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沿着新劳工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的近代工人的阶级形成以及工人主体的多样性进行重述和重构，是对中国近代史上工人阶级形成和早期工人抗争的大量研究文献的一种反思和补充。本文开篇所引用的数段文字只是十九世纪后期二十世纪初，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中对中国近代史上的工人阶级叙述的几个零星片段。从那个时候开始，工人，作为一种新的劳动身份、新的劳动主体以及一个新兴阶级的构成元素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而在以往的研究文献中，它总是被置放和排列于工厂、机器以及生产资料的后面，仿佛一件纯粹的生产工具，仅是众多成本投入中的一项。在文学作品中，其形象亦总是被固定在一种单一的模式之中，衣衫褴褛、面容模糊，它通常被强调成一个在城市边缘流离、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宿命式的、被动的、卑污的构造；在拥挤、污秽、疲惫和饥饿的状态下苟延残喘，长时间的工厂劳作、勉强糊口的微薄工资、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几乎构建了我们对这一劳动主体的全部想象。在中国传统的论述中，从产业工人出现一直到1919年之前，工人阶级处于自发形成阶段，这一时期工人通常被认为是缺乏抗争意识、阶级觉悟以及行动自觉性的（邓中夏，1989）。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工人阶级以及工人运动的历史资料，试图再释这一点似乎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当我们将目光转向近代产业工人的个人生活实践与抗争等微观而具体的层面（它们经常是被主流论述所忽略、边缘化或者琐碎化的），尝试用那些零星记述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和行动的文字去恢复、释放并重述他们作为一个多元的、流动的、复杂的阶级主体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真实存在与形成过程。我们将看到，中国近代史上的工人并不仅仅是“自由的奴隶”，尽管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处于无权的地位，但是他们仍然是主动而机灵的行动者，尽量通过日常生活实践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生存的空间，并努力将压迫性的力量化为己用。在特定的时间和情境之中，他们的生命以及主体性都以多元的、变动的方式呈现出来。作为一个劳动主体，它建构出了一个深深嵌入在地方性文化形态、血缘族群关系、大众文化以及性别认同等要素之中的多样化的阶级主体形态（裴宜理，2001）。 在本文中，我们试图从新劳工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出发，对中国近代产业发展初期工人主体身份的演变和构成进行考察。我们将尝试对工人阶级在传统论述中的单一化、政治化形象进行反思，以近代（1919年之前）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的相关历史资料以及相关研究文献为基础，将并非单一化的各种工人形象作为分析对象，⑨探索地方、血缘、族群以及性别关系等是如何与近代工人主体身份认同的建构之间相互嵌入的。我们将尽量抛开相关历史文献的大量沉闷的数字、模型和以“阶级”话语建构出来的结构，从劳动实践、生活策略、文化惯习以及抗争行动等微观层面入手，恢复、释放并重述中国近代工人主体化过程的多样性、流动性和复杂性。 二、阶级分析理论视角的转变 工人阶级形成是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即工人阶级成员认定自己是一个与社会其他群体利益不同的阶级，而其集体行动亦在改变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Katznelson, 1986;　Thompson, 1965)。阶级问题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因为工业化大大改变了社会的状态，特别是这个过程中，一群工人的出现成为社会主要的构成人口，而其意向以及集体行动，甚至他们组成的政党，都足以改变整个社会的走向。正如 Katznelson所说，“问题不是要不要研究阶级的形成，而是如何去研究它”(1985:5)。 阶级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关注的焦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带领资本主义消亡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正是工人阶级。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受苦最多，人数最众，却又生产了全社会最多必要的生存物质的群体。而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必须团结，形成政治组织、进行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对于劳动者如何从经济生产者变成政治的行动者，以及组织成政治行动的团体，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概念上的区分，前者为“自在阶级”，后者则是“自为阶级”。然而这种区分并不能充分说明劳动者作为一个经济的类别为什么一定会形成政治的行动者。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阶级的看法认为，行动主体阶级动力的产生源于结构性的压制，因此缺乏对行动主体予以历史的与理论的关注。而汤普森(E. P. Thompson)以及最近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正是针对这一缺失，在历史研究以及理论上对行动主体付诸关注。 汤普森曾经在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时候指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不是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它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的（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Thompson, 2001:2)。他反对将工人阶级当作一个“东西”——一种可以用数学方法来精确测定的东西，认为阶级关系表现为在历史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过的某种东西，是一群人或一批人共同的经历和利益。他认为，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的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自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并且使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统治者和雇主们的利益对立，从而形成了阶级。⑩ 汤普森的主要贡献有两点：第一，他对实证主义历史学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这种观点既忽略文化，又忽略工业化、政治形态以及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质变过程。第二，他对坚持唯物主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挑战，认为他们过分强调物质决定论而忽视社会或文化的能动性，因而忽略了阶级主体以及阶级意识的复杂性(McLennan, 1982)。汤普森认为，阶级绝对不是一种结构性的生成物，它有赖于历史关系，这个阶级的产生正是其自身实践的结果。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及其形形色色的经验本身将为我们提供理解其自身阶级形成的线索。除了工人阶级自己，没有人可以成为他们历史的行动者。 尽管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被重新恢复到历史舞台的中心，但在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经典分析中，文化、阶级主体性以及阶级呈现等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却没有被充分地进行理论化。(11)因此它一直受到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批判，后结构主义理论强调表述政治和主体的去中心化，而这两者都竭力反对任何统一的或者目的论化的阶级观念。 另外必须强调的是，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更加重视生产关系与阶级形成之间的互动关系。生产关系或阶级结构指涉的是“个人（或者家庭）所进入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它决定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因此，阶级结构“决定了一套将由个人或家庭填满的空缺或者空位置”。而阶级形成即“在阶级结构内组织化群体的形成，其所奠基的利益则受到那个阶级结构的形塑。”(Wright, 1985:9-10)。 根据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有不同的身份群体可能同时进行运动和抗争。这些抗争可能同时是种族的、性别的或者地区的，而未必单单是阶级的。而将不同的身份群体转变为阶级的认同，是透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而形成的。阶级是一个透过由无数斗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去进行游说和组织过程的结果 (Wright, 1978:370)。 在此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实存的文化经验、生活形态以及互动模式有关，因此阶级形成的方式和样态也不会有一定的方式。正如汤普森强调的，阶级意识可能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发生过，但是它所发生的方式不会是一模一样。“阶级”既是一个历史性的、结构性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日常生活经验的概念 (Thompson 1963:9-11)。就像“性别”和“种族”等概念一样，“阶级”体现的也是一套特定的人类关系，这些关系既不能被统一归类，也不能仅被简化为某种本质的具体呈现。Kalb认为，这样一种历史性的、关系性的阶级概念，一方面意味着一种更加开放性和偶意性的阶级分析形式，同时也是避免陷入化约主义(reductionism)、僵化主义(reification)和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等思想谬误之中的最好办法(1997:6-7)。 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是一个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在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工人的所有零星的抗争行为都是历史经验的累积，它可能在长期的形塑之后，与其他因素凝结而共同形塑出阶级意识，但另一方面，这些零星的经验，也可能在历史的过程中由于外在条件的改变或工人采取不同的策略而瓦解或者重组。 三、中国近代工人的出现 一般观点认为，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是十九世纪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企业和洋务运动下官办企业的产物。南京条约（1842年）规定五口通商后不久，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就在中国建立了他们的近代企业。中国的第一批产业工人主要就是由破产农民和失业的城市手工业者转化并构成的。因此中国的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当他们从手工工场或者从农业劳动中走出来，进入到工厂时，并不像人们最初想象的那样会中断其传统惯习、风俗习惯、思想观念以及行为模式，相反，正是因为这些传统元素被早期的产业工人带入到现代大机器生产意义上的工厂，从而形成了这一阶级的历史独特性与复杂性。 关于工人的概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职业的工人概念，强调的是在工人在职业分工中的位置，它是按劳动方式进行区分的，是一种职业身份；另一种是阶级的工人概念，强调工人在社会阶级分层体系中的地位，它是按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区分的，从生产工具所有权的关系来区分，是一种阶级身份，其涵盖范围要比职业身份广（李强，1993: 121）。在对中国近代工人阶级以及工人运动的经典研究文献中，工人，无论是作为一种职业身份还是一种阶级身份，它通常被认为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中，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营的工商业的兴起，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刘明逵等，2002a；孙毓棠，1977；毛泽东， 1964；陈真等，1958）。一种普遍的论述认为，中国的工人阶级最早出现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外国在华企业中(12)，随后又出现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代官僚创办的企业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根据北洋政府工商部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的工矿业工人只有60多万，加上海员、铁路工人也不过100多万；到了1919年，中国工人增加到200多万，此外，当时还有1000多万城市手工业雇佣劳动者和店员。(13) 然而，正如我们在浩如烟海的近代工人阶级的研究文献中所看到的那样，工人是没有生产工具，也不占有劳动产品，完全依附于雇主的工资收入者（刘明逵，2002a:117），因此工人作为一种阶级身份的概念涵盖了众多的职业身份，包括机械化程度很高的纱厂工人，主要使用原始工具的矿工，轮船上的海员，码头工人，铁路工人，公用事业（水、电以及公共交通部门等）的雇员，以及搬运工人、人力车夫、粪夫和清道夫等都市苦力工人等。普兰查斯对工人的定义指出，工人在经济上是生产劳动者，在政治上是被监督的劳动者，在劳动形式上是体力劳动者。而广义的工人阶级概念是将脑力劳动者，如知识分子和管理经营人员也被纳入其中。因此，工人作为一种职业身份，从其称谓、类别以及内容上来看都是极其丰富而多样化的。工人，即做工的人，是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劳动报酬的人，除工人这一称谓外，劳工、职工、雇工、劳动者、劳动家等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对这一劳动主体的相关称谓。与工匠、匠人等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词汇相比，工人一词更多令人联想到资本主义、近代大机器生产以及一种与传统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精神世界都截然不同的崭新的身份认同。 根据这些做工的人所分布的地区、行业、工种以及他们自身的籍贯、技术水平、性别以及年龄等而被冠以各种各样的具体称谓。例如，“自梳女”是广东缫丝业女工的骄傲称谓（汪敬虞，1962），而上海缫丝厂里调湖丝的女工被称作“湖丝大姐”（李次山，1921:30）；机器工厂中通常来自南方的男性熟练技术工人被称为“工匠”、“技术匠人”、“机器匠”或“技工”（刘明逵，2002a）；矿工根据雇佣方式和技术水平被粗分为“里工”和“外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1983）；有的工厂还按照雇佣时间将雇佣者分为长（常）工和短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1983:1129）；(14)一些临时或厂外的被雇用者被称为小工、杂工（刘明逵，2002a）；根据性别和年龄可包括男工、女工和童工；根据雇佣方式又有学徒工（也称艺徒）(15)、养成工(16)、包身工(17)和包工(18)等不同种类的工人。