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With the “failure” of communism， now a sound bite in political discourse，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ie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 party and revolu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neo-liberal world which is said to represent the “end of history.” Among western left-wing intellectuals， with Alain Badiou and Alessandro Russo as their representatives， there emerged a trend of abandoning party politics in search for a decentralized “politics without party.” According to them， class-party has run out of its political value and the party-state system has become obsolete. By reexamining the concret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argue that the object of revolution， or class enemy， is always real，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s far from being the end of revolution. What Badiou and Russo fail to realize is that the aim of proletariat dictatorship is to put an end to bourgeois dictatorship. As long as the bourgeois party， and hence class politics， continue to exist， proletariat dictatorship must remain in place. This is the lesson we’ve learned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Keywords：class politics， party-state system， continued revolution， proletariat dictatorship， class enemy

一、挫败：一种普遍接受的常识

　　20世纪60年代的幽灵还在纠缠着人类，并呼吁我们对“革命”和“共产主义”进行再探讨，从而为当下的解放政治做好理论准备。本文的论点简单而直接：若要复活共产主义理念，我们不能求助于第一世界的眼镜，通过形式的形而上学来进行论证，相反我们只能从第三世界的阶级视角出发，挖掘天使与魔鬼俱存的真正的革命辩证法。

　　今天，全球资本主义高歌猛进，摧毁了社会主义的成就，如经济平等、人类解放以及人民民主，而这些是由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这种破坏一直在继续，直到福山（Francis Fukuyama）称之为“历史终结”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的到来，于是，无论东方西方，“革命”这个词汇——更不要提“共产主义”——在知识界已经成为禁忌。当真正的革命遭到无情唾弃，流血牺牲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共产主义成为“独裁”、“非理性”、“压制民主和自由”的代名词，让那些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望而却步。

　　社会主义世界的解体并非那么彻底。中国的改革创造出了“奇迹”，并且成为一个例外，其党国体制（party-state system）又维持了三十多年，而且还在持续下去。在全球经济中，中国不仅是一个崛起的新星，而且在世界体系中已上升为第二大经济体。

　　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当下没有文献能比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两场革命》（Two Revolutions）和《现代性与革命》（Modernity and Revolution）更富启发性了。在《两场革命》中，安德森试图描绘出两场革命——苏联和中国——的不同轨迹，并且阐发了两场大转变的不同后果。除了关于两场革命本质已有的“常识”性知识，安德森补充说，与俄国革命相比，中国革命相对来说准备期更为长久，这就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确立主权提供了更坚实的权力基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带来了两个成果：国家独立和国内和平，安德森如是说。①

　　当安德森说“纵观全球，如果说20世纪是由俄国革命的发展所主导的，那么21世纪将由中国革命的后果所塑造”，②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他借助“常识”性知识来理解中国革命时，他便误入歧途。安德森说：“中国共产党照搬了斯大林统治下所形成的苏联模式，由此发展出了统一的纪律、威权的结构和统率的习惯。”③

　　对有些西方左派和诸多中华民族主义者来说，中国是共产主义失败历史中的例外。这些人承认“威权国家”或“官僚机关”导致了苏联政权的解体，但中国的情况却有所不同。相反，“威权国家”恰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通过加速全球资本积累，中国也圆融无碍地加入了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最后天堂。

　　不无讽刺的是，导致苏联共产主义失败的常识却成为中国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得以延续的原因。正如安德森所说：“21世纪的中国是世界—历史的全新事物：它结合了两样东西——经济上，根据任何常见标准中国都应被视为压倒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上，根据任何常见标准都毫无疑问是共产主义国家。”④

　　这里“资本主义经济”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概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于是就有了我们的问题：首先，是否可以说普遍接受的常识，可以用于解释俄国与中国革命的不同后果 真的有两种不同的后果吗 如果我们采纳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虽然一个依赖能源经济，一个是出口导向经济，俄国和中国不都是资本主义的某种变体，并最终创造出类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国家吗 其次，这个大家都接受的普遍常识到底是什么 我们怎么理解这种常识 最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本质是什么 从理论和实践来说，资本主义经济能否与共产主义国家共存 革命、共产主义和阶级到底意味着什么 

二、巴丢与鲁索的形式乌托邦

　　“常识”性的知识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这种争议在公共领域和学术界之间流行，只是因为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崛起所遵循的都是全球资本积累或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逻辑。在中国，常识现在演变为一个大家共同采用的普遍因素——“威权的党国体制”及其各种“邪恶”，在全球范围内强化了资本积累，并且为超越人类极限创造财富和增长，提供了创造性的形式。全球资本积累的逻辑大获全胜。现在谁还在乎常识呢 

　　某些激进的欧洲理论家还是在乎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巴丢（Alain Badiou）和鲁索（Alessandro Russo）。他们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他们想要为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点燃革命想象力，于是他们试图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中国的“文革”进行严肃的再探讨，将共产主义由“历史的科学”改造为“对奇异性（singular）创新或真理的确认”。他们参与了“缪斯计划”（Project of Muse），并提出一个口号：“今天的研究，明天的启迪”，旨在对60年代的革命重新给予理论的认识，从而揭露导致失败的“常识”。⑤

　　在一次与霍瓦德（Peter Hallward）的访谈中，巴丢明确指出：

　　今天，我们正在研究一种完全不同的观念，我们称之为“没有政党的政治”。这并不意味着“无组织的政治”。所有的政治就是集体性的，因而会以不同的方式得到组织。“没有政党的政治”意味着政治不再源于政党。⑥

　　巴丢的政治是要取消主导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政治的党国体制，而他眼中的列宁主义政党则是解放政治中不可宽恕的恶。在巴丢看来，政党的逻辑源于阶级主义（classism）的逻辑，即马克思阶级政治的理念或无产阶级范畴，而这是需要被质疑和超越的。巴丢说：

　　一直以来我们都忠于阶级政治、阶级国家等的理念……但我们不能再重走旧路了；没有必要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修正。问题是要超越如下观点：政治代表了可以被划为阶级的客观群体。这个观点非常强大且重要。但是在我看来，我们不能再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我们需要从政治进程、政治对抗、冲突和矛盾出发。⑦

　　他继续论述说：我们必须告别这个观点，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作为政治范畴的无产阶级范畴已经无法再发挥作用。⑧

　　虽然在其真理的政治学中，巴丢试图拯救工人的形象，但是他认为我们必须抛弃对工人的代表／表征——无产阶级及其组织形式政党。他一直强调要抛弃这些范畴。在《文化大革命：最后一场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Last Revolution）中，巴丢说：今天我们明白，所有的解放政治都必须终结政党或多党模式，从而确立一种“没有政党”的政治。⑨

　　巴丢和他的同事对“文革”兴趣盎然，因为“文革”体现出了革命的吊诡，正是这种吊诡开启了深刻的人类解放政治和群众的“经验大交流”。“文革”由党外的青年学生、工人和社会力量构成，意图通过暴力去打碎党国机器。

　　“文化大革命”被视为共产主义的“最后一场革命”，因为它是最大的政治实验，即超越政党，虽然结果失败了。在巴丢看来，这种失败是因为“毛泽东也属于党国体制。他希望党重焕活力，哪怕使用暴力手段，但是他不可能接受党国的消亡”。⑩

　　对巴丢来说，毛泽东是“文革”公认的领袖，对这样一个位置来说，毛泽东并没有创造出与国家有所不同的政治形式，因而最终在60年代末以政党的重建这个保守行为而宣告了“文革”的终结。他说：

　　因此，“毛泽东”成了一个吊诡的名字：掌权的造反派，通过挑战党的权威而受到考验的辩证法家。但“毛泽东”也是那个无法容忍国家官僚制彻底解体的党的名字。11

　　巴丢总结说：最终，“文化大革命”即便在其身处绝境之时，也见证了这样的不可能性：在全球范围内不可能真正将政治从党国框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2

　　在《六十年代和我们》（The Sixties and Us）中，鲁索进一步定义了那个常识的问题意识：

　　60年代是全球性的群众政治的实验室，其中包括前所未有的主题和实验领域：实验性的政治之前从未汇聚如此多的集体生活。那个形式多样的政治时刻有着一个奇异性的重心：对于“阶级政党”的政治价值提出质疑。13

　　鲁索一般将阶级政党视为专制政府， 塑造等级制以统治现代世界中的所有集体生活。14

　　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质疑政党的价值是60年代革命的核心精神。“常识”性的知识是“政党”的一般性难题——政党是20世纪为了组织革命应运而生的普遍形式。鲁索认识到，政党在20世纪国家结构的形成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政党本身则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工人政党。但是，政党在60年代却成为造反的对象，因为人们认识到，它是现代政府形式最为普及的变体之一。“毛泽东在1975年最后的政治论述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15鲁索倾向将这个句子颠倒过来：“共产党在资产阶级内”。16他接着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或者“阶级政党就在资产阶级内”的命题概括了60年代主要实验的议题。17

　　虽然巴丢和鲁索特别提出的“政党”难题性并没有为共产主义失败的常识性知识增添新的内容，但鲁索的论点“阶级政党就在资产阶级内”对描述改革时期的中国——如果说不是60年代中国的话——极为相关。

　　在之后的分析中，鲁索把问题从“资产阶级内的阶级政党”转向了“无产阶级专政”——政党。18鲁索说：我们首先必须将作为必要前提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存疑”，然后才能进行“澄清”：之前时代的政治事件要求我们重新打开这个基本理论概念的讨论。19

　　毛泽东眼中真正的敌人——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现在成为巴丢和鲁索眼中政党组织的形式。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内的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几乎没有差别，因为对他们来说，两个历史主体都采用同样的组织形式，即政党进行组织并夺取政权。

　　对他们来说形式很关键，而且形式就是细节中的魔鬼。

　　对毛泽东来说，资产阶级是掌握政党的真实的历史主体，并且将自身变成了“阶级政党”。这就是他发动“文革”、利用群众的力量去打碎政党的原因所在。阶级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或后果，因此毛泽东坚持不懈地用“不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或“继续革命”（continuous revolution）20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包括党内的教育整风和党外的群众运动。

　　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曾说过，拿枪的敌人很好发现，但在新中国成立后那些隐藏在党内不拿枪的敌人就很难察觉。21除非我们认同庸俗的政治理论家，认为毛泽东偏执的人格导致他想要大权独揽并且像现代皇帝那样胡作非为，我们就不能无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存在且重复出现的阶级关系的复杂性。本文会不断回到这个问题。

　　但是，巴丢和鲁索忽视了阶级和阶级敌人的存在——这些是真问题，并将这些实实在在的历史主体转变为政治组织的抽象形式。他们抹去了“阶级”的问题，并且用“政党”形式取代了政党（即真实的资产阶级政党或由资产阶级所掌控的政党）。

　　虽然呼吁更为深入的分析，但巴丢和鲁索无法提供走出60年代困境的答案。很显然，他们将这种困境视为60年代自我组织多元形式的反弹，以及对实验性的平等主义群众政治的压制。对他们来说，这种困境意味着60年代之后又回到了传统的“阶级政党”政治。

　　鲁索认为，对60年代进行理论描述和年代划分的主要障碍就在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范畴不仅不恰切，而且也会遮蔽政治布局的奇异性。22鲁索论述说，“既然阶级主义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政党全部的‘百科全书知识’都无法通过考验，那么就必须找到新的范畴来反思现代所有的平等主义政策”。23为了取代过时的“阶级政治”，巴丢诉诸那些可以开启新的解放政治的奇异的“政治进程、政治对抗、冲突和矛盾”。但是，这些事件的本质是什么，就政治议程、大众动员和政治组织来说，解放政治的出路在何处 我们认为他的解决方案同样含糊。

　　创造性的形式，新的范畴和“超越政党的政治”，这是一些欧洲左派理论家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呼唤，在这种呼唤中他们把共产主义转世为一种“理念”，因而与共产主义的“历史”毫无瓜葛。在他们看来，创造性的组织形式是解放运动的首要任务，这些形式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实现。

　　在这种论述中，阶级的视角不是被遗漏而是被弃置一边了。鲁索并没有呼吁对内在于60年代历史进程中不同阶级间的权力斗争进行深入分析，而是认为研究“不仅要考察中国、意大利、法国或波兰工人在组织方面所展开实验的具体弱点，也要考察这些实验所面对的共同问题”。24这种呼吁恰恰取消了对政党、国家和意识形态进行真正的阶级分析的可能性，结果就导致了对形式乌托邦（a form of utopia）的向往——在这种形式中，社会和阶级力量之间具体和日常的斗争都隐匿不见了，最终让自己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真正的斗争渐行渐远。

　　简言之，真正的敌人即资产阶级悄无声息地从后门溜走了，而“伪敌人”（pseudo enemies）则以政党的形式或国家的形式登上了舞台。于是“常识”变成了“形式”。

三、何为共产主义革命 

　　如果回到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对常识有更深入的理解：“何为共产主义革命 ”25敌人是谁 目标是什么 实现目标的方法是什么 在《共产党宣言》的开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此定义革命的敌人：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26

　　更为具体的目标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这是奠定共产主义社会和所有人的个人自由、行动和独立的基础。他们进一步解释说：“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27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28

　　但是如何实现这些共产主义目标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答案是共产主义革命：“他们（指共产主义者——引者注）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29

　　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为我们提供革命的方法，那么列宁则直接应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强化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先锋党理论——作为统一的战斗力量，共产党有着高度的政治意识和组织纪律。由工人阶级的先锋党去推翻资产阶级国家，这是暴力革命的历史必然。这也是工人阶级先锋党的最终消灭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最终“自行消亡”的历史前提。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说：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30

　　在阐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列宁做出了如下总结：

　　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象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31

　　于是有了列宁著名的说法：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32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政党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33

