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机 当代政治的"代表性的断裂"蕴含着不同以往的、多重的政治危机。这里主要讨论政党政治的危机。政党政治成型于19世纪的欧洲，而在中国则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创新。辛亥革命前后的政党政治试图师法欧洲宪政框架下的多党-议会体制，但在国家分裂、帝制复辟和共和危机的背景下，革命党人和许多政治精英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发生了变化。形成现代中国的独特的政党政治有四个条件：第一，民国建立后，地方分离、武装割据与党人活动相关联，如何形成新的全国性政治，成为民国初期政治思考的一个重要脉络；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各政党纷纷加入国家的民族主义动员，成为欧洲战争的政治动力，以致战后欧洲思想界对于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达到高潮，中国政党政治的重组就发生在这个对于政党政治的反思氛围之中；第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爆发了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体制也被一部分革命者视为超越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政治模式（关于布尔什维克及其政党模式的争论和思考，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展开，这里不能赘述）；第四，从北伐战争开始，现代中国的革命政党（包括1927年之前的国民党）逐渐形成了将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土地改革和社会动员相结合的政治实践。这一政治实践（其成熟的形式可以称之为以"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为中心的"人民战争"）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人民战争"创造了一种超越于传统政党及其代表性关系的新型政治。换句话说，占据这一革命世纪的政治中心的政党体制毋宁是传统政党政治危机和失败的产物。就其与危机中的政党体制的关系而言，这一深受俄国革命影响和经过人民战争锻造的新型政党体制具有"超级政党"和"超政党"的双重要素。所谓"超级政党"是指竞争中的国共两党均不以形成议会框架下的竞争型政党政治为宗旨，而以形成霸权性政党（或称领导性政党）体制为目标。所谓"超政党"是指两者的代表性政治并不同于议会框架下的多党或两党政治。它们更接近于葛兰西所谓能够代表未来的"新君主"。在不同的阶级政治的基础上，以无产阶级、工农联盟、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为政治代表性内涵的共产党击败了日渐疏离于农民运动及大众政治的、以国家政治为中心的国民党。 无论是西方的多党制还是中国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政党的代表性越来越不清楚。就中国而言，伴随着无产阶级、工农联盟、统一战线等范畴日渐模糊，政党的代表性及其政治也发生了大转变，产生了我称之为"代表性断裂"的现象，其重要的症候是政党国家化。政党国家化是指政党日益服从于国家的逻辑，不但其职能而且其组织形态，逐渐地与国家机器同构，从而丧失了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的特征。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有联系却不尽相同的政党国家化的形态：一种形态是前改革时期的政党官僚化，另一种则是在市场化过程伴随政府公司化的趋势而产生的政党与资本的联姻。就政党而言，"代表性断裂"集中表现为政党一方面超越先前的阶级范畴，宣称其普遍代表性，另一方面却与大众，尤其是处于底层的大众更加疏远。我们可以找到对于工人和农民的保护性政策，却难以发现在人民战争中形成的那种工农政治与政党政治之间的有机关联。 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的脱节不仅发生在社会主义或后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也发生在欧美及以欧美议会政党体制为框架的政治制度之中；中国的政党与其阶级基础的关系日渐模糊，西方政党的左右区分也同样如此。当代政党代表性断裂的深度让人觉得19～20世纪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不复存在或只是局部地存在，正在或已经转化为国党政治，即成为国家权力的结构。在当代政党政治中，也很难发现19世纪或20世纪上半叶的那种目标清晰的政治运动。政党规模的扩大和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垄断常被诠释为政党的扩张，但如果认真追问到底是政党控制国家，还是国家的逻辑支配了政党，答案很可能是后者。政党和国家的边界越来越不清楚，二者之间趋于同构的结果恰恰是政治代表性的丧失，其结果是政治领域的权力关系不但不能有助于平衡、降低社会-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反而为不平等创造了制度条件。在代表性断裂的条件下，政客们的修辞多半沦为博取权力的表演，技术官僚的位置势必大规模上升。在西方的多党或两党制模式下，政党起到的作用基本上是以选举为中轴而展开的四年或五年一次的选举动员，它更像是更换领导人的国家机器。中国的超级政党原本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维系这个政治性的是严密的组织、清晰的价值方向以及通过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有力互动而展开的大众性运动。但在今天的政党模式下，党的组织形同行政组织，政党成为管理机器的一部分，其动员和监督的职能日益与国家机制同构，官僚体制的特点越来越清楚，政治性却越来越减弱或不清晰。政党政治的代表性危机并不仅仅是执政党的危机，也包括非执政党的危机。在中国，民主党派的代表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模糊。 与上述过程相互呼应的，是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机制（在西方是议会，在中国是"两会"）越来越缺乏代表性。在议会民主制下，议会的议席常常是以政党为中心的，伴随政党国家化的过程，议会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日渐疏离。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实行代表比例制，从理论上看，距离政党中心的议会体制更远一点，但这一制度的实际运行需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的支撑，一旦这一政治衰落或转型，不但人民代表的产生过程，而且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都会产生名实不符的局面。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人们对于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比例提出许多批评，例如工人和农民的比例太低；他们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声音与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贡献不成比例。代表性机制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同构性正是代表性政治发生危机的症候。 由此，我在这里提出这样的问题：伴随政党政治蜕变为国党政治，有没有可能出现"后政党的政治" 在现代政党大规模存在的状况下，我们讨论的"后政党政治"并不是政党已经消失状态下的政治，而是说政党的存在状态已经具有"后政党"的特点。19世纪的政党是建立在政治运动的基础上的。"后政党"是指：政党在今天尽管仍然是政治的主要演员，但事实上已经丧失了19世纪和20世纪政党的代表性及其政治逻辑。而与这一新的发展相伴随的，却是政治形式上的稳定性，即主要政治制度依然建立在政党政治的代表性原理之上，但也正由于此，代表性断裂成为政治危机的主要症候。 "后政党政治"面对的是重建代表性的问题，还是形成某种超代表的政治 在中国20世纪的政治实践与政党政治中，"后政党政治"的要素已经是活跃的存在，但当时主要是以"超级政党"的形式存在，而如今的"政党政治"虽然是从"超级政党"的实践演变而来，却同时是"超级政党"蜕变为国党体制的产物。寻找克服"代表性断裂"的方式，一是探索在什么意义上重构代表性，二是探索"后政党政治"的新路径。在今天，"重构代表性"不可能通过重复过去的口号和实践就可以轻松达成。我们需要弄清楚到底代表性的政治出了什么问题，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政治体制是如何脱节的。在这个视野下，探讨"后政党政治"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二是探讨"后政党政治"的条件和可能性。 二、重构20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

首先是重新理解20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 代表性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代表制问题，是现代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在19世纪和20世纪，政党、阶级等范畴及其在国家政治框架中的呈现，构成了代表性政治的具体内容。在君主制衰落后，代表性政治涉及的是以政党政治为中心的政治民主问题。中国的代表性政治产生于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与西方以议会多党制、普选制为中心的代表性政治有不同的政治原理和历史条件。要理解中国代表性政治的原理，其实可以从《宪法》直接入手。研究宪政的学者很少引述中国的宪法来论证宪政的意义。《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条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两条说明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代表性政治原理。这一原理由许多基本政治范畴组成。这些政治范畴不能简单化约为普通常识，既不能以简单的先验原则加以证明，也不能还原为一般的实证性事实。它们是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政治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产生的。 比如，什么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人阶级非常弱小，中国革命，尤其是在战争和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革命运动中，农民是这场革命的主力军，那么，工人阶级又何以成为领导阶级呢 在实证的意义上，连作为它的对立面的资产阶级是否构成一个阶级也存在争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工人阶级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却产生出了阶级革命和阶级政治。今天，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人阶级，但并不存在与这一规模相应的阶级政治。 阶级和阶级政治是两个相关但必须区别处理的概念。现代中国的阶级政治，当然有自身的客观存在和物质基础，但这个客观基础只有从一种普遍联系的视野中才能把握。如果不存在理论分析，不存在政治动员，不存在第三世界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工业化的努力，不存在创造工人阶级政治主体性的运动，工人阶级的客观存在并不能自发地产生工人阶级政治。没有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形成，没有为工人阶级及其解放而奋斗的运动，也就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是一个政治判断而非实证判断，它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背景下，通过对中国及其他被压迫民族处境的政治-经济分析而产生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工人阶级的政治产生于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不平衡性的理论分析。在这里，"阶级"这一范畴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而不是一般性的实证主义分析，它主要来自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扩张的分析--由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地区无一例外地被组织到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内部，每个社会阶层和社会领域都从属于以西方为中心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因此，每一个社会针对自身的不平等状态和统治所展开的斗争，最终均以消灭阶级剥削为目标，而资本主义性质的阶级剥削正是阶级剥削的最终的形式。这便是为什么现代中国尽管不存在大规模的工人阶级，但在大规模的、常常是以农民、学生和市民为主体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工人阶级政治却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了。这一政治的发生及其真实性并不能以人数的多寡来加以否证。换句话说，阶级政治是针对资本主义逻辑下的矛盾及其衍生而来的阶级不平等的运动，政治性的阶级概念，或者作为领导的阶级概念，并不等同于社会分层或职业分工意义上的阶级；领导的根本含义在于它是一种改变这一资本主义逻辑的驱动力量。这种驱动力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工人阶级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领导阶级基于两个最重要的社会现实。第一，中国是农业社会，9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工人阶级的代表性不得不和农民问题发生关联，并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这一政治范畴。第二，工人阶级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附属物，也是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被建构出的政治身份，体现了人民的普遍利益与未来，从而作为普遍阶级的无产阶级并不排斥介入其运动的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分子。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压迫有着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从而阶级政治也代表着被压迫民族的利益，阶级解放也包含了民族解放的意义。"领导"这一概念指称的是社会全面性运动的政治驱动力，并不能等同于作为统治的政治官僚体制。 在今天，20世纪的政治逻辑已经退潮，知识分子大多以实证主义的方式看待中国社会的分层及其政治。不但右翼，甚至也包括一些左翼，都相信在20世纪，相对于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工人阶级成员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非常有限，资产阶级尚不成熟，因此，现代革命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工人阶级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领导阶级。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中国革命的政治原理。这套实证主义的政治观点共享的是一个结构性的、本质主义的"阶级"概念，而不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分析而产生的能动的"阶级"概念。这是一种去政治化的阶级概念，但并非全新的发明--"文革"时期的"血统论"和唯身份论（或成分论）就是奠基在去政治化的阶级概念之上的。 "阶级"的概念一旦取消了政治性，就会沿着实证主义逻辑滑向结构性的"阶层"概念，从而即便还在使用阶级概念，其内涵已经与当代社会学的阶层概念没有多少差别了。社会分层的概念以国家为中心展开，阶层被视为客观性的社会构造，而不具备政治的动能，而阶级概念是政治性的，它与国家的联系--如工人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是通过先锋政党及其阶级性联盟来体现的。在结构性的分层概念之上，一种结构性的代表制可以相应地建立起来，比如在政党、人民代表大会中实行代表比例制。相反，20世纪的阶级概念虽然包含了社会分层的内涵，从而其政治也包含了代表比例制等要素，但它同时也是政治性的，与政治代表性或政治领导权的概念有密切的关系。所谓群众路线就是这一政治代表性和政治领导权概念的体现。这便是为什么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既无法解释当今代表性的危机，又无法解释20世纪代表性政治得以产生的动力。在去政治化的条件下，即便在政党、人大等制度内增加某些阶层（如工人、农民）的代表席位（这是必要的，也是积极的），也并不能解决代表性断裂的困境。重建代表性与重新政治化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表达。所谓重新政治化意味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及其不平衡的再分析，从而形成改变其逻辑的政治议程和社会动力。

三、"后政党政治"的条件 若回到20世纪阶级政治形成这一视角，中国20世纪的阶级政治已经具有超代表性政治的要素。在国共斗争和抗日运动中，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而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则是这一"超政党的"或"超级政党的"政治得以形成的主要路径。在根据地建设和全国执政条件下，这一政治实践继承或借鉴了19～20世纪在西方诞生的代表制的某些形式和内涵，如代表的选举、政党（不仅是共产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性表述等，但同时包含了超政党的或后政党的要素却是显然的。政党政治的超政党要素也可以解释为代表性政治的"超代表性"要素，它集中地体现在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政党与群众的关系这两个方面。

四、理论辩论与政党的"自我革命"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文化运动塑造了新政治的基础，而政党又试图对文化运动进行规训，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政治代表性和政治主体性的产生与文化运动和理论斗争紧密相连。现代政治的活力之一来源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从而其活力的丧失也部分地来自政党对于文化运动的过度干预和规训）。在今天，文化已经被界定为一个与政治及经济相互区别的领域，而不是新的政治主体性得以持续发生的空间。所谓文化产业，标志着文化在一个经济社会的位置。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说过，在落后的国家，理论常常是第一性的。要想塑造新的政治，没有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所谓创造理论不是闭门造车，理论斗争的成败最终取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脱离实际的理论及其教条主义政治，还是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的理论及其实践 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也并不是要否定思想辩论、理论辩论、路线辩论的重要性，而是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以避免政党的政策趋向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 在中国革命及其后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理论辩论是积聚政治能量和调整前进方向的方式之一。但即便在那个时期，理论辩论也是与群众路线密切结合的。理论辩论不能被视为孤立于政治实践的抽象讨论，它不但是对实践的总结，也包括了对新的可能性的探索。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理论辩论和政治斗争来纠正过去的错误，从而为新的方案和新的实践创造前提。 中国革命中的路线斗争与理论辩论密切相关，而新政治道路的产生恰恰是通过路线斗争完成的。改革的过程在事实上也充满这样的斗争。强调这一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在革命政治中的纠错作用，与批评这一过程中的暴力和专断并不矛盾。政治迫害是理论斗争的终结，是路线辩论的终结，也是党内竞争性实践的终结。在今天，政治权力和媒体势力对于思想辩论的压制，也正是政治的终结。许多以总结历史中的暴力相标榜的著述，恰恰以否定必要的理论斗争和路线辩论为宗旨，它导致的是政党自我纠错机制的失灵和政治领域的自我封闭。这类研究无一不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产物。真正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理论辩论，尤其是上升到政治路线辩论的理论辩论，更易于转化为暴力性的压制 这一问题不可能绕开政党国家化过程来加以解释，即政治领域与权力领域完全合体，导致政党不再拥有相对自主的理论空间。在当代条件下，这一问题也不可能绕开媒体政党化过程来给予说明，即媒体势力试图扮演国家或资本的某种政治代理人，对公共空间进行殖民和操控，从而取消了理论辩论和政治辩论。

五、人民战争与群众路线

在国党条件下，中国国家和政党体制的官僚化是空前的，仅仅依靠政党的力量削弱官僚化显然力不从心。因此，群众路线不仅是政党维系其政治活力的途径，而且也应该获得新的内涵，即政治的开放性，或者说政治参与性的大幅度提高。 群众路线最初是在1929年中共中央给红四军的信中提出的。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仅是一种政治、军事的战略，而且也是对于一种有机的革命政治的描述。和"人民"一样，群众也是一个政治范畴，内含着通过政党与大众的结合而产生的新的政治主体性。在群众路线的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党政治与大众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塑造。 北伐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以城市为中心的斗争转向以农村为基地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是一个政治范畴，不是一般军事概念。人民战争是创造政治主体的过程，是创造政治主体的政治结构的过程，也是创造政治主体的自我表达形式的过程。在人民战争中，产生了人民群众这个斗争主体，一切政治的形式和性质（如政党、边区政府等等）都是视其需求而产生或转型的。传统政治的代表性关系由于这一范畴的出现而被根本地转化了。离开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的转型是不可思议的。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军队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红色政权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的改变，都提醒我们人民战争创造了与历史上的政党全然不同的政党类型，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我将这一政党称之为包含着超政党要素的超级政党。人民战争在北伐战争中已经萌芽。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创建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这是人民战争得以展开的里程碑。在根据地，土地改革和武装斗争成为政党政治转化为大众运动的基本方式。井冈山斗争的中心问题由此变成了革命战争条件下的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党和军队的结合，党通过军队跟农民运动、土地改革之间的结合，不但改变了革命的具体内容和中心任务，而且也通过政党、军队、政权和农民运动的多重结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革命政治主体。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相对于政党、政党政治等源自19世纪欧洲和20世纪俄国的政治现象，人民战争是中国革命中更具原创性的发明。 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个说法值得思考。第一，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第二，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而且还必须有地方的武装和民兵；第三，兵民的范畴是在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产生的。所谓群众路线，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包括这样一些内容：首先，为最广大群众谋利益，是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其次，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问题，切切实实改良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粉碎围剿。表面上看，群众生活由苏维埃组织，但在实践上，共产党人必须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完成这个组织群众从而也是重新组织自己的任务。因此，一方面，如果没有组织，我们就不知道群众在哪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与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的过程，组织就是没有活力的、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结构。苏维埃是群众在其中得以形成的形式，而共产党就是无产阶级得以自我表达的一个政治组织。在广阔的、尚未工业化的乡村，无产阶级却在政党运动中获得了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是政党创造了阶级的自我表达，从而也创造了政治性的阶级，但这个政党并不是展开人民战争之前的政党，而是通过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建设、通过群众路线而重构了的政党，前一个政党不可能创造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而只有在人民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中的政党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使命。总之，群众路线是人民战争的基本策略，而人民战争最终改变了或者说重构了政党的含义。这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独创性之一。 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了谁"与"怎么为"的文化政治，涉及的是政党与群众、社会的关系问题。现代政治的基本外壳是国家，也正由于此，政治运动不可能脱离政治权力单独运行。代表制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政党与国家发生紧密关联的条件下产生的，即政治体系必须通过一定的代表形式而形成。普选、地方选举、党内选举、推举、轮换或抽签等机制，都是这一代表制得以运转的不同形式。这些形式的优劣不是绝对的，而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其前提是存在着活跃的民众的和为民众的政治。 但今天人们在讨论代表制问题时，往往忽略了代表性政治中包含的超代表制内涵。事实上，群众路线就包含了这样的内涵，群众路线是一个政治过程，群众路线中的群众概念包含了有待出现和有待形成的政治主体的内涵。群众是形成中的政治能量，而政党与群众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变化，两者的关系逐渐地转化相对一体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完全是代表性的关系，或者说，常常超出了代表性的关系，两者通过这一关系而相互塑造，从而群众路线成为一种新的政治主体性的创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众成为政治的范畴，而政党也成为大众政治的一部分，两者水乳交融，但并未取消政党的先锋性。因此，如何回应时代变化及新条件下不同群众的构成，就成为政治组织重构政治代表性的主要议程。没有这一进程，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政治代表性都会面临空洞化的危险，从而产生政治体制与大众生活的脱节。代表性政治中的超代表性方面是讨论代表制问题时常常被忽略的问题。 伴随着阶级政治的退潮，政党政治向后政党政治转变。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重构阶级构造却压抑阶级政治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正好与阶级政治极为活跃而工人阶级规模却相对弱小的20世纪形成鲜明对比。在"后政党"的条件下，什么是"群众路线"的政治内涵 在中国革命、尤其是人民战争中，群众路线大致可以这样描述：完备的、内部有高度严明纪律性的政党，根据其清晰的政治方向和使命，通过动员群众、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以壮大、改造自身的政治过程；与此同时，充分保障群众团体和群众运动的自由和法律权利，尊重其独立。例如，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群众运动的政策》，强调"在群众自己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各种要求纲领上，建立真正群众的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及青年、妇女、儿童等团体。要使最大多数的工人、雇农组织在工会之内，最大多数的农民组织在农会之内"；这些群众团体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并在促进群众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活动的实现的同时，以自治团体的角色参与政府的工作。在今天国党体制下，我们可以用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但不能也无法重复过去的政治方式。政党国家化的结果之一，便是政党作为政治运动的终结，它与群众的关系逐渐地演变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今天既不存在20世纪意义上的那个组织严明、目标清晰的政党，也不存在通过群众路线而产生的大众政治，政治蜕变为管理的范畴，亦即蜕变为去政治化的政治。 六、阶级重组与阶级政治的衰落

政党国家化意味着群众路线时代的终结。在完全不同于20世纪的语境中，重提群众路线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是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中讨论群众，还是在政党与阶级的关系中讨论群众 群众作为一个形成中的政治主体，它的诞生事实上意味着新的政治形式的诞生。群众路线是人民战争的产物，但其运用并不限于战争条件下，在20世纪50～80年代，中共曾以不同方式试图用群众路线解决官僚政治的弊端。在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条件下，重提群众路线到底具有什么意义 除了作为一种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否还与创造什么样的政治力量、锻造怎样的政治主体、指向怎样的未来的问题相关  因此，重提这一问题，与其说是对一段历史的回归，毋宁说是对一个可能的、不确定的未来的探寻。依靠群众，不单指社会监督与社会参与，也意味着群众参与的社会组织形式。说今天不存在20世纪意义上的阶级政治，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活跃的阶级运动和公民政治，这些运动以不同的形式介入政治的、经济的、生态的和文化的议题。社会运动具有政治潜能，但未必能够产生出新的政治，原因是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运动也常为资本体制所渗透。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构成现代国家和权力体系的一些基础性概念--从主权到公民，从阶级到劳动等--都需要根据新的形势重新加以界定和分析。例如，在中国的语境中，重建代表性需要重申有关工人阶级或工农联盟的概念吗 在金融化资本主义条件下，发达国家经历了并还在继续经历去工业化过程，作为革命阶级的工人阶级大规模的缩小或消失了，谁是新的政治的主体 。在中国和许多非西方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催生了大规模的、我们称之为农民工的工人阶级。重新阶级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现象，阶级概念的再度使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张及重组与工人阶级政治的衰落几乎发生在同一个进程中，新生的工人阶级政治不但远远没有达到先前的深度和规模，而且很可能也不会重复20世纪的政治模式。我们至少可以辨识出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工人阶级政治与政党政治的脱节；另一个特点是在当代流动的生产体系中，新工人阶级的群体稳定性较弱。这两个特点不但区别于社会主义工业化时代的工人阶级，也不同于早期工人阶级的形成。 我们可以大致分析出四种工人斗争的形式：第一，为保护自身权益而展开的罢工和寻求自我组织（工会）的努力，如广州本田汽车发生的罢工运动，这是经典的工人阶级政治；第二，打工短期化，即劳工拒绝长期在一个工厂或公司工作，而只是在一个岗位逗留一两年便更换工作。从经典的阶级政治来看，这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但对国家和资本提高劳动待遇而言，却是最为有效的行动之一；第三，除了工会等组织形式外，过去被认为包含双重剥削的"领工制"也成为工人斗争的某种组织形式之一，即以某种非正规契约形式保护工人的某些利益。此外还出现了同乡会、少数民族劳工保护自身权益的组织等；第四，以个人权益的保护为中心的法律维权。此外，乡村建设事实上也为劳工运动提供了另一种支持。上述阶级政治的形态是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在中国条件下的产物，与上个世纪的阶级政治存在重要的差别。如果代表性断裂表现为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之间的脱节，那么，什么才是与一定的社会形式有机关联的政治形式呢 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政治，重建代表性不可避免地与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的重新阶级化问题直接相关，但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伴随着政党国家化的深化，与其说是重建阶级性政党，毋宁说是形成更为自主的社会政治（包括工会、农协和其他社会团体等广义的政治组织）和致力于改造生产体系内部关系的活跃的劳动政治，很可能是"后政党政治"可能路径之一。事实上，城乡矛盾及其转化、区域差别及其转化、阶级关系及其分化，以及当代生产和消费形态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集中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因此，乡村建设、生态保护、发展模式的转变、民族平等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等，理应成为当代平等政治的驱动力。