不同的行业往往采用不同的雇佣方式，而在同一行业或者同一工厂内部工人也会根据性别、年龄、技术程度以及工种的不同而被以更为具体的方式命名，将其职业身份进一步细分，例如上海兵工厂的工人分为工师、领首、工手、工人和幼工（李次山，1921:40）；上海纺织厂的织布间男工就包括了事务、工头、调机、管喷雾机、落布、派纱、杂差、扫地、领物料和加油等数种职位（李次山，1921:7）。工人的行业、职位和工种的差异很多程度上是由其籍贯、来源（破产农民还是城市手工业者等）、年龄以及性别所决定的，再加上劳动时间、劳动方式以及工资水平等差异更加剧了工人的分化。以上这些繁杂多变的称谓显示出“工人”这一词汇无论是作为阶级身份概念还是职业身份概念，其内涵与边界都是复杂多样并且富于弹性和变化的。 在本文中我们将在劳动主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与抗争行动中呈现出工人身份的多样性和流动性，并试图从一个微观的角度梳理出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形成的谱系。无疑这将开拓出一个新的话语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普遍主义的力量和历史特殊性及文化差异性的力量相互碰撞，并勾连成一个新蜕体。Michel Foucault关于“自我形塑技术”的洞见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的一系列程序，它们要求或规定着个体要通过自我主控或者自我形塑知识体系(self-knowledge)来确定、保持或者改变其身份认同”(1997:87)。Foucault主张研究主体形成的历史与政治管治形态这两大主题之间的互动关系（同上，87-88）。关于主体性，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主体是如何在不同时间、不同制度背景之下作为一个可能的、适当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知识对象被建立起来的呢（同上，87） 关于政治管治的分析，最根本的问题不单只是对一般的“权力”概念进行批判，或是将其作为一组关注他人行为的战略性关系来分析，而是要将其视为个体通过与他人关系的扣连而进行的自我管治（同上，88）。 由于中国人主体向来比较强调关系性，从近代史上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可以看到，近代工人主体的建构（即从农民和传统手工业者向产业工人的转变过程）中同时受到两个过程的双重影响，一是随着外国资本的侵入和民族资本的壮大而带来的大机器工厂生产模式加速了中国人个体生活的孤立化（技术工匠的流动，从远地招雇自由工和包工以及农村人口涌向城市等）；而在另一方面关系、同乡、血缘、家庭、性别、年龄以及婚姻状况等因素作为社会力量又使不同个体重新组合形成了一种新的群体形态。 四、工人：地缘、族群与性别政治 （上海江南制造所）厂中所有工人，皆为男子，机器匠等多为南绍人，其数约占全数五分之一。木工锅炉等处多为广东人，其数亦占五分之一。铁工皆为无锡人，数约四百人。余有福建工匠六十人，沪地及杂地千余人。（李次山，1920:37）……上海市面上流行的机器和铜铁用具，从前都从外洋进口；现在本地渐渐有了许多厂家，就地制造……规模大的，就造船造车和种种机器，小的就造铜床铁床和房屋家具上面所用的零星铜铁件。……大厂里面的工作，大概跟为铜匠间、铁匠间、化铁间、造船厂、大炉翻砂厂、样式间、木匠间、杂工等类。……他们的工钱，就大小不等，当学徒的，每天一角到两角；铜铁匠三四角到八角一元；炉灶五六角；翻砂、化铁四角到六角；样子六角。……这般铜铁匠，有个公共的团体，叫做铜匠工所(19)。在公所的铜铁匠，总共有四万多人，每天九小时的工作，就是由公所规定出来，通行各厂。假如厂家想在这个时间之外，加做五分钟，凡在公所的铜铁匠，决没有一个人答应的。公所里供奉李老君，资金也很富足。（李次山，1920:44） William Sewell(1980)曾在其研究欧洲工人阶级起源的代表作中概括地指出：“十九世纪的工人运动诞生于手工工场，而非黑暗邪恶的工厂。”中国的第一批机器工厂中的绝大多数工人都是工匠。裴宜理在对中国工人政治进行研究时指出，中国的新式无产阶级并不是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而突然出现的，他们也不是缺乏技艺或是无法驾驭其命运的。鸦片战争后建立的造船厂、兵工厂和机器制造厂都需要雇佣有经验的木匠和机匠，这些技术工匠在工厂中有相对较高的地位，工资也高于一般的非技术工人（学徒、小工、女工以及童工） (20)。工厂中负责招工的工头总是从南方招收训练有素的工匠，因为南方有很多技艺娴熟的手工业者（裴宜理，2001:39）。至于现代工业从旧式的传统手工业中吸收了多少手工业工人，吸收的程度如何，则很难确定。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主要来自农民，而熟练手工业工人和城市居民不过是两个并不重要的社会来源，是为了补充现代企业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熟练工人由于现代企业一般开设在没有制造业传统的地区，所以招熟练工人必须要到外地去招工。(21)这些外地招来的工人，虽然相对的人数很少，却是工人阶级队伍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从这些人中孕育了许多优秀的无产者的领袖(Jean Chesneaux, 1968)。 在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建立同乡行会（公所）和招收技术工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William Rowe曾在对十九世纪的汉口的研究中指出，“行会乃是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最重要的因素”(Rowe, 1984: 252)。当然行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阻碍还是促进，至今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很多研究者认为中国行会主要是作为商人团体出现，在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金掘成二，1953；彭泽益，1965；何秉隶，1966）。然而，中国行会同时也是工匠团体，负责招收学徒，传授某一行业的技艺。而中国行会的特点是将从业人员资格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地理区域（裴宜理，2001:40）。 正如前面引用的内容所展示的那样，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江南制造局内的职业分层与工人的籍贯之间呈现出明显的相关，人们择业往往受到垄断性行会的限制，要想成为江南制造局锅炉车间里的学徒，不仅必须是无锡人，而且必须是无锡锅炉工的儿子，该局所有的技术活都从特定的南方地区招收工人（尤其是江南），大师傅往往拒绝招收苏北人为徒。而苏北人和浦东人往往只有从事那些工资低微的工种的份儿（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1983b:154-155）。裴宜理曾经指出，技术在作为客观生产能力的体现时，往往具有社会文化的特征。在地缘和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工匠们获得了通过行会来掌握某种技术能力的资格，并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中收入相对较高并且稳定、具有相对较强的抗争能力的一个群体。同时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技术工人来说，他们只有有意识地将自己放置于一个由地缘及血缘关系构成的族群网络中，具体通过加入行会、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学徒过程（通常是三年）、以遵从行会精神以及工匠之间的传统人际关系模式为策略或代价，才能使其在不稳定的城市工厂中获得经济生存和社会安全的保障。(22) （上海纺织厂）当地（江南）的少年妇女，大多在细纱间和经纱间工作。男子在清花工间工作，和其他部分做一切杂务。不满十六岁的童子，就操轻便工作，如拾筒管……和转运零件种种。江北妇女的体制，比当地人强壮些，所以多在摇纱间工作，男子处在厂里各部分作粗工外，还有操码头棍棒生意，和运货小车……种种工作。……车间里的总头目，众工人都叫他某老管……能使得人服从，所以厂里非常的信任他，那女工的头目，叫做那么浑（即拿摩温）……和老管有连带关系。……也有一种纠集数十数百个女工的本领，那么浑手下还有一个面皮俏、唇舌巧的一辈儿，叫做宕管。帮忙那么浑(23)的，用力省，得利厚：工人队里出类拔萃，得到这般差使，也很荣耀。姊妹们嘴里边提着他，差不多替他满头簪花咧。那老管手下还有一般机匠和艺徒们，专门修理机器的，他们在厂里头最有势力，所以各部分工人的头目，都和他有密切关系，不是亲戚，便是朋友。并且私结团体，党同伐异……新进厂学习工作，必须有奥援(24)，……假使……有他的亲戚、或者素来和好的邻伴在里面照应，这边没甚苦头吃。……若是没有奥援的，进厂学习，那就苦了。（李次山，1920:9-12） 非技术性产业工人是中国近代新生的真正的无产者，他们以其积极、激进和容易动员而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极大关注。由于不需要什么技术，因此大量的破产农民以及城市无产者迅速而容易地进入了工厂。然而，很多研究表明，农民进入工厂成为工人同样遵循着一定的路径和方向，而产业工人从一形成开始就呈现出明显的地缘和族群特点。例如上海、无锡和长江口的其他工业中心的棉纺织工人、缫丝工人、人力车夫和码头工人都是来长江北岸的江苏地区，而华北和东北的矿山、工厂和铁路上的劳动力则往往来自山东。上海纱厂的工人多来自江苏的农村，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对无锡缫丝厂女工的调查，女工中有 50%来自太湖周围地区，30%来自长江北岸的贫苦地区（刘明逵等，2002a:168）。如果说农村难以生存的现实是农民进入工厂的根本原因，那么包工头的劝诱以及同乡的介绍则是其最终进入工厂的主要通路。 很显然，同乡身份与工作机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包工头、把头或者同乡的引介成为个人进入某一工厂、行业的重要通道，而这条通道恰恰形成了某一地域或族群的移民在某一工厂或行业中的聚集，使得地方文化和生活习俗或多或少被劳动主体带入流出地及其工作环境之中，并在新的工厂生活与城市文化中冲突、消解、分化、融合，形成一种混杂、独特而多样的群体文化。近代机器工厂的出现导致主体被孤立化和个体化，但是嵌入社会关系和文化资源之中的集体性生活实践却一直都是劳动主体在工厂中挣扎求生以及获得认同的日常策略。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工厂中，籍贯、性别以及年龄差异等在工种上被进一步展现和固定下来。当一个中国人主体进入工厂，在地方、血缘、族群以及性别关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被固定在一个劳动层级分化的系统之中。然而这个主体并不是被动的、单一的，它对地方、血缘、族群以及性别关系的想象一方面强化了工人内部的层级分化，另一方面也促使它主动采取策略，以求在陌生而复杂的工厂环境中得以生存。工厂的车间往往形成一个独立的世界，决定了工人社会关系的范围，姊妹结拜就是女工们以车间（也就是以籍贯）为单位结成的，是女工互助的小圈子 (Honig, 1986:5)。扣连同乡身份、建立同乡会以及加入行会以及帮会组织等都是一种文化的表现，是工人主体共同对抗资本以及个体化过程的一种生活策略，也是工人主体产生社会身份认同（经常是片面的、流动的、易变的）的一种重要手段，并因此而出现了一些或者公开或者隐蔽的集体行动 (Honig, 1986; Hershatter, 1986; Perry, 1993)。(25) 五、生活方式与大众文化 广东人聚居于美国人所在的虹口区，而宁波移民一般居住在老城所在的南市，仅靠在宁绍码头……，这里有符合其口味的高档茶馆，1912年，这些消遣场所有64个，到了1919年，竟达到164个，在此，他们一边手捧一壶杭州著名的龙井茶，一边欣赏绍兴戏或是苏州评弹，还有些空间则是卖艺、测字或玩鸟的地方，而且，茶馆还是解决争端的场所。……作为江南茶馆的对应物，老虎灶分布于贫困的工人居住区，出卖饮用开水和洗澡水。老虎灶旁的一块地方，有几条长凳，工人可以坐下，用热毛巾擦擦脸，喝着开水聊聊天，便开始了新的一天。这些地方还提供廉价的扬州、山东饭菜的小饭摊，服务对象是那些无钱上饭馆餐厅的人力车夫之类的人。（裴宜理，2001:24-27） 沪西小沙渡西边有一个名叫石灰窑的地方，是草棚最多的地方，棚户约有五千多家，居住民约万人，全是黄包车夫、苦力、小贩以及纺织工人。（朱邦兴等，1984:86） 棚屋是用竹子烂泥搭起的简陋住处。那些收入和工作条件稍有改善者的下一步便是租房或是住进工厂宿舍，但这些地方的拥挤程度和卫生状况并不比自搭的棚屋好到哪里去。（裴宜理，2001: 26-27） 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劳动问题，并将目光转向近代产业工人的劳动与生活状况，对其劳动状况、工资水平、劳动时间以及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方面进行考察，积累了大量珍贵的描述性研究成果（唐海，1926；朱邦兴等，1984；陈达，1929；李次山等，1920）。然而这些学者往往是将重点放在突出近代工人在物质生活上的悲惨匮乏以及精神生活上的贫乏痛苦之上（这一点当然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一特点在后来关于中国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的大量研究著作和历史资料的整理中显得更加突出（刘明逵等， 2002a）。谢诺曾经指出，“在工人阶级共同遭受的苦难生活面前，所有这些由于社会的、籍贯的不同和招雇方法的不同所造成的工人之间的差别和分裂，很快就消失了。工人由于饱受无情的折磨，工作时间过长，事故经常发生，工头的残暴虐待，监工的苛刻管束，总之由于现代工厂强加给工人难以忍受的工作条件，使一切有分歧的工人分子，联合起来结成了一个真正的团结的无产阶级”(Jean　Chesneaux, 1968: 65-70)。在这些论述中，正是这种共同的生存状态为工人最终团结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奠定了基础。然而，在本文中我们所要强调的是，生活习惯、传统风俗、宗教信仰、文化娱乐方式等同样也是工人共同生活经历与体验（往往是多样的、流动的和变化的）的构成元素，而正是这些具体的生活经历与体验使得工人阶级得以出现在其自身的形成过程之中。而且必须强调的是，性别、年龄、族群、经济地位、城乡差异等要素既是近代工人阶级生活经历与体验的共同基础，同时它们也塑造出了这一阶级生活经历与体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约翰·冈博勒(John Cumbler)曾经在对美国工人阶级的研究中指出：“当某个种族集团在某个行业中占主导地位时……种族语言、饮食口味、传统、历史、民间传说和反抗方式汇集成一种强有力的工人阶级文化”(1986:53)。从中国的“方言、习俗和礼仪角度来看，中国各个地方差异甚大……所以在中国的大城市中，来自相同地方的人们，都有一种特别的兄弟感情；为了增进合作和互助，便有了同乡公所和会馆，上海有这类组织上百个。此外来自相同地方的人们都愿意定居在同一地区……原籍相同者集中居住，导致特种风格的茶馆、饭馆、娱乐场所纷纷建立，以迎合该社区的绝大多数顾客。这些地方，一方面是同乡人聚会谈天、传播消息、增进友谊的场所，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制造麻烦的温床，与不同籍贯者发生冲突械斗时的集合地。”(26)裴宜理曾在其论著中通过讨论工人之中由于地缘以及性别等差异性所形成的分裂，提出反对用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来解释工人运动的兴起，强调工人阶级中的分裂，产生了系统而长久的联系：来自相同地区的移民和形同行业中的同性，构成了集体行动的潜在基础(2001: 32)。 （上海江南造船所）下午五时散工，皮面锅黑衣衫褴褛之工人，源源由所内而出，把臂捉肩，言笑吹哨，形状至不整齐。道路两旁，食摊杂列，各工人必稍为光顾。抵家后多从事沐浴、更衣，普通者多蓝布或黑布。其尚奢侈者，衣多玄色胡丝短袄，指戴金戒，胸悬银色表链，形状仿佛为工人所特有，一望而知其为工人也。平居无事，非喝酒，即赌钱，或聚众人说书、谈天；其手执小说，如上海时调，水浒绿牡丹，尚称工人中之安分者也。……工人多住在附近造船所一带，……多至数百十家，家中陈设颇简，居处亦多污秽；因工人所得工资虽多，惟因喝酒赌钱以及所费已不资，再除去家中饭食，已无余金制家具矣。一日，余因出外买橘子，路遇一弄，忽闻一屋中人声大作，继以吵闹声，推门声，回首见工人一群，蜂拥而出，口中犹喋喋不休；忽见一熟识工人，即在所中作翻砂者，彼亦前来，面呈青色，大声告余以颠末，盖因赌帐而起者。……工人中……有所谓的南帮、广帮、无锡帮者。第一即南绍人，多机匠；第二乃广东人，多木模匠，乃大木匠；第三无锡人，皆属铁匠。……据云，凡欲入各帮之同业者，必须经各帮之认可，方能从事经营，否则必受排挤，甚至工钱知多少，亦受各帮之规定，势力颇不小。所中工人因慑于工头之威，大都服从工头，上次为一铜匠事，竟兆罢工风潮。