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20th century is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and， in the case of China， a century of party politics. Revolution， or emancipatory politics， is always intertwined with party politics. But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due to the failur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closing of 1960s， there emerged an intellectual trend of negating class-party politics， as represented by Alain Badiou and Alessandro Russo. Pun Nga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criticizes Badiou’s and Russo’s metaphysics of party-form and points out their failure in realizing that the enemy of mass movement or of emancipatoty politics is not pure party-form， but the bourgeois party. Badiou and Russo take the bourgeois party as abstract party-form and theorize to bid farewell to party politics and party-state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litico-economic cause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bourgeois party within the vanguard par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and proposes that healthy interaction between party-state system and post-party politics is needed in order to avoid the radical bureaucratization of party-state system and to forge a really dynamic emancipatory politics.
Keywords：class， party， modern monarch， party-state system， post-party politics
本文所说的政党主要是作为“现代君主”的无产阶级先锋党，而先锋党的任务是消灭阶级、消灭自己并最终实现国家的消亡，从而让人民或群众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体，这是先锋党的革命逻辑。但是20世纪的俄国与中国革命告诉我们，先锋党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面临着建设与治理国家的任务，这是先锋党的国家逻辑。于是我们看到了先锋党的国家逻辑与革命逻辑之间的冲突。从历史来看，在夺权之后，革命政党不可避免地官僚化，由此国家的逻辑占据上风。
因此毛泽东寄希望于行动起来的党外的人民群众去重新激活政党，而运动的顶点就是以巴黎公社为典范的上海公社的成立，这是群众抛开政党政治践行解放政治的高潮。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政党政治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挑战，诸多平等政治试图抛开政党，去探索新的创造性的政治形式。但在20世纪末，这些政治运动似乎也已耗尽能量，偃旗息鼓。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20世纪的政党政治实践，如何看待当下的党国体制（party-state system），后政党政治是否可能
一、作为现代君主的先锋党
马基雅维利经过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马克思主义者的中介，和斯宾诺莎等前马克思时代的思想家形成了唯物主义的潜流。葛兰西和阿尔都塞超越了“马基雅维利是君主主义者还是共和主义者”的问题域，提出了全新的论述：马基雅维利通过论述君主，而与人民站在一起。这正是《君主论》那句话的意义所在：“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统治者，而深深地认识统治者的性质的人应属于人民。”①
葛兰西指出：“临到（《君主论》的——引者注）结尾，马基雅维利自己成了人民，与人民融为一体：但这不是‘一般’意义的人民，而是马基雅维利通过前文的论证已经说服了的人民，他成了他们的自觉的喉舌，并且他也感觉到这一点，他感觉到自己与他们的认同。”②在这里，可以说马基雅维利已经成为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是他启蒙（说服）了人民，并且促成了君主与人民的联盟。
但是到了葛兰西所处的20世纪，强调组织性、纪律性的政党政治已经成为政治的核心，其代表就是列宁主义政党。这是列宁对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通过这个法宝，十月革命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对此，毛泽东说：“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巴黎公社存在不过七十二天，何以失败这样快呢 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以致内部意见纷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这是失败的第一个原因。（二）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③
但在十月革命后，鉴于苏联人民经济和文化水平的相对落后，还不能实行巴黎公社全体人民当家做主管理公共事务的原则，因此只能由一个党去代替人民施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回答“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 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 ”时写道：“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④言下之意就是政党要吸收群众中的能够代表普遍利益的精英分子，去对国家的事务进行管理，这种通过政党贯穿国家事务的党国体制在后来的斯大林时期得到发展和延续，并迸发出巨大的力量——虽然这种体制也产生了巨大的危机，如官僚化和等级制等。
