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先从问题意识的角度回顾了美国战后三代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研究，进而把那些研究置于近三百年来西方关于中国的思考的大框架之中来分析。目的是要证明中西方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是怎样主宰了那些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们所提出和没有提出的问题，怎样塑造了他们对问题的解答，

本文以 “法律不确定性问题”为出发点，沿着通过教义学或科学技术来摒弃不确定性以及反过来在不确定性的前提条件下考虑制度设计这样两条基本线索，梳理了法解释学与法社会学之间的争论以及不同的应对策略，从中归纳出作为科学的法学观、作为技艺的法学观以及法律的本质就是话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面临的形势较之北洋政府时期更为严峻：在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仅仅三年后，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的生存面临空前挑战，边疆局势也愈加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更多地奉行的是一种淡化族裔观念、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国…

在中国，法院并非是各种问题的解决中枢，甚至也并非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需要从儒法传统、政法传统和宪法传统出发，重新理解中国司法的模式。在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司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建设稳定、强大的民族国家和法治国家，但应注意平衡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

中国法律传统中的“人相食”话语已逐渐生长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思想史上的一个观念和意义系统。以人类对“人相食”的怵惕哀矜的基本情感为起点，视其为常态化的规则、秩序与正义崩溃的表征，引发对执政者施政过程与绩效的批判检讨，强调政经文化精英乃至天下普通个体在世乱

本文从中国文明面临的现代性挑战来思考台湾问题，将其既看作政治事件，也看作思想事件。一方面，中国迈入现代在释放出巨大个人自由的同时，迫切需要强大的国家保障个人自由的实现，台湾对于中国的崛起具有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地位，台湾统一必须放在中华民族复兴这个“文明持久

容忍司法积极主义、法官审判较为独立的司法体系更容易将法经济学的视角纳入司法实践，在法官不自制、国民对司法体系认同度低、税收再分配机制有效性较差的制度条件下更不应该将法经济学的视角纳入司法实践。中国司法体系较为容忍司法积极主义但法官审判独立性低，故不易采纳

认知不可能单凭抽象/理论或单凭经验/实践任何单一方面，而必须兼顾、连接两者，从经验中得出概念和理论，在理论中看到经验和实践。本书强调，非此即彼倾向其实偏离了学术应有的最终目的——即怎样最好地认识真实世界，其中关键正在于对概括/理论和经验/实践的适当的、不违背

法典编纂者是决定法典样式的主观性要素，但拉美诸民法典的缔造者在比较法研究中往往被忽视。拉美各国从独立之初效仿、照搬法国民法典，到后来采取自有法之法典编纂进路，是因其有着共同的法源和法律家文化。Andres Bello在智利，Sarsfield在阿根廷，Freitas及其以后的法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