧中人物服饰、语言风格和外景中看出时间就在近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权力在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过程中，乡民希望的是通过自己服务国家的建设（如马山），国家权力能为他们的生活带来真正的改善（如刘结巴），从而保持国家与乡民之间顺畅的互惠关系。但是当国家权力运作的理念与乡民的生活理念相冲突时，乡民就对国家的威权体系失去了必要的认同和信任。拿这个电影中刘结巴最后的话“你们要证据，我不要”来说，这里暴露了观念的冲突：国家威权体系追求的是法律正义、程序正义；而乡民眼中的正义是个案中的实质正义。有没有证据，是个法律程序问题，对这个国家体制中作为处理问题准则的规则，乡民们无法认同。他们需要的是“杀人者死”的看得见的正义。就好象刘结巴知道自己杀人要死一样，在最后被马山拷上以后，他只有咆哮：“周——小——刚——……我二辈子杀你！我二辈子来杀你！”

国家将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以来，便有这样一种逻辑，他们向乡民保证，若是法律制度完善了，社会就会有秩序，有了社会的秩序，经济才会有发展，人民就会受益。而这种承诺背后隐含着一套游离于人们生活之外的并且有法学家们借鉴或者构想出来的规则。哈耶克曾在著名的论文《建构主义的谬误》中指出，指导人们行为的规则有三种类型，一是只在事实上得到人们遵循但却从未被人们用文字加以陈述的规则，这种规则我们能够适用却并不明确知道；二是那些形成了文字但表达的依然是很久以前为人们在行动中所普遍遵循的准则；三是那些由刻意引入而成文的规则。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倾向于否弃第一种和第二种规则，只认第三种规则。这种规则虽然很迷人，但起背后的理念却与乡民的固有理念相冲突。而国家威权体制从来又没有正视这种冲突，没有努力化解冲突，甚至还在误导。例如历来的所谓“普法”多是教训乡民要守法，而没有解释国家法的背后理念，更没有试图去理解乡民的观念，而笼统斥之为落后的封建的。而与此相对照的，国家威权体系的“符号”们往往是落后的封建的，他们作为“符号”的观念也不是现代官僚体制中“符号”所应当持有的观念，比如前文分析的支持马山追求权力的背后是“特权”观念。因此，可以这样说，悲剧的产生是由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犯了“建构主义的谬误”。

按照吉登斯(Giddens)的国家理论，现代社会转型，除了生产力的提高（Marx）、人的理性化（Max Weber）、社会分工的发展（Durkheim）之外，最重要的是国家形态的变化。在传统国家中，国家威权体制涵盖面有限，政府的行政控制限于城市以内，不可能及于影片中的边陲小镇的。而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就是乡民不断从地方性的制约中“解放出来”，直接面对国家的全民性规范、行政监视、工业管理、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的过程。现代化的过程以来，中国乡土社会的确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变化，然而也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在国家看来这是个不可避免、理所当然的过程，但对乡民来说却可能是一种痛苦的适应过程，而那些无法通过自我调节来适应国家步伐的人还在痛苦的挣扎。马山的角色分裂和刘结巴的寻找正义的悲剧就是这种挣扎的典例，电影《寻枪》也正是在描述这种挣扎的场景。

在税费改革前，乡镇政府要向千家万户的小农收取税费，离不开村干部的协助，因此对村干部的“盈利行为”往往默许甚至鼓励；乡村干部要执行各种各样的达标要求，因此需要乡村混混的帮助。从某种程度上，乡镇政府、村干部和乡村混混就构成了一个隐性的利益共同体。这样，村庄集体利益很快就被乡村合谋捞取一空，村民的长期乃至短期利益都会受到损害。村民因此上访举报村干部的劣迹，乡镇知道村干部的劣迹，知道乡村混混的危害性，但限于税收和执行政策的重压，不会查处村干部，彻底打击乡村混混。因为查处一个村干部，其他村干部就丧失了协助乡镇完成税费任务的积极性；打击了一个乡村混混，其它混混就不再有与乡镇官员“合作”的正常预期。相反，上访村民却常常因此而受到乡村干部的打击报复，乡村干部自己当然不用亲自出面“教训”上访村民，他们甚至不用指使而只需暗示一下乡村混混就行了。

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乡镇不再需要村干部协助收取税费，反过来，村干部报酬由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来负担。乡村利益共同体瓦解了，这为村民自治的依法施行提供了可能性。乡镇可以通过村民自治将那些有恶迹的村干部选掉或查处，使农民在体制内被组织起来。而近年来，上级政府对政绩要求相对也理性多了，不符合实际的达标工程少多了；在很多地方，计划生育、丧葬改革等政策执行压力也小多了。这为乡镇不再依赖乡村混混执行政策，而依法对乡村混混进行打击提供了可能性。

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及政策部门对此感觉不敏锐，相反却进行着大成问题的乡村体制改革。取消农业税后，乡村财政收入大为减少，为了应对财政压力，乡村体制不断从基层撤出或弱化，撤乡并镇、合村并组、取消村民组长、精简机构、减少人员等。由于财政压力，乡镇政府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出现了“要散伙的样子”，乡镇干部提心吊胆怕下岗，乡镇政府只处理保稳定、招商引资以及上级临时交办的事项，[1]根本就顾不上村庄治理这样的长远问题。改革者希望通过上述改革来缓解取消农业税后乡村的财政困境，从而同时达到“官退民进”的效果。很多人希望改革后再通过在乡村发展NGO组织将农民组织起来。这种想法是很不切合实际的，在中国乡村发展NGO组织，必然是黑社会、灰社会性质的组织“蓬勃发展”，因为发展这些组织的成本最低而收益最高。而实际上，近来的实践已经表明，“官退”之后，往往不是“民进”，而是黑社会、灰社会及邪教组织的跟进。[2]

我在考察村庄内部的纠纷解决、妇女自杀等问题时，曾经主张乡村组织应当进行功能上的重新定位，强化公共服务职能，通过开展有效的公共服务，来改变基层政府在村民心中的地位和权威；在法律，尤其是司法方面，我主张在广阔的乡村社会中强化治理化的司法传统。[3]在考察了乡村混混群体的生活、危害及其历史背景后，我坚定了我们应该走一条加强基层政府力量的道路。当我们的国家政权一步步后退，退出农民的生活领域时，村民就面临着一个要么暴力，要么屈辱的两难选择，生活处在暴力与屈辱之间。最后，村庄里只剩下忍辱负重、苟延残喘的弱势村民和以金钱和拳头开路，耀武扬威的混混和恶霸，村庄成了一个充满暴力与屈辱的灰色世界。改变这种现实和趋势，NGO组织是靠不住的。我们应当强化乡镇组织的公共职能，强化司法的治理化传统，积极解决村庄存在的问题，并对乡村进行有效的“监控”，从而抵制农村的灰色化发展趋势。