七、"后政党政治"与宪政改革的方向 为什么要提出"后政党政治"的趋势呢 这是因为当代倡导政治变革的两种对立方式均以重返政党政治为前提：对于右翼而言，基本政治模式就是经典的以议会政治为框架的多党政治；对于左翼而言，则是恢复或重建政党的政治代表性，从而势必提出有关阶级及其政治形式的一系列问题。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后者提出的问题显然更为紧迫。但是，当代政治变革很可能并不必然地以重返19世纪或20世纪政治模式为途径，而是以新的政治经济现实为条件。通过群众路线、思想辩论和组织建设以重建一种开放性的政治是不可或缺的政治过程，但其目标很可能不是回到旧的政党模式之中。在今天，即便名为政党的政治组织仍然存在，其政治的含义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在20世纪前期是主动的，即通过建立超级政党以克服多党政治的危机而形成，而在20世纪的晚期和21世纪，这一变化却在从党国向国党的转变中完成。这一转变所包含的被动性更为明显。在这一条件下，如何让社会力量更大规模地、更直接地参与政治进程，是探索新的政治框架必不可免的课题，也是政党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实践群众路线的基本前提。因此，重新政治化不能依赖旧式的政党政治，却包含了"后政党政治"的实践。所谓"后政党政治"不是否定政治组织的作用，而是强调其开放性、待形成性和非官僚政治的特点。群众路线和群众政治是政治活力的源泉，也是抵御右翼民粹主义的基石。今天的社会构造正在发生大的变迁，其展开、重组的方向应关乎所有人的利益。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只有在它能够创造出普遍性时，即它可以代表普遍利益的时候，才具有代表性。因此，重建代表性的过程也是创造普遍性的过程。20世纪是一个预言，一个旋即陷入危机的预言。但是，这个预言很可能也是一种被压抑的可能性。重提20世纪的文化与政治遗产，不是简单地回到那些如今已经过时的实践，而是发掘其蕴含着普遍性或未来的潜力。这种被压抑的潜力以一种未来的形式提示我们，回到19世纪的旧政治并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需要为之倾注精力的，是建立在20世纪历史遗产之上的、汲取了丰富的历史遗产的"后政党政治"条件下的宪政。

 （本文删节版刊于《南风窗》2014年第6期。译者马觉）

编者说明：2013年1月31日下午，在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 施密特位于汉堡的家中，汪晖与施密特展开过一次有关中国与世界的长谈。谈话用英文进行，个别地方施密特用德语说明，再翻译为英文。施密特是当代德国的重要政治家，1974年至1982年间曾任西德总理，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有过会晤，长期关注中国及其历史文明。汪晖是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中文系、历史系双聘教授，2013年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同获"卢卡 帕西奥利奖"。观察者网首发完整编辑稿。

汪晖

施密特

汪晖：几年前，我在《时代》周报的论坛上见过你，但没有机会谈话。谢谢你安排了今天的会见。来见你之前，我心里也有些问题，但我们还是先随意谈话，看能够讨论哪些问题。可以吗 

施密特：这样好。

汪晖：你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谈到早年访问中国的经历，还谈到邓小平在会见的时候吸烟。

施密特：我见过他三次。每次时间都很长。他是个了不起的倾听者。跟毛泽东很不一样。

汪晖：毛说得很多 

施密特：毛听得不用心。他说得其实不多，但他并没有用心听。他对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而且一信就是几十年。

1. 中华文化的自我更新与重构

施密特：中国有一件事让我没法儿彻底理解。中华文明、包括她的语言文字等等，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了。3000多年前的古文明不止中国一个，我们有埃及、伊朗、希腊、罗马。但那些古文明都已经消逝了。今天的伊朗已经不是古代的伊朗，今天的希腊也不是古代的希腊，印加帝国则更是不存在了。可是中国依然存在。而且历尽4000年沧桑，中国又突然复兴了。这是怎么做到的 

汪晖：我的看法是，中华文明有一种构造和重构自身连续性的倾向。虽遭多次打断，但这种内在倾向一次次令其不绝如缕。因此，我认为儒学是一种政治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文化。

施密特：儒学文明是公元元年左右兴起的，差不多是孔子逝世500年后。也就是说，中国的4000年文明，儒学顶多只覆盖了一半。

汪晖：确实是这样，中华文明是由各种力量重构的。我读过你的一些书，你关于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令人惊叹。

施密特：而且，儒学后来一度衰落。到公元900年左右才重新崛起。

汪晖：儒学衰落时期的几个朝代，统治者和学者多多少少也在试图重构儒家意识形态。

施密特：如今它又回来了。

汪晖：是的。他们总是在试图重构它。最难理解之处在于，中华文明曾被契丹、蒙古和女真等游牧民族重创或打断，但那些来到中国的游牧民族统治者也试图遵循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来重建它。他们往往会尊崇儒学，但同时以不同方式保留自己的文化和多样性的认同，最终也丰富了中国文明。

施密特：中国的政治文明有一个方面不同于其他文明：中国历代儒学王朝并没有独尊一种国教。儒学是哲学，是伦理，但不是宗教。你们中国人信仰的不是神。作为儒者，你或者你的先辈信仰的是什么 

汪晖：孔子自己说过"敬鬼神而远之"。

施密特：你的理论是说，经过那么多朝代，那么长的岁月，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原因是不断自我更生（reinvention） 

汪晖：在某个范围内，是的。

施密特：那在别的范围是什么情况 

汪晖：在别的范围内，例如，在农村，有好些遗产一直传承下来。直到20世纪，中国都是一个农业文明。"耕读传家"一直是中国人的主流生活方式。但如今有了大变化。另一种大转型正在上演。

施密特：农民总是比较保守的。他们固守祖辈、父辈教给他们的东西。全世界的农民都是这样的。这不是什么中国特色。

汪晖：这当然不是。但在保守的同时也有激进的一面。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矛盾性格。一方面他非常激进，另一方面也很传统。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学习中国古代经典了。

施密特：毛号召你们学 

汪晖：也算也不算。毛说，我们要"评法批儒"--批判儒家、支持法家。那是1974年开始的一场政治运动。就连我们中学生也被要求阅读儒家著作，然后加以批判。我们就这样读了不少古代典籍。

施密特：可我的印象好像是，毛泽东甚至不允许人们公开引用孔子言论啊。

汪晖：是这样。但主要是1974年搞"批林批孔"以后。因为据说林彪图谋复兴儒学，所以毛发动了一场运动批判儒学。

施密特：大约和孔子同时有另一位大哲学家老子。毛泽东批不批老子 

汪晖：不批。老子多多少少被看作跟法家有点联系，同时又充满了辩证的思想。毛读过老子的书。他把老子当作谋略书来读。老子也确实可以从兵法的角度来读。

2. 毛泽东的"七分功"

施密特：当我90年代访问中国的时候，我问人们对毛的评价，异口同声的说法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人们现在还这样说吗 

汪晖：毛是中国人的一个情结。现如今，一些人对他深恶痛绝，另外一些人却对他持积极评价。人其实是很难用这么精确的比例来说明的。

施密特：他也解放了中国妇女。这一点眼下常被忽略。要说毛有什么成就，他为妇女解放铺平了道路。对吧 

汪晖：绝对是。另一个问题是尽管我们会在一个时期受苦，但那段历史却会成为下一阶段的基础。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面临很大压力，人们想让他贬低毛泽东，但邓拒绝了。这既是一种政治策略，因为改革的正当性来自于共产党的正当性；同时也是因为他深知，在文革造成巨大损失的同时，毛泽东时代也给中国国民经济打下了基础，搭起了框架。他的这个决定维系了共产党的存在，也巩固了其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否则，中国可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施密特：这仍然有可能发生，可能性不大，但并非绝无可能。然后必然会再度出现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这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毛泽东说起来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他从来不是。（笑）

汪晖：在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至今是一个令人激动起来的话题。但他在文革期间说在他看来党内只有极少数人懂马克思主义。他是在七十年代说这个话的。

施密特：马克思信奉的是产业工人革命。毛泽东信奉的是农业无产者的革命。那跟马克思扯不上关系。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要革命。如今，马克思的革命是闹不起来了。德国就业人口中只有26%的人是产业工人。

3. 户籍制及其他

汪晖：可德国的就业率还是高于欧洲平均水平。

施密特：是要高一些。不一定比荷兰、北欧或波兰高。但说到底产业工人还是一小群。比他们两倍还要多的人，虽然工作，但不是工人。他们坐办公室，在电脑前工作。统治世界如今是用电脑的。

汪晖：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中国仍然有近3亿工人--农民工。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动阶级。在20世纪初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只有不到200万的工人。

施密特：你们必须废除户口制度。

汪晖：正在向那个方向努力。

施密特：你们必须废除整个户口制度。这是稳定国内局势的必要措施。群众一起来，你们就完了，但户口制度恰恰是让群众意识到自己是群众，鼓励他们以群众的方式去行动。废除那制度要多久呢 

汪晖：我想会很快。中国很多城市已经废除它了。相比于过去，户籍的意义已经大幅度下降了。目前的问题是土地所有权。因为每个农民都拥有一小片分到的土地，如果他们移居到城市里，他们仍然对那片土地拥有权利。

施密特：这也得改改。

汪晖：这是中国的大问题。有很多讨论。许多居住在城郊的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

施密特：所以我宁可出家也不愿意治理中国啊。但户口制度不废不行。

汪晖：中国改革是从地方上开始的。很多政策，中央政府最后只是去肯定它。它们不是政府发明的。

4. 城市化带来的改变

施密特：我想中国已经发生的重大变迁之一就是你们不再需要那么多农民了。他们正在移居到城市。城市则越来越大。北京已经有1900万人了，上海则接近3000万。这意味着农民从父辈继承下来的保守性格会有所削弱。

汪晖：有道理。

施密特：如今，中国人不再信仰父辈和祖辈。中国人信仰的是赚钱。

汪晖：是啊，这是个严峻挑战。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估计，到2035年，全球75大城市中，有25大将是中国城市，如果是这样，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将发生彻底改变。

施密特：城市化意味着人口聚集为群众。而群众心理学迥异于家族心理学或市场心理学。群众是可以诱导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也许意味着，全体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可诱导的群众。这至少是同北京和上海的雾霾一样严重的问题。

汪晖：目前中国领导人和知识精英在争论一个问题：未来改革的路径问题，城市化之类的趋势等等。基本上大家同意，由于全球化的大背景，城市化趋势不可阻挡，这是讨论的前提条件，但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公有和集体所有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

施密特：我不敢肯定我理解了你的意思。

汪晖：争论是关于土地私有化问题的。有些人认为，因为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公有和集体的，我们需要土地私有化。另外一些学者则不同意。他们主张乡土重建，也就是说，在城市化进程的同时，重建乡土社会。因为即使未来五十年，中国的农业人口急剧减少，我们仍会有5亿农民。

施密特：我猜，中国今日一个村的平均规模是一千人吧。几百年前是几百人。甚至在孙中山时代也只有几百人。1911年时中国的总人口有多大规模 

汪晖：大约4亿。

施密特：现在有13亿了，而且13亿人大多数住在城里。这个进程一定会持续，无论你是否乐意。

汪晖：可是在中心大城市的生活并不舒适。中国政府并不一味鼓励巨型城市化，它目前更希望看到城镇化。

施密特：那问题就更复杂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小城镇--其实就是大村子。据我估计，上海的人均生活水平是一些小城镇的10倍。在这方面，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也很显著。由于大部分中国家庭受制于一胎政策，中国将逐渐变成一个老龄化社会。这将是21世纪中叶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汪晖：太对了。儒学的一个教诲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讲的是尊老，讲的是同情心。但随着城市化进程，这些情感都受到了挑战。

施密特：我可以设想未来美国和中国之间会开展一场竞赛。两国都不得不同时加大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力度。美国人略略领先了，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社会保障网络，而中国的还不健全，部分城市有了，但更多的城市并没有。

汪晖：的确。过去十年，中国正努力重建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医保体系。尽管保障标准还很低，但已经实现了全覆盖。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中国拥有了可以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体系。昨天报纸上说，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提高社保标准，但另一方面财政的负担似乎太重了。

施密特：医学的昌明可以缓解压力。我们的子孙比我们活得长，至少可以长五年。我今年95了还活着，要感谢现代医学。中国既有现代医学，也有中医--一部分有价值，一部分是胡诌，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中国的人均寿命有50多了吧 

汪晖：已经达到70多了。

施密特：那么快 

汪晖：是的。

施密特：真惊人。我还以为是58、59呢。

汪晖：已经达到70了。

施密特：将来会达到80的。

汪晖：是啊，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远高于印度，和俄罗斯相当。当然还比不过日本，但也没那么低。

施密特：这个指标还会提升。而且，与此同时，政府行动的自由度会大大降低。

汪晖：对。社会对政府行动的压力增大了。首先，时代变了。全球化对中国影响深远。同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独立性依然较高。城市居民的意愿非常强烈。以前，抗议活动主要发生在农村，如今，市民则充当起先锋。

施密特：但与此同时这些抗议不是针对中央政府的。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事件甚至加强了中央权威的合法性。

汪晖：是的，那是另一个现象。很多抗议的诉求是社会公平。

5. 政治体制改革

汪晖：有一点我想向你请教。在中国，不仅是在知识分子圈子里，而且在党内，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争论--政治体制改革。所有人都知道，政治体制要改革。但应该怎么改 你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何建议 

施密特：说句玩笑话，我会说"感谢上帝没有让我处在习近平的位置上。"要同时做太多事情了。一方面，中国能做到领导层每十年一换届，以年轻的领导人代替年长者，没有哪个领导人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那么大的年纪还在位子上，让我很吃惊，这很有好处。另一方面，作为外国人、欧洲人，我不了解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没法儿给出意见。只是觉得，在同一时段有太多任务要完成，是非常困难的。

汪晖：比如说，政党制度怎么改 

施密特：你们是受了国际舆论的影响，欧洲的、北美的、伊斯兰世界的。中国一般不怎么关注伊斯兰世界的舆论，这倒没关系。你们的问题是太在意西方的舆论。西方、欧洲，本来大多数只是巴掌大的国家，相互还不怎么友好，可是它们就有本事搞出一套宣传来影响你们的思维。我想，邓小平当初说"我们要搞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国家"也就够了。可这个说法的含义并不清楚。什么叫"中国特色" 并不清楚。我认为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不论她是否愿意，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中国停不下来，停下来就会有数千万人失业。但在这方面，德国人比中国人更不平衡，德国的就业对外贸的依存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德国人还在说中国人搞坏了世界经济平衡，简直搞笑。德国人、日本人、中国人都对世界经济失衡负有责任。顺便说说，台湾资本已经离不开中国大陆了。回想70年代，台湾还被称作"福尔摩沙"呢。记得邓小平有一次跟我说，他希望能活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亲自踏上香港的土地。我觉得他心里想的其实是台湾。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抬头则是一个危险迹象。

6. 政党政治与民主危机

汪晖：你的谈话很有启发性。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说习近平面临复杂处境。中国有一些人在政治改革方面持另一种观点。很多人希望更彻底地效仿西方制度，例如多党制等等。但也有一些人说，我们是需要民主，例如基层选举和顶层的一些机制，但并不一定是投票式的民主。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施密特：民主不是人类的终局。在未来的若干世纪里，可能会在不同方向上有好几种发展。现代民主问世只不过200来年。美国人从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那里借来一些理念，并在独立宣言里宣告了现代民主的诞生。民主有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四年一选，政治家就只能捡好听的说给民众听。多党制并不是政治进步的最高点，而只是我们现有的最好制度。我会为了维系这套制度而奋斗，但我不会向中国推销它。英国人把它强卖给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荷兰人也曾试图把它兜售给印尼人。印度的民主其实并不奏效。我不会建议埃及、马来西亚、伊朗和巴基斯坦去盲目地引进民主。民主是西方产物，孔子没有发明它。发明它的是孟德斯鸠、约翰 洛克和一些荷兰思想家。

汪晖：很少有西方领袖会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

施密特：这并不代表我一定是错的。

汪晖：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到2030年中国就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施密特：讨论这会发生在2030年还是2040年，是有意义的。

汪晖：这是19世纪以来全球历史的一大变局，不仅对中国而言是如此，对亚洲也是如此。如何评估这一变局呢 在这个变局下，我们如何讨论政治制度的变迁 

施密特：人们对西式民主感兴趣的一个原因是无需流血就能实现政府更替。这是个很大的优势不假，但这改变不了民主是西方产物的事实。它在古希腊的雅典运作了不到200年，在古罗马从未真正运作过，然后就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运作过，直到美国独立为止。英国算是个先驱，但他们贩卖奴隶。甚至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也是蓄奴的，只有雅典公民才有投票权。有一个雅典公民，就有三个没有投票权的居民，其中一个就是奴隶。美国甚至到了19世纪中叶还公开搞奴隶制呢，美国南北战争也是为了奴隶制的存废。到了本世纪中叶，你瞧着吧，墨西哥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及其子女将构成美国选民的一半。到时候不论谁是总统，都得顺着那些选民的心意。美国会从一个世界大国变成另外一副样子。中国也会变。是不是会变成民主国家，还有待观察。我觉得是不会。

汪晖：那么一党制会不会......

施密特：你们也不会继续停留在一党体制。总会发生一些大事。在中国过去2000年的历史上，已经发生了许多巨变。

汪晖：你说不会是一党体制。那会不会是一个后政党体制 我觉得今天的政党已经不同于20世纪的政党，即仍然是政党，但可以称之为后政党。

施密特：你们已经是后共产主义体制了，但还没有进入一个新纪元。我们还没有讨论过伊斯兰问题。这个地球上超过10亿人是伊斯兰教徒。这对中国人不算威胁，但却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威胁。

7. 东亚危机与孤独的大国

施密特：我们本来是打算进行一个私人会面的，现在已经谈了三个钟头了。你还愿意再谈一会儿吗 

汪晖：是的。东亚局势正在恶化。从晚清以来日本是这个地区最强的国家，它对中国的复兴没有准备。我经常访问日本，我发现日本人被某种迷茫情绪缠绕。他们觉得，虽然中国有种种问题，但她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在崛起。

施密特：日本只有1.2亿人口，中国可有13亿。

汪晖：我的许多日本友人认为，日本最好的出路是融入亚洲。但也有一些日本朋友觉得，今日的局势越来越像明清时代的东亚形势。

施密特：日本处境的基本事实是，日本在这一地区根本没有朋友，菲律宾、韩国、俄罗斯、中国、印尼，一个都不是。那些国家都被日本入侵过。所有的邻居都恨日本，即使今天的日本并没有犯任何罪行。日本从未真正理解过这一点。这一代日本人还是太嫩了。德国犯过的战争罪行绝对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多。但我们比日本人幸运得多，有邻居愿意帮助我们。我们的父辈所犯下的罪行，是我们必须反省的。靠着这种反省，德国重新被欧洲接纳这种奇迹才可能发生。如今的欧盟虽然运行得很糟，但它毕竟使得任何两个欧洲民族之间爆发战争变得不再可能。但日本同周边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排除。如果我是中国领导人，我会静待时机，采取古代帝王"羁縻外夷"的策略。到了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有15亿人口，而日本将仍然只有1.2亿，甚至更少。

汪晖：因为日本的生育率非常低。在东京，我看到好多中小学都关门了。

施密特：我去过日本五十多次，有很多日本朋友。如果我是中国人，我就等着看，他们要过多久才会提着礼物来见我，而且我相信他们会再三登门的。姑且给他们点时间，别为了区区一个钓鱼岛就开战。

汪晖：嗯。我也觉得钓鱼岛争端未必值得中国人投入这么多的注意力。

施密特：多得太多了。顺便说一句。我这辈子最震撼的一次经历，就是在那霸南端的姬百合之塔前凭吊二战死难者的亡灵。"姬百合"是主要由冲绳当地女学生组成的护士队。在美军登陆冲绳的战役中，她们大部分死于战火。在附近的慰灵碑林里，人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名字、中国人的名字、俄国人的名字、甚至还有德国人名字......没有其他的符号，只有死难者的名字。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都被一样对待。

说到冲绳。我觉得如果遵从冲绳人民的意愿，他们会脱离日本独立。

汪晖：他们甚至曾经拟过一份独立宪法。不过今天时过境迁。尽管冲绳仍有政治运动，但重点已经是美军基地问题。

施密特：冲绳美军基地是个要害问题。强暴妇女的恶行当然发生过。你想，20岁小当兵的能做什么事。

汪晖：这是一大难题。你比较战后德国和日本的不同境遇。在中国，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德国跟日本如此不同。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一个是，美国在东亚和西欧采取了不同政策。是美国纵容了日本的战后民族主义。

施密特：与其说是美国，不如说是麦克阿瑟。

汪晖：正因如此，日本的一些进步人士认为，当今的天皇制度并非日本固有天皇统系的延续，而是麦克阿瑟占领时期的产物，这是当前日本民族主义的重要背景。

8. 民族矛盾、宗教问题与亚洲的未来

汪晖：中国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目前有不少冲突。这是另一个难题。你知道2009年新疆爆发了非常严重的事件。中亚目前是民族分离主义的一个新的策源地。

施密特：印尼有2.5亿人。大多数是穆斯林。他们并不极端，虽然排华但并不严重。海外中国人差不多有5000万，有一半生活在印尼。这不会对中国政府构成一个问题。

汪晖：印尼华人社会与新加坡或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非常不同。他们连名字都改了。曾有一段时间华人被禁止使用中国姓名。所以他们很多人丧失了身份。马来西亚不一样，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很强大。

施密特：马来西亚比印尼小多了。巴基斯坦重要得多，它差不多是马来西亚的十倍那么大，约有人口2亿。这个国家根本没法儿治理。

汪晖：另一个问题。十年前，亚洲区域一体化讨论得很热烈。日本、中国、韩国曾经付出很大的努力。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是第一个提出东盟十国加一国实施自由贸易机制的国家。你应该记得这一点吧。

施密特：我不记得了。

汪晖：中国提出了十加一的方案，十个东南亚国家加上一个中国，形成自由贸易区。日本和韩国接着提出了十加三。当时对亚洲一体化前景有一种乐观情绪，欧洲的经验给我们很大鼓舞。

施密特：它肯定搞不成。

汪晖：如今它的确陷入了困境。

施密特：原因有很多。像日本一样，中国在这个地区也没什么朋友。中国领导人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你们觉得不需要朋友。你们自己就够大了，可以自足了。就算你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你还是没有朋友。它们不会加入一个由中国领导的联盟，像欧洲这样的。

汪晖：那这就是中、日两国面临的相似问题。如果你是两国领导人，你会怎么做 

施密特：我将在中国建立君主政体（笑）。

汪晖：中国过去有一些朋友，但如今这是个大问题。

施密特：在历史上，中国从来就没有朋友。好吧，有些人带着礼物上北京，至少表现得挺客气。你们是中央王国天朝上国嘛。你们不交朋友，但愿意让别人仰赖于你们的领导力。如今，这些人不愿再依附中国了。印尼人如此、印度人如此，韩国人、日本人莫不如此。

汪晖：一位著名日本学者曾建议说，亚洲的区域一体化可以彻底不同于欧洲的一体化。一个原因是欧洲一体化依托于国家间关系逐渐形成一种超大型国家的体制。亚洲一体化不可避免也涉及国家间关系，但是其类型却是网络式的，不会以形成超大型的统一政治体为目标。我明天要去参加柏林洪堡大学举办的国际法全球史大会，会谈到这样一些问题。

施密特：国际法是400年前的一项发明。跟孔子学说比起来，跟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比起来，年轻多了。中国人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你们有统一的书写文字。你们甚至可以看懂一些日文报纸。你可以不懂日本哲学，但你能读他们的报纸。

汪晖：尤其是学者，我们可以查阅大部分日本古籍，因为很多都是汉文典籍。

施密特：相比欧洲来说，这是一个大优势。5亿欧洲人，一国有一国的语言文字。这个困难不容低估。

汪晖：拉丁文呢 

施密特：欧洲人相互之间说英语。拉丁文太难了，那是教授的语言。

汪晖：那么文化认同的理念呢 

施密特：历史上它没起过什么作用。最后一次扮演角色是12世纪的意识形态。后来就式微了。

汪晖：中国的语言是个大问题。如果拿中国与印度相比......