　　一般来说，政党就是在和平时期，试图通过选举而组成或加入政府的政治团体。无论是和平时期的选举还是战争时期的革命，政党肯定是阶级力量的凝结，其最终胜出并管理国家意味着一个阶级或某些阶级对其他阶级的胜利。

　　在冲突性的历史进程中，政党及其形式昭示了阶级斗争的后果。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棘手的问题：无产阶级的先锋党发动革命，管理国家并统治人民，即夺取并掌握政权。可是，无产阶级国家作为政治组织的一种形式，并非如列宁所说，自行消亡，相反，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后，政党会继续存在下去，并且转化为党国体制。

　　当政党或无产阶级的党国体制没有消亡，我们就遭遇了问题的关键节点：如何为“无产阶级专政”辩护 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专政”辩护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只是简略地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4

　　当这个政治上的过渡期看起来没有尽头，而先锋党消失以及国家的自行消亡遥遥无期时，左派和右派都发起了各种各样的批判。当党国体制最终转变为官僚制和压迫性的国家，共产主义的梦想破灭了。

　　这之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历史性的反讽，只是因为我们缺乏真正的阶级视角。通常我们都会注意到无产阶级专政即政党政治的形式，但是我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党的真正敌人——他们是真实的阶级力量。看起来我们还没有为共产主义革命更为漫长和艰苦的斗争做好准备。

　　只要阶级冲突还在，革命就不会终结，政党或党国体制也不会消失。

四、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

　　当代中国左翼的领军人物汪晖也介入中国革命的研究，并认为，只要政党依赖人民战争即群众路线，那么在革命时期作为形式的政党就不存在问题。35

　　正如汪晖所说，群众路线最初是在1929年中共中央给红四军的信中提出的。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仅是一种政治、军事的战略，而且也是对于一种有机的革命政治的描述。36

　　因此，群众路线是创造性的政治形式，提供了政治能量。群众路线开启了一个进程，这个进程让“群众也是一个政治范畴，内含着通过政党与大众的结合而产生的新的政治主体性。在群众路线的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党政治与大众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塑造”。37

　　汪晖和鲁索一样，也感叹“创造性政治”的衰落，即革命后的群众路线，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群众路线，这种衰落意味着“创造性”的组织形式完全消失了。激发中国共产党政治活力的群众路线的终结意味着20世纪政治的终结。

　　汪晖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想要在后人民战争的形势下找到重焕活力的道路。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意味着这种探索的终结，以及政党完全整合进国家框架的开始。”38其结果就是：“国家的逻辑支配了政党。政党和国家的边界越来越不清楚。”39

　　正如汪晖所指出的，群众路线的终结是去政治化进程的后果，或者说意味着政治形式脱离了社会形式。和鲁索一样，汪晖也呼吁超越旧有的政治党派模式的后政党政治——新的实验形式或者新的组织形式。40

　　可是问题依旧：群众路线只是纯粹的政治组织形式还是一种内在包含阶级力量和阶级冲突的斗争路线 

　　毛泽东在动员“群众路线”与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的敌人——新中国成立前的买办资本主义和地主——进行斗争方面是成功的。但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动员“群众路线”的努力却失败了。可是同样是群众路线，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努力却失败了，大家都没有提供有效的解释。用政党的组织“形式”可以解释吗 

　　为了“挖掘”中国革命的传统，历史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采纳了文化定位的视角，来研究中国革命领导的机制以及他们为了动员安源工人支持革命，在使用文化资本和组织创新方面所表现出的创造力。41从某种程度来说，她也认为中国共产主义是舶来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42她论证说，在革命的进程中，用民歌、音乐和故事将外来的革命目标本土化，这种能力保证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

　　裴宜理强调了滋养中国革命过去的文化要素，但她忽略了阶级斗争的关键作用。

　　裴宜理非常重视安源罢工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但这样一来，她就将重点从阶级平等转向了工人为争取“人类尊严和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斗争，于是，她将中国革命视为宽泛意义上的公民运动（civil movement）。裴宜理虽然同情中国革命，但是她却忽略了中国革命的阶级内容以及共产主义夺权的阶级目标。

　　尽管如此，裴宜理的如下说法——安德森等人也持类似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与列宁的革命有所不同，毛泽东的革命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以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25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为基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用了将近三十年——从1921年7月建党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才取得其政治胜利。43

五、未完成的革命

　　1949年并非共产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恰恰相反，1949年新中国成立象征着继续革命的新起点。

　　从本质来说，1949年的中国革命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中国是“一国社会主义”的产物，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为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所包围。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国家统一，并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可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还有待完成，其中就包括党国体制的“自行消亡”。

　　然而，在具体的第三世界历史斗争中，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列宁的“国家的自行消亡”所承诺的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我们首先来看国际因素。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和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双双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于是革命的中心只能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尤其是那些倍受武力胁迫而整合进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秩序中的国家。就像当下的情形一样，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处于这种整合与压迫的中心，与之伴随的则是阶级冲突和生活匮乏的不断加剧与恶化。于是革命到来了。革命就发生在一个孤立的国家。西方对国际共产主义的背叛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必要。从本质来说，中国革命是一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是过渡性的革命。国家肩负着防御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敌人并保卫革命果实的任务。

　　因为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背叛，中国“国家的自然消亡”或党国体制消失的历史前提无处可寻。当冷战揭开序幕，中国共产党唯一的选择就是全力建设强大的国家，保护自己免遭外国势力的侵犯。阶级敌人并没有消灭殆尽，事实上，他们就在身边。另一方面，无论是在社会主义时期还是在当代，国家富强都是大多数人怀抱的梦想。从某种程度来说，国际局势拖累了中国革命。国家“自行消亡”的条件根本不可能存在。

　　迈斯纳（Maurice Meisner）下面的评论尤为正确：与列宁和托洛茨基有所不同，毛泽东是一个更为突出的民族主义革命领袖，“相比之下，1949年中国获胜的一方看起来更像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不像俄国的前辈那样充满千禧年的革命远景，因而他们也不会感到类似的幻灭”。44

　　无产阶级专制还在继续。虽然毛泽东遭遇第三世界情境下的历史制约，但是他创造性地将“无产阶级专政”转化为“人民民主专政”，以扩大党国体制的代表性。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写作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文章的开头，毛泽东写道：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45

　　他接下来说：

　　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46

　　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现实，因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批判。毛泽东做出如下回应：“‘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47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 ”毛泽东自问自答，“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 ’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 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48

　　但毛泽东是在孤军奋战。这个陈述用来描述后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其实更为准确。49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无产阶级专政”所承担的更为艰巨的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六、想象的和真实的阶级敌人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基本可以分为两个时期：首先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其次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前一个时期，主要任务是创造出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从而让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导致的阶级矛盾趋于消灭。如果说第一个时期是为社会主义奠定经济和物质基础，那么后一个时期则是用文化革命去解决党内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矛盾。50

　　当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都将政治能量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毛泽东却格外警惕，从没有忽视政治以及潜在的敌人。毛泽东曾提醒过人民，拿枪的敌人，尤其是外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很容易辨识，但是革命之后的敌人是谁 虽然地主阶级和旧的官僚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国内还确实存在新的敌人。在毛泽东看来，至少有五类敌人：一是在新政府中工作的国民党的旧官僚；二是向往等级社会的旧知识分子以及相信西方议会民主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三是不愿意接受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支持者；四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富农和中农以及土改后的新富农和中农，他们不愿意加入合作化运动；五是党内的修正主义者和精英，他们拒绝或者不同意社会变革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和激进政策。

　　当然，在运动中揪出来的敌人可能并非真的都是敌人，可能会有冤枉和误判的现象。在“文革”期间，用血统论和出身论来指认阶级身份也同样是错误的。即便如此，如果判断国内根本就没有阶级敌人或阶级冲突，也同样难以令人信服。

　　施拉姆（Stuart R. Schram）正确地指出，毛泽东发展出了革命的辩证理论。51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展开，毛泽东将对抗的力量区分为“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而毛泽东关于对抗力量的观点也处于演化之中。那么，谁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敌人呢 

　　1949年之后一般将革命的敌人统称为“反革命”。斯大林对国内的敌人残酷打压，相比之下，毛泽东则显得宽大仁慈。在《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中，毛泽东指出：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52

　　毛泽东强调，国内依然存在反革命分子，虽然数量大大减少了。他说：“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53

　　毛泽东要求说，在清除政府机关、学校和军队等的反革命分子时，党必须坚持延安时的原则——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捉。他提出，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其所在机关清查，但是国安系统不参与，公安局不能随便抓人。54

　　毛泽东总结说：“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55

　　到了1957年，毛泽东以更为成熟的方式对国内的对抗力量进行了概念分析。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区分了社会矛盾的两种类型：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他认为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在这篇文章中，不仅敌人的概念是变化的，就连人民的概念也不是本质化的。毛泽东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他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56

　　在毛泽东看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57

　　与斯大林不同，在毛泽东看来，并非所有的阶级矛盾都是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58毛泽东认为，如果处理得当，两个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亦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并且通过和平手段得到解决。

　　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毛泽东更偏向于和平手段，希望将国内敌人改造为新人。正如他所说：

　　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人民来说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59

　　施拉姆评论说，毛泽东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的过程中，一直采用“思想改造”的方法改造人，特别是阶级敌人。60

　　事实上，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所要实现的愿景，是达到一个理想社会，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走的道路。在谈及俄国共产主义建设时，毛泽东说：“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 一样的电气化，而且化的更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 ‘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在这里缺乏辩证法。”61

　　为了区别于社会主义改造的俄国道路，毛泽东提出：“斯大林在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革命后的政策是从上而下的和平政策，斯大林不搞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只是自上而下的对资本家。不斗争。我们有从上而下。但又加了一个从下而上的扎根串连阶级斗争。我们在‘五反’中斗争了资产阶级。”62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要素就是两个相互交叉的群众路线和阶级斗争。

七、“文化大革命”：没有终点的革命

　　我们同意佩里·安德森的观点，即革命是一场自下而上彻底推翻国家秩序并创造出新秩序的政治行动。他同时具有洞见地指出：革命是一刹那暴烈的政治转型，在革命爆发的瞬间，时间被压缩，目标被突出。革命有着清晰的起点——此时旧的国家机器虽然还是固化——和明确的终点，这意味着革命到来的这一时刻，国家机器彻底被打碎，新的秩序也得以确立。63

　　但是当安德森认为革命是一蹴而就而并非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时（a punctual process but not a permanent process），他就错了。在安德森看来，“文革”只不过是一种心理或者道德的改造，并且无谓地让社会空间的所有角落都变得混乱不堪。在这种认知上，安德森拒绝承认革命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进程。安德森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防止官僚阶级在中国死灰复燃，正如毛泽东所认识到的，这个官僚阶级“在斯大林逝世之后将苏联带向了一个与资本主义无异的阶级社会”。64为了解决这个尖锐的矛盾，毛泽东没有依赖武力机构，而是诉诸青年学生和更年青的造反一代。但是，安德森说：“虽然担心中国会步苏联后尘，但毛泽东并没有自上而下地清洗官员，而是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暴乱，结果就是将中国带入了有所控制的十年动乱之中。”65安德森就此对“文革”做出以下评价：

　　残忍事件层出不穷。失控的暴力——迫害和倾轧；羞辱，殴打，射杀；派系斗争在很多城市都司空见惯；在农村，则是有组织的处决行为。66

　　安德森对“文革”的定评如下：其宣传的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完成对社会的平等主义改造。但是，这种理想在当时的任何社会都是空想，更不要说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了。67

　　安德森否定“文革”，因此他也否定了毛泽东，也否定了“不断革命”的概念。如此一来，他也重复了右派的论述逻辑——问题都归咎于党是邪恶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动乱的——并且浪漫化一步到位的革命，从而轻视阶级斗争的艰巨性。

　　与安德森认为革命是一蹴而就的爆发不同，毛泽东更加现实主义，他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革命必须是一个“不间断”和“持续”的过程。68毛泽东解释说：

　　我们的民族在觉醒，象我们大家在早晨醒来一样。因为觉醒了，才打倒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以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执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整风、反右派又取得了胜利。69

　　他继续说：“我主张不断革命论……如一九四九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又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随着就搞整风，趁热，整风以后，就搞技术革命。”70

　　在1958年初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71

　　他要求党内同志必须重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72

　　1958年“大跃进”时期提出的不断革命概念为后来的群众运动以及最终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很显然，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并非简单地要消灭国内的阶级敌人，而是希望深化革命，从而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正如施拉姆所说，毛泽东的革命辩证法“将人、社会和宇宙视为是无穷无尽的流程，而这种观念在苏联是不存在的，它是1958年‘大跃进’和之后‘文革’的核心思想”。73

　　让我们再仔细考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在笔记中，毛泽东阐释说：教科书327页至328页上说，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代替资本主义，而且要用“革命手段”。无产阶级要“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自己周围来消灭资本主义”（第327页），这个说法对，但是在这里还应该说到夺取政权。74

　　毛泽东坚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遇不到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他解释说：

　　“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能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成长起来”（第328页）。其实不只是“不能成长起来”，而且不能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成分的合作经济和国营经济根本不能产生，当然也说不上成长。这是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主要分歧。修正主义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象城市的公用事业是社会主义因素；说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75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触及了“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问题，这也是巴丢和鲁索最为关注的问题。虽然毛泽东承认无产阶级国家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但在他看来，中国人民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苏联十月革命之后的无产阶级专政并无本质的区别。毛泽东指出，苏联的苏维埃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都是代表性的机构，只存在名称上的差别。如果真要说差别的话，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有着更为强大的群众基础和更高程度的代表性。

　　“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 ”毛泽东的答案是否定的。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笔记》中，他说：

　　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害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里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法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十几代了。他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多年，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所以英国的工人阶级不跟着共产党走而要跟工党走。