在葛兰西看来，理想的先锋党就是“现代君主，作为神话-君主，不可能是某一现实人物或具体个人；它只能是一个有机体，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要素，通过它，那个得到承认并在行动中多多少少得到维护的集体意志开始凝聚成形”。⑤也就是说，现代君主与19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的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本质差别，后者代表的只是某些特殊的意志和利益，并且彼此在所谓的合法性框架内进行博弈，而现代君主的“神话性”就在于它诉诸普遍性和总体性，从而“通过创造具体的幻想，影响四分五裂的人民，唤起和组织他们的集体意志”。⑥
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也以俄为师，效仿苏俄的一党专政，意图去统一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中国。但正如王奇生所指出的，国共分家后，国民党漠视当时中国实际存在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声称代表“全民”利益，而这样一种“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全民”中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认同或感觉到国民党确实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国民党自然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⑦由此可见，国民党并非葛兰西所说的“神话-君主”，而是“神话”-君主，妄图用阶级基础的模糊性去冒充阶级基础的普遍性，结果只能造成虚假的普遍代表性。
而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则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的洞见：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通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也厘清了革命的“敌友”问题。正是这个问题的解决让中国共产党重焕活力，在之后漫长的战争与革命中最大限度地组织动员了中国社会，从而在根本上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割据和一盘散沙局面，并造就了实质上的现代国家。⑧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革命者抓住形势（conjuncture）能动地干预了既有的社会结构，实现了某种跨越式的发展，这是毛泽东一直重视人的因素的原因所在。而这种动员要归功于共产党对群众路线的坚持。这样中国共产党就真正成为葛兰西所说的“神话-君主”，通过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完成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所要完成的任务：“在分裂破碎、难御外侮的国土上创制国家”。⑨同时通过国家的创制，去塑造作为质料的人民，换句话说，新中国的人民与之前的“朝代人”存在一种断裂。正如邹谠所言：
中国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引者注）以它的严密的组织和逐渐强大的组织能力，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参与政治，所以在革命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参与政治的格式起了数千年以来的第一次的根本变化，农民及贫苦大众下层阶级都变成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不少上升为干部，最高层的政治领袖也以他们为“参考集体”，这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最根本的原因。⑩
当然，正如阿尔都塞指出的，现代君主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只不过是现代君主完成了原本应由资产阶级完成的任务），那就是“革命和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1，这是新君主不同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地方。
政党在取得政权之后，首要的任务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但正如汪晖所指出的，政党国家化一方面导致中心化的权力集中于政党，另一方面则使得政党与大众的距离日益扩大。伴随政党角色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得到巩固，而马克思预设的这一国家体制的自我否定性却彻底消失了。12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命运吗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征途中，如何看待党国体制与革命逻辑的关系
二、党国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
巴丢（Alain Badiou）认为，政党“成为一个具有根本张力的政治场所：一方面是解放政治的非国家或者反国家的特质，另一方面则是这种解放政治胜利和展开过程中所具有的国家主义品质。……这就是政党会滋生（尤其是斯大林之后）党国体制的原因所在”。13这就是我们在引言中所说的革命的逻辑与国家的逻辑之间的矛盾。而“文革”是一场反对党国体制的不彻底的解放性政治运动，一方面对群众的大规模动员激活了巴黎公社的某些原则，但另一方面，“毛主义者对公社的想象依然束缚在党国体制的框架内”。14
这里我们不能像巴丢那样，只停留在政治的平面，而应该从社会主义经济斗争的历史中寻找政党政治难以消灭的原因。
法国思想家拉撒路（Sylvain Lazarus）、吉罗（Pierre Giraud）指出，社会主义中并不存在真正的“经济”，有的只是国家领域内的生产。15巴丢也指出，“唯一存在的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是说，“并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16