（李次山，1920:39） 以上这段文字是一位名叫成纯一的工人对上海江南造船所中的工人生活状况的描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初期机器工人生活和文化的一个侧面。穿着打扮(27)、生活习惯、行为举止、休闲方式、大众文化、聚居方式、消费模式以及帮派行会势力对工人生活的影响程度等。聚居和工作的共同空间以及相似的生活方式和大众文化构建了工人主体最基本的身份认同，并成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工人文化以及工人团结形成的重要基础——并从中产生了工人行动主义。尽管Emily　Honig(1986)曾经指出，地方主义——表现在穿着打扮、饮食习惯、婚姻习俗和方言等方面——乃是工人中分裂与对抗的最重要基础。然而正是这些造成工人分化的因素，同时也是构成工人主体彼此团结的最原始要素。 六、早期工人的抗争实践(28) ……冯俊光殴打了一名小官吏和造船工，当天下午还命令把他们关押起来……这一处置的后果是，600名工人举行罢工，走出了工厂；不释放监禁人员，不对此侮辱事件作出改正，他们拒绝复工，……昨天释放了被监禁者……今天早晨，工人复工了。（《捷报》，1872年1月12日）(29) （江南造船厂）一共雇用了2000工人……二十余年前成立以来，定章每日工作八小时，新任总办刘大人认为对所付工资而言，八小时工作太少，决定延长至九小时……大部分工人当然反对这种新办法，小部分虽愿［屈服］，也不敢明言。……到了新章实行的那天……机器开动了，没有一个工人敢走进大门去工作。……到了下午，工人们看着他们的行动不可能影响局中的总办，总办很可能下令长期停工，便决定慎重从事，勉强同意了。（《捷报》，1890年9月5日）(30) 杨树浦集新……纱厂中有一个工头，经常剥削并殴打工人。他们要求立刻撤换这个工头，否则拒绝继续工作。经理部答应开除这个工头，因此在 4月29日有4600人聚在厂中，拒绝继续工作，并要求发足他们的工资。……在骚动中……群众打毁了厂中价值1500两的窗户和机器。（《捷报》， 1905年5月5日） 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受雇于牛庄的外国榨油厂的中国工人，就开始有了罢工行动， 1869年，刚刚开工不到一年的怡和洋行榨油厂，便开始了两次工人罢工，这些工人都是组织在行会中的手工榨坊的劳动者，罢工使得油厂的外国老板远至山东登州觅雇“从来没有到过牛庄”的人前来替补罢工工人的工作。目的是想摆脱本地手工油坊老板对工人的影响（汪敬虞，1983）。这种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这个牛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地上所特有的现象——反映了外国资本主义工厂和中国封建行会制度的矛盾——至少延续到十九世纪的终了，而行帮的浓厚地方色彩对工人团结的影响则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同上）。 根据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资料统计，从1840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31)共发动经济性质的罢工533次，其中与机器大工业有联系的产业工人的斗争共285次，占经济罢工总次数的 53.5%；城市手工业者和苦力工人等的斗争共247次，占总次数的46.5%。(32)由于技术工人大部分是从旧式的手工匠人转化而来，因为无论是在产业工人还是在非产业工人中他们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对早期工人经济抗争（主要形式是罢工）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将重点集中在罢工的时间、地点、行业、原因、人数、经过与结果等方面（刘明逵等，2002b；陈达，1929；唐海，1926；何德明， 1937；邓中夏，1989；朱邦兴等，1984），而对罢工的工人主体自身采取行动的传统性与文化性因素——主要是地方、血缘和族群关系及其所深深嵌入其中的行会制度——则很少提及或干脆将其归为罢工斗争的阻力（汪敬虞，1983）。 早期的工人抗争大多带有自卫的性质，削减工资、延长劳动时间、非人性的待遇等都是引起冲突的主要而直接的原因，裴宜理(2001:46-47)曾经在对上海工人的研究中指出：由于上海工厂工匠之工作、居住和业余生活的宗族性质，他们很快就以发动工人抗议而闻名。由于职业有保障、技术工人在厂里遇到不公平待遇或是增加负担时，会很快采取行动加以反对。(33) 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留下详细记载的罢工事件表明，地缘关系和群体的人际压力（以行帮为媒介）对于集体行动的作用十分明显，而这一点是经常被主流的工人运动研究所忽略。罢工既是一种文化表达方式，也是一种为改变经济和政治关系而刻意进行的努力。当工人主体意识到他们自身利益的一致性及其与其他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深印在工人头脑之中的语言和符号便会发挥作用，促使其共同采取行动，为其自身利益开展“合理”斗争。 “中国工人都组织在行帮(34)之中，每个行帮都服从某个头目或头领的管辖，他们（指工人）通常通过这个人（指头领）才能找到工作。他们看他的眼色行事，把自己的工钱偷偷地分出一部分交给他，他们实际上把他当作是自己的老板，他们服从他的命令，在他的指挥下，举行罢工或者要求增加工资”(35)。正如我们在这几个实例中所看到的那样，工人主体的行动主义取向无疑深受工作群体中的传统的族群关系以及人际关系（往往是狭隘的）的影响。即使在工人阶级尚未完全成为一个政治意义上有组织的、独立的自为阶级之前，他们所组织和发动的各种所谓自发性的集体抗争行动往往都是系统而有序地嵌入于地缘政治与族群文化之中的。 然而，作为一个劳动主体或阶级主体，工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不仅是与雇主相对立，同时与工头、监工以及封建把头等也是充满矛盾、甚至完全对立的。尽管早期反对某些工厂改革措施（如工资制度，工时制度等）的罢工往往是由其工头或领班发动或组织的——因为这关系到工头与普通工人双方。（裴宜理，2001:78）。但是有很多时候工人的抗争恰恰是围绕反对这一阶层的剥削和压迫而展开的。(36)在1840年至1919年之间产业工人所发动的经济罢工斗争有记载的共285次，其中明确以反对工头、领班或管理者克扣工资、残酷压迫或者要求更换工头（包括本国工头和外籍工头）为罢工原因的共计有27次，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37)。1894年以前的50多年间，中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大多数是围绕雇主、监工和封建把头等加重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而引起的，而斗争的结果是失败的多，胜利的少。尤其是为数不多的工人主动提出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大多遭遇了失败（刘明逵等，2002b:10）。尽管如此，仍然可以在为数有限的历史记载中看到工人阶级意识及其主体性开始形成并展现出来的迹象。 七、抗争技术与文化想象 （1914年11月，上海市的木匠、泥水匠和油漆工为了增加工资而举行的罢工）……漆工们聚集在自己的公所里，准备好污物，准备随时仍向其业主，工人们的战斗姿态迫使业主们很快作出答复，漆工们为胜利而欢欣鼓舞，请了戏班子来工作，连续三天唱戏酬神，而后欢欢喜喜复工。然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业主们显然无意实践其诺言。……漆工们——约有100多号人——一起来到知县衙门，持香跪请知县做主。对此，知县不为所动，要求工人们以更加“温和”的方式行事，即推举代表，呈递一份正式请愿书。同时应业主们请求，上海警方派兵进入公所大厅，防止漆工聚会于此。漆工同胞被兵驱逐的场面激起了其他行业工匠的极大同情。11月18日，约有100多名泥水匠和木匠代表聚集在公共租界的一个茶馆里，议定传单的内容，支持漆工罢工。次日，因6名散发“鼓动罢工”传单的木匠被捕，有1000多名泥水匠和木匠聚集于鲁班殿，……抗议者抬着象征合法的鲁班排位，先是游行至公所负责人的家中，然后行至警署，要求释放被捕罢工领袖。当警察对空开枪以驱散人群时，惊恐的工匠们丢弃牌位，四散奔逃。混乱中有许多人受伤，这次警署门前的悲剧引起了全市木匠和泥水匠的愤怒，次日即举行总罢工。……参加罢工的木匠和泥水匠来自三个地区——上海、宁波和绍兴，他们各自推举代表参加谈判。该市的漆工基本上是上海人、宁波人和绍兴人，此种地缘关系无疑有助于工人们在这场罢工中的团结。来自上海和宁绍地区的工人由于习俗和生活方式相同，相互之间容易沟通，即便是跨行业也不能割断其联系。……这些匠人或多或少能讲吴方言，都经常聚集在同类的茶馆，一边喝着浙江茶，一边听着绍兴戏，或是乘兴聊天。……此三行业联合罢工期间，罢工工人每日聚集在上海老城内相邻的茶馆里，听取他们所推举代表的报告。……最后，经过一系列在鲁班店在鲁班殿与宁波、绍兴、上海籍业主举行的谈判之后，工人代表赢得了增加工资的全面胜利。(38) 即使是在最初阶段根据为数不多的历史资料的分析，早期的工人集体抗争行动中，他们已经能够非常熟练地运用着包括Foucault所说的凝缩技术、置换技术和呈现技术在内的表述政治，操演性地表达出对雇主剥削不满的阶级意识。并且这种阶级意识与行动不仅仅形成并存在于政治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之中，同时存在于阶级主体的生活实践之中，并且会在特定但却不能预知的时间与空间中表现出来。这一阶级主体的阶级意识以及行动总是与性别(39)、族群等话语交织在一起，并带有鲜明的传统文化以及生活惯习的特色。 在本节开始所引用的那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这是一场具有跨行业组织起来的罢工，但其组织基础依然是地缘和族群关系。在近代的工人抗争中，同乡网络由于是不同行业之间工人的联系的基础，因此它不是阻碍而是壮大了罢工工人的队伍。另外，“唱戏酬神”、“持香跪请”、“抬鲁班排位”、“聚集茶馆公所”、“听绍兴戏”、“喝浙江茶”、“用方言聊天”等宗教性仪式、文化传统以及生活习惯等在这一工人主体抗争的例证中具有重要的符号以及实践意义。这些嵌于地缘、族群、行业文化之中抗争技术与策略是工人团结与共同行动，或者换句话说，是对资本及其代表剥削的共同认识——即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重要基础。 八、结语 在本文中，我们试图从新劳工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出发，对中国近代产业发展初期工人主体身份的演变和构成进行考察。我们对工人阶级在传统论述中的单一化、政治化形象进行反思，探索地方、血缘、族群以及性别关系等是如何与近代工人主体身份认同的建构之间相互嵌入的。我们跳出沉闷的以数字、模型建构出来的阶级结构，从劳动实践、生活策略、文化惯习以及抗争行动等微观层面入手，恢复、释放并重述中国近代工人主体化过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中国近代史上的工人主体尽管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处于无权的地位，但是他们总是主动的、灵活的、策略性的行动者，总是在尽量利用各种文化资源和社会关系对情境作出反应，来为自己争取更多地生存空间。近代工人主体的想象、实践、体验以及抗争往往渗透着其对行业传统、文化习俗以及社会关系的理解和实践，而劳动主体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工人文化以及阶级意识也都被深深打上了族群、行业、性别、传统文化与惯习的烙印。这些经常被主流的工人集体抗争所忽略的元素正是这一阶级主体表述其阶级意识以及经济诉求的操演性实践策略的主要构建基础，它们不应该仅仅被视为近代史上工人阶级形成、团结以及组织共同行动的“封建”障碍（裴宜理，2001,56）。同样，从嵌入于地缘、族群、行业、技术以及性别等因素之中的工作经历、劳动分工、生活惯习、文化与抗争实践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的工人主体的样貌并不是单一的、固定的，而是具有多样性、流动性和复杂性的。可以说，中国近代的工人阶级形成并脱胎于与封建文化以及行业传统等因素相互嵌入的日常生活实践与共同行动之中，它从一开始，便不仅仅是一个劳动意义或政治意义上的单一化主体，同时更是一个操演性文化产物以及一系列实践性关系。 注释： ①系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1862年由英国人在上海建立。 ②《捷报》，卷26，第340页。 ③系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进出口加工工业。 ④两者皆为清政府经营的近代军用工业工厂。 ⑤徐润：《徐愚齐自述年谱》，第75页。 ⑥《清国国情》，第二辑，第771、781页。转引自刘明逵等 (2002a:212)。 ⑦“天津造币总厂的工人状况”，第3页，《新青年》7卷6号，1920年5月1日。 ⑧上海《国民画报》，1917年7月27日。转引自刘明逵等(2002a:289)。 ⑨关于中国工人阶级在产业以及地区上构成与分布的详细数字可参见刘明逵等(2002a)；孙毓棠(1977)。 ⑩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研究开创了新劳工史研究的先河，他开创性地使用了工人们真实的经历和声音等史料，重新解释各种正式的工人阶级组织和工人阶级的形成。他详尽考察了工人阶级经历的每一个方面，从组织到政治活动，从宗教情绪到文化娱乐方式。强调了共同的根、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方言、共同的习俗和共同的危机对于工人进行集体行动的重要性。他的精彩论述请参阅E. 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 (11)参见Dan Kalb对阶级分析的疑问所进行的批判性述评(1997:1-23)。 (12)南京条约（1842年）规定五口通商后不久，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就在中国建立了他们的近代企业。那时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是以商品输出和掠夺原料为其主要方式，所以他们在中国首先经营的企业是船舶修造业和轮船公司。 (13)详参见黄修荣，《中国20世纪全史，第二卷，1919- 1923》，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59页。关于中国近代史上各个阶段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来源、构成以及分布的详细内容可以参见（刘明逵等，2002a；孙毓棠 1977；陈达，1929; Jean Chesneaux, 1968） (14)在李次山的《上海劳动状况》一文中提到电器业工人分为常工、短工和技工，三者之间的劳动时间和工资水平存在明显差异(1921:34)。 (15)学徒制是旧时工业的一种雇佣制度，新式工业的许多部门都保留并利用这一制度雇佣童工。行会传统的学徒制在早期的半机械化工厂、作坊中普遍存在，学徒的雇佣条件苛刻，学徒在家里要找一个保人，交一笔保金，学徒期定为三年或四年，是一种半奴隶式的雇佣方式，虽然学徒合同上通常规定学徒期满后可以成为熟练工人，并在本行业中按工人被雇佣，但是大部分人却永远没有希望成为熟练工人，也找不到固定的工作。详参见Jean　Chesneaux(1968:56)；刘明逵等(2002a:590-608)。 (15)养成工是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在上海的日本工厂特别是纱厂中最为盛行。通常是由厂主派招工头到内地农村欺骗破产农民的年幼儿女进城做工，进厂后施以奴隶式教育和管制，没有人身自由，放工后即被关进“养成工”或“养成工房”里，没有出入自由。工厂主期望通过一批一批的成本低廉而又缺乏反抗性的养成工（通常是女人和儿童）来将成年男工全部替换出去。详参见刘明逵 (2002a:608-910)。 (17)包身工制是包工制中的一种，在上海的纺织工厂中最为盛行。大部分的包身工由包工头受厂方委托或自行经手从农村招募，送进工厂做工并全权负责管理，这类包身工通常是女工，她们的全部工资完全交于包工头，而由包工头供给其衣食住（通常条件极为恶劣），有时甚至厂方会直接将工资交与包工头，而不经过女工的手。有些观点认为包工制度的产生完全发源于中国的各外国工厂，由于来华设厂，风俗语言等非常隔膜，因此只好利用当地流氓地痞以及巡捕等代其招募并管理工人（骆传华，218-220）。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包工制源于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村以及城市手工业中的工帮传统有关。如手工帮和农工帮，具体来说乡村的营业工帮通常规模极小，十人以上即可组织，通常活动时间在芒种秋分之间，组织简单，有头目一，在庙宇中预备食宿，集散工人，雨天或者疾病中工人不可工作，可随便住宿。不出房饭费，但是平时的工资头目要分润的（何德明，1937:83;Jean　Chesneaux, 1968:57-62）。 (18)包工制在矿业、航运业、码头搬运业等部门都很盛行。近代史上，大多矿山实行包工制，矿山的包工头被称为“把头”或“组长”，连带承担生产责任和义务，包工头在自己的工头和监工的协助下管理矿工，安排工作，组织生产。包工头供给矿工食宿，按产煤量从公司领取工人的全部工资，扣除招雇费和膳宿费之后再分给工人。这种包工的工人叫做“外工”，也被称为“死工”或“卖身工”；而公司直接雇用的工人，叫“里工”或者“雇工”，也称为“活工”（指自由工）。