同时，更重要和更长远的是，我们应当在切实有效的指导方针下开展新农村建设。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中国的城市化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乡村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将是广大中国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所。[4]因此，开展新农村建设就要着力于建设好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所。其中，抵制乡村混混的泛滥，遏制农村社会灰色化，除了政府有效监控和司法之外，还要塑造良好的环境，增强村庄作为一个伦理共同体和功能共同体的延续性，强化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将农村精英留在村庄中。一旦农村精英留在村庄，他们就会占据村庄政治和生活的舞台，从而将乡村混混边缘化，那时正气自然会压倒邪气，乡村社会灰色化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中国自废除科举以来，农村精英便开始抛弃安身立命的家园，不断涌入城市，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也随之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是发展了，而农村却因此越来越贫弱。[5]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从某种程度上阻止了这一趋势，但改革开放后这种趋势很快又重新出现，并在近年来有不断加速之象。因此，要在新农村建设中遏制这种趋势，将村庄建设成人们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和人们精神和生活意义的寄托之所，从而将农村精英留在村庄，将乡村混混从农民的心理和生活中边缘化，改变乡村社会灰色化趋势。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促进乡土儒学资源的再生或许是必要的。[6]

[1] 黄迁海：“农业税取消后的乡镇状况”，《三农中国》总第7期。

[2] 贺雪峰：“乡村组织向何处去”，“为村民小组长鸣不平”，“合村并组，遗患无穷”，“村民小组长：要，还是不要”，均见于三农中国网（www.snzg.net）。

[3] 陈柏峰：《暴力与屈辱：陈村纠纷解决的法律民族志》，2006年即将出版。

[4] 具体请参见贺雪峰：《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贺雪峰：《新乡村建设与中国道路》，2006年即将出版。

[5] 具体可参见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6] 吴重庆：“乡土儒学资源的再生”，《天涯》2005年第4期。

最近读阎云翔的著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感触很多，我已专文评论。在这里，我想结合新农村建设谈谈农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

许多学者认为，1949年以后集体化时期的种种政策，如土改、1950年的新《婚姻法》等，直接启动了私人生活的转换，将中国农民从“大山”下释放出来，他们开始有了自主性；延续到1980年代，由于快速的市场化进程，这种自主性进一步加强。这个表述本身没错，但国家到底是怎样达到这一目标的呢 一些学者如阎云翔认为，国家通过改造农民生活的道德世界来推动的。考虑到农民的这种自主性在很多地方造就了大量没有公德，忽视公共责任和社会义务的个人，并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底线伦理”不断下降，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这种自主性的增长表述为“农民权利的觉醒”。应该说，这种状况构成了一个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良好乡村治理带来了很多困难，为我们当前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来了很大挑战。

如果把集体化和非集体化看作新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上述学者的观点可以表达为，中国社会对现代性的追求摧毁了传统中国农民的私人生活结构，并导致了今天整个社会无视个人社会义务的畸形个人主义的泛滥。这种观点认为，在改变中国农民的私人生活上，集体化传统比非集体化传统的冲击更大，因为集体化时期，国家唤醒了农民的自主权利意识（尽管没有完全兑现），而非集体化时期，不过是进一步成全了它。这些学者认识到，公共生活某种程度上可以遏制这种畸形的个人主义，能够促成个人利益和社会义务的平衡。但在自由主义的知识背景下，他们认为，这种公共生活必须通过（西方式）民主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第三组织（NGO）来重建。沿着这种思路下去，他们就很容易得出结论，新农村建设必须进一步在中国发展西方式民主，在农村弱化政府力量，大力发展NGO组织。一些学者很清楚地知道中国政府不会搞西方式民主，因此他们只得断言，中国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断裂还要延续下去，个人的社会义务和私人利益无法在现行体制下得到平衡。

贺雪峰教授曾多次论证，在当前中国农村发展NGO组织，蓬勃发展起来的将是有黑色或灰色背景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这将会进一步加剧乡村社会的灰色化。我曾提及，中国的很多乡村之所以灰色化，是因为村庄缺乏公共性，缺乏公共生活和公共舆论的约束，这导致了原子化的个人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做一切事情：以暴力和暴力威胁的方式解决同邻居的纠纷，毫无顾忌地贪污集体资产，耀武扬威地在村庄偷鸡摸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税费时代，乡村干部之间围绕着收取税费形成了一种坚固的利益共同体，一些村民的灰色行为和黑色行为得不到及时打击；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在后集体化时代，国家政权逐步退出乡村后，村庄缺乏有力的具有公共职能的主导力量，村庄公共生活日趋衰竭，村庄公共舆论也日趋瓦解，村庄的伦理共同性日趋消散，村庄再也不能对村民的越轨行为施行软控制，这同时加剧了国家政权对村庄的监控和治理成本，基层政府疲于奔命，乡村却日益破败。

这是一个左右为难的处境，一些学者的药方说只有NGO才能拯救日趋破败的中国村庄，另一些学者指出NGO只会进一步导致乡村的破败。其实，中国许多的村庄经验都表明，没有所谓的社会NGO组织，村庄仍然可以保持一定甚至很高程度的公共性。比如在川西平原，乡村茶馆就构成了一个公共空间，使得村庄舆论仍然能够对村民起到约束作用。而且，川西平原的很多乡镇，现在还保留着毛时代的一些公共活动，如每年都会举行文艺大会，由各个村庄选送节目进行表演，并评奖。这无疑会激发村民的村庄荣誉感，加强村民对村庄的认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每年五月端阳时，老家的六个村会举行龙舟赛，不同村庄的村民常常会为龙舟赛中的名次争吵甚至动手，后来乡镇府为了免去麻烦就取消了这一比赛。随着类似公共活动的取消，村庄也就逐渐丧失了公共认同。再比如，在江西和福建的宗族型村庄，宗族活动也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宗族的荣誉感将大家联系在一起，使得公共舆论仍然构成对村民的约束。在山东，小亲族之间的竞争也可以使得村庄保持一定的公共性；在徽州，村民对村民组的认同也可以使村庄保持公共性。

其实，只要有一个纽带将村民联系在一起，只要村民还在意同邻居之间的竞争，在意同村村民对他的看法和道德评价，村庄的公共性就不会完全丧失，中国农村的颓势就可以挽回。最麻烦也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现在一些村庄，伦理共同性和功能互助性已经消失得所剩无几了。这种村庄中，村民越来越原子化，行为原则越来越功利化、理性化，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以利益为衡量标准，兄弟的关系都变成了两个公民之间的关系。人们再也不将自己生活的意义放在村庄之中，而一味去追求村庄外面的社会上升阶梯，其中的一些村庄菁英当然可能在村庄之外的繁华世界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但绝大部分村民毕其一生恐怕都只能留在那个没有任何公共性，村民关系就像饿狼对饿狼的村庄里。

正因为上述情况的可怕和可悲，我们才有必要通过新农村建设来遏制这种不良发展方向。也正在这一点上，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有必要注意加强村庄的公共性。要通过村庄，而不是所谓的第三组织将农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中国村庄自古以来就具有相当大的伦理共同性和功能互助性，这是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可以借鉴的资源。我们有这么好的传统资源，如果放着不用，而硬要去发展前途黯淡的所谓NGO组织，这不是南辕北辙吗 

