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很多人想象的场景不同，工人罢工并不是血雨腥风——没有打砸机器、破坏厂房，没有流血冲突，甚至连游行示威都体现出少有的温和。工人们每天早上按时到车间打卡，之后不上班，而是去逛街，或回宿舍睡觉。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劳动才是工厂的命脉，只要足够多人参与，停止工作就可以威胁老板。可是不暴力并不代表不愤怒。这种愤怒呈现在他们口号中：“还我社保!”“打倒台湾老板”“大陆人卖国求荣”。各个厂区里工人处处散扬着公开信、打油诗、传单。这次事件中，他们讨论激烈、行动团结、步调一致，在不同的意见中，工人向资方索要社保的要求达到了基本的共识。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地的劳资冲突、罢工事件也不断发生。而在这众多的罢工之中，裕元鞋厂的行动，坚持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广、行动之成熟和理性，都是近几年来不曾有过的。
社保，为什么那么重要
裕元集团是一家台资企业，为耐克、阿迪达斯等世界名牌运动鞋的全球最大代工鞋厂，可谓制鞋业的富士康。其生产基地主要集中在中国、印尼、越南、柬埔寨和孟加拉。其中最大的一家厂区就是这次发生罢工的东莞市高埗镇厂区，建于1988年，现有约6万员工。据裕元工人介绍，当得知缴纳了15年社保的老员工退休之后只能拿到每月4、500元的养老金，公司上上下下都感到震惊和质疑，陆续去社保局查询自己的社保缴费情况，才发现厂方缴交的社保额度不足。其中有一名老员工每月总收入3000元左右，厂里本应为他缴纳社保330元，但是工厂以东莞每年最低工资为基础缴纳社保，如以今年181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每月才缴纳27.15元，而几年以前，每月9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下，公司为他缴纳的社保只有十几元甚至更少。
工人们激怒了，决定在4月5日一起向台湾老板讨要说法，数千人在厂区主要路口设立路障拦住高管们的车辆，要求公司补齐所有社保金。以裕元集团公布的年报，裕元在东莞的6万工人，即使按3000元工资计算，厂里每月需要缴纳社保费总共应有近2千万元，但实际可能只缴纳了163万左右，这样一来，一年厂方欠下的社保费用少有2亿元。2013年裕元的净利润是42899万美元，约合25亿7千万人民币。这样算来，裕元厂是完全有可能为工人付清这几年来该交的社保费的。
这一要求是合理合法的，高管们也无法拒绝，答应在4月14日前做出答复。待到那天，工人们等来的答复却是历史欠账无法补缴，只能从本月开始足额缴纳，这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强烈不满。八厂、三厂、六厂、一厂的3万工人开始罢工，行动逐渐蔓延，直到6万工人全部参与到罢工行动中。
被拖欠社保的不仅是流水线上的底层工人。实际上，级别、工资越高的员工，厂方欠下的社保是越多的。也就是说，除了台方高管，所有中高层管理的利益都被严重侵犯，这也是此次保卫社保的罢工行动能够有如此之大影响力的关键。
走不出的劳资矛盾
这次行动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三十多年以来资本主导发展模式的必然产物。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进一步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跨国垄断资本充分进入国内，中国的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劳动关系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被认为是唯一富有效率的经营组织方式，一切都是对经济成本和利润率的考量，劳动者被置于次要的地位，仅仅作为资本积累的商品而存在，可是内生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劳资矛盾是尖锐而不可调和的。近些年来，从民间到官方似乎都一致地认为农民工的称谓已经不合时宜，一些地方开始将农民工改称“新市民”、“新公民”等。这些尝试没有具体政策配套，甚至连基本的社保都没有落实。理想与现实的这种落差，使得废除“农民工”的称谓仅仅是文字游戏而已。对于提高农民工的待遇和保障，我们往往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内需不足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又担心劳动者保障的提高会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从而影响经济发展。这种自相矛盾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意识到造成这一困局的根源正是这种发展模式本身。中国凭借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融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产业链条之中，造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这种代价使中国工人处于相对剥夺的境地，代工厂里的劳动者并非同时作为消费者存在，他们制造的产品被销往欧美发达国家。由于无需考虑其购买力水平，他们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这种发展模式一方面强化了资本尤其是国际资本对劳动者的支配，另一方面低工资、低保障造成了经济增长条件下消费不足这一怪象，中国出口额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劳动者处境的根本改善，他们创造的价值变成了跨国品牌的利润。
面对严酷的劳动条件，中国工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回应和调整。90年代，流水线的生产为工人带来了身体和心灵的创伤，但比较可观收入遮蔽了工人这种痛苦的本质来源，因而当时工人只能用身体的反抗——尖叫和梦魇来表达自己;2010年，正当苹果手机风靡全球的时候，富士康工人用跳楼的方式向世界宣告着他们对工厂生产体制的不满。也就是这个时候人们才知道，流水线上的工人每天站在同一个地方重复枯燥的工作十多个小时;他们每月只能拿到不到1000元的低微工资，生产iPhone的工人一年攒下的钱还买不起一台iPhone;他们背井离乡，逼迫和家人和孩子分离，社会网络支离破碎，这一种生产体制往往使得工人们感到无奈、焦虑和彷徨。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吊诡：一方面是工厂对高精尖而昂贵产品不断的追求;另一方面是生产这种产品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待遇难以改善。以这次发生罢工的裕元鞋厂为例，根据工人的讲述，他们成型车间95个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必须生产2400双耐克鞋，工作强度之大可见一斑。根据裕元集团2012年年报，我们可大致算出，一双在的中国耐克或者阿迪达斯鞋，工人能得到的全部酬劳仅18.6元。而一双鞋的平均售价约为620元，工人的薪酬仅仅占到了3%。这两大品牌在全球的巨大销量却无法给产线工人带来任何好处，相反，仅从裕元2010-2012年的年报可以看出，工人工资占生产成本的比重逐年降低，从2010年的20%下降至2012年的18.87%，占营业额的比重也同样降低。
在这样不对等的劳资关系中，裕元工人选择用团结的行动为这种吊诡打开一道口子。但这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他们大多是离乡打工20余年的工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他们在家乡的土地大多早已流转，工资成为他们所有生活来源，社保是他们没有工作时的唯一保障，特别是在所有生活资料——食物、医疗、住房等都成为市场上越卖越贵的商品时，他们不得不联合起来打破这种格局，走出劳资矛盾的困境。
十字路口的抉择
工人们已经在劳资矛盾中做出自己的选择，资方和地方政府，要如何在这一经济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做出选择4月25日，裕元罢工事件发生的第20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终于第一次咱在工人立场上明确地声明，东莞裕元鞋厂确实存在未如实申报社保缴费的问题，并责令整改(这是在富士康跳楼事件都未曾有有过的!)。这或许是一种进步。
社保不仅仅是一个生计问题，在裕元的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它蕴含着的生产关系双重性。在劳资双方博弈中，一方面资方是否能够按时足额的为工人缴纳社保，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长期默许资方的侵权后能否有勇气做出调整。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一个单纯的劳资矛盾很容易转化为政治矛盾。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争取劳动权益、提高工人地位、夺取劳动果实的过程中，只有通过工人们高度的团结、坚定的斗争才能取得一定的胜利。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经济发展的核心和灵魂是活劳动。只有对于劳动价值的尊重、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才是经济发展之道。唯有从根本上反思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赋予劳动者以法定权利和主体地位，才能真正使劳动群众真正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