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意在从政治经济角度提供一个中国互联网兴起的理论框架，它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网络法的兴起，并预测未来相关法律冲突如何可能。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和社会因素，本文仅从作为一种新形态资本主义经济的互联网角度切入，观察该种经济如何在生产方式上超越

梁治平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尤陈俊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汪雄涛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陈柏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这次对话于2014年12月4日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泰楼模拟法庭（二）举行。原文刊于《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5卷第1辑2016），文字稿

二十世纪的遗产非常丰富，但留下的困难也是巨大的。这个困难是在十九到二十世纪世界性巨变中形成的。今天的格局是两重的：一重是二十世纪的退潮，另一重是以否定这个世纪的姿态出现的全球化浪潮面临巨大的危机。人们对如何重新叙述自己的历史，对重归某种传统怀抱着渴望，这

我们既然无法改变历史，就要善于发掘历史中可能有助于使我们的未来变得更好的因素，而不是幽怨地、徒劳无益地抱怨自己的先辈。知青时代或许正在终结，但带着枷锁勇求自由的知青态度却不会过时。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循吏”概念，对官吏的正面类型做出表述，即“奉法循理”“不伐功矜能”，不以“威严”治民。其学术底色是汉初的“黄老之道”。东汉班固撰《汉书》，继承《史记》体例，立《循吏传》。与司马迁倡导的“黄老之道型”循吏有所不同的是，班固所推崇的是

近期在《纽约时报》的一则评论中，阿玛蒂亚森再次提到他长期关注的中印两国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存在的巨大落差（Sen， 2013）。不平等问题在两国都很突出，但“在提高国民预期寿命，普及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中国比印度做得好得多”；在改善人民，尤其是妇女生活…

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之争反映了当代中国法学的方法论觉醒，但当前更为重要的课题是如何促进二者的谅解与合作。在西方，法教义学同样面临着社科法学的挑战，对其的捍卫路径是多样的：或纳入经验因素，或转向说明工作，或强调描述与规范的不可分割，或者从法治背景和维护法律共

社科法学的发生是一种“逆向运动”,需要有一种思维上的相向运动,当下中国法学研究格局为其提供了土壤。 经过多年的发展，社科法学壮大成为包括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法律经济学等研究方法在内的“学派”。然而，法律社会学关注的主要是法学研究中的“剩余范畴”，精细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