在传统社会，国家不能真正将触角伸入到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无力解决村庄层面的公共事务，而家庭也不能提供诸如农田灌溉、生活互助和社会安全等方面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品。此时，具有地缘性和血缘性双重特征的村庄，就作为具有伦理共同性和生活互助功能的单位凸显出来，它通过家规族法、乡规民约等硬规范和儒家伦理、村庄舆论等软规范将人们紧密连接起来。在集体化时代，由于共同享有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存在，中国村庄的伦理性和生活互助功能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国家的行政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加强了。市场化以来，在市场化消费主义逻辑的裹胁下，随着基层政府的后撤和治理能力的下降，村庄公共性不断下降，有些地方甚至已经严重瓦解。毫无疑问，重建、强化村庄的公共性是新农村建设的当然任务，而开展新农村建设也为我们通过开展公共生活重建村庄的公共性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在学习过程中，我从人类学学科中受益非常多，而我却对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和旨趣颇为不满。我多次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批评过人类学，这曾引起一些人类学学者的不快。在我看来，人类学致命的弱点在于整体上缺乏明确的中国问题意识，而很多人类学学者似乎从来不思考这个问题，他们满足于同西方人类学进行对话，极力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中谋求一席之地。在阅读费孝通的作品时，我曾为其中的深厚感情和宏大追求感到震撼，而尽管今天的许多中国人类学作品叙述非常精致，却很难让人再有那种感受。王铭铭是个例外，尤其是他最近出版的演讲集《没有后门的教室》，也许是文体更加自由，作者的想法更容易表达得随意而尽致的缘故，这本书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与许多人类学作品相比，它确实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我们知道，西方人类学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民族志成果，形成了关于世界上众多族群、地区和国家实践的经验知识。而在不同时期，其理论兴趣在不断变化，进入人类学学术话语的议题也不断更新。因此很多人类学学者认为，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应当呼应当下理论兴趣和话语议题，以期进一步提供对各种不同表现形式的实践的人类学理解，而这种需求是永不满足的。

这些学者将中国人类学研究定位在呼应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兴趣和话语议题上，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西方人类学有它关注的特定问题和学术发展逻辑，在理论上出于对十九世纪摇椅上的学者臆想的宏大理论的不满，在实践中出于对特定殖民社会关注的政治需要，主导了二十世纪的西方人类学研究。得益于田野民族志的工作，产出了大量优秀的民族志作品，这使我们对某些具体社会的理解有了巨大的飞跃和丰富的积累。中国学者沿着西方人类学的学术谱系，企图在此基础上形成整合的理论。这种思维方式恰恰陷入了西方学术的逻辑中，忽略了中国学术的时代需求和社会基础。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未能回应中国的时代使命，从而是“政治不成熟”的。因为，西方出于政治或其他目的要求理解中国和其他非西方社会，他们由此形成了特定的学术路径和谱系，我们今天沿着这种学术思路往前走，寻求与其对话，寻求在西方的学术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实际上是在帮助西方人完成他们的使命，而没有关注中国人自己的问题，缺乏中国自己社会的问题意识，缺乏对中国研究的时代使命的关注和回应。

在王铭铭看来，中国人类学分为三个区带，一是最核心圈的农村人文区位学民族志调查，二是作为中间区带的少数民族研究，三是外围的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在他看来，农村、民族、海外文化三区带的结构是传统中国中心的世界体系的延续，没有脱离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正是在这种视角下，王认为，人类学不应该仅仅以自己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微观调查而沾沾自喜，而必须与与之相关的宏观大历史关联起来，并断言只有这样，中国人类学才能真正有所贡献。更进一步，他认为，中国人类学要对中国社会有启发，需要创造一种“世界主义的中国观”，人类学者要研究自己，研究别人，研究自己和别人在世界当中的角色和贡献。

王铭铭提出的海外研究和海外视野的潜在贡献是非常大的。有一个来自非西方的“海外视野”，对于支配世界思想的西方理论也许可以从真正意义上构成挑战，这不是当前所谓“东方学”式的挑战。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将欧美当作社会理论的经验基础，这样他们往往就很容易将非西方的事物当成怪诞的现象，潜在的认为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是正常的结构模式，而非西方社会则是变形或误入歧途的发展模式。对此保持警惕的学者往往在既有的西方理论框架下展开学理上的反思，这反而陷入了西方社会科学的陷阱当中，以一种“东方学”的方式被整合进了西方社会科学中。很多研究更是用非西方国家的经验材料去证成或者证伪西方理论，从而寻求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寻求一席之地。而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如此之大，各个地区发展极为不平衡，以至于要找到证成或证伪西方理论的中国经验实在是太容易了。用中国经验反驳或重述西方理论也可以写得非常漂亮，然而这种研究方式不但对发展理论没有多大助益，对中国人加深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也没有多大作用，反倒是在帮助西方人理解了中国。因为我们在西方理论的提问背景下，对问题的回答正合西方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解答了他们的困惑，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固了西方社会科学的霸权地位，这种背景下的“社会科学本土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旦如王铭铭所提倡的，中国人类学家也去西方作调查，写民族志，也许我们会发现西方社会才是怪诞的。这样一来，我们可能会跳出西方理论和中国经验的证成与证伪的怪圈，从而可能在西方社会的生活经验的映衬之下，深刻认识中国社会本身，而不是以中国社会的生活经验来作为西方社会理论的脚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西方社会的调查、叙述和深描，我们可以加深对西方社会本身的理解，从而一来澄清当今社会似是而非的流行观念，修正一些西方崇拜者对西方社会过份理想化的认识，二来使我们能够从本质上把握西方社会运作的秘密，从而为我们在真正意义上学习西方、借鉴西方铺平道路。比如，到现在为止，我们对西方法治社会的运作、对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等的了解得还十分浅薄，而我们的学习和借鉴却表现得过于大胆。许多人去西方做几个月的访问学者，回来就极力鼓吹西方的制度和文化；而一些在西方国家居住数十年的人却感到无话可说，这恐怕不是偶然的。西方的法治、意识形态等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倘若国人有非常专业的民族志作品进行研究，相信我们对相关问题的判断就不会显得那么武断和自相矛盾。

早就看到不少汉学家在著作中说“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这次和吕德文一起去都江堰，深刻地知道此话不假。