　　毛泽东接下来进一步做出评论：“列宁说：‘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第353页）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对。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越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看来并不那么容易。”76

　　现在我们回到最基本的问题：社会主义改造与阶级斗争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 

　　在社会主义革命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就是要终结资产阶级专政。这是阶级政党可能消失的历史前提。我们必须清楚，即便反抗的政治不采取政党的形式，敌对力量也会利用这种形式。政党是权力的核心，而国家则是阶级斗争的场域。魔鬼不是形式本身，而是掌控着形式的资产阶级权力。形式是可变的，它可以是政党、关系网、网络平台、节点或数字，或赋予一个乃至多个具有创新性的名字，并不触动阶级力量对比的关节点。没有继续革命——没有“不间断”和“持续”的过程，资产阶级权力就可能东山再起，不管这种权力披上什么样的外衣。人们往往将这种阶级力量对比，简单归结以及错误理解为“官民矛盾”。在今天的历史情境下，本属于阶级矛盾的范畴，主流话语却将其移置为“官民矛盾”，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错位。这也是“文革”时期毛泽东和中国人民所面对的真正历史挑战。

　　“文革”中群众的失败——因为宗派主义、群殴和混乱而受到指责，并不是因为新的组织形式的政治实验失败了，而是因为群众本身力量的微弱所导致的。“工人阶级”的概念本身并不是问题，核心问题是，工人阶级尚没有能力去推翻官僚制。阶级关系依然存在。

 　　（译／王行坤）

 

【破土编者按】本文章由破土编译自Migrant Labor in China: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Polity Press, 2016)的书稿，破土将陆续刊登其余书稿，敬请读者关注。破土介绍这一系列的文章，是希望引起大家对新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抗争的关注。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全球资本和一心改革的政府共同将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中国新工人阶级现已登上历史舞台，通过雇佣劳动谋生，并且开始了他们一生的斗争。我们将探寻全球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它塑造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从结构上形成了新工人阶级。长远看来，这个阶级没有其他选择，要么顺应潮流，要么逆流抗争。今天，如果说中国是全球资本梦寐以求的、可以使资本以不可思议速度和规模进行积累的梦想之地，那么中国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由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底层组成，他们正在成为新的劳动主体，塑造着中国工人运动的未来，同时也在寻求世界劳工的国际主义。

《木头人》

我的世界没有白天与黑夜

也不知道什么是疲惫

我看不见你冷漠的眼神

也听不见你不停的怨言

--重D音董军的词曲

让我们在新工人阶级的主角——中国农民工——的带领下，来到世界工厂。这一阶级拥有2.7亿的农民工，他们在各行各业工作，形成了新的劳动主体。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性质完全不同，今天的新工人阶级，是以农民工为主体，他们是我们关注的对象。这个阶级在工作组织、宿舍劳动生活、阶级感受和阶级行动等方面有着丰富生动的经历，他们是我们了解新自由主义中国的关键。跟大多数贬低马克思阶级理论重要性的后现代文献不同，阶级仍是我的中心概念，在当代资本主义主要矛盾的语境下，阶级为理解工人阶级的生活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武器。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中国重新塑造了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经济史和世界劳动史。但是，这一伟大转变却体现了中国革命的吊诡之处，后者曾经试图终结蚕食中国古老版图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了理解这一吊诡之处，我们必须弄清楚中国工人的生活，因为他们既是世界工厂的主体，也是世界工厂的奴隶。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工厂”，形成了由几亿人组成的新工人阶级，这为我们理解工人主体及工人阶级在塑造全球资本主义改造空间过程中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非西方的视角。E. P. 汤普森曾经说过，尽管我们不能像计算日出那样精确地计算工人阶级出现的时间，我们还是得承担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这个时代更多地在呼唤“历史的终结”，而非创造挑战旧历史、创造新历史的新的工人主体。创造自在且自为的新工人阶级的斗争不仅重塑了中国、而且也将重塑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

三十年的后社会主义转变已经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将中国跟新自由主义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个曾经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却塑造着、挑战着全球经济。但是却很少有人关注新工人阶级的形成，新千年伊始，中国“世界工厂”不可避免地要组织新工人阶级，同时也由这个新工人阶级所组成，于是这一阶级便结构性地体现了资本的控制和工人的反抗。为了理解这个新阶级及其反抗政治，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语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的转变以及改革开放等语境下进行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黄金时代因为始于七十年代的一系列经济危机而终结。对全球经济的重塑源于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加速发展，其目的是为了解决生产和流通领域内资本积累的危机，而这一危机不可避免地体现在了资本的矛盾中。生产过剩、生产力的发展、利率下降和技术创新，这些因素一方面导致了资本从制造业流向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另一方面却又导致了资本在制造业的不断聚集，比如电子业和汽车业，从而形成垄断工业资本。在不断变化的制造业部门，我们发现品牌创立、设计、技术创新与工厂生产已经脱钩。在跨国资本和世界著名品牌的垄断下，这种脱钩魔术般地通过全球供应链和生产链而重新连接了起来。

当代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导致了阶级关系的快速重构。技术和信息的发展创造了超级灵活的资本流，新劳工的跨国流动则继续在破坏和重塑新的阶级关系。

告别“阶级”与“历史的终结”

西方霸权所犯的根本性错误是宣布了“工人阶级”和阶级矛盾的终结，并通过所有领域塑造着西方的学术界，并且通过文化殖民渗入了非西方的知识界。告别“阶级”的理论与“历史的终结”理论相互勾结。

但是西方学术界和主流媒介对“阶级”的告别，并没有消除西方社会的阶级关系，相反，西方社会正面临着深刻的阶级冲突，如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高失业率和不稳定的生活。阶级和阶级矛盾因为全球资本流动，而进入第三世界国家，将中国推向了斗争的前线。后现代理论认为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的使用代替了传统的阶级主体，但是第三世界工人数量的绝对增长挑战了这一理论。上个世纪，向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转向影响了整个世界，不单结束了西方福利资本主义体系的黄金时代，并使共产主义革命的种种努力化为乌有，新自由主义试图摧毁社会主义在促进经济平等、人类解放和人民民主过程中创造的各种成果。当下，这一创造性破坏仍在全球继续着，直到新自由主义世界最后获胜，且让改革后的中国也成为其中一员。

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胜利标志着资本有了新机会，能以大规模投资和离岸生产的形式，入侵社会主义中国这一梦寐以求之地。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球资本进入了快速扩张的阶段，从而渗入非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为资本流动、技术转移、生产原材料和市场的占有以及充足劳动力的使用消除了全部障碍。资本集中或垄断的战略是通过全球供应链和生产链的激增来实现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苹果公司和富士康集团，它们分别在2014年的全球五百强中排名第5位和第30位。

世界工厂和新工人阶级

近几年，“世界工厂”这个词通常用来描述中国为全球制造商品的能力。世界工厂这一概念，只有在全球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以吸纳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命脉才能得到理解。随着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全球资本和私营资本进入出口加工区，社会主义中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工业转移至南半球的浪潮中，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国政府积极引入市场导向的机制，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其他世界组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国现在以“世界工厂”而闻名，它从世界各地，特别是香港、台湾、日本、韩国、美国和西欧等地，吸引了大量的跨国企业（TNCs）。

西方的政府，不管在政治上偏左还是偏右，都十分羡慕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羡慕媒体报道中惊人的财政数字，羡慕北京和上海标志性的城市天际线。从2003年开始，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目的地国。2005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位列美国和德国之后。2006年，中国以22260亿美元的GDP快速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除了在数量上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外，中国的制造业也在结构上开始进入高端产品时代。2013年，中国出口的电动、电子和高科技产品价值累计达19,2580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87%。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200多种产品的顶级生产商，七种包括服装、彩电、洗衣机、DVD播放器、照相机、冰箱、空调、摩托车、微波炉、电脑显示器、拖拉机和自行车。

中国的劳动力占世界总数的29%，在这座巨形的“世界工厂”中，劳动力成本非常低廉，只占墨西哥的1/6和美国的1/40。世界银行2014年6月1日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人均GDP（6,807美元）只排到世界第84位。众所周知的是，在新自由主义下，全球各地的工人都在“逐底竞争”的生产博弈中相互斗争，看谁会接受最低的工资和收益，接受最悲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这个博弈中，看起来好像是中国为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化领域的全球工人设定了“底线”。但是，国际资本快速流向中国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和低廉的土地，也是为了获得勤劳、熟练、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打工者，他们愿意在糟糕的环境中工作，进行即时生产，同时也是诸如iPhone和iPad之类全球产品的潜在客户。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境况为中国新工人阶级的提供了成长的土壤，目前，新工人阶级遍布全国，如工地、车间、公司和办公室，无论资本的性质，劳动的部门和形式如何。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全球资本和一心改革的政府共同将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这是世界工厂形成的背景，中国新工人阶级现已登上历史舞台，通过雇佣劳动谋生，并且开始了他们一生的斗争。我们将探寻全球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它塑造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从结构上形成了新工人阶级。长远看来，这个阶级没有其他选择，要么顺应潮流，要么逆流抗争。今天，如果说中国是全球资本梦寐以求的、可以使资本以不可思议速度和规模进行积累的梦想之地，那么中国也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由农民工和城市中的穷人组成，他们正在成为的新政治主体，塑造着中国工人运动的未来，同时也在寻求世界劳工的国际主义。

翻译：牛颖、王行坤

(图片来源：网络)

（本文为破土首发，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破土立场，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责任编辑：黑土）

　　作为世界最大的电子产业专业制造商，富士康成为中国出口导向型企业的榜样。它的劳动体制以高强度生产、低工资和低消费为特征，以牺牲工人的尊严为代价。无处不在的规训和绝对服从的铁律无处不在，工人在高压劳动下变得麻木，并且被碎片化。

此调研报告发布于2013年8月8日，发《参阅文稿》时由执笔人潘毅略作修改。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只有当矿难发生，人们才会关注到煤矿工人，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已成为被历史遗忘的工人阶级主体。近几年山西黑煤矿的童工、王家岭煤矿的透水、龙煤鹤岗矿井的瓦斯爆炸等事件的发生，使我们不难想象煤炭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漆黑一片的矿井、满脸煤灰与汗水、随时可能临头的矿难。煤炭作为重要的能源，一直是我国工业发展的基础，发电、取暖以及各种化学材料的提取，无一不会运用到煤炭。因此，无论在近代史上还是在今天，煤矿工人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除了媒体对矿难的新闻报道之外，无数在矿井的黑暗中艰苦工作的煤矿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却被忽略了。

金融危机风暴席卷之后，对煤炭等国有企业的抨击不绝于耳，而针对性地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家主义，即强化国家控制，进一步干预甚至垄断基础行业，如煤炭、电力、石油、钢铁、铁路等;另一种则是利伯维尔场主义，即强调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主张依靠利伯维尔场，通过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打破垄断，为民间资本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然而，作为这些国有企业的真正经济主体，在企业发展和改革道路的选择上，矿工们却无法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的身影甚至无法走入公众的视野。他们只能被动地承受无论是回归国家还是抛入市场的命运。

双鸭山矿区，一个长期无人问津的矿区。我们冒着淅沥的小雨走进了矿区小城。小城不大，几条一千多米东西走向的马路横向铺开，排列在两边的是一幢幢1980、90年代建起来的五层宿舍楼，属于典型的老国企工人生活小区。小城东西两侧有两个较大的棚户区，住着1657户，4411人。一座公园坐落在小城中间。宿舍楼、棚户区、公园、学校和几个小商铺，承载了矿区工人所有社会再生产。

矿区共有三个矿井，矿区最大的建筑是办公大楼，矿区办公楼前，一座写着「矿工万岁」的石碑俨然耸立。旁边疏落着专家培训楼、招待所、三个矿井工作间、煤站等，工人每天都在这些地方忙碌着。经过20多年的开采，现在井面已经深至700~1200米。矿区鼎盛的时候，有近七千名工人。如今，产量减少，矿区职工已不足五千人了。工人告诉我们，矿已挖至第三层，再过20年这个矿就会挖空了。

2013年7月下旬，我们对龙煤集团的煤炭工人状况进行调研。龙煤集团成立于2004年，整合了黑龙江四个煤城的41个国有重点煤矿，现有26.6万员工。2011年原煤产量完成5287万吨，营业收入401亿元，实现利润13亿元，是黑龙江省属最大国有企业，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煤炭企业，中国500强企业。它下设九个子分公司，包括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等。

八年多来，龙煤矿区矿难不断。据报道，2005年3月14日，七台河分公司新富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8人死亡;同年11月27日，七台河分公司东风煤矿发生煤尘爆炸事故，死亡171人;2009年11月21日，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08人死亡。但这几起重大事故无法涵盖矿工生活的全部内涵。在他们的生活中，必须每时每刻面对工资低、工时长、压力大、工伤频发、职业病隐患等大大小小的挑战。

这是一个充满着挑战与生命力的东北的小城。这里鲜活的经济生活、充满动力的劳动情景和工友间情同手足的深厚感情，使得任何一个主流经济学家的数字与图表都显得苍白无力。「经济」何尝是经济学家的专有名词，它原来富有人情的社会和文化意涵，早已在专业化和精英化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剥落，也使得劳动者作为真正的经济主体一天一天的消逝。脱离了主体，经济发展的话语就算再精美，也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想建树经济繁荣，必须回归劳动主体，也必须从经济学家的手中夺回话语权，将其解放出来。