施密特：印度有一千种语言。

汪晖：有一千种，所以不得不相互说英语......

施密特：上层是说英语。孟买街头的百姓可不说。

汪晖：我问过一位计算机专家。他说印度软件业很发达，堪与美国相比。但说到硬件，就得看中国了。中国由于语言差异，不得不自主开发一套系统。这就是中国和印度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各自地位的由来。

施密特：而且印度的人口密度比中国更大，土地更有限，而且这个矛盾还在加剧。谢天谢地，你我不是这个世界的领导人。（笑）

9. 互联网时代的阅读与政治

汪晖：我这次来的时候，在遇到瑞典遇到大众基金会的一位朋友，我说我是来见你的。他说："你很幸运，能会见德国唯一的智者。"

施密特：实际上你错了。（笑）

汪晖：但很多中国人都认同这一点。我读了你被翻译成中文的几本书，真正吃惊。你能把中国历史娓娓道来，太不可思议了。

施密特：那是因为我三十几年前就退休了。三十年来我做的主要是阅读，看看别人写的新东西。如果你活到我这么老，你也会是一个阅读者。也许你也会写上一两本。但主要是得当个阅读者。

汪晖：你从政府退下来以后创办了一家报纸 

施密特：我没有创办一家报纸。它早就有了。

汪晖：我想那报纸一定少不了你。

施密特：难说。

汪晖：你对媒体的前景怎么看 

施密特：目前，它们还是太有势力了。至少在代议制民主国家里是这样。我认为在议会民主制国家，媒体在挖这种制度的根基。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媒体的影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纸质媒体日益边缘化。如果人们随时能谷歌一下，谁还会去读老子、孔子 

汪晖：是啊。我们可以谷歌他们，同时不用去思考他们。

施密特：其中不包括我。

汪晖：智者是不同的！（笑）如果比一比你从政的时候。那时候媒体还不是现在这样，很不同。

施密特：是不同，但如今未必更容易对付。

汪晖：有时反而更难对付了。如今，互联网分分钟在对你的所作所为做出回应。这也是让中国官员们头疼的事情。一方面中国政府似乎顽固不化、爱理不理，但另一方面它们有时候又轻易妥协，那往往是为了取悦网络民意，结果未必都是好的。

施密特：即使在中国，政府也需要取悦民众。

汪晖：如今格外明显。

施密特：即使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党也需要回应群众的感受。这和毛泽东时代不同了。毛泽东不需要取悦民众，他只需告诉他们什么要做，什么不能做，别的啥也不用说了。

汪晖：他是这个国家的建立者，但也倡导群众路线，要求干部回应群众的需求。

施密特：是啊，所以是"七分功"嘛。

10. 中国需要拥有长远眼光又能应对各种挑战的人

施密特：关于当今的中国，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你们已经拥有了一批一流的大学。并不是所有大学都是一流，但有些的确是一流的。你们的大学也许有些忽视自然科学和工程方面的研究。你们太重视社会学、政治学、哲学而太不重视工程和管理了。当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你们一个律师都没有。如今你们有了成千上万的律师，而且大学里还在培养成千上万。也许有点过头了。你们需要的是工程师，需要的是真正懂中国经济的人。你们需要拥有长远眼光的人，能够同时应对各种挑战的人。

汪晖：同意。我觉得毛是有长远眼光的。但他能否真正管好现在的事情也是个问题。

施密特：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生命力极有信心。他碰到我的时候就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你是康德主义者，我们都是德国人。"但这两个判断可能都未必正确。然后他说中国和苏联必有一战。苏联有更多的导弹、更多的飞机、更多的士兵、更多的坦克。但我们会让他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他真心相信那一点。

汪晖：他的确相信。不过他早年也读过康德。

施密特：他是个博学的人。但因为文革期间的一些残忍事件，我不会原谅他。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关愚谦，他如今是汉堡大学的教授。他是文革期间逃离中国的，他的好些亲戚都死了。70年代他逃走以后，他的公民权就被剥夺了，后来逃到开罗，还被投入监狱。辗转到了德国才安定下来。如今他倒可以常回中国，一半时间住在上海。他在中国有名吗 

汪晖：在知识分子中间挺有名的。你还会去中国吗 

施密特：不会了，我太老了。我还记得一位老朋友--黄华，他是外交部长。知识分子们还记得他吗 

汪晖：记得。但大多数人更记得乔冠华。他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时代表中国做演讲的那一位。

施密特：那可是美国反对的。基辛格本来可以让你们再等一阵子，可后来他成了中国之友。

汪晖：此后一直都是。我认为基辛格在中国比在美国还要受欢迎。

施密特：我想我们就在这里结束吧。

汪晖：好的，非常感谢。

原编者按

2012年夏在乌干达达马凯雷雷大学社会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曾与该中心主任、同时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的非洲著名思想家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就晚近非洲的政治危机、中国的责任以及如何解释新的冲突，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里刊发的是此次讨论的节选。在2008年英国《展望》杂志和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举行的全球100名公共知识分子评选中，马姆达尼教授曾位列第9。汪晖教授2013年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同获"卢卡·帕西奥利奖"。

在今天，我们有必要将我们自己的社会，将整个世界，作为探寻"真理"的"程序"。"亚洲"和"非洲"都是这样一种"真理的程序"。对于亚洲、非洲的思考不是为了论证其特殊性，而是为了通过其独特性探索普遍的真理，重建世界历史的图景，并探寻变革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一种超越国界和文化背景的共同探索是迫切需要的。

中国与非洲

马姆达尼：（编者注：略去具体分析）我想中国应认识到，革命是一把大伞，下面可以发生很多事。我们这里谈非洲的革命显然不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不是一次反对资本的革命，而是一次包含了资本的影响的革命。它也的确包含了一些民主的内容，它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代表性的问题，而且还有民生的问题。看看在埃及发生的罢工吧，它们的目的不是工人占领工厂，而是改善生活待遇问题。政治上看，这是对埃及人民的一次承认。这是一次去殖民化的革命，它不是反资本的，却是反殖民的。我认为中东、非洲，也许还有中美洲一些地方，它们还需要努力去实现一些目标，这些目标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民主的和民族的。

中国应看看二战末期美洲人的例子，它们提供了一种视野，帮助了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它们发展出了一种多方主导的战略，这是一种对多个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主导形式的修正和改革。它们发展出的战略能促进变革。现在每个人都在说，中国正在成为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但同时大家却又不清楚，中国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秩序。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美国将持续不断地考验中国，像在利比亚问题上，以及胶着中的叙利亚问题。利比亚应被看作是对中国的一次考验。你会让我走得多远 就是说：在界定竞争的条件的过程中，中国你会让我--也就是美国--走得多远 比如，1950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这不是一次美国与老牌殖民强国英国和法国的军事对抗，而是一个界定和划线的时刻。从中国的视角看，利比亚不是一个界定和划线的时刻，因此还需要再等待这样的时刻的到来。

汪晖：利比亚问题之前有苏丹问题，苏丹问题之前有伊朗问题，其实存在很多这样的时刻。要理解什么时刻是我们的界定和划线的时刻，其实是对我们自身的世界观的考验。在这一意义上，这对中国是一次智力上的挑战。我们将我们的改革称作一种对外开放的政策，但是，我们对世界上很多地区的认识还尚待完善。您对中国在达尔富尔和津巴布韦的作用有何分析呢 

马姆达尼：达尔富尔和津巴布韦是两个关键性的案例。我认为中国拒绝加入西方对这两个地区的封锁禁运的作用是正面的。在津巴布韦，中国加入了由南非的姆贝基倡导的一个非洲人组织。在他的领导下，SADCC（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拒绝加入西方国家对津巴布韦的经济制裁，拒绝切断南非给津巴布韦的供电，也拒绝接受以军事的方式来解决津巴布韦问题，而是呼吁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这种方式承认各种不同势力的合法权益，让他们有权参与解决津巴布韦的问题，并有权参与形构后冲突阶段津巴布韦的政治结构。这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至少避免了军事冲突。当然，问题还继续存在。

在苏丹这个案例中，问题的不同在于没有像在津巴布韦一样，有一个本地区的动案。事实上，当地的意见是反对和解。乌干达妖魔化喀土穆政权，认为它是一个非理性的政权，并致力于帮助南苏丹地区独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就有可能将达尔富尔的形势推向一种军事对峙的局面。

我很高兴的一点是中国政府的立场。显然，中国没有使局面向更糟的方向发展。

汪晖：谈到中国的作用问题，我们也应认识到，中国的角色是由各种力量形成的，并且历经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非洲，你可以发现一些中国的国营企业，也可以发现一些私营企业，当然还有一些大型的政府工程项目。这些企业所从事的项目大多与贸易和自然资源有关，但如何解释中国在当地基础设施上的巨大投资呢 有些人会说，这只是为了获取优先开采矿产、石油和其它资源的权利。这也许是对的，但问题是，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或欧洲，来做这些事呢 2000年，第一届中非论坛公布了一个联合公报，让我们想到了20世纪漫长的国际主义传统的问题。我认为这一传统是形成中国和非洲关系的因素之一，但这些因素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固定不变的。这也是为什么在非洲会出现不同的看法，有批评的，也有肯定性的。在这里我想听听你对此的评论。

马姆达尼：我想，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因为中国的责任已经在发生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基本理论和理由是非常政治化的。标志性的项目是坦赞铁路的建设，当时这一项目面临着美国、加拿大和世界银行的反对。中国将铁路建设看作对反种族隔离斗争的战略支持。这一贡献的确是有效的。我认为，体育场馆的建设更为姿态化一些，它是象征性的，在战略上的作用则不显著。

而现在我们意识到中国的存在，这不是简单的政治。其实，政治性的方面已经有所消退。现在的存在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是在为全球市场的领导地位而竞价。可以将中国人的行动区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类是很普通的人，例如小贩，这些中国移民进入非洲，没有政府的支持，是非官方的，与来自其他区域的移民面临相同的问题。当地人评论道，中国移民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关系很不一样，他们要更好。而当地人与来自殖民时期并在殖民政府那里获得特权待遇的移民之间的关系，双方都是从种族出发来分辨的。与此相比，他们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较少。不过，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当地人问，为什么中国的小贩要来乌干达，与乌干达人竞争。他们为什么要来到一个为失业问题所困扰的社会 当地人问，这样的移民有多少 这更多的是经济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这是其一。

第二类是拥有巨资的中国投资者，他们拥有巨资。拿前面日本挑战西部市场统治地位的例子来说，日本货曾是次品货的同义词。四五十年来，日货从低质量的仿制品，变成了高品质的标准。今天没有人会说，日本在非洲的投资是错误的。事实上，它给了我们与西部讨价还价很大的自由。它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它让购买力较低的人们能够获得更便宜的商品。

当然，还有更大的故事。这个大故事就是，中国政府已经从场馆拓展到基础设施。中国正在建设非洲的基础设施。那么，谁会去说这是一件坏事 我认为，在战略上，中国进入非洲是伟大的事情。这一点毋庸置疑。当然，在这个框架内，有足够的批评空间。面对西方的竞争，中国给予非洲国家的交易必须比西方给的更好，否则中国没有理由来到非洲。非洲国家在冷战时期学到的似乎是，你不必选边站。

中国的挑战

马姆达尼：我想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去应对世界范围内的这种变化。这是中国需要面对的一个更大的挑战。同时，整个世界也正在从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寻找转变的迹象，去观察中国将谋求建立怎样的国际秩序。除了在市场体系中获胜，除了成为商业投资和援助的主要力量，除了作为累积速动资产的场域，中国究竟要参与建立怎样的国际秩序呢 这才是最大的挑战。

我想，在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局势中来观察这一点是有益的。这里所说的世界局势是指美国的力量正处在令人惊异的快速衰落之中这一状况。并且，我想这种衰落在政治上所引起的深刻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政治领导的力量如此之低了，以至于他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采取的措施正在加速他们在经济上的衰败。9·11之后，他们所有的政治支持和道德表述的力度都削弱了。

一方面，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急速衰落。同时，特别是在西方世界，你会看到一个不仅仅表现为市场失败的危机，它是一个政治危机，它是一个更大政治危机。

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关系一直就充满着张力。因为民主总是试图约束资本的自由化。现在这种紧张在当代欧洲表现得最明显，或者说在欧元区是最清楚的。德国现在正谋求在欧洲取得霸权地位，这是近百年来的第三次。德国人从来不认为有可能创建一个海外帝国。它的野心总是瞄准欧洲的。甚至在二次大战之后就开始，先是欧盟，然后是美国都相信德国能够合法地在整个欧洲，至少是在欧元区实现这一野心。

现在很明显了。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非洲，由IMF和世界银行所操控的结构调整计划，那种为了提高资本的主导地位而缩减民主空间的历史经验，也正是今天德国试图在欧洲所展开的。德国想让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服从德国银行家的命令，根据财政纪律来制定每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因此，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政治危机，只是更大危机的萌芽而已。

利比亚危机显示有一部分的欧洲国家正试图通过国外冒险的方式来扩散国内的危机。有意思的是，法国和德国在利比亚危机上的态度是不一致的。现在德国根本不想介入，实际上他们也拒绝介入。而法国则在利比亚问题扮演领导者角色。

美国人把这视为他们从经济急速衰落的危机中摆脱出来的捷径。我想这一点对于非洲大陆的人民来说，是很清楚的。因为美国人在欧洲大陆的信息和议程都非常清楚。（美国人想告诉我们的是）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经济，它并不是发展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也不是民主，它并不是人权问题，它甚至也不是选举问题。美国人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安全。如果你不相信，我们（美国人）会使你相信。我们在整个非洲都可以看到这种状况，在东非，在刚果，我们能看到；在撒哈拉，我们也能看到。这是两个主要地区。这就是中国面临的部分挑战。

（何章州 译 译稿未经对话者审定。 ）（编辑 祝乃娟）

[1]在朝鲜停战六十周年的今天，即所谓全球化和后冷战的时代，朝鲜半岛的分断体制、台湾海峡的分隔状态仍然在持续。这种分隔状态也体现在历史记忆的领域：韩国、朝鲜、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有着各不相同的战争记忆和历史阐释。对比首尔的战争纪念馆与平壤的祖国解放战争纪念馆，参照中国大陆有关朝鲜战争的叙述，美国对朝鲜战争的近于刻意的遗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事件的不同面影。朝鲜战争始于1950年6月25日，朝鲜方面称之为"祖国解放战争"，韩国方面称之为"六二五事变"和"韩国战争"，美国则称之为"韩战"。中国介入战争是在1950年10月8日，其时美军不仅已在仁川登陆，而且挥师逼近了鸭绿江，故称之为"抗美援朝战争"。命名的政治也是记忆的政治。中国军队在战场上面对的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包括韩国军队在内的、由十六个国家的军队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相对于越南战争，美国对于朝鲜战争的记忆是模糊的，近于有意识的遗忘，那么日本呢 根据《日本海上军力的战后再军备》一书，日本曾秘密[2]派出船只人员参加战争: "1950年10月2日至12月12日间，共出动46艘扫雷艇、一艘专门用来触发压力型水雷的大型改装试雷船，1200名前海军军人在朝鲜港口元山、郡山、仁川、海州和南浦行动。日军共清扫了327公里的航路和607平方英里的海域。"[3]除了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外，在仁川登陆时，共计47艘坦克登陆舰中，有30艘由日本人驾驶。[4]因此，如果算上日本，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不是16个国家，而是17个国家。2013年7月，日本提出参加纪念在韩国举行的停战六十周年的活动，却被韩国方面拒绝了。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由朝中方面与美国为代表的联合国军签署。早在4月12日，韩国方面的李承晚总统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停战，声称将单独北进，并于4月21日通过北进统一决议，故未在协议上签字。在朝鲜战争停战谈判期间另一位明确表示反对停战、要求大打的是依靠美国保护才幸存下来的蒋介石政权。这两个细节如今也不常被人提起，人们更倾向于批评毛泽东越过了"三八线"。

在过去二十年中，有关朝鲜战争的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结合苏联档案、美国档案和部分中国档案及当事人回忆的出版和公布，学者们按照当代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的新规范研究朝鲜战争、尤其是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历史，在去意识形态化的名义下，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冷战史研究框架下，形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趋势。在观点各不相同的研究中，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一种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其特征是朝鲜战争研究渐渐摆脱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等对立范畴，转而以国家间关系及国家利益为中心，探讨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对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持支持意见的作者强调这场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战争，而持批评意见的学者则认为这场战争除了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外，也加速和巩固了中苏结盟、中美对抗的冷战格局，并使中国大陆丧失了收复台湾的机会。冷战格局是由各种利益关系构成的，其中民族和国家的尺度占据着重要位置，但这并不等同于说这一时代的热战和冷战的动因和动机可以化约为民族的和国家的利益尺度。本文结合当代中国大陆有关朝鲜战争的最新研究，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中加以重新审视。所谓"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是一种"内部视野"，它为我们理解这一重大事件的政治决断及其形成提供了线索。这个"内部视野"与其他的"内部视野"在相互纠缠、并置和冲突中共同构成了那一时代政治生成的动力。试图将政治决断置于历史理解内部，就不可能像自居于客观地位的社会科学家那样，彻底地排除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原则、价值观和对抗性的政治。在东北亚的内部分断、割裂和对抗持续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寻找突破这一格局的政治能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仅仅在国家利益的范畴内思考战争，而且需要在政治决断得以形成的历史脉络中探索其进程。

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和战争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有利"：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条件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与新中国的意义

根据解密档案和当事人回忆，朝鲜战争爆发时，中美双方均感突兀，也都怀疑是对方策划了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爆发是一个偶发事件。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9月最初公开提出中国要卷入战争，新中国建立尚不足一年。百废待兴，中共内部的主导意见是不想卷入战争。1949年比较强调的事情是肃清残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各级党的机关迅速转变职能，是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是解放军正规化，搞文化教育，是已经提上日程的民族区域问题，更不要说战后的恢复重建了。1950年6月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反复强调的主题就是土地改革；[5]毛泽东告诫全党"不要四面出击"。[6]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正在转进新疆、西藏途中，并在东南与国民党争夺沿海岛屿。总之，新中国没有加入到这场战争中的准备。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朝鲜战争的爆发与中国毫无关系。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朝鲜半岛的抵抗力量早已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密切相关。1949年5月，毛泽东同意将参加中国的解放战争、原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三个朝鲜师移交朝鲜，其中两个师于同年7月抵达朝鲜，另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师和一个团，于1950年3至4月间移交朝方。[7]这是中国革命与周边关系的一个历史延伸，也是中国革命者对朝鲜半岛南北对峙格局的实质回应。1950年10月初，毛泽东决定参战，这个决定不是从战争由谁挑起这一问题出发，而是从对战争进程及其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影响的判断出发的。他给当时在苏联的周恩来发电，指出采取参战的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8]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口号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参战"对中国，对朝鲜"极为有利的方面。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凭借其军事优势，迅速北进，威胁中国东北，朝鲜方面面临军事崩溃的局面。中国出兵对于朝鲜方面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推断中国出兵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担心联合国军会入侵东北、破坏水丰水电站和鸭绿江沿岸的发电设施。[9]1950年11月10日，法国在联合国提出议案，呼吁中国军队撤出朝鲜，保证中国边界不受侵犯。这个议案立刻得到美英等六个国家的支持，却被苏联否决。这些事实也为当代历史叙述提供了素材，即中国是在误判的条件下、由于苏联否决了这项议案而介入战争的。如果美国没有进攻中国的计划而中国出兵朝鲜，"保家卫国"的意义何在 这里暂且提出两点解释：第一，美国总统和国务院的一两个电文，或者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通过的一、两个决议，并不能决定战争进程。帝国主义战争总是超出他们的"计划"。从历史上看，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或者"七七事变"也不是天皇或者日本内阁直接下令，而是由前线的军事将领决定的，至今有人以此为日本的战争政策辩护。布鲁斯·柯明思（Bruce Cumings）指出：对朝鲜战争的干预和美国外交政策决定常常产生于一个"决策矩阵"（matrix），而不是个别人的指示。[10]仅仅根据解密的某些档案、选取其中一两条电文和文件作为证据，并不能断定美国是否会跟中国打一场战争，美国是否想压迫到鸭绿江边。在麦克阿瑟挥师北上的时刻，如果没有有效的阻击，朝鲜和中朝边境的军事态势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突破是无法预估的。事实上，在法国提出议案不久前，美军就已经于11月8日开始轰炸鸭绿江上的公路桥梁，美军在轰炸桥梁时"入侵了中国领空，有的还对中国边境的城镇进行轰炸扫射"[11]。在此之前，从1950年8月27日开始，美军飞机就屡屡飞越中朝边境，并在城市、乡镇、港口进行扫射和轰炸，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美国海军并在公海上武装拦截中国商船。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抗议并向联合国安理会控诉后[12]，美国飞机的入侵和袭击行为仍然持续。[13]第二，中国的底线不是要求美军不要直接进攻中国，而是不允许美军越过"三八线"。 1950年10月3日，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转告英美，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朝鲜，但美国显然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的底线。10月7日，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绕过可能遭到苏联否决的安理会而直接召开大会，通过了由美国主导占领北方、进而统一朝鲜的决议，次日美军就通过了"三八线"。毛泽东强调：不出兵，首先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的电力将被控制。在这个判断背后，是一个决断，即决不允许新中国受到军事威慑。

