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警惕跨国资本，加大劳工保护的呼声渐涨，人们开始更多地反思资本的破坏面，希冀在更好地利用它的同时，减少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作者以富士康为例，通过深入调查，发现当前的这种新型跨国资本正在生成一种“逐底竞争”的全球工厂体制和一种军事化的管理模式，

国家政策执行偏差是国家政策从文本到实践中的常见现象，既有国家政策执行理论对其解释有力所不及之处。本文以农村社会保障政策执行为例，讨论资源下乡背景下国家政策在基层治理架构中的实践机制。研究发现，由于低保政策的“二线性”与再分配属性，低保政策执行不仅面临行政

面对高涨的上访潮，信访工作制度不断强化信访人的权利和基层政府的职责。从调研来看，这并没有给基层政府提供合法有效的治理技术，基层政府陷入非法运作的边缘。当前的困局在于，信访渠道出现了淤塞，面对成千上万的信访者，政府未能通过有效的制度装置区分上访问题的性质。

2001年税费改革之后，国家对农村的治理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反哺时代的来临，改变了农村基层组织的运作逻辑。陈柏峰详细分析了当前乡村治理的新问题，指出乡村基层政权正呈现内卷化的趋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乡村治理亟需新思路、新办法。

本文的压缩版以《传媒监督权行使如何法治》为题发表于《法学家》2012年第1期。最近十年来，中国的传媒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从政府的严格管制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发展的巨大空间，而新型媒体网络、微博等更是蓬勃发展。传媒的发展给社会发展和法治建…

当前上访潮居高不下，主流的维权视角仅有部分解释力，难以解释无理上访的扩大化趋势。借助于吉登斯的权力观，将权力运作与其可以调动的“资源”及相关话语联系起来，可以从“治理—资源”的角度理解基层法治实践。从历史经验来看，基层政府在上访治理中有足够的权威性资源，

1990年代以后，两湖平原村庄中“有才无德”的村干部大量涌现。这构成了乡村治理中的悖谬之处，需要从乡村治理的逻辑中获得理解。取消农业税前，县乡干部与村干部因收取税费而形成了坚固的乡村利益共同体。乡村干部常常难以用合法手段在税费收取中有效治理“钉子户”，因为钉

目前国家通过资源下乡、释放农村固有资源的方式来改善农民生活、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其出发点和立足点是非常好的。但如何找到与农村社会对接的乡村治理机制和政治原则，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重视并亟待解决，一是要坚决遏制基层政府的

本书取名“暴力与秩序”，是我对鄂南陈村纠纷解决状况的概括（简化），其目的是在情、理、法之外，突出村庄法律生活中“力”的维度。这种突出可以提醒我们在两方面保持警醒：一是对传统乡村秩序机制的认识不能过于理想化，二是对当代“小政府-大社会”的乡村秩序理想要有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