《矿工万岁》

矿工用劳动掘出黑暗

黑暗从来都是对太阳的背叛

淌出的汗水是血液的澎湃

八百米深处，乌黑的矿工

如是一条条煤海蛟龙

喊一声，矿工万岁

有时竟是瓦斯的嘶哑之喉

- 发表自《煤海情诗。组诗》

凌晨4点，北方的天空已经泛白，远处的一座矿山冒着烟，当许多人还在安静的睡梦中，一名矿工的一天，早已和曙光一起开始了……

我们来到煤区工人常师傅的家中，此时的他已起床，正在准备一家的早餐。大蒸锅上热气腾腾，里面整齐的摆放着七、八个雪白的馒头。伴随着妻子有节奏的切菜声，常师傅一边热着锅，一边和我们聊天，小厨房里充满了忙碌的气氛。厨房门外就是他们所居住棚户区泥泞的街道，穿过街道我们看到上早班、赶早市的矿工和家属都忙开来了，屋内外时不时传来人们打招呼、谈笑的声音，似乎相互宣告着一天辛勤的劳动的开始。

常师傅40出头，中等身材，白净的面庞时常挂着质朴的微笑。他是一家唯一的经济支柱，一家三口的生活就只能靠他的工资供起来—他唯一的女儿今年17岁，刚到哈尔滨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读书，每年的学费、杂费、生活费加起来两万多元。他的妻子没有工作，也没有地可种，只能待在家。他说，为了这个家，他只能选择拼命工作。

常师傅这样沉重的家庭负担，使得他只能和许多经济条件较差的工人一样住在棚户区里。这是一片与贫困的农村图景没有太大分别的地方—垃圾随处可见，马路全是泥巴路，晴天走过一身灰，雨天走过一身泥;一个10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子里挤下三、四户人家，没有集中供暖，上千户人家共享两个厕所。

6点，一阵手机铃声响起，说矿上有急事缺人手。常师傅的妻子赶紧从蒸锅里取出两个馒头递给他，这是他在井下八个小时所有的食物。妻子一边送常师傅出门，一边不忘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常师傅每天都怀着必须平安回家的心情上班。作为一名机车工，常师傅的工作就是确保所有煤车和人车都能顺利的行驶在轨道上。今天早上把常师傅紧急催促到矿上的，就是最棘手的问题—机车脱轨。常师傅和七、八名工友一块儿，运用了各种方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机车顺利送上轨道，但没走两米，这个老旧的机车又发生了第二次脱轨。段长一边伏趴在地面和大家一起解决问题，一边狠狠的发着脾气，说要把这部机车的负责人查出来好好教训一顿。又过了很长时间，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机车开走，人车驶入轨道，常师傅不顾满手的油污，赶去开班前会，以免耽误和工友们一块儿下井。

班前会由段长主持，每一次下井前都有专人来讲解一两条安全生产的规章。近几年，煤矿越来越重视安全生产管理，这些学习就是重要内容之一。矿上的师傅告诉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他们还会进行一次考试，考试不及格就会被扣掉一些工资，这让很多四、五十岁的工友倍感压力。为了让大家进一步铭记安全，也为了提起精神全身心投入工作，下井前在班组长带领下大家高声宣誓：

我宣誓，为了企业利益，为了家庭幸福，我坚决做到：牢记安全理念，搞好自主保安，绝不违章作业，视安全为生命，视隐患为天敌，平安完成当班任务，用忠诚和良知确保人矿平安。

宣誓之后，大家便各自换好衣服装备—大棉袄、胶矿靴、矿灯和供氧器，做好虹膜登记准备下井了。上午7点，一部人车将结束井下八个小时工作、满脸煤灰黑黢黢的工人送上地面，另一批面庞白净的工人火速上了车，这个车子把他们送到地下七百米的工作面，开始下一个八小时的工作。这白着脸进、黑着脸出的黑铁人形像，简直成为了煤炭工人的标志。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很多下井的工人都没有带任何食物，只有小部分工人像常师傅一样带了馒头、面包之类充饥。一些年长的工人告诉我们，矿下环境阴冷潮湿，还充斥着煤灰和可燃气体，他们常常自嘲自己是「三块板加一块肉」，是说矿工的吃喝拉撒都在两个侧板和一个顶板间小小的空间里，这使得一切都变得很不方便，所以他们一直都是不吃东西的。虽然近几年单位给每个工作面配备了一个防爆加热器，可以在弥漫瓦斯的井下安全地把食物加热到80°C，但习惯了空腹的工人们不愿影响工作进度，也就不带食物了。

这样的工作，一周七天，没有休息天，每天三班倒，7点~15点，15点~23点，23点~7点，每十天换一班。一天下来，升降矿井各需要一个小时，再加上淋浴，矿工们工作超过十个小时，甚至会达到12个小时。大部分工人每月的工作时间都是在28~30天之间。工人周六日的工作没有加班费，遇到节假日上工的几天才会有两倍的工资(这与劳动法规定的一般假日两倍工资，法定假日三倍工资大相径庭)。

在工人这样的工作强度之下，以2013年6月为例，这个矿区月产量达到18万吨，采这些煤所花的机械、人工等总成本为5758万元，其中有1411万元用于支付员工的工资。以最新一期环渤海动力煤均价报592元∕吨来计算，矿区这月产煤的总价应该有一亿多元。工人的工资支出仅仅占煤价的十分之一，工人报酬之低可见一斑。

这个企业采取计件工资制度，按每日工分发放，干多少活儿挣多少钱。但也规定了最低生产额度，完不成就必须加班。井下一线作业工人，即采煤、掘进等工人工作辛苦、危险度高、劳动强度大，工资相对高一些，平均达到五千元;但像常师傅这样的井下二线作业工人，虽然也是10多个小时的工作，但不必像一线工人每天汗流浃背，并随时防备着事故，所以工资相对低些，平均3000元左右。若是井上的辅助工种，如搬运、检查、记录等，每月工资就只拿到1500元左右了。在矿上，工资高的莫过于领导们了。他们一周工作五天，较少下井，工资拿到5000~7000元。至于他们有没有灰色收入，我们也不得而知。然而，辛勤工作的普通工人只能对坐在办公室的领导们毕恭毕敬，官僚主义的作风还是比较明显，很多任务人时有抱怨领导们脱离群众。现行的薪酬制度和分配结构，越是管理阶层工资的名目越多，和生产指标的比重就越少;而基层生产线工人的工资，就紧紧和生产指标挂在一起。作业工人执行的是的计件工资，段队长执行的是和段队生产任务挂钩的岗位绩效工资，井区长执行的是奖励工资加岗位绩效工资，矿长执行的是年薪制。

近十年来，大部分的国企都难以避免改制的命运。龙煤作为一个新建立的大型国企，虽然侥幸逃脱，但还是被抛到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不得不遵循丛林法则挣扎求存。市场经济，往往是利润挂帅，强者生存、弱者淘汰。至于劳动者的权益，与利润无关，自然容易被忽视。在这种逻辑之下，企业一方面要建立现代化管理制度，抓生产，对产量要求越来越高，使得每个班组的生产压力也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因为矿难频发，国家的安全生产标准越来越严，企业也不得不加大安全管理力度，矿上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处罚制度，一旦发生事故或安全疏忽被发现，与此相关的工人，哪怕是受害者都会受到降职或罚款。企业对于严重的过失采取连坐制，一人出错，整段或整个班组都会受罚。工人每月的工资都扣出一部分作为安全风险抵押金，如果全段工人没有安全失误，抵押金退回并给予一些奖励，反之就被扣除。工友们都说，抵押金很少能退回，大多都被各种原因扣掉了。在如此大的压力下，他们只能提起一万分的精神，相互提醒，彼此保护。但即便如此，安全事故还是没有办法杜绝。

由于市场经济的逻辑，效益才是企业的命根。抓生产和保安全，二者就像哑铃重要的两头，联结在二者中间的就是一条条管理制度，无论再严苛也难逃如细丝一般容易折断的命运。这重重的哑铃，全部压在了基层班组身上。这种生产模式，造成了安全与生产对立。这种吊诡，恰恰是源于市场经济追求利润的逻辑与国家保护人民生命的责任之间的矛盾。当然，相比一些私营小煤窑，不顾生命的追求生产效益，龙煤作为国企还能起到一点点保护劳动的作用。可是在市场经济的左右下，利益至上，这种保护就显得有点虚伪和羸弱了。

终于到了下午3点，常师傅从井下回到地面，洗澡、换衣服之后再到班组收工，与工人们一起说说笑笑地回家了。他们居住的地方都相隔不远，在这个相对偏远的小城里，他们工作、生活都在一起，打造了深厚的情谊。华灯初上时，他们没有精力与金钱去消遣与娱乐，晚上8点左右就进入了梦乡，等待他们的是新的一天同样辛苦的劳动。正是每日这样平凡而艰辛的劳动，煤炭才得以运送到发电厂、钢铁厂、水泥厂，以确保整个国家工业的顺利发展。

80年代中期，李师傅中专毕业，没有考上大学，那是一个处处都可以出卖劳动力的年代，即便是这样一个小城，李师傅也先后找了建筑工、砖厂工、装卸工等许多重体力的工作，「那时岁数小，不服气，只要能干就想干」。1990年，李师傅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怀着对国企煤炭行业的憧憬来到了小城投产不久的矿上，对此他依然感到幸运，不断强调着「那时机会好，赶上好时候」。

李师傅参加工作20多年，从来没有换过班组，班组里人员的变动也很少。起初，李师傅是一名铲采工，为采煤做生产准备，随着技术的革新，这个人力工种被机器所代替，铲采队在1992年就被解散了。那时班组正好需要电气技术人员，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他，顺利地成为一名电气工。他的工作，没有那么辛苦，所以虽然工资比一线工人少一些，他也还满意。

李师傅快50岁了，但看起来似乎比他实际年龄要老一些。其实不仅是他，他的工友们也都显得衰老。这种显老是有原因的 - 呼吸的是充满煤灰空气，喝的是从矿井里抽出经过简单净化就送到居民家中「有股怪味」、「浮层油」的水，吃的是掺杂煤渣的土地种出的蔬菜，再加上辛苦的劳动、长期在井下工作时空腹……这一切「慢性自杀」的生活方式，工人在这里不得不每一天进行着，怎能不加速衰老呢 

李师傅见证了2000~2010年煤炭行业「黄金十年」的历程—全国煤炭工业总产值由1513.28亿元增加到了22109.27亿元，增幅达14倍;2011年12月，煤炭开采和洗煤行业的销售总收入达到3.62万亿元，总利润4342亿元，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可是，在好景的情况下，李师傅的生活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现在工资虽然还没有下降，物价却疯狂地上涨，生活水平下降，走着下坡路。

最近，李师傅的领导常常向大家谈起煤炭行业的低谷—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全球化，经济危机对煤炭行业的冲击势不可挡。自2012年以来，煤炭价格不断降低，环渤海动力煤价报从最高时的853元∕吨跌至现在的不足600元。钢铁、电力等需要煤炭的行业都在萎缩，煤炭产能过剩，价格不得不下降;同时，受国内、国际煤价倒挂影响，煤炭进口快速增加，比如去年澳大利亚煤炭价格为550元∕吨，而环渤海动力煤为710元∕吨，中国原产煤在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煤炭行业一蹶不振甚至亏损似乎成为必然。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曾让煤矿产业曾经发展迅速，甚至催生了「黄金十年」。但国家模式缺少基层民主监督，必然内生着官僚主义，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的缺陷使得公共稀缺资源越来越被垄断，使得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都容易导致利益寻租，这必然产生出煤矿的高成本，在市场中，我们连漂洋过海的进口煤矿都竞争不过。而倒金字塔形的利润分配制度，导致整个生产成本提高，只能进一步剥夺工人的劳动成果。如今，龙煤下属的矿区一部分的管理阶层工资只发到4月份，一些作业工人每月工资只能发放80%，待遇每况愈下，工人主体地位逐渐消失，企业管理权却集中于少数领导阶层手上。

对于这一切，领导反而告诫大家，企业将面对越来越困难的处境，工人必然遭受工资下降和工作强度提升，希望大家和企业共患难。最近，都传说龙煤要减员，这让李师傅感到非常担忧。他说，他要是没有了工作，一家四口只能喝西北风了。

　　煤炭—血染的风采

我们访谈结束，李师傅带我们到小城的中央公园散步。公园主干道旁摆放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向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煤矿工人致敬」之类的雕塑。公园里花木盆栽都是十几年前的样式，这一切既在诉说着这个小城曾经的辉煌，也在表达着它如今的落寞。

公园里散步的工人许多都拄着拐杖，腿脚似乎都不太方便。矿里上了年纪的人大多患有风湿，对此他们有一套解释，「矿里潮湿，很多地方都有积水，同时风又很大，我们下井时穿着棉袄，但干起活来身上出汗，毛孔张开了，一些工人把棉袄脱下来，风灌进了毛孔，这样就得了风湿病。」此时一位60多岁的大爷也过来和我们聊开了。他是李师傅的老同事，现在已经退休了。一直咳嗽的他，从事井下工作30多年。井下工作面到处弥漫着煤灰、粉尘和有毒气体，而且从来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粉尘直接吸入，再加上年轻的时候和很多任务人一样爱好吸烟(这也是他们唯一消费得起的消遣)，但是，和几位被查出患上硅肺的工友相较，没有病患的他还是比较幸运的了。在这里，和许多工人说话都要大声喊，听力损伤也是非常明显的。工友们告诉我们，井下环境较封闭，机器运转的巨大声音被进一步放大，而他们又缺少听力保护，老来听力自然不给力了。

煤炭本身就是高危险的行业，每位工人都经历过或大或小的事故，有些是个人疏忽导致的，也有些是突发事故。最常发生的问题就是顶板松塌。井下隧道的顶板是逐步冲压开掘的，每向前开掘一段距离，就必须加固顶板，而且开工前必须「敲帮问顶」，确保安全。近几年，煤层越挖越深，顶板也越来越不牢固，所以即使做到这些安全措施，顶板也有可能塌落。顶板一旦有哪怕一小块地方松动，煤渣像高压水枪一样被射出，比较幸运的，煤渣砸到腿上，就没有大碍。但若是松动的地方较大，或者被砸到了胸部、头部，就很严重了。