这里我们需要对经济的概念进行简要的考古学分析。经济学的词根是希腊语中的家政学（Oikonomia），意指家庭内部所进行的必然性活动。在公共领域则是自由公民的政治活动，没有“经济”的一席之地。在进入现代之后，整个社会的经济运作就成了新的家政即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何让一个社会获得更多的财富，就像如何进行家庭管理一样，这就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作为整体的社会就像家庭一样，有一个共同利益。因此阿伦特指出，经济学只在一个相当有限的人类活动范围内采取了行为模式，但最后发展到“行为科学”成为社会科学无所不包的要求，其目的是把人的所有活动在总体上都简化到依照条件来行为的动物水平。17也就是说，只要人们自觉遵守社会的自然规律，经济就会有条不紊，欣欣向荣。
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表现出第二自然的特性，这种第二自然就像第一自然那样，有其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但这只是“好像”而已，因为这种第二自然的看法根本是一种物化意识。在卢卡奇看来，必须用人的实践，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去打破第二自然的光晕，让社会规律服从于人的主观目的，而不是让人服从于所谓的社会的自然法则。
另外，从卡尔·波兰尼等人的经济学人类学我们得知，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阶段，在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中，经济关系才摆脱一切道德、宗教和文化等的束缚，脱嵌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古代的经济组织原则主要表现为家政、互惠和再分配，唯有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一个在所有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受到种种自然限制的经济动机已经从中分离出来了”。18这就是为逐利而生产的动机。虽然我们知道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在国家的干预下确立起来的，但当市场经济摆脱限制之后就会将整个社会变为市场社会，与政治和国家相脱离，其结果正如波兰尼所指出的：“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必须把社会制度性地分离为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19
在马克思看来，因为工厂空间最彻底地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所以在《资本论》开篇分析完商品-货币-资本的演化之后，他就带领我们“同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一道，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20在这个场所中，“自由、平等、所有权”的神话破灭了，经济-资本的逻辑在工厂空间内必然表现为工厂专制主义，其表现形式就是泰勒制和福特主义。21所有这一切都建基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政治与经济想象性的二分之上。
而社会主义工厂——在中国表现为单位制——是与资本主义工厂截然不同的场所。单位与资本主义工厂空间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贯穿了工人-工厂-阶级-政党-国家的结构，22也就是说政治的逻辑自上而下统领着工厂生产的逻辑，但是资本主义的工厂却是资本家按照资本逻辑施行独裁的场所，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独立王国”。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往往表现为自由民主，在经济上表现为赤裸裸的专制独裁。
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并不意味着自由，而是弥漫着无声的强制，个人只能听命于市场社会这个没有无人统治的统治。如果要真正实现自由，现代君主必须成为葛兰西意义上的“极权”政党，必须总揽一切，23从而实现对经济的全面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只存在社会主义政治。故而巴丢得出如下结论：“我认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或者列宁主义的，或者说真实的观念是，任何有效反抗资本主义的运动只能是政治的。不可能用经济斗争去对抗（资本主义）经济。”24巴丢的逻辑是，我们必须寻找一种异质于资本逻辑的政治形式，因为一旦采取与资本相同质的政治形式，革命筹划不可避免地要失败。而在巴丢看来，政党、国家是真正的革命需要拒绝的政治形式。但这个看似顺理成章的逻辑在实践上却是成问题的。
三、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经济斗争
巴丢意图用政治的能动性去对抗、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在巴丢看来，汉代的“盐铁论”就是国家政治意志与自由放任、专家（其实是儒生）治国的争论，前者由法家所主张，后者则为儒家所坚持。25这场古代的争论又出现在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判中。简单说来，前者主张群众路线的政治能动性，对经济关系进行改造；而后者主张干部专家领导一切，听从“经济规律”。可以说，法家-毛泽东的实践是政治意志对经济客观性的造反，造反的秘诀就是“相信群众”，从而对经济客观性进行改造，并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儒家-斯大林相信作为中介的官僚和专家，相信所谓的客观必然性——苏共因为官僚制（相信自然而客观的经济规律）而沦为修正主义政党。
但是在“文革”之后，革命事件的序列（sequence）——首先是1792年—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其次是1848年—1871年的以巴黎公社为高潮的欧洲革命，再次是苏联革命，最后则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26——宣告结束，这也意味着身处后毛主义时代的我们必须去思考没有政党、远离国家的政治。正如巴丢所说：
一直以来我们都忠于阶级政治、阶级国家等的理念……但我们不能再重走旧路了；没有必要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修正。问题是要超越如下观点：政治代表了可以被划为阶级的客观群体。这个观点非常强大且重要。但是在我看来，我们不能再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我们需要从政治进程、政治对抗、冲突和矛盾出发。27
在拉撒路看来，毛主义与列宁主义构成了一种断裂，是一种后列宁主义，尤其是在群众政治方面，毛泽东的“文革”做出了开拓性的创新，但是“文革”并没有处理好群众政治与政党（阶级）政治的关系，因此巴丢决意构想出后毛主义的政治28——没有政党的政治。