在了解川西的茶馆之前，我就对传统英国乡村的小酒馆有所了解。那是混乱的象征，让人头疼。16世纪时由于英国酿酒业的发达，在英国各地城乡都开设有小酒馆供人们娱乐消遣。但就是这些小酒馆被认为是地方罪恶的温床。为了规制这些小酒馆，英国法律规定业主必须取得官方发给的执照方可营业。在营业时还要遵守各种规定，比如晚上9点以前要关门，在圣日要停止营业，不能留宿流民等。在英国上层人士眼里，酗酒是大多数罪恶产生的根源，乌烟瘴气的小酒馆用酒来招待客人从而破坏了社会的道德风尚，它诱使了许多年轻人变得懒惰、无理。这些酒馆常常“彻夜不眠，引得许多仆人不做工”到那里消遣。在小酒馆里，穷人会赌博，会将他们挣得的不多的钱全部输光，有时还会打架斗殴；小偷也常在小酒馆出没，趁人喝酒不备时偷走他们的财物，或者还会在那里将偷来的物品转手；妓女也会光顾这里拉揽顾客。

近代四川的茶馆也曾被认为鼓励是人们无所事事、孳生惰性的地方，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应该说，这个因素今天仍然是存在的，即便是在我们调查的并不算很繁华的集镇上，茶馆里不但有小偷，而且有卖淫现象。去那些提供卖淫的茶馆被称为“喝花茶”。而且，即便是在小集市的茶馆，常常会有“烂脓”、“烂杆子”（乡村混混）去捣乱，白喝白要，收保护费，寻衅滋事。尽管如此，显而易见的是，茶馆有着多层次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功能。茶馆为人们提供了可使用的空间。即便是在成都这样的大都市中，许多“现代”娱乐场所出现以后，茶馆仍然是大多数市民最能接受的公共生活空间。

过去，茶馆同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但是我们都习惯于把茶馆看作仅仅是一个休闲的地方，但实际上茶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公共空间。在当代中国的乡村，恐怕没有其他任何地方的农民，像川西的农民那样更多地依靠茶馆。

初到川西，就听人说“少不入川”，这是说，四川人生活太安逸了，到这里养老还可以，年轻人过这样的生活会被安逸的生活磨灭了闯劲和生活的激情。的确！四川农民的生活也真是太好了。论经济富裕程度，川西平原一定比不上江汉平原，但川西的农民的日子却过得非常从容。比较一下两地农民的表情就知道，川西茶馆里人们悠闲而知足，而在江汉平原见到的农民大多焦虑或者麻木。这种悠闲的生活使得人们并不那么向往城市，相反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非常自豪。很多在外工作退休的人，老年会回到乡下的村庄居住。这种生活方式使得川西的长寿农民比比皆是，在我们调查的那个镇上，超过100岁的老人就有十几人。川西农民日常生活确实闲逸，人们生活节奏缓慢，我去调研时，正是冬日农闲季节，集市上的茶馆里，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村子里的茶馆也围着一桌桌的打麻将、打牌的农民。喝茶似乎是他们的习惯，是他们的生活程序。这么安逸的生活，不长寿才怪呢！

其实，乡村的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店和沙龙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其社会角色更为复杂，其功能远远超出休闲范围，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而且经常成为乡村生活和村庄政治的中心。在村子里，茶馆一般在村委会的附近，无论是村庄政治精英还是一般群众，闲人还是忙人，妇女还是男人，老人还是小孩，都会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活动。

在川西平原的农村，垸子是一个很独特的地邻单位，构成了我们所讲的农民行动单位，而茶馆一般都具有行政村的范围性质，人们通常不会说某个茶馆是某个垸子的，而是说是某个村子的。实际上，茶馆是垸子和行政村的连接处。垸子是一个行动联系非常密切的熟人社会单位，是人们红白喜事的举办单位，而茶馆则是超出垸子的日常生活场所。村子里的茶馆连接了不同垸子里的人，正是通过这种连接，同一村庄不同垸子的人才在日常生活中熟悉起来，使得行政村构成了一个熟人或半熟人社会。正因此，茶馆构成了人们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公共空间，村民的不满和情绪，以及对公共人物、公共事务的意见可以在茶馆中表达出来，形成舆论。从而使得川西平原的村庄虽然没有宗族认同，却保持着公共性，而没有彻底原子化。

在村庄中，茶馆是个很重要的公共空间，人们在那里的闲聊构成了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在社区中有着重要作用。可以说，茶馆便是村庄的社会中心。而集市上的茶馆则是人们会友、说媒、交易、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的地方。农闲季节或者赶集的日子里，农民基本上没有什么农活可干，他们常常就整天呆在茶馆里。如果感到寂寞，可以听别人闲侃，或加入其中；在茶馆里从不受时间限制，如果有急事去办，办完后还可以回来继续品离开时的那杯茶。

对村民来说，闲聊恐怕是茶馆最具魅力之处。人们在那里谈论一切事情。东家长、李家短，从国家大事到芝麻小事，人们可以在在茶馆里抱怨世风日下，议论乡村的新气象、政府的新做法，交流各种社会新闻，还可以经常开一些黄色的玩笑，从这些小插曲中得到乐趣。正如一些社会学家认为，饶舌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说东道西，无论是善意的交流还是恶意的流言，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村庄中不存在任何秘密，村干部也无法保守任何秘密，村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事件都极容易在茶馆被拿出来了“摆”，而且在集市的茶馆里，不同村庄的事件还会被不同村庄的村民拿出来比较，由此茶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派生出了政治和社会功能。而且由于其参与的人员构成十分全面，茶馆是所有村民的公共场所，所以几乎村庄的所有事情都会在这里得到传播。

这样茶馆实际上就指向了乡村治理。在我所走过的一些乡村中，川西平原的村治几乎是最好的。人们安居乐业，乡村混混少，生活安全感强，乡村干部也还不那么贪婪；村民之间的纠纷也很快能得到政府部门的处理，在全国很多农村平均欠债几十万时，这里也很少村庄存在乡村债务问题。我不止一次地问川西农民，你们最关心的问题，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出乎我的意料，不像其他地方的农民那样，他们并没有多少对基层政府的不满和怨恨，而多数农民告诉我，他们只想有个打工更挣钱的地方！村民不但对村干部很熟悉，对乡镇干部也比较熟悉。因为川西的乡镇本来就不是很大，又有茶馆这样强有力的公共空间，因此生于本乡本村的乡村干部就不得不顾及自己的名声。不要说胡作非为，就是一般的对乡亲们不厚道的事情发生，这种信息必定从茶馆开始，那么这个乡村干部必定无法在此职位上有尊严地干下去。我调查时就得知，一个村干部因为贪污而被村民发现，自己觉得“没意思”而辞职不干了。

开茶馆当然是一种商业活动，同其他商业一样是为追求利润，在成都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开办茶馆的方式。开茶馆一般来讲不需很多资本，只要有桌椅、茶具、灶和一间陋室，条件便基本具备。只要计划得当，开办茶馆可以白手起家。在调查中，我所住的那个村子里就有一个贫穷的残疾人在集市上白手起家，开了一个小茶馆的，生意还不错。当今中国的许多娱乐场所几乎都体现了一定的阶层划分 ，这是由不同娱乐设施的档次和消费水平带来的，川西平原的茶馆也开始呈现出这种分化。大体上，乡村茶馆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村子里的茶馆或集市的街头茶馆十分简陋，其顾客多为一般农民和集市上的小生意人，这种茶馆占绝大多数；另一类是茶楼、茶厅，条件较优，价钱较贵，主要为政府公务员、大生意人等中上阶层服务，这种茶楼数量很少，一个集市镇也就一两家；还有一类就是提供黄色服务的花茶馆。