离开公园，我们走进宿舍区。我们遇上了小丁，她右腿缠着厚厚的绷带，举着一双拐杖在小区里艰难的挪步。但当我们问起她和家人的生活状况时，她却露出坚强的微笑。

小丁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2010年，因为性格不合，33岁的她和前夫离了婚。一年后，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小孙，小孙也经历了一次失败婚姻，女儿随了前妻。两个有着相似经历的勤劳的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小孙是矿上的掘进工，小丁自己经营着一间小吃铺，俩人还各自拿出积蓄，花了六万元买了一套房子，婚后不久，小丁便怀孕了。小丁说，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孩子，她感到非常非常的幸福。

一切本应是一个美好的故事。然而，在孩子两个月时，小丁身体感到不适去医院检查，结果却是她血小板严重不足，被诊断为血癌，治愈的可能性极低。

对这个新成立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小吃铺开不了。小丁一个月的治疗费用就达到3000多元。家中本就没什么积蓄，只能向亲朋好友借钱。这一切使得小孙铁下心来，起早贪黑，更努力地工作。

但上天却一点都不怜悯这个不幸的家庭，2013年7月5日凌晨，因为前一班的残炮没有清理干净，小孙和另一名工友小文在开掘时残存的雷管突然爆炸，两人当场受伤。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他俩被送到哈尔滨进行诊治，医生表示，两人的眼睛只能是「尽量保住」了，终身失明已是不可避免。

然而，即便他们受到了如此大的创伤，也不能逃脱被惩罚的硬规定。对这一起工伤事故，企业总共进行了22条处罚，罚款的总金额达到两万元以上。被罚款的人从当事人、责任人到副矿长都受到了处罚，甚至全段工人的安全风险抵押金都被扣减。两名伤者小孙、小文各因为「交接班不认真，残炮遗留没有检查出来」和「打眼前没有认真检查残炮情况」各被罚款500元。段长和主管区长也遭到了撤职或降职的处分，段班子成员的工资也遭到一定的扣除。在矿上任何一个小的安全疏忽一旦被发现，就会有与之相关的工人会受到处罚，更不用说这起导致两人重伤的严重事故了。

同时受伤的工友小文今年只有24岁，家庭也很拮据，新婚妻子刚怀孕两个月。看着小文的妻子能到哈尔滨照顾丈夫，小丁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羡慕。她不能去，她的病在治疗过程中伴随严重的并发症，刚刚被查出了股骨头坏死，只能依靠拐杖支撑行走。想起已送到奶奶家养育的刚满周岁的儿子，坚强的她留下了眼泪。她说，「不知道俺这个孩子要送给谁养 能不能长大呢」。

矿区的工作有着极高的危险性，任何一点点疏漏都会造成一家人无尽的苦痛。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作为国企的正式员工，所有治疗费用全部由企业承担，并且也有相应的医疗和社会保险作为保障。

在小丁家中，时不时有邻居来看望她，或是给她送来一些吃的东西和日常用品。邻居们不断说，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小丁一家。在她家有困难时，我们看到是邻居们首先出手相助，经常过来嘘寒问暖，送吃送喝。

不同于当下城市商品房小区里谁都不认识的孤立生活形态，单位小区，这个老国企工人传统居住方式，在小丁夫妇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们极大的帮助和支持。邻居们都是十几二十年住在一起的，彼此间非常熟悉，形成了一个互帮互助、紧密、稳固的社交圈;而相似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进一步增强大家的小区认同感。这种「一家有难，大家支持」的面貌，和今商品房小区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看出，单位制小区还是社会主义的重要遗产。

　　走出国企困境

在我们的走访中，遇到的工人们个个都是勤劳、朴实而善良，正是他们，为整个国家工业发展提供着最基本劳动要素，然而，也正是他们，每个人都在矿难的巨大阴影下过着拮据而艰苦的生活，工作环境恶劣，工作强度大，工资低以及工伤与职业病的频发，曾经风风光光的国企煤炭工人，现在却沦落到在基本生活在线挣扎的窘境。这难道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爱护」劳动者的方式 

当工人陷入窘境，国企的改革到底何去何从 是走向国家主义吗 还是走向利伯维尔场主义 抑或，这两种主流方案都无法让工人真正走出窘境 第一种主流观点是国家主义，这种观点的拥护者要么以制度经济学家自居，要么就是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前者认为需要在坚持国有制的前提下，借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经验，主张企业改革应实行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说穿了，这只不过是采取资本主义的管理模式来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压低生产成本，加强市场竞争力，同时减少工人对福利的负担;后者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旗帜，主张强化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绝对所有权、支配权和管理权。其结果是造成了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维护了当下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然而，这两派国家主义者却在强调国家的同时，一方面避而不谈两极分化与贪污腐败的问题，另一方面更是将那些「国家的主人」，即活生生的工人们远远抛出了他们的视野之外。

这种国家主义的解决方案的问题在于，它将产权所有制和民主管理(经济民主)混为一谈，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家将改变产权所有制性质作为解决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弊病，即官僚主义泛滥、工人生产积极性低以及生产效率低下等主要问题的药方，却完全忽略了劳动者的民主管理权和分配劳动成果的权利，而事实上，这两者恰恰才是真正激发生产效能，民主参与以及有效约制官僚主义的途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企改革往往都是片面强调所有权改革而忽略民主管理的落实，从而导致了企业管理权和社会资源只是垄断在少数官员和精英手中，更进一步损害了国家和工人的利益。因为国企的精英们并不打算把国有制转变为一种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让所有的劳动者分享到劳动成果，也不打算让工人参与管理与分配，实现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经济民主。在这种国有制下，大部分的财富落在少数的管理阶层的手上，进一步造成了官民冲突的潜在隐患。

第二种主流的观点是利伯维尔场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国企的主要问题是产权不清晰，因而滋生贪污腐败和资源垄断，使得生产低效、成本激增，企业失去市场竞争力。认为只要厘清国有资产，逐步让位给市场，让有能力的个人逐步分割垄断资源，独立管理就能激发技术改革，提高生产效率。他们开出的药方就是进一步的产权改革，建构一个产权私有、权责明确、自负盈亏的现代化的企业和市场制度。说到底，他们提出的出路就是进一步地私有化，企图将所有权从国有制转为私有制。

第二种观点认为进一步的私有化和现代化管理就能防止贪污腐败的问题。在利伯维尔场主义者看来，产权和资源被控制、垄断在小部分人手上并不是一个问题，他们反对的是产权控制在官僚手上而不是资本家手上。与第一种观点不同的是，利伯维尔场主义将产权制和民主管理对立化，认为只有资本家才懂得市场逻辑和企业管理，才能促进企业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结果，这种主张就是赤裸裸地把产权和社会资源转移到少数的资本家手上，并把追逐利润视为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用「甩包袱」的方式取消工人的工作保障和福利，将工人抛到所谓的利伯维尔场上进行竞争，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

就这样，资产所有者和管理阶层与劳动者不但在收入方面拉大差距，甚至在生活方式上也像是活在不同的世界，制造着不同的梦想。访谈过程中，一名在煤矿工作了36年的老工人告诉我们，在198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前，矿长的工资为99元，而井下工人的工资能达到47元，二者的差距只有两倍，而且矿上领导和工人吃饭、住宿都在一起，生活待遇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区别。然而19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而煤矿的管理阶层的工资迅速提高，反而是有了专门的食堂和住所，甚至连喝的水、吃的饭都是带有阶级属性。因此，如果我们把今天的社会不公的根源归咎于国企所有制的产权问题，是掉进了一种认知的盲区及资本的圈套，其背后是一种阶级利益的误导。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产权所有制本身，而在于小部分人垄断了「国有制」，其实质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寡头私有制。

我们认为，这两种方案是分别站在国家和资本的立场上，有意地把产权和管理方面的问题颠倒，因此无法真正处理国有企业和工人所面临的困境。从本质上看，不管是国家主义还是利伯维尔场主义，都忘记了这些默默奉献的煤矿工人才是企业的真正主体，才是基础工业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然而，我们如何才能让煤矿工人走出历史隧洞里的黑暗呢 如何才能让让他们面带微笑，重建经济主体，使得「矿工万岁」再一次浮出历史的地表。

似乎只有当矿难发生时，人们才会关注到煤矿工人。近些年山西黑煤矿童工、王家岭透水、鹤岗瓦斯爆炸等事件的发生，使我们对煤炭工人的生产和生活多了一份关注。煤矿工人，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如何 

2013年7月的假期社会实践，我们冒着淅沥的小雨，走进了黑龙江双鸭山煤炭矿区工人生活小区。小城不大，几条一千多米东西走向的马路横向铺开，排列在两边的是一幢幢80、90年代建起来的5层宿舍楼。小城东西两侧还有两个较大的棚户区，住着1657户，4411人。一座公园坐落在小城中间。宿舍楼、棚户区、公园、学校和几个小商铺，承载了矿区工人所有社会再生产。

双鸭山矿区共有三个矿井，最大的建筑是办公大楼，大楼前，一座写着“矿工万岁”的石碑俨然耸立。旁边疏落着专家培训楼、招待所、三个矿井工作间、煤站等，工人每天都在这些地方忙碌着。经过20多年的开采，现在井面已经深至700米至1200米。鼎盛时期，矿区有近7000名工人。如今，产量减少，矿区职工已不足5000人。工人告诉我们，矿已挖至第三层，再过20年这个矿就会挖空了。

双鸭山煤矿隶属龙煤集团。集团成立于2004年，整合了黑龙江4个煤城的41个国有重点煤矿。其现有26.6万员工。2011年原煤产量完成5287万吨，营业收入401亿元，实现利润13亿元。龙煤集团是黑龙江省属最大国企，也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煤炭企业，中国500强企业。它下设9个子分公司，包括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等。

煤矿开采是一个高危行业。8年多来，龙煤矿区矿难不断。其中2009年11月21日，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08人死亡，引起全国的关注。重大事故是一种严重威胁，但矿工的生活，每天面对的是工资低、压力大、工伤与职业病隐患等大大小小的挑战。

凌晨4点，北方的天空已经泛白，远处的一座矿山冒着烟，当许多人还在安静的睡梦中，矿工的一天即已开始。

我们来到煤区工人常师傅的家中，此时的他已起床，正在准备一家的早餐。大蒸锅上热气腾腾，里面整齐的摆放着七、八个馒头。妻子切菜，常师傅热锅，同时和我们聊天。厨房门外就是他们所居住棚户区泥泞的街道，穿过街道我们看到上早班、赶早市的矿工和家属都忙开来了，屋内外时不时传来人们打招呼、谈笑的声音。

常师傅四十出头，中等身材，白净的面庞时常挂着质朴的微笑。他是一家唯一的经济支柱，一家三口的生活就靠他的工资供给-唯一的女儿17岁，刚到哈尔滨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读书，每年学费、杂费、生活费约花两万。妻子没工作，也没地种，在家。

常师傅家住的棚户区与农村的图景没有太大分别。垃圾随处可见，路全是泥巴路，晴天走过一身灰，雨天走过一身泥;一个10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子里挤下三、四户人家，没有集中供暖，上千户人家共享两个厕所。

6点，一阵手机铃声响起，矿上有急事。常师傅妻赶紧从蒸锅里取出两个馒头递给他，这是他在井下8个小时所有的食物。妻子一边送常师傅出门，一边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常师傅每天都怀着必须平安回家的心情上班。作为一名机车工，常师傅的工作就是确保所有煤车和人车都能顺利的行驶在轨道上。常师傅先要赶去开班前会。

班前会由段长主持，每一次下井前都有专人来讲解一两条安全生产的规章。近几年，煤矿越来越重视安全生产管理，这些学习就是重要内容之一。矿上的师傅告诉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他们还会进行一次考试，考试不及格就会被扣掉一些工资，这让四、五十岁的工友倍感压力。为铭记安全，提起精神，下井前班组长都要带领大家宣誓：

“我宣誓，为了企业利益，为了家庭幸福，我坚决做到：牢记安全理念，搞好自主保安，绝不违章作业，视安全为生命，视隐患为天敌，平安完成当班任务，用忠诚和良知确保人矿平安。”

宣誓后，大家便各自换好衣服装备-大棉袄、胶矿靴、矿灯和供氧器，做好虹膜登记准备下井。上午7点，一部人车将下夜班、脸上铺满煤灰的工人送上地面。上班的工人则上车，车子把他们送到地下700米的工作面，开始白班工作。

很多下井的工人都不带食物，像常师傅这样带了馒头、面包的是少数人。由于井下环境阴冷潮湿，充斥煤灰和可燃气体。一切都很不方便，所以不少人干脆不吃东西。近几年单位给每个工作面配备了一个防爆加热器，可以安全地把食物加热到80℃，但习惯了空腹的工人们不愿影响工作进度，也就不带食物了。

我们获知，2013年6月，这个矿区月产量达到18万吨，采煤总成本为5758万元，员工工资为1411万元。以我们查得最新一期环渤海动力煤均价报592元/吨来计算，18万吨总价应该有一亿多元。工人的工资支出仅仅占煤价的十分之一。

企业采取计件工资制度，按每日工分发放，干多少挣多少。也规定了最低生产额度，完不成就加班。井下一线作业工作辛苦、危险度高、劳动强度大，工资相对高一些，平均达到5000元;但像常师傅这样的井下二线作业工人，工资相对低些，平均3000元左右。若是井上的辅助工种，如搬运、检查、记录等，每月工资则在1500元左右。

市场逻辑下，企业一方面要建立现代化管理制度，抓生产，对产量要求越来越高，使得每个班组的生产压力也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因矿难频发，国家安全生产标准越来越严，企业也不得不加大安全管理力度。矿上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处罚制度，一旦发生事故或安全疏忽被发现，相关者，哪怕是受害者都会受到降职或罚款。