而鲁索（Alessandro Russo）在谈到6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的平等政治时，也指出，这些创造性的政治形式意味着对阶级政党政治的质疑。29
这里我们同意潘毅的看法：“巴丢和鲁索忽视了阶级和阶级敌人的存在——这些是真问题，并将这些实实在在的历史主体转变为政治组织的抽象形式。他们抹去了‘阶级’的问题，并且用‘政党’形式取代了政党（即真实的资产阶级政党或由资产阶级所掌控的政党）。”30换言之，真正的问题在于资产阶段政党，而不是政党本身，就这样，巴丢和鲁索将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污水一起泼了出去。
回到中国的革命。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得以确立，作为阶级的资本家已经被消灭，按理说社会主义就不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条路线之争。但是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指出的，因为社会主义阶段依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这就意味着“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31只能“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还不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对此，张春桥提出问题说：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 32
这就涉及社会主义是否可能再生产出资产阶级从而出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的问题。毛泽东也做出了类似的思考。虽然在1958年提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但在1956年毛泽东就注意到党员干部中在滋长争级别、争待遇、争名誉、争地位、追求享受的思想，这些都是与社会主义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的理想背道而驰的，因为这种官僚主义很可能导致修正主义。
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法权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如果任由资产阶级法权的发展，新的资产阶级就可能生产出来。正如罗岗所指出的，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当时中国如果有阶级斗争的话，那么阶级斗争的核心不是一般意义上与“地富反坏右”的斗争，或者说与剥削阶级残余思想的斗争，而是尖锐地表现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斗争。33
其根本的秘密就在于生产关系的三要素：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第二，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三，产品分配方式。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解决的是生产关系的第一个问题，而第二、第三个问题则并没有根本解决，或者说从第二、第三要素来看，还处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过程中，也就是说，国家性质既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也可能退化为资本主义的。“鞍钢宪法”与苏联强调“一长制”并采用泰勒制的“马钢宪法”相对立，反对工厂专制主义和物质挂帅，提倡“两参一改三结合”，意在改造生产关系的第二、第三要素，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则是针对第三要素。但在韩丁（William Hinton）看来，在改造生产关系第二要素方面也是困难重重，因为有些人“不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依靠的是计划者，他们强调专家和技术、等级制度和一长制。他们片面地把物质刺激作为社会进步的关键，否定把个人世界观的改造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必要的基本工作”。34
这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意义所在。在毛泽东看来，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不能依赖意识形态灌输，而是要在运动中让群众进行自我教育，正如他所说的，“管理也是社教”，而非什么科学或经济学科学。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毛泽东如下这段话：“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35这就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
但如果没有资本家，党内资产阶级来自何处 当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36，并在1974年重提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因又在何处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1975年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这篇文章中，无论是在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所有权都存在形式与实质之分。在社会主义时期，虽然生产资料采取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法权下，某些官僚干部会不断扩大自身的特权，并且在实质上将生产资料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37
于是，先锋党的阶级政治路线就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先锋党能够坚持革命的逻辑，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便有其可能，但如果先锋党遵从国家的逻辑，“自然地”发展下去，那就可能再生阶级分化。因此，我们不可能抽象地或形式地否定先锋党的形式，因为它要面对真实的敌人即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而这种资产阶级的产生则几乎具有某种“自发性”，关于这种自发性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的解释是：
