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是对某一民族某一时代法律现象的认知，民族性和时代性必然反映在某一个具体法学门派之中。当前关于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的争论只有放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来理解才具有意义。本文通过对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在立法与司法中功能的揭示和对霍姆斯两个命题的解读，得出五个命题

需要追问的是，社科法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研究立场、进路和方法？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法律实践者或学者所需要掌握的方法进路？与将法律规范作为信条的法教义学相比，其必要性和功用何在？目前，社科法学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着墨颇多，对具体研究方法也有不少讨论，但是缺乏系统梳

一、问题与背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法学教育恢复和发展迅速，成就斐然。[1]在总结成绩、展望未来的同时，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当代中国法学教育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2]其中，最直观的表现是，法学院系越办越多，法科毕业生就业却越来越难。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

确证汶川地震中灾民基本权利的路径有两种：道义论和目的论。基于中国人的意义世界，我们选择道义论作为确证汶川地震灾民基本权利的理论，恪守“把人当作目的，而不仅仅手段”的权利判准。根据此判准，汶川地震中的灾民在生命健康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知情权和社会经济权

为建立有效的集权化社会控制系统，以期迅速推进中国各项事业的近代化，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古代的制度资源中选择实行了保甲制度。另一方面，为保证其政权的合法性，南京国民政又必须推行民主化的地方自治。在这一无可回避的矛盾中，南京国民政府幻想着能使两者相互兼容——通

地方自治既是分权的体现，又是民主的基础，因而它也就成为自清末以来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一项不可回避的内容。作为居于中国法制近代化鼎盛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其地方自治运动持续时间之长，制定法规之繁多，动员程度之深，都为清末及北洋政府所不及。本文意在通过整理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