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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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潘毅、陈航英：世界工厂的世道人间：再谈富士康女工
    潘毅

    [摘要]

    尊严何价 如果不重视结构性因素，而只是像富士康工会那样以为工人去污名化的方式来争取道德高地，都是对工人尊严又一次的践踏。如果跨国资本不支付工人应得的生活工资，国家不创造使工人可以留在城市的条件，各式各样的富士康背景就还将继续上演。

    在充当了三十年世界工厂的中国，资本的权力化和权力的资本化结合得天衣无缝，中国人已经近乎彻底地被资本主导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主导。在这样的世道人间，“毁三观”的事物俯仰皆是，除非足够极端，已不再能成为巷說百物語。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富士康女工成为兼职性工作者，还够格成为一道值得大肆宣扬的“新闻”，喂养公众们的“道德”观，并借以审视和判断一个早已堕落的社会吗 

    最近关于富士康“兼职”女工的报道，即便是媒体的炒作，也不过是今天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的一角里的生活写实而已。让我们感到意外的并不是这样的事实和报道，而是富士康工会第一次像样地站出来说一点“人话”，对媒体的报道进行抗议，好像是要捍卫四十万女工的尊严。但是靠一份指责媒体报道不实的抗议书够了吗 我们想要问富士康工会的是：

    对于日夜生活在富士康围墙里、分秒不停地在流水线上为跨国资本生产最时尚手机的工人们来说，难道情欲比自杀更可怕吗 

    在工人自杀的高峰期，何故没有看到你们发声抗议 

    对于工人的工伤、工资工时、劳动和生活条件等等问题，你们的声音在哪里 

    富士康的扩张

    如要真正捍卫新生代工人的尊严，我们必须先把工人们失去尊严的根源揪出来，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对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中国发展模式和工人阶级的讨论。同样，我们要究根探底，也不能不从微观层面聚焦于富士康这家拥有一百四十万员工的全球电子代工厂。富士康的发展历程，诉说着跨国资本在中国的迅速扩张，以及资本主导时代的来临对百万中国工人命运的影响。

    富士康的名字来源于英文单词“Fox-conn”，意思是以狐狸一般的速度迅速地连接、组装电子产品。自1974年在台湾创立，特别是1988年在深圳建厂以来，富士康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仅在中国，富士康就拥有31个生产基地，日夜不停地为苹果、三星、惠普、戴尔、微软、索尼、松下、东芝、索爱、佳能、思科等世界顶级电子品牌制造产品。自2010年起，富士康的总收入已占全球电子制造产业总收入的50%以上。

    富士康的成功似乎证明了中国在世界崛起，也证明了出口导向模式的创收能力——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情况下。它也验证了全球资本主义正以超乎我们想象的速度进行着资本扩张，一些亚洲资本和国内制造商利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进行密集型加工制造，赚取巨额利润，并迅速成长为全球跨国品牌的分包商或次级分包商。

    这样一种资本扩张的过程，主要是在国家扶持下完成的。尽管在某些方面仍受到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约束，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家属性发生了本质的改变，站在了私有化和商业化的企业运作逻辑一边。这一转变与跨国资本在海外迁移其生产基地的策略不谋而合：国家主动引入资本(尤其是外资);在沿海地区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争相为资本积累创造条件。

    在中国鼓励外资的政策中，富士康取得巨大优势，并且在区域性的竞争中也占尽好处。在中国大陆，富士康的生产基地横跨了四个策略性地理区域：

    1、珠三角：深圳、东莞、佛山、中山;

    2、长三角：上海、昆山、杭州、宁波、南京、淮安、嘉善、常熟;

    3、环渤海：北京、廊坊、秦皇岛、天津、太原、烟台、营口、沈阳;

    4、西部：重庆、成都、郑州、武汉、晋城、南宁、北宁、北江。

    为了能争取到富士康到当地投资，各地方政府争相通过其行政体系为富士康提供大量的土地、基础设施、人才和劳动力等资源。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国家当做祭品献给资本的——在全球资本的权力安排框架下，他们的命运是被确定了的，这里没有给他们留下有尊严地生活的空间。

    富士康雇佣的百万工人群体中，改革开放后出生的80后农村孩子占到了90%。这个新生代打工阶级，构成了当代中国资本累积的沃土。

    进入富士康，他们上的第一课就是，“成长，你的名字就叫痛苦。”这是郭台铭的语录。

    工人阶级的性别化

    富士康的百万工人是新生代工人阶级形成的缩影。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同时也催生了一个由二亿多农民工组成的新工人阶级。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期望和行为方式上有着自己的特点，对工作意义也有着独到的认识。在生活方式上，新生代工人更倾向于个人主义，更习惯于城市的消费文化，承担着更轻的经济负担，对个体和自由有着更多的追求，工作变换更为频繁，更多会采取自发集体行动等等。

    虽然新生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他们却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更加不平等的收入差距，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新生代工人期待自己能转变为能在城市安居的工人，然而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却是有着巨大反差的社会现实。生活在“宿舍劳动体制”之下，他们失去了基本的家庭生活，要么是单身汉，徘徊于城市边缘;要么两地分居、家庭隔裂、儿童留守。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遭遇到巨大的排斥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差使工人感到空虚、沮丧、痛苦和怨恨，而这些情绪则进一步带来工人自我意识的出现并促成他们共同的阶级地位的形成。

    作为“Made in China”形象下的世界大工厂，富士康的用工方式采取了与西方资本主义早期，即工人阶级形成时期的主流方式截然相反的形式，特别是在性别化用工的问题上。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西方资本主义早期，资本家为了扩大对个别劳动力的榨取，以期在投入同样可变资本之下来实现更多的劳动，于是他们渐次地用“用未熟练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未成熟的劳动力代替成熟的劳动力，用女工代替男工，用少年或儿童代替成年的。这一来，他得以同一的资本价值，购买较多的劳动力。”

    即是说，资本积累的过程建立在劳动力过剩的基础上，资本家为了更大限度地使用廉价劳动力而开始使用女工、童工等不熟练工人。而在中国的情境之下，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全然相悖的过程。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工厂大量使用易驯服的且灵巧的女工，形成了我们第一代的中国女工。后来，资本为了完成迅速扩张，修建了超大型工厂，如富士康在深圳龙华厂区的工人数量曾一度达到四十万人。在这样一种趋势之下，中国工厂开始面临劳动力短缺的状态。虽说跨国资本对温顺、勤劳、廉价的年轻女工有着极度的渴求，但不得不吸收越来越多的男工走上工厂的流水线。

    《深圳市2012年第四季度职业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显示，当季度深圳市对男性用工需求为21.32万人次，占总需求的35.26%;女性用工需求为25.02万人次，占总需求的41.36%。但实际男性求职约为19.52万人次，占总比重的54.03%;女性求职约为16.61万人次，占总比重的45.96%。相较而言，男性用工缺口只有1.8万人，而女性用工缺口则高达到8.41万人次(见图表一)。

    　　数据来源：深圳市2012年第四季度职业供求状况分析报告

    这一状况使得富士康员工的性别失调问题极为明显。根据富士康《2012年企业社会与环境责任年度报告》的数据显示，2012年，富士康女工的比例为35.3%;男工的比例则为64.7%(见图表二)。这不是说富士康更愿意招收男工，实则是因为仅仅招收女工已经难以满足资本急速扩张所带来的巨大劳动力需求。

    　　数据来源：富士康《2012年企业社会与环境责任年度报告》

    而与此同时，基于跨国资本最大限度榨取劳动力价值的掠夺性本质，富士康的用工年龄越来越年轻化，其中16-22岁的工人数占到40.8%，23-32岁的占到52.5%，33岁及以上的则仅为6.7%(见图表三)。

    　　数据来源：富士康《2012年企业社会与环境责任年度报告》

    富士康“给的那点工资”

    男工越来越多涌进工厂、女工比重相对减少的状况，将现今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剩男”问题带入到工厂之中。从2010年在富士康厂区调研起，让我们忐忑不安的不单是工人被逼迫走上自杀之不归路，也包括一群精神生活极度空虚的底层男工向我们诉说的“没有钱，工资低，找不到女朋友，娶不到老婆”的故事。这一刻，新生代富士康工人遭遇了中国社会的性别危机。

    今天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出现严重偏差，在2012年就达到了117.70，甚至有部分地区高达130。当男权主义遇上“性化”了的商品社会，很多女孩就连出世的机会也没有了。结果就是，不会有足够的女工留给资本剥削，也不会有足够的老婆给底层的男工迎娶。这个现象将越来越严重。

    《财经天下》周刊的记者看到的只是富士康工业区与性市场相关的各行各业，以及部分女工走上当兼职卖淫的“自愿”选择——为了满足“过剩”男工生理需求而出现了性市场本就不足为奇。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在工厂园区里、在流水线上存在的大量女工被性骚扰的事件。在第一代女工那里，“给玩了，怀了孕”的事情不鲜见，有这样遭遇的女工被踢出工厂，肚子一天一天地涨起来，没有面目回家见父母，结果闹出自杀的事情来。

    如今，社会更加“解放”了，在“我的身体我决定”的意识影响下，女工们已经不再把这样的事看得多么严重，“有了，就打掉嘛，医院就在旁边，几分钟的功夫，几百块钱的事儿”，这种意识是很普遍的。妇科诊所就成为最大的得益者。一进富士康工业区，满眼都是诊所的打胎广告;街上巷尾，随手拿到的都是无痛人流的传单。

    整个社会进一步商品化、低俗化、色情化——女性被呈现为只是性的载体，其他一切的社会属性都被抹杀了。在这种客观条件下，一些女工选择了当性工作者，这是“理性”选择，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真正需要细究的是，为何这一庞大的单身年轻男女群体只能通过这种为“性”服务的方式来满足自身需求呢 原因很简单，这些年轻工人的打工收入根本无法支持其在城市过上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以2013年1月份深圳富士康厂区为例，当月工人的平均工资为2120元，而平均支出约为1647元，月均余额仅为473元。再加上厂区周边物价飞涨，工人以购买力计算的实际收入水平不断降低。于是，打工生活注定是一种永远的飘泊、无根状态。

    当他们走出冰冷的生产世界，掉进一个时尚消费、凸显自我的世道人间之时，纠缠他们的是不能回避的生理欲望和空虚的精神生活，频繁更换性伴侣甚至从事色情业成了对这种尊严缺失的生活的填充。而情与欲，这一切注定是临时性的、过渡性的、消费性的。

    尊严何价 如果不重视结构性因素，而只是站在道德高地上污名化工人，或者反过来，像富士康工会那样以为工人去污名化的方式来争取道德高地，都是对工人尊严又一次的践踏。如果跨国资本不支付工人应得的生活工资，国家不创造使工人可以留在城市中成家立业的条件，工会不代表工人去争取生活工资和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那么，各式各样的富士康背景就还将继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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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潘毅、吴琼文倩、邓韵雪：煤矿工人的“中国痛”
    潘毅

    [摘要]

    国家主义和自由市场主义都是精英主义的产物。它们或者把管理权和社会资源控制在官僚手里，或者控制在资本家手里。结果差不多：管理阶层、资产所有者与劳动者在收入方面拉开很大的差距，后者要付出极大的艰辛和冒着极大的风险，才能在“市场”中求生。他们有着不同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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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很久以前，要发生煤矿事故，人们才会关注到煤矿工人。而现在，即使发生煤矿事故，也难引起关注，存在的，最多是一串冷冰冰的伤亡数字。

    他们已经被遗忘。

    2013年7月下旬，我们来到了黑龙江龙煤集团下属的双鸭山矿区，一个无人问津的矿区。当我们冒着淅沥的小雨走进矿区小城时，看到有一座写着“矿工万岁”的石碑，在矿区办公楼前耸立。

    双鸭山矿区鼎盛的时候，有近7000名工人。如今，产量减少，矿区职工已不足5000人了。工人告诉我们，矿已挖至第三层，再过20年这个矿就会挖空了。

    龙煤集团成立于2004年，现有26.6万员工，是中国500强企业，下设9个子分公司。8年多来，这里矿难不断，事故人数最多的一次，死了171人。

    在事故中死亡，只是煤矿工人命运最极端的一面。它无法涵盖矿工生活的全部。他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面对工资低、工时长、压力大、工伤频发、职业病隐患等大大小小的挑战。这个群体，承受着今天的“中国痛”。

    跌入底层的矿工

    凌晨4时，北方的天空已经泛白，远处的矿山冒着烟，许多人还在睡梦中，一名矿工的一天，早已和曙光一起开始了。

    我们来到煤区工人常师傅家中，常师傅40出头，中等身材，白净的面庞时常挂着质朴的微笑。他是一家3口唯一的经济支柱，妻子没有工作，女儿17岁，刚到哈尔滨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读书，每年的学费、杂费、生活费加起来2万多元。为了这个家，他只能选择拼命工作。

    常师傅和许多经济条件差的工人住在棚户区，这里垃圾随处可见，马路全是泥巴路，晴天走过一身灰，雨天走过一身泥。一个10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子里挤下三四户人家，没有集中供暖，上千户人家共用两个厕所。

    6时，一阵手机铃声响起，说矿上有急事缺人手。常师傅的妻子赶紧从蒸锅里取出两个馒头，这是他在井下8个小时所有的食物。妻子一边送他出门，一边叮嘱他注意安全。

    常师傅每天下井前，在段长带领下和工友高声宣誓：

    “我宣誓，为了企业利益，为了家庭幸福，我坚决做到：牢记安全理念，搞好自主保安，绝不违章作业，视安全为生命，视隐患为天敌，平安完成当班任务，用忠诚和良知确保人矿平安。”

    上午7时，一部车将已完成井下8小时工作、满脸煤灰黑黢黢的工人送上地面， 另一批面庞白净的工人火速上了车，这个车子把他们送到地下700米的工作面，开始下一个8小时的工作。这白着脸进、黑着脸出的黑铁人形象，简直成了煤炭工人的标志。

    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很多下井的工人都没有带食物，只有小部分工人像常师傅一样带了馒头、面包。年长的工人告诉我们，矿下环境阴冷潮湿，充斥着煤灰和可燃气体，他们常常自嘲自己是“三块板加一块肉”，吃喝拉撒都在两个侧板和一个顶板间小小的空间，一切都很不方便。

    这样的工作，一周7天，没有休息，每天三班倒，7时~15时，15时~23时，23时~7时，每10天换一班。一天下来，升降矿井各需要一个小时，再加上淋浴，矿工们工作超过10小时，有的会达到12小时。大部分工人每月工作时间在28天到30天之间。周六日工作没有加班费，遇到节假日上工才会有两倍工资。

    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之下，以2013年6月为例，矿区月产量达到18万吨，采这些煤所花的机械、人工等总成本为5758万元，其中有1411万元用于支付员工的工资。以最新一期环渤海动力煤均价报592元/吨来计算，矿区这月产煤的总价应该有1亿多元。工人的工资支出不到煤价的1/10，工人报酬之低可见一斑。

    井下一线作业工人，即采煤、掘进等工人工作辛苦、危险度高、劳动强度大，工资相对高一些，平均达到5000元;但像常师傅这样的井下二线作业工人，平均每月才3000元左右。若是井上的辅助工种，如搬运、检查、记录等，每月工资就只拿到1700元左右了。作业工人执行的是计件工资，段(队)长执行的是和段(队)生产任务挂钩的岗位绩效工资，井区长执行奖励工资加岗位绩效工资，矿长执行的是年薪制。

    近10年，大部分国企都难逃改制的命运。龙煤作为新成立的大型国企，虽然侥幸逃脱，还是被抛到了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市场经济，往往是利润挂帅，至于劳动者的权益，与利润无关，自然容易被忽视。

    主体性早已不再

    1980年代中期，李师傅中专毕业，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怀着对国企煤炭行业的憧憬来到了小城，对此他感到幸运，不断强调着“那时机会好，赶上好时候”。

    快50岁的李师傅参加工作20多年，和矿上的其他工人一样，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这种“显老”是有原因的—呼吸的是充满煤灰的空气，喝的是从矿井里抽出经过简单净化就送到居民家中“有股怪味”、“浮层油”的水，吃的是掺杂煤渣的土地种出的蔬菜，再加上辛苦的劳动、长期在井下工作时空腹……这所有似乎“慢性自杀”的生活方式，工人每天都在这里重复，怎能不加速衰老呢 

    李师傅见证了2000年至2010年煤炭行业“黄金年”的历程—全国煤炭工业总产值由1513.28亿元增加到了22109.27亿元，增幅达14倍;2011年12月，煤炭开采和洗煤行业的销售总收入达到3.62万亿元，总利润4342亿元，达到了历史最高纪录。

    随着经济危机对煤炭行业的冲击，2012年以来，煤炭价格不断降低，环渤海动力煤报价从最高时的853元/吨跌至现在的不足600元。钢铁、电力等需要煤炭的行业都在萎缩，煤炭产能过剩，价格不得不下降;同时，受国内、国际煤价倒挂影响，煤炭进口快速增加，中国原产煤在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煤炭行业一蹶不振甚至亏损似成必然。

    最近，传说龙煤要减员，这让李师傅感到非常担忧。他说，他要是没有了工作，一家4口只能喝西北风了。

    有了工作又如何呢 每天都要面对危险。

    煤炭本身就是高危险的行业，每位工人都经历过或大或小的事故，最常发生的是顶板松塌。近几年，煤层越挖越深，顶板也越来越不牢固，即使安全措施到位，顶板也有可能塌落。顶板一旦有哪怕一小块地方松动，煤渣就会像高压水枪一样被射出，若是松动的地方较大，或者被砸到了胸部、头部，后果会非常严重。

    走进宿舍区，我们遇上矿难工人的妻子小丁，患有血癌的她右腿缠着厚厚的绷带，举着一双拐杖在小区里艰难挪步。她丈夫小孙是矿上的掘进工，两人婚后花了6万元买了一套房子，不久，小丁便怀孕了。一切本应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但是，今年7月5日凌晨，因为前一班的残炮没有清理干净，小孙和另一名工友小文在开掘时，残存的雷管突然爆炸，两人当场受伤。现在，两人的眼睛只能是“尽量保住”了，终身失明已是不可避免。坚强的小丁留下了眼泪，她说：“不知道俺这个孩子要送给谁养，能不能长大呢。”

    同时受伤的工友小文今年只有24岁，家庭也很拮据，新婚妻子刚怀孕两个月。

    在小丁家中，时不时有邻居来看望她，或是给她送来一些吃的东西和日常用品。邻居们不断说，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小丁一家。在她家有困难时，我们看到的是邻居们首先出手相助，经常过来嘘寒问暖，送吃送喝。

    不同于当下城市商品房小区里谁都不认识的孤立生活形态，单位社区，这一老国企工人传统居住的方式，在小丁夫妇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们极大的帮助和支持。邻居们都是10几20年住在一起的，彼此间非常熟悉，形成了一个互帮互助、紧密、稳固的社交圈;而相似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进一步增强大家的社区认同感。

    可以看出，单位制社区还是过去的社会主义的重要遗产。

    被决定的命运

    访谈结束后，李师傅带我们到小城的中央公园散步。公园主干道旁摆放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向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煤矿工人致敬”之类的雕塑。公园里花木盆栽都是10几年前的样式，这一切既在诉说着这个小城曾经的辉煌，也在表达着它如今的落寞。

    公园里散步的工人许多拄着拐杖，腿脚似乎都不太方便。矿里上了年纪的人大多患有风湿，对此他们有一套解释：“矿里潮湿，很多地方都有积水，同时风又很大，我们下井时穿着棉袄，但干起活来身上出汗，毛孔张开了，一些工人把棉袄脱下来，风灌进了毛孔，这样就得了风湿病。”

    一位60多岁的大爷过来和我们聊开。他是李师傅的老同事，现在已经退休了。一直咳嗽的他，从事井下工作30多年。井下工作面到处弥漫着煤灰、粉尘和有毒气体，而且几无保护措施，粉尘直接吸入，再加上年轻时和很多工人一样爱好吸烟(这也是他们唯一消费得起的消遣)，咳嗽很正常，没有像几位工友一样患上矽肺就比较幸运了。在这里，和许多工人说话都要大声喊，听力损伤也是非常明显的。工友们说，井下环境较封闭，机器运转的巨大声音被进一步放大，而他们又缺少听力保护，老来听力自然不给力了。

    在我们的走访中，每个煤矿工人都在矿难的巨大阴影下过着拮据而艰苦的生活，工作环境恶劣，工作强度大，工资低以及工伤与职业病的频发，使得曾经风风光光的国企煤炭工人，现在沦落到在基本生活线上挣扎的窘境。

    他们是弱者。他们和中国社会底层的其他弱者一样，其命运，很大程度上是被别人决定的。

    金融风暴后，对煤炭等国有企业的抨击不绝于耳，而针对性地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家主义，即强化国家控制，进一步干预甚至垄断基础行业，如煤炭、电力、石油、钢铁、铁路等;另一种则是自由市场主义，即强调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主张依靠自由市场，通过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打破垄断，为民间资本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然而，无论是让煤矿工人“回归”国家，还是被抛入市场，没人去听他们的声音，并且尊重他们的“选择权”。经济上的民主权利的缺失，正是破译他们命运的密码。

    国家主义和自由市场主义都是精英主义的产物。它们或者把管理权和社会资源控制在官僚手里，或者控制在资本家手里。结果差不多：管理阶层、资产所有者与劳动者在收入方面拉开很大的差距，后者要付出极大的艰辛和冒着极大的风险，才能在“市场”中求生。他们甚至在生活方式上也在不同的世界，有着不同的梦。

    访谈过程中，一名在煤矿工作了36年的老工人告诉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前，矿长的工资为99元，而井下工人的工资是47元，二者的差距只有两倍，矿上领导和工人吃住都在一起，生活待遇没有明显区别。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工人工资增长缓慢，煤矿管理阶层的工资却迅速提高，且有了专门的食堂和住房，甚至连喝水、吃饭都有了阶层属性。很清楚：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产权所有制本身，而在于小部分人垄断了“国有制”，其实质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寡头私有制。

    今天，分别站在国家和资本的立场上，关于“改革”的各种方案，仍然灵魂附体于经济制度和政策的设计中。煤矿工人的命运困境，仍是沉重的社会命题。

    (本文作者系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和她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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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潘毅：性、资本与权力——中国性别危机的到来
    潘毅

    [摘要]

    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让女性身体性化、商品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女性的身体不仅服务于男权，同时被资本所掌控。一个只代表色与欲、只为取悦男性而存在的身体如何发展出主体性 一个不具有主体性的身体是否可以被称作“人”，从而获得“人”所应有的尊严 
    连续曝光的校园性侵事件引发针对师德的争论，也有学者说，这也是多年来相关法律未能落实的结果，还有人觉得，性侵幼女还是中国男人的处女情结作祟，淡化男人的处女情结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性侵幼女事件的发生。必须看到的是，性侵幼女案只是中国社会性别危机的一个缩影，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让女性身体性化、商品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女性的身体不仅服务于男权，同时被资本所掌控。凸显性感身体的女明星照片登上各类娱乐杂志封面，报纸、电视肆无忌惮地充斥着丰胸、瘦身、美白广告，互联网上不分级别的情色照片更是泛滥成灾。性感，成为女性美的唯一标准;性欲，更是被金钱不断地利用、生产和再生产，然后“服务”于有权有体面的男性。

    今天，我们的社会冒出了一些时髦的词汇：个体自由、性解放、性跨越、性主体、我的身体我的情欲我选择，乍看都酷似女性主义的性革命话语;但是，试问，一个被物化的身体，一个被切割成胸、腰、眼、唇、手、臀、腹、腿的身体是否可能有个体、有自由、有解放 一个只代表色与欲、只为取悦男性而存在的身体如何发展出主体性 一个不具有主体性的身体是否可以被称作“人”，从而获得“人”所应有的尊严 对女性人格的任意践踏与侮辱，事实上是性侵事件如此频繁发生的社会根源，而广告、互联网和传媒，在资本为上的同一天空下运作，同样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不挑战性、资本和权力这种天衣无缝的结合，我们如何讨论性别自由 

    至今，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父权社会。中国性别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就是连续多年的男女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当父权主义遇上“性化”了的商品化社会，我们的女孩就连出世的机会也没有了;超生，往往就是为了生到男孩为止。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男婴出生数/同期女婴出生数×100)从1990年的111.36增长到2012年的117.70，其间最高曾超过120，而在某些省份出生性别比甚至达到130，远高出联合国明确规定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102-107。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据估计，2020年中国将出现3000万-4000万“光棍”，而数量如此庞大的“光棍”群将引发一系列与婚姻压力相关的问题：“娶妻难”;买卖婚姻现象会加剧;性市场将进一步扩张。社会学家布迪厄写过一本小书《单身者舞会》，讲述法国农民阶级男性找不到老婆，无法成家立室，他称为“被禁止的再生产”，这是一个性别比例失衡被阶级结构扭曲的现象。今天，中国的底层男性将面对同样的困局，而我们的女性，不用说“再生产”，就连基本的生命权利都给剥夺掉了。

    所以，媒体常常叨咕的“剩女”是个伪问题，“剩男”才是需要严肃面对的真问题。然而仔细考察所谓的“剩男”，我们发现存在一个阶级问题。一方面是“小三”的大量存在，另一方面是“屌丝”们的集体自嘲。掌握着社会、文化以及政治资源的男性是婚姻市场的宠儿，不会遭遇任何“婚姻压力”。而那些底层的，尤其是农村、不发达地区的男性才是婚姻竞争中的失败者。压力之下，他们将目光转向反抗能力较差的弱势女童则毫不令人奇怪。不久前，我们还在惊叹印度社会的强奸事件，害怕今天的印度(同样是性别失衡，底层找不到老婆)，会是明天的中国，事实上，中国的性侵案件已经在频频发生。

    1949年以来，国家通过立法以及宣传、动员，中国女性的整体社会、经济地位在短时间内有了显著提升，使男女平等不仅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也是多数人日常践行的生活常态。不幸的是，伴随着中国30年的市场化改革，社会主义平等理念的淡化，过去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如今越发严重，如同工不同酬、劳动性别隔离等。而原本已经消失的社会问题，如卖淫，却又卷土重来。如今，中国男女两性间无论是在经济收入、劳动分工还是社会、文化资源的占有以及政治参与，都存在很大差异。再加上社会进一步商品化、低俗化、色情化———女性被呈现为只是性的载体，诸多社会属性被抹杀，我们距离女性独立、自主、解放的路途越来越遥远。

    (作者潘毅系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刘亚系香港理工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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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潘毅、许怡：垄断资本与中国工人——以富士康工厂体制为例
    潘毅

    [摘要]近段时间以来，警惕跨国资本，加大劳工保护的呼声渐涨，人们开始更多地反思资本的破坏面，希冀在更好地利用它的同时，减少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作者以富士康为例，通过深入调查，发现当前的这种新型跨国资本正在生成一种“逐底竞争”的全球工厂体制和一种军事化的管理模式，

    美国《时代》周刊在2009年曾经把中国工人评选为年度群体人物，该刊编辑评价中国工人为“领导世界经济复苏”、“点亮人类前景”的功臣。然而，新生代的中国农民工，似乎越来越看不到自己的出路。一直以来，普遍的观点是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由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过程——改革开放后，国家通过鼓励外资和对外开放政策，建立了全面依靠合资或外资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这种以依靠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发展模式，区别于东欧的转型市场或者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模式，虽然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普遍性的社会不平等，尤其是导致了工人群体的困境。

     

    当然，这种宽泛的理解需要通过对跨国企业的FDI在一个具体行业或者企业发展及演变成行业寡头进行深入的分析来印证。富士康以其扩张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堪称跨国性制造业中的传奇，对于研究跨国资本扩张的现象极具代表性和重要性。本文以富士康这个具体的企业为例，尝试考察国家在跨国垄断资本出现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种跨国资本对工人状况的形成所带来的影响。

     

    富士康：全球电子代工厂

     

    富士康隶属于鸿海科技集团，是专业从事电脑、通讯、消费电子、数位内容、汽车零组件、通路等6C产业的高新科技企业。自1974年在台湾肇基，特别是1988年在深圳地区建厂以来，富士康迅速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子代工厂，为世界顶级的电子品牌制造产品，如苹果、惠普、戴尔、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和三星等。富士康的名字来源于英文单词“Fox-conn”，其意义是以狐狸一般的速度迅速地对电子产品进行连接、组装。据预计，到2010年，富士康的总收入将占全球电子制造产业总收入的50%以上。

     

    富士康的发展和演变成为工业领头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1988年，得益于中国的吸引外资政策，鸿海集团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大陆的第一个生产基地——富士康。在早期的生产阶段，富士康仅有150名工人，中、高层管理人员均为台湾雇员，他们对大陆干部或者工人非常不信任，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和企业文化更是臭名昭著。第二阶段是在1990年代富士康迅速扩张的阶段。得益于大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富士康为了满足日渐多样化和数量激增的生产线，开始吸纳大陆籍员工进入管理层。随着生产基地的不断扩大和行业声誉的提升，富士康持续地集中发展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生产基地，而当地政府也为其提供大量的土地资源、良好的交通运输和其他关键的基础设施。

     

    富士康最为独特的是它发展的第三阶段。自2000年以来中国提倡西部大开发的发展策略后，富士康通过并购其他公司和在大陆各省份扩建生产基地、搬迁等举措，构建了它的垄断型资本的角色。2010年后，通过并购中小型电子厂和优化内部生产链条(从筛选原材料、采购零部件到最后的产品组装)，富士康已经成功地打败了大多竞争对手并获得顶级品牌和零售商的生产订单。目前，富士康仅在中国就拥有31个遍布各地的生产基地，而其在深圳的工业园区作为旗舰基地已拥有超过50万名员工——8倍于全球第二大电子制造商伟创力(Flextronics)在广东珠海的生产基地。富士康在其他城市的生产基地也属巨型，通常拥有数万到数十万的员工。富士康的其他潜在对手，如星力达(Celestica)或捷普(Jabil Circuit)则远远被抛在了后头。

     

    2003年以来，这家台资企业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商，其总收入更是在2008年达到前所未有的618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556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额的3.9%(Foxconn Technology Group, “CSER Annual Report 2008”)。尽管在近期的经济危机中，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电子产品订单减少，但是富士康2009年的总收入仍然有593亿美元，销售额与2008年相比只有4.1%的轻微下滑(Fortune, 2010, “Global 500 Companies: 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Rank 112.”)。当全球投资者和客户重获信心的时候，富士康也获得了新的生产订单并且赢得了惊人的收益。2010年，富士康在前9个月的同比增长已达60%，全年总收入为791亿美元——甚至高于其客户，如诺基亚、戴尔等。

     

    富士康宣称2010年在全球范围内雇佣了100万劳动力，超过90万的劳动力分布在中国大陆，而当中的85%均为来自农村地区的“80后”年轻人(参见《中国青年报》2010年5月20日)。在富士康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是新一代“80后”农民工成为新的打工阶级，同时也伴随着他们遭遇各种痛苦的过程。

     

    国家的角色

     

    富士康的成功证明了中国在世界的崛起，也证明了出口导向模式的创收能力，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也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它也验证了全球资本主义正以超越我们想象的速度进行资本扩张。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背景下，一些亚洲资本企业和国内的制造商正迅速成长为西方跨国品牌的分包商或次级分包商，利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进行密集性加工制造，赚取巨大的利润。这样一种资本扩张的过程主要是由国家扶持的。在一些西方分析者看来，中国国力强盛，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仍然能够引导全球经济复苏和继续创造经济奇迹。但是，在大多数农民工看来，当他们的基本权益被侵犯时，当他们急需国家的保护时，地方政府经常很难有作为。

     

    富士康在利用中国鼓励外资的政策中占据很大优势，并且在区域性的竞争中也占据领先地位。在中国大陆，富士康的生产基地横跨了四个策略性地理区域：

     

    1.珠三角：深圳、东莞、佛山、中山;

    2.长三角：上海、昆山、杭州、宁波、南京、淮安、嘉善、常熟;

    3.环渤海：北京、廊坊、秦皇岛、天津、太原、烟台、营口、沈阳;

    4.中西部、西南部城市：重庆、成都、郑州、武汉、晋城、南宁、北宁、北江。

     

    各区域的地方政府为了与富士康建立策略性合作而相互竞争，争相通过其行政体系为富士康提供大量的土地、基础设施、人才和劳动力等资源。在提供土地资源方面，2009年7月，四川省政府及成都市政府派出代表团前往富士康在台湾的总部，双方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当地政府官员承诺将为更多的产业转移到西部去提供便利。成都高新区的一名官员曾说：“为了得到富士康的投资，过去五年我们进行了多次的谈判协商。对于我们成都而言，能够竞逐成功拿到这次投资真是不容易。”(China.org.cn, 2009年10月28日, “Cities Vie for Terry Gou's Money.”)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市政府在2000年初就为富士康提供了大片的土地，修筑好的公路和其他免费的基础设施，包括光纤电缆、水、电力、燃气设施，从而大大强化了富士康的生产能力。基础设施支持方面，武汉市政府也为富士康提供了一段13公里的专用铁路。2007年，富士康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建立了一个预计10万人的生产基地，以 “光谷”闻名，专门生产台式电脑、数码相机以及游戏机。另一个出名的例子则是重庆市政府在2009年将机场的跑道扩建400米以满足富士康在当地增长的运输和物流的需求。

     

    2010年8月，富士康开始在河南郑州筹建生产基地。当地一名政府官员公开表示：“我们为富士康在郑州落户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比如给运输设备和建材专门开通了一条特快铁路。”(Xinhua, 2010年8月2日, “New Foxconn factory in central China begins production with hope of peace, prosperity.”)富士康已从当地政府租用了一座可供10万员工使用的翻新的厂房和宿舍，而政府同时也划定了一片土地供富士康建设一座长久的生产基地，其规模可容纳30万员工。第一阶段的工程将覆盖133公顷。(Xinhua, 2010年6月30日. Xinhua insight: Foxconn's inland moving a win-win solution.)