历史的经验表明，由几百年的压迫和剥削造成的那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关系常常会在不能一朝一夕实行革命化的社会劳动分工的基础上重新自行滋长起来，于是，在这种意识形态关系的影响下，那些旨在使直接生产者能够自行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形式就会——如果不对这种倾向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话——自发地朝向权力机关“独立化”、即朝向群众和国家机器之间新的分离的方向转化，其结果就是重新形成政治上的压迫关系和经济上的剥削关系。38
贝特兰也看到，因为社会劳动分工不可能一朝一夕就革命化，于是在资产阶级法权下，新的资产阶级还可能“自发地”再生产出来。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遏制这种自发性——这种自发性可以表现为“经济主义”和“唯生产力论”，这是其存在的历史任务。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证明，或许并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但社会主义的经济斗争是完全可能，也是完全必要的，虽然斗争的前提是表现为党国体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不可能完全抛开经济，去拥抱一种替代性的政治。而巴丢没有认识到汪晖对党国体制和国党体制的区分——前者包含着政治性的态势，而后者则专注于权力的巩固。39
党国体制尚存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空间，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持续斗争的场所。
四、党国体制与后政党政治
先锋党是一种悖论性或者辩证性的存在：其存在发展是为了自己的消亡。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征途中，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死灰复燃的可能，于是先锋党就不能放弃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放弃国家机器。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正如列宁所说，其目的是为了“国家的消亡”。对此，葛兰西明确指出：“一个致力于消灭阶级分化的党，只有当它已不复存在的时候才能臻于完善，因为这时候阶级不复存在了，阶级的表现形式也不复存在了。”40也就是说，党国体制是伴随着阶级分化的消亡而消亡的，其消亡需要经历一个辩证过程，那就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去消灭阶级分化，并在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实现自己的消亡。正如毛泽东在即将建国时所说的，“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41
但社会主义的历史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面临官僚化和修正主义的命运。“文革”就是针对官僚化而发动的一场运动。当然，在“文革”失败之后，在革命的序列终结之后，传统的政党政治在世界范围内似乎都耗尽了能量，这就导致了汪晖所说的政党代表性的丧失和去政治化的政治。42
霍瓦德（Peter Hallward）指出，虽然坚持认为“政治与国家的分离对政治来说是根本性的”，但巴丢也认识到，真正去国家化的行动恰恰来自企业或资本，它们为了商业的灵活性和金融的流动性而真正削弱了国家。正是基于这一点，巴丢进一步认识到，资本的逻辑在某些历史情境下必然要求国家适当地退出，从而为其积累和剥夺开辟道路，让“经济规律”主导一切。这个时候，只有国家能够在某种意义上保护公共空间和公共利益（general interest），而资本是从来不会体现公共利益的。43
事实上，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如下论断——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44——而将资本主义国家视为完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无视甚至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但历史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巴丢所认识到的，资产阶级国家有时要以全体人民或集体利益的名义去制定政策，如公共设施的建设、福利的分配以及生态保护等。这其实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要对生产条件进行调节，以便缓解资本主义矛盾。巴丢的观点其实是7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的一个折射，这种观点以普朗查斯（Nicos Poulantzas）和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为代表。而正如米利班德所指出的：
当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代表“统治阶级”采取行动时，它多半并不按照统治阶级的指令行事。国家诚然是一个阶级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但是，当它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时拥有高度的自主和独立，而且，如果它是要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的话，必须真正拥有这种高度的自主和独立。45
这种自主性和独立性是其维护“公共利益”——有时甚至以违背统治阶级的某些利益为代价——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条件包含三个方面：“外在的自然条件”即自然要素；“生产的个人条件”即劳动力；“社会生产的公共的、一般性的条件”，如交通和运输工具等。而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指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就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之间——第一重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矛盾的根本就在于生产条件的这些方面并非是为了资本主义而准备的，但是在万物商品化（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语）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这些要素又好像只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如果任由资本对这些要素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削和剥夺，那么这些要素就面临着被损害、被毁灭的命运，其结果只能是人与自然的同归于尽。