码头工人和搬运苦力等一般都是包工。包工往往受到一连串包工头及中间人（大保、二保、三保……）的层层盘剥(Jean Chesneaux,1968:57- 62)。 (19)金属加工业行会人多势众，于1800年由13名白铁工创立，名为“菊社”，每当秋天菊花盛开时，菊社便举行年会，届时，白铁工人汇集一堂，礼拜其行业神李老君。后来，当上海的铜铁器商店合并经营后，菊社便吸收两业工人加入，鸦片战争后，金属加工业发展迅速，开始渗透至新式造船工业，为了平息冲突，保持控制能力，菊社制定了统一的价格规则，并限定每个工场每隔三年方可招收一名单身学徒。详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19页。 (20)详参见《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裴宜理著，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另外1894年前工人工资水平的详细资料参见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上、下），科学出版社，1977年。 1895-1914年之间工人工资水平的详细资料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21)从外地招熟练工人，有的不过是把外地的某个行业的专长和传统扩展到新的地方并固定下来。例如，上海墨汁厂的工人全部来自安徽婺源，他们长期垄断墨汁制造业。上海地毯厂工人来自较早的地毯制造业中心的北京、天津。从外地找熟练工人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些企业主在某个地方开办工厂，愿意找自己省内的熟练工人。二十世纪初，对华北工业化起过很大作用的广州商业资本家就是这样，在他们所办的新式工厂、矿山和铁路修配中，很多熟练的机修工人都是广州人(Jean Chesneaux,1968:48-54)。 (22)所谓行会精神，是指行会的一系列行为规范以及规定性的仪式。例如铁工的学徒必须持香向师傅和李老君各行三叩头礼。而在二十年代初上海的新式工厂里，依然盛行着类似的仪式，封建行会关系以及人际关系模式的力量依然强大，表明旧式的手工工场中的传统通过工匠文化的延续性而被带入了现代的机器工厂，并作为机器工人的独特文化特征以及集体行动的基础而存在。详参见《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裴宜理著，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9-57页。 (23)即“拿摩温”，直译自英文的Number One，即管工的意思。 (24)即俗语所说，朝中无人莫做官的意思。 (25)Emily Honig(1986), Gail Hershatter(1986)和Elizabeth　Perry(1993)都精辟地论证了在二十世纪初期，同乡关系是中国工人政治形成的核心。 (26)此段话出自D·K·刘的The Crowth and Industrializa tion of Shanghai(p.166)，转引自裴宜理(2001:43)。 (27)对早期工人阶级衣食住行的描写可以参见朱邦兴等 (1984)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陈达(1929)的《中国劳工问题》以及唐海(1926)的《中国劳动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组著(1965)的《上海棚户区的变迁》，书中都按照不同行业和产业对工人的生活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写。 (28)一般观点认为，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的近80年间，中国工人阶级随着自身队伍的产生、发展和开始壮大，自发进行许多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在经济斗争发面，经历了比较低级原始的阶段 (1840-1894)、初步发展的阶段(1895-1913)和走向高涨的阶段（1914-1919年4月）。并且认为这些经济政治斗争为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和之后建立中国共产党准备了条件。有关早期工人阶级的经济与政治抗争实践的史料详参见刘明逵等(2002b)。邓中夏(1989)则将五四运动之前的工人运动笼统地称为原始的职工运动。 (29)《捷报》，1872年1月12日，第34页。 (30)《捷报》，1890年9月5日，第45卷，第289-290页。 (31)为了工人运动的统计上的便利，很多研究通常按照是否使用机器将工人划分为产业工人和非产业工人（即手工业者和苦力工人）两种。这种划分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十分明显的，而在工业不发达的旧中国，则存在许多困难，可能出现一些混淆。 (32)这些数据是根据刘明逵等(2002b:1-380)的文字资料计算而得出的。 (33)裴宜理(2001)还指出，工人自身由于家庭背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江南制造局的宁波技工，能读书写字、收入颇丰、收入稳定，而新来自苏北农村，在缫丝厂或纺织厂工作的年轻女工，教育阙如、工资微薄、工资条件恶劣，这两类人不仅原籍不同，工作环境不同，他们的抗议方式在方式和宗旨上也是不同的。本文主要将重点放在行会、地缘关系以及传统文化与工人抗争行为之间的相互嵌入关系，因此对由于性别年龄教育以及工作环境造成的抗争的差异性暂且忽略。 (34)行帮应该是行会与帮会的合称。根据裴宜理的分析，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出现工人阶级中，技术工人，即通常来自南方的工匠大多处于行会的管辖和保护之下，而非技术工人以及工厂之外的劳动者（如码头工人、车夫、淘粪工人等），即通常来自北方的破产农民和无产者们由于不具有进入行会的地缘和血缘身份，而只好通过加入帮会并且对帮会忠诚以获取帮会的保护和支持，以求能够在流入地勉强生存下来，从事城市中收入最低、保障最差的工作。而这些非技术工人以及工厂之外劳动者的工作条件、生活状况、习俗、文化实践以及抗争方式等都与技术工人有很大的区别。详参见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2-81页。 (35)引自1899年一份对上海外国纱厂进行的调查报告， C. Denby, Jr, Cottom Spinning at Shanghai，载The Forum，1899年9月，转引自汪敬虞，“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36)工人对雇主、监工以及封建把头的反抗已经是个不需要再去赘言的事实，工人自发地对经常操纵和控制其行为的封建把头、工头以及监工等管理阶层的反抗，可以被视为工人自身的阶级意识与阶级主体性开始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37)根据中国早期自发经济罢工斗争情况表的内容由笔者计算得出。详参见刘明逵等(2002b:340-362)，此书对近代史上工人罢工的内容以及特点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描述。 (38)《时报》，1914年10月29日、31日、11月8日、10日、11日、13日、19-26日、1916年9月3日，转引自裴宜理(2001,53-54)。 (39)关于近代史上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性别差异分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Emily Honig(1986)曾在其专著 Sisi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1-1949中专门进行了论述。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产业工人中最早的技术工人，他们主要分布于船舶制造、兵工厂以及机器制造等重工业的产业之中，以男性为主。而女工主要分布于棉纺、缫丝、烟草、印刷等轻工业工厂之中。性别差异无疑将原本已经非常复杂的工人阶级主体性变得更加复杂。对于性别差异的分析在本文中不作深入探讨。 【责任编辑】吴铭 【参考文献】 [1]　陈达着，《中国劳工问题》，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书店，根据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影印。 [2]　陈真、姚洛、先知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共四卷 8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 [3]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载《民国丛书第二编第 17册》，上海书店，1989年。 [4]　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载《新青年》第7卷第6期， 1920年。 [5]　李强，《社会分层与流动》，经济出版社，1993年。 [6]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一册：鸦片战争至大革命时期工人阶级队伍和劳动生活状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a)。 [7]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二册：中国工人阶级的早期斗争与组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b)。 [8]　骆传华，“今日中国劳工问题”，载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a)。 [9]　何柄棣，《中国会馆史论》，台北，1966年。 [10]　何德明编著，《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发行，1937年。 [11]　黄修荣，《中国20世纪全史，第二卷，1919-1923》，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 [12]　金掘成二，《中国社会结构》，东京，1953年。 [13]　旧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编写组编，《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人民出版社，1977年。 [14]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 [15]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旧中国开滦煤矿的工资制度和包工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16]　裴宜理著，《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17]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共四册，中华书局，1983年(a)。 [18]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江南造船厂厂史》，南京，1983年(b)。 [19]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组著，《上海棚户区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 [20]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期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载《历史研究》总第91期，1965年。 [21]　孙毓棠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 1895》，科学出版社，1977年。 [22]　唐海编，《中国劳动问题》，1926年。 [23]　汪敬虞，“关于继昌隆缫丝厂的若干史料及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62年第6期。 [24]　汪敬虞，“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26]　汪敬虞，“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27]　《新青年》第7卷第六号，1920年5月1日。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 [29]　朱邦兴、胡林格、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30]　Foucault, Michael. The 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 cault, 1854-1989, Vol. I, ed. Paul Rabinow. London: Penguin, 1997. [31]　Hershatter, Gail.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2]　Wright, Erik Olin,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NLB, 1978. [33]　Wright, Erik Olin, Classes, London: Verso, 1985. [34]　Honig, Emily.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5]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 192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36]　John Cumbler, "Migration, Class Formation and Class　Consiciousnes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onfrontation,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the Labor process,　ed. Michael Hanagan and Charles Stephenson, Urban,Ill,　1986. [37]　Katznelson, Ira.& Zolberg,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Pri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38]　Marx, K. (1954,1965). Capital Vol. 1. Moscow: Press　Publishers. [39]　Perry, Elizabeth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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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能干的造船者（祥生船厂①）已经在此间建立起伟大的企业，雇佣的工人有1000-1400人，都是中国人。② ——《捷报》，1881年4月5日载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斯宾士致英国政府的1879年份的上海商务报告 ……工人是中国人，大半是本地人，在外国监工下工作，都很快学会了技艺。糖厂又雇用了很多的小工，厂方并且订了制度，当操作机器的工人名额有空额时，即选择小工中最聪明的提升使学做工人。 ——《关册》，1880年份（下篇，第245页），汕头，记汕头怡和糖厂③ 金陵南门外制造局与通济门外棉花火药局④，皆有工匠300余人之多，其熔铸煅炼，无一不需机器…… ——《申报》，光绪十二年十月十七日 ……（开平）做工之人日夜三班，连司事、机器匠、杂工、砖窑、灰窑、缸窑、石山、不下15000人；外加铁路、铁厂之工人不计。又林西一矿……司事、工人较唐山十分二三；约2000余人。⑤ ——光绪二十一年春，徐润：“在建平金矿寄故乡父老信” （1906年）广东一带的缫丝工厂大约有一百七、八十家，然而经常有开办、倒闭的变化。有的开工三个月即行停止，有的开办几个月即告倒闭。这类工厂所使用的女工人数，每一厂至少二三百人，多者达七八百人；总人数达六七万之多。……女工大部分是农民的女儿，或者是远走外乡工作的人的妻女。⑥ （天津造币总厂）该厂的工人，因加班时间过多，劳动过度，类多鸠形鹄面，颜色枯槁，已失人生本来面目，全无人生乐趣。⑦ （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工人揭露：……整天工作是处于垂头曲背的状态，并且含胶粘贴，引起唇破舌裂，偶然失手制错，立被辱打罚金。又当天阴风雨的日子，不问冬夏，都是四窗紧闭，因此，烟气弥漫全室，脑子都被熏得麻醉，衣服被汗染湿。此等状况，实不异于深囚牢狱。⑧

