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轮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便是各种类型的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运行实践，具有重要的司法法治意义与社会政治功能：一方面，它不仅有助于规范区域内司法的同时化解区域内的社会矛盾纠纷，也有助于破解司法地方主义的同时提升司法的公信力与司法权

本文试图为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提供一个新的论述框架。它不是以人性论为基础对儒家伦理的形上价值的重复阐述，也非再次展示儒家道德人格在当代生活中应有的魅力；而是从人对人的眼光与态度出发，运用儒家传统的思想资源，重构一幅人伦关系、价值取向与社会组织结构相关联的图

作为司法改革的“试验田”，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在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将司法改革各项举措更加有效贯彻的同时，确保司法的制度资源和人力资源得到最优化地配置，进而提升审判权的运行效果。当然，对于巡回法庭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也要有所预判，要努力

法律人类学是一种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是反思和创新法律理论的社会科学进路之一。此种进路主张在法律与社会之间建立起关于秩序融贯性的思考，其贡献主要是提供出一种关于法律和法治的认识论。法律具有“双重建构性”，即法律是建构的结果，同时是一种建构性的工具。法律人类

“党管政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治理经验之一。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党与政法的关系一直处于互动调适之中。随着不同时期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国家权力配置的调整，党与政法关系经历了为巩固新生政权的“诸权合一”、归口管理下的“一元分级”、“党政职能分开”的“一元多层

社会成员法治共识的缺乏，是当代中国法治进程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社会成员在法治问题上的分歧，集中体现于理想主义法治观与实用主义法治观的差异。理想主义法治观可分为朴素的理想主义法治观、偏执的理想主义法治观以及理性的理想主义法治观；实用主义法治观可分为朴素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1]一、问题的界定和意义《耶鲁法学杂志》2005年春季号刊登了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弗兰克·阿帕汉人（Frank Upham）的一个长达44页的书评，[2]评论我的《送法下乡》。[3]在认真理解并给与了高度评价的同时，阿帕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