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底线是不允许美军越过"三八线"，而不仅仅是保护中国水丰发电厂及沿江设施这么简单。这一底线初看与美国的对朝战略重叠，但内涵并不相同。事实上，毛泽东并未将"三八线"当作不可逾越的分界线，他在入朝作战前两次战役结束之后就说过"必须越过三八线"。[14]1950年12月13日，英美要求中国军队在"三八线"停止。在此之前，志愿军攻入平壤的次日，即12月7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中国副外长章汉夫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说13个亚非国家联合倡议在"三八线"停战，但周恩来反问道：为什么在美军打过"三八线"时，你们不讲话 为什么13国不公开宣言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并谴责美国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 在联合国通过要求朝鲜战争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的次日，12月15日，杜鲁门宣布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到1950年年底，中美两国已经处于不宣而战的战争状态，各自进入了全国性的战争动员。因此，毛泽东决定越过"三八线"包含两个动机：第一，动摇英美的决心。在第四次战役后，美军再次突破了"三八线"，并策划从侧后登陆。从军事上讲，如果不能越过"三八线"，就难以挫败联合国军、尤其是美军的战斗意志，并给他们的进攻找到喘息的机会，也难以通过重击敌人以赢得自身的休整时间。第二，在联合国军败退的情境中，美国利用联合国发布决议，要求双方在"三八线"停止下来。在毛泽东看来，此时的联合国不过是美国操控的、作为战争之一方的"国际机器"，中国没有义务接受它的决议或规定。在这个意义上，打过"三八线"不仅是拒绝承认美国霸权的边界，而且也是以军事方式对其政治攻势的还击。1951年4月，当麦克阿瑟在军事失败的背景下建议轰炸中国本土、武装国民党军介入朝鲜战争后，很快被杜鲁门以可能招致与中国的全面战争而撤换。杜鲁门的这个决定与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痛击了美军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是通过一场持久的、充满了苦难而最终获得胜利的革命才摆脱被奴役命运的亚洲国家，它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强国，却标志着对一个与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截然不同的国家的承诺，对一个与历史上既往的国家或王朝的不同态势的承诺，对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诺。1950年9月5日，毛泽东在《朝鲜战局与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明确地将中国革命与朝鲜战争联系起来，他说："中国革命是带有世界性质的。中国革命在东方第一次教育了世界人民，朝鲜战争是第二次教育了世界人民。"[15]1951年10月，也就是入朝作战一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专门提到朝鲜战争，他指出：第一，这场战争是保家卫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第二，既然美国侵略者向我们进攻，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大旗，这是以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第三，朝鲜问题应予和平解决，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16]在上述第一条中，他特别提及如果没有台湾问题，没有美国侵略朝鲜问题，没有美军威胁中国边界问题，中国不会直接加入这场战争。曾有历史学家提出：如果中国在釜山战役全面展开之前出兵朝鲜，美国就会失去仁川登陆的机会，[17]这个观点与1950年10月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与杜鲁门讨论中苏会否出兵时的观点完全一致，即中国错过了最佳出兵机会从而不会出兵。从军事的角度说，这一判断有一定的根据，但这种从纯粹的军事观点判断战争进程的方式与毛泽东对战争的把握大异其趣。

新中国的巩固本身包含着突破冷战格局的契机。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诞生，但未能阻止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称霸世界的事实。毛泽东认为现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了："外国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时代，已由社会主义苏联的成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由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已由中苏两个伟大国家在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基础上的巩固团结，已由整个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广大和平人民对于这个伟大阵营的深厚同情，而永远宣告结束了"。[18]其次，二十世纪中期出现了一个在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的格局、一个新的世界体系，而在亚洲，一个由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被带动和鼓舞的反殖民主义进程正在逐渐展开。这个进程的目标是通过抵抗帝国主义而实现和平，从而实现和平的方法包括了战争手段，即毛泽东所说"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19]这是从中国革命战争中延伸而来的战略。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消灭战争的手段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20]朝鲜战争则是用反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这就是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政治分野。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是"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得以凝聚的前提，是抗美援朝战争与此前所有中国革命中的战争之间的分界点。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的宣示就不能得到证明。

朝鲜战争与中苏关系问题

过去十年中，中国大陆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发生了一个转向，除了彻底抛弃了国际主义的视野，转而用较为单纯的民族主义视野解释这场战争之外，另一个趋势是将研究的中心从中国与美国的较量转向中苏关系。比较有影响的看法包括：一、斯大林与金日成联手背着毛泽东策划朝鲜战争，联手诱导中国参战；[21]二、苏联放手朝鲜发起统一战争，是因为对控制中国东北失去了信心，而中国出兵朝鲜的目的之一是避免苏联以美国压境为理由加强在东北的驻军而受苏联控制；[22]或者，苏联支持朝鲜进攻是因为避免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23]三、苏联是在朝鲜战争中受损最大者之一，因为它不仅失去了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且为中国援助建设了156项重大工程，从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24]四、朝鲜战争加速了中苏同盟的进程，也破坏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契机。[25]因此，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中苏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出兵朝鲜 

首先，在谈论出兵朝鲜问题时，毛泽东除了谈及对中国、朝鲜有利外，特别提及对东方、对世界有利的问题。这是两个新的，也是在一般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框架内不能解释的范畴。东方是指东西两个战线中的东方，尤其是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中苏同盟正是"东方"范畴的核心内容之一；世界指正试图从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从建国伊始，到抗美援朝，再到此后一段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心是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结盟。这不是突发的转变，而是中国革命进程中已经确定的同盟关系的延续。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里讲到了这一问题。他说：中国要有远大的目标，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之后，在各种条件具备的条件下，可以从容地、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新时期。为了这个远大目标，他提出在国外必须兼顾地团结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此不可有丝毫的游移和动摇；在国内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巩固革命的统一战线。换句话说，虽然战争促进了军事的合作，但中苏并不是因为朝鲜战争爆发才会结盟。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结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形势的结果。大革命时代的国民党曾经与苏联结盟，而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并不需要等到朝鲜战争才出现，但1945年后国共内战时期美国对国民党的偏袒态度最终促成了正在诞生中的新中国迅速倒向苏联是可以肯定的。

毛泽东反对美国及其仆从势力军事介入朝鲜半岛，而同时保持着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诺。[26]他的修辞包括两方面，即一方面对中国、朝鲜有利，这是最能够说服全体中国人民、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理由；另一方面对东方和世界有利，这涉及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断。这个世界格局的新特点是出现了东西两大阵营，而中国正是东方阵营的一员。1950年１月，朝鲜战争爆发前五个月，苏联因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提议未获通过而宣布退出安理会会议，从而缺席了6月25日为讨论朝鲜战争而举行的安理会会议。这个细节现在被一些学者解释为一种"放水"行动，即苏联因缺席而无法行使否决权，遂使联合国通过美国主导的组成联合国军并卷入朝鲜内战的议案。[27]这一猜测因葛罗米柯回忆录中有关斯大林拒绝让苏联代表参加安理会并行使否决权的细节而得到加强。这是否是一个有预谋的行动 参照1950年初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而不通报在苏访问的毛泽东的细节，这个推断不无道理。但既然苏联支持北方的统一战争，它又有什么理由故意让那么多联合国军合法介入朝鲜战争 比较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俄国学者披露的档案，即斯大林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的电报。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解释了苏联退出安理会的四个目的："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的团结一致；第二，强调美国的政策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小丑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使得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成为非法；[28]第四，解绑美国的双手，让它利用安理会中的多数票再做些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的真实面目。" [29]斯大林的第四点实际上就是指朝鲜战争，他接着说："我们退出安理会后，美国陷进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自己在军事上的威望和道义上的制高点，现在没有几个正直的人还会怀疑，美国在朝鲜扮演了加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军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扬的那样强大。此外，很明显，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从国际力量平衡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 当然是。" [30] 此后的事态发展多少印证了斯大林的估计。安理会决议后，杜鲁门命令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全力支援李承晚政权，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以阻止中国可能进行的对台湾的进攻。从斯大林的盘算看，美国的注意力的确从欧洲转向了远东，但从美国方面看，它对远东事务的介入、与苏联在这一区域争夺势力范围的态势,均非始于1950年。苏联缺席安理会恐怕并不是军事介入朝鲜的关键因素。

（斯大林致哥特瓦尔德电报相关部分内容见题头图及下二图）

由于苏联在东方集团中的特殊地位，如何区别其行为中的国家霸权与冷战政治格局下的政治领导权，仍然有待深入分析。从斯大林时代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承担着巨大的国际主义责任，又存在着不同程度、不同形式乃至不同性质的霸权主义；在中苏关系方面，两党从相互合作，到内部分歧，再发展为公开辩论；两国从政治合作，到政治冲突，再发展到军事对抗，苏联在1950年代的表现与1960年代以后有重要区别。这是一个复杂的、需要置于具体脉络中进行研究的进程。二战之后苏联在东北有巨大的影响，当时西方特别是美国一再出现苏联将完全吞并中国东北的说法，从1949年后期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国务院一再叙述这个问题。但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这些说法-如同英国报纸在毛泽东访俄期间散布毛泽东已经在苏联被软禁一样-怎么可能作为"事实"来叙述 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是当代学者的发现，不如说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发明，是美国政府从其战争霸权政策和对中苏关系进行分化的策略出发蓄意制造的说法。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中苏之间围绕苏联在东北的权益（包括中长铁路、旅顺港等问题）有一系列的谈判。朝鲜战争对中国加速全面接管东北有其影响，但这绝不是说：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就会被并入苏联。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都是普通的、由于毛泽东的明确表述而广为人知的例子，但足以说明问题。

1950年1月20日，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专门发表谈话驳斥这种说法。就在同一天，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评论《驳斥艾奇逊的无耻造谣》，反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950年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演讲。毛泽东驳斥了其中的两个观点。第一个是美国跟亚洲各国的关系问题。艾奇逊的说法是，"我们的利益与亚洲各国人民的利益是符合的"，美国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自从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时起，经过9国公约签订，以至联合国大会的最近的决议都是这一个原则，并且我们对它始终不渝"。[31]艾奇逊的第二个说法是："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 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32] 毛泽东反驳说：美国的基本国策是利用一切办法渗透中国，将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他的根据不仅是美国在1945-1949年中国内战时期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而且是美国对台湾海峡的介入。1月14日，也就是艾奇逊演讲的第二天，塔斯社在华盛顿报道说：1949年10月24日在中国被逮捕、11月１日被审判、12月中旬被驱逐的美国驻沈阳的总领事瓦尔德返美以后，曾与美国国务院官员谈话。此次谈话后，在会见记者时，他说：苏联在中国东北行使共管铁路的条约权力，但"并未看见苏联有监督满洲的任何迹象"，也"未看见苏联吞并满洲的任何迹象"；在回答满洲共产党的政权是否受北京的监督时，瓦尔德称"所有共产党的政权都受高度的集中管理。据他所知，满洲乃系共产党中国之一部分。"毛泽东讽刺道："人们可以看到，在西半球的土地上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一个说：满洲与苏联合并。一个说：并未看见。这两个不是别人，都是美国国务院的有名的官员。"[33]

苏联希望相对长地在东北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但由此推断中国会因此丧失东北是缺乏根据的。中苏关系是二次大战后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但这一大国关系不同于以往的大国关系。这是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是刚刚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关系。这不是说它们已经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说这一时代的国际政治关系具有不同以往也不同于此后的国际关系的内含和性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包含着国际主义的面向，中苏关系不仅是中苏关系，也是东方集团内部的关系。一般来说，中苏分裂肇始于苏共二十大，到1960年伴随着论战的公开化而为世界所知。但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解密档案，即便在中苏论战的语境中，美国情报机构仍然认为中苏同盟并未真正破裂。归根结底，美国的判断是从朝鲜战争等经验中得来的，它明白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家关系不同于一般意义的主权国家关系。这个关系的内核是党与党的关系，从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于国家间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参战的条件之一是苏联的支持，但这一条件并不是决定中国是否参战的最终决定因素。在1950年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文里面，毛泽东提及对第三、第四点没有把握。所谓第三点针对的是1950年5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来给中共发的联名电报，电报许诺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需要的飞机、大炮、坦克等装备。毛泽东问：是用租借的办法还是用钱购买苏联武器 他希望用租借的办法，而不是购买的方式，原因是新中国刚刚建立，亟需资金从事经济、文化等项目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如果将已经十分紧缺的资金用于购买武器，不仅中国的经济恢复势必放缓，而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会反对，从而无法"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34]关于"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这一点，还可以举出1950年12月2日毛泽东给天津市工商联的电文为例。[35]天津市工商联在11月底举行保家卫国游行集会，并于11月30日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坚决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值得注意的是，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全国范围内的动员已经展开，毛泽东为什么不是给农民、不是给工人、不是给学生发电文，而是给工商联发电文 这与他对国内团结的担忧有关，即如果战争延长，战争负担过重，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能表示不满，进而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电报中的第四条要求苏联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中国在朝鲜作战，并掩护中国的北方地区。[36]周恩来于10月11日给毛泽东和中央发出电报后仅几小时，接到莫洛托夫电话，说苏联方面没有准备好，不能派出志愿空军。毛泽东一方面要求周恩来在苏联多留一些日子，以便获得苏联方面更明确的承诺；[37]但另一方面，即便没有苏联空军支援，中国参战的决心也已确定。就在发出上述电报的次日，10月14日，毛泽东开始志愿军入朝作战的部署。[38]10月23日，他给彭德怀和高岗写信，说要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39]

冷战体制的确立与去冷战的契机

早在战争爆发之初，毛泽东就提出世界各国的事情由各国人民去管、亚洲的事情由亚洲人管，这个看法几年后也体现在万隆会议的原则之中。这是他将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视为必要的和正义的战争的政治前提。从开罗会议开始，美国已在预谋怎样联合亚洲地区其他的势力，包括战后的日本和国民党统治的中国，来遏制苏联。欧洲战场临近结束之时，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相继召开，如何在战后确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已经是美苏博弈的现实课题。这里需要回溯的是：1945年8月美国对日本的原子弹攻击包含了对苏联的威慑，也促成了苏联以迅雷之势对日宣战，攻占满洲、朝鲜北部、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美军在1945年夏天已经进入朝鲜半岛，并为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而率先划出了军事分界线。在伊朗事件后，1946年３月，丘吉尔宣布铁幕降临；1947年7月的马歇尔计划未能包括苏联。苏联支持金日成进军南方，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应美国在巴尔干和中东的挑衅，其中1949年４月至８月北约成立并在各国完成批准手续，对苏联和东方集团是一个重要刺激。1949年８月，苏联首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核威慑格局成型。

在朝鲜半岛，分治的格局最初是在雅尔塔会议框架下、以国际托管的形式产生的，但朝鲜并非战争策源地和战败国，其人民却无缘参与这一决定自身命运的事件；作为朝鲜的近邻，中国也没有参与这一"国际决定"。伴随柏林的陷落，美苏两国将战争重心转向远东，波茨坦会议的主题之一，已经是对日作战问题，占领朝鲜由此进入两国的战争方案，雅尔塔的托管计划也就被突破了。1945年5月杜鲁门特使面见斯大林，斯大林仍然坚持雅尔塔协定确定的四国托管朝鲜的方案，但波茨坦会议后，苏军对日宣战并进入朝鲜，美国提出了分隔朝鲜的"三八线"方案。这是新中国建立前夕、朝鲜半岛局势变迁的重要事件。

伴随新中国的建立，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新任务就是遏制新中国，而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领导人就已经确立了与苏联结盟并加入东方阵营的方针。这一格局很可能正是促使斯大林从反对朝鲜北方南进到支持其南进的态度转变的枢纽。根据现有档案，1950年1月，斯大林并未向毛泽东通报支持朝鲜南进的态度，但新中国的建立以及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支持了斯大林的态度转变，却是可以推断的。因此，战争并不是1950年的产物，而是上述过程的延伸。所谓世界各国的事情由各国人民去管、亚洲的事情由亚洲人管，针对的是1945年雅尔塔会议以降、尤其是波茨坦会议之后霸权国家主宰弱小国家命运并将其纳入自身势力范围的格局。

在苏军已经大举进入朝鲜、逼近汉城之时，美军为防范苏联控制朝鲜全境而做出了以北纬38o线作为美苏各自对日受降的军事分界线的决定。从这个角度说，朝鲜战争类似于中国的内战，其中包含着民族统一的诉求，而不能等同于其他的入侵事件。[40]既然是内战，任何外来军事干预--尤其是以霸权性的战略利益为基础的军事干预--都缺乏正当理由。1945年9月美军在南部受降后，先以专机于10月中旬将长期滞留美国、与韩国临时政府有一定矛盾的李承晚运送回国，而命令国民党政府扶植的[41]、流亡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人员（右翼的金九、左翼的金奎植等）以个人身份回国[42]。金九等人11月5日从重庆到上海后滞留十多天，国民党政府与美国军方交涉后，美军才用专机将金九等人送回国。金九作为当时韩国临时政府的中心人物，其政见同样倾向于反对共产主义并亲近美国，美方对韩国临时政府合法性的执意取缔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美国不情愿让中国在战后扩大在亚洲的影响，希望在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亚洲获得最大权益、霸权独揽。[43]。

1945年12月的莫斯科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确定了由美、苏、中、英对朝鲜进行为期五年的国际托管[44]，结果引发朝鲜南方民众的抗议，美军刻意误导汉城的舆论，把国际托管的协议说成是苏联倡导，试图将反托管运动的矛头指向反苏。[45]同时，北方开始土地改革，苏军从朝鲜北方撤出大部分驻军。1946年，由于美国占领军执行的经济政策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南方人民起来抗争，其中最大规模的首先是九月总罢工，10月又形成了"300余万人参加，300余人死亡，3600余人失踪，26000余人负伤"的人民起义："十月民众抗争"[46]，参加暴动农民的口号之一就是要执行和北朝鲜一样的土改[47]；1947年10月美国通过联合国提出在1948年3月31日前在南北朝鲜同时进行选举，成立统一政府，但在北方拒绝承认和参与大选的状况下，美国操纵的联合国议案事实上等同于支持朝鲜南方单独进行选举。1948年2月10日，被誉为"韩国国父"的金九发表《向三千万同胞泣诉》的声明，反对韩国独自建国，但反对未果。金九提出南北协商建立统一政府，反对韩国单独进行大选的联合国决议，并访问朝鲜与金日成谈判。[48] 他对南北协商统一的坚持、与金日成的接触，使得李承晚成为美军支持的更佳人选。大选于当年５月举行，8月15日李承晚宣布当选大韩民国总统，并随即得到联合国的承认。同年9月9日，在南方已经单独选举的前提下，金日成在北方当选为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并得到东方集团的承认，同年年底苏军全部撤出朝鲜，而美军则在次年6月大部撤离半岛。1949年6月26日，也就是美军撤离的时刻，金九被韩国陆军少尉安斗熙暗杀。[49]在美苏双方撤离后，南北朝鲜的敌对状态处于随时爆发的境地，北方积极进行战争准备，而美国则大肆武装南方，双方摩擦频繁。根据赫鲁晓夫回忆，1949年底，金日成向斯大林通报了发动统一战争的意图，此后又拟定了详细的战争计划并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在战争爆发前，1950年6月18日，杜勒斯突然出现在"三八线"，被东方阵营普遍视为美国发动战争的信号。美国方面事后将此事解释为偶然事件。无论是否偶然，朝鲜战争是二次大战的后续发展、是美苏双方战略平衡及失衡的产物，应该是清楚的。因此，引发战争的动因并不只能以某一势力在某一时刻的动向作为根据，而只能从博弈双方的战略变动过程加以判断。是谁造成了朝鲜半岛的分隔局面 是谁破坏了南北双方可能的统一进程 是谁在造成了对峙格局后又根据自己的需求打破了战略均势 在追问战争起因时，这些问题比谁打第一枪或许更为重要。

如果说"对东方有利"有中苏同盟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为物质的和理念的前提，那么，"对世界有利"则需要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进程中估价。1951年，在朝鲜战场受挫的状况下，美国试图重新武装日本，并于夏季与日本拟定美日协定，确定9月在旧金山签约。关于日本参与朝鲜战争的细节，美日方面始终拒绝承认，这很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联合国宪章》中的53、77、107条中都有针对二战中的轴心国的条款，将这些国家称为"敌国"，日本如果参加朝鲜战争，可能会使国际情况复杂化。[50]第二，美日单独媾和并让日本介入朝鲜战争的动议甫一提出，便遭到印度、菲律宾、缅甸、印尼等国的反对，引发了大规模民众抗议。吉田政府由于顾虑违反宪法第9条，命令大久保秘密行动；在签订和约前的敏感时期，日本政府不得不对重新武装日本表示疑虑。1951年９月8日美日安保条约继旧金山和约于同日签订，苏联等国拒绝签署《旧金山和约》。1953年，在朝鲜战场的战争与谈判处于胶着状态之时，艾森豪威尔试图通过介入东南亚战争，从东南沿海对中国施加压力，以牵制朝鲜战场上中国的兵力。但鉴于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教训，慑于中国对不允许越过"三八线"的警告，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始终没有越过北纬17o线-这正是中国政府向美方明确表达的底线--对北越目标进行有效军事攻击。这是朝鲜军事失败对美国的长期约束。从这个角度说，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并以失败告终，与其在朝鲜的挫折有关。由此可见，军事与政治是相互转化的，战争与和平也是相互转化的，但争取和平的条件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不是军事上的失败和妥协。朝鲜战争结束后，1953年12月底，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以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为主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苏联及朝鲜方面提出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并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的主张，但为美国拒绝，南朝鲜代表则提出必然遭到中苏方面否定的所谓按照大韩民国宪法进行选举的主张。日内瓦会议有关朝鲜问题的国际谈判因美国毫无谈判诚意而没有成功，但第二阶段有关印度支那的谈判却取得了进展。正是通过这一谈判进程，美国与英国及其它盟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发生了局部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毛泽东在七十年代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政治前提。一年后，1955年4月，以推动亚非国家民族独立为中心议题的万隆会议召开，参与会议的各国不但在广阔的范围内提出了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问题，推动了亚非等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合作，而且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提出了指导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是对周恩来在1953年底提出的五项原则的深化和扩展。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与上述政治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也清楚地说明了反抗帝国主义战争的军事斗争同时伴随着一个广阔和复杂的政治进程。正是在这个进程中，帝国主义霸权的松动和退却成为一个趋势，至1960-1970年代，不但解殖民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遍及亚非拉各大区域，而且美国和西方世界内部的反战运动和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运动也风起云涌。1950年代，联合国沦为支持美国战争政策的政治机器，但仍然维持着国际组织的运作形态，也只是在朝鲜战争中，它的帝国主义霸权傀儡的性质才得到充分的揭示，从而为此后联合国内的政治斗争铺垫了道路。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战争及由此引发的系列后果，亚洲地区在60年代渐趋高潮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形成是很困难的。若将抗美援朝的军事斗争、日内瓦会谈中西方世界内部出现的分歧，中越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盟，万隆会议所表达的民族解放的新氛围，以及此后越南战争中的军事斗争和政治博弈联系起来，我们有理由断言抗美援朝以热战促和平的方式推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促成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新中国的建立，世界人民的团结，东方集团的出现，以及在此背景下爆发的民族解放运动，打破了整个近代以来的历史格局。反帝的战争逻辑已经把抗美援朝战争与此后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的解殖民运动联系起来了。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主体的出现才能造成的格局。我们只有从这个历史进程出发，才能理解毛泽东所说的"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的含义，而这个含义正是被当代的许多历史学家刻意地遮盖起来的，他们用苏联取代了整个东方和世界，从而将二十世纪中期的确存在的"东方阵营"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及其关系替换为单纯的中苏间的国家关系，将抗美援朝战争包含的国际主义性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抗帝国主义入侵和称霸的民族解放运动所必然包含的国际意义，彻底抹杀了。用美国人的韩战概念替换抗美援朝战争这个概念也一样，这一历史研究中的修辞变化改变的是战争的政治内含。从"对世界有利"这一判断出发，从上述广阔的历史进程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证明：中国入朝参战的短期效果是中苏同盟的巩固，而长期效果却包含了对冷战的霸权格局的解构。