阎云翔在对下岬村农民私人生活的变迁的研究中发现，农民个人权利观念在不断增长，但让人感到遗憾甚至痛心的是，这种权利观念的增长只是一种畸形的个人主义，人们一味强调自己的权利，却无视对他人和公众的义务，从而最终变成了无公德的个人，这体现了当代中国农民越来越自我中心主义。尽管我对阎云翔的研究有所批评，但应当承认，他确实洞察到了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某种发展动向，而这种动向在中国农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构成了乡村治理无法回避的一个基础性因素。我在赣南的版石镇调查中就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在阎云翔看来，国家在集体化时期直接启动了私人生活的转换，而在非集体化时期又间接地帮助了这一转型的继续；国家通过改造农民生活的道德世界，从而改变了家庭关系和私人生活，并直接参与了对这一变革的推动。如果把集体化和非集体化看作新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可以将上述意思表达为，中国社会对现代性的追求摧毁了传统的家庭和私人生活结构。这种看法是我所无法赞同的。在我看来，这个发展的过程是在非集体化时代开始的。相反，在集体化时代，由于人们共同享有社会主义新道德，村庄中存在以共产党员和政治积极分子为核心的结构化载体，中国村庄的伦理性和生活互助功能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国家的行政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加强了。而市场化则摧毁了农民过去大体和谐的生活和大体和谐的村庄。尤其是，市场化通过土地家庭承包、分析集体财产等方式剥夺了村庄的公共经济职能，从而使得集体丧失了对个人的控制能力。

而在中国的村庄中，一旦集体丧失对村民的有效控制，很多事情就不好办了。而忽视对他人、对公共生活的种种义务，农村社会将会成为一盘散沙，难以聚合。也许村庄中还存在公共舆论，但对这种舆论缺乏有效的维持，如果村民没有对村庄公共舆论的顾忌，村庄也不会有什么办法对付他的越轨行为。这样长久下去，不但村庄的公共性和伦理性日益衰竭，村庄本身越来越缺乏自主价值生产能力，其社会关联也日益降低，而且人们对村庄和村庄生活越来越缺乏认同感，家庭关系也日趋原子化、功利化，人们开始肆无忌惮地做任何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而国家对此却可能无能为力，无法完成对村民和村庄生活的全面有效监控，法庭根本无法切实有效地保护受虐待的老人，政府也不能把破坏村庄合作的村民怎么样。一个人只要不违法，政府就拿他没有办法，有时即使违法了，也只能“依法办事”而无法真正监控他，阻止他继续作恶。因为一旦离开了具有伦理性和公共性的村庄，一切治理成本都太高了。

版石镇的党委副书记赖培发讲：

现在的法治在大环境下，尤其是国际环境下可以实行，但在乡村不可行。浙江那些地方可以通过村集体对村民进行控制，促使村民在享受权利的时候，懂得履行义务。在我们江西的村子里，以前我们控制村民还可以通过控制他的亲人，让他的亲人去控制他们，但这不是依法办事，是违反法律的，因此，现在这样也不行了。

同全国的很多村庄一样，赣南的版石镇就处在上述农村社会日益松弛，村庄集体无所作为、无法作为的大背景下。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开展新农村建设呢 我们曾多次论证，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而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政府，政府应当起到的是引导作用，这是被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国家的“转移支付”对于解决农村问题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更多的建设应当依靠“村民自助”。而在文化建设方面，则几乎只可能依靠村民的自助。因此，真正长效的新农村建设就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但在目前的状况下，如何才能把村民组织起来呢 在之前的调查笔记中，我已经谈到版石镇在新农村建设中，在基层党政组织的引导下，通过村民自治制度的创新，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只是一个方面，动员群众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版石镇还在实践中延续了村庄集体主义传统。

按照我的理解，影响今天中国村庄生活的实际上有三种传统，一是传统中国的儒家传统，二是新中国以来的集体主义传统，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传统。前面已经说到，村庄生活中无公德个人的出现和成长很大程度上是非集体化以来的市场经济传统作用的后果，因此，今天我们要开展新农村建设，要将村民组织起来，就必须尽量抵消市场经济传统的消极后果。毫无疑问，传统中国的儒家传统和新中国以来的集体主义传统都是有益的。说到集体主义传统，有人可能会误解或担忧要回到集体经济时代。这种思维逻辑是不正确的。也许集体经济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社会生活了，但毫无疑问，集体经济时代会留给我们很多宝贵的遗产，而这些遗产有助于我们解决当下所面临的问题。

我已经在之前的调查笔记中谈到，版石镇在新农村建设中，为了解决实际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村民自治制度创新，创立了“镇－村－村落社区”的乡村治理新形式。其中最重要的创造就是建立村落社区，并将其实体化。版石镇的干部们是如何实现这个创新，将村落社区实体化的呢 当然，社区理事会组织的建立及其人员的配备是一个重要方面，这我在之前的笔记中已经谈到，这里不赘述。另一个问题，就是村落社区要能掌握一定的资源，尤其是影响村民生活的资源。我们知道，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新中国历史上曾经对村庄集体的建构起了无以类比的作用。但这一作用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体制的施行以及后续的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政策而日趋衰竭，因为相应的土地政策使得农民在集体的土地上获得了一种仅次于所有权的物权，这便挤压了土地的最终所有者村庄集体行驶权力的空间。

其实，对于土地上的权利，村庄集体从来没有像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拥有的这么少，这么薄弱。今天村庄集体对土地的支配甚至不比传统社会的村庄强。在版石镇一带，传统村庄对土地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宗族对族产祭田的控制来达成的。如据庄孔韶的记录，在离版石镇不远的闽东，1940年代黄村及周围的9个自然村，宗族控制的祭田高达778.5亩，而9个村共1077人才占有土地234.48亩。族田所产可以应付祭祖、资助宗族子弟求学、帮助贫穷族人等诸多宗族活动，解决村庄公共品供给问题。

而当前，国家法律将农村土地承包分为家庭承包和其他形式的承包两种。家庭承包主要针对耕地、林地和草地；其他形式的承包，即通过招标、拍卖和协商等进行的承包，主要针对“四荒”等土地。对家庭承包的土地实行物权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至少30年不变，承包期内除依法律规定外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转让、转包、入股、互换等，可以依法继承。对其他形式承包的土地实行债权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承包期和承包费等，均由合同议定，承包期内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协商予以变更。对于除“四荒”地以外的农村土地，村庄集体的支配力几近于无。版石镇的情况与全国的情况基本上一致。有一点不同的大概是，有些村民组并没有将集体的山林完全分割承包给分散的农户，而是留给村民集体经营，而这样的村民组往往也为村民们羡慕。因为集体山林的收入可以解决村庄一些公共品供给，而分散到户却因经营起来不经济被村民放弃经营，起不到什么作用。安信村礼份小组的山林在八十年代就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分下去，后来山林的收入一直用来日常水利设施的维修。