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就不得不采取诸多福利措施，同时国家之外也会出现诸多社会保护运动，如生态环保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甚至是针对公共空间的占领运动。正如奥康纳所指出的：“由危机所导致的生产条件方面的变化，都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国家控制、大型资本集团内部的更多的计划性以及在一个管理或组织方面更具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资本主义，即一个更少具有似自然性的资本主义。”46
所谓“似自然性的资本主义”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第二自然，一个表现为具有自身自然法则的独立的经济领域。在计划的过程中，国家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在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发挥得更为充分。更为重要的是，环保运动不可能仅仅是消费习惯的改变，而且意味着对生产方式的改造。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指出，“我们的经济与地球上诸多的生命形式都处于战争状态，其中也包括人类”。47若要改造经济或者生产方式，我们不得不依赖国家的力量。正如汪晖所说，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48而这正是当下的环保运动或其他新社会运动所没有认识到的。因此，在面对资本尤其是跨国资本的时候，我们似乎不必匆匆告别党国体制，而应去向国家提出政治要求，让其更具回应性。
但另一方面，应该在社会领域开拓新的组织形式和群众运动形式，这是生产力、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社会化的根本动力。在中国，一方面正如鲁索所指出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的政治形象逐渐被抹去；49另一方面，因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原本的工人阶级形象模糊不清，需要重新去认识或重估阶级，从而阐发出不同于过去的阶级-政党政治。50新的政治在于发现新的阶级联盟并创制出新的普遍性，诚如汪晖所说：“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只有在它能够创造出普遍性时，即它可以代表普遍利益的时候，才具有代表性。因此，重建代表性的过程也是创造普遍性的过程。”51
因此，整合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少数族裔和劳工运动等，生产出新的政治纪律，从而让政党政治在新的意义上重建代表性，就成了关键问题。52而这有赖于党国体制与社会运动或后政党政治的良性互动，因为单纯的社会运动无法驾驭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通过党国体制的中介和组织；而党国体制也只有受到党外运动的激发，才会避免自己的官僚化倾向，彻底沦为国党体制。
20世纪60年代的中西党国体制普遍具有自主性，是阶级斗争的活跃场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在60年代终结后，无论是东西方，国党化趋势都占据主导。在中国，资本的自由恰恰源自于国家的干预，这个时候国家所表现出的就不再是自主性或独立性，也很少代表“公共利益”，而主要表现出对劳动的压制和越来越彻底的官僚化趋势。
当本应作为先锋队的政党与资本结成同盟的时候，工农大众就很难再诉诸党国的力量。但这并不是我们抛弃党国体制的理由，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斗争有赖于此。另外，“阿拉伯之春”很好地体现了巴丢和哈特与奈格里（Hardt and Negri）53等人的去政党的革命政治，但“革命”的结果却是伊斯兰民粹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的“复兴”。这证明了没有先锋政党的领导以及相应的革命机构，这种“革命”一定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因此，一方面应该鼓励诸多形式的后政党政治，另一方面需要进行更为艰苦卓绝的斗争，确保党国体制的政治性，让其成为积极的斗争场所，这或许是未来解放政治的斗争方向。
*潘毅教授以及夏永红、傅正博士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注释】
①关于这段话的阐释见阿尔都塞：《马基雅维利的孤独》，载葛兰西：《现代君主论》，陈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②葛兰西：《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学的札记》，载葛兰西：《现代君主论》，第3页。
③毛泽东：《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载《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5页。
④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7页。
⑤同注②，第5页。
⑥同上，第2页。
⑦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⑧在福山等人看来，秦代的官僚制具备了现代国家的雏形，但是秦汉之后的儒法国家与现代国家还不能完全划等号。这里我们将现代国家理解为具有强大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的政权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共产党的党国体制实现了这个目标。
⑨阿尔都塞：《马基雅维利和我们》，载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5页。
⑩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11同注⑨，第389页。
12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3页。
13Alain Badiou， Communist Hypothesis， trans. by David Macey and Steve Corcora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0， p. 182.