在中国，“阶级分析”远远超出纯粹学术讨论的范围，它在更大程度上实际是个具有政治性的话题。如果说，是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在中国酝酿了一种“阶级斗争”的话语，那么可以说，是邓小平的改革实践宣布了这种话语的结束，并以一种“现代性”话语取而代之，允许并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在迅速走向“资本化”的后社会主义中国，“阶级”不再仅仅是个空洞的意符，它正在迅速成长并不断重构自身，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国家机器的矛头已经颠倒，直接指向了“阶级”话语。

在当代中国，新的精英集团正在崛起，它们自觉地对抗着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以及特殊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话语，因为这些话语仍然有可能塑造大众记忆和社会主义历史。打着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旗号，新的霸权机器已经为抨击 “阶级” 话语和驳斥过时并且有害的思想模式做好一切准备。然而，就在这个荒谬的历史时刻，借用德里达的话来说，马克思的“幽灵”又回来了，它必须回来。这个幽灵般的存在的确正在注视着我们。在“阶级”已经被剥夺了语言无法发声的时刻，一个新的打工阶级正在挣扎欲出。这一次，这个幽灵般的他者在我们周围徘徊着、注视着，不敢期望自己可以被人看到，除了它自身的影像。仿佛孤儿一般的命运既是它的不幸也是它的幸。它不仅仅是一个自身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斗争，一次让这个幽灵转世的机会。

