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并非来自于概念或理念层面，更多的是来源于真实世界的经验。法律和制度必须在相当程度符合这一代中国人对自己、他人、社会和国家想象、情感，而这些情感和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化和历史塑造的。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治，而法学家最多创造法治的理论。因此，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曾给法学界带来一股清风,其写作方式与同时期的法学作品颇为不同,它着眼于"从事理讲法理",而不是抽象地讲法理。从事理出发,走向从中国社会出发、尊重社会创造的法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理研究。这种研究诉诸常情、常理、常识,讲述的是生活经验,而背

在10月刊“基层治理的危机”中（《文化纵横》2016年第5期），四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基层治理相关问题。其中三位作者（张静、刘磊、焦长权）直接指向当前中国基层的治理危机，并从不同角度理解、解释目前所存在的治理危机，他们从不同侧面触及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

秋菊在中国法学界是一个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的符号，象征着中国的特殊环境与法治的普遍理念之间的冲突。但是民间法与国家法、传统与现代、特殊性与普遍性这类理论框架一旦走上二元对立的极端,也就加剧了现实与理论(包括理想)之间的紧张，并且限制了对法治理念本身以及西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