受这种现实处境的启发，版石镇的乡村干部和村民都认识到，开展新农村建设，要建设村庄社区，就必须将社区做实，否则社区就会徒有其名，不会起到任何实际作用，这样所谓的创建社区就会变成应付形势的虚假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镇政府就酝酿帮助村民建立村落社区公共资源储备制度，规定社区的荒地、山林、山塘、水库、沙石场等归村落社区所有，由社区理事会统一决定具体经营方式。这一制度的最大贡献在于解决了新农村建设中拆迁“空心村”的问题，而这一具体过程的运作也使得村落社区在财产方面的实体化成为可能。

对于解决“空心村”问题，版石镇政府的主要措施是，建立示范点，逐步对社区建制进行改造，在这一过程中，还可以确保社区获得实际的利益，既能完成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性任务，又能完成最初的集体财产积累。在新农村建设中，对于解决“空心村”的拆房子问题，具体的补偿由村落社区理事会商议后决定，政府出指导价。补偿标准大约是，房屋很差的5元/平方米，好一点的10元/平方米，虽是旧房，但还有人居住的15元/平方米。而这个补偿价格可以保证村落社区在拆迁以后出让宅基地的收入，减去拆迁费用后还略有盈余。政府将积极解决“空心村”问题的村落社区列为示范点，上面政府有新农村建设项目下来时，优先放在这个村落社区中，镇政府还积极到上级政府及其涉农部门去“要项目”，投入到道路等基础设施的解决中去。对于这样的村落社区，镇政府还帮助联系一个县级挂点扶助单位，这可以使得村落社区建设得到定点单位的资金扶助或信息帮助。这样，就可以解决一部分新农村建设的钱的问题。

而这一过程中的公共资源储备制度，其出奇招的地方就在于，它能让社区在“空转”的情况下开始新农村建设的起步。最开始开展新农村建设时，村落社区并没有任何集体经济基础，无法兑现对拆迁房的村民主人实行立即补偿，因此建立公共资源储备制度的作用就在于先在村落社区内建立帐户，先做帐，将欠拆迁户的钱在账上挂起来，房子拆了以后，将宅基地收回社区所有。当有村民要做房子时，社区再将宅基地出让，出让的价格比较高，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实现对欠下的拆迁款的兑现，甚至完成村落社区集体财产的积累。这种挂帐制度之所以可以运作，显然与村落社区的“熟人社会”的性质密切相关。村民对村落社区这一级组织有着很高的生活依赖程度和信任度，对生活预期比较长，愿意作这种“长线投资”。而在之前的乡村治理实践中，赣南村庄的乡村两级的信用并没有被过分透支。

显然，版石镇的公共资源储备制度，是现行土地制度框架上的一个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在新形势下对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一种回归。一旦集体能够控制土地，村庄内的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当然，在现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农村耕地要全面回到集体主义传统是很难做到的，其必要性也有待考量。但毫无疑问，村庄集体若能获得对土地等村庄资源的一定控制，村庄内的很多事务的解决就有了更好的基础。这样，我们的新农村建设的一些资金问题就可以解决，村民就会对集体更有向心力，村庄也可以积累更大的力量来解决各种公共品问题。另外，集体就可以对村民实现实在的控制，当他们违背村庄集体感情，作出种种“无公德”的事情时，村庄就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干预了，这样在公共品供给的合作中，在日常生活中，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越轨者了。这样，中国的村庄就不会是畸形的个人主义泛滥的地方，村庄生活也就不会那么毫无希望了。

当然，在解决“空心村”问题的时候，理事会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会碰到一些“钉子户”。这时，理事会成员可能会在村庄内部制造声势，造成舆论压力，“就是某某人让全村人建不成房子，享受不到新农村建设的好处。”这时，这些“钉子户”的亲戚朋友都会感觉到压力。一些问题可能在这种压力下得到解决。但偶尔也会遇到态度非常强硬的村民，就是不愿意拆迁，而不论拆迁的价格，也不顾村庄内的舆论压力。碰到这种情况，就需要政府出面支持了，因为村庄集体没有任何有效的力量对付这种“钉子户”。“一事一议”的民主制度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在村庄中，倘若无法对付这种“钉子户”，其结果必然是“少数决定多数”原则的畅通无阻，“钉子户”的不同意会使整个动议和计划最终泡汤。

在版石镇，政府对付这种“钉子户”的方法是，出面找“钉子户”的麻烦，看他是否存在计划生育方面的问题 是否有砍伐林木方面的问题 建房是否有土地证 如果有，建筑面积是否超标 总之，要从各个方面来找“钉子户”的麻烦，只要发现问题，就进行重罚，或者在发现问题后，以惩罚为后盾同“钉子户”谈判，这样常常能够吓退“钉子户”，达到村落社区和乡镇政府的目的。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乡镇政府所找的“麻烦”一般都是确实存在的，都是合法范围之内的。因为针对乡村生活的法律法规多如牛毛，日常生活中总是没有被彻底执行，因为对乡村的这种法律监控成本太高，而收益几乎为零。立法可能本来就与乡村生活相距很远，而缺乏监控就容易使得违法成为常态。违法是常态，并不意味着法律一点用处也没有，即使一项从来没有执行的法律也是法律，法律的性质也使得他有执行的可能。而是否执行，什么时候执行，政府毫无疑问是有选择权的。在版石镇，这种选择权就为政府开展新农村建设铺平了道路。

这种执法的选择权在版石镇的新农村建设中就构成了一种“合法加害权”。尽管目的是为了新农村建设，但手段多少显得有些“卑鄙”。回过头来思考这个问题，基层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对集体主义传统的延续，却需要这种有些“卑鄙”的“合法加害权”来实现，这不能不说有些悲哀。我们知道，不管是在传统中国的旧传统中，还是在新中国以来的集体主义传统中，对违背村庄集体取向的村民都有其有效的应付方法，而今天在市场经济的冲击所形成的传统下，为了村落集体的福利性目的，却需要基层政府的“合法加害权”，这个现象本身旧值得我们反思，我们应当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过于激进的去集体化历程。由此，我们更需要在新农村建设的大潮中抓住机遇，延续集体主义传统，这才是中国乡村的希望。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囿于从制度实践上理解村民自治问题，将村民自治理解成相关制度在村庄的实践，而忽略了村庄本身对自治的需求。这种理解很容易就将村民自治制度形式化、程序化，将村民自治仅仅理解成选举，理解成理解成一个法律程序问题，有些学者甚至提出要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选举法，现行的一些法律和制度甚至连选举的细节都予以规定。这些不能不说是对村民自治制度的误解。如果我们从乡村治理上来理解，村民自治就应当是因地制宜的，中国农村在空间上的发展极不平衡，各地的语言、风俗习惯、社会结构都不一样，因此只能实行自治，强求一致势必产生不良后果。所谓“自治”，就是要让每个村庄的村民自己决定管理本村的方式，至于具体形式，应当给他们留下足够的空间。今年8月，我们一行赴赣南版石镇调查，更是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赣南地区一直在探索适应本地区的乡村治理方式，在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至今已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和传统。在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以后，赣南的许多乡镇都开始了深入一步的探索，安远县的版石镇无疑是走在前列。税费改革以后，版石镇的赖仁茂书记和他的同事们就开始琢磨这样的问题：今后乡村工作的着力点应当放在哪 如何为村民提供必要的服务 乡镇政府今后应该如何展开乡村治理工作 而对这些问题的琢磨又是与版石镇所面临的具体乡村治理难题联系在一起的。