打工阶级的形成

新兴打工阶层崛起于社会底层，它的形成注定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它一出现便遭到上层支配阶级的破坏和瓦解。形成与解体仿佛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同时发生在新兴打工阶级在迅速走向全球化的当代中国挣扎出世的过程之中。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独特性在于：它完全是由政治而非市场决定的。首先，毛泽东思想重新解释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突出强调阶级斗争。尽管毛泽东在战前对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参与寄予厚望，但他也非常清楚当时这个阶级的人数仍然很少。实际上，后来抗日及解放战争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广大农民群众。毛泽东将农民划定为“半无产阶级”，认为这个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最坚定同盟。然而革命胜利后，不是广大农民，而是城市中的工人被称作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因此而成为新中国的主人。这种任意与反差既维持同时也破坏着作为象征性符号的“阶级”话语。

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则至少经历了半个世纪，并且是由市场经济决定的。中国的工人主体是被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意识形态召唤到“阶级地位”之中的。表述政治的力量如此强大，它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自在阶级”演绎为“自为阶级”。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开始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的大手很快将过去的社会“阶级”结构击得粉碎。80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改革打破了一直受到国家保护的公有制企业工人阶级的“铁饭碗”，中国工人阶级昔日的特权地位被淡化甚至否定。在中国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与资本的主导论述稀释了阶级话语的力量。

在现代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以及政府官员们指望用主张现代性的新自由主义论述来将急剧的社会变迁合理化，并对阶级结构与社会关系进行重构。去除阶级分析,是他们为了掩盖其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而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为了给强调个人主义、专业分工、机会平等以及市场开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铺平道路，阶级话语被彻底压制。因此可以说，中国的“阶级”历史被双重地取代，首先是被国家，然后是被市场。在急剧变革的当代中国社会, 对阶级的双重取代使阶级实践的意义无法呈现出来。

然而，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外来工们已经迅速地构成新的劳动大军，城市中不断涌现的工业区或开发区，为全球资本利用中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提供了条件。因此，在中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之际出现的主要由农民工所构成的新兴打工阶级，它的命运实际上是由国家和资本共同决定的。作为一种阶级力量，新兴打工阶层从一诞生开始便受到结构性的压制。

模糊的阶级身份

80年代初，深圳市政府率先对户籍制度进行重大改革，颁布控制流动人口的暂行办法。户籍制度与劳动力控制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存在有助于劳动剥削机制的产生。政府利用户籍制度将城市中的人口区分为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使政府无须承担向农民工提供住房、工作保障以及其他福利的责任。城市需要农村人口的劳动力，然而一旦他们的劳动力不再被需要，他们便无法在城市继续生存下去。

事实上，城市不允许新兴打工阶层在它的土地上生根。更糟糕的是，户籍制度与劳动力控制机制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殊的权力形态，建构出农民工模糊的身份认同，从而既深化又同时掩盖了对他们的剥削。暂住人口是不是城市居民 农民工到底是工人还是农民 农民工地位的模糊性，有助于政府和资本在没有充分认可其劳动者身份的情况下，仍可对其任加使用。这已经造成了一种即使不是畸形也是冲突的公民权状态，这种状态不利于农民工将自身变成城市中的工人。“农民工”这个词，模糊了农民身份认同与工人身份认同之间的界限。

行动者回归

在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资本主义转型的这场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外资工厂的打工妹是经历这场转型的先锋之一。

身为女性、身为农民、身为外出打工者，打工妹们正在经历、体验、想象和反抗着自身的生活道路，由于这个新型社会主体的斗争是丰富、独特而多元的，因此她们的斗争不应该再被简化为政治化的 “阶级斗争”。深陷于三重压迫的囹圄之中的打工妹，必须要活出她们自己的自我意识，并将这些经验作为其生活抗争的一部分。

全球化时代，“打工”意味着来自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老板们的到来。“打工”意味着劳动者不再受到国家的全面庇护，它是临时性的劳动，会被任意解雇的劳动，并且是随时可能被更低价格的劳动所替代的劳动。打工的价值，如果有的话，是由市场决定的，资本家榨取其劳动剩余价值作为利润。换句话说，“打工”一词意味着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向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转变，打工仔/妹则是劳动剥削、具有阶级意识的新蜕体。

如果说，马克思已经指出了城市与农村的分化是资本积累的基础，那么在本文中我将补充资本积累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性别差异，尤其在这个全球化生产的时代。在过去，中国强调阶级而否定性别差异；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却充斥泛滥着性论述以及女性身体图像。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需要依靠一种性论述来作为差别体系和层级制度的基础。打工妹之所以能被招进工厂不仅仅因为她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外来工，同时也因为她是一名女性，是被认为价格更加便宜，而且更加容易管理和控制的女性。

然而，打工妹既远非一件简单的文化产物，更不是权力和论述的结果，也不是一种性别构造。她们的社会抗争既是打工者对制度和资本的反抗，也是女性对父权制文化的挑战。在与社会的外力塑造相抗衡的过程中，打工妹群体逐渐确立了“自我意识”。中国农民希望将自身从长期的隔离生活中解放出来的强烈欲望，正好碰上企图控制农民的政治技术，因此农民将作为行动者展开行动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无论打工妹们怎样无权，她们都不单只是“驯服的身体”。相反，她们是“机灵而反叛的主体”，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对抗着霸权，有些时候她们甚至可以成功地将规训权力颠覆或瓦解。我无意将这些“日常生活实践”，或“文化抗争”进行传奇化，但是，工厂女工们的故事与体验，疼痛与煎熬，尖叫与梦魇交织在一起，的确构成了一幅“反叛的政治学与诗学”的生动画卷。

一、导　言

继泰罗主义和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以大型生产装配线、大型政治组织以及福利型国家干预为特征) 及后来发展起来的灵活积累生产方式(flexible accumulation) (以灵活生产、临时性劳动力使用、国家干预撤离及私有化为特征) 之后,一种生产的跨国政治经济正在全球化时期逐渐形成,与其相连而产生的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空间,而且也是一种新的空间经济。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积累,它在新的经济空间中对时间和空间都进行了广泛的重新组织(Harvey ,2000 :23 - 24) 。因此,对生产的空间政治进行理论检讨的重要性日益显著。

工业资本(尤其是制衣业、电子业、玩具业及其他消费品生产行业)从欧美和一些发达地区流入发展中地区,意味着劳动力拥有相对较大主体性和流动权力的灵活积累生产体制已经被抛弃(Smith ,2001) 。布洛维曾在1985 年提出了生产政治(politics of production) 的分析范式,并且讨论了生产政治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框架之下形成的特定历史原因。这一概念恢复了对生产体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果的分析,对劳动过程理论进行了批判(Burawoy ,1985)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跨国生产过程中的变化。而哈维则通过对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的评论进一步对生产的空间范畴进行了探索(Harvey ,1982) 。很显然,世界生产的跨国性重组使人们很难再忽略生产空间的产生过程。资本流动、劳动力流动、技术扩散、国际分包链条、信息网络以及精益生产(just-in-time production) 等都已经成为跨国性的过程,这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不仅需要对时间进行重新建构,同时也需要迅速地对空间进行重新组织。

时间—空间的浓缩性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空间的消弭(Hutton & Giddens ,2000 :3) 。毋宁说,它意味着资本主义扩张和全球化生产在空间安排上的一个不连贯的、冲突的、流动的重构过程。在宏观的结构性理论中经常被忽略的一个比较微观但却更加深入的视野是:作为宏观领域的全球化经济与作为微观领域的地方政治、劳动力市场设置以及工厂关系等交汇而成的、由多重空间所构成的生产领域(Frenkel , 2003) 。那么,在这一领域中,生产空间的重构是如何对生产政治产生影响的  世界生产的跨国性重组又是如何通过勾连全球、国家以及地方等因素来生成劳动体制和工厂关系的新形态呢 

