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的主题好，论文质量高。适逢《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初版二十周年，华政交谊楼济济一堂，争相鸣放，真是又严肃又活泼的一场学术盛会。

上午几位发言提到秋菊，各个角度的回顾或阐发，十分精彩。我就接着谈谈，有三点感想。首先是秋菊的故事，何以吸引了学界那么多的讨论 一个原因，大约今天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了秋菊，新的秋菊。故而她的遭遇、她的诉求与困惑，容易引起共鸣。

十多年了吧，都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了。可我的感觉，是城市越来越像乡下。大学亦不例外，校园里的氛围，整一个土壤和水质污染了的新农村。进进出出，一群群的西装革履，到处弥漫着铜钱味儿，哪像是学者科学家工程师的园地、党员干部的摇篮 饭桌上，知识分子跟官员商人没什么两样，堂而皇之地按照身份级别，挨个儿敬酒赔笑脸说话。这在过去，是乡下一些欺负农民的小官僚的坏作风，文革后期开始滋长蔓延的。文革前，大学没有这种习气。这么做，叫“封资修”，要挨批判。解放前的知识分子，尽管毛病也不少，如《围城》所记，但绝大多数不会这个。

这普遍的“新农村化”，实质是官僚化，即法治化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对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方方面面的恶劣影响，是各位每天的痛。新法治将近四十年，我们已经深深地嵌在一具庞大的官僚体制之下了。方才有一位发言，探讨拆迁“变法”的经验得失，颇有洞见。但是我注意到，他不说“干部”如何，而是称“官员”怎样。想必那是随乡入俗，用了学界主流从韦伯那儿淘来的“科层制”语汇。然而，这不正是新秋菊的困境么 秋菊那会儿“打官司”，是向村干部，向国家干部，亦即代表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干部“讨说法”。现在的新秋菊们，说是享有神圣的私有产权契约自由，甚而内心皈依了教科书上的普世人权，行事却一百个小心，要看官员老板的脸色。

于是，比起“科层制”的压迫，秋菊当年的那点“困惑”，竟是难得的幸福了。不是吗，从前的干部，无论村长还是吃国家粮的，都得帮老百姓解决问题，耐心做思想工作。谁能规定一道程序，将讨说法的拒之门外，或者给点钱打发走，再不成就关押、遣返 谁敢 秋菊有正义感，有是非，她敢斗争，敢讨说法。而这些，都是如今的“城里人”所不敢奢望，乃至无法想象的。那是因为，她的纯朴坚强，她的认死理而不惧权势、勇于担责任，凡属中国农民的好品德，在我们的业已“初步建成”的法治之城，都是禁忌，都定了罪名。那是一座拿“特色”自夸的大城，是精心设计了，专供资本主导市场经济所需的利己主义者，又名公民、消费者、“经济理性人”居住的——人要变得斤斤计较、胆小怕事，成了一个个孤单的新秋菊，才给上户口。

其次，我要讲一下会议论文集里的一篇好文章，华南师大李斯特老师的《创新和知识私有的冰与火之歌》。虽然写的是网络时代“新经济”下的知识产权问题，但在另一层面，也涉及新秋菊的困境。斯特的研究表明，即使在私人企业，尤其是大公司，现代科技和文艺产品的创新所依赖的内部组织管理，一如传统生产方式，依然离不开团队精神。个人的才智、灵感同激情，固然也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条件，但真正自由的竞争总是偏爱团队合作与无偿的分享。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上最活跃、最具竞争力的团体，包括跨国公司，其内部组织的激励策略，用作者的话说，无一不是“积极放弃或消极对待知识产权，两者共同构成推动创新的手段”。换言之，“创新是克服了产权私有的秩序和观念后的成就。一个追求长期创新的共同体不可能只是经济结合体；它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自由、平等、协作的团体文化”。在中国，脍炙人口的例证，便是两弹一星和青蒿素的科研团队。在那里，“奉献/牺牲不仅是权利，而且是神圣的责任/天职；自由的最高实现，就在牺牲小我，融入集体的权利与责任的统一之中”。说得多好，最让“经济理性人”惶惑不安的，不就是这个 

我想，秋菊如果生活在今日，多半也失学了，做了农民工（新工人）。跟村里的年轻劳力结伴上路，进了富士康或者别的“法治城”企业谋生。她会同意斯特的这一结论吗 我想会的。创造源于劳动，而劳动需要团结合作与知识分享，历来如此。而“法治城”的居民，那些上了户口的，之所以感到迷惘，无力，不敢起来反抗资本、市场与权势的压榨，是因为信了大城宣扬的“经济理性”，失了团结的意愿同能力。讨说法呢，对于好不容易才当上房奴或正在朝房奴努力的新秋菊来说，代价太大了。故而当农民工关掉机器，走出厂房高唱国歌的时候，一开始，新秋菊们还在一旁指指点点；时间久了，也就淡漠了。

最后，回到今天的主题，如何评价、思考由苏力提出的问题及论述引发的“多元格局” 进而，法学研究的新方向何在 其实，此次会议由华政法律史研究中心携手社科法学连线一块儿组织，就极有象征意义。我在别处说过，希望未来中国法学的优秀作品能够“上升为史学而承载民族精神，加入一个伟大的学术传统”（《信与忘·法学三十年》）。另一方面，学术的发展，开拓与转向，也往往连着特殊的历史机缘。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苏力回国前后，对于中国法学，现在回过头去看，就是这样一个机遇。当时中国经历了政治风波，又赶上苏联解体，国际上空前孤立，亟需回应西方的各领域的批评和制裁，从人权、立法到经贸谈判。九十年代法学的大踏步前进，理论上开始摆脱八十年代粗陋的教条主义与法权话语的束缚，以及新世纪社科法学的兴盛，是得益于这一历史机缘的。

那么今天，我们年轻一代的法学家，包括这儿在座的诸位，有没有自己的机遇呢 我的观察，很可能，中国社会又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先前自由讨论，大家不是谈及官僚主义猖獗、党群关系破裂的种种乱象么 新法治必须有所回应，可事实上却无能为力。恰是在这宪制重构的“宪法时刻”，历史对学术更新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它召唤着进步学者，来调查新的局势，参与新的斗争，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理论。我说“进步学者”，是指其思想意识和政治立场。我以为，随着一代“青椒”沦为“数字化管理”的佣工，并日益临时工化、贫困化而无产阶级化，知识劳动者的政治觉醒、思想进步与团结的抗争，就不可避免了。“因为，每一个学人的自由，唯有实现于全体的自由之中，才能真正巩固、伸张”（《饮水思源》）。

往者何德，来者可追。我们有理由寄望于学界的来者，相信他们一定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排除万难去开创历史。待到那一天，每一个劳动者即解放了的秋菊，都可以如苏力一般，真诚地自问，“什么是你的贡献”。

二〇一六年十月于华东政法大学交谊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