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法体制中，重新反思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方法，进一步厘清党委与各政法机关的权限以及政法机关上下级关系是改革的重点。但是，改革不能以明显违宪为代价，不存在“良性违宪”的问题，而应通过解释宪法，从而保持宪法秩序的稳定。

在革命与法律的似乎无法调节的矛盾深处，二者又有着某种特殊的相应：正是通过革命催破扫除旧世界的痕迹，一种全新的秩序与法律体系才得以生成；这种新秩序与新法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源于革命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后者通过前者得以确立、强化、稳固、持续，在此过程中，超越社

理解依法治国的三个问题：第一，如何界定政治与法律、政府与法院、治理权与审判权之间的关系。我理解是前者高于或统摄后者。其实，这一冲突在西方政治传统当中并非不存在，它也是前者高于和统摄后者。第二，权力的行使与权力的制约，谁优先外部制约与内部制约，谁优先第三…

当前中国处于快速发展期和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一直较为突出，可以预见，这种情形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社会形势如此，如果放权给法官，让他们不受任何干预的判案，人们是不是真的就会接受？出了问题，最后人们还要找党委负责。司法“一五”改革时，也是说强化合议庭和主审

取消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就肯定要出现阶级鸿沟。重建公共性的努力，如果不能够从制度或者法律上对那些给公权力以“外部人分红”的资本家群体加以节制，就会陷入困境。

“法律的边疆”，是一个模糊得让人能够充分展开想象力并带有人类学意味的主题。边疆对于一个大国具有的意义以及它给统治带来的挑战，始终是每一个政权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是一个大有可为，又事事难为的时代，希望通过我们持续的、一点点的努力，为中国法学学术和法治建设有所

编者按：法院在法治国家构建中的地位，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话题。Ronald Dworkin曾经把法院比喻为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为“王子”；而我国多年来推行的司法改革，也一直是既以法院系统为主导又以它为主要对象。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这种认识能否获得修正，从而开…

当限于科层制运作中抱怨“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与效率不再之时，就要看到，这也许正是官僚化的必然反应，既是法治完善的产物，也是法治建设的基础。对于公众而言，在向他们展示理性的法治这一美好蓝图的同时，也需要给出必要的提醒，告诉他们法治因为其理性化而形成的成本。如

2015年1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文章，标题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文章指出，推进任何一项工作，只要我们党旗帜鲜明了，全党都行动起来了，全社会就会跟着走。“一个政党执政，最怕的是在重大问题上态度不坚定，结果社会上对有关问题沸沸扬扬、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