     

    得益于国家所提倡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富士康迅速利用了优惠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甚至是通过政府职业培训项目所培训出来的大量的技术型和非技术型劳动力。省级和市级的政府部门也积极地动员农民工或职业学校的学生前往这些企业工作、实习。由此产生了“学生工”现象。所谓“学生工”，即是通过“工读结合”，以学生的身份被雇用，法律上称之为“实习生”，但并不享有劳动法赋予的保障。由地方政府协调所提供的人力资源大大降低了企业的雇佣成本和培训成本。例如，河南省通过教育及相关部门下达行政命令，鼓励职业学校与富士康进行合作——2010年暑假，约有10万名在校学生被派往深圳富士康实习。(China Daily, 2010年6月26日, “Students ‘Forced’ to Work at Foxconn.”)在重庆，119家职业学校承诺将学生派往富士康实习。(People’s Daily, 2010年6月29日, “Foxconn Mulls Move Northward.”)通过职业学校所提供的稳定而又廉价和高素质的劳动力，既能缓解沿海企业劳动力短缺时的燃眉之急，也为即将在内地投产的企业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但在所谓的工读结合计划中，地方政府并没有严格地规范企业使用学生工的行为。根据现有的实习生条例，学生工并不能得到足够的保护;而学生身份又致使他们不被法定的劳动关系所认可，也因而不受劳动法律法规的保护。学生工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提供了极其廉价、弹性和顺服的劳动力。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富士康的垄断地位是近些年来通过与地方政府的深入结盟和资本积累所实现的。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吸引富士康来建厂提高当地经济增长而彼此竞争，为之提供极其诱人的资源和条件。而由富士康所连接的电子加工网络也因此迅速地在内陆扩张。

     

    富士康生产体制与新生代农民工

     

    富士康最大的工业园区——深圳龙华园区，拥有40万工人。这个2.3平方千米的工业园包括：工厂、宿舍、银行、医院、邮局、消防队及两辆消防车、电视网络、教育学院、书店、足球场、篮球场、田径场、游泳池、超市和数家餐厅。该主园区拥有一流的生产设备和“最佳的”生活环境，呈现了一个高度复杂的组织架构和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为了可以对生产体系集中化控制，龙华园区设置了11个事业群。各个事业群独立运作，每个事业群下面又分为6个级别的架构：事业群—事业处—事业单位—部/课—生产线。具体的生产任务均被分配到生产线上，生产线上的工人则被要求以“最佳速度”来提升产量和缩短交货时间。这一系列的要求均通过严格的管理方式和评价基准来实现，从而形成了富士康独特的军事化管理模式。

     

    军事化管理模式

     

    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模式从工厂大门设置即可窥见一斑。当工人刚进入工厂的时候，绝对的服从是员工们必须学会的第一条纪律。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曾说，一个领导者必须有“独裁为公”的坚定信念。在他的管理下，富士康在深圳的龙华园区俨然是这个城市中的另外一座“紫禁城”，而公司的管理层和保安们则如同管制这个紫禁城的官员和警察。在这里，厂方雇佣了数千名保安以维持内部秩序。在富士康所有的厂区，都实行全面的封闭式管理和监视。每个厂门24小时都有保安把守，工人需要工卡才能进出工厂。工人被要求接受各级门岗、警卫的监督。此外，工厂几乎所有的公共和工作区域都设有摄像头监控。工厂内部也严格区分，每一处厂区也都设有门禁。即使是在同一栋厂房，不同的事务处之间的工人也不准相互往来。

     

    军事化的管理方式被用于对工人生产过程的控制，意在把工人训练成服从纪律的劳动者。在富士康，绝对的服从是员工们必须学会的第一条纪律。郭台铭有一条著名的语录：“走出实验室就没有高科技，只有服从的纪律。”服从的文化通过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被建立起来，而这种服从是以高度的层级化来进行的。下级对上级必须绝对服从，这种层级区分由下至上分别是：普工—储备干部—全技员—线长—组长—课长—专理—副理—经理—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由此形成了富士康高度集中化和层级化的管理特征。

     

    在富士康的金字塔管理模式下，冲突和矛盾往往集中在底层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线长一级的人员承受着最大的压力，为了完成生产的产量，他们也大多采用严苛的方式对待工人，而很少顾及工人的感受或者压力。最常见的管理手段是当众责骂或者让工人写检讨。因此，工人处在整个金字塔模式的最底端，未能受到尊重和人性化对待。工人把富士康的管理方式称为“人训话管理”而非“人性化管理”。工人深知他们所加工的是昂贵的名牌电子产品，不容出错。一名在杭州厂区的受访工人因为给生产的手机漏锁了一颗螺丝，被罚抄总裁语录(如“环境严苛是好事”)300遍。我们的调研数据显示，38.1%的工人表示曾有过被管理人员或保安限制自由的经历;54.6%的工人在不同程度上对工厂制度和管理感到愤怒;16.4%的工人表示曾有过被管理人员和保安体罚的经历。“管理严格”、“非人性化”是工人描述对富士康的印象时最常使用的词汇。

     

    富士康深圳厂区每月7%~8%的员工流失率也许可以视为工人们对这种不尊重个体和超负荷工作的一种反抗。严苛的劳动过程也导致了劳动异化和剥削，即使是对那些年仅16岁到18岁的未成年学生工也不例外。尽管教育部门规定学生实习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每天8小时，富士康的学生工和普通工人一样，仍被强制超时加班。

     

    工资和工作时间

     

    2010年5月以前，富士康仅支付普工900元的每月基本工资，也就是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由于基本工资难以维持工人的生活所需，工人每月不得不加班高达100个小时以获取加班费，加班时数接近中国《劳动法》(第41条)所规定的每月最高加班36小时的3倍。

     

    2010年5月，随着“连环跳”事件的压力以及各地政府调整最低工资的举措，富士康把深圳地区的普工基本工资增长至1200元。然而相对于物价和房租各方面的增长，工人依然需要通过长时间加班来获取加班费。调研发现，工人约42.3%的工资来源于加班费。

     

    2010年7月，富士康对外界宣布会再次加薪，从当年10月份起将普工的基本工资调整到2000元，加薪范围至少覆盖85%的员工。调研组分别于10月初、11月下旬两度回访深圳地区的富士康工人，10月初的回访发现绝大多数的工人并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加薪的正式通知。而11月的回访则发现仅有一部分工人实现了加薪。加薪的条件包括：“必须进厂至少半年以上”，“必须通过绩效考核和文化考试”，“每个部门有一定的指标，就算进厂满半年了也要轮候”等。对于进厂不满半年的员工、学生工(不管工作年限)，以及从富士康的其他厂区分派到深圳厂区的员工，他们并不享受同等的加薪权利。

     

    生产强度和工作压力

     

    在2010年5月第一次加薪后，加班时间缩短了，但工作强度较以前增加了。尽管工人尚未从言过其实的加薪中获利，对大多数工人而言，更繁重的生产任务和工作强度却已经开始了。

     

    在富士康最大的厂区龙华园区，2010年9月的生产旺季，每天生产大约137000部iPhone，每分钟生产超过90部。富士康的测速部门和生产管理部门以秒来计算工人完成每道工序的时间，并以此安排工人的生产量。如果工人可以完成一定的产量排配，那么第二天就会增加，当工人适应后，又再一次增加，一直达到工人能够承受的极限。昆山厂区的一组男工说道，“我们一分钟都不能停，我们做得比机器还快。”虽然富士康规定工人每工作两小时就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但是一些生产部门规定没有完成生产排配的话就不允许休息。

     

    富士康的客户不断要求代工厂尽可能快地生产从而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例如，由富士康代工的苹果公司的iPhone系列不断推陈出新，客户要求尽快把iPhone4白色型号推出市场，以跟上黑色型号的供应和销售。客户对于生产效率和质量的要求使得代工厂商持续地给工人施压，各式电子零部件就在24小时不停运转的流水线上组装完成。在富士康车间的墙上贴着这样的海报——“重视效率，分分秒秒”;“目标达成，除非太阳不再升起”;“魔鬼都藏在细节里”。

     

    工人们普遍被安排在固定的座位或者站位，每一班持续工作10小时至12小时，其强度之大、时间之长可能造成工人身体及心理的伤害。例如武汉厂区一名受访工人对访谈人员说：“我们线上干的是打蜡钉的活，女生都干不来。蜡钉枪有好几斤重，一天干下来肩也痛、胳膊也痛，手都抖个不停。”通过问卷和访谈，工人的不满和抱怨大多集中在：繁重的生产任务，高温、噪音、粉尘等工作环境。由此可见，工厂对于职工安全的保护是非常不够的。

     

    车间的生产线之间，组与组之间也是充满竞争的。在一个车间里，通过对各生产线进行评级以考评各线的生产效率、是否完成任务、是否有人迟到早退等，从而决定各生产线的奖金。一些基层管理也会通过给工人设陷阱以测试工人是否在认真工作，比如说拿走产品的一个小零件，如果工人没有发现这个问题，那么整条生产线的人都会集体受罚。在一个如此纪律森严的工厂，压力自上而下层层下压，处在最底层的工人承受着最大的压力。

     

    孤独感和碎片化的生活

     

    富士康为其工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生活设施诸如集体宿舍、食堂、洗衣服务以及其他娱乐设施，然而这些配套齐全的生活设施，实质上是为了将工人的全部生活融入到工厂管理中，从而服务于“即时生产”的全球生产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工人的生活空间仅仅是车间的延伸。吃饭、睡觉、洗衣等工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像流水线系统一样被安排好了，其本意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工人的日常所需，而是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短的时间实现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从而满足工厂生产的需求。实际上，工人难以获得真正的休息——不同部门的工人被安排到了同一间宿舍，而日班和夜班的不一致使得工人们的休息常常被干扰。另外，随机的宿舍分配制度也破坏了工人现存的社会关系网络，阻碍了工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在这样孤独和流水线般的生活空间，工人丧失了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

     

    从劳工控制的角度而言，这种厂房—宿舍相结合的生活环境意味着生产与劳动力的再生产均在一个自足的、全方位的地理区域完成。它通过对劳动力便利的地理操控，便于实行强制加班、拖班或者临时安排加班，从而满足弹性生产的需要。这样一种社会空间的安排强化了厂方管理的领域，对于工人的控制从生产车间延伸到了日常生活空间。因此，工人同时面临车间内与车间外的、工作与生活并存的双重压力，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很大程度地被剥夺了。

     

    在调研中，我们探访了“连环跳”事件中的其中一名存活者——田玉。在深圳龙华人民医院，这名17岁少女已经半身瘫痪，终日躺在病床上。和所有的普工一样，田玉的工作无聊到令人窒息。她在富士康工作的一个月，就在流水线上负责目检，也就是检查产品上是否存在划痕。有时候还要被线长责备做得不好，做得太慢。在宿舍里，其余的室友均来自不同的事业群或部门，彼此都不熟，关系也比较冷漠，没有人有多余的时间去关心别人。2010年3月17日，在工作了30多天后，田玉忍受不了这种无助和绝望的状态，从四楼的宿舍跳下。她曾回忆这段经历——“我工作的第一天就迟到了。那里太大，我迷路了，所以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车间……在工作了一个月后，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其他人都拿到了工资卡，我没拿到。我问线长，线长说我的工资卡在观澜厂区。我去了观澜厂打听，但是又被那些人像踢皮球一样被不同办公室的人踢来踢去……最后我还是没有拿到工资卡。我身上没有钱了，走了一个多小时，从下午走到傍晚才回到龙华厂区。”愤怒又绝望的田玉第二天早上就选择了自杀这种极端做法。

     

    在富士康，工人们缺乏寻求援助的渠道。我们了解到工会并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高达32.6%的被访工人不知道富士康有没有工会甚至以为没有工会;84.8%的工人表示自己没有参加工会，参加工会的工人仅为10.3%。我们也了解了工人对工会的看法，较普遍的回答是“没听过工会干了什么的”、“工会和公司是一体的”等。由此可见，工会并没有成功地监督工厂的运作，维护工人的权益。更糟的是，一些工人甚至以为工会就是人力资源部的一部分。作为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富士康工会完全忽略了自己的职责，也丧失了它应有的声音。

     

    结论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国家的积极扶持下成长起来，并成为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这对中国工人而言并非是充满希望的。在积极介入经济全球化，以GDP为目标、支持外商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工业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的是地方政府在社会和劳工保护方面的缺失。尽管国家在劳动立法方面扮演着相对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效果仍然是非常不够的。地方政府追逐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绝不亚于富士康为追逐全球制造业市场让工人所承受的代价。

     

    富士康的例子对于研究跨国资本扩张的现象具有重要性和典型性，因为它的扩张速度和规模在国内外都无人能及。我们强调这种新型跨国资本的出现生成了一个“逐底竞争”的全球工厂体制和一种军事化的管理模式，正是这种体制和模式造成了新一代农民工的困境。富士康作为跨国品牌的供应商，必须与对手在价格、质量和交货时间等方面相互竞争。为了获取客户的订单，富士康只能尽量降低成本以维持其竞争力，而低利润里的成本也就被转嫁到了生产线的工人身上。因而也形成了一套高度集中化和科层化的生产管理体系。

     

    在拥有百万生产大军的富士康“紫禁城”中，工人们只能拼命地工作，服从不断提高的产量安排。由于地方政府不能切实地落实劳动法律，类似富士康这样的用人单位才能堂而皇之地忽视超时加班等规定，从而满足全球即时生产体系的需要。通过“科学”方式所实现的非人性管理带给工人的压力是巨大的;劳动的异化，社会支持的缺乏更为普遍。当这些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新生代工人身处于“一流”的富士康车间与宿舍环境中，他们却似乎更加焦虑和孤单，别无选择。而自杀则是农民工在多种经历中的最极端和无奈的表达。

     

     

    (作者单位：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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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富士康跳楼事件看中国——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潘毅

    [摘要]
    主持人：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全球化与社会发展论坛”的第二期。“全球化与社会发展论坛”是由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由院研究生会承办的一个学术论坛，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潘毅教授，潘毅教授有非常优秀的学术经历，在香港和英国的大学受过严格的社会学训练。刚才看到的这个关于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短片，我想起了马克思的一句话：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每天都在谋求自由，却在工厂里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农民工为我们国家挣了大量的外汇，联系到美国的虚拟经济和消费经济，美国曾经有一位经济学家说：美国的这样一个虚拟经济和消费社会，它的基础是什么，它的基础什么时候开始坍塌 就是中国的农民工什么时候转移完了，美国的这种模式可能就会面临危机。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是理解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和全球经济一个重要的点，但是我们的学者更多的是从GDP，世界经济的角度，把农民工仅仅是当做劳动力，人力资本来看，但农民工也有自己的生存状态和自己的心理，今天就有请潘毅教授以自己特有的描述和深厚的学术素养，来讨论这个问题。

    潘老师： 我想通过这个短片来引起今天的讨论。富士康已经有八起（而不是七起跳楼事件），清华教授说自杀率还不算高以后，第二天又有一位24岁的女孩跳楼下来了。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庞大的事情，到底用什么标准来看待这件事，什么叫自杀率高什么叫自杀率低；第二个问题是，这几天看到一些媒体，整个主流媒体还是把自杀问题的讨论看做一些个人的问题，刚才看到一个性格开朗的这样一个年轻大学毕业生，最后他自杀还是把问题归结于他精神上出问题了，前面的好几起呢，归结为情绪有问题。其中有一个男工，因为生育等问题，还是把他理解为压力很大。所以富士康在七起自杀事件以后呢，把中国（富士康理解的）最有名的心理专家请到他们的工厂去，请来心理学家呢，还做得不太够，最近呢，他们请来了一批道士去。富士康把问题宁愿理解为风水问题和个人心理问题，也不愿意理解为企业管理的问题或者是社会的问题。我刚才在来政法之前，刚在清华社会学系开了一个会，打算呼吁一批社会学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富士康的事件。 今天我想把整个话题呢，把它拉开到如何来理解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兴工人阶级形成的这样一个历程。我自己的书其实写的还是第一代农民工，最近零零散散又写了几篇在讲第二代农民工问题的文章，我希望把这两代人的历程放在一个马克思的理论下，无产阶级形成这样一个过程，再补充一些后马的理论，看能不能从社会学或者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来理解自杀和近几年罢工的反抗这样一些事情上. 当然我们不希望把自杀理解为一个常态，如果理解为常态的话，这样的一个悲剧实在是太强大了，韩国的工人至少是自焚，自焚还是一股力量对社会发出的呼声，然而今天中国的轻工业工人阶级竟然用自杀的方法来对待社会对他们的不公道。今天我还是希望打开这个话题大家来一起进行讨论。我就不再仔细讲这些死亡的记录了，因为刚才整个片子已经基本上讲过了。今天从一月份开始，这些自杀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在18到24岁之间，他们的自杀的方式基本上都是跳楼，没有任何其它的方式。考虑都没有考虑，都是这样跳下来的。这八起里面呢，两起重伤，也就是两起跳下来没有死，这两个人都是女工。不管是重伤也好，死亡也好，今天如何来理解这些悲剧，我们今天是不是说只是把它放在一个企业里面，还是把企业里面的问题放在扩大到两亿三千万农民工这样一个庞大群体里面来思考，当然把焦点放在富士康还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看到片子里面，还是有大量的女工在排队要进这个工厂，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企业的条件要比其它企业的条件好一些，还是因为这些企业的工资比其它企业的工资要高一些呢。在深圳来讲，普通工厂的工资在1000到1500这之间，富士康基本的工资在1500到2000之间，基本上是比其它企业高500块钱的，它的条件呢，它的管理，也比其它工厂的条件高一点点。所以虽然我们看到很多要出来，还是有很多人要进到这个工厂里面来，现在很多小企业已经遇到招工的问题了，但是富士康每天还是有人五点起来排队要进这个工厂里面去。所以我们认为说，如果我们把这个焦点放在富士康上，等于说代表整个农民工他们的通常状态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把富士康的劳动条件提升上去的时候呢，它实际上也能带动整体的农民工生活条件的提升。

    我们今天的讲座基本上是放在下面的三大块来讨论的。放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讨论，我认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它的最主要的秘密是有两亿多的农民工在它后面作为后盾，没有两亿多的农民工，绝对没有20年来廉价世界工厂这样一个地位。我们今天有很多第一，比如说我们的出口很多产业都第一了，富士康绝对是全球电子出口的第一，我们今天在打造深圳上海的时候，我们都一直会在讲说我们已经是在世界的前几名了，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年轻劳动者的自杀率我相信现在也是第一了吧，虽然我们的心理学家说我们的自杀率还不算高。当我们把整个工人阶级的形成放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这样一个框架下，我们就会看的比较清楚，到底谁在制造财富，到底谁在建构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到底谁在牺牲，谁在受益，到底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在重新重构一个阶级社会的重新的出现，我们为什么从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本来就是要摆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到今天要彻彻底底的把我们的社会关系要卷进去。

    我自己转化为一个受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者呢，是我第一次走进中国的工业区，第一次走进工厂。我走进工厂的时候还是九十年代初期作为大学生的时候，当时为什么会吸引我，跟你们在座的学生一样有几个学生社团或者学生想要走进去，因为当时香港社会有一个很大的经济变化，有很多工厂大量的移到国内来，香港工人阶级面临着失业的问题，然后我们跑到国内来的时候，又看到大量的农民工一年又一年的又跑到广东这些地方来打工，是这种社会的动力把我吸引过去的，可是当我过去的时候马上又让我非常惊讶，让我这样一个所谓的资本主义培养起来的大学生，让我非常不可接受的地方就是说，居然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土壤上面允许资本赤裸裸的剥削，这种剥削呢，在90年代的时候，比大家现在看到的还要严重，我当时进工厂的时候，大家说说当时的工资是多少 当时的劳动工资水平是多少 我当时在一个电子厂里面，制造的产品是一个手提电话“大哥大”，我是95年进这个工厂的，当时的大哥大多少钱 对，是一万多。当时的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多少 当时的工作时间是多少 平均是14个小时，没有星期六星期天。可能今天我们有在座的父母就是当时我们调查的第一代农民工的，对情况是比较清楚地。当时我走进工厂的时候呢，我真是非常的愤怒的，后来我翻开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时候，发现《资本论》里面描述的还没有当时90年代理解的那样严重，《资本论》写的工资是按照“每周”这样一个周期来计算的，可是我在走进工厂的时候呢，经常发现拖欠工资三个月还没有发，劳动时间还很长。90年代初期呢，工厂还经常发生火灾、大火，把工人烧死在工厂里面，宿舍楼里面。我当时打开《资本论》，描述的是18世纪的工业化的过程，引起马克思后来呼唤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当时讲的工人情况和现在发生的八起自杀事件对比起来的时候，发现马克思好像还比我们幸福一点点。

    换个角度来讲，为什么说90年代初期的时候，当时的劳动强度那么强，当时的工资也才500块钱，而今天的工资还涨了，1000到1500，9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一个房间，如果像今天的讲堂，至少超过50人，今天的工厂，像这样一个讲堂呢，他们会分开为四个小的单位，每个单位大概八个人，基本上生活条件也得到改善了。那么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自杀问题或者罢工问题也好，为什么不是在第一代农民工身上发生，而是等到我们这一代农民工身上来发生。也就是说，当我走进工厂的时候，看到他们劳动条件的恶劣，整个情况把我吓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这种事情，当时我是非常的愤怒，可是当时没有一个女工愤怒，当时我的理解是，她们非常的焦虑，非常的压抑，没办法把她们内心的感受讲出来，可是你没有看到说她们闹自杀，虽然有猝死或者过劳死这样的事情，但还是没有今天的严重。9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工人开始愤怒了，起来搞罢工，两千年以后呢，在珠三角，尤其在广东东莞，陆陆续续的有企业出现罢工，他们是几千人几千人参与进去的，虽然我们的媒体没有报道。后来有媒体报道，也是报道了一定幅度以后不再报道了，因为企业的罢工实在是太普通了，特别是在东莞，这些罢工也引起不了媒体的关注。

    到底我们如何来理解两代农民工的差异呢 我们想要把这个话题从中思考一遍，第一个问题是问农民工如何出现的。第二个问题是刚才我们小小的比较了一下两代农民工的差异，我们还要追根追问下去，两代农民工，他们在同样的阶级结构下面，同样的生产关系下面，同样的世界工厂下面打工，同样的面对资本的矛盾，可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反差为什么这么强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需要讨论的。第三个，我们还是把它回到一个理解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形成的历程里面，碰到了些什么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呢放到整个无产阶级化中间没办法完成，通过三十年的自我改造，从一个农民变成一个打工者，他作为一个劳动者主体，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劳动者，还不清楚他是农民还是工人，虽然客观的条件已经形成了，但在主观作为工人自我理解上面，身份理解上面，还是有差异的，所以在身份认同方面，我补充了一些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也就是说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走向自为的阶级这中间的路呢，充满了波折和复杂的因素在里面。如果我们把问题放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来理解，中国卷入到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历程里，和其它国家相比，其实没有太大的不一样，反而是说今天的特殊性在于我们的农民工，农民工为什么还是保持着农民工，他明明已经在工厂里面打工了，甚至已经打工超过十年二十年了，为什么他作为劳动者的地位还死死的卡住他，他作为劳动者主体的意识还没有真正转化过去。

    今天我们跟其它国家的历史来比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在经历一场圈地运动，只不过这场圈地运动，它的独特的内涵和内容跟其它的西方国家或者第三世界国家存在着异议。为什么说我们的新生代的农民工已经没办法回去了，已经没办法回家乡了，他没办法回家乡呢又同时和他没办法在城市待下来是相关的，待不下来也回不去了，所以他这种卡在中间又回不回去, 这种半无产阶级的状态是不是我们今天理解农民工自杀，理解农民工开始反抗的这种行为。回到农民工，我认为农民工的出现与近三十年的发展是离不开的。首先是改革，改革开始于农村，它基本上是把我们的集体打碎，让我们的小农经济重新出现，也就是说每家每户都有一块土体，要让大量的劳动力释放出来，释放出劳动力的基础，是过去农村集体经济打碎这样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大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我们社会学家起个好听的名字叫富裕劳动力，不管是剩余也好，富裕也好，也就是说大量的年轻的一代在农村没有事情可干，没有一点就业的机会，农村的土地已经没办法承担他们，所以他们再一次的需要往外流，寻找打工的机会。其次是开放, 在城市，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引进外资这样一个基础，重新把中国建立一个世界工厂，世界工厂的背后就是需要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所以这个改革和开放，就是制造整个农民工出现的秘密。 这就是国情，因为我们国家有太庞大的劳动力，我们的这些剩余劳动力，如果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如果我们连在我看来是血汗工厂不给他们机会的话，他们一点发展机会都没有。按照我当时的理解，为什么用两三百这样一个廉价的劳动力就可以使用十多个小时。我当时恰恰是从香港过来的，香港的女工和我当时在深圳的电子厂也好、玩具厂也好，她们生产的产品是一模一样的，她背后的资本也是同一个资本，她背后的品牌也是同一个品牌。比如说大家都在制造迪斯尼的工厂，大家都知道迪斯尼的公仔是比较昂贵的，一个公仔至少需要一两百块钱，贵一点的需要两三百块钱，同样的一个工厂，同样是在八九十年代这样一个背景，在香港一个女工的工资，八十年代可以达到五六千块钱，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也差不多有六千块钱（加班加点，很勤劳的话就是这样）。同样一家工厂，它只是跨过一条河在深圳，开一家企业，制造同样的产品，当时（九十年代初期，八十年代末期）的工资就是两三百块钱，这样一个差异对我这样一个不懂国情的人，我是比较难接受的，那些比较懂得国情的人说这是因为两个社会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面，我们现在有大量的劳动力，所以我们能用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来跨越，甚至可以来让中国走出去，走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里面，跨出第一步。可是作为一个不懂国情的人，我当时还要问，难道我们当时给她一个月四百块钱，这些香港的资本家就不会跑到国内来吗 那些台湾的资本家就不会跑过来吗 如果说，我们一开始也好，现在也好，我们把工资放高，是不是中国就无法保持世界工厂，是不是还要选择世界工厂这样一个发展道路，我认为这东西太明显了，这点工资对于他们是不起一点作用的，甚至工资低的一定的地步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低到当时（现在也一样）富士康的管理人员根本不会把劳动力看成是人，因为廉价到根本不需要把你看作是人了。当时我进去我那家工厂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他们高度的不相信我们中国工厂的这些人，平常在吃饭走路的时候一直在讲在讨论说中国的工人特别难管，中国的工人特别不可以相信，中国的工人特别喜欢偷东西，我就想要问大家：偷东西到底是不是事实 比起香港的工人和台湾的工人，偷的特别多。因为我是从香港过来的，香港工厂的情况我是比较了解的，香港的工厂同样是有仓库，窗都是被打开的，可是在深圳，这些窗口都是用铁窗打围起来的，为什么会用铁窗打围起来呢 就是怕东西扔出去。上次有一个富士康工人就是因为丢失一个IPOD，最后逼到他跳死的，他们是很紧张他们的产品被偷走的。可是大家想想，当时我在的那个工厂一个月工资是四五百块钱，制造一个大哥大一万多，这个差异有多大 

    所以我一直想说，阶级啊，剥削啊，这些概念，特别是在后来我到北京以后呢，很多人害怕这个概念，可是我却感觉很可笑，因为你随便走进一个工厂，剥削这个词，没有尊严等等这些词汇根不是什么陌生的词汇，也不是说我们需要什么一套外在的理论来高压给他们的。这种阶级的对立，这种阶级的愤怒基本上是每个工人都能体现出来的，随口都能讲出来的，只不过我们每天都在大学里面的，大学生和大学老师提到阶级都会想到那段历史，今天我们很害怕看到阶级矛盾的出现，可是当时在一些企业里面，你根本让工人连最基本的尊严都没有，你住的地方基本上使用铁杆把你锁起来，早期的工人为什么会被烧死呢 因为早期的工厂第一层是放货物的，第二层第三层是生产线，工人基本上是住在最高的那一层，所以他们很怕你在车间里的东西被偷上去的，所以这些车间都是密封起来的，只要一着火，上面没有一个人能出去的，基本上都是烧死的。所以在早期(八九十年代)，上次我在写《中国女工》的时候，唯一的一个理由是当时我在做大学生的时候，看到深圳的女工就这样白白被烧死的，才让我们跑过来来做这样一个研究的。后来发生火灾，发现工厂和宿舍区放在一起实在是太过分了，所以就制造了一个新的条例，不让这些工厂和宿舍区放在一栋楼里面，所以就出现了大量的宿舍就连在工厂旁边的，这一个工厂几千个人，它旁边需要安顿几千个人这样一个住宅区。我这几年写了好几篇文章，都在讨论宿舍劳动体制的问题，我的一个观点是这样的：世界工厂第一个秘密是农民工，第二个秘密是世界工厂的制度安排（宿舍劳动这样一个制度），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处理劳动力再生产这样一个问题，关于劳动力在生产的问题，对于一个普通劳动者来讲，你除了要给他工资以外，还需要他的这一点工资处理他住宿问题，还需要用这一点工资养活下一代，让下一代可以读书，这一点工资还需要他病的时候来看病。可是我们只给了两亿三千万农民工一点工资，让他们依付着企业依付着工厂，每天都住在几十人的这样一个集体宿舍里面，这一点工资呢一点也没有给他们让他们待在深圳这样一个可能。