对跨国生产政治经济的空间性分析,凸现出全球资本的一个核心悖论。资本外流需要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的去地域化;但当资本进行全球化的时候,生产总是会发生在“某地”。这就意味着必须在特定空间里拥有安置劳动者的临时性设施(Harvey ,1982 :31) 。于是,具体的雇主、管理者和劳动者为了“生产”这个目标而汇集到特定的空间里。这种跨国空间作为一个资本空间是高度抽象的,但是作为一个劳资双方的竞争场域,当它在特定的劳动过程中以“空间定位( spatial fixes) ”(Harvey ,1982 :416) 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时候,却是非常具体的、嵌入性的。可以说,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是同时嵌入于制度和地方实践之中的( Peck ,1996 :232 ; Frenkel ,2003) 。生产过程的地方化策略、对地方社会以及劳动控制的影响,都是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认为,在生产政治的分析中,“跨国劳动过程”的视野是非常必需的,即应该在具体的或者嵌入性的生产关系中对劳动关系进行分析。受到跨国资本流动、劳动力流动和工厂组织实践等三者影响的生产过程不仅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同时在结构和空间定位上也具有多层次、跨国性以及全球性的特征。

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资本的流动(通常是跨国流动) 与劳动力的流动(通常是国内的跨地区流动) 经常联系在一起,并且总是嵌入在“生产空间”这个比较复杂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之中的。中国的产业劳动者们大多并非来自工厂所在地,而是来自地区之间流动的农民工,这些外来农民工们作为产业工人在工厂的停留是暂时性的,他们通常居住在工厂所提供的宿舍之中。因此,研究生产过程必须要研究劳动力的再生产,尤其是日常生活的再生产。

在本文中,我们将当代中国工厂大量使用外来农民工,并利用工厂宿舍对工人进行暂时性安置,以此来承担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用工形态概念化为“宿舍劳动体制”(dormitory labour regime) 。通过宿舍劳动体制,产品的生产空间与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空间合二为一,工人与工厂被紧密地粘合在一起。宿舍劳动体制意味着以工厂为中心的劳动力日常生活的再生产,管理权力对工人生活的渗透,对工作日和劳动时间的随意延长及灵活控制。而在某种程度上,传统市场经济中的“劳动—生活居住”分离式的生产体制则不具备上述的“优势”。为了更加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被同时并入同一种劳动体制,宿舍劳动体制这种“劳动—生活居住(living-at-work) ”一体化的生产形态被塑造出来。通过宿舍劳动体制,资本将生产的“空间范畴”整合到了它的运作逻辑之中(Storper &Walker ,1989 :157) 。

以往也曾经有很多学者关注中国的工厂宿舍问题,但其研究重点往往集中在对宿舍生活状况以及生活条件的描述,例如环境恶劣、过于拥挤、缺乏隐私、存在安全隐患等。而我们认为,工厂宿舍的物质条件并不能充分解释宿舍作为一个生活空间在劳动—居住生活(生产—再生产) 一体化生产形态中的角色,更进一步来说,工厂宿舍这一独特空间形态相对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意义(尤其是在劳动控制和劳动抗争方面) 亦尚未被系统地分析过。因此,本文旨在从跨国劳动过程的角度出发,对当代中国宿舍劳动体制作为一种生产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意义进行理论上的探索。我们将通过对工厂宿舍体制的历史性回顾和比较,梳理出这种宿舍劳动体制的一般性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新打工阶级的塑造,并尝试从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运作逻辑中去理解跨国劳动过程中生产空间与日常再生产空间的重构和交织。

二、外来工与宿舍劳动体制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其充足的劳动力、原材料以及广阔的消费市场都已成为全球生产的最大资源。不断加速的全球化生产过程给中国带来了两个重要结果:一方面,全球化过程彻底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构成。以“铁饭碗”和“大锅饭”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用工制度发生了改变;私有化、合并以及破产等改制过程使中国的“单位”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私人、外资以及合资等类型的企业开始遍布中国沿海,并导致城市就业机会急剧增加。一个主要由农村劳动力构成的新劳工阶级——或者说打工阶级(Pun ,2005 :7 - 8) ——正在不断发展壮大。从20世纪70 年代末开始,农村的去集体化改革导致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同时,国家部分地放宽了户口限制,于是中国出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从农村涌入城市打工的热潮。跨国企业(来自欧美、韩国、日本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 及其分包生产厂在以出口加工为主的经济开发区雇用了上千万的农民工。2000 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城市中来自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数量已经接近9 千万。

随着大规模的农民工涌入工业城镇,由工厂提供宿舍供其栖身便成为全球生产企业的一个重要组织特征。具体来说,无论工厂的产业类型、所在地区或者资本性质如何,外来工们——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已婚还是未婚——大多都居住在工厂内或者工厂附近的宿舍之中。工厂宿舍大部分是楼房,通常可以容纳数百名工人居住。宿舍房间都是集体居住的,比较典型的是每间房住8 - 12 个工人,位于每间房、每层楼或者每个单元的厕所和洗漱间都是公用的。宿舍里除了工人自己的床铺之外(通常挂着床帘) ,没有任何可以容纳个人隐私的空间,生活的空间都是集体共用的。这种工厂利用宿舍安置劳动力,并承担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劳动体制并不是史无前例的,但是,相比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几种主要的工厂宿舍形态,当代中国全球化过程中广泛出现的“宿舍劳动体制”与它们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从历史上来看,在“工厂”这种专门的生产空间出现之前,劳动是以家庭成员的分工为基础的,产品的生产空间与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空间相互重叠,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分化。有些学者认为,工厂(专门化生产空间) 的出现是出于容纳大型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加强劳动控制的需要(Marglin ,1974) 。无论生产空间专门化的合理性为何,19 世纪晚期在西欧出现的工厂并未能将劳动空间与居住空间彻底分离开来。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初期,由于工厂地处偏远或者运作条件特殊,因此很多工厂主都为其雇员提供住宿。一般的看法认为,提供住宿可以确保在当地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忠诚而稳定的劳动力供给,能使企业的长期利益得到保障。因此,这种工厂为雇员提供宿舍的做法被认为是西方家长制管理实践的一个伴生物(Ackers ,1998) 。在传统的家长制管理中,企业为雇员提供的住宿并非暂时性的,而是一项长期性的制度化设置。在18 - 19 世纪的英国,很多羊毛厂、棉厂、矿山、钢铁厂以及铜厂等共同构成所谓的“工厂村”(factory village) (Pollard ,1965 :197) ,其中的大多数雇主都为雇员提供住宿。有些学者认为,这种雇佣方式有助于企业将潜在的罢工者或制造麻烦者驱逐出去,使工人受制于租金和管理的双重控制之下(Pollard ,1965 :198) 。

对日本工业化所进行的一些研究表明,工厂提供宿舍是日本家族主义管理方式的一个组织特征,宿舍意味着“工厂即社区”(Hazama ,1997 :68 - 71) 。但也有学者指出,工厂提供宿舍是为了能够短期地雇佣女性劳动者,使劳动力市场可以得到不断更新,因此可谓一种性别化的雇佣形态(Brinton ,1993 :141) 。还有些日本学者认为宿舍是强迫雇佣的重要表现,雇主通过宿舍制度控制劳动者,劳动者几乎没有任何自由(Tsurumi ,1990 :108) 。

中国近代一些工厂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历史实践。裴宜理曾经描述过上海一间丝厂通过采纳西方家长制管理方式而迅速发展起来的过程。她指出:“为了鼓励年轻的纺丝工人达到高水平的产出,公司发起生产竞赛,支付高工资,并且提供各项服务:宿舍、餐厅、诊所、图书馆、夜校、俱乐部以及运动队等等”(Perry ,1993 :183) 。另外,韩启澜在对近代上海工厂的研究中发现,工厂通过提供宿舍既可以将工人的津贴最小化,又可以对工人生活进行严格控制。因此,宿舍被视为一种主要为外来女工提供住宿和“保护”的劳动管理制度(Honig ,1986 :105) 。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全能机构”的国有企业也曾经普遍为其员工提供宿舍、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全面、长期的福利性设施和保障(李培林、张翼,2000 ;杨晓民、周翼虎,2000 ;Walder ,1986) 。

与此相比,现今的宿舍劳动体制更加具有规训的特征。中国向全球生产的开放始于1981 年的深圳经济特区。在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之下,采用宿舍劳动形态的工厂组织在工业开发区大规模出现。由于工厂大量使用从农村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工厂为工人提供宿舍已经成为雇主、当地政府和劳动者三方的一种共识。这些宿舍有的是从当地的有关部门租用,有的则是由工厂自建。可以说,在当代中国,宿舍劳动体制的实践看起来更像是全球化生产的系统性生成物,而不是一种伴生物。更确切地说,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广泛实践的宿舍劳动体制既不是西方工业化早期的家长制模式,也不是日本的家族主义管理形态,更不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度。其原因在于:在当代中国的工厂实践中,宿舍主要提供给那些短期雇佣的农民工,因此不具备长期居住的功能,并且排除了某个具体企业与某个具体工人个体之间关系延续的可能性。另外,宿舍劳动体制的实践与其产品特征、生产周期、地方特色或者雇主偏好等并无明显相关。企业为其雇员提供宿舍并不是为了建立一支对企业忠诚或者技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而是主要为了可以确保短期地、临时性地、大规模地对跨地区流动的廉价而年轻的外来工(特别是女性) 加以使用,并将其工作日的劳动产出最大化。这种持续性的劳动力获得方式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它的出现既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的特别过剩,同时也是由于中国经济与全球生产链条的接轨。

宿舍劳动体制具有其他生产体系(尤其是现代的灵活生产体制以及传统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 所难以比拟的生产条件。这一体制是可以将劳动力成本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的有效用工形态,并具有生产效能高的特点。通过宿舍劳动体制,即使在劳动力长期雇佣机制缺失的情况之下依然可以保证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它与西方传统的劳动力市场的差异在于: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条件不会受到地方性规范、工会制度以及地方化实践(这些通常是与各个地区的具体社会条件相联系) 等因素的限制,而这些因素实际上有助于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Storper &Walker ,1989 :157 ;Herod et al . ,2003) 。在宿舍劳动体制中,为工人提供宿舍的制度设计有助于保持新鲜劳动力更替的连续性,降低工人提高工资的需求,并且限制了工人集体组织在具体的生产空间中建立的可能性。宿舍劳动体制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空间政治意义正在于此:它促使工人聚集在一起,但却不会导致固定的工人组织的形成。因为大部分劳动者的正式身份是农民,具有高度流动性,其作为工人在城市工厂中的停留是短暂的。工人在空间的意义上是不稳定的,因此他们难以形成属于自己的社区、建立有效的组织和制度以及表达其自身的诉求(Harvey ,2001 :374) 。

