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陈虎老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学经验交流会暨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三届法律图书宣讲会的现场录音整理，陈虎老师在发言中反复强调，不能还原成口语的思想，都是伪思想，不能连接经验的理论，可能都是伪理论。所以，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教学应当实现理论和经验的完美结合。在教学中，既要告诉学生理论的经验背景，让学生知道问题意识如何而来，也要告诉学生这个理论将来怎么在经验世界加以应用，让他们知道理论如何而去。这样学生才会真正爱上经典。
曾经有学生问我：“老师，什么叫创新 ”我说：“所谓的创新就是你做的事情无法归类“，人最大的成功，就是所做的事没法归入到某一个现成的种类当中去。我对自己也有这样的期许，我希望自己能够做那种多我一个不多，但少我一个就少的事儿。
就拿出版这件事来说，我们能不能在这方面跟别人有所区别 我觉得中国的教育缺三种课程：第一个课程叫阅读训练；第二个课程叫公共说理；第三个课程叫生命美学。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三十年计划，希望今年能出第一本：阅读训练。十年之后出一本书专门谈如何进行公共说理。在我退休后，希望能出一本生命美学，仗剑走天涯。我今年就会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一本关于研究性阅读的小册子。
好，进入今天的主题。大家一定知道刘瑜这个人，她有一篇文章叫《从经典到经验》，中间记载了她阅读史上的一个噩梦。她曾经看过普兰查斯的《政治权利与社会阶级》，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她形容自己阅读这本书的体验就是四个字：”寸步难行“。两小时只翻了四页。很多人在遇到类似经历的时候都会责怪翻译不好，但是，我想说的是，为什么当我们看不懂一本译著时，总会怪译者翻译不好，但从来没有人敢于质疑就是原作者没搞清楚呢 刘瑜在文章中讲了这么一个句子：“福柯对知识的理解，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存在一种意指共生的关系，而罗兰·巴特晚年对于性欲的诠释构成了对这一关系最好的回应……”我曾经让很多老师解释这段话的含义，得到的回应都是满头雾水。可是，我们不就是经常指定一些这样不说人话的所谓经典著作给学生看吗
我有一个很固执的观点，凡是不能转化为口语的思想，都是伪思想，真正的思想一定可以用大白话表达，而且能让听众拍案叫绝。口语和深刻一定是对立的吗 恐怕未必。
教育到底是最该关注那些对抽象理论感兴趣的所谓尖子生，还是应该关心中间层次的学生 《论语》当中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好，“惟上智与下愚不可移也”，最聪明和最笨的人都不是教育作用的对象，教育作用的对象就是中间层次的学生。
因此，你发现这次会议主办方——北大和北大出版社的结合，其实是存在一种吊诡的，因为北大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可能对抽象理论会很有兴趣，可出版业却要求销量，他要关注中间这些人，这两部分怎样实现有机的融合才是今天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一直在思考，究竟要怎样怎样才能在理论教学和经验教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也是我要写研究性阅读这本书的一个主要动力。
我们经常强调学生要多读经典，但到底什么叫经典 我觉得，能够对经验困惑提供深刻解答的才叫经典。但是各位如果翻开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学术名著，会发现几乎所有经典都没有经验研究。为什么 因为这些经典作家在写作经典的时候还没有实证研究的条件，没有国家重大课题的经费支持，不存在进行调研的条件，因此大量的经典都是从概念到概念，没有证伪的可能，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知识积累。所以老师在指导学生阅读经典的时候，就需要引导学生去还原，这些经典著作要解决的经验问题是什么 并且告诉学生，学了这些经典理论以后，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哪些经验问题。一头一尾的经验问题都要教给学生，而不能直接把中间这些抽象的概念推给学生看。老师的任务在这一头一尾，而不是中间一句一句的解读经典文本。