效益是命根，安全有高压线。抓生产保安全，就像哑铃的两个重头，联结在两头中间就是一条条管理制度，形成了把压力锁在基层班组身上的一种责任生产模式。企业对于严重的过失采取连坐制，一人出错，整段或整个班组都会受罚。工人每月的工资都要拿出一部分作为安全风险抵押金，如果全段工人没有安全失误，抵押金退回并给予一些奖励，反之就被扣除。工友们都说，抵押金很少能退回，大多都被各种原因扣掉了。压力下，大家只能提起一万分的精神，相互提醒，彼此保护。但即便如此，安全事故还是没能杜绝。

下午3点，常师傅从井下回到地面，洗澡、换衣服，再到班组收工，与工人们一起说说笑笑回家。他们居住的地方都相隔不远，在这个相对偏远的小城里，他们工作、生活都在一起，打造了深厚的情谊。华灯初上，晚8点左右他们就进入了梦乡，以应对新一天同样辛苦的劳动。正是每日这样平凡而艰辛的劳动，煤炭才得以运送到发电厂、钢铁厂、水泥厂，以确保整个国家顺利发展。

80年代中期，李师傅中专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先后找了建筑工、砖厂工、装卸工等许多重体力的工作。1990年，李师傅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怀着对国企煤炭行业的憧憬来到了小城投产不久的矿上。

李师傅参加工作20多年，快五十岁了。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显得老。

李师傅见证了2000年至2010年煤炭行业的“黄金十年”-全国煤炭工业总产值由1513.28亿元增加到了22109.27亿元，增幅达14倍;2011年12月，煤炭开采和洗煤行业的销售总收入达到3.62万亿元，总利润4342亿元，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可是，李师傅的工资虽然没有下降，但在物价快速上涨中，生活水平却走着下坡路。

李师傅也知道煤炭产能过剩，价格不得不下降的经济走势。自2012年以来，煤炭价格不断降低，环渤海动力煤价报从最高时的853元/吨跌至2013年的不足600元。钢铁、电力等需要煤炭的行业在萎缩;同时，受国内、国际煤价格倒挂影响，煤炭进口快速增加，比如去年澳大利亚煤炭价格为550元/吨，而环渤海动力煤为710元/吨，中国原产煤在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煤炭行业一蹶不振甚至亏损似乎成为必然。问题是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并没解决产品的高成本问题。成本一旦居高不下，就竞争不过进口煤。这必然使基层矿区的管理层和作业工人每月工资受到影响。

访谈结束后，李师傅带我们到小城的中央公园散步。似乎是企业文化的一种延伸，公园主干道旁摆放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向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煤矿工人致敬”之类的雕塑。我们遇到了一些拄着拐杖，腿脚不太方便的老工人。矿里上了年纪的人大多患有风湿，他们的解释是“矿里潮湿，很多地方都有积水，同时风又很大，我们下井时穿着棉袄，但干起活来身上出汗，毛孔张开了，一些工人把棉袄脱下来，风灌进了毛孔，这样就得了风湿病。”

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小丁因性格不合，2010年，33岁时和前夫离了婚。一年后，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小孙，并走到了一起。小孙是矿上的掘进工，小丁经营着一间小吃铺，俩人拿出积蓄，花了6万元买了一套房，婚后不久，小丁便怀孕了。小丁说，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孩子，她感到非常非常的幸福。

一切本应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但在孩子两个月时，小丁身体感到不适去医院检查，结果却是她血小板严重不足，被诊断为血癌。小吃铺开不成了。小丁一个月的治疗费用就达到3000多元。家中本就没什么积蓄，只能向亲朋好友借钱。这一切使得小孙更起早摸黑，努力工作。但去年7月5日凌晨，在开掘时却意外被炸伤。

安全规定中，受伤归受伤，受惩归受罚。处理这起工伤事故，企业总共进行了22条处罚，罚款的总金额达到20000元以上。被罚款的人从当事人、责任人到副矿长都受到了处罚，甚至全段工人的安全风险抵押金都被扣减。两名伤者小孙、小文各因为“交接班中没检查出来残炮雷管遗留”和“打眼前没有认真检查残炮情况”各被罚款500元。段长和主管区长也遭到了撤职或降职的处分，段班子成员的工资也遭到一定的扣除。

同时受伤的工友小文今年只有24岁，家庭也很拮据，新婚妻子刚怀孕两个月。看着小文的妻子能到哈尔滨照顾丈夫，小丁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羡慕。她不能去，她的病在治疗过程中伴随严重的并发症，刚刚被查出了股骨头坏死，只能依靠拐杖支撑行走。想起已送到奶奶家养育的刚满周岁的儿子，坚强的她留下了眼泪。她说，“不知道俺这个孩子要送给谁养 能不能长大呢”。

这虽然是一个个案，但井下工作有危险，任何一点点疏漏都会造成一家人无尽的苦痛。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作为国企的正式员工，所有治疗费用全部由企业承担，并且也有相应的医疗和社会保险作为保障。

在小丁家中，时不时有邻居来看望她，或是给她送来一些吃的和日常用品。邻居们不断说，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小丁一家。在她家有困难时，我们看到是邻居们首先出手相助，经常过来嘘寒问暖，送吃送喝。

与当下城市商品房小区里互不认识的孤立生活形态不同，单位小区的邻里，在小丁夫妇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们极大的帮助和支持。邻居们都是十几二十年住在一起的，彼此间非常熟悉，形成了一个互帮互助、紧密、稳固的社交圈;而相似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进一步增强大家的小区认同感。这种“一家有难，大家支持”的面貌，和今商品房小区形成了鲜明对比。

调查结束时，我们在想，中国的煤矿产业改革向何处走，国家主义，还是自由市场主义 我们认为，这两种方案都分别站在国家和资本的立场上，在排除或抽空了工人产权又把所有的问题都转化成了管理问题，其实没人把煤矿工人当成企业主体。办公大楼前，耸立的“矿工万岁”石碑，其实既抽象又空洞。

(作者潘毅系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和邓系她的学生)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只有当矿难发生，人们才会关注煤矿工人，他们似乎早已成为被历史遗忘的“沉默多数”。近年来一系列矿难事故的发生，使我们不难想象煤炭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漆黑一片的矿井、满脸煤灰与汗水。煤炭作为重要的能源，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发电、取暖以及各种化学材料的提取，都离不开煤炭。因此，无论在近代史上还是今天，煤矿工人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除了媒体对矿难的新闻报道之外，无数在矿井的黑暗中艰苦工作的煤矿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却被忽略了。

金融危机后，对煤炭等国有企业的抨击不绝于耳，有针对性地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由市场主义，即认为只有市场才能实现货币、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①，强调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主张依靠自由市场，通过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打破垄断，为民间资本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②;另一种则是国家主义，认为国家或政府是一个具有相当理性与认知能力的自由行动者③，能够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实现较好的产业绩效④，所以强化国家控制，进一步干预甚至垄断基础行业⑤，如煤炭、电力、石油、钢铁、铁路等。然而，作为这些国有企业的真正经济主体，在企业发展和改革道路的选择上，矿工们却无法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的身影甚至无法走入公众的视野，此后的命运无论是回归国家还是抛入市场，他们也只能被动地承受。

一个省级大矿的煤炭工人生活缩影

双鸭山矿区，一个长期无人问津的矿区。矿区小城不大，几条一千多米东西走向的马路横向铺开，排列在两边的是一幢幢20世纪80、90年代建起来的5层宿舍楼，属于典型的老国企工人生活社区。小城东西两侧有两个较大的棚户区，住着1657户，共4411人。一座公园坐落在小城中间。宿舍楼、棚户区、公园、学校和几个小商铺，承载了矿区工人所有社会再生产。

矿区共有三个矿井，最大的建筑是办公大楼，矿区办公楼前，一座写着“矿工万岁”的石碑俨然耸立。旁边疏落着专家培训楼、招待所、三个矿井工作间、煤站等，工人每天都在这些地方忙碌着。经过20多年的开采，现在井面已经深至700米至1200米。矿区鼎盛的时候，有近7000名工人。如今，产量减少，矿区职工已不足5000人了。工人告诉我们，矿已挖至第三层，再过20年这个矿就会挖空了。

2013年7月下旬，我们对龙煤集团煤炭工人状况进行了调研。龙煤集团成立于2004年，整合了黑龙江4个煤城的41个国有重点煤矿。现有员工26.6万人，是黑龙江省属最大国有企业，中国500强企业。它下设9个分公司，包括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等。

在煤炭工人的生活中，必须每时每刻面对工资低、工时长、压力大、工伤频发、职业病隐患等大大小小的挑战。在这个充满着挑战与生命力的东北小城，这里鲜活的经济生活、充满动力的劳动情景和工友间情同手足的深厚感情，使得任何一个主流经济学家的数字与图表都显得苍白无力。“经济”何尝是经济学家的专有名词，它原来富有的人情社会和文化意涵，早已在专业化和精英化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剥落，也使得劳动者作为真正的经济主体一天一天地消逝。脱离了主体，经济发展的话语就算再精美，也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在做经济学研究时，往往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认为经济学说无贫富之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在看待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带上自身的阶级色彩，其实经济学说本身也是带着阶级色彩的。这一点，恩格斯早已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就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官许的欺诈方法、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来代替那简陋的非科学的生意经。”⑥恩格斯一针见血地点明了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就是“发财致富”的科学，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学说。

对于这样的经济研究状况，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了“穷人经济学”。他曾明确指出，“虽然经济学家们已经对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作了大量研究，但在经济学中却仍然缺乏带有理论色彩的贫困问题的专门研究……经济学家没能形成一种理论以指导贫困状况的经济组织和分析工作。”⑦不同于传统经济学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资本扩张、经济指数增加这些领域，他开始注意到经济发展中的人，特别是底层的穷人。他的“穷人经济学”不是一种经济学说，而是一种价值取向。

近年来，关于社会公平的呼吁之声越来越强烈。社会公平也唤起了“穷人政治学”的兴起。所谓“穷人政治学”，就是要通过必要的财富再分配，实现必要的纠偏，向民生倾斜、向穷人倾斜，以帮助穷人脱离贫困，乃至走向富裕。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蛋糕论”。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只要蛋糕做大，重视分配，就一定会人人有份、惠及所有人。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共富”仍然遥不可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蛋糕已经不小，但同时基尼系数亦位居世界前列，底层工人仍然赚取着排名世界倒数的微不足道的工资，显然，“做大的蛋糕”并没有做到人人有份。事实上，做蛋糕的方式决定了蛋糕的分配方式，正是当下这种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导致劳动者成为资本的附庸，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不复存在，利润的获取以压低劳动者所得为代价，贫富分化和贫穷也就不可避免了。权力的资本化和资本的权力化结合，使得劳动者既无权参与决定做蛋糕的方式，也无权决定蛋糕的分配方式，因为前者决定了后者。因此，归根结底分配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生产方式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改变“做蛋糕”的方式，只有劳动者参与生产决策的权利得到保障，一种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才能确立。

所以，要探究“穷人政治问题”，必须从生产领域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切入，只能通过提倡“穷人政治经济学”，才能真正回应核心问题。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发展模式造就出一批新的穷人阶层，如何解决好新时期新的“穷人问题”，不单需要“穷人政治经济学”，也必须落实一种回归劳动主体——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双结合的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将“穷人”解放出来，回到一种真正由底层劳动者创造的社会主义生活。

一个底层贫困劳动者的生活素描

凌晨四点，北方的天空已经泛白，远处的一座矿山冒着烟，当许多人还在安静的睡梦中时，一名矿工的一天，早已和曙光一起开始了。

我们来到煤区工人常师傅的家中，他已起床，正在准备一家的早餐。伴随着妻子有节奏的切菜声，常师傅一边热着锅，一边和我们聊天，小厨房里充满了忙碌的气氛。厨房门外就是他们所居住棚户区泥泞的街道，穿过街道我们看到上早班、赶早市的矿工和家属都忙开来了，屋内外时不时传来人们打招呼、谈笑的声音，似乎相互宣告着一天的开始。

常师傅四十出头，中等身材。他是一家唯一的经济支柱，一家三口的生活就靠他的工资为主要来源——他唯一的女儿今年17岁，刚到哈尔滨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读书，每年的学费、杂费、生活费加起来两万多元。妻子没有工作，也没有地可种，只能待在家。他说，为了这个家，他只能拼命工作。

常师傅这样沉重的家庭负担，使得他只能和许多经济条件较差的工人一样住在棚户区里。这是一片与贫困的农村图景没有太大分别的地方——垃圾随处可见，马路全是泥巴，晴天走过一身灰，雨天走过一身泥;一个10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子里挤下三四户人家，没有集中供暖，上千户人家共用两个厕所。

6点，一阵手机铃声响起，说矿上有急事缺人手。常师傅的妻子赶紧从蒸锅里取出两个馒头递给他，这是他在井下8个小时所有的食物。妻子一边送常师傅出门，一边叮嘱他注意安全。常师傅每天都怀着必须平安回家的心情上班。

班前会由段长主持，每一次下井前都有专人来讲解一两条安全生产的规章。近几年，煤矿越来越重视安全生产管理，这些学习就是重要内容之一。为了让大家进一步铭记安全，也为了提起精神全身心投入工作，下井前在班组长带领下大家高声宣誓：

“我宣誓，为了企业利益，为了家庭幸福，我坚决做到：牢记安全理念，搞好自主保安，绝不违章作业，视安全为生命，视隐患为天敌，平安完成当班任务，用忠诚和良知确保人矿平安。”