    深圳沿海开放区只是想在短时期把他们的劳动力榨取出来，用完了以后，我们希望把这些劳动力扔回农村中去，我们要的并不是劳动者，而是劳动力。现在问题越来越清楚，因为早期大家都是农民工，农民工本来就是要承担这样的压力，农民工在家里还有一块土地，农民工还有一个退路可以退回去，所以早期的时候我看到问题的时候感到很愤怒，可是大部分的农民工并不是愤怒的，最主要的问题，我认为当时的打工者他们自己身份的认同还是一个农民，虽然根据马克思的理论， 他们的生产关系已经基本上改变回来了，已经成为一个彻底的雇佣工人了，可是他们却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工人的地位，他们最基本的工资还不是一个最完整最基本的雇佣工人的工资，完整的工人的工资需要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的成本，比如说用他们基本的工资来养家糊口，不管工作八小时或者是十个小时，让他们有一个基本的蜗居，这个蜗居呢，在他们得到休息之后第二天还能够去工作。我们理解的马克思最不可以接受的，在中国居然会出现，也就是说，八十年代，我们给他们的工资绝对不能够让他们在城里里面居住，二十年过去了，今天的两千年，我们给一个富士康劳动者的工资是1500---2000，今天的深圳，这一点微薄的工资同样没有一点留下来的可能。我们的这样一个制度为什么还能让这点工资能够维持，这个sustainability如何可以完成的，讲白了也是因为把它锁死，把它锁定为农民工。锁定农民工呢，它背后的潜台词是我不是给你一个完整的工人工资，我只给你一半的工资就足够了，这一点点工资只能让你能够待在工厂的宿舍，让你有一点点小小消费，大部分工资是需要寄回家的，大部分的钱呢是要考虑你过了三十岁，富士康是不会要你的。 然后我们能看到我们用农村的劳动力来支援城市的发展，城市越来越繁荣，我们建构更多的全球化城市，我们把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都打造成为世界城市，我们基本上是没有打算，要已经打造出来的比较有钱的城市政府来承担我们的两亿三千万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我们说，富裕的城市在剥夺我们的劳动力以后，不打算承担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也不去打算承担养老的问题，而是打算放在已经破败的，已经没发展的，已经停滞了二十年发展的农村，甚至还会出现土地流转这个问题。这一点是对他们的最基本的不公平，也就是说城市里面廉价的劳动力制造出来了一个廉价的工厂，最后是服务的谁的问题，我们今天还不算能说只是服务的我们城市的中产的这个消费，我们更多的服务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为首的那些没有钱的人去借钱来消费我们的廉价的劳动力，我们中国政府不断地借钱给他们，他们那些没有钱的老百姓去消费我们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产品，世界经济体系就是这样完成的，最后牺牲的还是我们的农民工这样一个群体。 两代的农民工的差别在哪里 第一代农民工对这种苦难的忍受力比较强，刚才的那个心理学家不是已经讲了，他把这种问题归结为第二代农民工的抗压力能力太弱了，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两代的农民工的心理会产生这么大的变化，研究告诉我，我们第一代的农民工虽然比第二代的农民工干的活更苦，更累，可是我们第一代的农民工还比较有寄托，比较有目标，第一代的农民工赚的钱为了在家盖房子，回去过一个体面地家庭生活，能够转移和承担他在城市里面打工的这种痛苦和焦虑，可是我们的第二代农民工却没有打工需要回去盖房子这样具体的目标来围绕着，我们第二代整个精神的追求是在追求一种城市的生活，这种追求城市的生活恰恰是近几年我们整个主流的发展观制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在不断地制造世博会，这样一个超大的城市的想象，我们在不断在追求一种城市文明，我们在不断制造一种说你要离开农村，你留在农村是不争气是没面子，你留在农村是一种落后，没出息，没办法向你的父辈交代这样一种背景。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都能考上大学，我们考上大学都能够不留在农村，我们今天的发展道路和文化是让我们来敌视我们的农村和我们的过去。我们在制造几个北京、上海这样超大的城市文明的时候，我们新兴代的农民工他整个价值的参考点是城市，这和我们的父母辈是不一样的，我们第一代的农民工他整个的参考点是我们的农村，这一点是很大的不一样，我们第一代更苦更累，可是第一代是比较愿意留农村的，虽然比较贫穷的，可是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有依托还是有个家，可是对于我们这一批，18到20岁的，没有一个愿意留在农村，这里面有很多挣扎下来的，大家想一想，这样的挣扎的出路有没有，他们的工资挣扎出来的是一年比一年的高，可是他们的高工资，表面上看起来说八九十年代四五百块工资加大了三倍，可是你再想想说我们以一个相对工资的概念，当我们把inflation，物价和所有的问题加起来的时候，今天他们赚得1500比他们过去的五百块钱是更多还是更少 是更少。过去呢，我们还可以在深圳或者广州找到一个城中村，如果你在九十年代的时候用两三百块钱基本上能租到一个小房间，把一家都能接出来，这就很难得。可是在今天的深圳，你是再也找不到城中村了，农民工已经逼到工业区里面去，可是工业区还找不到一个像廉租房那样的房子，现在企业提供给农民工宿舍，庞大的企业代表着庞大的宿舍区，所有的跳楼都是在宿舍区跳下来的，少部分的是因为企业照顾不了，所以就把他们逼到城中村里面去了，他们出的钱就更多一点点。今天一个二十多岁的新兴代的农民工，如果他说我就是不愿意留在农村，我就是想要在城市里面待下去，他今天是比他在九十年代更加看不到这个可能性，如果今天在深圳能找到一间不说过的好，但最起码有尊严的地方，基本上一千块钱是肯定要的，他一个月工资才一千五，如何处理他的基本的生活上的问题，所以我就说第二代的农民工他所有的挣扎和痛苦都是没有出路的。两三年前，大家都在谈论一场大雪把农民工都卡在城市里，回不去了，但更多的农民工大家都知道即使回去了，也就是两个星期，基本上还是再出来的，也就是农村这种生活最基本的依托和意义已经基本上失去了，这种情况在第二代第三代只能说更严重的 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农村重新有发展的可能性，重新探索一条不是以土地流转，不是以大公司吃掉小农经济这样的发展模式来重新思考，让回去的人有活下来的经济基础，有活下来的生活意义感，不要用城市文明来挡住中国未来的前途；第二条是让这些农民工真正转化成为工人阶级，让他们在工厂在企业里面把工资提上去，工资提上去，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为什么会有坏处呢，我们今天的情况是，所有的产品都必须出口，因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没有钱消费，你又害怕我们自己没有消费能力，你又不让我们工人的工资提高，这是没有道理的。普通的企业，A工厂也好，B工厂也好，C工厂也好，同一工业区制造同一个商品的话，它的差别不会太大，一家工厂有改善的话，其它企业同样有改善的空间，今天的富士康的工资提高上去了，它肯定会影响整个深圳的水平，现在问题是说为什么我们的产品的价格越来越廉价，主要是资本的内部的恶性竞争，恶性竞争呢也就是在底线里面竞争的，中国的工人能忍受多少工资，我就压到最低，他们在市场自由竞争，而最后牺牲是劳动者。而今天的劳动者为什么会处在这样一个地位呢 讲白了，除了是我们的工会没有起积极作用外，我们的农民工是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的，我们在城市里面没有一股力量，基本上还是漂泊无根的状态，今年可能是在东莞打工，明年呢，可能是去深圳广州，我们没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家和社区，也就是说作为一股工人的力量，他们的博弈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条件下破坏掉了。从资本的立场，肯定会希望我们千千万万的工人都是农民工，今天打工两三代人了，他还是保持他作为农民的这样一个属性，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把他彻底的转化过去，让我们的工人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来和资本进行博弈，把工资基本上提高上去。而农民工的工资提高上去，我认为对大学生的工资同样会有影响，今天大学生的工资为什么会那么低呢 因为背后有更低的兄弟，有更低的农民工，有更低的下岗工人，工资是连带性，一块动起来的时候，其它都会提高上去的，现在我们需要考虑说，我们的社会到底站在谁的立场，保护谁的权利。

    学生：现在一比较，我们在大陆越来越受压抑的感觉，能聆听来自香港的声音，我感到非常愉悦。谢谢老师！因为我去过香港，我认为香港的情况基本是这样，一是法治精神，二是敬业精神，三是社区自治还有一个是公民社会，我觉得我们大陆现在就是第一个问题出了问题，就是法治，我以前也做过农民工，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劳动，我认为呢，解决中国农民工的问题，政府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是中国的这个法律，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实行宪政，能够在大的框架内把它弄好。

    老师：因为我是从香港来的，我是越来越有一种态度：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法制基本上是当做一种神话，本来法治这个概念的出现，是要从过去社会主义走出来，去意识形态化的时候重新提出来的一种形态，希望通过法治来取代或者离开过去的意识形态，它的合法性在这里，今天我们把这个合法性放在两点:一个放在市场经济的发展，我认为呢，有点一厢情愿，今天这个法治，它并没有处理到一个根本的社会矛盾，这个社会矛盾是生产关系的改变。 法治往往服务于什么的，一个普通老百姓是根本打不了官司的，还不是说今天老百姓有没有钱打官司，今天反而是说政府出现的政策和现实的落差太大了，任何一个农民工他想要通过法律想要争取工资，他马上知道说这些都是假的，都是一纸公文，有法不依的话，那就是一个自我挫败的一个过程。去年一百多个深圳的工人，在工地上打了六七年的工作，基本上都没有逃过尘肺病这样一个命运，我们的想法都非常简单，你们不是走工伤赔偿吗，你们不是通过法律赔偿吗，这些工人没有一个拿到工人赔偿，即使我们的北大清华小组高度关注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们缺乏一个劳动合同，这个劳动合同需要企业来提供，政府才承认。没有一个工人说，通过法律制度来争取到权益，走法律的程序，成本太多了，不是一个普通工人可以接受的。然后又问说，法律根本就没有落实下去，或许中央政府是好的，地方政府都是和资本勾结到一起的，所以法律没办法落实下去，可是今天这种理解实在有问题，这里有两个选择原因：一是无能，二是无力。今天为什么法律在保护劳动者身上，都没办法落实下去，制度上也规定了每个月加班都不超过36个小时，富士康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和工人签个协议，不受这36个小时的制约，根据我们的劳动合同法是违法的。我们的建筑行业，四千万的工人，到今天有多少工人每个月能拿到工资。出台法律政策而不落实，问题和矛盾只会更加的激发，出台的话就要落实下去，而现在出台的都是非常高的标准，根本没办法落实下去，我并没有认为法制是解决今天问题的最好方法。

    学生：如果那些企业提高工人的工资，可能很多工厂会流入到东南亚区。 老师：经常会提到一个问题，是很多工厂都会跑掉，我前几年到过这些地区开会，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会都在谴责我们，说给中国工人的工资拖下去了，你们高，我们就高，你们低，我们就低，基本上是受连锁的反映，只是一个国家的工资提高上去的时候呢，也是有可能有些企业会跑到其他国家去的，但不管越南也好，柬埔寨也好，是不可能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因为我们人口的比例是非常大的，我们今天工人的工资比不上泰国，比不上菲律宾，比不上印度，我们只不过是比越南高一点点，比柬埔寨高一点点，你就想不到说还有哪个国家工人的工资比我们更低的，所以我并不认为担心说我们的工资都提高上去，工厂都跑掉了，只能说我们的工资提高上去，其他周边的第三世界的工资都会提高上去。

    学生：您刚才讲的农民工是漂泊不定的群体，我是非常赞同的，就想请问老师，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高见。

    老师：真的要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不是一句空话，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劳动者，而是不是让他们搞不清楚自己是谁，到底我是农民呢，还是我是工人，是农民就是农民，如果两三代人都在工厂里面了，就让他转化为工人，转化过去的好处并不会对我们国家有太大的影响，只不过会对资本有压力，由于我们今天是农民工，所以在深圳你的工资是一千块钱多一点点，如果你不是农民工，你是一个正常的工人，我想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最少是三千块钱，这三千多块钱呢，在劳动所在地，可以建立家庭，建立社区。有些人会说这个城市的资源很少，以深圳作为一个例子，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外来人口，没有理由说城市建立靠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他们都没有在城市里面长远生活的下去，这种情况不是真正的城市的发展。处理这些问题也没有那么复杂，两方面，一方面我们的政府要看透这个东西，我们愿意把工资提上去，把户口制度取消掉，（户口）没用的，今天在北京，有一半人是外来人口的，整个经济的发展，如果说减少这一半人，基本上整个城市是瘫痪的。市场需要我，工厂需要我，饭馆需要我，企业需要我，就应该让我留在这个地方生活，如果说这个城市没有那么多工厂，没有这么多饭馆，没有那么多经济基础的话，我们一定会回到农村，今天是说城市发展，市场经济本来就需要我，只不过是说你用超低的劳动价值来利用我的劳动力而已，能理解这一点的话，基本上可以说是走上了研究农民工的道路上来。

    学生：刚才我问的可能太过于尖锐，农民工的问题可能是很沉重的话题，在我们国家的中长期的发展在三千年无一大变来说，是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以及您刚才说的农民工问题，法治问题，政府的腐败问题，官员的无能的问题，所有这些造成了农民工整体的纠结，农民工问题就是我想说，我现在所关注的NGO组织，他们作为一个公益的或者民间的组织出来来对农民工的关怀，农民工没有团结起来，实际上农民有八亿人口，请您谈谈关于NGO组织在农民工问题上的作用。

    老师：我认为说农民工问题肯定是中国发展的问题，肯定是比较沉重，肯定在处理的时候一步一步的走，不会一下子会处理很多问题，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工人阶级本身的力量建构起来才有可能一小步的改善，农民工的NGO，我现在的观察还是认为它的力量还有点小，基本上起不到什么大的力量，虽然说在南方已经有超过三十多个农民NGO了，很多NGO也是农民工兄弟建立起来的，他们在参与到改善的大环境中去呢，还是很弱的。这么认为，我们国家的工会的体制是非常好的，工会法也好, 工会体制也好，还是在社会主义这个框架下面来design的，相比资本主义工会制度呢，其实还是先进的，只不过呢，今天的工会制度还没有真正起到作用，如果我们能放手，中国政府愿意鼓励用当下的工会体制走出来保护我们的农民工，我认为他要起的作用比单个的NGO它要起的作用还大，如果说没有在生产领域，在工厂里面的博弈，如果离开了工厂，老板是不会管你的，如果今天的NGO跑到富士康的门口，我相信他们是不能起到什么作用，而在富士康里面，把工会体制不是资本家控制的工会体制，把工会体制还给工人，让他们重新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让他们用自己的机制来维护农民工自己的权利，可能长远比较有可能性。

    学生：老师您好，我想问的是关于共产党方面的，从三个代表的代表性，现在的趋势是小政府和大社会，现在的问题不仅有政治方面的，还有经济方面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共产党代表什么角色。

    老师：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最好是读点历史，五月四号，带了一批以北大清华为主的学生，我们去了长辛店，我是让大家重新学习共产党早期的历史，当时李大钊作为教授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共产主义小组培养了邓中夏这样的好学生，邓中夏一开始就和一批同学跑到长辛店去，他们一两年以后帮助长辛店的工人建立工人俱乐部，这些长辛店的工人俱乐部基本上是我们中国工人工会的前身，他们帮助铁路工人取消包工制度打开了第一步。当时我带了一批北大的学生，这些学生最近一两年在和我做一些建筑工人的研究，一百二十四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做的事情还达不到一百二十四年前当时早期学生的这个水平，我们本来已经解放了，我们本来已经把一些包工制度取消掉了，但包工又出现了，具体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建筑工人身上，就是一种变相的包工制度，我相信，接下来很多企业国企也好，私企也好，都会一种派遣劳务公司的工人，把他们放在一些企业中去，把本来应该有的法律上的劳资关系和劳动关系切断掉，结果呢是我们在21世纪经常找不到谁是我们的老板，所以我们今天的情况跟我们过去的历史是差不多少年的，我认为今天良好的共产党员应该回去读他们的历史.。

    学生：我们今天对中国工会都会持比较批判的态度，觉得它很难发动工人，老师能不能把它和西方的历史做一个对比。

    老师：我想说，今天为什么重新把工会的地位提出了，把这种幻想放在工会身上呢，是因为我看不到其他的出路，看不到更好的方法。它不应该在法律的框架下理解，今天为什么说拖欠打工者的问题，问什么劳动者非要开胸来这证明他得尘肺病，等等这些问题早就超过法律的框架来理解，这已经是公道天理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用比较健康，比较可行的制度来改善或者来处理，如果我们今天离开现有的工会制度，我们基本上想不到更好的方法，刚才讲到NGO，我认为NGO的力量太小，没有办法在单位在企业里面组织工人的这样一个作用，我们这个工会制度呢，根据我们的工会法，任何一个单位超过25个人，它都可以组成工会，如果说我们的工会的意识比较强的话，要求把工会站在工人的利益一边，今天的罢工呢，法律上没有讲他们是非法还是合法，只是任何一个人都很害怕说我是罢工的头，我是工人的代表，每次罢工以后呢，老板会说，几千人要选代表出来，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敢站出来的人都是豁出去的，不想留下来，如果留下来了也肯定有其他借口把他们赶走的。工会的好处是什么 工会的好处是作为一个合法组织站出来集体谈判，作为一个工会，保护我的基本的权利，任何一个国家，它如果有工会的话，都能起多多少少保护工人的作用，刚才说为什么西方的工会不好呢 我们中国共产党搞的这个工会，它的意识形态绝对要超过西方的工会制度，我们不要讲已经变质以后，已经走下坡以后，西方的工会制度是希望老板分多一点点会给我们，就是三角谈判，一方是政府，一方是工会，一方是工厂，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三角机制，它不好的地方是没有思考过到底能不能改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不过想想说今天工人的工资低了，加高一点点，这样就行了，另外一点呢，西方的工会基本上能保护固定工人，比如说你是移民工，比如说你是农民工，从东欧的跑到西欧去，没有农民工进入到他们的工会组织中去，他们这个工会制度把大量的最需要的农民工卡在工会外面去了，我们的工会体制本来是比其它国家要进步的，今天要通过工人的力量把工会的制度激发出来，政府也同样要寻找这个制度。可惜当下的工会基本上没有发挥出来。

    学生：很高兴能听到这个讲座，从您的讲座中呢，我感觉您讲的很矛盾，刚才那个同学提到法治问题，中国现在还处于幻想幻觉的阶段，希望越大，可能失望越大，工会问题，可能它仍然是一个体制问题，咱们是不是应该从意识形态的理念的追求转移到现实中力量的追求，现在追求的不是一种制度，而是制度的保存和制度的生存，而不是说，这样一个制度哪怕是西方那样落后的制度在中国能够生根能够存在，我还有一个想法是，不光是工会，在制度上写上，社会生活中，它可能更需要从社会基层做起，这才是需要我们，而不是说这个制度本身理念有多么先进。

    老师：我同意你的看法，我基本上知道你背后的假设是什么，我还是认为在制度也好，理念也好，我还是能分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别，在这一点上面呢我还是比较坚持，这点坚持也才会让我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后马克思主义。可能有些人会说，潘老师，你根本是在追求一种达不到的乌托邦来讨论我们今天的中国农民工问题，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我还是想要说，我们今天的农民工的问题，跟背后资本主义的这种互相的竞争，互相的剥夺，发达国家需要通过中国来剥夺第三世界国家，小的国家里面，还是在剥夺农村的资源，这些讲到最后的原因。最美好的资本主义，是不属于我这一代，是什么 福利国家。不是美国，绝对不是美国，是北欧，今天的福利国家为什么会倒下去，福利制度倒下以后才是新自由主义的上台，我是比较喜欢读历史的人，我喜欢读中国的历史，我也喜欢读西方的历史，我们要清楚，这些福利国家倒下是什么原因，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搞福利国家的制度，也就是在讲，资本家赚钱赚得很开心，打工打的很开心，大家都过上非常富裕的生活，这基本上是通过一个福利国家高税收，这样把工人的工资提高，基本上除了北欧这些小的国家能达到，大部分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包括美国，我们讲一个国家，北欧的一个国家不超过一亿人，现在很多福利国家都倒下去了。

    基本上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是通过剥夺第三世界的资源来把它养活下去，是因为背后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在支持他们，讲白了，今天的美国的工人阶级，是没有钱的，是我们贴钱给他们的，我们制造这样廉价的一块钱一块钱的产品来支持他们作为中产消费的这样的，它并不是说它是一种美好的制度，大部分的资本家把大部分的财富掠亲拿走，而靠大部分底层的工人过上更好日子，哪里可能呢 基本上整个福利国家制度，在七十年代后期，撒切尔夫人一个铁首相上台，她上台的时候，她基本上是把过去的福利制度打破打碎，她还把工会制度打下去了，在打压工会制造流血的事情，所以在英国呢，是在这样背景下面呢，新自由主义重新上台的，新自由主义重新上台，意味着不给最底层的工人高福利，给他们高福利就意味着不会干活，八十年代是整个新自由主义占统治的时候，第一个拍卖国有资产的不是我们中国，是英国，他们把他们的铁路和电力公司开始自由化，他们在处理发现这种内部矛盾没法调整，走出来的新自由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恰恰是在西方国家重新走向新自由主义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我们送出一大批留美回来提倡新自由主义方案出来的，基本上是跟英国美国当时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开始国企买断下岗，农民工开始进入世界工厂，今天我们说围绕着一个西方发展模式，我们不要讲意识形态，我们要解决具体的事情，我也是很同意说我们在处理问题上面是需要很实在的，需要一步一步走的，可是我们走的每一步不要再重复别人走过的每一步，我们说今天农民工转化为工人，我们为什么对工会有想象呢，因为在我们工会背后里面，不是说提高我们工人的工资，我们有一种更大的理念在里面，我们希望我们处理劳资关系，我们不相信说有一个企业它所创造的财富必然在资本家手上，我们的工人才有活干，对不对，我们的工会意识形态，你可以翻开历史看一下，工人没有资本家没有问题，资本家没有工人绝对有问题，今天我们把这个逻辑搞混了，为什么对我们国家的工会还是有一点看法，关键是还是我们对我们生活的要求。九十年代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已经终结了，我们已经没有其他制度可以选择了，我们今天只有一种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今天, 同样的意识形态，你到底是不是已经认定的，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唯一的发展的问题。

    学生：我刚才大体上根据您的关键词总结出来了这些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工会里面等等，西方，中国，全都是大词，是不是您有一个概念弄混淆了，什么概念呢 就是中国政府，所以想提问的是，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一个自我宣称是社会主义的政府，还有一个事实上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府，我们是希望去分别去甄别，还有我们是求助于农民组织，还是希望求助于政府力量，这个政府是一个代表了资本主义代表了西方的政府，还是代表了中国，它是一个具体的概念，也许我们提到中国政府，我们要返回中国的历史上去，我们提到，中国的官僚阶层，到底是代表资本主义的，还是到底代表官僚资本的，还是代表封建社会的。大词化掉之后，需要在利益的表述上来加大我们的研究制度，需要用中国，现实中国，中国历史，中国现实，工人的现状，农民的现状，他们需要什么，他们渴望什么，他们怎么样才能够诉诸自己的力量。

    老师：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它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每分每刻每秒都在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都要很具体的理解中国的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想要处理什么问题，我们没办法离开这个问题，我认为你走进去的时候你可能也看到一些问题，处理一些问题的方案出路可能会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的政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政府，中国政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政府其实大家比我还清楚，我不会幻想说我们今天的政府代表社会主义理念的政府，如果有的话，我很难想象为什么富士康会在我们今天这个国土来出现。有理念在背后做研究，它的差异在哪里，重新思考我们中国发展的问题，重新思考中国发展问题呢，就没办法回答说中国到底是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还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来，我们理解说全世界有很多资本主义的模式，全世界有很多社会主义的模式，东欧的，中国的，苏联的，越南的，这些问题非常具体，它一点都不抽象。日本的资本主义，我最近跟搞政治经济学的熟读了资本论的教授在讨论，他们非常向往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为说日本的工厂里面的工人，几十年的工资的工龄保护，他开出的药方是我们应该向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学习，大部分都离不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抽象，在处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我们能不能扔开大的理论，大的观点，来看中国的现实问题的话呢，我认为不太可能。你的讲话多多少少有个阶段论，我们应该参考什么制度，我们要摸索自己的道路出来，基本上应该在这个思考的范围里面，我们参考也好，摸着自己的道路也好，都是在现有的发展框架里面摸索的，它越不讲意识形态它越意识化，讲白了，法治本来是要逃离意识形态，可是法治到最后却意识形态化了。如果能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恰恰每个公民都有公平的机会去竞争的话呢，这个市场本身要打造一个公民社会，这个公民社会能够保证公民的基本的权利，下面的这个制度就是大家所想象中的一步一步的摸索自己道路潜台词

    学生：我觉得您提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我觉得人要有一个普世价值，我觉得人要有尊严，那些农民工现在连尊严都没有了，要么去自杀，要么去杀人。

    老师：可是你还是要问：是什么制度让我们人这样……

    学生：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怀念邓小平，他说过一句话：如果先富起来，早晚会遇到一个分配问题，如果分配不好，会影响效率，现在是效益出现了问题，是百分之八十人很穷 ……

    老师：恰恰我的理解跟你的不一样就在这里了，我看到西方国家，在处理分配方面，走过了福利国家，福利国家是不是属于分配问题，为什么他们处理不了了，要重新走向新自由主义，为什么这些世界经济危机一次又一次的走过去，现在我没办法解释说，人家的制度出现了问题了，如果说小国寡民都没办法建构一个公平分配的时候，我们一个十三亿的国家，如何处理公平分配的问题。

    学生：我想问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学新闻的，我想听您对农民工利益的表达和媒体作用方面的看法

    老师：我不会离开媒体来进行思想理念的争取和传播的，可是呢，这几年跟媒体的往来，让我越来越看清楚媒体的性质是什么，我认为它受资本运作的影响很大，它在报道一件事情上面呢，它的取材它的观点也好，他们基本上还是把工人的问题理解为个人的问题，情绪问题，感情问题，心理问题，可是一个企业有这么多人自杀，太离谱了，有那么多人自杀，涉及到企业管理的问题，另外，到底媒体能帮我们多大的忙，经常是说这个问题炒大了以后，比如说尘肺病问题严重了，没有一个尘肺病的问题得到解决，同样媒体是介入了，同样是媒体是报道了，媒体报道几次以后呢，你要求它报道，它一点兴趣都没有，没有报道的价值了，还是社会的压力把这个问题得到初步的解决，这只是处理一百多工人，这一百多工人以外有多少建筑工人，有多少潜在的尘肺病工人，是六十万尘肺病的工人，没有登记的有多少，我对媒体的没有太大的希望的，媒体还是靠读者群靠资本来运作的，它整个媒体的运动，力量还是靠社会的力量，而不是靠媒体的力量。公民社会讲白了，公民社会只是我们的起步，不是我们的终点，只是一个起步，它除了处理政治民主的问题，有没有处理一个经济民主这样一个问题，没有一个经济的民主，没有一个生活的依靠，讲什么民主都是空话，有时候我理解，西方每四年选一次，这样的民主制度我认为实在是太不理想了，最后美国还是控制在一个大集团手上。比如说沃尔玛，每个大社区都会有一个大的沃尔玛，沃尔玛是有几层楼的，美国每个社区想要建立一个工会，他就撤走，就威胁，你就想它有多么大的威力。本来加拿大的沃尔玛要建立工会，沃尔玛马上就撤走。可是今天西方的民主，不把这个民主的概念落实到小的空间里面去，落实到工厂，小的企业里面去，讲大的基本上是处理不了什么问题的。

    学生：老师，您的结论是什么。

    老师：民主也好，法治也好，我们重新理解资本主义下的法治和民主是什么，社会主义下面的法治和民主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重新理解。我推荐大家去看，拉丁美洲他们最近在搞一场21世纪的新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不讲大的意识形态，他们不讲大的口号，他们讲社区经济，讲合作经济，推荐大家去看一本书《拉丁美洲的革命现场》。

    主持人：潘老师打开了一场了解中国农民工的场景，牵涉到理论的部分，大家有一点分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理解的政法大学，如果有一种校园文化，它的思想应该脱胎于启蒙运动，民主，自由，社会与公共权力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公共权利的异化，这是我们政法大学比较关注的，有生命力的批判方向，但是在马克思他的思想体系也是从启蒙运动过来的，马克思主要的贡献的是，把分析的视角触及到市民社会自身，市民社会自身并不像启蒙学者所描绘的那样，基于自然法的公民社会，实际上他的基础是资本与劳动，这个我想同意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社会现实是这样的，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走进去，你去看看市民社会到底是什么的，这点是我们政法大学可以深思的，刚才潘老师讲课中提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制度分析，这是我们中国学者和中国学生比较尴尬的问题，亨廷顿曾经说过后发国家都处在断裂带这样一个层面上，后发国家是无所适从的国家，对自身没有信心，学西方也学不了，中国从社会主义国家转轨过来的，也不信社会主义，大家在那样一种制度设计层面上，宁愿处于空白的状态还好点，刚才有些同学说需要去做一些东西，但是大家做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触及到一些更根本的东西，怎么动员更多的人来做，我想涉及到这些东西。那么我想大家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间与潘老师发生了分歧，大家理解的坐标系不一样，大家带着自己的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救济，对资本主义浪漫的想象，是这么一个使命之下的问题。但是中国的问题是新问题，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很深，已经融入到世界市场上去，过去的意识形态不应该过多的影响我们今天的判断。潘老师讲的社会主义是新的社会主义，她也小心的区别与以前社会主义的区别，所以她叫后马克思主义，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叫马克思主义评论网，网站上面打出了一个口号：反金融帝国的统一战线，今天这个时代是金融帝国时代，一个新的一种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的政府，真正把人民的主权与人民政府联系起来，新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道路，新社会主义，这需要打造的一个概念和一个理念，它应该可以和启蒙运动的内在精神，跟新社会运动，跟反官僚，寄生集团，也就是刚才有同学提出的普世价值相溶的，中国的问题需不需要构建一种新的发展道路 我想不仅中国农民，整个时代是新的时代，我们的论坛叫全球化与中国社会发展，全球化都在快速的发展之中，后发国家都在无所适从的状态之中，旧的理论范式，无论是西方的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各种各样的第三条道路，都需要重新调整，我想是需要了解了解工厂，了解了解现实，这都是基础的，应该从更普遍的角度来把握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我们这个论坛以后会相继讨论这些问题。希望大家关注我们这个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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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潘毅、陈敬慈：阶级话语的消逝
    潘毅

    [摘要]导论本文试图解开这样一个悖论：在中国正努力将自己变为世界工厂的时代，我们却发现一种仿效阶级失语的趋势，其代价便是压制那些在全球化生产中遭受剥夺的打工妹或打工仔这一新阶级的兴起。我们力图探索新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所推动的追捧全球化霸权计划的微妙之处。这一…

     

    导论

    本文试图解开这样一个悖论：在中国正努力将自己变为"世界工厂"的时代，我们却发现一种仿效阶级失语的趋势，其代价便是压制那些在全球化生产中遭受剥夺的打工妹或打工仔这一新阶级的兴起。我们力图探索新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所推动的"追捧全球化"霸权计划的微妙之处。