三、劳动、流动与空间

马克思曾经指出,劳动者的“自由(free) ”具有双重涵义。一方面,作为一个自由的人,他可以将自己的劳动力变成商品;而另一方面,他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没有其他可以出卖的东西,并缺乏一切可以将其劳动力实现的生产资料(Marx ,1965P1954 :169 - 170) 。换句话说,工人可以“自由地”出卖他或她的劳动力(不会受到政府、习俗或其他力量的限制) ,同时他P她们也仅限于拥有将自己的劳动力变成商品的自由,由于他P她不拥有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者获得途径(土地、租金、福利以及家庭收入) ,因此只能够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经济资源。

史密斯(Chris Smith) 曾经从马克思对产业劳动的定义出发,提出了资本主义劳动力的“双重不确定性困境”。第一个不确定性来自劳动与劳动力之间的差别,这种不确定性反映出工人个体在如何处置自己的劳动力问题上的去中心化。如前文所述,工人既拥有选择的自由,同时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并缺乏一切可以将劳动力实现的生产资料,因此在处置自己的劳动力时首先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对象以及地点的选择。一方面,由于工人有权决定是否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某一个组织,即工人拥有流动权力,而且这种分散在每个工人个体身上的流动权力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作为雇主一方的企业在计算工人是否会留在企业中的时候也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对于工人来说,在关于雇主企业是否会继续购买其劳动力的问题上也同样面临着不确定性。面临这种由于流动权力而产生的不确定性,资本和劳动都在试图制定各种策略或计划来减少各自的风险,为了确保各自的策略或计划成功,双方都倾向于动员集体或个人的各种资源来为其服务。第二个不确定性来自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强度以及劳动工资的变化。需要多大劳动强度才能换取足以维持基本劳动力再生产的某一特定工资水平  这个问题一直都是劳动过程理论中的首要问题,其讨论重点一直集中在如何进行劳动控制以及如何从劳动者身上获取剩余价值的策略上(Smith ,2001 ;Thompson & Smith ,2001) 。另外,劳动者如何创造出劳动空间、正式或非正式的策略来降低劳动强度,并牵制管理者对其时间和身体的控制等也被广泛地进行了讨论。正是围绕以上两种不确定性的解决,形成了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中劳动和管理体制、策略和技巧的基础。

新古典主义的经济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领域,市场(或者说资本间的竞争与工人间的竞争) 有助于为资本配置劳动力和为劳动力配置资本,即为雇主配置工人和为工人配置雇佣机会。另外,新古典主义的经济理论主张在市场的运作中尽量减少政治(国家) 的干预。但是在实践中,劳动与资本双方都在尽量要求国家为它们扩展各自的“自由王国”(对劳动力流动权力的控制以及对资本流动权力的控制) 。

与封建主义中的奴隶不同,工人不被雇主直接拥有。工人和雇主都在试图控制劳动交换过程中的流动权和投入权,这两种权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充满张力(Smith ,2001) 。组织化的劳动和资本都要求国家通过相关法律对劳动时间、工资、劳动保护以及其他方面的内容进行规定(限制或者扩展) ,然后间接地影响双方对劳动投入的控制。相比之下,流动权则是一个具有较强政治意义的维度,雇主希望降低工人流动的不确定性,通过劳动合同来规定劳动期限,明确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以及对劳动供给和流动的限制。正是由于存在流动的不确定性,因此导致企业中出现了曼所提出的“相互依赖”责任,即工人为了获得内部升迁机会而减少转工行为,而雇主则放弃继续在企业外部寻找替代性的劳动力资源,尽可能使用内部现存的劳动力(Mann ,1973) 。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一些企业进行了广受好评的家长制管理实践,试图超越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强化劳动与资本的“相互依赖”责任。

近年来的全球化过程同时伴随着劳动的跨国流动(尤其是技术水平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以及技术水平较低的边缘劳工) 和跨地区流动(例如在欧盟国家内部的劳动力流动或者中国国内的农民工流动等) ,由于这一空间依然为国家和跨国性法律以及社会边界所限,因此工人的流动能力或者流动选择必然会受到种种限制,而且这些限制往往并非他们的个人意愿所能决定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市场的分割和竞争也给工人带来了更大的流动权力——即工人们出于自愿或者为了竞争优势而辞工和流动的能力。

我们在本文中的关注是:劳动与资本在怎样的空间中集聚并共同构建出一种特殊的劳动体制,以解决史密斯所提出的“双重不确定性困境”  换句话说, “哪里”成为跨国劳动过程空间政治的焦点所在。工人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到“哪里”,这既是一个嵌于更加广阔的“地方—政治—经济”框架之中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与国家和地方如何形成劳动储备的制度性安排密不可分的问题。换句话说,当我们将全球化生产的空间特性、国家制度安排以及地方性实践等方面的因素引入对“哪里”这个问题的分析时,我们所看到的将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理论完全不同的一种宿舍劳动体制实践。

四、宿舍劳动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中国由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市场力量、劳动契约、雇主的雇佣自由以及国家的劳动力配置自由等相继出现,但是由于对人口进行控制的户籍体系等传统制度遗留依然存在,因此资本对劳动力的使用与农民工的劳动、生活以及流动等都通过宿舍劳动体制被紧密地扣连在一个具体的生产空间之中。

从宏观层面来看,宿舍劳动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在于它支撑着国家、雇主以及国际产品市场之间的联结,能够让一个流动的年轻打工群体为全球市场提供越来越成熟的劳动力。具体来说,在全球化的中国,农民工的流动同时处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双重作用之下:一方面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给予了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的流动自由;而另一方面出于城市秩序以及资本积累的政治需要,国家依然通过人口流动的政策法规限制着农民成为城市人的自由,农民工不能在城市中生根。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使城市和资本可以获得一支永远可以保持年轻、廉价和新鲜的劳动力队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宿舍劳动体制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与总体性体制传统相互混合的产物。由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居住资格是与其劳动雇佣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一旦劳动合同期满,他们就必须返回农村老家或者找寻下一份临时性工作。这种政治与经济运作逻辑的矛盾,塑造出农民工模糊的身份认同( Pun ,2005) ,并使这个半工半农的群体走向工人阶级化的过程充满坎坷。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中国大量的外资和私人企业的实践中,很难发现曼所提出的为了解决流动的不确定性而存在的“相互依赖”责任,相反,工厂中对待流动更为普遍的实践是,放宽(而不是减少) 劳动替代,提高工人流动率和劳动力更换速度。另外在中国,农民工的流动往往不是通过已经制度化的正式劳动力市场,而是通过广泛存在的家族、亲属以及族群等非正式社会网络来进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人们对雇主的选择并不是一个单纯由个人来决定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或者结构的问题。农民工们通常会跟随他们的同乡,相继进入同一间工厂打工(Lee ,1998 ;Pun ,1999) 。此外,到“哪里”打工(即打工地区) 的问题,同样也受到上述各种非正式社会网络的影响(孙立平,2004 ;黄平主编,1997 ;王汉生等,1997 ;李培林,1996) ,并且劳动力通常会倾向于流入经济较发达地区。

从微观的层面看,宿舍劳动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在于它导致了双重劳动异化过程的产生。一方面,宿舍劳动体制的劳动—生活居住一体化使得工人处于工厂的全面控制下,工人的劳动时间可以被任意而灵活地支配和延长,从而增加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获取,导致劳动生涯被浓缩。宿舍劳动体制与劳动力的高流动性是紧密相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宿舍劳动体制中的劳动力是“灵活的”,但是却不同于强调提高劳动分工灵活性的劳动力形态。相反,工厂可能对生产过程进行大规模分解,以便适应劳动力的高流动性,这些无疑都加深了工人的劳动异化程度。同时,高流动率使得工人难以形成集体谈判的力量,有助于抑制工人提高工资的需求。由于缺乏以劳资双方合意为基础的劳动管理,对工人的控制以建立在罚款基础上的劳动纪律为主,管理往往带有某种强制性。制度性结构对流动空间的限制使企业在竞争中存在机会主义倾向,缺乏对工人进行培训的动力,倾向于使用扣留证件、拖欠工资等非法手段抑制工人的主动转工意愿和行为。

另一方面,工厂对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实行统一控制(居住、食物、出行、社交以及休闲等全部在生产组织中获得) 。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成本被各个企业自行消化(企业总是倾向于控制和压低再生产的成本) 。最重要的是,由于宿舍并非提供给家庭居住,因此劳动力的世代再生产无法从企业获益,其再生产成本依然要由农村社会(主要是其流出地的家庭) 来承担。作为生产体制的一种典范,宿舍劳动体制管治着一群以女性、单身者、年轻人为主的外来工(Andors ,1988 ;Lee ,1998 ;Pun ,1999) 。他P她们离开了家人(尤其是父母) ,告别了以往熟悉的生活习惯(家乡的食物、语言以及周围环境) ,聚集在工厂,并经历工厂的规训对其身体、意志以及行为所进行的同质化重塑(Pun ,2005) 。他们将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里,从而陷入陌生的人群、语言、生活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的全面支配之中。

五、结　论

综上所述,跨国劳动过程的系统性生成物——宿舍劳动体制,在微观而具体的特定生产空间中将资本与国家的运行逻辑重新整合,并将产品的生产空间与劳动力日常的再生产空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资本的经济逻辑在于通过控制劳动力的生产过程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即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劳动与劳动力之间的双重不确定性矛盾,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地进行资本积累;而国家的政治逻辑在于通过有效控制劳动者的流动来达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标而无需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责任。原有的户籍制度与新的劳动力控制体系一起,建构出一种特殊的权力形态,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农村劳动人口进入城市的工厂打工,但另一方面城市却在制度结构上限制了工人阶级化过程的出现,导致他们无法在城市中扎根并形成工人阶级的生活社区。因此,宿舍劳动体制使资本对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全面控制成为可能,这一控制过程最终将促使劳动者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生产过程。

与国内外近代工业史上的各种生产体制相比,宿舍劳动体制更加具有支配性、普遍性,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压低劳动力的生产成本和日常再生产成本,灵活地对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进行操控和利用,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工人的劳动异化程度。可以说,宿舍劳动体制塑造出了中国新打工阶级的一系列重要特征:他们往往是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半工半农的模糊身份决定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停留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

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空间形态,宿舍劳动体制随着全球化生产的去地域化而出现,它将高度抽象的资本空间和特定具体的生产空间联系在一起。它既是一种新型的劳动管理方式,同时也为劳动团结、抗争以及新型劳动关系的出现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在宿舍劳动体制中,跨国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控制与反抗的辩证关系亦将充分表现出来,资本与劳动双方都会有意识地通过对这个空间的控制来强化各自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宿舍空间是非常具体的、嵌入性的。宿舍劳动体制这一独特生产空间形态在跨国劳动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意义亟待更加深入而系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