所以，经典阅读的第一步就是还原作者的经验问题。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很多都不明白为什么卢梭会写两本书 第一本《论戏剧》，第二本《忏悔录》，两本书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老师能把他的问题意识讲给学生听，可能学生一下子就懂了。原来，作为一个奋斗阶段的屌丝，卢梭对现状非常不满，特别希望人类能够回到古代社会，但伏尔泰认为现代社会就挺好，因为后者当时已经是社会名流，是既得利益者。当时，伏尔泰计划在日内瓦开一些剧院，以便上演自己的经典剧目，大家知道，伏尔泰本身就是一个大剧作家，是以改编《赵氏孤儿》这个剧本而闻名全欧洲的。但是卢梭认为艺术会让人堕落，而且日内瓦是他的家乡，他不希望作为日内瓦公民，让家乡受到腐化，所以他就写文章反对伏尔泰在日内瓦设立剧院，要淳化当地风俗。这样一来就触怒了伏尔泰，然后伏尔泰就在报刊上写文章，不断地揭露卢梭的私人生活。后来卢梭说干脆你别写了，我自己写得了，后来就有了我们熟知的《忏悔录》。你看，如果老师能把这些论战当中的经验背景教给学生，学生可能就知道这种理论论战和其他经典之间内在的关联，也能借此确定阅读的重点。
而且，如果能够还原著作的经验背景，那么，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也能找到内在的一致性。比如马克斯·韦伯写过一本很经典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这本书中，他强调节俭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后来，有一个叫桑巴特的学者又写了一本书《奢侈与资本主义》，结论和韦伯截然相反，他认为，正是奢侈而非节俭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学生看到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会非常迷茫，不知哪个才是对的，这个时候老师就必须把经验背景还原给学生，才能让他们清楚这些理论内在的逻辑，找到理论真正的交锋点。
马克斯·韦伯那本书写的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事情，那个时候必须靠节俭，才能促进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但是桑巴特的那本书却是写于19世纪，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300年，大航海时代早已结束，这个时候必须奢侈，必须消费。所以孟德斯鸠在这个年代才喊出“富人不浪费，穷人就要饿死”的口号。这些观点都要放在时代背景之下，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其实，所有的理论争议其实都不是实质上的争议。理论如果能在经验面前握手言和，这才是理论教学的目的。
很多时候看似对立的观点，只要你把经验背景还原出来，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好争论的。比如，一个女人在你面前说“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你根本不需要动气，因为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指的是她老公。你要把她的理论还原到经验背景当中去，就不会产生所谓的理论争议。我觉得要在教学当中，让理论在经验面前握手言和。当理论变得有经验性，理论就必然有历史性，而理论一旦有了历史性，理论就必然有局限性，而理论一旦有局限性，就必然没有普世性。而理论一旦没有普世性，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学问就会被拉下神坛。老师正是在对经验性的理论解读当中，完成了对某个学问意识形态化的解构，这才是老师应该做的工作。
第二，学完理论以后一定要结合实践，让学生知道理论能解决什么经验问题。
邓正来老师的教学方法我特别推崇。他当年在吉林大学带研究生的时候，就要求硕士进校后，用硕博共六年的时间专注研究一个学者，比如哈特，要求另外一位学生用六年的时间研究另外一个学者，比如富勒。每个人研究一个人，到博士毕业的时候，把六年的学养加在一起，参加对某一公共事件的集体讨论，比如治霾。要求研究哈特的学生告诉大家，如果哈特活到现在，会怎么看待中国治霾问题。富勒会怎么看待，波斯纳会怎么看待。每个人代表一种理论，不能以个人的观点，而必须按照自己研究的学者的理论逻辑来对其他人的观点进行辩驳。所以在一个课堂上，就能够变成整个学术史的论战。我觉得用这种教学方法连接经验问题，非常值得推荐，所以法理学的教学，我特别推崇一种叫情境法理学，或者叫思想实验，最典型的书籍就是《洞穴奇案》，让14门法学流派在一个案例面前展开自己的理论细节，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法理学教学方法。