在版石镇，税费改革之后，传统的“乡－村－组”的乡村治理体制越来越表现出其对当前乡村新形势的不适应性，尤其是村民小组这一级集体组织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税费改革之前，村民小组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村干部收取税费，其工资报酬由村里负责，虽然不多，但与组长的工作量也是基本相当的。税费改革之后，他们就不需要再做这方面的工作了。村干部的工资由政府转移支付解决，每个村里干部定额不多，只能勉强支付几个主要干部的工资。因此村民小组长的报酬也就取消了。税费改革前，小组长除了协助收取税费以外，还会负责小组内的其它事务，如组织村民修水渠，调解组内村民之间的纠纷，主持组内的红白喜事等。但取消农业税后，虽然不像有些地方，版石镇的并没有立即取消村民小组长，但由于组长没有报酬了，他们也不太管小组事务了。如安信村的邹屋，税改后小组长坚决要求辞职，村民改选还选他，但是他坚决不再负责小组事务了，从此邹屋也就没有小组长了。

伴随着税费改革的实行，为了应对基层政权的财政压力，全国的许多省份都开展了乡村体制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合并乡镇、撤销乡镇职能部门、合村并组、精简乡村干部等。版石镇所在的赣南地区也开展了同样的改革。尤其是合并村组以后，一个村的区域范围太大，无法有效调动资源，小组又太小，无法提供公共服务，村大组小，矛盾十分突出，公共品供给方面造成了“村里管不过来，组里管不起来”的局面。比如，一个小组内的道路硬化、村民饮用水的问题，村里管不过来，也不可能管过来，而光靠组里的几户、十几户完全做不好。

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后，农村到底如何建设，如何去落实 版石镇的官员们心中并没有一个明晰的思路。就如，是以小组为单位去抓，还是以村为单位去抓，这样的问题都是不清楚的。但现实中又面临着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如一个小组修一条通组的公路，必然会涉及到对其它小组的田地的占用，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 再如，多年来村民一直没有规划地建房，“新农村建设”后提出要进行“新村规划”，但“新村规划”如何解决宅基地所带来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呢 由于这些相关问题，各村民小组之间利益分化导致问题无法解决的例子非常多。因此也不断有村民向镇政府反映，希望镇政府能够出面做协调工作。如安信村的隔背自然村，由三个“屋场”组成，每个屋场是一个村民小组。隔背的村民都想修路，但大家又怕修路占用自己的田地，而离公路近的自然村想少出钱，让离公路远的村民小组多出钱，但大家同属一个自然村，离公路远的村民小组又不愿意多出钱。这样，一项全体村民都想做却由于无法合作而没有办法做成。

面临上述乡村治理体制的种种弊端，同时夹杂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版石镇政府是如何面对和处理的呢 版石镇政府的官员们首先分析了他们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乡村治理难题，将它们归结为“三对矛盾”。一是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释放了农民的积极性，但由于土地等生产要素被千家万户分割，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难以抵御市场风险。二是集体意识的淡化与公共需求的增长之间的矛盾。合村后，村组范围扩大，村民出现了居住分散化、利益多元化、需求多样化的倾向，客观上造成会难开、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资源整合难等问题。三是村级范围扩大与村组干部减少之间的矛盾。合村以后，村级管辖范围越来越大，而村组干部越来越少，因此疲于应付各种繁杂事务，无法顾及村组公共事务。针对这些矛盾，版石镇的官员认识到，必须从创新乡村治理机制入手，划小自治单元，建立权责明晰、简明高效的村组运行机制。

基于以上认识，版石镇对村民小组提出整合方案，整合村落社区成为新的治理单元。即以自然村落为单位，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打破小组设置，组建农村村落社区，并明确农村村落社区是直接隶属于行政村的村民自治新单元，变过去的“乡－村－组”单一型乡村治理模式为现在的“乡－村－村落社区”服务型乡村治理模式。

农村村落社区成立以后，就面临着具体运作的问题。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中，村落社区应当发挥着实体性的作用。如在赣州新农村建设开展的“三清三改”（“三清”就是清垃圾、清淤泥、清路障，“三改”就是改水、改厕、改路）中，修一条通组公路，要占用菜地，拆牛棚、厕所等都需要与村民进行谈判、交涉，这些工作靠村干部个人的力量很难解决。而版石镇的干部们发现，村庄中的“五老”人员（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退伍军人、老模范  ）只要公正办事，威望就很高。因此，他们因势利导，在村庄中成立了“新农村建设理事会”，以五老为骨干，把年富力强的社会能人一并吸收进来。当然，具体人选是由村民推选。在版石镇的村庄中，“五老”人员和社会能人以自己能被村民推选进入理事会为荣，这意味着村民对自己的认可，从而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因此他们也乐于为村民服务。

“新农村建设理事会”后来就演变成了“村落社区理事会”，理事会成员的推选也逐渐正规化。社区理事会根据各社区具体情况设会长1人，副会长2－3人，成员3－7人。社区理事会成员和会长通过召开社区村民会议或三分之二以上的户代表会议，“海选”产生。成员一般都是村庄内有威信的党员、干部、社会能人、产业大户、“五老”人员。镇政府为了提高理事会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还整合了县直单位拨付的护林员、交通协管员、计生服务员、供电管理员、有线电视维护员等“五大员”的工资，由理事会成员兼任“五大员”，多方解决理事会成员待遇问题。

村落社区理事会成立以后，就要着手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具体分工了。道路建设、管理、监工、工程管理、拆迁房的具体负责等工作都需要有一个具体的分工。而在新农村建设中，资金筹集、村民培训、计划生育服务，以及村民小组的财产、鱼塘、山林资金的管理都需要具体负责人。在分工后的具体工作中，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有的理事会成员在利益问题上的动摇，在工作中有所偏心等，这就将加强对理事会的监督问题提上了日常。