宣誓之后，大家便各自换好衣服装备——大棉袄、胶矿靴、矿灯和自救器，做好虹膜登记准备下井了。上午7点，一部人车将结束井下8个小时工作、满脸煤灰的工人送上地面，另一批工人火速上车，这个车子把他们送到地下700米的工作面，开始下一个8小时的工作。这白着脸进、黑着脸出的黑铁人形象，简直成为了煤炭工人的标志。很多下井的工人没有带任何食物，只有小部分工人带了馒头、面包之类充饥。一些年长的工人告诉我们，矿下环境阴冷潮湿，还充斥着煤灰和可燃气体，矿工的吃喝拉撒都在两个侧板和一个顶板间小小的空间里，他们常常自嘲自己是“三块板加一块肉”，一切都变得很不方便，所以他们一直都是不吃东西的。近几年企业开始给下井的工人配备午餐，并且每个工作面配备了一个防暴加热器，可以在弥漫瓦斯的井下安全地把食物加热到80℃。但午餐只有采煤、掘进这样的井下一线工人才有，常师傅属于二线工人，不能享受这个待遇。而且工人们早已习惯了空腹，也不愿影响工作进度，午餐和加热器并没有真正被充分利用起来。

这样的工作，一周七天，没有休息天，每天三班倒，7点～15点，15点～23点，23点～7点，每十天换一班。一天下来，升降矿井各需要一个小时，再加上淋浴，矿工们工作超过10个小时，甚至会达到12个小时。大部分工人每月的工作时间都是在28天到30天之间。工人周六日的工作没有加班费，遇到节假日上工才会有两倍的工资。和许多小煤窑相比，国企对于底层劳动者的待遇是比较好的。但常师傅说，因为他们的基本工资不高，在这样的基数之下，即使两倍工资，数额也非常少。

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之下，以2013年6月为例，这个矿区月产量达到18万吨，采这些煤所花的机械、人工等总成本为5758万元，其中有1411万元用于支付员工的工资。以最新一期环渤海动力煤均价592元∕吨来计算，矿区这月产煤的总价应该有一亿多元。工人的工资支出仅仅占煤价的十分之一，报酬之低可见一斑。

企业采取计件工资制度，按每日工分发放，干多少活儿挣多少钱，但也规定了最低生产额度，完不成就必须加班。井下一线作业工人，即采煤、掘进等工人工作辛苦、危险度高、劳动强度大，工资相对高一些，平均达到5000元;但像常师傅这样的井下二线作业工人，虽然也是10多个小时的工作，但不必像一线工人那样每天汗流浃背，并随时防备着事故，所以工资相对低些，平均3000元左右。若是井上的辅助工种，如搬运、检查、记录等，每月工资就只能拿到1500元左右了。在矿上，工资高的莫过于领导们了。他们一周工作五天，较少下井，工资5000至7000元不等。然而，辛勤工作的普通工人只能对坐在办公室的领导们毕恭毕敬，官僚主义的作风还是比较明显，工人时有抱怨领导们脱离群众。现行的薪酬制度和分配结构，越是管理阶层，工资的名目越多;而基层生产线工人的工资，就紧紧和生产指标挂在一起。作业工人执行的是计件工资，段队长执行的是和段队生产任务挂钩的岗位绩效工资，井区长执行的是奖励工资加岗位绩效工资，矿长执行的是年薪制。

终于到了下午3点，常师傅从井下回到地面，洗澡、换衣服之后再到班组收工，与工人们一起回家了。他们居住的地方都相隔不远，在这个相对偏远的小城里，他们工作、生活都在一起，打造了深厚的情谊。华灯初上时，他们没有精力消遣与娱乐，晚上8点左右就进入了梦乡，等待他们的是新的一天同样辛苦的劳动。

煤矿工人主体性是如何消逝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师傅中专毕业，没有考上大学，那是一个处处都可以出卖劳动力的年代，李师傅也先后找了建筑工、砖厂工、装卸工等许多重体力的工作，“那时岁数小，不服气，只要能干就想干”。1990年，李师傅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怀着对国企煤炭行业的憧憬来到了这座小城投产不久的矿上，对此他依然感到幸运，不断强调着“那时机会好，赶上好时候”。

李师傅参加工作20多年，从来没有换过班组，班组里人员的变动也很少。起初，李师傅是一名铲采工，随着技术的革新，这个人力工种被机器所代替，铲采队在1992年就被解散了。那时班组正好需要电气技术人员，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他，顺利地成为一名电气工。他的工作，没有那么辛苦，所以虽然工资比一线工人少一些，他也还满意。

李师傅快五十岁了，但看起来似乎比他实际年龄要老一些。他的工友们也都显得衰老。这种显老是有原因的——呼吸的是充满煤灰的空气，喝的是从矿井里抽出经过简单净化就送到居民家中“有股怪味”、“浮层油”(工人语)的水，吃的是掺杂煤渣的土地种出的蔬菜，再加上辛苦的劳动、长期在井下空腹工作……这一切“慢性自杀”的生活方式，怎能不加速衰老呢 

李师傅见证了2000年至2010年煤炭行业“黄金十年”的历程——全国煤炭工业总产值由1513.28亿元增加到了22109.27亿元，增幅达14倍;2011年12月，煤炭开采和洗煤行业的销售总收入达到3.62万亿元，总利润4342亿元，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可是，即使遇上好时候，李师傅的生活也没有得到多大的改观。现在工资虽然还没有下降，物价却疯狂上涨，生活质量在下降。

最近，李师傅的领导常常向大家谈起煤炭行业的低谷——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全球化，经济危机对煤炭行业的冲击势不可挡。自2012年以来，煤炭价格不断降低，环渤海动力煤价从最高时的853元∕吨跌至现在的不足600元。钢铁、电力等需要煤炭的行业都在萎缩，煤炭产能过剩，价格不得不下降;同时，受国内、国际煤价倒挂影响，煤炭进口快速增加，去年澳大利亚煤炭价格为550元/吨，而环渤海动力煤为710元/吨，中国原煤在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煤炭行业一蹶不振甚至亏损似乎成为必然。

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曾让煤矿产业迅速发展，但国家模式缺少基层民主监督，必然内生官僚主义，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这种缺陷使得公共稀缺资源越来越被垄断，使得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都容易导致利益寻租，这必然导致煤矿的高成本，在市场中，我们连漂洋过海的进口煤矿都竞争不过。而倒金字塔形的利润分配制度，导致整个生产成本提高，只能进一步剥夺工人的劳动成果。如今，龙煤下属的矿区部分的管理阶层工资只发到4月份，一些作业工人每月工资只能发放80%，待遇每况愈下，主体地位逐渐消失，企业管理权却集中于少数领导阶层手上。

很明显，在这种市场和国家的双向互动之下，“先集中精力扩大国有资本，再在分配阶段给予底层工人更多补偿”的方式根本行不通。其实，关于工人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在100多年以前就已有论断。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⑧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作为资本家一方占有生产资料，凭借资本取得剩余价值;作为工人一方失去生产资料，为了自身生存不得不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这就是工人阶级贫穷化的理论基础。无论常师傅、李师傅，或是这个矿区的数以千计的工人，工资低廉生活贫困，他们对这样的低工资心存不满却又不得不工作于其中。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之中没有办法有自己的选择，构成了雇佣劳动。企业为了在市场中获得低价的竞争优势，必须进一步压低工人工资，使得工人进一步贫困。同时，因为官僚和寡头对企业经营权的控制，企业利润的大多数被他们所占有，企业管理者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别就越发拉大，社会财富得以集中，工人就越发陷于贫困。

收入相对减少、生活水平下降只是工人贫穷的一个表象。访谈过程中，一名在煤矿工作了36年的老工人告诉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前，矿长的工资为99元，而井下工人的工资能达到47元，二者的差距只有两倍，而且矿上领导和工人吃饭、住宿都在一起，生活待遇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区别。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而煤矿管理阶层的工资迅速提高，又有了专门的食堂和住所，甚至连喝的水、吃的饭都出现了显著的差异。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分析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与利润的提高对工人的影响时指出：“虽然工人的生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即他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⑨马克思所讨论的这种贫困不仅指无产者与资产阶级相比较而言的经济贫困，而且包含社会地位的每况愈下，具有广泛的社会内容。在这一矿区里，领导可以占用位置较好的餐桌，可以长期占领浴室的储物箱，工人却只能在他们面前谨言慎行，这一切社会差别无不显露出工人作为穷人的较低社会地位。

我们访谈结束，李师傅带我们到小城的中央公园散步。公园主干道旁摆放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向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煤矿工人致敬”之类的雕塑。公园里花木盆栽都是十几年前的样式，这一切既在诉说着这个小城曾经的辉煌，也表达着它如今的落寞。

公园里散步的工人许多拄着拐杖，腿脚似乎都不太方便。矿里上了年纪的人大多患有风湿，对此他们有一套解释，“矿里潮湿，很多地方都有积水，同时风又很大，我们下井时穿着棉袄，但干起活来身上出汗，毛孔张开了，一些工人把棉袄脱下来，风灌进了毛孔，这样就得了风湿病。”一位60多岁、早已退休的大爷也过来和我们聊开了。一直咳嗽的他，从事井下工作30多年。井下工作面到处弥漫着煤灰、粉尘和有毒气体，而且从来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粉尘直接吸入，再加上年轻的时候和很多工人一样爱好吸烟(这也是他们唯一消费得起的消遣)，虽然身体状况不佳，但和几位被查出患上矽肺的工友相较，没有病患的他还是比较幸运的了。在这里，和许多工人说话都要大声喊，听力损伤也是非常明显的。工友们告诉我们，井下环境较封闭，机器运转的巨大声音被进一步放大，而他们又缺少听力保护，老来听力自然不给力了。

煤炭本身就是高危险的行业，每位工人都经历过或大或小的事故，有些是个人疏忽导致的，也有些是突发事故。最常发生的问题就是顶板松塌。井下隧道的顶板是逐步开掘的，每向前开掘一段距离，就必须加固顶板，而且开工前必须“敲帮问顶”，确保安全。近几年，煤层越挖越深，顶板也越来越不牢固，所以即使做到这些安全措施，顶板也有可能塌落。顶板一旦有任何松动，煤渣就会像高压水枪一样射出。

离开公园，我们走进宿舍区。我们遇上了小丁，她右腿缠着厚厚的绷带，举着一双拐杖在小区里艰难挪步。但当我们问起她和家人的生活状况时，她却露出坚强的微笑。

小丁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2010年，因为性格不合，33岁的她和前夫离了婚。一年后，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小孙，小孙也经历了一次失败婚姻，女儿随了前妻。两个有着相似经历的勤劳的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小孙是矿上的掘进工，小丁自己经营着一间小吃铺，俩人还各自拿出积蓄，花了6万元买了一套房子，婚后不久，小丁便怀孕了。小丁说，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孩子，她感到非常的幸福。

然而，在孩子两个月时，小丁身体感到不适去医院检查，结果却是她血小板严重不足，被诊断为血癌，治愈的可能性极低。

对这个新成立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小吃铺开不了，小丁一个月的治疗费用就达到3000多元。家中本就没什么积蓄，只能向亲朋好友借钱。这一切使得小孙铁下心来，起早贪黑，更努力地工作。

但上天却一点都不怜悯这个不幸的家庭，今年7月5日凌晨，因为前一班的残炮没有清理干净，小孙和另一名工友小文在开掘时，残存的雷管突然爆炸，两人当场受伤。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他俩被送到哈尔滨进行诊治，医生表示，两人的眼睛只能是“尽量保住”，终身失明已是不可避免。

对这一起工伤事故，罚款的总金额也就是20000元以上，而且伤者小孙、小文也要接受500元的处罚。其实在矿上任何一个小的安全疏忽一旦被发现，就会有与之相关的工人受到处罚，更不用说这起导致两人重伤的严重事故了。

像这样的事故每天都可能发生，据我们统计，2013年1月至8月，这一矿区总共发生安全隐患事故195起，其中导致工伤的54起，其中重伤事故3起，致死事故1起。也就是说，每1.2天就有一起安全隐患事故发生，每4天就有一名工人在矿井里因工受伤。煤矿工人不仅工资低，还随时生活在矿难的危险之中。

近十年来，大部分国企都难以避免改制的命运。龙煤作为一个新建立的大型国企，虽然侥幸逃脱，但还是被抛到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不得不遵循丛林法则挣扎求存。由于市场经济的逻辑，效益才是企业的命根。抓生产和保安全，二者就像哑铃两头，联结在二者中间的就是一条条管理制度，无论再严苛也难逃如细丝一般容易折断的命运。这重重的哑铃，全部压在了基层班组身上。这样的生产模式，造成了安全与生产对立。这种吊诡，恰恰是源于市场经济追求利润的逻辑与国家保护人民生命责任之间的矛盾。当然，相比一些私营小煤窑，不顾生命地追求生产效益，龙煤作为国企还能起到保护劳动者的作用。可是在市场经济的左右下，利益至上，这种保护就显得有点虚伪和孱弱了。

重塑国企工人的“穷人政治经济学”

在我们的走访中，遇到的工人都是勤劳、朴实而善良的，正是他们，为整个国家工业发展提供着最基本的劳动要素，然而，也正是他们，每个人都在矿难的巨大阴影下过着拮据而艰苦的生活，工作环境恶劣，工作强度大，工资低以及工伤与职业病的频发，曾经风光的国企煤炭工人，现在却沦落到在基本生活线上挣扎的窘境。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爱护”劳动者，无疑应落实更行之有效的方式。

今天，我们国家巨大的贫富差异已经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国企的改革到底何去何从 是走向国家主义，还是走向自由市场主义，抑或，这两种主流方案都无法让工人真正走出窘境 

第一种主流观点是国家主义，这种观点的拥护者要么以制度经济学家自居，要么就是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前者认为需要在坚持国有制的前提下，借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经验，主张企业改革应实行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说穿了，这只不过是采取资本主义的管理模式来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压低生产成本，加强市场竞争力，同时减少工人对福利的负担。后者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旗帜，主张强化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绝对所有权、支配权和管理权。其结果是造成了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维护了当下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然而，这两派国家主义者却在强调国家的同时，一方面避而不谈两极分化与贪污腐败的问题，另一方面更是将那些“国家的主人”，即活生生的工人们远远抛出了他们的视野之外。