    这一悖谬的过程还体现在"阶级与革命"的历史性之中，一种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特殊的阶级斗争实践。对阶级斗争的谴责为全球化时代阶级话语的消逝铺平了道路，因此，我们发现了中国阶级形成的一种双重异化（如果不是创伤的话）。首先，是毛泽东时代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自上而下的表述；其次，是改革时代阶级话语的突然消逝。这种双重异化既是政治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也是社会结构制约力失灵的体现——它否定了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中已经产生的关系。近年来有关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讨论取代了阶级话语，实际上是对"阶级斗争"概念的否定，同时也是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阶级分析终结论的呼应。韦伯式的分析看似不偏不倚，合乎逻辑，既意识到现有政治体制内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紧张"，又肯定了解决问题的改革体制。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到韦伯式的社会分层研究，这一"自然的"转变背后，是对于退回到中国式社会主义（被视为"同等贫穷、政治动荡和极权主义"的同义词）的真正恐慌。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在出生的那一刻便像一个到处飘荡的幽灵，没有声音、没有身份、没有栖身之所。

    一、"阶级"的淘空

    "阶级"的语言已经被悖谬地淘空，它像过去的一个亡灵，虽已死去，却盼望复活。我们困惑于这样一个奇怪而又残酷的生活经验：对于中国工人来说，阶级的生活经验非常明显，然而阶级话语却被严重地压抑。阶级话语不但被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计划所取代，并且同样遭到许多普通民众的反感和厌恶，后者不仅是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有时竟包括工人阶级自身。原本有可能表述阶级认同和集体性的阶级话语，被阶级主体自身的自我谴责进一步窒息。

    这里我们观察到从毛泽东时期到后社会主义时期中国阶级的简要谱系，我们进一步对照城市工业区农民工的斗争，以理解全球化时代中国工人阶级"消解"的含义，以及自我形成中的斗争。我们认为，在对中国人口和劳动问题进行政策和制度控制方面，阶级话语缺失症（discursive dyslexia）发挥着重大作用，它不仅限制了劳动力流动、工作机会、居住地，而且阻碍了工人阶级自身的形成。

    "未完成的"阶级由那些被称作为农民工的新工人主体所构成，它体现了一个在当今中国不可能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当阶级语言已经消逝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正破茧欲出。

    当代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形成，受到这些话语和制度性因素的结构性约束。

    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独特之处在于，是政治力量而非市场力量控制着整个进程。首先，毛主义对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做了重新解释，将农村的阶级斗争提高到和城市同等重要的地位。

    早在1926年，毛泽东就在他著名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到，在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目的是要区分共产主义革命的敌人和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工业无产阶级。"然而，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为数不过二百万左右，"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尽管毛泽东对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参与寄予厚望，但他非常清楚这个阶级规模太小。实际上，后来的革命及抗日、解放战争所依靠的主要是农民，毛泽东将他们划定为"半无产阶级"，看作是无产阶级的最坚定同盟。$"

    然而解放之后，不是广大的农民，而是城市中的工人被称作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因此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之一，就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而坚持阶级斗争。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初生状态不同，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命令经济的背景之下，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只用了很短时间；相比之下，英国或其它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则是在市场经济下经历了至少半个世纪才形成。"国有和集体企业迅速建立，出于抵御西方入侵的考虑，重工业获得优先发展。国有和集体企业还被塑造成"大而全"的"单位"，为新工人阶级提供就业、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多重保障。国家无所不在，干预生产、再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当计划经济实现之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无产阶级化过程也随之完成。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消除阶级，而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先制造出一个工人阶级从而使其政治权力合法化，每个中国人都被安置一个"阶级成份".表述政治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它不费吹灰之力就制造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误识，将自在阶级演绎成自为阶级。

    正如汪晖正确指出的，阶级概念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里体现了双重含义：一方面作为一个激进的图像，在永不停息的阶级斗争中重新激活（reactivating ）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阶级地位的标志，去为每一个中国人定位，结果产生了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对毛泽东阶级概念的这一政治表述，导致一个"阶级认同的本质主义论述，它证明激发自下而上的政治转型是不可能的。相反，它成为最具压制性的权力逻辑，构成随后发生的派性斗争的基础。随着阶级话语单一性范围的不断扩展，'出身论'或'血统论'成为对作为中国革命核心的主观主义和能动主义世界观的否定和背叛。""因此，1949年中国解放之后，全国人民都被强加一个阶级身份，其分类根据是解放前的"阶级"背景：在农村地区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在城市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专业人员、工人、商店售货员、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资本家、小商人、手工业者、贫民、流浪者等等。

    1955年和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城市里的这些阶级类别很快地简化为两大阶级：干部和工人。$"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只有两大类官方的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级和阶层的含义已经不能够清楚地界定。

    对于许多中国人，尤其是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而言，是阶级概念的"激进"一面——发展为1957年反右运动和随后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不断的阶级斗争——引发了一场名为"阶级斗争"实为派系斗争的难以想象、难以控制的混乱。

    阶级斗争的"激进"一面源于通过自我改造来践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信念，它是激进的社会转型的主观基础。阶级概念"保守"的一面则以僵化的阶级分类进一步限制阶级斗争的受害者，配合出身论和血统论的单一性话语，创造出阶级决定一切的宿命论。对"阶级"概念的双重阐释，不管是在"阶级斗争"还是在"阶级身份"意义上，都导致阶级的结构性脉落完全被剥离，换言之，自在的阶级被当作自为的阶级，阶级的实存性被否定。"阶级"在中国变成了一个幽灵，被剥离了自身的"斗争"，反而把"政治"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和归宿。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鸿沟太大了。阶级的幽灵，没有自身的化身（embodiment ），连顾影自怜都不可能。

    当中国于1980年代初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毛泽东所建构的"阶级"语境在改革时期的中国被迅速击得粉碎。中国的无产阶级，先是被"政治"制造出来，然后被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作和阶级位置填充结构性内容，现在到了要被赶走的时候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和政府官员一起，转向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性话语，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话语被永远地抛弃，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权地位亦被否定。中国阶级历史的悖谬是，正当阶级宣告消逝的时候，一支由涌进新兴工业区和开发区的农民工构成的劳动力大军正在快速形成。这些地区成为想利用中国庞大数量的廉价劳动力的全球资本的基地。因此，一个由来自中国农村的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构成的新兴的工人阶级呼之欲出。然而，这一新形成的中国工人阶级，当其作为一种阶级力量要诞生的时刻，却遇到重重障碍。当自在的阶级正在结构性地萌芽时，精英集团不但对工人阶级没有半点同情，反而试图通过各种权力技术对它进行扼制。在"自为阶级"的形成中，阶级斗争被再次提了出来。

    二、阶级的幽灵

    如果说是毛泽东的革命理想在中国引发了"阶级斗争"以及"阶级"的话，那么，可以说是改革宣告了阶级的死亡，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性话语。

    1980年代早期的"伤痕文学"，起初只是受到迫害的右派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罪恶"的揭露，结果却演变成对"阶级斗争"论的谴责，并迅速成为新精英政治意识形态的共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整个知识界被一项取代阶级分析的、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的研究搞得不知所措。这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团队执行的题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的庞大研究计划，将构造关于社会结构的新的社会话语作为政治上的责任。这项研究以韦伯的"社会阶层结构"分析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认为"'阶级'这个词常常指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也就是，那些根据是否拥有生产资料而划分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利益上拥有多方面的冲突，彼此通过对抗和斗争产生联系。这个词使人们想起激烈的社会冲突、动荡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一些学者和群众对这个词怀有敌意，希望抛弃它。"！"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当前中国社会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失业和待业人员阶层。所有人都高兴的是，现代社会结构已经形成，"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不是金字塔型的，而是橄榄型的，其中大多数社会成员位于中层和中上层的位置，一少部分群体位于上层或者相对靠上，另一少部分群体属于最底层。

    "阶级"这个词在报告中一次也没有出现，相反，中国社会被描述为一个橄榄型的富裕社会，完全无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所创造的不断成长的工人阶级。并不是所有的中国社会学家都同意这样的结论，即中国社会已经成为橄榄型社会，达到富裕和谐的状态。在社会分层的理论框架下，更多人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型的，大规模的中产阶层在中国并没有出现。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紧张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至今还没有被称作中间阶层的政治安全阀，可以去平衡随着新兴工人阶级而来的高度分层的社会。正像社会学家李强所指出的，"因为长期缺少中产阶级，'社会紧张'在一段时间内不能被轻易消解。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积极地为中产阶级的成长培育社会环境。""李强的终极关怀是为中国的改革制造一个社会稳定的局面，使改革进程不会被任何社会冲突，尤其是阶级冲突所打乱。

    二十世纪后期，当西方再次和东方相遇时，阶级的死亡过程被复制。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始，社会科学领域的西方学者专注于宣告"阶级"分析的死亡，很快并且很自然地转向韦伯的社会分层分析。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不但在后社会主义的中国，而且同时在后工业社会的西方社会死亡了。西方社会的学术界宣称消费、闲暇、运动、性别、种族等等应该成为新的社会研究的焦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英美学术圈，关于阶级和劳工的研究变得过时；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无法逃脱被描述为死硬的（die-hard）马克思主义者的命运，意思是他/她只知道埋头研究而搞错了历史的进展。

    一个缺少批判性的产业工人群体的西方社会，似乎意味着一个没有阶级和劳工的社会。阶级从来不是一个值得关切的社会问题。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转向进一步将关注的焦点从生产关系领域移到公民社会和消费领域，至多是对于中产阶级和消费的研究。说后结构主义研究无助于我们对阶级和劳工的理解，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尤其是涉及到行动者和主体性等问题时更是如此。然而，在西方"阶级分析"死亡的论述充斥各个角落。！"关于阶级和劳工的研究发表得越来越少。历史系、社会学系和政治科学系曾经把阶级当作关注的焦点领域，但到二十世纪末，已经找不到一个阶级和劳工研究的课程。当然，悲伤并不管用。主流的中国学者对于这一"事实"反而感到高兴，并且寻求把西方阶级分析的死亡这一宣称作为自己的庇护所。

    受西方学者极大的影响，新千年之后，尤其是在社会学家中间，对于中国社会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研究迅速增多。由于阶级在东方和西方的双重死亡，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层这两个词被用来取代"阶级"概念。四个代表性的话语是孙立平的断裂社会、陆学艺的中产阶级社会、李强和李培林的中国社会碎片化趋势，以及李路路的结构化理论。陆学艺在题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的研究项目中，以中产阶级社会话语为社会和谐和社会流动提供了概念性指导，除此之外的其他三个人的研究都试图说明改革社会的结构性缺陷、断裂或是碎片化使贫富之间社会分化成为无解的难题。表面上看是渐进的话语，这些争论所围绕的中心是市场改革以及它如何产生出财富分配和社会冲突问题。然而，所有这些话语反过来又向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尤其是将焦点放在国家在解决社会冲突中的作用，因为国家依然是能够监控市场的最有力的政治机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市场需要法律和政治来规范。

    在《远东经济评论》的一篇访谈中，被西方记者称作中国左派学者代表人物的著名政治学家王绍光谈到："我把它（改革）称作'大转型'.除了经济政策外，中国现在第一次出现了社会政策  

    在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和社会是嵌入在一起的，然后开始分开，现在又重新聚合。这尤其体现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王很高兴看到中央政府重新介入社会领域，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急切的经济改革中，国家从诸如医疗和教育等领域退出，遗留下巨大的不平等，现在开始被弥补。"！

    上述论述都涉及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问题丛生"的社会，但在这些论述中，"社会"和"社会反抗"概念却近乎缺失。在中国社会学家和知识分子那里，社会政策是用来平衡经济改革的东西。这些话语所包含的针对社会不平等的声音，在最近这些年导致了一门所谓的公共社会学的出现。在我们看来，这正是中国社会学历史内在的一部分。公共社会学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学的特点，当国家要求社会学家参与改革的时候，这一特点就被创生出来。！事实的悖谬之处在于，这是没有社会的"公共".在"公共"的名义下，大部分社会学家或知识分子在经济改革和全球化背景下仅仅能够谈论权力，期望出现好的政府（甚至不是好的治理）。当然，"阶级"概念常常被公共社会学关于社会不平等话语的论述实践所压制。！

    然而，正是在这一矛盾的历史时刻，用德里达的话来说，马克思的幽灵回来了。它必须回来。正如德里达所言，"反对意见似乎是无可辩驳，但是无可辩驳本身就表明：这个正义获得了新生，它超越当下生命或其实际存在、超越其经验的或本体论的实在性：不是朝向死亡，而是朝向一种生命的延续。这有一种"视觉效应：我们无法看到谁在注视我们"，但"这个幽灵般的存在的确在注视着我们".！（正当"阶级"被剥夺了语言无法发声的时刻，一个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正在挣扎欲出。这个幽灵般的他者萦绕着、凝视着它自身，却不想被任何人看到。

    三、一种历史性力量 

    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引发的怨恨情绪，农村和城市出口加工区急速增加的集体行动，成为不和谐的杂音，使得人们不能再继续依赖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去推动不顾社会成本的经济发展政策，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成为一项政治决策。"和谐社会"建设需要一种关于城市社会和农村社区的新的"想象"，并且需要将工人阶级（包括数量已经萎缩的城市工人和广大农民工）重新团结起来。

    正是在统治话语发生新转变之处，我们观察到阶级话语的回归。这又制造出另一个讽刺：国家宣称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是产业工人队伍的一部分，在2003年和2004年的官方话语中第一次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2004年之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题为"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的"一号文件"，公开声称"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国家的保护和享受基本的公民权。！"和谐社会和对新工人阶级的承认看起来似乎是自相矛盾，但国家现在试图用国家保护和公民权的自由话语坚决地规避（circumvent ）这个问题。

    有意思的是，与这一统治转向相伴随，出现了一些期待已久的中国学者关于新工人阶级形成的学术研究。吴清军2006年的论文"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理论评述：立足中国转型时期的思考"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处于转型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形成像十九和二十世纪的英国法国那样的新工人阶级 如果新工人阶级形成了，它对中国社会的长期影响将会是什么 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沈原为当今中国社会两种类型的工人阶级形成模式提供了宏观的话语——一种是沿着博兰尼的关于脱域的市场对社会的专横以及劳动力商品化的循环过程这一论述归纳出的，另一种被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阶级理论所型塑，即资本主义通过对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的剥夺，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劳动剥削。前一个用来理解国有企业工人的劳动斗争，这些工人的生活正经历着不断脱域的（disembedded）市场和中国社会快速的劳动力商品化过程的沉重打击。后者用来理解那些在沿海地区外资或私人企业中工作的农民工，作为正在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他们的生活被新集体宿舍式的工厂体制所控制，除了向资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

    2006年标志着中国大陆阶级研究的再现。当吴和沈忙于阐释当今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兴起的时候，另一些人却倾向于消解这一新生的工人阶级。

    最有代表性的是于建嵘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认为历史和政治地形成的中国工人阶级是"迷失"的。以对安源工人长达四年多的历史和民族志研究为基础，于激动地宣布，安源煤矿工人的集体行动不是沿着阶级路线组织起来的，因此那些工人的行动只能被界定为"非阶级的集体行动".

    虽然于建嵘同情地呼唤中国工人的政治合法性，鼓励他们合法地组织起来，形成他们的阶级意识，依靠自身完成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但他从根本上低估了中国工人阶级理解他们在与资本、国家、新兴中产阶级和城市精英的关系中形成的自身阶级处境的能力。"迷失"的阶级是于建嵘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描述，并将其看作是来自他对于安源煤矿工人斗争深入和实证研究的一个科学结论。他的良好愿望是保护中国工人阶级的成果，使之免遭一些乌托邦知识分子计划的绑架，这却使他误入一个理论和经验的死胡同，以至于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在本体论上就是"迷失"的，当前的斗争本质上是非阶级取向的。这种去政治化过程的意外后果可能不是于建嵘的初衷，因为他急于保护工人阶级自主形成的"可靠性".

    另外两位大陆学者，许叶萍和石秀印则认为，如果工人的集体行动和劳动组织能够被吸纳入现有的政治体系，中国新工人阶级可能会被消解。他们说："工人阶级可能会形成，也可能不会形成。它是否形成取决于社会能否把工人吸纳进现有的体制，通过对现有体制的调节，让工人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获得相对的公正。如果工人不能够被纳入既存的体制，或者如果他们仅仅在形式上而非实质上达到他们所认为的公正，那么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不可避免的。

    表面上是同情工人的需要，认可他们合法组织起来的权利，然而许和石保护工人权利的迂回路线却导致对现有体制的公正化，剥夺了工人阶级形成自己的阶级的权利。

    四、最后的讨论：一个新阶级主体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考察了中国阶级政治和阶级话语中的一些历史性悖论。我们首先见证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新工人阶级结构性地形成时阶级话语的失语。阶级概念被限制在小范围的学术界。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新千年开始流行的社会分层概念完全取代了阶级概念，导致当今中国不可避免的去政治过程。我们还试图还原阶级话语消逝的历史过程，发掘根源于毛泽东"阶级和革命"时代的阶级连续和断裂的结构的奥秘。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实践和他们关于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进一步扼杀了阶级话语，抵消了在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中形成的对阶级冲突的新理解。中国对"阶级"概念的谴责伴随着西方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对阶级分析死亡的宣称，服务了改革的意识形态。现在对阶级分析的重现，除了一小部分之外，同样延长了一个去政治化的话语，消解了对中国向全球资本主义转型的可能的批评。

    社会主义时期的毛泽东理论极为重视人类行动者及其创造性，并因此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社会的分析相对立。阶级概念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无疑是陌生的。中国农民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基础，然而共产党坚持声称自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政治象征与阶级主体之间关系的恣意性如此明显，使得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看上去倒像是一场"后现代工程"，远远早于后现代主义进入社会分析领域。能指和所指的差异如此巨大，既维持了"阶级"话语（这套语言对中国人地位的构造产生了持续而巨大的影响），又同时使得"阶级"话语不再具有实质意义。难怪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符号需要不时地借助群众运动来弥合这种差异性。因此，不能将以"阶级"为身份的中国人看作是一种扭曲，而是对主体位置的一种质询，它需要比经济或者物质更加强大的一种力量。

    中国新工人主体（打工妹或打工仔）的形成，他们的斗争、独特的色彩和活力、多重的场所，不再能被描述为或者政治化为单纯的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因为在当代中国，打工主体经历着、理解着、行动着并且规划着他们的人生轨迹。在追求全球化的中国，国家和资本的霸权话语稀释着阶级话语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分析已经过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对于中国社会中的资本家和新兴精英来说，重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是一个当代工程。阶级分析的消逝可以隐藏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因而是新霸权的政治策略。为了给强调个体主义、专业主义、机会平等和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话语扫清道路，阶级话语被彻底压制。因此，"阶级"的历史在中国被双重取代，首先是被国家，其次是被市场。阶级作为一个"符号"的幻觉是非常具有政治意味的，它使得在急剧变革的当代中国社会，阶级实践的意义无法呈现出来。

    只有扎根于底层阶级的经验，譬如通过分析宿舍劳动体制下（中国打工者们亲身抵抗资本和市场的地方）的日常微观政治，阶级分析才可能作为一种社会斗争的武器重获活力。！$新的中国打工主体必须活出自身的阶级经验，作为其具体的生活斗争的一部分。如果中国人曾经被自上而下地强加一套陌生的阶级语言的话，那么，在全球资本主义和中国现代性工程的交汇处出现的新型主体（打工妹/打工仔），正急盼着"阶级分析"的归来。！"如果"阶级分析"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套死亡了的话语，在后社会主义中国重新凸显新的"打工"主体，就是一项及时的工程。我们希望工人的集体宿舍，作为控制和反抗的微观空间，同样能够为这一新的工人阶级开创一个改变的空间。

    *张慧鹏为翻译本文付出了大量时间和心血，本文作者谨此致谢！唯文责自负。

    注释：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外语出版社1965年版，第13页。

    第18-19页。

    '关于农民的作用和工人阶级作为革命领导者的争论，参见Stuart R.Schram，《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纽约：Frederick A.Praeger，1969，236-37.（Schram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236-37.

    ）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从东方到西方"，载《新左评论》第41期（2006年9-10月）第29-45页。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第37页。

    +孙立平：《断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

    ，参见AndrewWalder，"改革时期的工厂和管理者"，载《中国季刊》118期（1989），第242-64页。

    -引自李民启："世界体系视角小的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学学者大会上提交的论文，纽约，2003年3月16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0李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载《经济界》，2006年第1期，第35-42页。

    。1Nelson Lichtenstain （编）：《美国资本主义：二十世纪的社会思想和政治经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Leslie Hook ，"中国新左派的兴起"，载《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3、4月版，第8页。

    。2参见Pun Ngai，"中国的公共社会学"（在Michael Buroway 组织的"全球范围的公共社会学"主题小组上提交的论文，国际社会学协会，德班，南非，2006年7月，第23-29页。）

    。3沈原的文章是个例外，"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生产"，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13-36页。。4Jacques Derrida ，《马克思的幽灵》，纽约和伦敦：Routledge，1994，xx.

    。5Derrida ，《马克思的幽灵》，第7页。。6参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一号文件）。

    。7参见Ching Kwan Lee，《抗法：中国东北和西南的劳工抗议》，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参见于建嵘：《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香港：明报出版社2006年版。

    ！0许叶萍、石秀印："工人阶级形成：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转换"，载《学海》2006年第4期，第27-39页。！1正如Elizabeth Perry 正确指出的，"劳工政治起源于劳动者自身：他们的籍贯、性别、流行文化、教育、工作经验等等"（《上海罢工：中国工人的政治》，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参见Pun Ngai，Chris Smith，"正确理解跨国劳动过程：后社会主义中国宿舍劳动体制"，《工作、就业和社会》2007年第21期，第27-46页。ChrisSmith ，Pun Ngai ，"作为控制和反抗场所的中国宿舍劳动体制"，载《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学刊》，第17期，2006年8月8日，第1456-70页。

    潘毅、陈敬慈：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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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失语年代的光与影
    潘毅

    [摘要]我的梦想很近——自我改造，并寻找中国的新生力量，矢志不渝。然而，作为一个未能自我改造的读书人，越走近打工者的世界，越发觉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我不但没能成为打工者的一份子，反而被远远地抛了出去。一、走过失语的年代走过失语的年代，恐怕，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

     

    我的梦想很近——自我改造，并寻找中国的新生力量，矢志不渝。然而，作为一个未能自我改造的读书人，越走近打工者的世界，越发觉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我不但没能成为打工者的一份子，反而被远远地抛了出去。

    一、走过失语的年代

    走过失语的年代，恐怕，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和稀泥的年代。在这个年代，就让大家学晓一种属于这个年代的欢笑。

    和稀泥的时代走过了九十年代的沉郁和苦闷，开始变得有些不安，或不安份，有些不愿再沉默的，想发出一点儿声音，弱小而无力。没有历史的负担，却保留着一点儿想象，这本来为和稀泥的一代提供了希望，可惜，由于对历史想象的苍白乏力，而且又缺乏一点儿勇气和承担力，于是我们进入了一种既可笑又可怜的生活状态：要么有原则，没立场；要么有立场，没原则；要么既没原则又没立场，但却可以假装反叛，赢得掌声。不信，看看近年的新社会运动，便会领会一二。冒出来的角色多了，闹哄哄，既可左，又可右；既非左，又非右，立场原则皆可讨论，只要大家团结，心中有数，见步行步，和稀泥成了难已回避的时代结局。

    和稀泥的一代也怀着一种半自恋的反叛精神，想反建制、反权力，同时却又对资本主义社会存着一种犬儒的宿命观，心里对社会改变没有把握、没有希望，也就更侈谈有社会改造的图像和改造社会的方案。坦率地说，和稀泥的一代当中，有不少人自以为比较明白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觉得做人最好实际些，要懂得惜身，反也要反得有分寸，这才是存活之道。

    活在这个年代，我觉得有点轻，爱与恨，已不再属于这个既和稀泥却又斤斤计较的年代。当江氏邀稿，要我谈谈与中国女工的相遇和抗争经验。我心想，这个年头还有什么故事值得诉说 2007，回归十年，我交上的是一份白卷和一点儿属于这个和稀泥年代的清醒。

    在这无梦而又众人欢笑的日子里，我开始想起了一些人和一些事…… 二、火焰的熄灭

    上大学的时候，八十年代刚要走完它轰轰烈烈的一刻。我有幸受益于一个思想开放、热情激荡的时代末。八十年代的中国，不知那来的一股劲儿、一点儿希望，大家对于走出一个未来的中国有着许许多多的憧憬和想象，经济改革、政治变迁、思想改造，无一不可以辩论，还记得人人手上都捧着一套《走向未来丛书》。中大国是学会搞的一个题为“黄河琅”的读书周，参与的大学生超过二百多人，要进入讨论小组，还必须面试。

    中国往何处走 恰似是一代人共同探索的课题，思潮迭起，却又苦无答案，于是左手一本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右手一本刘小枫的《逍遥与拯救》，中国的前途便是个人的命运。

    当时思想界的主流多少受一股带着欧洲启蒙色彩的现代主义影响，问题总是围绕着中国现代化的出路转来转去。可惜的是，吵闹之余，更加迫切需要面对的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呈现出的问题却被有意或无意地回避，所针对的尽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挫折。还记得当时著名学者金观涛搬来历史超稳定结构论来解释中国的长时期停滞落后。这对于承继左翼思潮的中大国是学人，自然大感不足，于是，当中有人抬出马克思和后马克思主义，有人搬来尼采的超人价值，有人苦思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困局，有人探索东欧的另类社会主义……

    中国往何处走 应该有千千万万种可能性。当我还来不及消化那些思想，当我的脑袋还空洞洞的时候，一场悲剧的发生，却为此划上了休止符。从此，没有人再问：中国往何处走 前路失去了光，便只好常伴在黑暗之中。只有午夜梦回时候，偶尔还能听到中国往何处走的余音末了。 三、历史不为个人的意志转移

    九十年代是一个失语的年代，或是高压或是利益收编，导致了知识界一场或真或假的精神自我放逐之旅。那些走过场的名字，应该记得却又消失得有点快。思潮像潮水般退走，没有了吵闹，剩下一片难得的寂静。

    奇怪的是：当思想界变得鸦雀无声，民间社会沉默无语的时候，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新的一幕正在紧锣密鼓地上演：一边厢，大搞特搞经济特区，沿海城市建完一个又一个，港资、台资、日资、韩资和美资引完再引，发展是硬道理；另一厢，将香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窗口城市，承诺让它五十年不变，大家担心，便献上一部基本法立下生死契。

    1992年元旦刚过，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下考察，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为改革开放开路奠基。他明确表示“左”对于中国而言比“右”更可怕。“南巡”期间，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被写进中共党章，并且首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于是，“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总目标一锤定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无可争辩地进入了历史进程。

    中国往何处走——还用问吗 当然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就这样，随伴着九十年代的主旋律——安定与繁荣，历史的草案就已拍板定好，一场真正超越生死的具有特色的中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启航，谁生 谁死 已无关紧要。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历史不为个人的意志转移。

    不愿当历史舞台上的玩偶，便选择了退出。在那段最后挣扎的岁月，我记忆里有《哈维尔选集》和它动人的中文版序言，它教会了大家人性与社会主义的挣扎，还有走向做一个真实的人的方向。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一切关于中国的讨论都销声匿迹了。

    中国知识分子真的自我放逐了  四、火的特色

    1991年5月，一场大火，一场工厂大火夺去了六十多名年轻女工的生命，沉痛之余，大家开始深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出现的问题。火，映现出体制内部的弊端，同时也暴露了原始资本主义为了资本累积而不惜牺牲一切的罪恶。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相遇，的确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相当有特色的历史舞台，而且比什么都来得更有改造社会的力量。思想死了，市场便活跃起来。

    中国知识分子没有真的被放逐，代替他们走上放逐之路的是一群尚未自觉阶级地位的打工者。九十年代初期，打工者一批接着一批地走出农村，涌入经济特区，正式地走上无产阶级化的道路。不幸的是，经济特区里的外资工厂却经常发生火灾，被困在车间和宿舍里无路可逃而被烧死烧伤的，是那些从农村外出的年轻打工者们。

    已经忘记了是哪一天的黄昏，在广州一家医院的外科病房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一位躺在病榻上的女工。不到十八岁的她，全身烧焦，只剩下一张脸庞依然秀丽。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忘怀她安宁而又绝望的眼神。离开医院的一刻，泪水滚滚滑落，朦胧的视野中看到一轮西下的夕阳，那一份死寂陪伴了我整个九十年代。

    第一次真正踏足中国农村是在九一年的夏天，为的是寻找烧伤工人以及遇难者家属的下落，对他们进行人道救援。我翻遍了家里的箱子，找到当年的记录，蜡黄的纸上留下了依稀的笔记，觉得珍贵，便全数留下：

    1991年5月30日，广东省东莞石排镇兴业雨衣厂发生严重火灾，造成六十八人死亡、四十多人受伤的惨剧。兴业雨衣厂由内地厂商王 × × 以“三来一补”的形式和香港商家沈× ×合办而成。自从去年十月开厂以来，招请了一百二十多名工人，其中大部份是外省民工，特别是从农村出来的年轻妇女。工人全部睡在厂房里。工厂大门在半夜被牢牢锁上，厂房内部堆满了易燃的塑料原料。30日晚上二时多起火，工人逃生无门，活活被烧死或跳楼摔死。

    由于厂里不少遇难工人来自湖北，1991年8月下旬，我与朋友共赴湖北省大悟县三条村进行实地考察。

    （一）一对新婚夫妇

    我们从湖北汉口乘坐长途公共汽车，经过四个小时颠簸终于到达大悟县，再租车经过一个多小时抵达汪洋村。汪洋村有一千多村民，分八个小组，小组实际上就是实行承包制前的生产小队。我们在村口四处打听，刚好碰上了两位遇难工人的表哥。由他带路，我们在崎岖的山路步行了二十多分钟到达遇难者张清波、喻爱虹夫妇的家——汪洋村第八小组。他们俩是新婚夫妇，刚刚办完喜事的家里，现在又接着办理丧事。进了张家，张母一听说我们是为了她这对死去的新人而来，立即放声痛哭，边哭边唤她儿媳的名字，哭声如怨歌，十分凄厉。张父说两人今年春节才刚结婚，新房的大床是新添置的，录音机也是新买的。我们看到屋里曾经张贴的大红喜字已经被撕掉，但仍然留下了一些新婚的痕迹：新婚夫妇的照片依然摆放在床头。据说喻爱虹原来并不打算这样早结婚，而是希望先多赚一点钱。后来经过家人多番催促才返乡成亲。一般来说，女方结婚后就不再工作。但是由于操办婚事用掉了四千多元，其中大部分还是东挪西借回来的，因此，春节一过，夫妻二人便共赴喻爱虹已经工作了两年有余的雨衣厂打工。喻爱虹罹难时怀着四个月的身孕，她本打算再过三个月便和丈夫一起回老家待产，然后就留在家里种田，不再外出打工。