为了面对这种情况，版石镇政府又引导村民成立了社区监事会。社区监事会设会长1人，一般由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兼任；成员2－4人，以社区内“五老”人员、公道正派的党员为主体，其中党员占70％左右。明确社区监事会在村和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村民委员会的指导下，履行全程监督本社区议事、决策及执行情况方面的职责。监事会成员一般不与理事会成员交叉任职，从而形成了有效的监督机制。这样，版石镇就初步形成了“一区二会三中心”（“一区”指村落社区，“两会”指村落社区理事会和监事会，“三中心”是理事会下设的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公共资源管理中心、和谐社会服务中心这三个职能机构）的新的乡村治理模式。

在新的乡村治理模式中，理事会是个自治组织，如何保证其在新农村建设中正常运转 在办完新农村建设的一些事情后，又如何保证其继续正常运转呢 也就是说，必须落实村落社区的长效机制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人员设置问题。在最初的新农村工作中，“五老”人员做了一些工作，管理项目资金，负责对外联系等，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时间一长，他们就逐渐感到力不从心，于是很多人就提出：“我们愿意参与理事会的工作，但理事会会长应当由年富力强的年轻人来担任。”考虑到老年人“吃不消”新农村建设中繁重工作的现实，版石镇的干部们向村民提出：“理事会长你们选，选热心公益事业的年轻人，要重点考虑村两委委员。”同时鼓励村两委成员参选。这样逐步有效实现了镇－村－村落社区的有效联系，同时又解决了理事会长的工资问题。

而上述做法在去年的村委会换届工作中被制度化了。对于理事会会长这个关键性的职位，一般是由村干部兼任，以解决他们的工资待遇问题。为了做到这一点，版石镇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作出了创新。在通常的村委会选举中，村委会委员的得选是以选票的高低排位决定的，而版石镇创造了“社区最高票当选原则”，即每个村落社区中得票最高的村民自然当选为村委会成员，而不论其在整个村庄中选票的排位。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干部还是村民，对这一原则都持赞同态度，这大概与江西农村“村庄权力结构的模化”这个传统相关。关于这一问题我将在其他地方进行论述。在一些“守法主义”者看来，版石镇的实践一定是与“民主”的理念相违背的，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民主首先是选举以及选举程序。但放在一个村庄主位的立场中，村民自治首先是个治理问题，是一种解决村庄事务的形式。既然版石镇的村民自治制度创新能够解决版石镇村庄的诸多问题，迎合现实的需要，我们有什么理由固守那些来自异域的大词，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欢迎这样的村民自治制度创新呢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版石镇的创新是真正的民主制度。较小范围的村落社区是个纯粹的熟人社会，大家彼此之间非常了解，谁有公益心，谁很自私，大家一清二楚。毫无疑问，这种范围内的选举比合并后的大村中“半熟人社会”的选举更具有真实性和实际意义。社区理事会、监事会的成员由村民“海选”产生，满足了村民的民主参与愿望。而在海选之前有个推选程序，这可以使熟人社会中的选举不伤及村民的“面子”，有利于村庄和谐发展。而社区的日常管理，村民点题、民意征集、代表商议、大会决议、监督实施等这些都能够体现村民自治的精神。社区内的事情办不办、怎么办，完全由村民自己说了算，这是真正的、高度的村民自治。

而村落社区组建后，改变了原来村民小组长“各自为战，孤掌难鸣”的局面，使得农民开展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这样，就在版石镇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催生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创新，而创新的村民自治实践又反过来为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开展铺平了道路。

为了调动村民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版石镇政府向村民群众许诺：“哪个村落社区完成‘三清三改’等新农村建设的初步任务，镇政府就将新农村建设的试点项目放到哪个村落社区！这些试点项目由政府出大部分经费，其内容包括整改村庄总体面貌，修通村落社区的公路等等。‘成熟一个，发展一个’。”这极大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使得版石镇的新农村建设真正做到了农民本位和村落本位。在社区骨干的带领下，群众信心百倍、热情高涨，各社区的新农村建设全面展开，出现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的势头。如安信村礼份组，在组建了社区之后，在社区骨干分子的组织带领下，全体村民齐上阵，每人均摊220元，凑钱买建筑材料，全体村民共同出工，仅两个月就在岩石上开出了一条三四米宽的通组路基，现在只等着镇政府兑现承诺了。在这种气氛的烘托和社区理事会成员的积极活动下，村庄中的“第三种力量”也被调动起来，外出工作人员、务工人员等积极为家乡社区建设捐资捐款，如安信村隔背社区，外出务工青年自发募捐一万多元在社区内新建了篮球场等体育设施和娱乐设施。

潘维和贺雪峰等多位学者曾经论证了，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而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政府，政府应当起到的是引导作用，这是被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国家的“转移支付”对于解决农村问题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更多的建设应当依靠“村民自助”。而在文化建设方面，则几乎只可能依靠村民的自助。因此，真正长效的新农村建设就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我们已经看到，版石镇在新农村建设中，在基层党政组织的引导下，通过村民自治制度的创新，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有过农村调查经验的人都知道，取消农业税之前，虽然《村委会组织法》规定乡村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但实际情形与此有很大差异，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乡村之间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利益共同体。在利益共同体面前，即使依法选举出来的村干部，也会很快被这个黑洞吞噬进去，从而并不会站在村民一边，而是为基层政府的行政目的（收取税费、执行计划生育和殡葬改革政策等）工作。村民自治遂成政治摆设。乡村之间之所以会形成利益共同体，其原因在于乡镇政府的工作目的与农民的利益存在很大冲突。而乡镇掌握着比村民多得多的经济、政治和组织资源，是高度组织起来的国家行政力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户为单位的小农却很难联合起来，形成与乡村组织对等的谈判能力。当乡镇要求村干部为了乡镇的行政目的而工作时，村干部面对着力量完全不对称的乡镇和村民，很快便会倒向乡镇一边。当然，这种倒向是在利益结盟的条件下实现的。这样，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就很难实现。

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乡镇不再需要村干部协助收取税费，反过来，村干部报酬往往由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来负担。同时，计划生育、殡葬改革等政策执行的压力已经大为降低，乡镇甚至可以脱离村干部单独执行，或依赖司法系统执行了。当乡镇不再需要村干部收取税费，也可以脱离他们的协助执行政策时，乡镇就可以利用村民自治的组织原则和法律规定，通过选举的办法，将那些从村庄中谋取灰色利益的村干部选掉，他们也敢于查处那些有经济问题或有其它劣迹的村干部。乡镇也因此可以超身于村庄具体事务之外，让村庄真正依法进行自治，并依法对自治进行监督。

一旦当乡镇政府积极开展完全对村民和村庄有利的新农村建设，这样乡镇政府和村民又重新站到一条阵营里了，这样村庄依法进行村民自治的活力便恢复了。我们在赣南安远县版石镇所看到的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正在起步，也看到了村民自治具体形式的创新，而乡镇的工作则主要放到了村民自治的法律监督和新农村建设等事务上去了。因此，可以说，新农村建设为村民自治制度创新提供了制度性契机。相比之下，那些对制度创新的契机视而不见，却通过给基层政权“抹黑”，在“村民自治”的口号下继续要求基层政府退出乡村社会的言论，要么是政治上的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