这种国家主义的解决方案的问题在于，它将产权所有制和民主管理(经济民主)混为一谈，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家将改变产权所有制性质作为解决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弊病，即官僚主义泛滥、工人生产积极性低以及生产效率低下等主要问题的药方，却完全忽略了劳动者的民主管理权和分配劳动成果的权利，而事实上，这两者恰恰才是真正激发生产效能、民主参与以及有效制约官僚主义的途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企改革往往都是片面强调所有权改革而忽略民主管理，从而导致企业管理权和社会资源只是垄断在少数官员和精英手中，更进一步损害了国家和工人的利益。

第二种主流的观点是自由市场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国企的主要问题是产权不清晰，因而滋生贪污腐败和资源垄断，使得生产低效、成本激增，企业失去市场竞争力。他们认为只要厘清国有资产，逐步让位给市场，让有能力的个人逐步分割垄断资源，独立管理就能激发技术改革，提高生产效率。他们开出的药方就是进一步的产权改革，建构一个产权私有、权责明确、自负盈亏的现代化的企业和市场制度。说到底，他们提出的出路就是进一步私有化，企图将所有权从国有制转为私有制。

自由市场主义观点认为进一步的私有化和现代化管理就能防止贪污腐败的问题。在自由市场主义者看来，产权和资源被控制、垄断在小部分人手上并不是一个问题，他们反对的是产权控制在官僚手上而不是资本家手上。与国家主义观点不同的是，自由市场主义将产权制和民主管理对立化，认为只有资本家才懂得市场逻辑和企业管理，才能促进企业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结果，这种主张就是赤裸裸地把产权和社会资源转移到少数资本家手上，并把追逐利润视为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用“甩包袱”的方式取消工人的工作保障和福利，将工人抛到所谓的自由市场上进行竞争，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和贫穷。

我们认为，这两种方案是分别站在国家和资本的立场上，有意地把产权和管理方面的问题颠倒，因此无法真正处理国有企业和工人所面临的困境。从本质上看，不管是国家主义还是自由市场主义，都忘记了这些默默奉献的煤矿工人才是企业的真正主体，才是基础工业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然而，我们如何才能让煤矿工人走出历史隧洞里的黑暗 如何才能让煤矿工人走出贫困，改变生活窘境 不能单纯依靠财富的再分配，必须回到阶级主体和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彻底改变当下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希望从“穷人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重构工人这一消逝的阶级主体的政治话语和经济民主，只有让工人重新掌握生产资料，参与劳动过程，分享生产成果，确立工人阶级真正的主体性，才能走出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困境。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吴琼文倩、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邓韵雪对本文有一定贡献)

注释

1肖兴志、张嫚：《产业经济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年;史忠良：《新编产业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2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盛洪：《外部性问题和制度创新》，《管理世界》，1995年第2期。

3高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

4林毅夫：《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

5郑永年、黄彦杰：《中国“国家主义经济模式”何处去》，《中国企业家》，2009年第18期。

6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96页。

7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54页。

8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58页。

尊严何价 如果不重视结构性因素，而只是像富士康工会那样以为工人去污名化的方式来争取道德高地，都是对工人尊严又一次的践踏。如果跨国资本不支付工人应得的生活工资，国家不创造使工人可以留在城市的条件，各式各样的富士康背景就还将继续上演。

在充当了三十年世界工厂的中国，资本的权力化和权力的资本化结合得天衣无缝，中国人已经近乎彻底地被资本主导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主导。在这样的世道人间，“毁三观”的事物俯仰皆是，除非足够极端，已不再能成为巷說百物語。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富士康女工成为兼职性工作者，还够格成为一道值得大肆宣扬的“新闻”，喂养公众们的“道德”观，并借以审视和判断一个早已堕落的社会吗 

最近关于富士康“兼职”女工的报道，即便是媒体的炒作，也不过是今天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的一角里的生活写实而已。让我们感到意外的并不是这样的事实和报道，而是富士康工会第一次像样地站出来说一点“人话”，对媒体的报道进行抗议，好像是要捍卫四十万女工的尊严。但是靠一份指责媒体报道不实的抗议书够了吗 我们想要问富士康工会的是：

对于日夜生活在富士康围墙里、分秒不停地在流水线上为跨国资本生产最时尚手机的工人们来说，难道情欲比自杀更可怕吗 

在工人自杀的高峰期，何故没有看到你们发声抗议 

对于工人的工伤、工资工时、劳动和生活条件等等问题，你们的声音在哪里 

富士康的扩张

如要真正捍卫新生代工人的尊严，我们必须先把工人们失去尊严的根源揪出来，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对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中国发展模式和工人阶级的讨论。同样，我们要究根探底，也不能不从微观层面聚焦于富士康这家拥有一百四十万员工的全球电子代工厂。富士康的发展历程，诉说着跨国资本在中国的迅速扩张，以及资本主导时代的来临对百万中国工人命运的影响。

富士康的名字来源于英文单词“Fox-conn”，意思是以狐狸一般的速度迅速地连接、组装电子产品。自1974年在台湾创立，特别是1988年在深圳建厂以来，富士康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仅在中国，富士康就拥有31个生产基地，日夜不停地为苹果、三星、惠普、戴尔、微软、索尼、松下、东芝、索爱、佳能、思科等世界顶级电子品牌制造产品。自2010年起，富士康的总收入已占全球电子制造产业总收入的50%以上。

富士康的成功似乎证明了中国在世界崛起，也证明了出口导向模式的创收能力——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情况下。它也验证了全球资本主义正以超乎我们想象的速度进行着资本扩张，一些亚洲资本和国内制造商利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进行密集型加工制造，赚取巨额利润，并迅速成长为全球跨国品牌的分包商或次级分包商。

这样一种资本扩张的过程，主要是在国家扶持下完成的。尽管在某些方面仍受到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约束，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家属性发生了本质的改变，站在了私有化和商业化的企业运作逻辑一边。这一转变与跨国资本在海外迁移其生产基地的策略不谋而合：国家主动引入资本(尤其是外资);在沿海地区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争相为资本积累创造条件。

在中国鼓励外资的政策中，富士康取得巨大优势，并且在区域性的竞争中也占尽好处。在中国大陆，富士康的生产基地横跨了四个策略性地理区域：

1、珠三角：深圳、东莞、佛山、中山;

2、长三角：上海、昆山、杭州、宁波、南京、淮安、嘉善、常熟;

3、环渤海：北京、廊坊、秦皇岛、天津、太原、烟台、营口、沈阳;

4、西部：重庆、成都、郑州、武汉、晋城、南宁、北宁、北江。

为了能争取到富士康到当地投资，各地方政府争相通过其行政体系为富士康提供大量的土地、基础设施、人才和劳动力等资源。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国家当做祭品献给资本的——在全球资本的权力安排框架下，他们的命运是被确定了的，这里没有给他们留下有尊严地生活的空间。

富士康雇佣的百万工人群体中，改革开放后出生的80后农村孩子占到了90%。这个新生代打工阶级，构成了当代中国资本累积的沃土。

进入富士康，他们上的第一课就是，“成长，你的名字就叫痛苦。”这是郭台铭的语录。

工人阶级的性别化

富士康的百万工人是新生代工人阶级形成的缩影。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同时也催生了一个由二亿多农民工组成的新工人阶级。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期望和行为方式上有着自己的特点，对工作意义也有着独到的认识。在生活方式上，新生代工人更倾向于个人主义，更习惯于城市的消费文化，承担着更轻的经济负担，对个体和自由有着更多的追求，工作变换更为频繁，更多会采取自发集体行动等等。

虽然新生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他们却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更加不平等的收入差距，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新生代工人期待自己能转变为能在城市安居的工人，然而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却是有着巨大反差的社会现实。生活在“宿舍劳动体制”之下，他们失去了基本的家庭生活，要么是单身汉，徘徊于城市边缘;要么两地分居、家庭隔裂、儿童留守。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遭遇到巨大的排斥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差使工人感到空虚、沮丧、痛苦和怨恨，而这些情绪则进一步带来工人自我意识的出现并促成他们共同的阶级地位的形成。

作为“Made in China”形象下的世界大工厂，富士康的用工方式采取了与西方资本主义早期，即工人阶级形成时期的主流方式截然相反的形式，特别是在性别化用工的问题上。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西方资本主义早期，资本家为了扩大对个别劳动力的榨取，以期在投入同样可变资本之下来实现更多的劳动，于是他们渐次地用“用未熟练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未成熟的劳动力代替成熟的劳动力，用女工代替男工，用少年或儿童代替成年的。这一来，他得以同一的资本价值，购买较多的劳动力。”

即是说，资本积累的过程建立在劳动力过剩的基础上，资本家为了更大限度地使用廉价劳动力而开始使用女工、童工等不熟练工人。而在中国的情境之下，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全然相悖的过程。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工厂大量使用易驯服的且灵巧的女工，形成了我们第一代的中国女工。后来，资本为了完成迅速扩张，修建了超大型工厂，如富士康在深圳龙华厂区的工人数量曾一度达到四十万人。在这样一种趋势之下，中国工厂开始面临劳动力短缺的状态。虽说跨国资本对温顺、勤劳、廉价的年轻女工有着极度的渴求，但不得不吸收越来越多的男工走上工厂的流水线。

《深圳市2012年第四季度职业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显示，当季度深圳市对男性用工需求为21.32万人次，占总需求的35.26%;女性用工需求为25.02万人次，占总需求的41.36%。但实际男性求职约为19.52万人次，占总比重的54.03%;女性求职约为16.61万人次，占总比重的45.96%。相较而言，男性用工缺口只有1.8万人，而女性用工缺口则高达到8.41万人次(见图表一)。

　　数据来源：深圳市2012年第四季度职业供求状况分析报告

这一状况使得富士康员工的性别失调问题极为明显。根据富士康《2012年企业社会与环境责任年度报告》的数据显示，2012年，富士康女工的比例为35.3%;男工的比例则为64.7%(见图表二)。这不是说富士康更愿意招收男工，实则是因为仅仅招收女工已经难以满足资本急速扩张所带来的巨大劳动力需求。

　　数据来源：富士康《2012年企业社会与环境责任年度报告》

而与此同时，基于跨国资本最大限度榨取劳动力价值的掠夺性本质，富士康的用工年龄越来越年轻化，其中16-22岁的工人数占到40.8%，23-32岁的占到52.5%，33岁及以上的则仅为6.7%(见图表三)。

　　数据来源：富士康《2012年企业社会与环境责任年度报告》

富士康“给的那点工资”

男工越来越多涌进工厂、女工比重相对减少的状况，将现今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剩男”问题带入到工厂之中。从2010年在富士康厂区调研起，让我们忐忑不安的不单是工人被逼迫走上自杀之不归路，也包括一群精神生活极度空虚的底层男工向我们诉说的“没有钱，工资低，找不到女朋友，娶不到老婆”的故事。这一刻，新生代富士康工人遭遇了中国社会的性别危机。

今天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出现严重偏差，在2012年就达到了117.70，甚至有部分地区高达130。当男权主义遇上“性化”了的商品社会，很多女孩就连出世的机会也没有了。结果就是，不会有足够的女工留给资本剥削，也不会有足够的老婆给底层的男工迎娶。这个现象将越来越严重。

《财经天下》周刊的记者看到的只是富士康工业区与性市场相关的各行各业，以及部分女工走上当兼职卖淫的“自愿”选择——为了满足“过剩”男工生理需求而出现了性市场本就不足为奇。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在工厂园区里、在流水线上存在的大量女工被性骚扰的事件。在第一代女工那里，“给玩了，怀了孕”的事情不鲜见，有这样遭遇的女工被踢出工厂，肚子一天一天地涨起来，没有面目回家见父母，结果闹出自杀的事情来。

如今，社会更加“解放”了，在“我的身体我决定”的意识影响下，女工们已经不再把这样的事看得多么严重，“有了，就打掉嘛，医院就在旁边，几分钟的功夫，几百块钱的事儿”，这种意识是很普遍的。妇科诊所就成为最大的得益者。一进富士康工业区，满眼都是诊所的打胎广告;街上巷尾，随手拿到的都是无痛人流的传单。

整个社会进一步商品化、低俗化、色情化——女性被呈现为只是性的载体，其他一切的社会属性都被抹杀了。在这种客观条件下，一些女工选择了当性工作者，这是“理性”选择，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真正需要细究的是，为何这一庞大的单身年轻男女群体只能通过这种为“性”服务的方式来满足自身需求呢 原因很简单，这些年轻工人的打工收入根本无法支持其在城市过上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以2013年1月份深圳富士康厂区为例，当月工人的平均工资为2120元，而平均支出约为1647元，月均余额仅为473元。再加上厂区周边物价飞涨，工人以购买力计算的实际收入水平不断降低。于是，打工生活注定是一种永远的飘泊、无根状态。

当他们走出冰冷的生产世界，掉进一个时尚消费、凸显自我的世道人间之时，纠缠他们的是不能回避的生理欲望和空虚的精神生活，频繁更换性伴侣甚至从事色情业成了对这种尊严缺失的生活的填充。而情与欲，这一切注定是临时性的、过渡性的、消费性的。

尊严何价 如果不重视结构性因素，而只是站在道德高地上污名化工人，或者反过来，像富士康工会那样以为工人去污名化的方式来争取道德高地，都是对工人尊严又一次的践踏。如果跨国资本不支付工人应得的生活工资，国家不创造使工人可以留在城市中成家立业的条件，工会不代表工人去争取生活工资和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那么，各式各样的富士康背景就还将继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