    张家共有七口人，1981年分土地后有三亩半地，除了在水田种稻外，还在山地种花生和小麦。1990年的稻谷收成是二千九百斤，上交政府一千一百斤。另外，由于张家种花生，因此按照政府规定还必须上交花生油，1990年张家上交了花生油六公斤；另外，1990年的上交提留每人需缴现金三十元（1991年升至四十元），张家一共上交了二百一十元。因此可以说，张家除了能够糊口之外，实在没有多大余力积蓄现金，四千多元的婚事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张家没有能力买牛，一头牛值一千二百元，相当于他们家一年的全部收入。因此，他们只能与另外四户人家共享一头牛。他们家养的两头猪，也在办喜事的时候卖去了一头。家里的十多只鸡，又因为村里发生鸡瘟，死剩下只有一只。现在，家里便只有这一头猪和一只鸡，陪伴着两位老人过活。

    张清波在雨衣厂工作的工资不高，作为非熟手工人，他每个月工资只有一百八十元，喻爱虹则有三四百元。 张清波死时二十四岁，喻爱虹二十三岁。两个人的赔偿金加起来一共二万一千元，安葬费每人约二千元。张家另外将赔偿金分给喻家六千六百元。张母哭着说，他们再穷也不会使用这笔赔偿金，会心痛。这笔钱只会用于每年的悼念活动上。

    张家现在只剩下一个儿子，二十岁。女儿已经结婚，也住在同一个村里。张父说如果安全，考虑到赚钱还是会让小儿子外出打工，不然哪有钱来成家。同村的人都知道外出打工情况严峻，到山西煤矿挖煤死去的也有，但是，他们别无选择。

    （二）经历了一次轮回

    走出张家，向左穿过一条小路，经过十多间破烂房子，我们到达了陈义宝的家。陈义宝出生于1974年，他1990年11月进厂的时候尚不足十六岁。乍见他，年轻的脸上仍充满了孩子气。他摔断了左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他说腿现在已经不疼了，可以在村里四处乱窜了。我们都笑了，在他家里，我们倒是享受到了一种有客从远方来的喜悦。

    陈义宝说从四楼掉下来都摔不死，以后什么事都不用怕了。5月30日深夜，他刚入睡，突然听到女孩子的尖叫声，初时还以为是一群女孩子在闹着玩儿呢，后来又听到楼内房间一片混乱嘈杂，许多人争先恐后地往三楼跑，这时才察觉到一定出事儿了。跳下床来，定一定神，他心想可能是火警，打算找个人来问问，浓烟已经弥漫整个房间，张开口，差点呛了一下，于是往前走，心里也拿不定主意，摸到窗口，仿佛有一股莫名的求生力量叫他跳下去，没有丝毫的犹豫，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双脚着地的刹那，睁开眼睛，他说自己好像是经过了一次轮回，而他，仍然选择了做人。

    陈义宝说起自己的经历时眉飞色舞，对当时的惊骇，对现场的惨状，似乎一点儿都不以为意。

    陈义宝说他在兴业雨衣厂里并不是年纪最轻的，比他小一岁的还有两个人，他很关心他们的下落，但是却完全没有他们的消息。陈义宝在厂里的时候非常顽皮，经常和别人开玩笑，为此没少挨肥佬（本地老板王× × ）的责骂。他说厂里的男男女女都像是石头一样，平时动都不动，越干得久的，越死板。有时闷得发疯，真想到街上逛一逛，可最后还是把冲动压制住了。他从新年一直到五月起火那个夜晚，从来没有放过一天假，包括星期天。他说，工作时候不是闷得发疯，就是饿得肚子直打鼓。每天从早上七点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只有两顿饭，都是一些青菜加上点儿嚼不烂的硬猪皮，米饭多一点儿也不能添。他有一次向厨房要求添饭，被厨房主管（王老板的妈妈）骂了回来。陈义宝说他在厂里吃的比家里还要差。

    陈义宝睡在四楼一间用纸板分隔开的小房子里，这房子共住了十一个人，设置就像监狱一般，一排睡床用几块木板连在一起，分上下两层，下面睡六个人，上面睡五个人。陈义宝说夏天的时候根本就没法睡得着，摄氏三十四度的高温，六个人挤在一起，一台风扇也没有。男工之间因此经常产生摩擦。

    陈义宝每天睡六个小时，曾经有几次捱不住睡着了，被肥佬拿着棒子殴打。他说有时肝火太盛，想回拳，但最终还是忍住了。用焊机制作雨衣十分费神。春节过后，他被安排上帽，每一百件两元，平均每天能做六百件，有的时候做得快，一天能做到八百件。他说自己因为睡眠不足或者不小心，经常被焊机烫伤。伤得严重的时候让休息半天，通常是不准休息的。他每个月的工资扣除四十元的生活费之后，还能剩下三百多元。

    1991年的春节，他给家里寄了二百元钱，由于赚的钱太少，他舍不得花上一百多元的路费回趟家。他说自己心里很想家，但是肥佬说回家的人必须被扣下五十元的押金，不回家的人则每天可以获得三块五的膳食补贴。于是心里一盘算，扣下五十元的押金，再加上一百多元的路费，倒不如将这笔钱寄回家。不过，他说肥佬后来不认账，没有支付三块五的膳食补贴，年假的吃用全部都是自己负担的。

    春节过后，肥佬一直没有发工资，直至起火前三天，才发了三月份的工资。厂方的惯例是第一个月的工资推迟到第三个月的月底才发，因此3月份的工资在5月底才领到。5月30日起火的时候，肥佬共欠下工人两个月的工资，陈义宝的便有六百多元。

    陈义宝被烧了二百元，还有去年才买的被单和衣服，现在只剩下一双一瘸一拐的腿。以后，每当我听到这首歌，便会想起他： 工伤（工伤者）

    （原曲：小草）

    没有呻吟， 没有喊叫， 我就这样受到了工伤。 有人叹息， 有人伤感， 你看工伤病友充满整个病房。 机器啊机器， 你别再发狂。 工友啊工友， 要注意安全。 手指啊脚趾， 你离开了我。 企业啊老板， 你要给我赔偿！

    没有在大火中丧生的中国打工者们，注定要活下去，经历了一次生死轮回，他们开始获得阶级意识的自觉。陈义宝满面的欢笑，与那一双一瘸一拐的腿，为我们诉说着生存的希望及其与资本所主导的这个社会之间的必然冲突。试想，有谁会比这位不足十六岁的打工者更明白资本的本质、市场经济的含义以及他们的阶级地位 

    （三）改革后的阳河村

    翌日，我们来到高店乡阳河村第一组。这个小组座落在一个小盘谷上，人口共有二百多人。绕过几个山弯，踏过一条小桥，我们看到了一片水田和人家。这个组的土地显然比汪洋村差，水稻长得并不高，花生叶看起来也很干枯，其它农作物，如梨树和蔬菜，也相对较少。自从1981年分土地以来，他们的生活水准显然比文革时好得多了。1984—1985年是农民的蜜月期，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了，各种杂税尚未出现，肥料的价格也比较合理。但自1988年以来，农民的生活水准下降得厉害，通货膨胀，各种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都在涨价。农民觉得最不合理的是小孩子的学费，每个学期都要花上差不多二百多元，是文革时候的一百倍。

    阳河村共有八个组，组与组之间相隔约有十五分钟的路程。组里的房屋排列得很整齐，一般是五、六间小屋排在一起。我们找不到村长或组长办公的地方。表面上看，农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疏离，但是从一些崭新的口号上，可以看到政府依然对农民存在着控制。在村屋的墙上，我们看到一些有趣的标语：“纳税、爱国”、“按时交提留，爱党爱人民”和“滥用土地，就是反人民”等等。从这些标语以及与村民的闲谈中，可以感觉到各种农业税的确是沉重的负担，往往有不少农户在年终时不能及时纳粮和缴现金。村长最头痛的就是要逐户上门催促交税，有时每星期上门三、四次，而用行政手段强迫交税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以往设立的很多项社会福利政府都已经不再负担，社会主义所强调的社会生活和群体参与都已变成了孤立的家庭生活和个人发展。

    当日是农历七月十四，鬼节。村民正在进行祭祀活动，远在我们进入村口之前，哭泣声已由村里传来，回荡于整个山谷之中，因为火灾中丧生的工人来自阳河村第一组的就有三个人：喻宗喜，男，二十九岁；喻爱珍，二十一岁；喻爱虹，二十三岁。这个组共有八个人到东莞打工，全部都进了兴业雨衣厂。现在除死去的三个人外，由于严重伤残而留在广州红十字医院的有一人：熊小清，女，十九岁。其余四名生还者都回家了，他们分别为喻霞珍（喻爱珍之妹），女，十九岁；喻彩华，女，十九岁；张林，女，十八岁；喻新桥，男，二十一岁。

    （四）两个生还的女孩

    中国的打工者们走的便是这样的道路，而且有时是一去不复返。

    两个生还者——喻霞珍和喻彩华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叙述：

    1990年春节前，我们同组八个人一起到东莞找工作，每个人身上大约带了二百元钱，当天到达东莞后找到同乡陈义宝的姐姐，她带我们到她工作的厂里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从广告上看到雨衣厂招工，当时这间工厂叫做沙龙雨衣厂，一般工友称其为旧厂。这间厂到了1990年10月才由老板王× ×将旧厂拆开，另与香港商家合办新厂，叫做兴业雨衣厂。我们当时到工厂找工，面试我们的是广东老板，姓钟的，他当时并没有向我们要身份证查看，也没有与我们签订任何合同，只是问了我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以及从前是否在雨衣厂工作过。我们都不敢问工资到底怎么计算，他也只是马马虎虎地告诉我们这间厂的工资是多劳多得，谁干得快谁就多拿钱。由于我们都是生手，因此也就都默不作声地跟他到工厂车间试工。

    第一个月我们平均工资才拿到二百多块，每天从早上七点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星期天也从不休息。有时候赶上赶货期，还要通宵达旦地工作。厂里有广东人、广西人、四川人、江西人及我们湖北人。其中要算我们湖北人工作最勤劳，最吃得苦，因为我们都是偏远山区来的，既不懂事又怕事，能找到一份工作已经感到很幸运。我们这一群人干得特别快，到第二个月已经能拿到三、四百元的工资。有时候觉得太辛苦了，不想再做，但是心想既然人家能做到，为什么自己就不能 就这样，也就坚持下来了。

    我们在旧厂工作了四个月，到了1990年7月停货，停货期间（7月至9月）一直没有发过工资。肥佬（那个广东人老板王 × ×）还答应我们每天补贴三块五的生活费，可是后来一直都没有发工资和生活费。有一次我们找到肥佬家向他要钱回家，他推搪说快有货了，工资和生活费都要等到上班才发。8月初我们曾经联名写信到石排的劳动局，请求劳动局协助我们追讨四个月的工资，可是一直没有答复。后来听说是因为我们不是正式的合同工，因此不受任何劳动法例的保护。

    10月，肥佬另建新厂。由于旧厂没有工资发，肥佬答应我们到了新厂不会再欠工资，于是，我们八个人便都跟着他进了新厂。由1990年10月到91年1月底，才发前三个月的工资。平时我们跟肥佬要钱，他有时会给三十或五十元，当然后来都在工资里扣除了。这些钱我们主要是用来买东西吃，由于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才吃两顿饭，饿了便想到街上买些豆腐和辣椒吃，我们在家乡都吃辣，到了广东以后吃得很淡，每日除了蔬菜和猪皮外，什么吃的都没有，因此特别想吃辣椒。

    我们的工厂有两幢楼，矮的那幢有两层，都是生产车间，第一层放了十五部焊机，第二层放了十二部焊机和两部打钮机。高的那幢有四层，第一层是货仓和裁床，第二层全部是裁床，第三层是货仓和男工宿舍，第四层男女工宿舍。矮楼第一层工厂的十五部焊机是1991年4月新购置的，由于要买这些新机器，春节过后的工资一直没有发。平时管理这间厂的主要是广东老板肥佬，香港老板每隔一、两个月才来一次，不过有一个来自香港的会计刘×经常会代表香港老板来厂里，有时候会逗留一个星期以上才走。他5月中来的时候，我们去找他理论为什么不发工资。他当时告诉我们，由于公司需要钱扩建厂房和购买新机器，推迟了一点儿，但是很快就会有工资发。他还指着车间里十多台新装上的电风扇说，这些设备都需要钱，公司哪来那么多钱。

    工厂里的电风扇是今年四月份才装上去的，以前连一把风扇也没有，车间空气非常混浊，焊塑料的时候经常发出又臭又酸的气味，有时候受不了了，就跑到厕所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记得有一批枣红色的塑料，发出的臭味特别难闻，车间里许多工友都感到头痛。我们向指导员请假去看医生，老板也不管。厂里有三个指导员，工厂第一层有一个，女的，是广东人，她月薪大约六百多元；第二层有一男一女，女的是广东人，月薪大约五百元；男的是广西人，月薪有四百多元。

    喻彩华在厂里所做的工序是上领，工钱是记件的，每一百件是一块八，每天能做一千至一千五百件左右，要看精神而定。有时候过于疲劳，手脚就慢。工资最高的那个月，拿到了六百多块钱。

    喻霞珍的工序是上袖，也是每一百件一块八，大约每天能做一千件，平均工资是四百元。我们的工钱并不固定，老板见我们做快了，便会降工价，例如上帽子，前个月还是一块五，5月份就降到了一块二。

    我们睡的地方一直都没有风扇，九十多人睡在一层里，空气跟车间里没什么两样儿。4月份，天气开始热起来的时候，有不少男工忍受不了了，就跑到天台去睡觉，而我们女孩子只能窝在房间里面。晚上下了班，虽然很想到街上舒展一下筋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是工厂大门一过十二点半便上锁，所以根本没法走出去街上散散步。

    5月30日晚上两点钟起火，我们无法从工厂大门逃出来，全部都从三、四楼往下跳，不是死，就是伤。喻霞珍从三楼跳下，她姐姐没有跳下，所以被活活烧死；喻彩华也是从三楼跳下，张林则从四楼跳下，我们都伤了臀部和脚部，张林还多烧伤了一只手。后来我们又听说一个名叫张云的广东男孩子烧死在一楼的电源总开关处。

    与其说这场大火要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留下烙印，倒不如说，它决意要烧毁一种属于九十年代特有的创伤和死寂。

    五、谁的呼唤

    已经忘记九十年代是如何走过去的了，在无数绝望的日子里，大家都渴望着光，追逐着一点点光影，希望能为这些打工者们照亮他们冰冷黑漆的生命隧道。

    走出农村，我有了对于九十年代更多的问号，以及一个崭新的渴望——进入工厂，走进打工者的内心世界，走进他们的生命，共同寻找那些创伤背后的希望之光。于是，1995年春天，我进入了深圳的一家电子厂，与五百多名打工者相遇，一起工作，一起生活。无数关于他们的故事填满了我曾经空白无梦的日子，他们的欢笑与泪水让我懂得：对时代的无力感是对生命的无知和否定。

    工厂不是时代的囚室，也不是农民工逃脱苦难与贫穷命运的避难所。它是资本的怪胎，既能够夺去工人的生命，也能够供给农民工唯一的求生希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为大家提供的是现代化梦想的试金石。从九十年代起，几乎每一个年轻的农民，不管他/她来自何处，都是一个潜在的工厂工人。在工厂的宿舍里，工人既埋怨血汗工厂，又懂得自我作乐，更晓得挖苦资本的无情，同时又渴望着能够改变自已的命运。

    宿舍里一位女工的夜半尖叫，使我彻夜难眠，内疚不已，同时也由心底里萌生出一份敬意和感激：它终于对一个缺乏想象力而又失去思想的年代做出了最直接的控诉！

    我的梦想很近——自我改造，并寻找中国的新生力量，矢志不渝。 然而，作为一个未能自我改造的读书人，越走近打工者的世界，越发觉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我不但没能成为打工者的一分子，反而被远远地抛了出去。许多年后，依然不能忘记一位女工和我说的话：“你的世界不属于这里，留在工厂受苦没有必要，还是早一点儿回家吧。”

    没有回家，也没有能够成为打工者的一分子，但我知道我与他们的命运已经耦合在一起。我想让打工者们明白，我与他们一样，是时代的过客，四处漂泊在社会的边缘，同样无家可归。

    翻开九十年代中后期搞的一本打工者读物，看到了一位名叫章兵兵的女工写下的一首诗和一篇短文：

    路在哪里（章兵兵）

    天，是蓝色的，

    太阳，是炽热的，

    人群，是忙碌的，

    唯有我，是心事重重的；

    看着，来去匆匆的人们，

    我的心，在滴血，

    就像一只迷途的小羊羔，

    不知道该怎么走、该怎么走！

    在深圳这个大都市里，

    难道真的没有属于我的那片绿荫……

    路在哪里 

    无奈的漂泊（章兵兵）

    看着路上稀稀疏疏地几个人来回走过，我心里有一说不出的酸楚，突然好想回家。可是，回家能解决问题吗 

    我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脑子里一塌糊涂，我该怎么办 服装厂我是不想进了。可是，除了进服装厂，我又有甚么选择呢 先别说口袋里的钱一天比一天少，连今天晚上住宿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回看，遇到这样的一个“黑厂”，我又能如何呢 入厂时，我交了二十元厂牌，但厂牌一直都没办到。一日，上午我和同事提前下班，宿舍门卫说：“没有请假条不能回宿舍。”由于我们受不了车间的环境，下午不想去上班。我们便去找厂长开放行条。过五关、斩六将，放行条下来已经下午三时多了。

    最后，我辞工了。收拾行李时，宿舍门卫催促了好几次。本来，工人在辞工之后，一般是可以住宿三天的，可这个厂非要工人立刻搬走不可。我想找个车行搬行李嘛，可是，我找了一个晚上，都没一个可以帮忙的。已经十一时了……

    一个人走在路上，我感到好无助。任凭雨水去敲打，心都碎了。泪水不知甚么时候就开始亲吻我的脸庞。为甚么倒霉的事全都聚在一天发生了 我的心里很烦，总是在宿舍一百多米之内来来回回。

    那一幕，刚好被住在路边宿舍里的小姨看见了。她正在刷牙。“你先在能避雨的地方站一下，我马上下来。”后来，她问：“现在甚么时间了 ”我回答说：“十二时正。”宿舍在晚上十二时关门。我想，是不是刚才自己太狼狈呢 我也知道该找一个厂了，可是，我不能保证自己的身体还能承受那超负荷的工作。我怕。我彻底绝望了。

    想起在车间里一天到晚像机器一样地工作，我就心寒，累死累活，每天凌晨一时才下班，头昏眼花，腿也打颤。等到月底发工资，就因长得不那么漂亮而少得一点，是那么的不公平，让人伤心，这样做还有甚么意思呢 

    夜，已深了。黎明之后又是一个灿烂的艳阳天。我，应该怎办 明天，我该怎么办 我还会徘徊在那一百多米的路边吗 

    打工者问：应该怎么办 明天，我该怎么办 既然有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便会有同样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化。一个只要劳动力，而不要劳动者的社会，能为这群打工者提供怎样的答案 面对剥削、歧视和冷漠，城市对于他们来说，是永远的异乡。

    大家都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不愿意就这样离去的，决意成立一个属于自已的组织——女工关怀。1996年5月刚成立的时候，它的名字叫做女性联网，对于这群四处漂泊的打工者来说，通过一个女工网络把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姐妹们联系起来，打破族群和地域的局限，建构打工姐妹的主体性，这，就是当时大家的想象。女性联网的第一批核心义工是来自我曾经工作过的流星电子厂的十二名女工。在抽屉里找出她们当年填写的中心义工登记表，感慨万千：

    付 × 妹 20岁未婚初中流星电子厂组长 黄 × 玲 21岁未婚初中流星电子厂普工 刘 × 国 18岁未婚初中流星电子厂普工 苏 × 凤 22岁未婚初中流星电子厂普工 李 × 花 20岁未婚初中流星电子厂普工 李 × 英 21岁未婚初中流星电子厂普工 林 × 娇 20岁未婚初中流星电子厂 QC 米 × 群 23岁未婚初中流星电子厂 QC 黄 × 莲 23岁未婚初中流星电子厂修理 黄 × 容 24岁未婚初中流星电子厂修理 高 × 瑞 24岁未婚初中流星电子厂管理 罗 × 24岁未婚高中流星电子厂文员

    看着这十二个名字，回忆又上心头。曾经有多少个夜晚，在加班加点之后，与她们在宿舍里谈论成立女工关怀的设想。在城市里经常受骗的她们，虽然内心渴望着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可是又担心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环境里，如何能使其它工人也相信这个属于打工者的组织。已经想不起当时如何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下，开始进一步讨论女工关怀的使命：推动劳动权益、提高女性意识、推广职业健康和实践女工自主。当时大家的想法并没有奢望能建立一个实体的女工中心，资本的垄断和公民社会的阙如，能够有一个无根者的网络就已经很不错。

    或许是命定，1996年的春天，当我们走遍了广东省和深圳市各政府部门都求助无果的时候，南山区工会内部的一位热心人士出现了。在她的帮助下，我们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了第一个女工中心。中心于同年5月1日开幕，南山区的工会主席以及其它一些干部都参加了开幕仪式。当天的热闹情景，至今不能忘怀。自此之后的每一个晚上，中心都挤满了来自附近工业区的打工者们。

    中心经常举办劳动权益、女性健康、职业安全、性知识等教育讲座，目标是增强女工自我保护及维权意识。同时又将女工网络由中心延伸到工业区的宿舍之内。宿舍联络员成为中心和女工沟通的重要桥梁，发挥互助互爱精神，团结一起。中心凭借的是灵活而具创意的手法，透过义工小组活动、文娱康体节目、读书组、手工艺班、白话和英文学习班、诗画创作、电影分享会、摄影会、戏剧组等方式，使女工们能够畅所欲言，表达心声，反思“打工妹”的集体身份，寻找女性主体。

    受尽歧视的打工者，终于在这个城市的一隅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家。一位名叫毛翔的女工在中心出版的一本名为《姐妹密语》的读物上留下这样一段话：

    今年年初，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地方——女职工服务中心。不久我就成为了本中心的一名会员，时间不多却是感慨万千，我走进中心，就像到了自已的家，这里的人都像是自己的亲人，这里的一切都像是有自己一份，温暖、快乐……

    另一位女工杨璇，在同一本读物中为中心的会员阿红写下了她的抗争史：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杨璇）

    阿红在某厂已经做了四年了，最近却由于一件事令她几乎没了工作。

    母亲从四川老家来看望阿红。几年没见母亲了，阿红马上向上级请两天假陪伴母亲。由于厂方规定凡请假四个小时以上的都要经主管批准，她就先请拉长批准，后请车间主管批准。

    车间主管没问请假理由就表示不批，而且把阿红的请假条拿走。她没法子，只好向拉长请假四个小时，即当天晚上不加班。经拉长批准后，她很开心的去陪母亲。母亲刚从家里来，坐了两天的车，只休息一天就要离开，阿红实在舍不得。第二天早上，她又向拉长请半天假送母亲上车。送完母亲，下午她照常上班，但发现自己的工卡不见了。她问保安，保安说工卡给主管拿走了。她就想先上班，等下班后再向主管要回。晚上下班时，她向主管拿工卡时，主管叫她找拉长拿工卡。其后，拉长和她一起去找主管。那时候，主管才表示她请假未经批准，要当旷工处理。何理之有 

    翌日早晨，阿红照常上班，发现自己的工卡果然被打了旷工，于是就去找主管评理。主管不但不理睬，还将她的工卡丢在地上。她一时气急就与主管顶嘴，主管一气就把她开除了。

    当时阿红也没有办法，只能自认倒霉，重新找工作。在找工作的期间，她找了一些书看，发现自己的权益被侵害了，于是她拿起了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首先，阿红写了一封投诉信，准备寄到劳动局。但考虑到自己去投诉可能会连累身边的人，最后她把信件交到厂部经理，看厂方如何处理。如果厂方不管，她就会亲自到劳动局投诉。厂方看到信件后，马上通知她去上班。但她还是不放心，经过与朋友商量后，她找经理谈判，并提出三个条件。一、不要到原来的部门，以免被主管报复；二、补回被扣的工资；三、以后不要再为难她，不能以任何借口炒掉她。

    厂方响应后，阿红终于继续上班。这次的经历也令她由软弱变得坚强。

    女性联网能够坚持下来，除了一群热心地付出时间当中心义工的女工，以及一两位不畏艰难的前线组织者之外，与几位香港社工亦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她们的参与使女性联网能够一步一步坚定地走了下去，没有她们，或许女性联网早已经退出历史。

    光出现，又幻灭。九十年代末，我从伦敦回港，多年的战友已经疏离，望着蓝黑色天空里盛放的烟花，仿佛一颗颗子弹，在我胸口爆炸开花。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一颗心在失语年代里割裂的痛楚。 六、世纪希望

    光又重现。2000年的夏天，又一批热心而真诚的社区组织者出现在我身边。她们清楚自己的身份与工人不同，并试图寻找相互改造的可能。她们给我的第一个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如何与工人的生命扣连。我内心觉得有点讽刺，却也被她们的真诚打动——早已被知识分子这一身份折磨多年的我，一直在逃避着这个身份所带来的沉重负荷，她们的问题，虽然没有使我在一个无法逃脱的知识分子身份里反省，却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在她们的努力下，女性联网又多了一个口述历史的项目和一个合作社。

    经过数年的共同努力，女性联网已经形成了一个女工网络，在工厂宿舍组织女工学习，建立了女工图书馆、女工互助组和权益关注组。2000年又进一步在深圳的三个工业镇展开了妇健快车服务项目，以开拓更加广阔的女工网络。2000年8月的《姊妹蜜语》中有这样一段告示：

    妇健快车在珠江三角洲工业区服务已有四个多月，接触的女工超过一万二千人次。我们除了派发有关妇女，劳动卫生与权益的资料外，还为姐妹们进行简单的身体检查。更有不少姐妹光顾车上的小型图书馆。

    为了让姐妹们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会自八月份开始为每个姐妹准备一张个人健康纪录卡。

    虽然快车提供多个服务项目，但我们知道这还未能切合姐妹们的需求，所以希望大家能对我们的服务多提意见，以提高快车的服务素质。

    妇健快车由于人手有限，希望在工业区内招募一批义工宣传队伍，这样义工姐妹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可以锻炼自己，只要抽出一点时间，就可给别人献出一份爱心，若您有兴趣参加，请与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

    另外，更希望您把自己的打工经历写出来，投稿于《姊妹蜜语》，让其它姐妹一起分享！

    2001年，一群女工开始用口述历史的方式，来诉说她们的生存处境，找寻她们的自我身份认同。

    自说自话的故事尚未停歇，不愿聚了又散的命运使她们又开始思索——如何能够独立生存 如何能够逃离血汗工厂并且无须回老家依赖男性生活 香港、台湾以及日本等地的合作社经验使女工们纷纷雀跃起来，热热闹闹地讨论了大半年之后，五个女工联手于2002年8月成立了女工消费合作社。

    作为一个尝试，大家都希望能借此为流动性极高的外来女工群体找到一条出路。在对中心多年来组织外来女工的经验和困境进行总结的时候，一名女工组织者说：“我们虽然培养了一群女工，但她们往往到最后还是打工几年后就回家，经济地位没法提高，依然无法摆脱传统妇女的命运。”

    在全球或地方资本的运作逻辑之下，农民工的身份、地位及其对生活的期望好像宿命一般，注定无法亦无力做出反抗。成立女工合作社，目的就是以女工集体为基础发展其自我生存的能力，同时以集体力量来面对日常生活并巩固女工网络；透过另类的经济生活，使女性学会自我组织、学习“当家作主”的精神，最终建立起女工的主体性。这，就是在女工中建立合作社的意义。

    共同讨论，一起思索，有憧憬，不言败，女工合作社成员为自己定下的奋斗目标是：

    1、透过另类的消费模式建立女工合作社，令女工以集体方式去面对就业和生活处境，减少孤立的个人在劳动市场受到的资本剥削。

    2、透过消费合作社的实践，在女工之间建立经济自主的能力，试验工人的集体参与、民主管理及风险承担的经济实体。

    3、在女工合作社的实践过程中，建立“合作经济互助网络”，创造互助空间，促进女工团结，并培养对资本和国家政策的批评意识。

    可能是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合作社的成员比想象中更加积极地投入。2003年3月8日是属于她们的日子，在南山区一个工业村租下的一个铺位里，她们迎来了女工合作商店的正式开幕。 七、路在何方 

    大家可以骄傲的日子并不长。夜幕下，凭栏处，留下的只有一排排的街灯倒下的光影。

    当女工合作社还来不及消化掉她分娩的痛苦的时候，当她还来不及给自己慢慢成长的机会，我们却又不断受到珠江三角洲频发的工伤和死亡事件的冲击。前线的组织者告诉我，又一场悲剧发生了，一位十八岁的女工，因为无法承受职业中毒所造成的终身伤残的痛苦而自杀身亡，中心的读物上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花祭（日月）

    2003年11月2日凌晨5时，一位十八岁在广东打工的少女，因职业中毒在广州一家职业病医院跳楼自杀。花样年华，就那样匆匆走完人生的路。第二天，又有一位同样只有十八岁、患上了职业病的少女，苯中毒，病情十分严重，在同一家医院医治无效，悄悄的离开这个世界。… 窗外的玫瑰， 昨夜无声的在残风中凋落， 一朵刚刚开放的玫瑰。 一道美丽的风景， 从此消失。 为了得到阳光普照， 为了吸吮雨露， 为了开放得更加灿烂， 在残风中， 尽力舒展枝叶。 是生命太脆弱， 它承受不了大风大雨； 是生命太幼稚， 它承受不了残酷的现实。

    窗外的玫瑰， 昨夜无声的在残风中凋落， 一朵刚刚开放的玫瑰。 今日的朝阳， 依旧从东方升起。 风儿依旧在空中飘荡， 阳光感受不到玫瑰的凋落， 风儿不了解玫瑰的夭亡。 淡漠与冷酷， 奚落与嘲讽， 是他们的面孔。

    窗外的玫瑰， 昨夜无声的在残风中凋落， 一朵刚刚开放的玫瑰。 还没有来得及享受阳光的温暖， 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春风的抚摸， 被一双无情的手折去， 凋落的残花还躺在泥土。 它的余香未散， 它的花容犹在， 或许还有一位多情的男孩， 等待这枝玫瑰献给他心爱的新娘。 窗外的玫瑰， 昨夜无声的在残风中凋落， 一朵刚刚开放的玫瑰。

    内心的痛楚无法抑制。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经年累月的不休不眠，珠江三角洲每年还是少不了十万个工伤个案。于是，一股悲愤的情绪使我开始怀疑中心与合作社的方向——以社区为本的维权服务以及合作经济是否能够应对日复一日不断出现的工伤事件 

    有什么力量能更加有效地改变世界工厂的运作 

    如何能够更加有力地赋权于打工者 

    没有路，却急于寻找路，使我没能更好地理解现实空间的局限，没能更加用心去体谅前线组织者们的执着和坚持。即使这样，她们还是默默地坚持着，直至2004年底。

    2004年，女工关怀走过了她八年中最光辉的岁月。11月，女工中心和职安健服务中心在深圳宝安七十一区开幕，区共青团、义工联和卫生局的干部参加了剪彩仪式，出席的嘉宾包括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深圳大学的多位教授以及内地多个妇女团体和工人团体的负责人。当天，女工中心义工精彩的歌舞表演，吸引了四百多名工人的参与。晚上，几十名工人包围着歌手，不愿离去，曲终人不散。