第三，如果我们在经典阅读当中形成了一些结论，能不能拿到经验当中去证伪。
我最喜欢的一种调研方法就是我把一些经典文献的结论拿到实务人士面前，比如何帆老师，我把这个观点概括给他，我特别希望听到何帆老师说“胡扯”，只要他说了这两个字，后面的话都是金玉良言。要赶紧记笔记。我经常做这样的事。2004年美国有一个经济类期刊，上面刊登了两个顶尖经济学家的论文，文章名字叫做《大象、大象》，研究的是如何遏制对大象的猎杀。结果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政府可以大量囤积象牙，一旦市场上象牙价格上涨，则政府就可以把象牙全部抛出来，以此来压价。这个观点在理论世界里面完全可行，但是大家想一想，世界上会有政府囤积象牙吗 所以把这个观点拿到实践当中去质疑的话，很容易就发现，这是纯书斋里的理论推演，是一种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黑板经济学，非常荒谬。
法学课堂上，有时候如果我们仅仅用理念、概念教学，很多经验现象是没法解释的。比如我们在刑诉课堂上经常会说，美国监狱关押了很多黑人，这是因为美国司法当中种族歧视现象非常严重。当时读书时听到这里，我就觉得哪里不对，但是作为本科生，我还没有那个理论能力去提出有力的质疑。到读了研究生以后我才发现，用理念去解释真实世界的因果关系很可能是在忽悠你。你想啊，如果是种族歧视导致了黑人的高关押率，那就是说白人警察都存在歧视黑人现象了。这是不可能的！最后我在一个经验研究当中发现了其中真实的因果关系，一个叫布莱克的学者在《法律的运作行为》这本书中说，白人一般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条件好，他一般犯罪要在自己家里进行。而黑人经济条件差，一般犯罪在街头进行，而且是一堆人、一堆人地进行。所以白人警察如果要去抓白人的话，必须要申请非常复杂的逮捕令才能进入别人家里，而且经常会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如果在街头执法的话，一抓20多个人，而且不用申请逮捕令，所以造成黑人关押率和犯罪率高主要是执法成本的问题，而不是种族歧视的问题。看到这个结论，我终于信服了，因为每个警察都会考虑执法成本，但不是所有警察都会歧视黑人。所以我经常带着学生去到实践部门调研，但调研之前，我一定要形成一些偏见，然后去听他们的反驳。
我们的阅读一定要在理论和经验之间往返穿梭，我特别喜欢的一种阅读方法就是早上读《理想国》，晚上读菜谱。早上读《理想国》，得到了很多概念，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着地，但晚上在做菜的过程当中，我会突然意识到，加盐少许跟治国理念之间的微妙关系。所以做完菜、吃完饭，回到书房打开台灯，我立马就可以写一篇政治随笔，叫《治大国如烹小鲜》。
我特别希望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教学能够实现理论和经验完美的结合。你能告诉学生这个理论的经验背景，让学生知道问题意识如何而来，也能告诉学生这个理论将来怎么在经验世界加以应用，让他们知道理论如何而去。这样学生才会真正爱上经典。不要怪学生不读经典，不要觉得这就是他们功利和浮躁，我觉得这不是学生的问题，可能是学术语言的表达方式问题，我还是要特别强调，不能还原成口语的思想，都是伪思想，不能连接经验的理论，可能都是伪理论。
我们有很多理论是无法还原到经验世界的，比如刑诉里的公正、效率。但是很多理论是可以的，比如黄宗智教授的内卷化、过密化概念，后面都有大量统计数据。要多读这些中层理论。曾经有一本书，研究刑诉价值当中，效益、公正和秩序三者何者排第一、何者排第二的问题，研究了30万字。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真想把它撕个粉碎。我不知道这种屠龙之术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些理论是庸俗理论。曾经有人说，中国的很多顶尖名校只教学生两样东西：一、屠龙之术；二、魏晋风度，最可怕的可能还不是学了没用的屠龙之术，最可怕的是不会反思自己的魏晋风度。希望我们的老师这两者都不要有。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