因此，志愿军入朝包含着多重的意义：对朝鲜的支持，对东北的保护，对美国封锁台湾海峡的反击，对联合国拒绝中国的抗议，对霸权主导世界这一格局的拒绝。所有这些内涵都凝聚在毛泽东于1950年6月2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提出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口号之中。在欧洲，1948年是冷战体制确立的一个界标，而在亚洲，这一年也是朝鲜半岛从尚存统一希望的南北分治转向南北抵抗的战争体制的转折点。1953年朝鲜停战，所谓停战体制得以巩固，从而成为亚洲冷战格局的一个界标。朝鲜战争就发生在上述世界格局形成的关键时刻。从长远的角度看，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对此后的冷战格局有重大影响，但同时也提供了动摇冷战体制的某些契机。

人民战争转向国际主义联盟战争的政治意义

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与以往国内的人民战争有所区别，它的两个最主要的特点是：第一，这是一场境外战争；第二，这是一场核威慑之下的热战，即所谓全球冷战条件下的热战。境外作战是否具有"革命"的性质，还是只具有民族的性质 在核威慑条件下，人民战争的原则还有意义吗 或者说，朝鲜战争与中国革命中的人民战争是什么关系 这一问题对于理解抗美援朝战争及其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的位置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需要对人民战争做出理论解释。首先，人民战争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范畴。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条件下，人民战争是创造新的政治主体的过程，也是创造与这一政治主体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它的自我表达形式的过程。在人民战争中，现代政党的代表性关系被根本地转化了，以农民为主要内容、以工农联盟为政治外壳的人民这个主体的诞生，促成了一切政治的形式（如边区政府、政党、农会和工会等等）的产生或转型。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候，主要由一些被马林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与工农的关系还不如国民党跟工农的关系深厚。1925、1926年，由于国民党接受联俄联共政策，国共联合起来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毛泽东所领导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这一农民运动的产物。国民党在北伐时期的主要政治创新集中于两点，其一是摆脱旧军阀、建立党军；其二是与共产党一起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用群众运动配合北伐战争。党军的概念，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最初阶段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而是仍然处于革命阶段的、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国民党的创新。但在1927年之后，国民党逐步放弃了社会运动，伴随其党国一体，军队的政治性也随之大幅衰落。从共产党方面说，离开北伐战争失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人民战争，政党的转型是不可思议的。无论在成员构成上，还是在社会基础方面，也无论在工作形式上，还是在革命政治的内涵上，1921年诞生的、由少数知识分子组成的、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均无实质关系的政党与江西苏区时期的政党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大革命失败后，由李立三、王明、瞿秋白主导的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也不同于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军事战略而逐渐展开的人民战争。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军队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红色政权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通过土地革命而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的改变，都提醒我们人民战争创造了与历史上的政党全然不同的政党类型，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我将这一政党称之为包含着超政党要素的超级政党。

其次，人民战争也创造了战争的独特形式。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创建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是人民战争得以展开的里程碑。在根据地，土地改革和武装斗争成为政党政治转化为大众运动的基本方式。井冈山斗争的中心问题由此变成了革命战争条件下的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党和军队的结合，党通过军队跟农民运动、土地改革之间的结合，党及其领导下的苏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党在民众工作中展开的文化运动，不但改变了革命的具体内容和中心任务，而且也通过政党、军队、政权和农民运动的多重结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革命政治主体。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上述在战争中展开的政治进程赋予人民战争以与其他战争形式不同的特点。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命题就包含了人民战争的一般原则：第一，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第二，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而且还必须有地方的武装和民兵；第三，兵民的范畴意味着一个与军事斗争密切相关的、以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过程。

第三，人民战争的关键成果之一是割据的红色政权的确立。红色政权的主要政治形式是边区政府或边区苏维埃。边区政府是日常生活的组织形式，从而也要借鉴中外历史上的国家经验，但这一政权形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国家，在持续的政治和战争动员中，它是获得自觉的阶级的政治形式。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这篇著名文章中，毛泽东指出：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是一个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国家，而是一个内部发展不均衡的、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国家；在这一条件下，军阀依附不同的帝国主义，从而国家内部的分割局面变得不可避免，而正是这一局面产生出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这就是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外部条件。大革命失败了，但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内动员像火种一样存活着，在大革命中遭受挫折但幸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探索一条不同以往的道路：这个政党试图在战争条件下独立地建立割据的红色政权，通过政党、军队、政权和大众政治的相互结合，创造出人民战争的新政治。这就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内部条件。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及其政权得到巨大的发展，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成为了胜利的保障。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游击战争转化为大规模的运动战，伴随着夺取中心城市，运动战与阵地战取代游击战成为了战争的主导形式。

第四，在人民战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根据地政府处理的不是简单的军事问题，而是日常生活的组织问题。这就产生了政党和政府的群众路线问题，其主要内涵是：一，为最广大群众谋利益，是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二，边区政府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用尽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问题，切切实实改良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边区政府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粉碎围剿。因此，人民战争不仅是采用军事斗争的手段有效消灭敌人的方式，而且也要处理土地、劳动、柴米油盐、妇女、学校、集市贸易甚至货币金融等等构成了人民生活内容的主要问题。军事与日常生活的相互渗透和转化成为人民战争的核心问题。毛泽东反复提醒共产党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到战场上去，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等等。[51]群众路线是人民战争的基本策略，它是政党的政策，也是重构政党的方式：一方面，如果没有组织，我们就不知道群众在哪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与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的过程，组织就是没有活力的、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结构。在广阔的、尚未工业化的乡村，以农民为主体的政党在运动中获得了政治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人民战争条件下的政党及其群众路线创造了阶级的自我表达，从而也创造了政治性的阶级。先前的政党不可能创造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人民战争而自我重构了的政党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使命。相对于政党、政党政治、苏维埃政府等源自十九世纪欧洲和二十世纪俄国的政治现象，人民战争是中国革命中更具原创性的发明。在这个意义上，不理解人民战争，就不能理解中国的革命的独特性，就无法理解这场革命中的"党的建设"与此前的政党政治的深刻区别，就不能理解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在二十世纪中国产生的独特政治范畴的历史内涵。

国防战争与国际主义战争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中，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延伸，但已不同于传统的人民战争。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红军时期的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人民战争的序列中进行观察，我们可以观察到这场战争的若干特点。首先，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第一次境外战争，与红军时期的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相比，后者的战争主体是白色区域当中的红色政权或抗日的敌后根据地，而抗美援朝战争却是以新中国的建立为前提的。战争形态由此发生了从传统的人民战争转向了以国防为主要内容的战争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阵地不但不能丢，而且其主权和领土不能允许有丝毫的损害，这是从人民战争过渡到国防战争的转折点。抗美援朝战争是以志愿军的形式出现的国防军与以美军为主导的联合国军之间在境外的殊死搏斗。抗美援朝战争的目的不是在境外建立根据地，或者通过人民战争创造出新的政治性阶级，而是以保卫新中国为目标的。正是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建立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过去是革命军队，是参与农民的土地革命的播种机、宣传队，是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的暴力机器，但现在则是以保家卫国为首要责任的正规部队。

其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军队和国防建设与工业化过程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关系。正是在高涨的战争动员中，新中国的第一个以城市工业化为中心的五年计划顺利进行。保家卫国的口号激励了全社会的政治热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这是战后恢复的主要动力；在战争中，通过结盟关系，中国获得了苏联的大规模援助，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基础。[52]朝鲜战争也是加速中国成为核国家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三，国防的要求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政治底线，即不允许美军威胁中国，不允许朝鲜被击溃，从而中朝军队不能从"三八线"退却。1952年10月，在谈判进程中，美军宣布休会，六天后发起了上甘岭战役。这场攻防战对双方而言都是政治性的：新任美军总司令克拉克要为美国民主党助选，而中国军队的阵地战是以不能从"三八线"退却这一政治原则为底线的。由于在境外作战，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形态不得不是依托祖国后方、以运动进攻与运动防御为中心的战争。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并尽力得到朝鲜民众的支持，偶尔也采用骚扰和游击战术，但战争的基本形式是运动战加阵地战。

即便存在上述差别，抗美援朝战争仍然继承了人民战争的若干特点。首先，尽管战争在境外展开，但它是以中国战争史上少见的全国性动员为前提的。在二十世纪中国，只有两次全国人民总动员的战争，一次是抗日战争，即在国民党主导正面战场和政治框架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以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契机，促成了全面的抗战动员。第二次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经过漫长的革命与战争，中国实现了除台湾地区外的全国性统一，从而为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经济动员、文化动员和军事动员奠定了前提。从1950年到1953年前后，毛泽东的顾虑和最后的决心，都与这场战争能否得到全中国人民的支持有关。

其次，在境外战争的条件下，军队与人民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很难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那种军队与根据地人民的鱼水关系，但志愿军入朝后试图在跨国条件下重建这一关系。1950年10月8日，在由毛泽东签署的"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特别提及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障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基础。"[53]这一命令一方面显示出中共对于境外作战的特殊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则表明志愿军将在境外环境中灵活运用中国革命中的人民战争的经验。

第三，抗美援朝的国内前提是新中国的建立，而它的国际前提则是一个以人民民主国家为主体的东方体系和以此为基础的国际团结。战争不再是过去的人民战争，而是人民战争传统在跨国战争条件下的一个延伸，其中同样包含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等要素，但由于基本环境发生了变化，其含义也势必发生变化。在战争条件下，全世界人民民主国家（包括苏联）和在亚非拉地区出现的的民族解放运动，共同构成了国际的统一战线。如果考虑入朝参战对东方、对世界的意义，这场战争的深刻的政治性恰恰体现在它与新的世界格局下的革命延续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政治发生在两个阵营的对峙条件下，从而战争的政治性超越了一般所谓国家间战争的意义。如果不能解释抗美援朝战争的这一政治含义，而仅仅将战争解释为民族战争或国家战争，历史解释就不是透彻的。因此，抗美援朝战争具有双重的性质，既具有民族战争的性质，又是一场抗击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战争。就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人民战争的逻辑在国际领域的拓展而言，抗美援朝战争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战争的延续。

境外战争的核心问题是战争的性质，即是基于国际主义原则的援助战争，还是基于单纯国家利益的民族战争。那种全盘的、不加区分地否定民族战争的论调无法确定民族战争的政治内涵：就民族主义而言，存在着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区分，存在着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的区分，存在着旧世界的民族主义与新中国及其它民族的反帝反殖民族主义的区分。就中国而言，抗美援朝战争与抗美援越战争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战争，从而具有国际主义的特点，而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却不具备这样的政治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自卫反击战"不在中国的"短二十世纪"内部，毋宁说它是这个革命世纪落幕时的战争。

核威慑条件下的第一场战争：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还是物 

朝鲜战争是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核武器之后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1945年，在美国对广岛和长崎实施核轰炸之后，第一个使用冷战概念的是《1984》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为什么是"冷战" 因为出现了核武器和核威慑。在核威慑的战略平衡下，战争以冷战的形式出现。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与第一个有能力实施核打击的超级帝国主义大国，发生了军事上极其不平衡的战争。在二次大战之前，谁都不知道美国正在研制并且可能生产出核武器；但中国入朝参战，展开一场与拥有核武器的霸权国家之间的战争，怎么可能不考虑核战争的可能性 这种在武器装备上极不平衡的战争是否根本改变了人民战争的可能性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曾经有过两次动用核武器的具体计划，而这两次计划又都与重新武装日本、让台湾参战的设想联系在一起。从1945年开始，美国从未停止过使用核武器的可行性研究。1950年11月底，美军处于军事崩溃的局面，麦克阿瑟致电蒋介石，要求他派52军支援朝鲜战场，得到蒋的迅速回应；在此之前，麦克阿瑟曾经拟定过一个针对中国军队和中国后方进行核攻击的"迟滞计划"，而12月30日他又向美国陆军部建议，应采取下述军事措施：1）封锁中国海岸，2）以海空火力摧毁中国支持战争的工业设施，3）获取台湾国民党军队的支援，4）撤销对国民党军队的现有限制以便牵制中国军队，甚至可使之对中国大陆发动反攻。[54]。11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是否会动员核武器时，明确表示将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所有武器。这意味着美国将在两个方面突破其承诺的底线，世界舆论为之震动。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重施故技，一面再次重启核攻击计划，另一面则策动蒋介石军队攻击中国大陆。毛泽东并非不知道核武器的威力，但不为所动。在1945年美国使用核武器之后，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直接讨论了核武器，指出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是无法终结战争的。单纯的军事观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唯武器论，就是在核威慑条件下出现的思想蜕变。毛泽东批评说：那些患有恐核症的一些同志还不如断言原子弹不能解决战争的英国贵族蒙巴顿勋爵。[55]1946年8月，他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时，提出了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命题。[56]毛泽东当然知道原子弹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他相信最终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所谓"原子弹是纸老虎"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政治决断。在核威慑条件下，如果中国不站出来跟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进行较量的话，所谓中国人民被欺侮的历史一去不复返的宣示，所谓东方由于十月革命，由于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帝国主义霸权可以为所欲为称霸的格局一去不复返的宣示，就不过是阿Q式的豪言壮语了。如果中国不能有效抵抗美国的入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整个历史含义都会被改写，甚至由于出现了东方世界而形成的世界格局也会被改写。毛泽东的宣示具有不可后退的政治的性质。

是人决定战争的胜负还是武器决定战争的胜负，是人民战争与帝国主义战争之间相互区别的关键命题之一。为什么美国动用核武器的建议很快便被搁置，转而确认这场战争不以谋取最终胜利为目标，从而为和谈开启了可能性 我们可以去查阅更多的档案加以论证。但不可否认：这是毛泽东根据他对全球政治和军事格局的分析而做出的正确的军事判断，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这一人民战争逻辑对于以核威慑为杠杆的冷战逻辑的胜利。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依托人的力量、在人民的日常生活动员的基础上，通过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强韧的战斗意志战胜对手。重视人的力量绝非否定武器的重要性。毛泽东在战争初期要求苏联的空军支援、武器装备支援和技术支援，高度重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但这一切没有改变他对战争进程及其政治性质的判断。1950年，毛泽东号召解放军学文化，军队建制的正规化步伐明显加速了，但军队的正规化、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而不是以游击战为主要战法的军事思想，都没有改变以人而不是以武器为中心的人民战争的理念。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境外作战、人类历史上在核条件下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国防战争，这三个独特性提出一个问题，即在这三个条件之后产生的战争，到底是人民战争还是非人民战争 毛泽东出兵朝鲜，表明他相信核武器并没有改变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这一人民战争的逻辑。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由于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从而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和自然的各种各样的客观条件，作战双方的能力、意志、战略和战术等主观因素，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环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许可的条件范围来创造战争胜利，但军事家可以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胜利。[57]这就是战争中的能动性问题。毛泽东说：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从而战争的胜负虽然取决于双方政治经济地位、战争性质、国际援助等条件，但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没有分出胜负。[58]能动的主观的政治是中国革命政治的一个特征。抗美援朝将革命时代的群众路线转化为在新中国条件下的全面社会动员，就显示出了政治的能动性。天津的民族资本家支持这场战争，毛泽东感到非常欣慰：如果民族资产阶级都被动员起来支持战争，那就意味着中国人民已经被充分动员，人民战争的逻辑与统一战线的逻辑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战争条件下重新结合起来了；通过国际结盟与跨境战争，新中国将国内革命的统一战线逻辑有效地用于国际战争了。1951年开城谈判破裂后，美军利用空军优势展开所谓"绞杀战术"，但依托新中国的全民支持和中国军队的全面动员，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志愿军形成了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后勤补给线。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人民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政治的战争，而不仅仅是一场技术的战争。战争的高度政治性正是人民战争的特点。毛泽东在1936年写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相互斗争的最高形式。[59]要是不了解战争及与它相关联的那些条件，"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60]武装斗争必须与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等政治过程相互配合，就是战争的政治性的体现。由于战争是有政治性的，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人，从而存在着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分。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战争是没有正义性的，反对帝国主义霸权及其瓜分被压迫民族的战争是带有正义性的，这个判断就是正义战争的概念的基础。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形态不同，但都是对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称霸世界的态势抵抗。以武装的革命打退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以跨国抵抗战争的形式对抗帝国主义战争，则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保卫和平而采用的军事性的政治手段（或政治性的军事手段）之一。

抗美援朝是一场区别于国内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等人民战争的正义战争。正义战争的范畴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判断，即一方面以和平为目标，另一方面必须超越一般所谓和平主义，即以战争促和平。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的背景下重申《论持久战》所探索的和平与战争的辩证法，指出核威慑所形成的战略平衡并不能导致和平。正义战争的概念是与必须终止帝国主义战争逻辑的诉求密切相关的。革命战争、正义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永久和平，但既然是战争，和平的目标就必须与有效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相关联。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不但拥有核武器，而且拥有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军舰、坦克、火炮和各种轻重武器的强大的海陆空军；由于刚刚经历了欧洲和亚洲的战火，美军富于战争经验。在朝鲜战争中，美军不但拥有陆战第一师、骑兵第一师等精锐部队，还拥有绝对制空、制海权，但令人惊讶的是：美军不是在无法施展重武器的游击战争条件下，而是在有利于大兵团作战的运动战和阵地战的对垒中，竟然无法取得战争胜利。如果这种军事失败仅仅发生在战争初期的措手不及的状态下，或许还可以找到一些辩护的理由，而即便在战争的中期和后期，美军也只是在志愿军后勤补给困难、弹尽粮绝的状态下才能重整军事，做有限反击，从未在整体上扭转颓势。正是在军事失败中，美国的军事将领才不得不对中国军队视死如归的勇气和精明高超的战术表示敬意：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军队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军队。二战之后，美国的全部中国认识正是由朝鲜战争的失败重新奠定的，那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学术态度必须用较为审慎的方式加以调整。对于美国而言，朝鲜战争与"越战"都是双重失败，即军事失败与政治失败。"越战"的政治失败在美国是更为清晰的，但其基础也与朝鲜战争的失败有关。

战争与和平能够相互转化，战争与和平之间存在辨证关系，主要是由战争的政治性决定的。战争的政治性还体现在敌我关系的确立与转变之上。战争以敌我之间的清晰界定为前提，从而战争总是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展开的。但正因为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形式，而政治范畴的敌我关系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动而变动的，从而即便是战场上的敌我关系也可以在其他条件下转化为非敌我关系，即敌人可以转化为非敌人，可以转化为盟友；敌我矛盾可以转化为非敌我矛盾，转化为又斗争又团结的关系。敌我矛盾的转化不是敌我矛盾的取消，不能用矛盾转化的结果去衡量矛盾转化前的斗争。在抗日战争中，伴随着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之间的敌我矛盾逐渐转化为又斗争又团结的次要矛盾，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在这个矛盾转化中成立的。这一矛盾及其转化的逻辑同样存在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国内国际关系之中。战争既是政治的形式，也为新政治的展开开辟道路；没有对于矛盾及其转化的理解，就不能理解新政治得以展开的前提。

并非结论：停战体制与去政治化条件下的战争

朝鲜停战六十年后，停战体制仍在半岛延续。朝鲜处于被孤立状态，核威慑导致了半岛的有核化进程--朝鲜半岛的核问题是从美国介入朝鲜半岛时代开始的，这一点任何时刻都不应该忘记。伴随着美国实施所谓"重返亚洲"（何曾离开过 ）的政策，朝鲜半岛的局势更加紧张，中国与日本、韩国与日本、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朝鲜与韩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显示出激化的趋势。就矛盾和冲突的激烈程度而言，很难说现在比过去更为危险。但是，在今天，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清晰区分日益含混，促进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团结的万隆会议已成历史的遗迹，能够冲击霸权体制的解放运动和反抗运动早已烟消云散。我们到处可以看到霸权和压迫的结构，却难以发现改变这一结构的能动的力量。从哪里产生政治的力量 从哪里产生正义的尺度 从哪里寻找超越了冷战格局的新的国际主义 所有这些问题正是促使我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的原因。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经论证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战争最深刻地体现了这一命题；但伴随二十世纪的终结，这一命题似乎正在被修订：在当代条件下，战争与其说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毋宁说是政治失败或消失的后果。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这一命题仍然正确，但由战争促发革命不再是现实。我们时代盛产的是去政治化的战争形式，它既不能体现人的决定作用，也无法区分正义与非正义，从而难以在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运动中产生类似于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的反战运动与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那种相互激荡和有力支持。这正是我们重温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所在：即便在核威慑成为现实后，抗美援朝战争和随后爆发的越南战争也并没有像奥威尔设想地那样陷入冷战，而是以热战的形式展开了为争取和平而战的政治进程。相较于早期的人民战争，技术在朝鲜战争中起着前所未有的作用，但战争中的意志、战争目标、指挥员的战略战术和应变能力、战斗员的士气、理念和技战术水平，仍然决定着这场战争的胜负。这里所说的"人的作用"不但指战场上的斗争，而且也指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和西方世界内部出现的反战运动，以及联合国内外丰富的外交斗争--正是这一广阔的政治进程将美国的战争逼进了死胡同，导致这个霸权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两个战线上的同时失败。

在今天重提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 在越南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如马岛战争、南斯拉夫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及箭在弦上的叙利亚战争，但战争并未催生类似于二十世纪的人民战争的抵抗运动和社会革命。今天的战争性质显然发生了改变：没有先进的武器，就不可能赢得战争；除了大国围绕各自利益而进行的霸权博弈，那种以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及文化政治相互结合而产生的深刻而宽广的政治进程不复存在。这是不是意味着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战争的政治性质逐渐被取消了 对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回答，而我的回答是：不是新式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而是政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从而人民战争的逻辑不再居于主导地位。战争中的人的作用，不仅是在人与武器的对比关系中呈现的，而且也是在政治的与非政治的区分中展开的。说到底，战争中的人的因素就是战争的政治性。

在军事领域，对人民战争的否定、对人的决定性因素的否定与对军事技术的崇拜共同构成了去政治化的理论背景。正如我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书中所讨论的，去政治化的过程远远超出了战争和军事的范畴；"政党国家化、政府公司化、媒体政党化、政客媒体化"等等复杂现象正是这一过程的表征。为了改变这一格局，人们试图从二十世纪的历史遗产中吸取经验。在政治领域和理论领域，重提群众路线便是尝试之一。但是，在完全不同于二十世纪的语境中，重提作为人民战争的产物的群众路线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作为一个形成中的政治主体，群众的诞生意味着新的政治形式的诞生。重提群众路线，与其说是对一段历史的回归，毋宁说是对一个可能的、不确定的未来的探寻，它不可避免地与下述问题密切相关：我们需要创造什么样的政治力量、锻造怎样的政治主体、指向怎样的政治未来 

上述讨论已经脱离了朝鲜战争的语境，但对于理解围绕这场战争而展开的当代辩论却是有意义的。让我重述一个命题：抗美援朝战争以及稍后展开的抗美援越战争既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民战争的延伸，也是其终结。我们对于和平的探索已经是在一个后人民战争的、去政治化的时代语境之中了。在这个新的历史时刻，能够遏制帝国主义战争、打破朝鲜半岛和海峡两岸的分隔体制、缓解东亚区域内的国际冲突的条件在哪里 人民战争是一个政治范畴，是一个能够产生政治能量的过程。对于苏联的解体、东方集团的垮掉，很多人幸灾乐祸，但这一过程的另一面是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整个美国霸权无所顾忌的时代的到来；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创新，许多人弃之如敝屣，但当代中国是否像1949年那样代表着一个朝向前所未有的未来的政治进程早已不是自明的问题。现在非但没有人民战争，也没有正义战争，从而战争意味着政治的终止，而不是政治的延续。

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终结了，重新政治化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

说明：作者本文在发表前夕又做一些订正，但由于文稿已经发排，未及在发表稿上纠正。此稿是最后版本。

2013年6月至8月间草成并完稿,10月间定稿。

[1]本文最初的底本是张翔对作者的一次访谈，此后经多次修订、增补，形成了现在的格局。张翔协助整理了访谈记录并核对了部分文献。在校订文稿的过程中，高瑾核实和补充了若干注释。孙歌、仓重拓帮助查找了有关日本参战的线索。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美军方向日方下令，在朝鲜海域执行任务的扫雷船，只挂国际信号E旗。见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2013年编《朝鮮戦争と日本》中收录鈴木英隆《朝鮮海域に出撃した日本特別掃海隊：その光と影》一文，p. 17. 铃木同时也引用了资料说明，国际国内关系是吉田希望秘密展开扫雷活动出发点：朝鲜战争爆发前杜勒斯多次访日与吉田茂会谈，日本正处于缔结和约前的国际关系敏感状态，而吉田也表示担心违反宪法第九条，因此命令大久保秘密进行扫雷工作。 [见铃木文章中的注26 引用大久保武雄1978年出版的的『海鳴りの日々-- かくされた戦後史の断層』一书208-209頁，和注27引用的后揭James Auer 书日本版『よみがえる日本海軍（上）』121頁。]http://www.nids.go.jp/publication/mh_tokushu/pdf/mh004.pdf，2013年10月2日访问网站。

[3] James E. Auer, The Postwar Rearmament of Japanese Maritime Forces, 1945-1971,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3), p. 66.