    乍见的光彩，并不存在扎实的根基；虽然不乏广泛的社会支持，但当面对颜色革命的恐惧症出现，公民社会的发展只能中途夭折。

    至今，女工关怀已经坚持了十年的岁月，道路似乎一年比一年难走：

    女工合作社倒下了；

    女工书店还没开张便已关闭；

    女工中心的命运像打工者一样颠沛流离……

    路在何方 

    对于那些已经离开的战友，心中依然歉疚未减；而那些依然坚持在前线的组织者们，让我满怀敬意，使我坚信，路，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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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余晓敏、潘毅：发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
    潘毅

    [摘要]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问题近年来成为公共政策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中国市场经济改革阶段形成的特殊阶级、性别、城乡、族群等社会结构造就了“打工妹”独特的“主体性”(subjectivity) 。消费革命的到来和消费社会的形成对于打工妹的身份认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本

     

    一、导　言

    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消费革命”(Davis ,2000) 。当消费社会在当代中国逐步形成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与此同时,消费也成为建构社会身份、形成社会分层的崭新机制。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融入全球化的进程逐步加快,消费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得到强化。2007 年10 月,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注1）从而进一步确立了消费对于发展的重要意义。可以预期,消费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必然更加凸现消费对社会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影响。

    消费革命可能的社会后果引发了学者对于经济、社会不公平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中国的消费革命是意味着社会空间的“民主化”,还是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Davis , 2000 , 2005 ;Pun , 2003)   统计资料表明,消费在中国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依然体现为城乡、地区、阶级上的多重差异性,即城镇居民、发达地区、高收入阶层在消费的盛筵中享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利和欢愉。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中国消费革命在保持多层面社会差异的情况下依然发展成为具有普遍社会动员力和参与性的社会运动。农民工,这一在各种社会分层格局中处于劣势地位的社会人群,也正在成为消费革命的积极“行动者”(agent) ,她(他) 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同时,消费也令她(他) 们的社会身份发生了“新生代”的变化(卢秉利、匡立波,2007 ;王春光,2001 ;许传新、许若兰,2007 ;严翅君,2007) 。消费对于农民工社会身份的改变引发了我们对农民工主体性的复杂性、多变性的关注。

    长久以来,学术界对于工人“主体性”的研究主要是在生产领域,以“阶级”概念来讨论工人阶级的集体意识。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随着身份认同理论的空前发展,劳工研究领域(如劳动过程研究和劳工历史研究) 开始突破单一的阶级分析视角,从性别、种族、族群、性取向、民族性等各个角度探寻工人的多元化主体性。(注2)由此,“多元主体性”(subjectivities) 替代了以往的“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 ,成为当今工人主体性研究的主导概念。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发现,工人“多元主体性”的形成过程中,阶级意识与其他多个面向的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相互影响(Bak , 2000)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倡导一种“交叉分析范式”(intersectional approaches) 来研究身份认同的复杂形成( Cobble & Hattam , 2006) 。

    中国市场转型及全球化进程中,工人主体性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一些关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工人主体性如何在阶级、性别、地缘、族群、文化等不同维度上得以建构的(刘爱玉,2004 ;罗忠勇,2002 ;沈原,2006 ;佟新,2002 ,2006 ;徐小洪,2006 ;赵炜,2002) 。其中,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阶层意识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陈映芳,2005 ;卢秉利、匡立波,2007 ;潘毅,2005 ;潘泽泉,2007 ;彭远春,2007 ;王春光, 2001 ;吴玉军、宁克平,2007 ;Lee , 1995 , 1998 ; Pun , 2003 ,2005) 。然而,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开始关注消费革命这一巨大社会变迁对于农民工主体性的影响(潘毅,2005 ;Pun , 2003 ,2005) ,尽管农民工消费模式的变化已经引发了一些描述性的研究(零点调查公司,2006 ;李伟东,2006 ;马杰伟,2006 ;严翅君,2007 ;杨善华,2006) 。

    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本文聚焦于“新生代打工妹”,即在城市务工的农村户籍年轻未婚女性,讨论她们的社会身份认同是如何在生产和消费两个领域得以建构,她们又是如何在生产与消费的交互关系中认知自我、改变自我的。我们将借鉴现有研究中的“交叉分析范式”,探讨打工妹的“多元主体性”如何在阶级、性别、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消费等多个层面上交织互动而形成。

    本研究建立在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假设之上。尽管我们承认消费对于打工妹主体性建构具有重要作用,但仍不愿意完全摒弃马克思主义学者重视生产领域的研究传统。劳工研究领域对于工人主体性的研究基本分为以下三种范式(O’Doherty & Willmott ,2001) :“传统”(orthodox) 学派(试图恢复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t) (主张彻底抛弃“结构—行动”的二元分析) ;“混合式”(hybrid) 立场(兼容并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当代其他学派) 。本研究则立足于一种“混合式”的研究范式。一方面,全球资本主义下血汗工厂生产不断扩张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秉承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批判立场,坚持以生产领域为分析重点;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借鉴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话语分析等理论流派的研究视角和范式来考察消费领域的工人主体化过程。

    本文主要通过三种方法来获取资料:文献回顾、档案分析和深度访谈。首先,由于中国劳工群体的“消费主体性”还是一个鲜有人探究的新问题,我们通过主题检索有代表性的学术期刊数据库（注3） (ProQuest 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 广泛收集了现有的中英文相关文献,并在总结评述文献的基础上,梳理出有关工人主体性研究的基本理论概念和分析范式,从而为深入讨论本文的主题建立理论基础。其次,我们通过收集整理改革开放以来近30 年间有关收入分配和消费支出的历史统计数据,分析中国消费革命中的阶级、城乡、地区差异,从而勾勒出“新生代打工妹”消费行为的社会结构背景。最后,我们利用过去10 多年来在深圳、福建等地的田野研究中获得的深度访谈资料,为分析打工妹的生产、消费主体性提供实证基础。

    二、理论回顾:建构工人主体性的生产与消费空间

    从20 世纪70 年代末期开始,劳动过程理论家们开始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及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进行批判,逐步建构了主体性在劳工研究领域的重要性。由于重新平衡了结构( structure) 与行动(agency) 的关系,在强调工人主体性的众多研究中,工人的利益、意识、抗争与合作、劳资关系都不再是单一经济维度的,而可能具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多种特质;不再仅仅取决于宏观性、结构性、集体性的因素,而是更多地形成于日常性、行动性、个体性的社会互动和社会过程;不再是囿于生产领域和生产过程,而是同时被形塑于社会再生产、消费和其他社会生活的过程当中。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消费社会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确立和在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逐步形成,消费对于“身份认同”(identity) 和社会分层的影响力逐步增强。世纪之交,全球化得以推进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发生了创世纪的改变,消费成为资本主义的最新意志、成为“现代性的标志”。消费不仅象征着财富、健康和活力,也成为“建构自我与社会、文化与身份认同”的首要场域(Comaroff &Comaroff , 2000 : 294)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资本主义不仅希望扩大社会差别而且企图消解阶级的集体性和阶级意识,那么也可以假设资本主义统驭社会生活的途径在于更多地控制消费而非生产。生产方式不再是社会差异产生的惟一方式,通过追求新的身份认同,消费模式同样也可以制造出新的社会区隔( Pun , 2003 : 470、477) 。当消费逐渐成为生产领域以外建构身份认同、形成社会分层的第二场域时,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文化研究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消费者和消费行为。其中关于消费与身份认同关系的研究集中在有关“品位”(taste) 和“生活方式”(lifestyle) 的讨论。正如布迪厄所论述的,社会区隔产生于生活方式,即人们的消费行为系统;通过这个系统人们区分并获取那些更加值得向往的、值得认可的、有价值的消费品(Bourdieu ,1984 :169 - 175) 。

    就研究对象而言,多数有关生活方式、消费与身份认同的研究关注的还是中产阶级、社会上层或城市人群,而工人、农民、穷人、社会底层人群往往被忽视。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研究,开始讨论工人的主体性与消费行为的联系(潘毅, 2005 ; Cohen , 1991 ; Klubock , 1998 ;Leacock & Safa , 1986 ;Nash & Fernandez2Kelly , 1983 ; Ong , 1987 ;Lee , 1998 ; Pun ,2003 ;Tiano ,1994 ;Tinsman , 2006 ; Weinstein , 2006) 。

    现有关于工人主体性的研究大多将工人作为一种“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 来看待,讨论这种社会身份是如何基于一定的社会结构(阶级、性别、种族、生活方式等方面) ,通过个体的社会心理过程和机制得以建构的。在“社会身份理论”看来,社会个体是具有反思性的,可以将自我作为对象,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比照其他的社会分类,对自我进行分类和定义(Turner , et al . ,1987 ,转引自Stets &Burke ,2000) 。社会身份的形成主要依赖“自我分类”( self-categorization) 的过程,即个体对于自我与“我群”中其他成员的相同特征和自我与“他群”成员的不同特征进行认知和强调。然而“, 社会分类”是先于身份认同存在的,身份认同所归属的“社会分类”是结构化的社会的一部分,且存在于与其他社会类别的对比性关系当中,即不同的社会分类对应不同的权力、声望、地位、种族等(Hogg &Abrams , 1988 ;Stets &Burke , 2000) 。由于社会分类具有多重维度,因此身份认同也呈现出多元性,例如一个人可能同时存在性别、种族、族群、阶级等不同的身份认同(Frable , 1997) 。身份认同的形成是一种社会建构,意味着这个过程不仅受到社会结构的制度性制约,同时取决于“具有显著性的他者”( significant others) 的影响,即社会身份认同不仅是个体自由选择和认知的结果,同时取决于“他者”对个体的看法(Kaufman , 2003 :483) 。正如卡霍恩所说“, 我们如何认知和建构自我不可避免地受到具有社会延续性之话语的影响,这些话语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自我才是可能的、适当的、有价值的”(Calhoun ,1994 ,转引自Lee , 1998 :30) 。

    然而,消费和生产,作为形成社会身份认同的不同领域,两者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消费的主体性是依附还是独立于生产的主体性  研究者对于这个问题的立场具有明显分歧,从而形成了“传统”(traditional)与“后传统”(post2traditional) 两大派系(Tomlinson , 2003) 。“传统派”认为,消费领域基于生活方式差异形成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区隔无法脱离生产领域的阶级、性别、种族差异;生产领域内形成的物质条件、生产过程中的政治对于消费行为具有决定作用,尽管消费者作为“行动者”在生活方式的选择和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具有想象空间,并具有反抗和被赋权的可能(Douglas , 1996 ;Miller , 1995 ; Slater , 1997 ,转引自Davis ,2005 ;Tomlinson , 2003) 。其中布迪厄的理论比较具有代表性。布迪厄认为不同的社会阶级具有不同层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而生活方式最终决定于人们的阶级地位。社会个体的阶级位置影响着他们的消费惯习,无论消费是为了满足基本需求还是遵循社会规范、是为了表现社会区隔还是寻求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联合(Bourdieu ,1984) 。“非传统派”则认为阶级等传统的社会结构在消费领域已经消解,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受社会结构的影响,而主要受个体选择和市场力量的驱使,从而日趋自由化、多元化(Beck , 1992 ;Lash &Urry , 1994 ;Jackson , 1999) 。多数实证研究支持“传统派”的看法,即生产领域铸就的阶级、性别、地域关系对于消费模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Fine et al . , 1995 ;Jackson , 1999 ;McMeekin & Tomlinson , 1998 ; Tomlinson , 2003 ; Warde , 1997 ; Wilska ,2002) 。例如威尔斯卡通过分析芬兰1999 年的生活方式统计数据发现,即使在芬兰这样的典型消费社会,人们的消费方式及身份认同也并非呈现出“个体主义”的特征,而是取决于社会、经济、人口等方面的结构性因素(如性别、年龄、阶级地位、收入等) (Wilska ,2002) 。就消费主体性与生产主体性的关系问题,本文比较赞同“传统派”的立场,即消费领域通过生活方式体现出来的“符号性”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阶级、性别、收入等方面的“物质性”地位。

    生产主体性与消费主体性的关系问题,体现为工人的社会身份认同时也存在复杂性。由于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条件下,工人社会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复杂多样,并具有阶级、种族、性别、年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多重特质,因此消费对于工人多元主体性的建构也具有不同的影响。现有研究对于消费与工人主体性的关系问题存在不同的解析。有的研究者将消费理解为瓦解工人阶级意识,加重工人的异化和被剥削的过程(Leacock &Safa , 1986 ;Nash &Fernandez-Kelly , 1983 ;Pun , 2003 ;Tiano ,1994) 。例如,韦恩斯坦对于巴西消费文化和“工人阶级女性气质”(working-class femininity) 的历史研究发现,在巴西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女工们在建构“女性气质”的过程中,不得不淡化其阶级身份,并且尽可能将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分割开来,因为“女性气质”的建构恰恰反映了新兴中产阶级对于女性风尚、外表、行为方式的种种规范并受到现代消费主义的影响。因此,女工们对于这种“女性气质”的追求将会消损或弱化其阶级意识(Weinstein ,2006 :162 - 163) 。与此不同,有的研究则认为消费为工人阶级团结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基础(Cohen , 1991 ;Klubock , 1998 ;Ong ,1987) 。还有的研究则明确强调消费建构工人主体性作用的复杂性。例如廷斯曼对智利1973 - 1990 年专制主义政体下水果出口种植业女工的研究表明,个体化的消费欲望和行为一方面将从事种植业的农村女性塑造成为专制政府“现代化工程”(modernization project) 的实践者,令她们遭受阶级和性别上的双重剥削,并最终削弱工人的集体团结及其对于经济公正的要求;另一方面,新的消费理念和行为也催生了新的主体性和社会关系,这显然不受制于政府主导的现代化工程,甚至对其形成挑战。例如,在消费领域中女工可以支配自己的劳动报酬从而有可能挑战男性在家庭中的传统权威;又如,通过女工之间互赠礼物和结伴购物等消费行为,女性社区也得以建立(Tinsman ,2006 :7、10) 。

    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造就了中国“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的复杂性。作为一种生产与消费领域的双重社会建构,它不仅具有阶级、性别、地域、年龄、消费、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多重特质,而且不同维度的身份认同之间也相互影响。本文的重点就在于呈现和分析中国市场改革和消费革命的社会变迁中“, 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的复杂性。

    三、中国的消费革命和消费主体的诞生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发生的“消费革命”导致了消费分化和个性化消费的出现、私密空间的产生、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消费的转化、整个社会消费行为与消费观念的转变,以及消费社会的来临。正如孙立平强调的:“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消费品阶段,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会发生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孙立平,2006) 。消费革命首先意味着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发生了多重巨变:宏观经济发展中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和可支配消费额获得了显著增长;冰箱、彩电、洗衣机等商品从家居奢侈品转变为基本用品;有关移动电话、海外旅游、家用轿车的广告为国有媒体赢得大额收益(Davis , 2005 :692) 。

    然而,中国消费革命并非仅仅发源于社会个体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而是更多地维系于政府的宏观政策,即政府希望通过扩大内部需求来推动改革开放,促使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化(Davis , 2000 ,2005 ;Pun , 2003) ,同时在经济改革的进程中重建国家的合法性资源(王宁,2007)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政治精英们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愈加青睐,将个人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并且认为消费者个人选择将有利于促进效益与创新(Davis , 2005 :692) 。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07 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89210 亿元,首次超过投资和出口,消费成为当年GDP 增长的主要动力,贡献率达到4.4 %(高建锋,2008) 。同时中国消费力的上升对于世界经济的未来影响力也不容忽视。据预测,到2014 年,中国消费者很可能取代美国消费者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加纳,2006 :1) 。显而易见,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简单作为世界加工厂已经不再能实现年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而内部需求的扩容才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

    (一) 消费的城乡、地区、阶级差别

    如前所述,消费在中国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城乡、地区、阶级上的多重差异性,既有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影响,也存在改革前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历史原因。

    长久以来,中国城乡居民在收入以及消费支出上存在巨大差异。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为实现工业赶超目标,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机制,控制劳动力价格,使得农业为国民经济“输血”,并逐渐形成“城乡二元”的经济社会结构。这种二元结构的直接社会后果就是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等性,城市享有各种农村不具备的政策和资源优势,获得优先发展。统计数据显示,市场经济改革未能有效缓解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不平等性。1978 - 2005 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幅增长。如图1 所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在1978 年为农村居民的2.6 倍,1994 年上升为2.9 倍,而在2004 年已高达3.2 倍。

    而消费水平很大程度取决于收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也造成了城乡消费差距。如图2 所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在1978 年为农村居民的2.9 倍,1994 年上升为3.5 倍,2004 年依然高达3.3 倍。与此同时,消费的不平等性还体现为地区差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无疑是消费的中心,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值;相反,西北、华北、中南等相对贫困地区的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值(如表1 所示) 。

    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市场改革下的“消费革命”具有清晰的阶级烙印。作为社会运动的消费反映出一种基本的社会现实,即城市新富阶层与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村贫民之间的巨大差异。尽管在人们的想象之中,消费常常具有一种社会同质化的魔力,但事实上相反,消费固化了“城乡二元”体制,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新面貌(Pun , 2003 :477) 。中产阶级以及高收入阶层优势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是推动中国消费的主力。如图3 所示,2005 年,占城市居民家庭总数20 %的高收入阶层的年均消费高达15629 元,超过总体平均值7942 元的两倍,而同样占城市居民家庭总数20 %的低收入阶层的年均消费仅为3703 元,不及总体平均值的1/2 ,两者间的消费额差异已经高达4.22 倍。虽然在数量上还不能成为社会的大多数,但中产阶级的社会影响力却日益显著,他们给一个城市塑造形象,影响着都市人的生活观念、行为方式,体现着未来的种种趋势( 冯岸,2005) 。  

    (二) 消费主体的诞生

    多数关于“消费主体”(consuming subject) 的论述来自“消费文化”研究领域对于自我与现代性的讨论,即现代性的产生体现为自我的“个体化”( individualization ) 过程(Bauman , 2000 ; Beck & Beck2Gernsheim ,2002) 。在此过程中“, 身份认同”的形成不再取决于一系列与生俱来的先赋条件,而是转变成为一个反思性的、不断变化的、取决于个体外表和表现的个体化工程。这个转变植根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后者不仅为个体提供了一系列尝试新商品和新体验的机会,而且削弱了家庭的核心位置、增强了个体的独立性。当人们的生活方式日趋理性化和匿名化,传统的、稳定的身份认同——例如家庭、宗教、阶级和国籍也逐渐被弱化、改变甚至放逐。个体从而获得选择自我实现路径的自由,获得以前仅属于社会精英的机会(Zukin &Maguire , 2004 :180) 。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全球化进程中,也同样伴随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一定程度的城市化,而在此过程中“, 个体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于中国社会的价值导向作用也日渐增强。1994 - 2004 年间,美国盖洛普公司(the Gallup Organization) 针对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预期和计划开展了一项覆盖全国城乡的社会调查。调查表明中国人的工作生活价值观在10 年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如图4 所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将工作、生活的意义理解为“追求符合自我品位的生活方式”,追求“自我满足”( self-satisfaction) 和“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 (McEwen et al . , 2006 :70 - 71) 。可见在当代的中国社会,“个体主义”对于人们工作和生活的价值导向作用正在逐步增强。

    与此同时“, 消费主义”正在成为众多中国人追求个性化生活方式的主导价值观。在任何消费社会中“, 消费主义”——一种广泛存在的、难以遏止的物质占有欲,对于社会生活都具有广泛的渗透性。购物和消费欲望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身份认同的建构、人际关系的形成和维系统统在消费领域实现并由消费来决定。人们对于幸福的理解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其提高消费水平的相对成就。人们痴迷于时髦或新奇的商品,并凭借或希望利用这些商品来获得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Ger &Belk , 1996 :275) 。在当代中国,通过消费表征的生活方式,也正在成为建构身份认同、实现社会分层的重要方式。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2001年的全国调查显示,消费正在成为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的重要维度之一(李春玲,2007) 。

    在大城市中,阶层化的消费文化开始显露端倪,各阶层成员在发展其特殊的消费品味和取向。比如,经理人员、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及专业技术人员倾向于有文化品味的、中高档次的消费模式,私营企业主追求奢华的、炫耀性的、强调感官刺激的高消费模式,办事人员和个体工商户倾向于追随这两种消费模式,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偏向于经济实惠的消费模式,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和农业劳动者则受制于个人经济条件而处于低消费状态(李春玲,2007 :13) 。

    (三) 消费欲望的制造

    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消费革命是如何在保持巨大城乡、地区、阶层差异的情况下发展成为具有普遍社会动员力和参与性的社会运动 社会性的“消费主体”是如何产生的  问题的答案在于社会性的消费欲望是如何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个体的互动当中被制造出来。中国消费革命的主要支撑力无疑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即国家希望通过促进消费使得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Pun , 2003 :472) 。在政府看来,提高内部市场的消费已经成为决定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和中国能否跻身大国行列的重要因素。公民主体的价值不再是来源于其生产能力,而是其消费能力。在市场层面,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节目和报纸都以消费者为主要诉求对象,目的在于启动消费的欲望机器,同时为新兴的中产阶级追求一种现代的、复杂的“消费者公民”(citizen-consumers) 身份认同提供可能(Pun , 2003 :474) 。

    同时,消费作为一种社会运动需要制造一种有消费能力的“消费主体”的影像。这种“消费主体”需要对消费的诱惑有所感知,从而对城市的舒适生活方式产生憧憬。这种憧憬中的生活方式转换成为一种社会运动式的“现实”,一种即将获得满足的、令人向往的现实( Pun , 2003 :476 - 477) 。对中国多数城市居民而言,拥有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想象,问题似乎仅仅在于梦想实现的实践和方式。面临政府经济政策鼓励消费的新动向,人们实现这种梦想的渴望愈加强烈(Pun , 2003 :475) 。

    然而学者们发现,在众多“不富裕国家”(less affluent world) ,新兴的市场化和新生的消费模式往往是服务于社会精英而不是社会大众。例如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大众的消费预期被提升却无法得到满足,消费的两极分化增强了人们的异化感、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从而累积为社会矛盾和社会犯罪(Ger &Belk , 1996 :283) 。中国的市场改革进程中,低收入社会阶层的消费主体显然也面临着消费困境,即消费欲望与实际购买能力存在巨大落差。一方面,“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改变了社会大众的生活价值观,膨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另一方面,随着阶层、城乡、地域差异逐渐扩大,社会底层、农村居民、落后地区居民的低收入状况又对其实际购买、消费能力形成实质性的限制。打工妹,作为阶层、城乡、地域等多重社会结构中的劣势人群,她们面临着怎样的消费困境  她们又是如何理解和应对这种困境的 

    四、新生代打工妹:困境中的消费主体

    与20 世纪80 年代初次外出的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打工妹”在初次外出时间、年龄、文化程度、务农经历、婚姻状况、外出动机、工作、生活价值观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崭新特征(卢秉利、匡立波,2007 ;谭深,2004 ;王春光,2001 ;许传新、许若兰,2007) 。她们通常是上世纪90 年代以后才初次外出务工,平均年龄不超过25 岁,多数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未婚,且没有务农经历。尤为重要的是,“新生代打工妹”的工作、生活价值观与第一代打工者明显不同。首先“, 新生代打工妹”的外出务工动机已经由“经济型”转变为“经济型+ 生活型”,即外出打工不仅是为了赚钱、维持生活、贴补家用等经济目的,而且是为了摆脱务农和农村的生活方式,追求城市的生活方式(谭深,2004 ; 王春光,2001) 。例如,据2000 年全国第二次妇女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农村未婚女性初次外出务工的主要动机是“家里需要钱”(约占47 %) 和“出去见见世面”(约占39 %) (谭深,2004) 。

    与我们的研究尤为相关的是“, 新生代打工妹”已经成为积极的“消费主体”:她们更加注重打扮,外表已经脱离了乡土气息,消费观念不再一味节俭,有些已经是“赚多少、花多少”的“月光族”,她们羡慕并努力适应着城市的生活方式,不再愿意重返农村的生活(卢秉利、匡立波,2007) 。2004 年我们在福建某出口加工区进行的女工访谈,真实地反映出消费对于新生代打工妹的身份标示作用。

    我们这一代人当然比父母一代人过得好,花钱会比较随便。现在30 多岁的人,想法还没有改变,买东西一定要讨价还价,不像我们女孩子买东西,自己喜欢就算贵一点也会买下来,哪怕不穿也会买回来。也不是对自己的将来很乐观,只是想趁年轻的时候多花一点钱,给自己多买一点东西。以后结了婚有了小孩子就没有办法花钱了。以前我在鞋厂上班的时候,一般还是想要什么就会买回来,下半月如果没钱了就不出去逛,一般出去逛看到喜欢的都会买回来。(2004 年7 月,女工范某访谈)

    城市的消费文化和城市中上层阶层的生活方式对“新生代打工妹”消费观念和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示范效应。例如,对长三角江苏八城市农民工消费方式的调查,不仅生动地再现了当前农民工消费方式转型的文化动力,同时也呈现出农民工的“消费欲望”是如何参照“城里人”、甚至是城市“中上层阶层”的生活方式而产生的:

    长三角农民工的消费方式转型, 受到城市消费文化的影响……农民能够介入感染其他阶层的文化氛围, 也就有可能发育出那些阶层的消费需求。当他们看到马路上私家车越来越多时;当房屋装饰工人、家政工人与业主近距离接触, 感受他们的消费格调时; 当在酒店宾馆服务的农民工目睹市民的生活享受时, 无疑对农民工消费产生示范效应。此外, 长三角农民工的消费方式转型, 也受到媒体的推动……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从广告、电视和报刊杂志中, 从各种各样的品牌推广会、汽车展、通讯数码生活展等活动中, 接受各种消费文化宣传, 他们的现代消费欲望不断地被刺激、被放大, 推动他们放弃原有的农民消费方式, 接受现代城市消费方式的吸引。(严翅君,2007 :225)

    现有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尽管属于社会低收入阶层,农民工对于高品质生活的理解和消费欲望恰恰反映着中产阶级的“品位”和“生活方式”。零点公司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生活现状和消费文化的概率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稳定务工者”样本中,多数受访者把拥有“高档住宅”(53 %) 和家用轿车(50 %) 等奢侈品作为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标志,同时手机(20 %) 、电脑(18 %) 、高档或流行服饰(12 %) 等高端消费品也被认为是生活质量的首要标志(零点调查公司,2006 :146) 。然而,同一调查也反映出农民工的消费欲望与实际收入水平、消费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从该调查涉及的649 个样本来看,多数受访者月均工资在300- 1000 元之间(58 %) ,月均收入在1001 - 1500 元的占总数的18 % ,1501 - 2000 元的7 % ,2001 - 3000 元的占6 % ,3000 元以上的占4 %(零点调查公司,2006 :94) 。2005 年北京市职工的月均工资约为2849 元(国家统计局,2006) ,即83 %以上的在京务工农民工的工资低于北京职工的工资。该调查表明对于多数农民工而言,高档住宅、家用轿车等高端商品的消费欲望几乎仅是空中楼阁。对多数受访者而言,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和“寄给家人的钱”占据了其收入的绝大部分,其中63 %的人认为食物消费占收入的36 % ,41 %的人认为“寄给家人的钱”占43 %(零点调查公司,2006 :97) 。李伟东对北京农民工消费和娱乐的调查也表明,在京民工的绝大部分消费支出用于吃饭、租房、穿衣的基本生活需求。与此相对应,低收入决定了在京农民工在满足自身和家人温饱需求之后,已经没有经济能力去实现其“高档生活”的梦想(李伟东,2006 :65) 。在“稳定务工者”样本中,没有受访者拥有高档住宅和家用轿车,35 %的人有手机,仅有6 %的人有电脑(零点调查公司,2006 :122 - 123) 。

    尽管收入菲薄,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高档商品和时尚性商品依然怀有强烈的消费欲望。严翅君在长三角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工“向城里人看齐”的消费欲望似乎透着一种非理性的执著:

    早期农民工渴望能够温饱, 今天农民工渴望能买得起手机、电脑、摩托, 甚至汽车, 能买得起城市青年们喜欢的时尚品。当我们问受访农民工:“你渴望的高档商品无力购买时, 你会作出怎样的选择  ”选择“借钱买”、“等买得起时买”、“商品打折时买”、“买仿制品”, 即要买的人占64.49 %;选择“打消购买念头”的, 只有35.51 %。可见, 比起父辈农民工, 渴望的消费目标有很大的转移。(严翅君,2007 :226)

    为什么低收入的农民工会产生与其阶级地位、收入水平、社会身份不相称的消费欲望和动机  为什么标示着“城里人”、“中产阶级”身份的商品和消费方式会令新生代打工妹格外心动  商品和消费对于生产领域形成的“打工妹”身份会产生什么样的再建构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同时讨论“新生代打工妹”身份是如何在生产和消费的双重空间中,在阶级、性别、城乡二元等多重社会结构中进行建构的。

    五、新生代打工妹的生产主体性

    探讨“新生代打工妹”的特殊主体性需要从农民工的一般主体性谈起。前者与后者相比,添加了性别和代际的差异,在阶级、城乡二元等社会结构上又具有共同性。随着年轻的农村女性进入一系列特定的生产关系,当她们经历无产阶级化和异化过程的时候,一套新的自我道德规范被逐步内化“, 打工妹”这一身份认同被建构出来。这种新的身份认同是为了适应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改革、以及资本的需求被创造出来的。从打工妹这个浓缩的身份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如何让位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而资本主义的实践又是如何彻底依赖一个复杂的管制网络,以及阶级、城乡差异、血缘和族群网络与性别关系的(潘毅,2007 :171 - 2) 。简言之,“打工妹”在生产领域的身份认同建构是在阶级关系、城乡差别和性别差异等多个维度上同时进行的。

    首先,与以往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工人阶级不同“, 打工”意味着“为老板工作”,意味着以劳动换取工资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Lee ,1998 :109 - 110) 。一首打工者自己创作的诗生动地诠释着打工的“阶级”内涵。

    我们是一群打工仔 北边来,西边来 原不知打工是何物 现在知道 从早到晚做苦工 出卖劳动和身体 让你做啥你做啥 只能服从,不许讲价 资本家用钱将我们变成商品 一件商品 ——引自潘毅,2007 :37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往往在农民工洞悉其“打工”阶级内涵的同时,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在她(他) 们的意识和话语中并没有得到显著的表现。调查数据显示,多数农民工仍然认为自己是“农民”,而不是“工人”(彭远春,2007 ;王春光,2001) 。例如,对温州、杭州、深圳三市的民工调查发现,78.5 %新生代农民工依然认为自己的社会身份是“农民”,仅有10.9 %的人否认自己的农民身份(王春光,2001 :68) 。为什么多数在地域和职业上脱离农村和农业的民工会认为自己还是农民  问题的答案与中国长久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分割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

    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性别、年龄身份的农民工,打工妹的主体性也是在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得以建构的。正如众多研究者所强调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农民工作为一种“社会分类”的制度基础(陈映芳,2005 ;潘泽泉,2007 ;王春光,2001 ,等) 。具体体现在户籍制度以及城市管理、劳动、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系统将农民工排除在“城市市民”之外,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具体体现在居住、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 (陈映芳,2005 ;潘泽泉,2007) 。因此,尽管农民工已经在地理空间上离开了农村、在社会职业上脱离了农业,尽管他们已经来到城市工作和生活,城乡分割的社会制度安排依然将农民工建构成一种地位和权利次于城市人的特殊社会类别。而这种先赋性、具有歧视性的社会分类对于农民工而言显然是有失社会公平的。

