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开启了建立新格局的序幕；而19世纪“维也纳体系”的余音并未消失，当今世界五强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印度似乎在重演当年的大国协调模式，冲突与动荡也依然存在。与19世纪的世界体系相比，21世纪的全球局势已开始呈现更加复杂、多元的发展趋势

我有一个很固执的观点，凡是不能转化为口语的思想，都是伪思想，真正的思想一定可以用大白话表达，而且能让听众拍案叫绝。口语和深刻一定是对立的吗？恐怕未必。

恰是在这宪制重构的“宪法时刻”，历史对学术更新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它召唤着进步学者，来调查新的局势，参与新的斗争，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理论。

问题意识并非来自于概念或理念层面，更多的是来源于真实世界的经验。法律和制度必须在相当程度符合这一代中国人对自己、他人、社会和国家想象、情感，而这些情感和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化和历史塑造的。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治，而法学家最多创造法治的理论。因此，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曾给法学界带来一股清风,其写作方式与同时期的法学作品颇为不同,它着眼于"从事理讲法理",而不是抽象地讲法理。从事理出发,走向从中国社会出发、尊重社会创造的法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理研究。这种研究诉诸常情、常理、常识,讲述的是生活经验,而背

法治替代治理，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式和进路。在社会层面，改革开放之前的意识形态话语同步瓦解，代之以新时代的法治话语。在体制内部，新中国以来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新时期得以不断强化，同时新时代的法治话语也持续嵌入。从而，造成了体制与社会的二元化，体制受到制度和双

秋菊在中国法学界是一个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的符号，象征着中国的特殊环境与法治的普遍理念之间的冲突。但是民间法与国家法、传统与现代、特殊性与普遍性这类理论框架一旦走上二元对立的极端,也就加剧了现实与理论(包括理想)之间的紧张，并且限制了对法治理念本身以及西方经验

在中国，在法律本土化或“现代化”的进程里，《宪法》除了示范、跟踪指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并随之不时调整方向外，还担负一项同样重要而更加敏感的任务。那就是充当不断高涨的法治化批判意识的“母法”。试想，除了《宪法》，那批判意识还愿意跟谁学习走路、说话？换言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