[4]Curtis A. Utz, "Assault from the Sea: The Amphibious Landing at Inchon,"in Edward J. Marolda ed., The U.S. Navy in the Korean Wa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p. 76.

[5]参见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闭幕词部分，《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同），第79页。

[6]《不要四面出击》，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73页。

[7]金东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回朝鲜问题新探》，见《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03页。

[8]《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03页。

[9] 1950年11月1日中情局局长瓦尔特·史密斯给总统的备忘录，FRUS1950, vol. 7, Korea, pp. 1025-1026。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50v07 2013年11月17日查阅

[10]Bruce Cumings, "China's Intervention in the Korean War and the Matrix of Decision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China and the Cold War" in Bologna, Italy, September 16-18, 2007.

[1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著，《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03页。

[12]1950年8月27日《周恩来外长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电-严重抗议美国侵略朝鲜军队的军用飞机侵入我国领空并扫射我国人民》及《周恩来外长致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秘书长赖伊电-要求制裁美国侵略朝鲜军队的军用飞机侵入我国领空的严重罪行》，《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146-149页。

[13]伍修权1950年11月28日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讲话，《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第309页。

[14]《中国人民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14页。

[15]《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3页。

[16]《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82-186页。

[17]"如果在仁川登陆前中国军队可以协防后方，从而保障人民军主力在前线取胜；仁川登陆后中国军队可以在三八线建立一道防御线，从而阻止敌军继续北进的话，那么到10月初人民军主力丧失殆尽、三八线已被突破的时候，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良机已不复存在。"见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下），"难以作出的抉择"（沈志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45页。

[18]见"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5页。

[19]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74页。

[20]毛泽东：《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67页。

[21]例如，沈志华认为，"斯大林对于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具体内容和计划，丝毫也没有向中国透露"。见氏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三章"越过三八线"，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纪坡民在《夹击中的奋斗：毛泽东出兵援朝的艰难决策》中认为，"'三国同谋论'可以休矣"，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金日成两人背着中国秘密策划的﹐直到开战前﹐生米快要做成熟饭了﹐才告诉毛泽东；斯大林的盘算最精﹐仗是朝鲜人在打﹐胜了﹐苏联获益巨大﹐败了﹐受损也有限，而最大的"利益攸关方"实际上是中国。载《香港传真》NO.HK2011-41，2011年6月9日。

[22]例如，沈志华推断，斯大林在1950年初中苏同盟形成、苏联被迫出让大部分在中国的权益之后，很可能是为了在朝鲜半岛获得取代旅顺的不冻港，以弥补在中国的损失，才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同意朝鲜的进攻计划。参见氏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三章"越过三八线"，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冷战在亚洲：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朝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九州出版社，2013年。沈志华认为，"毛泽东很有理由做这样的推理：既然美国继侵占北朝鲜后会进一步跨过鸭绿江，那么，战火一旦在中国东北境内燃起，苏联很可能会以中苏同盟条约为依据而出兵东北。其结果，不是美国占领东北，就是苏联控制东北。这就是说，无论未来东北战场鹿死谁手，中国都将失去在东北的主权。"见氏著，《冷战在亚洲》，"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33页。

[23]"斯大林在盘算﹐今后怎么对付这个桀骜不驯的毛泽东呢﹖......要经过一番运筹﹐设法造成一个局面﹐一个世界范围的大格局﹐把中国这只已经醒来的'东方睡狮'﹐彻底关在斯大林设计和铸就的铁笼子里。"见纪坡民，《夹击中的奋斗》，载《香港传真》NO.HK2011-41，2011年6月9日，第28页。

[24]例如，张文木引用基辛格"韩战的最大输家是苏联"的说法，指出美国和苏联都是朝鲜战场上的最大"输家"，而中国则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赢家。他强调苏联对中国东北的实际控制权的正式放弃，这导致了苏联帝国的基石在中国东北这一边缘地带出现了第二次松动。见氏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20-726页。纪坡民认为，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是中国在抗美援朝中的"战利品"。见氏著，《夹击中的奋斗》，载《香港传真》NO.HK2011-41，2011年6月9日，第69-76页。

[25]"......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中国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引者注：停止于三八线）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见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1、359页。

[26]张文木根据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等材料指出，早在1949年5月间，毛泽东即与金日成的代表金一讨论过朝鲜的军事行动的问题，帮助分析朝鲜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的几种可能结果，其中包括日本卷入的情况，并明确表示"你们不用担心，......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柯瓦廖夫关于毛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情况致斯大林电》（1949年5月18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页187-188，189-190。)这一讨论是当年3月斯大林与金日成在莫斯科会谈的延续。他还梳理出毛泽东与斯大林和金日成之间在1950年5月对战争的沟通线索：5月13日金日成赴北京向毛泽东传达斯大林"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的指示，毛泽东表示需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5月14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明确表示"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及"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鉴于苏联有了明确的支持态度，毛泽东也表示愿意支援朝鲜的行动。见氏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34-636、652-654页。

[27]参见沈志华的《冷战在亚洲·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朝鲜》（九州出版社，2013）及纪坡民，《夹击中的奋斗：毛泽东出兵援朝的艰难决策》"斯大林策划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初探"一节。

[28]1950年11月28日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控诉美国侵略台湾的演说时，也强调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如果没有当时4亿人口中国的合法代表，"就不能在任何重大问题上做出合法决定，它就不能解决任何重大问题，尤其是有关亚洲的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就没有理由承认它的任何决议和决定。"《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第291页。

[29]斯大林致哥特瓦尔特电报。沈志华的《冷战在亚洲·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朝鲜》一书第53-54页引用了这封电报。在校订此文的过程中，高瑾致信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询问这封电报的来源和翻译的准确度。俄方于2013年10月30日寄来了扫描件。经过比对，这里根据高瑾的翻译更动译文。主要更动处是：电报第三条起头沈译为"认定"，现译为"使得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成为非法。"此外也有个别词句上的改译。电报扫描件见照片。

[30]同上，译文有所变动。

[31]《驳斥艾奇逊的无耻造谣》，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32]同上，第45页。

[33]同上，第46页。

[34]《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3-104页。

[35]《坚决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0页。

[36]《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4页。

[37]《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4页。

[38]《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5-106页。

[39]《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7-109页。

[40]自1981年出版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2 vol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1990）以降， Bruce Comings发表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从不同侧面涉及了这一问题。最近的一部著作是The Korean War: A History. Modern Library Chronicles, 2010

[41]《中国国民党秘书处向蒋介石呈文》中国国民党党史会韩国档016-26-5中毫不讳言国民党政府对金九的特意扶植、以及希望他能成为国民政府干预朝鲜半岛政局渠道的本愿(转引自石源华、蒋建忠编《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编年史》下-vol. 3, pp. 1505-1506. ): "查韩国全境，迄在美苏分别控制之下，其国内态势，我国无从干预。惟苏联与中共，沆瀣一气，遂使为延安扶植之韩共分子，在北韩占有势力。反观我中央扶植之金九辈，入南韩后，竟未能起重大作用。设令将来美苏同时撤退，则所有南韩民主势力，其不为北韩赤潮所淹灭者几希。"

[42]金九在《白凡逸志》中提到，他希望保持临时政府现状，"美国却说，汉城已经成立了美国军政府，不允许以临时政府名义归国，只能以个人的名义，我们无可奈何，遂决定各人以个人资格回国。"见金九著、宣德五、张明惠译《白凡逸志》（重庆出版社，2006），p. 249.

[43]蒋介石最终未对罗斯福提出的由中国接管琉球的询问做出积极回应，也是因为明了美国对战后秩序的构想，并希望在更多方面不引起美国的忌惮。参见拙文《琉球与区域秩序的两次巨变》，见汪晖著《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北京：三联书店，2011。

[4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pp. 882-883. 见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5v07（2013年10月24日访问）

[45]曹中屏、张琏瑰等编著，《当代韩国史 1945-2000》（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页42。

[46]姜万吉著，陈文寿、金英姬、金学贤译《韩国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p. 194。

[47]《当代韩国史 1945-2000》，p. 60。

[48]见金九著、宣德五、张明惠译《白凡逸志》一书附录《白凡金九先生年表》（重庆出版社，2006），页274.

[49]同上，页275.

[50] 《联合国宪章》第53条规定："一、安全理事会对于职权内之执行行动，在适当情形下，应利用此项区域办法或区域机关。如无安全理事会之授权，不得依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关采取任何执行行动；但关于依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对付本条第二项所指之任何敌国之步骤，或在区域办法内所取防备此等国家再施其侵略政策之步骤，截至本组织经各关系政府之请求，对于此等国家之再次侵略，能担负防止责任时为止，不在此限。二、本条第一项所称敌国系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而言。"第107条规定："本宪章并不取消或禁止负行动责任之政府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因该次战争而采取或受权执行之行动。"此外，在第77条有关托管制度的规定中，也涉及了二次大战中的"敌国"问题。

[51]《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36页。

[52]温铁军根据沈志华《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话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来自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材料》（上、下）（《俄罗斯研究》2001年1期页53-66；2期页49-58）提供的资料，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工业化进程概括为"受制于两个超级大国地缘战略调整的、被战略性的外资投入客观地主导着的中国工业化"。这个又被称为"全盘苏化"的工业化并不是从1952年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而是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及随后苏联对中国的全面外援开始的。《八次危机》，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10-44页。

[53]《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0-101页。

[54] 《远东总指挥官(麦克阿瑟)致美国陆军部》，文见FRUS, 1950. Korea. Vol. VII, pp. 1630-1633.

[55]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133页。

[56]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2页。

[57]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180页。

[58]《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52年，第440页。

[59]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0页。

[60]同上。

中国、新的平等观与世界--对话汪晖

Gabriele Battaglia

北京-汪晖，当代中国最知名的学者之一，是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教授，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个他不喜欢的标签。厌倦再谈旧的模式和西方观点，"让我们超越旧思想"，这可以明确看成是他的新宣言。在今天的中国，平等观的议题正是一个好开头。

（中文翻译：郑棋文）（该译文经作者部分修改，请参考附录英文）

汪晖（以下简称"汪"）：最近我正在写关于"什么的平等"的文章，这在当下是个大问题，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在这里，平等的问题与富人、农村地区相关，还与生态危机及别的问题相关，比如少数民族问题。

在中国，我们都知道有一场关于平等的危机，但是怎么去界定它 70年代末，中国的社会主义陷入危机，一些人由此攻击"平等"问题，通过提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方案：私有化，产权问题等等，将矛头指向国有企业。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种新的平等观，即所谓"机会均等"，随之而来的是法律建构。但它的结果却是将一个不公平的过程合法化了。人人都看到工人们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私有化浪潮中遭受的痛苦，工人们沦为下岗失业的人，他们的补偿金很少甚至一无所有。以市场的名义实施的是剥夺，他们从劳工的手中夺走了权力和财产，这正与"机会均等"的争议结伴而行。

于是，在90年代后期，爆发了关于社会福利危机的辩论，并试图去重建，比如，如何将医疗制度扩展到农村地区。在这个语境下，"分配平等"的观念在中国再次浮现，但是这个进程现在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为每个人重建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很有必要，这是基本的权利。但是，这正是对前一阶段私有化过程的反应：现在我们须要为农民工做些事情，否则将会有社会动乱。

现在的挑战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当需要有更多的钱用来建立社会安全保障体系时，税收却在下降。与此同时，这种增长模式对环境太不友好。能源需求越来越大，但当你想上一个新的大坝工程时，马上就会遭遇抗议。需要重建的是一个包涵生态保护在内的社会安全体系，这是一个矛盾、悖论的处境，它意味着必须改变生产模式。今天穷人和富人之间有断裂，但是主要的断裂是城乡人口之间。所以政府发起了新的城镇化建设（针对中小城市）的战役，但这却毫无新意，几十年一直都是这样。与此同时，你会发现这个过程也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发生，这些有着不同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所以，一方面，提高那儿的经济状况是绝对正当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兼有生态危机和文化危机，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改变，所以我们在新疆、西藏出现了冲突。

这些都意味着我们从根本上需要一种包纳多样性的新的平等观：不仅仅是人（人人平等）与物（分配）的平等，还要尝试在不违背基本平等原则下去尊重独特性、差异性和异质性。这是一个挑战，因为现代的平等理念是基于公民的平等。但是现在怎么去面对不同的生活方式、宗教、生物多样性与环境问题 我们需要哪一种平等 或许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系列的观念，这是对我们想要的发展模式的警醒。

但是要想去说服掌管经济进程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却并不容易，因为经济议题差不多成为不同利益集团所主导的事情。即使官员也无法掌控整个过程。因此，关键在于必须思考原则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投资和赚钱。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会爆发关于改革基本方向的辩论。你知道我们有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但是现在河岸在哪里呢 并且你还有在河中间迷失的危险。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能够清晰地界定河岸到底在哪里。

问：如何用具体的术语来辩论 

汪：比如我们现在关于宪政的大讨论，它非常模糊。因为新自由派们要搞的宪政改革涉及的是要改变整个政治制度。然而"宪政改革"意味着从回归宪法自身开始，如果你从拒斥宪法开始，这便意味着革命，现在并没有发生一场革命的社会基础。宪法的根本保障在于共产党是执政党，这不是个大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没有别的可替代共产党的政治力量，即使那些极端右翼分子也十分清楚这点。

另一方面，假如你承认宪法，它便意味着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但是今天工人阶级在中国的政治地位究竟如何 开启一场关于宪法的讨论很好啊，我们需要回到1954年的宪法来保障基本权力。54宪法是非常开放的，内容也是好的，共产党是领导力量，但你有言论自由和罢工权力。而这些在文革以后的1982年被废除了，邓小平认为中国当时有无政府主义的危险，所以他们修改了宪法。

再说一次，重返这场宪政讨论的途径是开放讨论。问题的症结是这场讨论到目前为止非常官方化，没有真正的公共空间。这也联系到中国的另外一个大问题，即媒体自身的危机。一方面，有大量的出版物，另一方面，公共空间却不断萎缩。今年1月份有个"《南方周末》事件"的案例，编辑部关于宪政的新年献词被当地的宣传部部长以一篇赞美共产党的文章替换掉了，这引发了大量的抗议。这里有关联，但不是一个好案例，因为冲突并不是为公共辩论发生的，它出现在体制内部：在被任命的管理层与他们的领导之间。以言论自由之名对真正的公共意见进行彻底排斥，所以它实际上是个权力再分配的事件。简单地拒绝任何不同的观点发表在他们的报纸上，只有一边倒的观点，《南方周末》和《人民日报》代表了相反的两级化方向。讽刺的是，两份报刊都是官方媒体，矛盾其实是关于广东省委宣传部新旧领导权更替的问题。

这其实也是一个代表性危机，因为它（宣称）是对言论自由和民主观念的代表，正如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我们真的应当重新思考和界定公共空间的概念，因为媒体总是以通向所谓"真实"轻易地误导公共舆论。这就是为什么我担任《读书》杂志主编时（直到2007年），试图开启这种公共讨论的空间。有意味的是，今天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彻底消失了，不被所有的主流力量所允许。

问：您可否谈一下城镇化问题 

汪：很难笼统地说它是好是坏，或许在这里好、在那里坏。例如在有些地方，大规模的城镇化意味着昂贵的生态代价，但在有些地方却适合。所以要允许有些实验来探索，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这些探索才是改革的真正动力。在中国，多数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都是对早些时候开始的地方经验的确认，而不是开始。正如，农村改革始于安徽，并向全国推广。所以需要给这些实验以更大的空间。

问：城镇化进程不是一个平等的进程吗 它看上去像是试图创造全世界最大的中产阶级。

汪：恐怕城镇化更多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为什么不允许人们从下面进行实践性的实验，再逐渐让它变得完备呢 比如在成都和重庆，他们已经有了关于城乡一体化的讨论，关于如何处理人口与市民地位的讨论。但我们有另外一个大问题，各地城市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差别了，这是多样性的重大损失。

没有人能够扭转这个进程，所以我们不得不思考它。有时在快与慢之间抉择并非易事。我认为在每村安装高速网络就不见得一定好，而中国就有这个问题：它太快了。一旦实现了城镇化，你如何确保有足够的土地用来耕作 谁能确保中国巨大人口的食品安全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孟山都公司股票激扬，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和阿根廷签了一份协议，允许进口他们的转基因食品。你知道这些转基因食品安全是不确定的，但与此同时必须为众多稠密的人口保障食品供给，而发展经济意味着需要更多土地。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增长的奥秘在于地方政府所执行的土地政策：如果不通过掠夺土地并将其出卖给开发商的话，就没有途径来获取足够的税收。

(城镇化)有很多局限，没有人能确保一定能成功甚至产生（新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在各地也都正在萎缩。我们如何保证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像印度或拉美那样的贫民窟产生呢 没有土地的话，人们在城市里就成为"没有土地"的失业者。然而我们现在却有一些学者甚至为贫民窟的好处辩护，因为贫民窟是基于土地的私有产权和"迁徙自由"，贫民窟是"人权"。明白了吧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要写一点关于"什么的平等"的缘由。

请注意在最近的几周内，政府关于城镇化的说法正在发生变化。他们现在的提法是"稳妥城镇化"，这意味着"安全地"城镇化。张高丽是第一个这样提的人。它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该是这样的，近10%的中国人口是流动人口，这对国内交通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如你在春节看到的那样。但在最近几年这些情形有所改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许多流动人口返回乡村种地。这可能意味着这种人口流动没必要这么快，离家距离也没有必要这么远，这样人们便不会和他们的家乡故土失去联系，这种地方性的迁移是一种积极的进展，政府现在可能正在朝这方面考虑。如果城镇化进程过快，那仍将会是非常危险的。

说到土地和人口，想起了乌坎事件--全村对强征土地的反抗催生了政治变革：很多年后新的基层选举。你知道最近的进展，它是一种民主的模式，但最终无以为继（一年以后，土地强征问题还持续着，村民们的怒火转向选举上台的村民委员会）。然而当村民们遭遇真正的问题发生时，媒体却对它失去了兴趣，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去界定它。开始是容易的：呼唤选举，但是当真正的问题浮现时，媒体却失语了。

关键在于不仅仅是乌坎，它是一场自2005年以民主和保护私有产权的名义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的巨大进程，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起初是"民主"，但是通过这样的"民主"新当选的领导人也变得需要批评的时候，媒体就失去了兴趣。这就是问题所在，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语汇。左翼内部的辩论集中在如何界定这个新进程的语言叙述，只有这样，才能发现新的抗争策略。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村庄的层面，情况是一样的，即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不相匹配，它也同样存于我们的体制内和西方的体制之间。

西方媒体很容易用"专制独裁"和"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词来说中国，但是理解不同的政治形式是更具挑战性的。而中国的主流媒体，一有什么事情，马上就是要回到"文化大革命"、乌托邦的危机云云，问题在于，乌托邦并不是问题的开始，而是对已经存在的问题的回应。这些都揭示了媒体对现实把握的无能。

让我们看看钓鱼岛问题吧。中日发言人给出的回应都基于同一个前提：钓鱼岛问题是由于毛泽东早期政策。我想问他们："如果这个问题来源于毛，为什么恰恰是在1972年的毛泽东时代中日关系实现日常化，并没有发生现在这样的大危机 那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他们坐在一起达成了可协商性协议，从外交的意义上终止了差不多40多年的冲突，这可谓是非常成功的。它实现的基础是什么 为什么钓鱼岛问题现在突然成了一个焦点要害 "对这些人来说，任何错误的事情都是过去造成的，没有我们的责任。这很荒诞可笑，他们只能诉诸于一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功能。

问：说起替罪羊，正如您刚才提到的毛，您如何看斯诺登事件和大量的美国谍报活动的曝光 这个家伙（斯诺登）现在飞走了，但对中国和香港特区来说是仍然一件大事。

汪：我不同意那些认为要将斯诺登移交美国的看法。关键在于，当斯诺登揭露了美国已窃取了大量中国大陆和香港信息的时候，应该立即开启一项大型调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做这样的调查并将之公诸世界呢 我真的认为在这次事件上，中国不仅仅是 捍卫中国的利益，它应当使得这个事件能够透明和公开化。这是又一个需要打开公共性的案例。

当然，黑客事件正在扩大，美国应当受到更多的谴责，因为大家都在使用微软、苹果、谷歌，所有国家都有黑客行为，现在我们需要将事情的全部揭露给整个世界。我当然希望中美关系得到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分妥协，这是没必要的。我真不希望中国在这个案子上只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相反，我认为这种辩论需要一种真正的国际视野，因为美国同样从欧洲窃取了大量信息。然而讽刺的是，大多数美国媒体将斯诺登描述为犯罪分子。

问：所以这对中国也是个考验。

汪：是的，这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不仅是对美国的巨大考验，它对中国来说尤其是个巨大的考验。它不仅是对国际秩序有意味，对中国的内部制度及其与香港的关系具有同样的意味。斯诺登到香港去，因为他知道香港不同于中国大陆，他当然不会去北京。

香港与美国都遵循国际条约。有些中国人第一次承认香港享有一些只有民族国家、主权国家才有的权力，所以在我们的制度内，香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搞清楚一国两制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些人马上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香港在国际范围内享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这意味着一种主权。在我看这很有意味，因为香港回归中国是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协商的结果，而非一个公开的议程。现在它将承受人们的检验。所以我认为，从不同的发展可能来看，这是个很好的故事。

问：这一案例如何影响中美关系呢 

汪：对美国来说，当然他们有点尴尬，但也不会感到太难堪，他们并不太在乎自己的行为。美国做过太多诸如战争，杀戮，劫掠，所以这次事件也并不新鲜。但在这里却很重要，因为这里的所有改革都与中美有关。即使人们会批评美国在穆斯林世界、在南美或非洲发动战争，美国还是一个好模版，因为那里的人们享有言论自由，更重要的是国家对私人生活的干涉是非法的。 在中国，微博上的人们每天都在重复这些口号式的标语，但现在这个事件发生了。所以该如何回应呢 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我们应该对这里的某种政治改革有所"去魅"，这是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总要试图把一个"他者"作为样板。

现在的新危机的性质与冷战和后冷战语境下的完全不同。你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可以用这种制度替代那种制度。我们不是为这个制度辩护，而是试图改变它。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现实，而不是简单地从对"他者"的幻想开始。这只是一个小故事，却也是一个新开始。

有一个中国与前苏联学术界的辩论，最近我在读Rein Mullerson的书，他是爱沙尼亚塔林（Tallin）大学法学院的院长，也曾担任苏联改革期间戈尔巴乔夫的法律顾问，他对苏联改革过程持非常批判，说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它。语境虽然不同，但我们都同意说中国的境况其实非常相像，改革进程也是相似的。我记得89运动时广场上的标语，--当时我在那里，在绝食抗议开始阶段，正值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我们打出的标语是："我们要58，不要85"，因为当时戈尔巴乔夫58岁，邓小平是85岁。但是历史证明，当时85岁的邓比58岁的戈尔巴乔夫或许要聪明一些，这是很反讽的。

（Gabriele Battaglia是驻北京的中国事务观察家，那里正在开始成为观察全球化及其替代的好地方，他是China-Files 机构的成员，曾任PeaceReporter and E-il mensile 杂志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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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译文本站尚未校订，请参考英文：

INTERVIEW China, a new equality and the world A conversation with Wang Hui By Gabriele Battaglia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CHIN-01-030713.html

BEIJING - Wang Hui is one of the great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t Beijing's Tsinghua University, he is universally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ain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hinese "new left", a definition he doesn't like, being too tied to old patterns and to a Western point of view. "Let's go beyond old thoughts" definitely seems his new manifesto and in today's China the equality issue happens to be a good start.