    城乡分割的社会制度安排对于农民工的阶级意识的形成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  潘毅基于对深圳出口加工区打工妹的人类学研究发现,户籍制度的存在有助于劳动控制机制的产生,而户籍制度下的“农民工”社会身份模糊了农民身份认同与工人身份认同之间的界限,从而抑制了这个打工阶级的形成。同时,户籍制度将城中的人口区分为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使政府无须承担向农民工提供住房、工作保障以及其他福利的责任……事实上,城市不允许新兴打工阶级在它的土地上生根。更进一步的是,户籍制度与劳动力控制制度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殊的权力形态,建构出农民工模糊的身份认同,从而既深化又掩盖了对她(他) 们的剥削(潘毅,2007 :70 - 72) 。

    不仅如此“, 农村人”在城里人看来往往是愚昧、无知、自私、贫穷的,资本往往利用“农民”——社会主流话语认为是“卑微”、“下等”的社会身份,加剧并合理化对打工妹的规训和控制。潘毅在深圳工厂的研究发现:

    在车间里,我每天都能听到很多针对工人(打工妹) 的充满歧视的话语……例如“乡下妹就是乡下妹,粗手粗脚!”或者“乡下妹就是没法教,又蠢又笨”……这些日常对话中所暗含的喻意是:不合时宜的乡下妹蹩脚地生存在现代工业的世界中。一方面是缺乏教养、笨手笨脚、不讲文明、土里土气的农村女性,她们的劳动力是廉价的;另一方面则是工厂的现代技术,其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是值钱的。(潘毅,2007 :183 - 184)

    与此同时,打工妹的主体性具有明确的性别内涵(Lee , 1998 ; Pun ,2005 ;潘毅,2007) 。从本质上说,打工妹的身份认同产生于工作与婚姻之间的斗争,两者都极力想成为女性身份认同中的首要因素。两者之间的冲突使女性的生命变得自相矛盾、反复无常,并且支离破碎(潘毅,2007 :215) 。“妹”意味着单身、未婚的年轻女孩儿,“打工妹”则代表了一种嵌入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与性别关系中的“次等劳动身份认同”,这种身份的建构与中国农村社会的父权制文化传统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别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潘毅,2007 :173) 。农村的父权制家庭和婚姻关系是影响打工妹主体性形成的重要社会文化因素。年轻的农村女孩进城打工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对父权制家庭生活的背叛,转而追求资本主义现代女性的身份价值——工作、身体、爱情、婚姻上的自由和独立。然而,当经历了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中的工厂训诫权力的残酷之后,当工厂劳动令打工妹感到厌倦、疲惫和煎熬的时候,她们就又渴望结婚、渴望回家(潘毅,2007 :213) 。打工,或者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没有为农村女孩彻底摆脱父权制婚姻家庭理念的束缚提供出路。相反,资本在利用现代女性解放思想获得“自由”劳动力的同时,又利用父权制文化中对未婚年轻女性的压抑、贬低作用加固对于打工妹的剥削和控制。潘毅在深圳工厂的研究发现生动地反映了资本对于打工妹的性别化规训:

    在管理者们眼中,女工们的女性身份比她们的劳动者身份更加重要。当劳动控制一出现问题,性别规范就被提出来。工人们经常被提醒她们的性别身份——“你是个女孩子”。以上话语的潜在含义是:“你是一个女孩子,应该服从你的上级,按照他的吩咐做事;不应该大声说话来顶撞你的上级;你将来要嫁人、侍候人,所以最好训练自己该如何行为得体,好好对待工作……”(潘毅,2007 :227 - 228)

    资本对于打工妹“次等化”女性身份的建构不仅体现在规训话语当中,而且更加明确地反映在工厂的性别化分工与待遇分配当中:

    工厂的500 多名工人中,约有75 %是女性。装配生产线上以女性为主,她们被安排从事各种(生产性) 工序……而男性则担任监督和管理她们的工作,例如管工、主管、经理等……由于工作中存在性别分割,因此建立于层级分化基础上的工资制度同样对男性有利……男性的工资通常比较稳定,在工人中,男性的平均工资比女性高30 %。(潘毅,2007 :230)

    综上所述,透过工人“多元主体性的交叉分析”,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的过程中,“打工妹”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身份在阶级、性别、城乡二元结构上的多维互动建构过程。在国家、资本、社会文化的共同作用下“, 打工妹”被塑造成一种受制度歧视的、受资本剥削的、受男性统驭的、受社会优势人群(市民) 排斥的“社会分类”。面临消费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 新生代打工妹”的身份认同在“生产+ 消费”的双重社会空间中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新变化  消费是否能够改变“打工妹”这种次等的、受歧视、受排斥的生产主体性,从而为打工妹追求更自由、更平等、更有尊严的社会身份提供可能 

    六、新生代打工妹的消费主体性

    讨论新生代打工妹消费主体性的形成必须从其特殊的消费偏好开始。现有研究发现,打工妹对于有助于改变其外表与身体形象的消费品(例如衣服和化妆品) 格外重视(Lee , 1998 ; Pun , 2005 ;潘毅,2007) 。

    潘毅在深圳工厂的田野调查笔记如实地反映了打工妹的消费偏好:

    我和工友们最早去的地方是东方市场,在那里服装、鞋、帽子、手提包、首饰以及化妆品等一应俱全。对于女工们来说,东方市场是购物天堂,是一个她们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又物美价廉的商品的地方。(潘毅,2007 :250)

    我们从2004 年在福建出口加工区的调查中也感受到了打工妹对于衣服的消费热情。当我们问及“你们一个月的工资怎样花”时,住在同一宿舍的四个年轻女工的回答如下:

    女工1 :我的工资平均每月有900 - 1000 块,一般就是买衣服,差不多也要花400 - 500 块,也要花钱去交朋友,玩啊,比如,去酒吧里面喝酒。我们都是轮流请客,5、6 个人,一次也要200 - 300元。

    女工2 :我每月最少花500 块,除了吃饭,主要是买衣服,大约花100 元。

    女工3 :买衣服我要花200 块,女孩子嘛,要穿得漂亮一点。

    女工4 :买衣服我花得最少,差不多100 元吧,因为我不会买衣服,买的都是老土的衣服,跟她们跟不来。(2004 年8 月,四名女工访谈)

    为什么打工妹会对衣服和化妆品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  除了年轻女孩子对于美的追求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社会性含义和动机  在社会学家看来,穿着打扮显然不简单是个人偏好的问题,它具有显著的社会化“符号意义”( symbolic meaning) (Boris , 2006 :123) 。在“符号互动”理论看来,一个人的外表就是一种社会互动方式,如穿衣风格可以表征一个人的特殊社会身份(Kaufman ,2003 :496) 。不仅如此,穿衣不仅是社会身份和社会差异的表征,而且是一种“行动的实践”(exercise of agency) ,即人们可通过衣着来重塑自我(Twigg , 2007 : 285) 。打工妹对于服装和化妆品的强烈消费喜好恰恰反映了她们改变自我,追求新的身份认同的渴望。我们在深圳的研究有以下发现:

    城市中众多的购物休闲选择对于进城打工1 - 2 年的女工们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晚上女工们经常聚在宿舍里兴致盎然地讨论时装、化妆以及最佳购物地点等话题。渴望自我转型以及改头换面的欲望将她们聚集在一起……结束了一天的购物活动回到宿舍后,女工们往往迫不及待地穿上新买的T 恤和牛仔裤来展示新的自我。(潘毅,2007 :252)

    打工妹希望通过消费实现的“新自我”是什么样子的,而她们希望改变的自我又是什么样的  通过消费实现的“自我转型”与生产领域的打工妹身份又有什么联系  如前所述,在城里人、有钱人、管理者看来,打工妹是“笨手笨脚”“土里土气”的,因此是廉价的、卑微的、次等的。打工妹则希望通过消费来改变自己的外表以及身份,从而提升自己的劳动力价值和社会地位。确切地说,打工妹通常采取的“自我转型”策略是通过“入时”的外表,使自己看起来更像城里人( Pun ,2003 :484) 。我们的研究发现:

    管理人员经常讥笑打工妹是“粗手粗脚”——卑贱主体身体上的一个象征落后农村的耻辱性标志物。女工们会花上很多时间将每个指甲都涂上亮晶晶的颜色,使它们看上去更加漂亮。还有一件让女工们着迷的东西就是美白皮肤的产品。较黑的肤色被认为是农村人在田地里长时间劳作的标志……想要成为城市人,首先要使自己看上去白皙一些,于是美白面霜成为女工们最喜欢购买的产品之一。(潘毅,2007 :252 - 253)

    与此同时,在一个性别权力明显失衡的工厂体制中,处于管理者地位的主要是男性。因此,出现了一些打工妹通过“美化”自己的外表,获得管理者的青睐,同时在工厂中获得好的工作机会和报酬的现象。例如,2004 年在福建出口加工区的调查中我们发现:

    我们这里的干部升职有一种叫做“魅力派”,就是人长得漂亮,干部看了会顺眼。我们组上有个新进来的女孩子,人长得漂亮,又会打扮,组长就准备把她调去当自己的助理,我们员工都看那个新员工不顺眼。(2004 年8 月,女工傅某)

    女工们希望通过购买和消费各种时装、化妆品和饰品来改造自己的外表,从而一定程度上摆脱“打工妹”被认为是廉价、卑微、次等的主体性,从而建构一种获得更多自由、平等、尊重的社会身份。然而,这种通过消费实现的“自我转型”显然不仅仅取决于女工们的“行动的实践”,而是更多地受制于其有限的消费能力和“他者”的态度。首先,女工们菲薄的收入,无法让她们进入城里人、中产阶级光顾的购物场所,从而最终成为消费大众中的“次等公民”。其次,尽管她们可能已经在倾其所有地奋力追赶城市时尚的脚步,在城市人、中产阶级看来,她们的“品位”依然是对城市风尚廉价而笨拙的模仿。即便是在消费的过程中,打工妹也无法像城里人和有钱人一样,享受消费者理应受到的尊重。相反,她们感受更多的还是歧视。我们在福建出口加工区调查时,女工讲述的消费经历就反映了这样的问题:

    买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实现自己的劳动价值,好像自己赚多少就可以花多少。但是不会觉得受人尊重,比如你刚下了班穿着厂服就去逛东街口很高档的店,人家肯定不搭理你,以为你买不起。如果你穿得很淑女,一副千金的样子,人家才会比较热情,如果一看是刚从工厂里下班的,人家肯定会说,“这套衣服3000 -4000 块,别看了”。(2004 年7 月,女工范某访谈)

    可见,女工们希望通过消费实现自我转型的愿望终究是难以实现的。不仅打工妹的消费本身受到其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的局限,其有限消费带来的外表变化最终也无法显著改变她们在生产领域被资本、国家和社会赋予的次等的社会身份。正如潘毅所总结的:“打工妹们的种种梦想——渴望消费欲望满足、向现代自我转变,以及追求现代女性美来掩饰自己农村身份——最终只能强化其阶级和性别差异。”(潘毅,2007 :258)

    我们近年来对深圳打工妹休闲生活的研究,同样反映出打工妹作为消费主体面临着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世界之窗”是深圳打工妹梦寐以求的旅游景点,是城市休闲生活的典型代表。“世界之窗”因为具有埃菲尔铁塔、伦敦大桥、埃及金字塔等世界著名历史名胜古迹的微缩景观而著称。作为一种“异质性”的空间,置身其中的打工妹可以满足于一种对于“大都会”休闲生活的想象。我们曾经与三个打工妹结伴共游“世界之窗”,不仅感受到打工妹们游览拍照时的投入与兴奋,同时也感受到其他游客对于打工妹的强烈排斥。

    打工妹们被这里迪斯尼一般的虚拟世界所吸引,每到一个景点她们总是兴高采烈地拍照片,看起来就和其他外地游客一样。然而打工妹的兴奋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是周末,公园的游客众多,其中许多是大城市来的,看起来很富有,相比之下,三个打工妹的牛仔裤和T 恤衫显得有些土气。当打工妹们尽情地拍照时,她们没有察觉到身后还有许多游客也正在排队等待拍照。正在这时,一个中年男子突然嚷道:“让开、让开,打工妹! 不在工厂里做事到处闲逛什么 ”男子的呵斥表明,在他看来打工妹就是打工妹,就应该呆在工厂工作而不应该来到不属于她们的城市生活空间游荡。可见,阶级的边界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跨越的。商业化的旅游景点尽管是一个凭票消费、看似平等的消费空间,但在这样的消费空间中打工妹还是无法成为一般性的游客,享有平等的权利,相反她们作为打工妹的社会身份烙印依然清晰不变。( Pun ,2003 : 484 -485)

    七、结　论

    本文在中国消费革命的社会变迁中,讨论“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在生产与消费领域的形成。近年来,消费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逐步增强,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生产至上主义”(productivist) 的发展战略逐步让位于一种对消费性欲望的强调,试图将整个国家引入“全球化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 的轨道( Pun , 2003 :487) 。在生产领域,在国家、资本与社会的合力下“, 打工妹”被建构成为廉价、卑微、次等的社会身份,她们在阶级、城乡、性别的社会分层结构下承受着歧视和剥削。消费革命的到来,虽然满足、成就了一部分人的物质欲望和对“现代自我”的追求,但正在形成中的消费社会依然具有明显的阶级、城乡、地区不平等性,而这种社会结构无疑会限制打工妹的消费欲望和行为。我们的研究发现“, 新生代打工妹”已经成为积极的消费主体,她们希望通过消费改变自己的外表,淡化自己与城里人、有钱人的社会差异,即在消费领域实现一种她们在生产领域无法实现的“自我转型”,追求一种更加平等、自由、有价值、受尊重的社会身份。然而,消费赋予打工妹的自由选择和行动空间是如此有限,微薄收入限制了她们的购买消费能力,社会歧视剥夺了她们的平等的“消费公民权”,打工妹的社会身份无法在消费领域获得全新的重建,从而最终强化了其次等的生产主体性。

    无论从理论还是研究方法上而言,本研究都只是初始性的,还存在很多不足。例如,我们的研究只是重点讨论了中国南方出口加工区制造业女工的特殊消费偏好,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消费对于其主体性的有限重建作用。然而,具有更大产业、行业、地区包容度的调研可能会获得更丰富多样,更具有代表性的数据。不过,即便如此,作者依然认为,在当下提出并研究消费与工人主体性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转型最新现实的回应,也体现了当代世界劳工研究对于工人“多元主体性”的普遍认同,即探索工人的主体性需要超越生产领域,从而面对更为广阔的主体性社会建构过程。当消费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消费社会也逐步确立的时候,消费对于中国工人社会身份的建构作用必将逐步增强。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后继研究。

    注释：

    注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 年10 月15 日。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7-10/16/content-9064770.htm

    注2：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第69 期第1 卷(2006 年3 月) 刊登了8 篇有关工人阶级多元化主体性的文章,集中讨论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与性别身份的关系,即阶级身份如何在与“男性气质”(masculinity) 或“女性气质”(femininity) 的互动中相互建构。

    注3：对于ProQuest 的文献检索周期是1995 年1 月1 日22008 年2 月12 日,检索的关键词有“identity + formation or construction or making + worker or labor”,以及“consumption or consumer or consuming + subjectivity or identity”。最后筛选出近50 篇相关文献,具体参见本文的理论回顾和参考文献部分。对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文献检索周期是1995 年1 月1日- 2008 年2 月4 日,检索的关键词有“流动、外来、工人、职工+ 认同、身份、意识、消费”,最后选出近20 篇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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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潘毅、任焰：农民工的隐喻：无法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潘毅

    [摘要]

    她想回家，但那意味着必须先越过20 万拥挤的人潮以及近万军警组成的多道防线。2 月1 日，距离在这个国家已延续千年的农历春节还有5 天，阴雨蒙蒙的广州火车站此时几乎是这个星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一清早就来到车站的李红霞艰难地寸进着，面对人潮，车票更像是一张废纸。十多个小时后，李红霞似乎离车站越来越远……，又几个小时后，晚上8 点，李红霞距离满载自己希望的列车更远了，因为开车时间已过。再过了一个小时，李红霞被盲从、汹涌的人潮踩在了脚下再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正如她和她的农民工同伴们一直以来所表现的那样，辛苦而沉默。

    ------摘自《被踩踏者李红霞的短暂人生》

    ①一、引言

    2008 年初雪灾来袭的时候，距离中国的农历春节还剩下一个星期，成百上千万的农民工带着回家的渴望和焦灼，滞留在火车站，进退两难。他们为何要背井离乡 又为何每至年关“死也要回家” 李红霞，一位来自湖北农村的打工妹，便是在广州火车站这个连接着家乡与工厂的枢纽上，被汹涌的人潮挤倒后再也没能起来。带走她生命的，到底是百年不遇的雪灾 还是这巨大人群进退两难的无力与恐慌 李红霞的短暂人生，为当下中国城乡二元体制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缩影。火车站，既承载着他们的希望和梦想，又诉说着他们痛楚与创伤，让他们既想离开，又渴望回来。在这个浓缩的空间里，一个新兴工人阶级破茧而出的痛苦与挣扎，被如此真实地呈现出来，这并非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就好像这个阶级的形成过程一样，一早便已开始，却似乎永远不能结束——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伴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世界上最庞大的新工人阶级也正在这里形成。2000 年中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城市中来自农村的打工者数量已经超过1 亿2 千万。根据国务院政策研究室2006 年的报告，如果再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约为2 亿人。2008 年初的雪灾将成百上千万渴望回家过年的农民工阻隔在陷入瘫痪状态的车站、铁路和公路上，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不得不紧急号召农民工留在其打工的城市过年，在这个时候，人们似乎才忽然意识到，对于这个已经在城市中劳动和生活了三十年的巨大群体，这里竟然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属于他们的家。城市需要的不是作为公民和劳动者的他们，而是作为商品和劳动力的他们。在本文中，我们将对农民工的社会身份提出疑问并就这一群体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独特经验与状态进行分析。

    从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就进行改革开放，主动引进全球资本主义要素，与世界经济接轨而成为“世界工厂”，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实践来看，中国并非独一无二的先例。因此，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所出现的大量城乡人口流动也并非史无前例。18 世纪的英国，20 世纪的亚洲四小龙，以及现在的南亚与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在其工业化历史中的某个阶段出现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现象。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这就是无产阶级化过程，这一过程是贯穿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之中的。换句话说，所谓无产阶级化，是指伴随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往往会同时出现一个急剧的城市化过程，即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转移，农业人口不断地转化成为城市人口，并在城市中逐渐扎根，形成自己的社区，成为新的工人阶级。这一过程通常是由市场力量所决定的。而中国工业化过程的最独特之处便在于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之后的无产阶级化过程，除了受到市场力量影响之外，更受到国家政治和行政力量的干预。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工人主体是被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询唤到“阶级地位”之中，其政治象征与阶级主体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恣意的话，那么，对于正在当今中国的“世界工厂”中打工的真正的工人主体——农民工——来说，其阶级的命运却在国家与资本的共同作用之下，从一诞生开始便面临着各种结构性力量的压制②和破坏，使其只能维持在“半无产阶级”的尴尬状态之中。

    于是我们看到，当代中国的农民工群体无论在空间的意义上抑或是社会的意义上都呈现出“边缘性”的特点，他们大多进入城市的“次级劳动市场”，在工业与服务业中从事着高强度、低工资、低保障的非技术性劳动③，工资收入多半只能维持他们自身的劳动力再生产。赡养老人，抚养后代、居住、教育甚至医疗等的费用，大多并未计算在他们的工资收入之内④。背井离乡的他们只能聚居于控制严密的工厂宿舍⑤或者城中村中的拥挤狭窄的出租屋；他们的子女进入当地学校必须交付昂贵的赞助费。大部分的农民工不能享受社会保障，他们工作的绝大部分工厂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设施，造成大量的工业伤害和职业病。而每当意外出现时，没有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他们很难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赔偿，而依靠他们养活的家庭会马上陷入崩溃的境地⑥。城市不是他们可以长久居留的地方，农村才是他们最后的归宿。除了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他们并没有清楚的身份认同，从文化上无从知晓现代社会的运作，无法以公民的身份参与政治与社会生活。面对这个已经在城市中真实地存在了三十年却依然没有获得明确身份的群体，我们必须对以下问题作出讨论和回答：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为何无法在城市中完成 农民工这一语词所暗含的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将成为本文展开讨论的重要线索。在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特定背景之下，中国亿万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状态的匮乏，及其与劳动力使用之间关系的割裂，不仅反映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之间的高度不一致，同时决定了这一劳动主体无法在城市中完成其无产阶级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塑造了农民工模糊而残缺的身份认同，同时也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层面造成了巨大的结构性张力。

    二、无法形成的阶级：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的实践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维持和再生产工人阶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⑦。劳动力的生产是以活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活的个人要维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它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因此，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人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⑧。一方面，马克思指出了对于劳动个体来说基本身体再生产的必要性：“用来交换劳动力的资本转变为生活资料，这种生活资料的消费是为了再生产现在工人的肌肉、神经、骨骼、脑髓和出生新的工人。因此，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要的限度内，只是把资本用来交换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夺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⑨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了劳动个体的精神与社会需要的同等重要性：“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人还必须有一部分时间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如吃饭、盥洗、穿衣等等。除了这种纯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⑩

    劳动力再生产包括生产资料以及使生产资料得以实现的劳动力的日常生活以及长期的再生产。从最根本上来说，社会再生产主要依赖于以代际以及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生物性的劳动力再生产，通过衣食住行以及医疗照顾等方式。除了保障生存的手段之外，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还要求一套文化形态与实践。在西方的工业化过程中，许多工人斗争都是围绕着劳动力再生产的内容和边界而展开的，在福特主义之下，工人阶级的这类斗争取得很大进展，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同时也表现在教育获得机会、福利、以及有益于工人的社会与文化的服务的增加。这些进展都是对工人社会再生产的边界与内容的重新界定，而每一个进步都意味着资本主义中劳动力成本的相对增加。除了工人斗争之外，政府、家庭、资本以及市民社会等都是对劳动力再生产进行重构的重要来源。

    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的“工人”在社会中享有农民望尘莫及的高度特权地位，工人无产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工人为国家工作，国家通过“单位”制度不仅发给工人工资，更是全面介入并且承担着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即终身雇佣、住房、医疗保障以及子女教育等福利保障11。总而言之，“单位”制度曾经是中国改变资本主义劳资关系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在这种制度中，国家全面控制着劳动力再生产资料的生产、分配与管理。

    伴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央政府将发展经济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于是各地政府纷纷将发展经济设定为首要的社会目标，尝试将城市规划和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地方政府纷纷投资兴建大量工业区和经济开发区，而这恰好为全球资本利用中国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提供了基础。政府通过户籍制度将城市中的人口分为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对于在城市中打工的暂住人口——即农民工，城市无须承担其住房、教育、工作保障以及其他环境基础设施及福利等集体性消费资料以维持其长期的劳动力再生产。而且，一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不再需要他们的非技术性劳动，一旦他们与某个具体企业之间的合约期满，这些农民工就不得不返回农村老家或者去别的地方寻找另一份临时性工作。

    我们从“农民工”这个语词的构成便可以看到这一劳动主体的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之间的关系的扭曲和错位。而这也正是中国农民工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独特之处。“工”是指职业身份，它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工业劳动力的出现及其使用方式，而其前缀的“农民”则是指正式的制度性身份，它一方面表明这一劳动主体的职业和身份转化都受到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体制的约束；而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它暗含着这一主体的劳动力再生产形式、内容以及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民工作为一个劳动的主体，其劳动力的出现和使用与其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过程中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在空间和社会的意义上被割裂和拆分开来，前者发生在城市，其身份是工人，后者却只有回到农村社会才能进行；其身份是农民。“农民工”这个语词的内涵充分标明其无产阶级化过程中存在着无法逾越的结构性障碍，因此这一群体在城市中缺乏长期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只能长期处于“半无产阶级化”的尴尬状态之下。无法完成其无产阶级化过程。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农民工问题引起了政府部门、公众、媒体以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在学界，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有关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这种特殊劳动力形态的出现以及使用上，例如农民工的劳动力转移、职业流动、劳动状况、社会网络、城市适应以及社会融合与冲突等12，这些讨论往往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即这种劳动主体的真实社会身份是“农民”，这就意味着他们与其打工的城市之间的联系是暂时性的，他们迟早

    要回到农村社会完成其长期劳动力再生产以及代际再生产。这无疑模糊甚至忽略了这一从农民向工人转化的新兴工人阶级已经真实存在了近三十年的事实。

    由于国家从政治的考虑出发而试图用开放社会的概念来取代阶级社会13，因此在农民工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的另一种倾向是用“阶层化”、“市民化”等概念来对农民工与城市人之间的差距和分化问题进行讨论14。这些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到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劳动力再生产资源的匮乏状态以及这种状态所带来的更深的社会不平等。2005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提出了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促进流动人口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的建议15。但是这些讨论并未明确地将农民工的劳动身份与社会身份辩证统一起来，因此农民工的工业化过程（产业工人化）和城市化过程（市民化）依旧被设定为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然而我们认为，农民工的公民身份或者市民化问题的实质其实便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实现途径和形式，因此与产业工人化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公民或者市民身份代表着在城市中获得集体性消费资料——住房、教育、医疗健康、社会福利以及其他环境设施等——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当我们将农民工视为城市的劳动者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面临它的劳动力再生产问题，“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实际上不是两个问题，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决定了农民工“无产阶级化”的进程、方向以及特点。

    尽管中国正在进行迅速的城市化，然而中国的城市化主要依靠的是产权资本而非工业资本，工业资本的角色仅仅体现在它将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工厂”。因此对于从中国农村地区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的亿万农民工来说，虽然他们已经进城打工整整三十年，然而他们依然无法获得定居城市的法律和社会权利。他们没有权利在城市中形成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工人社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在依靠政治与行政力量积极左右和推动着生产与消费这两大领域的发展16，例如为了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通过户籍制度保障丰富而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可以非常富有弹性地供给给资本与市场。然而，对于劳动力再生产，国家却在三十多年的“单位制”实践之后，不再主动地对其进行具有决定性和前瞻性的干预，而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力量推动下，主动让位给缺乏管制和规范的资本与社会非正式部门，由它们替代国家并借助市场使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简单日常再生产得以勉强维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中国城市中只有劳动身份而没有公民身份的农民工，他们所面临的是双重的压迫，一重压迫来自控制其生产过程的资本；另一重则来自缺位于其劳动力再生产的国家。正是由此而导致对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17不仅使得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在市场转型期得到延续18，同时使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永远无法完成。我们认为，农民工这一劳动主体在城市中所呈现出的模糊性、边缘性与流动性，以及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不同层面上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可以在这个理解框架之下找到充分的解释。

    三、劳动力再生产中的国家缺位：资本主导与社会主导

    在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之下，当生产是高度流动的，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必然在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对“地方”的依赖。Harvey 对跨国生产政治经济的空间性分析中指出了全球资本的一个核心悖论：资本流动的需要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的去地域化；但当资本进行全球化的时候，生产总是会发生在“某地”。这就意味着必须在特定空间里拥有安置劳动者的临时性设施19。于是，具体的雇主、管理者以及劳动者为了“生产”这个目标而汇集到特定的空间里，要想让积累发生，资本必须保证工人可以按时去工作，保证原材料到达工厂，保证成品抵达消费者。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工厂、基础设施以及环境中投资一定的空间设置。可以说，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是同时嵌入于制度与地方实践之中的20。在不同地方实现的不同身体特性和价值模式（包括对身体完整性和劳动者尊严所保持的尊重程度）通过资本循环被带入到空间上竞争的环境之中。那些出卖劳动力的人，他们在身体实践和敏感性方面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成为由资本和劳动所共同发起的阶级斗争的确定特征之一。生产过程的地方化策略、对地方社会以及劳动控制的影响，这些都是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调节行为（通过税收的循环和国家支持的债务表示出来）在确定社会工资和规定“文明的”及“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教育、健康、住房等水平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21。

    然而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事实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中国的产业劳动者大多来自跨地区之间流动的农民工，国家通过控制人口的僵化的户籍制度以及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安排使得农民工在制度层面上（而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就被设置了在城市安家的障碍，保持农民工身份的模糊性，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全球资本在其劳动身份上获益的同时，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任何有利于其劳动力再生产的福利支出和成本。我们可以从Buroway 的理论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农民工特殊状态的洞见。Buroway 从生产政治的分析范式出发，对劳动过程理论进行的批判，恢复了对生产体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果的分析，根据他的观点，生产体制概念共包括四个基本维度：即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等两个微观层面的维度，以及市场竞争和国家干预等两个外部的宏观层面的维度。他将劳动力再生产作为生产体制的重要维度之一，并强调工人用以维持自身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和其家庭生存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必然受到国家提供的各种制度安排（产业制度、福利制度、就业保障制度等），在某些条件下甚至还包括国家的直接治理手段等国家干预的影响。他认为，针对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移民劳动的不合理再生产模式，国家权力的有意识的运作和安排不仅没有对其进行削弱和改变，反而将其加固，从而有效降低工业生产成本，减少城市化的压力22。

    Castells 也强调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家、工业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工业资本总是尽量将劳动力的使用最大化，而国家有时出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的亦通过有意识的权力运作与安排帮助工业资本强化对劳动力的不合理剥削和使用。然而随着资本的技术和经济需求的变化，以及于大众需求的发展，Castells 提出为了避免或者解决城市危机的出现，国家必须通过集体性消费资料的生产、分配与管理，介入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对工业资本进行直接（通过预算和行政手段）或者间接的干预（通过经济和社会机制调节劳动力再生产）23。Castells 从建立在所有社会群体日常生活基础之上的集体性消费（住房、教育、健康、文化、商业、交通以及集体性设施等）与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城市危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出发，分析了集体性消费对于解决劳动力再生产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提出国家的直接或间接干预对于化解由于工业资本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城市问题以及政治危机等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资本集中所带来的结果是生产组织、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力的集中，因此也就导致了劳动力再生产资料的集中化趋势，这些消费资料一部分供个人使用，一部分供集体使用。而从国家进步的视角来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基本角色是要保证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基本要素，具体来说即集体性消费的领域24。

    对于中国农民工群体中的大多数来说，无论他们在打工中表现如何出色，都不可能在城市定居下来，并且与那些和他们相当的城市人一样有尊严地生活。对自我尊严的否定是深深嵌入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的。无产阶级化无法完成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主体无法变得完整，于是只能永远停留在农民工的状态之下。这个未完成的主体是残缺的，匮乏的，不满足的，只能处于流浪的状态，不知道何去何从。农民工，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什么也不是，这个主体处于农民与工人之间，这种主体永远是残缺的，无法完整的，而这一主体的残缺往往被他们归咎于其自己的能力和“命”，这种归咎使得其产生出更大的动力来克服这种转变中的种种困难。他们在大城市中工作的时间越长，就会越清楚自己是被城市排除在外的。我们不是说农民工经过几年的工厂经历之后不可能成为城市中的一个小店主，一个小贩或者一个捡垃圾的人，我们所说的是， .由农民工这个模糊而暂时性的主体所构成的新打工阶级不可能转化成真正的工人主体——拥有定居在城市的平等权利，哪怕是聚居在贫民窟或工人社区。在当代中国，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匮乏状态的一个最明显标志是：城市连一个可以属于他们自己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都没有给予，他们没有在城市中安家的权利。