14巴丢在这一部分对1971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一文进行了论述，见Alain Badiou， Communist Hypothesis， pp. 178-192。
15Claudia Pozzana and Alessandro Russo， “China’s New Order and Past Disorder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38（3）， 2006， p. 343.
16Peter Hallward， Badiou： A Subject to Trut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 237.
17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18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19同上，第61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
21关于工厂内的政治，见夏永红、王行坤：《机器中的劳动与资本》，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4期。
22关于单位制与政治，见Alessandro Russo， “How Di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d The Last Dispute between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Modern China 39 （3）， 1975， pp. 239-279。
23葛兰西：《政党》，载葛兰西：《现代君主论》，第23页。
24Peter Hallward & Alain Badiou，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An Interview with Alain Badiou，” Angelaki 3（3）， 1998， p. 117.
25Alain Badiou， Logics of Worlds， trans. by Alberto Toscano， Continuum， 2008， pp. 20-27.
26关于拉撒路的总结，见Peter Hallward， Badiou： A Subject to Truth， p. 226。关于巴丢对革命序列的论述，见Alain Badiou， Communist Hypothesis。
27Alain Badiou， Ethics： An Essay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vil，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1， p. 97.
28Bruno Bosteels， “Post-Maosim： Badiou and Politics，” Positions 13（3）， Winter 2005， p. 624.
29Alessandro Russo， “The Sixties and U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he Idea of Communism，” Seoul， Sept. 29-30， 2013， p. 3.
30潘毅：《中国革命再探讨：阶级视角的回归》，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4期。
3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
32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载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宣传组（编）：《1958—1962年围绕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论战的部分文章汇集》，1974年，第7页。
33王绍光等：“70年代中国”专题，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
34William Hinton， “Mao， Rural Development， and Two-Line Struggle，” Monthly Review， Vol. 45， Issue 9， February 1994.
35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载《红旗》1975年第4期，转引自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jwxd/article_2011011328081.html。
36关于这个论断，见潘毅的相关讨论：《中国革命再探讨：阶级视角的回归》，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4期。
37同注35。
38夏尔·贝特兰：《无产阶级专政、社会阶级和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载保罗·斯威齐、夏尔·贝特兰：《论向社会主义过渡》，尚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79页。
39同注12，第7页。
40同注23，第29页。
4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8—1469页。
42关于“代表性断裂”和“去政治化的政治”，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载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汪晖：《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
43Peter Hallward， Badiou： A Subject to Truth， p. 238.
4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45拉尔夫·密利本德（即米利班德——引者注）：《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9页。
46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
47Naomi Klein，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Climate Change，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p. 21.
48汪晖：《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载《绿叶》2008年第2期。
49Claudia Pozzana and Alessandro Russo， “Continuity / Discontinuity： China’s Plac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3（2）， 2011， p. 284.
50相关论述见Hardt and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2004；以及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Bloomsbury Academic， 2011。
51汪晖：《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
52在中国，除了劳工运动，其他新社会运动似乎都是中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专利，而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运动和组织也接受了这种现实，将其他运动排斥在自己的视野之外，这无疑是很成问题的。
53关于哈特和奈格里对“阿拉伯之春”的论述，见Hardt and Negri， Declaration， Argo-Navis， 2012。不久前笔者曾当面请教过哈特对“阿拉伯之春”的看法，他的回答是，这场运动在现实层面上的确失败了，但运动背后去中心的解放政治理念依然是有效的。
责任编辑：周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