Wang Hui: [Currently] I'm writing about "the equality of what ". It is a big issue now, everywhere, both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 Here, it's about the rich and the rural regions and it is also about the ecological crisis and other issues such as the minorities.

We all know [in China] there is a crisis of equality, but how to define it  At the end of the '70s, China's socialism was in crisis, so some people attacked equality, especially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y suggesting a new liberal agenda: privatization, property rights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they suggested a new kind of equality, calling it "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 and the legal frame followed. But this came to be the legitimation of an unequal process. Everybody can see how the workers suffered from privatization, which started in the mid-'90s when they became unemployed and the compensation was very low or none at all. On behalf of the market we had deprivation, they took away rights and property from the hands of labor while arguing for 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

Then, at the end of the '90s, came debate about a crisis in social welfare and an attempt to rebuild. For instance, how to spread the medical system in the countryside.

In this context, the idea of "equality of redistribution" re-emerged in China, but now the process itself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On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rebuild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everybody; that's about basic rights. However, this is just a response to the earlier stage, the privatization process, and now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for the migrant workers, otherwise there will be turmoil.

The big challenge here is that the Chinese economy is slowing down. More money is needed to build up that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hile the revenues are decreas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this kind of growth is so unfriendly toward the environment.

More and more energy is needed, but when you make a project for a new dam you immediately face a protest. You need to rebuild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cluding in it ecological preservation, and this is a paradoxical, contradictory situation.

This means that you have to change the production model.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 poor and the rich, but the main gap i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So the government launched this new campaign for urbanization, chengzhenhua, [urbanization of medium and small cities] but it is nothing new, it has been like that for decades. At the same time, you see this process happening in the Chinese frontiers, the minority areas in the southwest and morthwest whose culture, lifestyle and religion are very different.

So, on one hand it's perfectly legitimate to improve the economic situation there; however we have also an ecological crisis going hand in hand with a cultural crisis, because their lifestyle is changing, and so we have conflicts in Xinjiang and Tibet.

All this means that we basically need a new idea of equality that incorporates the idea of diversity: not simply equalize everybody and everything but try to respect singularity, diversity, differences without rejecting the basic idea of equality. This is the challenge because modern equality was based on the idea of citizens who are equal. But now how to deal with lifestyles, religions, biodiversity, environment  Which equality we need  Maybe not a single idea, but a set of ideas. And this reminds to the kind of development we want.

But it's not easy to convince those economists and policy-makers in charge of the economic process, basically because the economic issue has become dominant especially for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Even the officials can't control the whole process. So the point is that you have to think about the general issue, not only about investment and money.

This is the reason why right now we have in China a debate about the basic orientation of reforms. You know we have a say: "Cross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stones", but now where are the banks of the river  And you risk getting lost in the middle of the river. The point now is that nobody can clearly define where the banks are.

Gabriele Battaglia: How to put this debate in concrete terms 

WH: Take the big debate about the constitution we have now. It is very ambiguous because the new liberals argue for a constitutional reform whose implication is to change the whole political system. However, "constitutional reform" means starting from the constitution itself. If you start from the rejec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this means revolution. And right now there is no social base for a revolution. The basic guarantee of the constitution is th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 and this is not a big problem because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re is no other political force which can replace the Communist Party. Even the radicals of the right-wing perfectly know this.

On the other hand, if you recognize this constitution it means that we are actually a socialist country and the working class is the leading class. So what is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China 

Opening a discussion about the constitution is good and we need to go back to the 1954 constitution and guarantee basic rights. It was quite open and good; the Communist Party was the leading force, but you had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right to strike, which was cancelled in 1982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Deng Xiaoping thought that China was at risk of anarchy and so they changed the constitution.

Again, the way to go back to this constitutional debate is to open up the discussion. The problem is that this discussion is very official so far; there is no real public space. This also relates to another big issue in China, which is the crisis of the media. On one hand, you have a huge amount of publications; on the other, public space is shrinking.

And here we have the Nanfang Zhoumo case last January, the weekly magazine whose editorial board's new year editorial on the defense of the constitution was substituted with another one praising the Communist Party, by the local propaganda leader. Huge protests happened in that case.

There is a relation, but this is not a good case because the conflict didn't happen about the public debate, it happened within the system: the appointed board members and their leaders. On behalf of freedom of speech there was a complete exclusion of real public opinion. So it was actually a matter of power redistribution. They simply rejected any single different idea to be published in their newspapers, there was only one side's idea, polarized in the Southern Weekend [Nanfang Zhoumo] and the People's Daily. Ironically both were kind of official newspapers. The conflict was about the leadership of the Department of Propaganda between old and new leaders.

This is also a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because it is just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democracy, as much as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of working class. We really need to rethink and redefine public space because the media can easily mislead public opinion towards so called "truth". This is why when I was editor of Dushu magazine [until 2007] I tried to open up this kind of space. And it is interesting: now it is all completely gone, not allowed by all the mainstream forces.

GB: What about urbanization, so called chengzhenhua 

WH: It's difficult to say if generally speaking it is right or wrong. Maybe here is good and there is bad. For instance in some areas a large amount of urbanization means a high ecological price but somewhere else it fits. So you need to allow some experiments to go on, and according to our past experience these are the re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reforms. In China, most of the general macropolicy has always been a recognition of an earlier local process, not the beginning of it. For instance, rural reform started in Anhui and then spread out. So you need an even bigger space for these experiments.

GB: Isn't chengzhenhua an egalitarian process  It looks like an attempt to create the biggest middle-class in the world.

WH: I'm afraid chengzhenhua is too much of a top-down process, so why not allow the people to try some practical experiment from the lower level and gradually make it more and more sophisticated 

For instance in Chengdu and Chongqing, they have already had discussions about integration, how to deal with the population and their citizen status. But we have another big problem, which is that everywhere there is no longer any difference among the cities. This is a big loss of diversity.

Nobody can reverse the process, so we have to think about it. Sometimes the choice between slow and fast is not an easy one. I think it's not necessarily good to have fast Internet in every single village and China has this problem: it's too fast.

Once you have urbanized, how do you guarantee enough land for cultivation, who can you guarantee food for the huge Chinese population  So we have Monsanto's shares booming in the stock market. Why  Because China made an agreement with Argentina to allow and import their OGM [genetically modified] products. And you know these kind of products are unpredictable but at the same time you need to guarantee food for a huge and dense population while economic growth means more land. Everybody knows the secret of Chinese growth is a land policy carried on by local governments: without grabbing land and selling it to developers there is no way to get enough taxes.

There are limits, and nobody can guarantee a success and even the creation of a middle-class, which is shrinking everywhere. How can we guarantee a middle-class instead of slums, as happened in India or Latin America  Without land, people become "unemployed without land" in an urban area.

So now we have some scholars who even argue that slums are good because the slum system is based on private property of land and "freedom of migration": slums are "human rights", you see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 feel like writing something about "the equality of what ".

Please note that in the last few weeks the rhetoric of the government on chengzhenhua has changed. They now speak ofwentuo chengzhenhua, which means "safe urbanization". Zhang Gaoli [first-ranked vice premier of the PRC and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was the first to speak in these terms.

What does it mean  I guess something like this. Almost 10%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s a migrant population, which for example is a huge problem for domestic transportation, like you see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But in these past few years the situation has improved becaus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hich pushed many migrants back to their villages and to cultivate the land. This probably means that migration should not necessary be so fast and so long-distance. People don't lose contact with their hometown, and we could have migration at the local level. This is a posi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government probably thinks now in these terms. But if the process is too fast it is still dangerous.

So, the land and the people. Here we have the Wukan case - the village whose rebellion against land eviction forced a political change: new grassroots elections after many years.

You know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t was a sort of model for democracy but eventually didn't follow [after one year the evictions go on and villagers' anger is rising against the newly elected local committee] and when this happened the media lost interest in that and they even didn't know how to define it, the real difficulties those people meet. In the beginning it was easy: a call for elections. But when the real problems emerged the media lost their voice.

The point is [it] not only Wukan, it's a huge process going on since 2005 with the privatization of state enterprises and so on, all on behalf of democracy and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What's the result of that  At first it was "democracy", then, when even the elected local leaders became critical about it, everybody lost interest.

This is the problem, which means we need a new vocabulary. The debate inside the left is about the language to define the new process and only in this way you can find new strategies to fight. At the state level and at the village level is the same thing: the political form and the social form do not match, and it's the same between our system and the Western system.

In Western media it's too easy to use terms such as totalitarian state or state capitalism about China, but understanding other political forms is too challenging. And for the mainstream media here, if anything happens you immediately go back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crisis of that utopia. But this is not the point, since utopia is not the beginning of a problem, it is the response to a problem we already have. It reveals our incapability of mastering reality.

Let's see the Diaoyu islands issue. Both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speakers give a response based on a common ground: this happens because of Mao's earlier policy. I asked them: "If this problem comes from Mao, why in Mao's era a reconciliation took place in 1972 and no such a big crisis happened  China was a socialist country, Japan a capitalist one, but they sat together and reached ambiguous agreements, suspended any conflict for almost 40 years which in terms of foreign policy is quite successful. What's the foundation for that  Why have the islands suddenly became a main issue now, instead "

For them everything which is wrong is past and it is not our responsibility. This is ridiculous and looks really like the call of ideology.

GB: Speaking of scapegoats, such as Mao in this case, do you have any idea about the Edward Snowden case and the revelations about widespread US espionage  The guy flew away right now, but this is anyway a big issue for China and Hong Kong.

WH: I disagree with those people who argued that this guy should have been handed over to the US; this is not the case. Instead, a big investigation should start because Snowden revealed that the US got a hu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from Hong Kong and China. Why don't we do this investigation and reveal it to the world  I really argue that in this case China shouldn't only defend China's interest, it should keep this case transparent to the world. Again, it's a case of opening up.

Of course the hacking issue is widespread. America is actually the more culpable country, since we all use Microsoft, Apple and Google, but all the countries do that and now we need to reveal the whole story to the world.

I really hope China's relations with America will improve, but this doesn't mean it must compromise too much. It's not necessary. I really think China shouldn't use this case to defend its own behavior. Instead, I think that this kind of debate needs a real international opinion because the US got a lot of information from Europe too. And ironically most of America's media now describes that guy as a criminal.

GB: So it's a test for China too.

WH: Yes, it'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this is a big test not only for America. It is a big test especially for China. It is meaningful not only for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ut also for China's inner system and its relations with Hong Kong. Snowden arrived in Hong Kong because he knew it's different from China. Of course he didn't come to Beijing.

And also, Hong Kong and the US subscribe to international treaties. So some people in China acknowledg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Hong Kong enjoys some kind of rights which only nation-states, sovereign states, have. So what kind of state is Hong Kong within our system  This is a big issue because we have not really clear what the double system means.

Some people immediately argue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know Hong Kong has such an independent legal system in the international realm, and this means it has also a kind of sovereignty. And in my opinion this is interesting because, again,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to China was the result of negotiations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s government, not a public process. Now it will be tested by the people. So I think this is a very good story with different possible developments.

GB: How this case can affec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H: As for America, well they are embarrassed but not so much, they don't care that much about their behavior. They did so many wars, killings, kidnappings, so this is nothing new. But here it's important because every reform here is a China-America matter. Even if people criticize how they launch a war in Muslim countries, South America or Africa, America is the model because people there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and, especially, state interference in people's private life is illegal.

In Chinese, Weibo [microblogging] people repeat these slogans every day, and now this story has happened. So what is the response  My point is that this is not only an American problem. Here we have the disillusion about a certain kind of political change,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otherwise we always try to take "the other" as a model.

Now the new nature of the crisis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Cold War and post-Cold War context. You cannot simply think that we can replace this system with that system. We don't want to defend this system but try to change it. And we need to rethink reality, not simply start from the illusion about "the other". This is only a small story, but also a new beginning.

There's a debat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former Soviet academic world, and I recently read the book of Rein Mullerson, who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Tallin University's Law School and was also Gorbachev's legal adviser during the [USSR] reform era. Well, he is very critical toward that era's process and says we must rethink it. The context is different but we both agree that for China it's pretty much the same, the process is similar. I remember the slogans of the Tiananmen movement in 1989 because I was there,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hunger strike, when Gorbachev came to visit China, we had this: "We want 58, not 85", because Gorbachev was 58 and Deng Xiaoping was 85. But history proved that 85 was possibly smarter than 58, and this is the irony.

Gabriele Battaglia is an observer of Chinese affairs based in Beijing, the place to be and a good starting point for a look on globalization and its alternatives. He is a member of China-Files agency, and has previously been a writer for PeaceReporter and E-il mensile magaz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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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机

当代政治的"代表性的断裂"蕴含着不同以往的、多重的政治危机。首先是政党政治的危机。政党政治成型于十九世纪的欧洲，而在中国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创新。辛亥革命前后的政党政治试图师法欧洲宪政框架下的多党-议会体制，但在国家分裂、帝制复辟和共和危机的背景下，革命党人和许多政治精英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发生了变化。形成现代中国的独特的政党政治有三个条件：第一，民国建立后，地方分离、武装割据与党人活动相关联，如何形成新的全国性政治，成为民国初期政治思考的一个重要脉络；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各政党纷纷加入国家的民族主义动员，成为欧洲战争的政治动力，以致战后欧洲思想界对于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达到高潮，中国政党政治的重组就发生在这个对于政党政治的反思氛围之中。第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爆发了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体制也被一部分革命者视为超越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政治模式。（关于布尔什维克及其政党模式的争论和思考，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展开，这里不能赘述）换句话说，占据这一革命世纪的政治中心的政党体制毋宁是政党政治危机和失败的产物。就其与危机中的政党体制的关系而言，这一深受俄国革命影响的新型政党体制具有"超级政党"和"超政党"的双重要素。所谓"超级政党"是指竞争中的国共两党均不以形成议会框架下的竞争型政党政治为宗旨，而以形成霸权性政党（或称领导性政党）体制为目标。所谓"超政党"是指两者的代表性政治并不同于议会框架下的多党或两党政治。它们更接近于葛兰西所谓能够代表未来的"新君主"。在不同的阶级政治的基础上，以无产阶级、工农联盟、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为政治代表性内含的共产党击败了日渐疏离于农民运动及大众政治的、以国家政治为中心的国民党。

无论是西方的多党制还是中国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政党的代表性越来越不清楚。就中国而言，伴随着无产阶级、工农联盟、统一战线等范畴日渐模糊，政党的代表性及其政治也发生了大转变。关于"代表性断裂"--即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的脱节--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讨论过。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失》中，我集中探讨了去政治化的政治的问题;在《代表性断裂:再问"什么的平等"》中，我解释了平等危机的不同形式及其与代表性危机的关系。在我看来，代表性断裂或上述脱节正是去政治化的后果，其重要的症候是政党国家化。政党国家化是指政党日益服从于国家的逻辑，不但其职能而且其组织形态，逐渐地与国家机器同构，从而丧失了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的特征。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有联系却不尽相同的政党国家化的形态:一种形态是前改革时期的政党官僚化，另一种则是在市场化过程伴随政府公司化的趋势而产生的政党与资本的联姻。就政党而言，"代表性断裂"集中表现为政党一方面超越先前的阶级范畴，宣称其普遍代表性，另一方面却与大众、尤其是处于底层的大众更加疏远。我们可以找到对于工人和农民的保护性政策，却难以发现工人与农民的政治与政党政治之间的有机关联。

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的脱节不仅发生在社会主义或后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也发生在欧美及以欧美议会政党体制为框架的政治制度之中; 中国的政党与其阶级基础的关系日渐模糊，西方政党的左右区分也同样如此。当代政党代表性断裂的深度让人觉得19-20世纪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不复存在或只是局部地存在，正在或已经转化为国党政治，即成为国家权力的结构。在当代政党政治中，也很难发现19世纪或20世纪上半叶的那种目标清晰的政治运动。政党规模的扩大和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垄断常被诠释为政党的扩张，但如果认真追问到底是政党控制国家，还是国家的逻辑支配了政党，答案很可能是后者。政党和国家的边界越来越不清楚，二者之间趋于同构的结果恰恰是政治代表性的丧失，其结果是政治领域的权力关系不但不能有助于平衡、降低社会-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反而为不平等创造了制度条件。在代表性断裂的条件下，政客们的修辞多半沦为博取权力的表演，技术官僚的位置势必大规模上升。在西方的多党或两党制模式下，政党起到的作用基本上是以选举为中轴而展开的四年或五年一次的社会动员，它更像是更换领导人的国家机器。中国的超级政党原本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维系这个政治性的是严密的组织、清晰的价值方向以及通过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有力互动而展开的大众性运动。但在今天的政党模式下，党的组织形同行政组织，政党成为管理机器的一部分，其动员和监督的职能日益与国家机制同构，官僚体制的特点越来越清楚，政治性却越来越减弱或不清晰。政党政治的代表性危机并不仅仅是执政党的危机，也包括非执政党的危机。在中国，民主党派的代表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模糊。

与上述过程相互呼应的，是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机制（在西方是议会，在中国是两会）越来越缺乏代表性。在议会民主制下，议会的议席常常是以政党为中心的。议会到底是国家的一部分还是包含了某种公共领域的体制化，在理论上有不同的看法，但伴随政党国家化的过程，议会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日渐疏离。我在印度访问时，发现草根性的社会运动具有较强的活力，但由于议会权力为政党垄断，即便是富于活力的运动仍然难以在公共政策领域发挥相应的作用。相对而言，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实行代表比例制，从理论上看，距离政党中心的议会体制更远一点，但这一制度的实际运行需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的支撑，一旦这一政治衰落或转型，不但人民代表的产生过程，而且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都会产生名实不符的局面。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人们对于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比例提出许多批评，例如工人和农民的比例太低；他们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声音与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贡献不成比例。代表性机制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同构性正是代表性政治发生危机的症候。

典型的公共领域如媒体同样产生了公共性危机。媒体的大规模扩张伴随着公共空间的萎缩，其表现是媒体产业的自由替代了公民言论自由，媒体与资本、权力之间的关系不仅空前紧密，而且试图取代原先由政党等政治组织承担的角色。在意大利，贝卢斯科尼的媒体集团所传播的价值观甚至可以使这个犯罪嫌疑人在票选政治中一再当选。媒体--尤其是大规模的媒体性集团（不论是私有还是国有）--不能简单地被看作公民言论和公共意见的自由载体，毋宁是以公共形式出现的利益网络。媒体势力渗透政治领域和其他公共领域的过程不能被理解为民主化，而只能被理解为对于这些领域的殖民。在表象上，我们可以说媒体为政治控制，而实际上政治领域也日益被媒体殖民，政治人物哗众取宠，其语言日益地遵循东西媒体的逻辑已经不是偶发的现象。九十年代以降，中国媒体的产业化和集团化是政党为适应市场化而制定的新的政治经济战略的结果，但伴随着政党国家化、政府公司化与媒体政党化的多重发展，媒体与政党的关系正在发展为两种相互纠缠的利益之间的博弈。这些博弈不是诉诸民主、自由，就是诉诸稳定、法治或大局等名目，但其内核与其说是公共意见与国家的对抗，毋宁说是两种假借公共需求而产生的纠缠与对抗。换句话中，这是当代权力重组中的对抗，对抗的双方存在利益的区分，但其政治话语近于一致。在当代中国，新闻检查制度带来的问题由来已久，公共言论领域亟待真正的变革，但按照现在的格局，这一变革只是假借新闻自由的名目而产生的权力斗争。在今天，压制公民言论自由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媒体权力也常常是压抑性的机制之一。在这场斗争中，呼之欲出的是政党化的媒体与滋生这一媒体权力的传统政党之间的政治竞争，如果说前者比后者更具有政治的能量和特点，那么后者就更像是一个丧失了意识形态功能的、左支右绌的权力机器，但两者实际上是连体的，它们用相互间的博弈取代和遮盖了公民言论自由和政治辩论的问题。

第三是法律的危机，在去政治化的条件下，法律程序常常被利益关系所操控。这一操控不仅体现在一般程序上，而且渗透在法律形成的过程中，从而重新讨论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而不仅是一般地宣称程序主义的观点，成为如今法律变革不可能绕过的问题。这三个领域的问题构成了今天的政治变革的实质内容。