    一方面，由于户口与城市福利之间的联系，因此没有当地户口的农民工不可能获得政府公房或者单位公房的使用权或所有权，同时更不可能承受城市商品房的市场价格25。另一方面，由于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都限制这个新兴的打工阶级在城市中建立自己的社区26。于是，维持这一无法在城市中生根的打工阶级的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责任便落在了资本以及社会非正式部门的头上。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社会空间分布状况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城市中以地缘为纽带的外来人口聚居区，如北京的“浙江村”27；二是在城市扩张时期外来人口聚集的“城中村”28；三是在城市工业区或经济开发区中常见的工厂宿舍，通常与当地社区形成分割的二元社区29。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形态几乎全部是由资本和社会非正式部门主导和组织的。而国家，不仅逐渐退出了曾经在计划经济时代全面掌控的城市的劳动力再生产领域，而且从一开始便缺位于农民工这一特殊劳动主体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根据2006 年7-8 月“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在正式就业的农民工中近60%的人居住在集体宿舍或者工作场所中，另外有35%住在出租屋，其他借住亲友的家中或者宿舍以及自购房等总共才占5%左右。可见，资本主导的宿舍劳动体制30与社会非正式部门所主导的社会自我消化模式31是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两种最主要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

    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全能机构”的国有企业也曾经普遍向员工提供宿舍、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全面的、长期的福利性设施和保障。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宿舍是国家全面负担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重要例证。然而，市场经济时代在中国普遍重现的宿舍劳动形态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它可以说是全球化生产的系统生成物。尽管它依然承担着劳动力日常生活再生产的功能，但却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宿舍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主要提供给短期雇佣的农民工，不具备长期居住的功能，排除了具体企业与具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延续之可能。企业为外来工提供宿舍并不是为了建立一支对企业忠诚或者技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而是为了可以确保短期地、临时性地、大规模地对跨地区流动的廉价而年轻的外来工加以使用，并将其工作日的劳动产出最大化32。

    我们认为，空间的重要意义只有在它使劳动流动和资本流动成为可能的时候才变得尤其重要。从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日常劳动力再生产空间来看，无论是资本主导的工厂宿舍还是社会非正式部门所主导的出租屋(民工村)，其实质都是通过有意识的微观空间技术使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行集中并且暂时性使用的同时无需承担其城市化以及无产阶级化的成本，导致这一群体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无法在城市中完成。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确给中国社会带来了Polanyi 所谓的“大转变”。

    然而对于农民工来说，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劳动力，一个暂时的逗留者，即使他们在从一个工厂转向另一个工厂打工的过程中已经真实地生活在城市，但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在城市政府和城市人眼中只是二等公民，自己不属于城市，城市不断推卸和否定他们对于农民工的住房、医疗以及子女教育的责任。而他们在城市打工的工资中，并没有被计入可以维持其在城市中长期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再加上就业、教育培训、医疗健康、居住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资源的供给匮乏，因此在空间与社会的意义上劳动力的使用与再生产过程长期割裂状态下的农民工，只能不断游走于城市的边缘，无法积累出可以支持其在城市中生根的资本和技能。显而易见，对于他们来说，工业化并没有带来城市化，因此他们被召唤到工厂中打工却不被允许在其工作的城市中定居。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一方面，工业化对产业发展模式以及劳动力素质的需求发生了转变；而另一方面，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生活成本提高，引发了农民工对工资以及集体性消费资料的需求增长。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无论是资本主导，抑或是社会主导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都因其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而无法填补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之间的日益加深的裂痕。在国家和资本的共同作用之下，无产阶级化过程的无法完成给中国农民工的打工生涯制造出更大的张力和更深层的矛盾，而这些张力和矛盾反过来又使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四、进退两难：双重异化与精神圈地

    马克思曾经指出，劳动者的“free”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作为一个自由的人，他可以将自己的劳动力变成自己的商品；而另一方面，他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没有其他可以出卖的东西，并缺乏一切可以将其劳动力实现的生产资料33。换句话说，工人可以“自由地”出卖他或她的劳动力（不会受到政府、习俗或者其他力量的限制，同时他/她们也仅限于拥有将自己的劳动力变成商品的自由）。由于他/她不拥有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者获得途径（土地、租金、福利以及家庭收入），因此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经济资源。对于农民工这个在改革开放年代由工业资本所创造出来的崭新主体来说，他们必须改变自己，成为适合并愿意进入工厂工作，并且具有弹性的劳动力。这意味他们除了要经历不拥有生产资料，不能控制劳动过程，只能出卖劳动力换取微薄工资的劳动异化之外，还要经历城市生活的异化。农民工往往独自背井离乡进入城市打工，他们必须告别了以往熟悉的生活习惯、礼俗以及文化传统以及历史（家乡的食物、语言和周围环境等）并聚集在工厂，经历工厂规训对其身体、意志以及行为的同质化重塑34。他们必须生活在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里，陷入陌生的人群、语言、生活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的全面支配之中。我们将这种劳动异化又叠加了另一重生活异化的状态称之为“双重异化”。而且，作为可以被任意处置的临时性劳动力，城市一旦不再需要他们的劳动力，便会要求他们离开城市返乡。农民身份便将他们与城市和全球现代性永远地区隔开来。

    改革开放，使农民工可以自由流动，使他们可以自由地进厂打工，这是一种离开家乡地自由，释放着他们渴望改变的欲望，而伴随着这种自由的，则是向城市资本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而一旦他们获得这种自由，他们很快便发现自己只能从一间厂跳向另一间厂，除此之外，一方面，他们失去了继续前进——成为真正的城市人或者工人——的自由，因为他们的正式社会身份是农民，无论是在法理意义还是事实意义上，他们都不可能合法而永久性地迁入城市；另一方面，他们也同时失去了回头的自由，尽管种种结构性限制使得农民工无法在城市中生根，但是他们与其农村社区之间的实质性的分离却已经开始发生，对于第二代的农民工们来说尤其如此。“农民”这个前缀，除了仍然清楚地标示着这一劳动主体的正式身份及其在城市中的次等属民身份，它原本所暗含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形式、内容以及本质的意义正在发生改变。农村劳作方式的贬值、农业生产技能的缺失，使土地实际上已经不能再在物质与精神的层面上继续支持他们的长期劳动力再生产。

    在以往关于农民工的研究中，土地被认为是承担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最重要的依托，并被视为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亿万农民涌入城市打工却没有引起巨大社会震荡的一个重要的“减压阀”，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以及代际更替，农民工群体内部也出现了代际的更替和分野。“新生代的农民工”相比“第一代农民工”不仅对现代城市及其生活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心理认同，其融入城市的欲望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加强烈。而且由于他们与农业劳动的实质性脱离，导致他们对于为其祖辈父辈所珍惜的土地也已经产生了不可挽回的分离。从农民工对待土地的态度上，已经可以看到明显的转变。很多年轻的打工者根本无法说出家中具体有多少土地。孙立平曾指出在农民工的意识中，土地与劳动权力之间没有确切的关系。年轻的农民工们几乎不知道自己的家庭所拥有的土地数量35。将近一半左右的农民工表现出愿意放弃或者无所谓他们在农村的“根”36。对于依然贴着“农民”标签的新生代的农民工来说，尽管名义上他们或许仍然拥有在农村的一亩三分地，但是他们已经远离乡土，并且不再拥有农业生产所需的技能。而土地曾经的重要价值在他们的意识中已经开始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了。换句话说，在农民工的土地尚未发生的“圈地”，在他们的精神和生活的意义上却已经发生了。这种“精神圈地”无疑令他们逐渐丧失了返乡的欲望和本能。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一直强调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然而双重的结构性限制令他们并没有被真正解放，前进或者后退都是死路。于是，一旦成为农民工，便意味着将被束缚在一个并不真正属于自己的工厂世界，成为城市中的陌生人，成为一个永远的流浪者，无家可归，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不仅仅被扭曲，甚至被割裂。如果短暂和无常是通常不会在城市打工超过4－5 年的第一代农民工的主要特点37, 那么在第二代农民工身上，这种短暂将被打破，他们通常倾向于在城市中停留更长的时间。而这种打破恰恰使他们的生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既不可能从农民变成真正的工人或者说城市人，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回到农村社会。

    作为一个劳动主体，从劳动力的使用方面来说，流离于城市边缘处于半无产阶级状态的农民工们在打工过程中经历着劳动与生活的双重异化；而从劳动力的再生产方面来说，“精神圈地”意味着他们与土地的实质性分离，然而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依然遥不可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劳动主体的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不仅在空间和社会的意义上被拆分，使其成为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不断来来回回的一群候鸟。甚至可以说，他们正在逐渐变成一群无“家”可归、踏上不归路的流浪者，其身份认同更加模糊和混乱。无产阶级化过程的无法完成给中国农民工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并引发了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各个层面的矛盾和冲突。如果说，90 年代以阿英为代表的第一代农民工曾经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属民的武器，以疼痛、梦魇和尖叫的方式开创了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对社会主义国家、全球资本与父权制文化进行了谴责和控诉38。那么在21 世纪，第二代的农民工们已经开始将沉默化作愤怒，将疼痛转为行动，通过公开的集体行动来展开争取主体完整的斗争，戳穿“中国制造”的神话。以广东省为例，农民工群体反抗与挣扎的各种集体行动开始出现并呈现上升趋势。从2001 年到2004 年，政府有记载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从2358 起增加到4008 起39。农民工已经开始普遍表现出明确的集体性抗争情绪和意识，尤其是年轻的农民工表现出更加强烈的集体行动意愿40。这些集体行动无疑是具有政治性的，它们是这一群体其自身无产阶级化过程无法完成所发出的强烈抗议。

    五、结语

    毫无疑问，中国的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必须依靠对农民工这一劳动大军的使用，然而这一群体的公民地位或者阶级地位却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否定和忽略。农民工一方面为城市提供着廉价、新鲜而丰富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却无法在城市中“生根”，我们认为，“阶级”不仅是一组流动的历史性关系，而且也是由无数的张力、多重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各种冲突因素等共同构成的一组特殊关系。中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之际所出现的主要由农民工所构成的打工阶级的命运实际上是国家和资本的力量所共同决定的。作为一个劳动主体，农民工身份中本应辩证统一的两个过程，即劳动力使用与劳动力再生产，在全球资本的经济逻辑（最大限度获取劳动剩余价值，迅速进行资本积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逻辑（通过控制劳动者的流动和使用方式以尽快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标）的共同作用之下，在空间和社会的意义上表现出严重的分裂状态，国家一边允许农村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参与经济活动满足全球资本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一边却拒绝（或者说无力）承担他们无产阶级化及其世代再生产的成本。城市政府不向农民工提供住房、医疗、子女教育以及其他社会福利，以代际再生产为基础的劳动力长期再生产的责任依然被留给农村社会来承担。换句话说，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二者之间明显脱节，农民只能进入城市打工，却不可能在城市永久定居。换句话说，在农民工劳动力使用机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劳动力再生产——被国家有意无意地忽略，城市政府缺乏动机去承担提供集体性消费资料的角色以解决劳动力的长期再生产需要。而资本和社会非正式部门所主导的劳动力再生产解决机制各自由于其内在的局限性而无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种割裂。因此，尽管农民工的劳动力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是对于农民工群体自身来说，他们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却由于其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的割裂状态而无法统一起来，这种劳动身份的公民主体——农民——始终无法被真正“城市化”，这边使得其无产阶级化过程在城市中难以完成，而这一劳动主体便只能永远停留（更确切地说是流动）在“半无产阶级化”的特殊状态之下。

    ①《南方周末》，2008 年2 月21 日。

    ② 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25-30.

    ③谭深：<打工妹的内部话题——对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百余封书信的分析>，《社会学研究》，1998 年第6 期，页63-73。

    15

    ④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2 期，页31。

    ⑤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 期，页21-33；任焰、潘毅：<宿舍劳动体制：劳动控制与抗争的另类空间>，《开放时代》，2006年第3 期，页124-135。

    ⑥郑广怀：<伤残农民工：无法被赋权的群体>，《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3 期，页99-118。

    ⑦马克思，中共中央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页660。

    ⑧马克思，中共中央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页198。

    ⑨马克思，中共中央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页660。

    ⑩马克思，中共中央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页269。

    11 相关研究请参见李培林、张翼：《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Walder, Andrew G., Communist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1986).

    12 相关文章请参见杜鹰、白南生：《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黄平：《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谭深：<打工妹的内部话题——对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百余封书信的分析>，《社会学研究》，1998 年第6 期，页63－73。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的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1 年第6 期，页19-30。李强：<关于城市农民工的情绪倾向及社会冲突问题>，《社会学研究》，1995 年第4 期，页63-67。刘林平：<外来人群体中的关系运用——以深圳“平江村”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5 期，页112-124。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13 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05 年第2 期，页95-107。

    14 相关文章请参见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3 期，页119-132。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 卷第3 期，2004 年5 月，页55-61。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0）。王元璋，盛喜真：<农民工待遇市民化探析>，《人口与经济》，2004 年第2 期，页7-13。

    15 此报告所提出具体建议主要包括：1，改革户籍管理制度；2 改革现行就业制度；3 改革社会保障制度；4

    做好农民工子女教育培训。

    16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 年10 月15 日）上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7-10/16/content_9064770.htm.

    17 Burawoy, M.,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London: Verso,1985),102-105. Buroway 曾经专门对帝俄工业化时代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进行讨论，他指出问题并不仅在于出现了这种“循环往复”流动着的移民工人：他们像候鸟一样定期的从农村迁徙到城镇，又从城镇返回到村社。在这种“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中，本来应该完整统一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被肢解开来，其中的一个部分（劳动者个人

    16

    体力和脑力的再生产过程）是在工厂-城镇中实现的，而另外一个部分（抚养子嗣、老弱等）则是在这些移民工人的来源即乡土村社中实现的。

    18 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2 期，页32。

    19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31.

    20 Peck, J., Work-Place: the Social Regulation of Labor Markets( New York: Guilford, 1996),232.

    21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111.

    22 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2 期，页32。.

    23 Castells,Manuel, City, Class and Power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8),

    24 Castells,Manuel, City, Class and Power (London and Basingstoke: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8),

    25 吴维平，王汉生：<寄居大都市：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分析>，《社会学研究》，2002 年第3 期，页92-110。

    26 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05 年第2 期，页95-107。

    27 相关研究请参见王春光：《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0）。28 相关研究请参见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9 相关研究可以参见周大鸣：<外来工与“二元社区”——珠江三角洲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2 期，页107-112。

    30 在中国，无论工厂的产业类型、所在地区或者资本性质如何，农民工们——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已婚还是未婚——通常都居住在工厂内或者工厂附近的宿舍之中。工厂宿舍大多是楼房，每栋宿舍楼可以容纳数百名工人居住。宿舍房间都是共用的，比较典型的是每间房住8-12 个工人，位于每个房间、每层楼或者每个单元的厕所和洗漱间都是公用的。在工人宿舍里，除了床铺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允许个人隐私存在的空间，生活空间都是集体共用的。我们将工厂大量使用农民工，并利用工厂宿舍暂时性安置外来劳动力、承担其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现象概念化为“宿舍劳动体制”。详参见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4 期，页21-33。31 社会自我消化模式是指由社会非正式部门通过房屋租赁市场对来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日常生活再生产，主要形式是出租屋和民工村等。这种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打工生涯成为可能，但是这种模式的特点一方面存在治安、安全、居住环境恶劣等问题，另一方面，这些聚居区往往是政府经由市场和区域政策的中介重塑城市空间的首选之地，因此难以成为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长久、稳定的安居之所。32 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4 期，页21-33。

    33 Marx, K.(1954,1965). Capital Vol. 1( Moscow: Press Publishers), 169－170.

    34 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05 年第2 期，页95-107。

    17

    35 孙立平：<关于农民问题的几点基本看法>，载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编，《农民工研究选编》，2001年。

    36 任焰，潘毅：<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中的政府缺位>，《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 年4 月，页105-120。37 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5.

    38 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165-187.

    39 蔡禾：《全面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排除“群体性抗争”情绪、化解群体性社会冲突》（研究报告，未出版，2007）。

    40 任焰，潘毅：<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中的政府缺位>，《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 年4 月，页105-120。

    作者介绍：潘毅（Pun Ngai），人类学博士，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

    任焰，社会学博士，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讲师。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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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潘毅、郑现莉：深圳女工生存状况调查
    潘毅

    [摘要]

       她们是一群或满怀希望，或带着无奈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的年轻人 她们因文化水平不高，只能从事全球产业链中最末端、最艰苦的工种 她们因勤劳本分、劳动价格低廉，而广受厂方欢迎，但是她们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只能换来每月几百元的收入 她们为城市的繁荣献出了青春、健康，甚至生命，但是她们的生存状况却很少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

    美国另类大片《边城小镇》的片头字幕写道：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之后

    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司在沿美国边境的墨西哥建造了工厂

    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零关税

    这些公司以极低的成本制造商品并销往美国

    在华雷丝，有超过1000个这样的工厂被称为‘maquilaoras’

    每3秒生产一台电视机

    每7秒生产一台电脑

    ‘maquilaoras’雇佣年轻的妇女

    因为她们的工资低

    也不会抱怨长时间的工作和不利的工作环境

    绝大多数的‘maquilaoras’是24小时运作的

    许多妇女在深夜或者清晨上下班途中被袭击

    公司没有为工人提供安全保卫设施”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片子的开头，身穿蓝色制服的女工在车间里繁忙地工作；广播里像机器一样重复传来让人焦躁的声音：“加快生产，加快生产”，“第一班结束，10分钟内赶快离开”。于是一批走了，另一批又来了，机器昼夜运转着！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不时会有新的加入。离开的人去了哪里，没有人会关心这些！

    主流视野之外的真实存在

    与融入全球化过程的墨西哥相比，中国现在的处境颇有些相似：开放地区的产业大多是作为跨国垄断资本的加工车间而发展起来的，车间中劳动的工人基本是刚刚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农民，他们仅仅受过初中甚至只有小学程度的基础教育，只能从事工厂的一线劳动。在这些地方，年轻女工往往受到格外的欢迎，她们容易接受严格的工厂制度的管理，勤劳本分。作为共和国下一代的母亲，她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城市，随着结婚生子，她们中的多数还要回到农村去，往往还带着满身的伤疤和精神上的创伤。

    与墨西哥类似的还有，对于这样一个群体，除了在发生特大灾难譬如火灾，导致大量工人死亡的时候，才会引起主流社会的关注。而平时除了几个进行专业研究的学者，她们是隐藏在主流视野之外的。

    1993年11月，一场大火吞噬了深圳一家专门为某国外著名玩具品牌公司进行产品代加工的港资玩具厂，87名工人丧生大火，其中85名是女工；另外还有50多人被严重烧伤，20多人受轻伤。惨剧震惊了国际社会，也在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一位长期关注珠三角女工生存状况的学者，当时正在学校读书，但是她组织了香港一些关注此事的大学生和社会人士一起去看望受伤的女工。从此，女工的生存状态就成了她长期关注的主题。

    为了更好地开展对这个群体的研究，潘毅决定成为她们中的一员。上世纪90年代，珠三角80％的工厂都是港资的，进入其中并不困难。1995年11月，通过朋友的介绍，潘毅成了深圳一家港资电子厂的全职工人。这家工厂主要制造汽车导航仪，有500多名工人，其中80％是女工。潘毅和其他7名女工住在一间宿舍内，和她们一起起居作息，很快就取得了她们的信任。

    1996年，潘毅创立了一个非营利的民间团体，她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为团体确定了四个工作方向：推动劳动权益保护；提高女性意识；推广职业健康安全；实践女工自主。

    根据自己的近距离观察，1999年，潘毅完成了《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一书，经反复修改，最后于2005年以《中国女工——新型打工阶级的呼唤》为题出版。该书被美国C. Wright Mills评审委员会评为2005年最佳书籍，潘毅成为了该奖自1964年创立以来的首位亚洲获奖者。

    2006年，三联出版社又主编出版了潘毅的《失语者的呼声》一书，书中通过16位打工妹的口述，记录了她们在打工中的种种快乐和痛苦，潘毅称这种记录为“小历史”。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小人物”的历史往往被忽略，主流文化都认为这些都是必然要发生的甚至是必需的，这本书就是要为这种主流意识画上“休止符”。

    外出打工：充满着希望，同时带着无奈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齐秦的这首歌可说是打工妹最好的心灵写照。

    这些年轻女孩外出的原因多种多样，不光是单纯的经济压力，外部世界的诱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川女孩秋月将这种诱惑说得很浅白：“当时同村的女孩子出去打工，出去前穿的衣服都不好看，打工回来穿的却好漂亮，而且皮肤白了，人也漂亮了，这对我真的有点诱惑哩。”

    慧的父亲是国企煤矿工人，上世纪90年代末下岗，每个月只有119元的补偿金和生活费，而且常常一整年发不出来。她的母亲患有脑血管疾病，而且还有肾结石、肝炎、子宫肌瘤和胃病，每次治疗都要几百元，家里的钱几乎都花在了母亲身上，而且弟弟还要上学。家里拮据的经济状况使她的父亲脾气非常暴躁，不时打骂她和母亲，没事也要找出一些事情来骂。母亲说：“如果不是你和你弟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早就去死了。”年仅15岁的慧，便渴望逃离家庭，“跑得越远越好，外面的日子会很逍遥”。借了同乡的一张身份证，她就跑到深圳去了。

    华是广东人，她选择外出打工，是为了逃避父母安排的婚姻。她6岁时，父亲突然得了胃病，动手术需要6000元钱。“我妈妈和他妈妈关系很好，爸爸在医院开刀动手术的钱全部是他妈妈交的。”父亲康复之后，华的父母为了报恩，将她许配给了对方的儿子。两家人的儿女经常一起玩，华只当对方的儿子是哥哥，一直都不知道那是自己的未婚夫。直到华上初中二年级，妈妈才告诉她这件事。那时她已17岁，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华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一方面她对那个男孩只有兄妹之情；另一方面，她在学校认识了另一个男生，两人感情很好。华的父母坚决反对他们交往，“他（父亲）给我两条路，如果我不跟订婚的那个男孩结婚，他就要自杀”。华觉得留在家里实在别无选择，只有出去才能寻找到自己的人生之路，于是带着满腹的忧伤和怨恨来到了深圳这块完全陌生的土地。

    受骗：她们的第一堂课

    刚刚逃离农村生活的她们，没有任何的城市生活经验，农村中朴实的人际关系，也使她们对各种骗术缺乏辨别能力。从广州火车站下车以后，最先迎接她们的往往就是一伙骗子，有要带她们乘车的，有硬要她们买金项链和戒指的，有设局行骗的，有向她们借钱的，不一而足。而这些和她们之后的受骗遭遇相比，通常还都可以算是小儿科。

    26岁的小燕来自陕西农村，曾经性格开朗，因被同学所骗参加传销，被骗取大量钱财后变得性格孤僻，不愿与人交往。在她看来，被骗去的不只是金钱，还有人际间最基本的信任。2000年，她被同学邀请到肇庆一家公司做“工作轻松、工资高的科室人员”。到了之后，同学和公司的其他人员将所谓的“连锁加盟公司”说得很好，还经常在她面前给其他员工发几千元的工资，逐渐解除了她的思想戒备。同学让她筹集7000元，其中的3800元上缴给总部作为风险抵押金，其余的作为自己的通讯费和生活费。她向家里打电话，刚刚做完眼科手术的父亲去银行贷了款，还向她的舅舅借了2000元。没想到她交完钱刚刚一个月，那家公司就被查封了，负责人和秘书早就带着骗取的40多万元跑掉了。“大家的心情都糟透了，谁都没心情吃饭，不知该怎么办。多数人的钱已经用光，没钱交房租。我和同学只好去深圳的另外一个同学那里落脚。我不敢回家，也不敢打电话，没脸见任何人，父母的血汗钱都没了，那种滋味真是难受极了。” 阿红来自重庆，8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有次和大嫂吵架，一气之下上吊自尽了。小小年纪的阿红只能和二哥一起寄居在大哥家里。大嫂经常打骂他们，大哥毫无办法。一旦大哥责备大嫂，大嫂就以死相逼，最后只能作罢，睁只眼闭只眼。由于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她二哥12岁就到江西打工去了。14岁时，很多人开始给阿红提亲，其中有个男孩很有诚意，阿红也很喜欢他，于是就定亲了，后来她不想太早结婚终于又分手了。

    19岁时，阿红在去宜昌打工的路上遇到了那个毁了她一生幸福的人贩子。“他说能帮我在安徽找工作。我跟他到了安徽之后，他用自行车带我到乡下，同行的几个女孩都分开了，没想到那人竟以2400元把我卖给了一个比我大10多岁的男人，也就是我现在的丈夫。当时我很讨厌他，但没办法逃脱，连上厕所都有人监视。他家里很穷，除了两间茅屋什么都没有，而且又脏又乱，当天晚上我就不想活了。可是，我连寻死的机会都没有。”丈夫和婆家人担心阿红跑掉，白天看着她，晚上婆婆就从外面把门锁上。“他曾经买过一个四川女孩子做老婆，可是那个女孩子三个月后就喝农药自杀了，他害怕我也这样。当我求他放我回去，并答应把买我的钱如数寄还给他时，他同意了，甚至还借钱帮我回家。可是他买我的钱就是借的，现在又身无分文，所以根本借不到钱。”就这样，阿红被迫与这个陌生且没有任何感情的男人一起生活。“半夜做梦也总是梦见自己回家，梦见和以前订过婚的那个男孩结婚。”

    “很累很累”：女工的共同语言

    阿春是广西南宁人，1996年她第一次来到深圳南山区打工，进了一家生产收音机的电子厂。当时阿春负责剪灯脚。“工作时没有手套，剪十几个花灯脚，手就起了水泡，水泡烂掉时很痛的。后来，我的手全都起了泡，并且肿了起来，所以就不想做了。”不巧的是，她还遇到了一个很凶的主管，经常骂她做工不积极。她的第二次打工经历是在一家生产VCD的电子厂，工位是补锡铁、执锡拉，每天工作8小时，工资15元，比以前的工厂还好一些。可是，焊锡线的工位释放出很难闻的气味，而厂方却没有给工人配发口罩。“那些烟熏得脸很痒，毛孔都大了。”那时，她还不清楚焊锡线释放出来的气体对工人身体是否有害，更不懂得向厂方反映。当时，工厂为了赶货，竟然不批准工人辞工，阿春受不了那些焊烟，辞工又不批，结果舍弃了一个月的工资自行离厂了。后来她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开了一家小店，结果还是“两手空空地出来”，只得再次回到生产线。这次，她进了深圳南油一家印刷厂，每月底薪600元，包吃包住，若在高温的工位还可多100元。虽然表面看起来还不错，但她的工位是将纸放在烘干机内“过胶”，因为烘干机温度很高，工作岗位非常热。此外，印刷工序中还使用化学品如天拿水，又没有空调，工作非常辛苦。自从她接触这些化学品后，和其他女工一样，自己也变得有时会出冷汗，经期也不准了。

    春梅，一个“过劳死”的悲剧。

    当潘毅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她已经沉睡在冰冷的停尸间里等待火化了。那时，才18岁的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决意到深圳打工。她进入了深圳松岗的一家港资玩具厂，负责剪线头，每天要在两个不同的厂区跑10多个小时，十分劳累，可工资只有几百元。

    在事发前几天，春梅对她姐姐说很累，想辞工，但厂里不同意。一天夜里12点钟才回去休息，栽倒在了卫生间里。当别人发现的时候，她已经七窍流血，昏迷不醒了。她姐姐说：“春梅出事的时候，老板娘没有立刻为春梅急救，还说出什么事由家人负责。当我们抱着春梅赶到医院时，她已经不行了。”“我父亲赶到深圳，质问老板娘为什么要工人加班那么长时间时，她盛气凌人地坚决否认，还凶巴巴地威胁说要干掉我爸爸。”院方开出的是“非工伤死亡”的证明，只说她是急病致死，但又不说明是什么急病。要验尸的话，还要多交2000元。后来她们去松岗劳动站投诉，负责人只愿意拿出2万元的赔偿。“我们曾去市劳动局投诉，他们说根据目前的《劳动法》及有关的工伤法律，没有任何有关过劳死的个案，没有办法为我们出头。”她姐姐和年迈的父亲每天奔波于厂方、政府部门和医院之间，但得到的却是除了冷漠还是冷漠，他们实在没有信心支撑自己和老板打一场漫长的官司，最后无奈地接受了厂方3万元的赔偿。这就是一个年轻女孩生命的市场价格。

    1993年深圳那场大火中幸存的小英，十年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工人的生命像蚂蚁一样，可以随便掐死。”虽然极端却有一定的代表性。

    抗争：学习着，成熟着

    这些年轻女工们有时也会采取消极的方式对工厂的管理进行对抗。锡焊室的管工就曾经告诉潘毅：当这些女孩子们不高兴的时候，她们就会慢悠悠地把零件装好，再慢悠悠地传给下一个女孩，慢得简直像乌龟一样，如果你催她们快一点，她们就会故意出错，害得你重新返工。

    潘毅在这家工厂工作时，也曾亲身观察到一场围绕收音机展开的斗争。一天晚上，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车间里的收音机突然被关掉了，工人开始发牢骚，几乎所有人都同时放慢了工作节奏，流水线停了下来，工人们开始悠闲地说笑。组长们被叫去开会，9点钟，工人准时下班。第二天晚上，收音机照常播放，生产线也恢复了。

    秋月来自四川蓬溪县，初中毕业，是个喜欢思考的女孩，别的女孩子喜欢逛街，而她却喜欢跑到图书馆去看书。就是她，领导了一次由几百名工人参加的对厂方的抗争。

    由于长时间加班，有些女工晕倒在车间。另一方面，宿舍条件十分艰苦，20多人挤在一起，且200多名女工共用一个卫生间，走廊里布满了垃圾和蟑螂。秋月及其他女工曾经写信给厂方，要求改善宿舍环境和工作条件，但厂方没有答应。她还曾给劳动局写过信，当劳动局来调查时，厂方让工人放假，结果什么也没有改善。

    当连续加班之后订单减少时，工人被安排轮流休息，每周做3天休息4天，休息时间没有工资，而且还要扣房租、水电费，工人生活大受影响。秋月起草了员工致劳动部门的信，要求工人的工资必须符合最低工资的标准，厂方需要跟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在放假期间工人要享有生活费的补贴，改善宿舍的生活条件，如降低水电费等。

    第二天，几百名工人在劳动局门外的草地上热情踊跃地签了名。大家筹备了路费和联络电话费，做了分工，有6个工人代表来到区劳动局，另有8个人到市劳动局投诉，有1人发电子邮件到香港总公司，两个负责联络记者，其他员工则集合在一起等消息。

    厂长坐着偌大豪华的房车赶来了，一下车就开始责骂工人。秋月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他只是凶巴巴地问我们干吗，集这么多人在这里做什么。全体员工都愤怒地伸长脖子跟他吵，说工资、宿舍问题。最后厂长说不上班给每个员工5元的生活补助，但我们没有理他，我们还要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他只是想打发我们走开。但是，我们要求的不只是这一点，那么多的条件，他一条也没有答应。”厂长争论不过工人，竟找来工业村内的保安来驱赶她们。

    尽管后来的经过很复杂，她们最后也只是得到了一小部分结果。经过这次失败，秋月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工人内部的分化，厂方恰恰利用这种分化解决了这次抗争。但她没有被这次事件所吓倒，反而促使她更主动地掌握《劳动法》以维护工人的权利和尊严。这次事件还使她想起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我们进厂后老板剥削剩余价值，而我们仅能得到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秋月最后还是离开了这家工厂。

    离开这家工厂不久，她又进入了另一家电子厂。她希望，自己与其他打工姐妹们的关系能更密切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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