由此，我在这里提出这样的问题：伴随政党政治蜕变为国党政治，有没有可能出现"后政党的政治" 在现代政党大规模存在的状况下，我们讨论的"后政党政治"并不是政党已经消失状态下的政治，而是说政党的存在状态已经具有"后政党"的特点。19世纪的政党是建立在政治运动的基础上的。"后政党"是指:政党在今天尽管仍然是政治的主要演员，但事实上已经丧失了19世纪政党的代表性，丧失了政党本来的逻辑。而与这一新的发展相伴随的，却是政治形式上的稳定性，即主要政治制度依然建立在政党政治的代表性原理之上，但也正由于此，代表性断裂成为政治危机的主要症候。

"后政党政治"直接面对的是如何或在何种意义上重建代表性的问题。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实践与政党政治中，"后政党政治"的要素已经是活跃的存在，但当时主要是以"超级政党"的形式存在，而如今的"政党政治"虽然是从"超级政党"的实践演变而来，却同时是"超级政党"蜕变为国党体制条件下的产物。寻找克服"代表性断裂"的方式，一是探索在什么意义上重构代表性，二是探索"后政党政治"的新路径。在今天，"重构代表性"不可能通过重复过去的口号和实践就可以轻松达成。我们需要弄清楚到底代表性的政治出了什么问题，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政治体制是如何脱节的。在这个视野下，探讨"后政党政治"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重新认识二十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二是探讨"后政党的政治"的条件和可能性。

重构二十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

代表性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代表制问题，是现代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政党、阶级等范畴及其在国家政治框架中的呈现，构成了代表性政治的具体内容。在君主制衰落后，代表性政治涉及的是民主问题。中国的代表性政治与西方以议会多党制、普选制为中心的代表性政治有不同的政治原理，这个前提在今天是最容易被漠视和不理解的。在此，我们要厘清民主形式的问题--西方的普选制民主不是民主的唯一形式，民主也不只是抽象的形式，民主必须以政治动力为前提，政治动力一旦不复存在，任何一种民主形式都无法进行下去。

要理解中国代表性政治的原理，其实可以从《宪法》直接入手。研究宪政的学者很少引述中国的宪法来论证宪政的意义。《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条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两条说明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代表性政治原理。这一原理由许多基本政治范畴组成。只是，这些政治范畴不能简单化约为普通常识，既不能以简单的先验原则加以证明，也不能还原为一般的实证性事实。它们是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政治实践中产生的。

比如，什么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工人阶级非常弱小，从成员构成上看，中国革命主要是农民革命，工人阶级又何以成为领导阶级呢--在实证的意义上，连作为它的对立面的资产阶级是否构成一个阶级也存在争论。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工人阶级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却产生出了阶级革命和阶级政治。在今天，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人阶级在中国，但并不存在与这一规模相应的阶级政治。

阶级和阶级政治是两个相关但必须区别处理的概念。现代中国的阶级政治，当然有自身的客观存在和物质基础，但这个客观基础是从一种普遍联系的视野中才能把握。如果不存在理论分析，不存在政治动员，不存在第三世界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工业化的努力，不存在创造工人阶级政治主体性的运动，工人阶级的客观存在并不能自发地产生工人阶级政治。没有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形成，没有为工人阶级及其解放而奋斗的运动，也就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是一个政治判断而非实证判断，它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背景下，通过对中国及其他被压迫民族处境的政治-经济分析而产生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工人阶级的政治产生于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不平衡性的理论分析。在这里，"阶级"这一范畴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而不是一般性的实证主义分析，它主要来自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扩张的分析--由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地区无一例外地被组织到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内部，每个社会阶层和社会领域都从属于以西方为中心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因此，每一个社会针对自身的不平等状态和统治所展开的斗争，最终均以消灭阶级剥削为目标，而资本主义性质的阶级剥削正是阶级剥削的最终的形式。这便是为什么现代中国尽管不存在大规模的工人阶级，但在大规模的、常常是以农民、学生和市民为主体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工人阶级政治却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了。这一政治的发生及其真实性并不能以人数的多寡来加以否证。换句话说，阶级政治是针对资本主义逻辑下的矛盾及其衍生而来的阶级不平等的运动，政治性的阶级概念，或者作为领导的阶级概念，并不等同于社会分层或职业分工意义上的阶级；领导的根本含义在于它是一种改变这一资本主义逻辑的驱动力量。这种驱动力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工人阶级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领导阶级基于两个最重要的社会现实。第一，中国是农业社会，9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工人阶级的代表性不得不和农民问题发生关联，须将农民包括进来，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人民"这一政治范畴。第二，工人阶级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附属物，也是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被建构出的政治身份，体现了人民的普遍利益与未来。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附属物的工人阶级-亦即实质化的劳动形态-的存在并不等同于阶级政治的存在，阶级政治产生于对资本主义全球劳动分工及其内部矛盾运动的分析，体现为一种从这种生产逻辑下解放出来的普遍驱动力。由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压迫有着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从而阶级政治也代表着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工人阶级的解放也包含了民族的解放。"领导"这一概念指称的是社会全面性运动的政治驱动力，尽管在不同时期，它会体现在某种政治力量的主导作用上，但这一领导概念并不能等同于政治官僚体制。现代政治变迁的逻辑不是按照既定的社会构造而产生的，而是依靠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分析而产生的，这一理论分析及其政治实践直接塑造了新的政治主体。正由于此，即便社会阶级构造发生了变更，针对这一不平等关系而产生的政治动力仍然可以通过形态不同的政治参与、理论辩论和社会试验而呈现出活力。

在今天，二十世纪的政治逻辑已经退潮，知识分子大多以实证主义的方式看待中国社会的分层及其政治。不但右翼，甚至也包括一些左翼，都相信在二十世纪，相对于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工人阶级成员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非常有限，资产阶级尚不成熟，因此，现代革命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工人阶级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领导阶级。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中国革命以及现代中国政治的深层原理。这套实证主义政治观点的流行是以构成二十世纪政治要素的历史理论分析的退潮为背景的，持此观点的所共享的是一个结构性的、本质主义的"阶级"概念，取消了基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分析而产生的"阶级"概念的政治性。

"阶级"的概念一旦取消了政治性，就会沿着实证主义逻辑滑向结构性的"阶层"概念，从而即便还在使用阶级概念，其内涵已经与当代社会学的阶层概念没有多少差别了。社会分层的概念以国家为中心展开，阶层被视为客观性的社会构造，而不具备政治的动能，而阶级概念是政治性的，它与国家的联系-如工人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是通过先锋政党及其阶级性联盟来体现的。在结构性的分层概念之上，一种结构性的代表制可以相应地建立起来，比如在政党、人民代表大会中实行代表比例制。相反，二十世纪的阶级概念虽然包含了社会分层的要素，从而其政治也包含了代表比例制等要素，但它同时也是政治性的，与政治代表性或政治领导权的概念有密切的关系。所谓群众路线就是这一政治代表性和政治领导权概念的体现。这便是为什么今天的社会科学理论既无法解释当今代表性的危机，又无法解释二十世纪产生代表性政治的原因。在去政治化的条件下，即便在政党、人大等制度内增加某些阶层（如工人、农民）的代表席位（这是必要的，也是积极的），也并不能解决代表性断裂的困境。重建代表性与重新政治化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表达。所谓重新政治化意味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及其不平衡的再分析，从而发掘改变其逻辑的动力。

群众路线与"后政党政治"的条件

事实上，一次大战以降，围绕议会道路问题，在各政治派别包括各国共产党人之间，产生了持久的争论。这个争论的要点之一，便是对政党的重新界定。在国共斗争和抗日运动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法宝，而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则是这一"超政党的"或"超级政党的"政治得以形成的路径。在根据地建设和全国执政条件下，这一政治实践继承或借鉴了十九-二十世纪在西方诞生的代表制的某些形式和内涵，如代表的选举，政党（不仅是共产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性表述，但这一政治实践包含了超政党的或后政党的要素却是显然的。这些要素体现的是在政党与社会之间建立有机的、政治性的联系的努力。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遗产中，中国的代表性政治的"超代表性"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文化和理论的重要性，以及通过群众路线保持政党的政治活力。

1、以理论辩论为政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政治空间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文化运动塑造了新政治的基础，而政党又试图对文化运动进行规训，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政治代表性和政治主体性的产生与文化运动和理论斗争紧密相连，历史研究也常常从属于这些文化运动和理论斗争。我在这里不能详细地分析这些运动中的是非、经验和教训，而只能谈一个观点，即政治活力始终来源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互动，这种活力的丧失主要来自政党对于文化运动的过度干预和规训，从而政治与文化的互动不复存在。在今天，文化已经被界定为一个与政治及经济相互区别的领域，而不是新的政治主体性得以持续发生的空间。所谓文化产业，标志着文化在一个经济社会的位置。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说过，在落后的国家，理论常常是第一性的。要想塑造新的政治，没有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所谓创造理论不是闭门造车，理论斗争的成败最终取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脱离实际的理论及其教条主义政治，还是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的理论及其实践 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也并不是要否定思想辩论、理论辩论、路线辩论的重要性，而是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以避免政党的政策趋向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

中国的国家体制的特点是党政合体，能量与危机均与这一体制有关。但也因此，简单地褒贬党政合体并不能解释问题所在，而应该分析为什么在某些条件下这一体制具有政治能量，而在另一些条件下恰恰使得政党的政治能量空前弱化，匍匐在权力与资本的逻辑之下。换句话说，很难一般性地否认政党与国家的关系，而应该分析这种关系的不同形式与内涵。中国的党政体制的形成，与中国革命者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密切相关。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而形成的公有制恰好为改革条件下的国家与资本的直接联合提供了历史前提。国家掌握大量的国有资本，其好处是使国家不受单一资本或寡头的控制，国家具备强有力的调控能力，但在去政治化条件下，政治能量主要体现为国家能力，尤其是行政能力，而不是政治能力。伴随政治能量的弱化，国家能力也日益受制于以资本为中心的利益关系，以此为背景，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一样，同样面临腐败、垄断及由此而产生的效率问题。因此，不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问题，而是如何让中国的国有资产摆脱以资本为中心的利益关系的问题，才是问题的核心。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导致能动性的消解，恰恰是去政治化的后果。正由于体制的这些正负因素纠葛在一起，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自我革命"，以形成新的政治能量，政治危机就不可避免。

在中国革命及其后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理论辩论是积聚政治能量和调整前进方向的方式之一，因为只有从具体问题上升到理论问题、路线问题，才能产生出新的政治动能，也让人们理解来自于实践的辩论和相应的制度性实践是纠正错误的最好方法。但即便在那个时期，这一辩论也是与群众路线和理论--实践的往复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只是局限于党内辩论。在经历了大规模改革的今天，这一辩论不可避免地向社会领域扩展。公民的言论自由，政治领域的辩论空间，由当代技术条件支撑的公民参与，以及劳动者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是"后政党政治"的必要条件。而令政治辩论和公民参与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离不开对于公共领域的改革--即摆脱媒体资本集团化和政党化的逻辑，创造真正宽容的和自由的空间。社会辩论与公共政策调整之间的积极互动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可能实现。在今天，遏制公民言论自由的力量并不仅仅来自传统的政治领域，而且也来自集团化的和政党化的媒体权力本身。扩展公共空间与反对媒体垄断并不是对立的命题。

理论辩论不能被视为孤立于政治实践的抽象讨论，它实际上也是对实践的总结，包括以实践的结果和新的实践来检验先前的理论及其实践。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理论辩论和政治斗争来纠正过去的错误，从而为新的方案和新的实践创造前提。毛泽东在《实践论》里说，中国革命没有现成模式，都是在不断学习和摸索，革命如此，改革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二十世纪理论辩论和路线斗争比较活跃的时期，也是政治领域最为活跃、制度创新最为积极的时期。在今天，伴随放权让利的实践，地方实验的重要性大幅度提高，理论上的不同声音也应当更多。中国改革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不同的地方试验及其相互竞争，来自于中央-地方之间的积极的辩证互动关系，即调动"两个积极性"的问题。

中国革命中的路线斗争与理论辩论密切相关，而新政治道路的产生恰恰是通过路线斗争完成的。改革的过程在事实上也充满这样的斗争。强调这一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在革命政治中的纠错作用，与批评这一过程中的暴力和专断并不矛盾。路线斗争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教训是深刻的，共产党必须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来解决问题，但我们也不应由于这些斗争中存在的暴力现象而将理论辩论和路线斗争解释为仅仅是权力斗争和政治迫害。政治迫害是理论斗争的终结，是路线辩论的终结，也是党内竞争性实践的终结。在今天，政治权力和媒体势力对于思想辩论的压制，也正是政治的终结。许多以总结历史中的暴力相标榜的著述，恰恰以否定必要的理论斗争和路线辩论为宗旨，它导致的是政党自我纠错机制的失灵和政治领域的自我封闭。这类研究无一不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产物。真正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理论辩论，尤其是上升到政治路线辩论的理论辩论，更易于转化为暴力性的压制 这一问题不可能绕开政党国家化过程来加以解释，即政党与国家之间缺乏必要的分界，从而导致政党不再拥有相对自主的理论空间；这一问题也不可能绕开媒体政党化过程来给予说明，即媒体势力试图扮演国家或资本的某种政治代理人，从而对公共空间进行殖民。批评与自我批评曾是政党生活的必要要素，但是自八十年代提出"不争论"之后便实际上被取消了--没有辩论、斗争和检验，又如何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实践，又如何做到政治创新呢 

2、群众路线与社会组织的政治活力

在今天政党政治与权力结构密切联系的条件下，完全依靠政党自身的改变形成新政治的可能性很弱。在国党条件下，中国国家和政党体制的官僚化是空前的，仅仅依靠政党的力量削弱官僚化显然力不从心。因此，群众路线不仅是政党维系其政治活力的途径，而且也应该获得新的内涵，即政治的开放性，或者说政治参与性的大幅度提高。

群众路线最初是1929年中共中央给红四军的信中提出的。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仅是一种政治、军事的战略，而且也是对于一种有机的革命政治的描述。和"人民"一样，群众也是一个政治范畴，内含着通过政党与大众的结合而产生的新的政治主体性。在群众路线的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党的政治与大众社会的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是中国政治的特殊要素，我们很难在19-20世纪欧洲的政党政治及其在其他地区的蔓延中解释这些要素。

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了谁"与"怎么为"的文化政治，涉及的是政党与群众、社会的关系问题。现代政治的基本外壳是国家，也正由于此，政治运动不可能脱离政治权力单独运行。代表制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政党与国家发生紧密关联的条件下产生的，即政治体系必须通过一定的代表形式而形成。普选、地方选举、党内选举、推举、轮换或抽签等等机制，都是这一代表制得以运转的不同形式。这些形式的优劣不是绝对的，而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其前提是存在着活跃的民众的和为民众的政治。

但今天人们在讨论代表制问题时，往往忽略了代表性政治中包含的超代表制内涵。事实上，群众路线就包含了这样的内涵，群众路线是一个政治过程，群众路线中的群众概念包含了有待出现和有待形成的政治主体的内涵。群众是形成中的政治能量，而政党与群众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变化，两者的关系逐渐地转化相对一体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完全是代表性的关系，或者说，常常超出了代表性的关系，两者通过这一关系而相互塑造，从而群众路线成为一种新的政治主体性的创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众成为政治的范畴，而政党也成为大众政治的一部分，它们相互塑造，水乳交融。因此，如何回应时代变化及新条件下不同群众的构成，就成为政治组织重构政治代表性的主要议程。没有这一进程，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政治代表性都会面临空洞化的危险，从而产生政治体制与大众生活的脱节。代表性政治中的超代表性方面是讨论代表制问题时常常被忽略的问题。

伴随着阶级政治的退潮，政党政治向后政党政治转变。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重构阶级构造却压抑阶级政治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正好与阶级政治极为活跃而工人阶级规模却相对弱小的二十世纪形成鲜明对比。在"后政党"的条件下，什么是"群众路线"的政治内涵 在中国革命中，群众路线大致可以这样描述：完备的、内部有高度严明纪律性的政党，根据其清晰的政治方向和使命，通过动员群众、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以壮大、改造自身的政治过程。在今天国党体制下，我们可以用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但不能也无法重复过去的政治方式。政党国家化的结果之一，便是政党作为政治运动的终结，它与群众的关系逐渐地演变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今天既不存在二十世纪意义上的那个组织严明、目标清晰的政党，也不存在通过群众路线而产生的大众政治，政治蜕变为管理的范畴，亦即蜕变为去政治化的政治。

在这样的条件下，重提群众路线意味着什么呢 依靠群众，不单是社会监督与社会参与，而且需要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说今天不存在二十世纪意义上的阶级政治，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活跃的阶级运动和公民政治。在今天的社会组织中，非政府团体在媒体中较为活跃，工人阶级或农民的运动却很少被报道，两者以不同的形式介入政治的、经济的、生态的和文化的议题。当下很多社会组织或者社会运动都具有政治潜能，但它们未必都走向更积极的政治方向。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甚至社会运动也为资本体制所渗透。在当代条件下，无论是讨论公民社会还是分析阶级政治，都不可能绕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的分析。

金融资本主义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及其内含的矛盾的规模前所未有;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的分离所达到的规模也前所未有。社会关系持续地为这一畸形积累过程所扭曲。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实体经济的规模较大，与实体经济相关联的劳动群体规模更大，国家对于经济调节能力也强于许多发达国家。金融资本摆脱了过去行业、行会乃至国家的约束，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跨国性。在金融化的条件下，这些发展对于我们在这里分析的政治难题到底具有什么意义， 国家、政党、阶级、各社会组织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尚有待探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构成现代国家和权力体系的一些基础性概念-从主权到公民，从阶级到劳动等等-都需要根据新的形势重新加以界定和分析。那么，在中国的条件下，如何理解这些问题直接联系到如何展开政治实践的问题。

例如，在中国的语境中，克服代表性危机的途径之一是代表性的重建，但究竟是什么样的代表性 重建代表性需要重申有关工人阶级或工农联盟的概念吗 在金融化资本主义条件下，发达国家经历了并还在继续经历去工业化过程，许多思想家发现在他们的社会里，作为革命阶级的工人阶级大规模的缩小或消失了，因此，许多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提出了对阶级和阶级政治的质疑。但在这一进程的另一面，是中国和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大规模工人阶级的形成，但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一阶级形成的格局并不是稳定的。重新阶级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现象，阶级概念的再度使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张及重组与工人阶级政治的衰落几乎发生在同一个进程中，新生的工人阶级政治远远没有达到先前的深度和规模。我们至少立刻可以辨识出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工人阶级政治与政党政治的脱节；另一个特点是在当代流动的生产体系中，新工人阶级的群体稳定性较弱，这一点不但不同于社会主义工业化时代的工人阶级，也不同于早期工人阶级的形成。我们可以大致分析出四种工人斗争的形式:一，为保护自身权益而展开的罢工和寻求自我组织（工会）的努力，如广州本田汽车发生的罢工运动，这是经典的工人阶级政治;二，打工短期化，即劳工拒绝长期在一个工厂或公司工作，而只是在一个岗位逗留一两年便更换工作。从经典的阶级政治来看，这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但对国家和资本提高劳动待遇而言，却是最为有效的行动之一。三，除了工会等组织形式外，过去被认为包含双重剥削的"领工制"也成为工人斗争的某种组织形式之一，即以某种非正规契约形式保护工人的某些利益。此外还出现了同乡会、少数民族劳工保护自身权益的组织等。四，以个人权益的保护为中心的法律维权。乡村建设事实上也为劳工运动提供了另一种支持。关于这类问题的讨论很多，但主要是在社会分层的框架下展开，而很少探索这些组织形式蕴含着什么样的政治潜能，它们与传统的阶级政治的重叠与区别。

如果代表性断裂表现为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之间的脱节，那么，什么才是与一定的社会形式有机关联的政治形式呢 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政治，重建代表性不可避免地与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的重新阶级化问题直接相关，但伴随着政党国家化的深化，与其说是重建阶级性政党，毋宁说是形成更为自主的社会政治（包括工会、农协和其他社会团体等广义的政治组织）和致力于改造生产体系内部关系的活跃的劳动政治，很可能是"后政党政治"可能路径之一。事实上，城乡矛盾及其转化、区域差别及其转化、阶级关系及其分化，以及当代生产和消费形态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集中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因此，乡村建设、生态保护、发展模式的转变、民族平等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等等，理应成为当代平等政治的驱动力。

为什么要提出"后政党政治"的趋势呢 这是因为当代倡导政治变革的两种对立方式均以重返政党政治为前提：对于右翼而言，基本政治模式就是经典的以议会政治为框架的多党政治；对于左翼而言，则是恢复或重建政党的政治代表性，从而势必提出有关阶级及其政治形式的一系列问题。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后者提出的问题显然更为紧迫。但是，当代政治变革很可能并不必然地以重返19世纪或20世纪政治模式为途径，而是以新的政治经济现实为条件。通过群众路线、思想辩论和组织建设以重建代表性是不可或缺的政治过程，但其目标很可能不是回到旧的政党模式之中。在今天，即便名为政党的政治组织仍然存在，其政治的含义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在二十世纪前期是主动的，即通过建立超级政党以克服多党政治的危机而形成，而在二十世纪的后期，这一变化却在从党国向国党的转变中完成。这一转变所包含的被动性更为明显。在这一条件下，如何让社会力量更大规模地、更直接地参与政治进程，是探索新的政治框架必不可免的课题，也是政党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实践群众路线的基本前提。因此，重建政治代表性的过程本身不能单单依赖旧式的政党政治。它包含了"后政党政治"的实践。今天的技术条件也为这一实践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所谓"后政党政治"不是否定政治组织的作用，而是强调其开放性、待形成性和非官僚政治的特点。群众路线和群众政治是政治活力的源泉，也是抵御右翼民粹主义的基石。

要创造的是新的普遍性

我们今天的社会分层研究可以很快分析出某些阶层的利益所在，却分析不出普遍利益何在。这是实证主义的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未来的政治是否会向积极方向发展，关键在于能否从社会变化内部找到那些代表未来的潜在力量。这个潜在的力量是普遍的。潜在是未来的当下形式。讨论"重建代表性"也就是挖掘这个被压抑的潜在的普遍性，这一讨论本身也是为了未来的斗争。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只有在它能够创造出普遍性时，即它可以代表普遍利益的时候，才具有代表性。因此，重建代表性的过程也是创造普遍性的过程。我对现在高谈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感兴趣，而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更感兴趣。我们还能否像二十世纪那样，通过文化的范畴，研究今天社会构造正在发生的变迁，分析其可能展开的方向，重新界定政治范畴，并从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态势内部发掘出可以代表未来的普遍性呢 这是一个必须提出的问题，也是一个无法逃避的挑战。

二十世纪是一个预言，一个旋即陷入危机的预言。但是，这个预言很可能也是一种被压抑的可能性。重提二十世纪的文化与政治遗产，不是简单地回到那些如今已经过时的实践，而是发掘其蕴含着普遍性或未来的潜力。这种被压抑的潜力以一种未来的形式提示我们，回到十九世纪的旧政治并不是我们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