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许许多多的预言--1989年之后，不断地出现中国崩溃论，但中国没有崩溃，而是这些崩溃论崩溃了。人们因此开始总结为什么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发展了 在改革过程中，反复出现肯定改革与否定改革的讨论，这些讨论也时时涉及如何估价社会主义时期与改革时期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无论如何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困境，中国的经验都是建立在这两个传统的地基之上的。与此同时，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长期积累的矛盾，也提示中国不能也不应简单地回复到过去的发展模式之中--无论是传统的计划模式，还是以GDP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主义模式。我们需要换一个方式来总结中国60年来的经验。

独立的主权性格及其政治内涵

在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中，许多学者强调中国发展的稳定性，认为没有出现重大危机。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改革开放30年期间，中国最大的危机是1989年的危机，中国度过了这场大的危机，但其后果至今在不同领域都可以找到印迹。这场危机同样是国际危机的一部分，不过那时的危机主要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政治危机。中国的危机可以视为苏东危机的前奏。像中国一样，这些国家也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中国没有像它们一样倒掉 究竟是哪些要素维持了中国的稳定性并提供了高速增长的条件 在经历了30年改革之后，这些条件本身发生了哪些变异 要讲中国道路或中国的独特性等等，这是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苏东体系的瓦解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原因，比如官僚体系与民众的对立、冷战政治中的专断政治，以及短缺经济带来的民众生活的困苦等等。与之相比，中国体制的自我更新意识要强得多，经历了文革时代的冲击，党和国家的中高级官员被毛泽东遣送至基层社会工作和生活，当他们在1970年代晚期回到权力位置时，国家对于基层社会的需求有了较强的回应能力，这些方面与苏东国家很不相同。但我在这里并不打算详细讨论这些问题及其来龙去脉，而只集中于中国体制区别于苏东体系的第一个特征，即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发展的道路，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的主权地位。

东德前共产党的最后一位总书记克伦茨在他的回忆录中，解释1989年后整个国家垮掉的原因，他提到了很多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苏联的转变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个苏东集团的内部变化。在冷战时代，西方的政治家经常用"勃列日涅夫定律"这个概念嘲笑东欧国家的 "不完全性主权"状态。在《华沙条约》体系中，东欧国家没有完全的主权，受制于苏联的支配，苏联一旦出现问题，整个苏东体系都跟着垮掉了。二战之后，民族国家的主权体系得以确立，但事实上在世界的范围内，真正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非常少，不仅是苏东国家，即便是西欧结盟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亚洲，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在冷战的构造里，它们的主权受制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同样是不完全性主权国家。在冷战的构造里，两个阵营都是结盟性国家体系，每一阵营中的霸权国家发生变化或政策转变，其他国家都会深受影响。

伴随着中国内战的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在建国初期，中国处于冷战两极构造中社会主义体系的一方，1950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更是让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兵戎相见。在这个时期，尤其是"一五"时期，中国的工业发展、战后恢复和国际地位得到了苏联的巨大帮助，也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与苏联的某种程度的依附关系之中。但是，正如中国革命过程本身有其独特道路一样，中国在建设时期也在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积极支持不结盟运动，随后又与苏共展开公开论战，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逐渐摆脱了有些学者所说的与苏联的"宗主关系"，确立了自己在社会主义体系、进而整个世界中的独立地位。尽管台湾海峡仍然被分隔，但中国国家的政治性格是主权性的和高度独立自主的，在这一政治性格主导下形成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也是高度独立自主的。没有这一自主性前提，很难想象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也很难设想中国在1989年后的命运。在改革开放进程开始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改革的前提。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自主性的改革，一个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改革，这与东欧和中亚的各式各样的、背景复杂的"颜色革命"截然不同。中国的发展不但与拉丁美洲的依附经济有别，即便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相比，恐怕也不能简约为东亚模式（尽管在国家角色、政府产业政策和某些发展策略方面有相似性和互动性）--从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前提是自主的，而上述各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概括为依附性发展（与拉美不同的是，这一冷战时代的依附关系恰恰成为发展的政治前提）。

这个相对来说独立而完备的主权性格通过政党的实践来完成，这是20世纪政治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无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曾经犯过多少错误，它当年的反帝和后来跟苏联的辩论，是完成中国主权性的最基本要素，在这些问题上，不能仅仅局限于个别细节加以判断。通过与苏共的公开辩论，中国首先摆脱了两党之间的宗主关系，继而才摆脱了国家间的宗主关系，形成了新的独立性的模式。换句话说，这一主权根源是政治性的，是从政党关系和政治进程中发展出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独立性在国家、经济等领域的显现。我们很难从规范性的主权概念出发来理解独立自主的含义。在殖民主义历史中，规范性的主权概念与独立自主很可能没有关系，比如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在国际法的意义上必须是一个主权的国家，但这个主权与独立自主毫无关系。事实上，冷战时代的两极化构造的逐渐瓦解与中国对这一两极构造的持续批判和斗争有关；没有中国的介入，美苏发生直接对抗的可能性也要大很多。

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对改革的尝试，都曾出现各种偏差、问题甚至悲剧性的结果，但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的政府与政党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策。这些调整不是受制于外来的指点，而主要是根据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的自我调整。作为一种政党的路线纠错机制，理论辩论，尤其是公开的理论辩论，在政党和国家的自我调整、自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共产党内缺乏一种民主机制，路线斗争常常也会转化为无情打击的权力斗争，但这些因素不应掩盖路线辩论和理论辩论在其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需要重新思考改革以来的一些习惯性说法，比如，就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现成的政策而言，"摸着石头过河"这一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其实没有现成模式是整个中国革命的特点，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说过类似的话。没有模式的时候靠什么 靠的是理论辩论、政治斗争、社会实践。所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但这一对实践的总结本身是理论性的，实践不可能没有前提和方向。如果没有基本的价值取向，"摸着石头过河"就不知道摸到哪儿去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引用当年列宁说的一段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也在某些关键时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某一件事情（任何一件事情都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者政策的时候，如何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政策，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当政治、文化、上层建筑等等阻碍着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政治和文化就是核心所在，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

理论辩论在中国的革命和改革过程中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改革的理论源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就是从有关商品、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和资产阶级法权等等理论讨论中产生出来的，也是从社会主义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产生于1950年代，孙冶方和顾准发表了有关价值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论文，其大背景是中苏分裂和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这个问题在1970年代中期再度成为党内辩论的中心课题。没有这样的理论辩论，也很难设想此后中国的改革会沿着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发展。到今天，有关发展道路的辩论，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完全局限于政党内部，但理论辩论对于政策路线的调整意义仍然重大。如果没有体制内外发生的对单纯注重GDP增长的发展主义的批评和抵抗，对新的科学发展模式的探索就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1990年代，随着中国政治结构的变化，中国知识界的辩论部分地替代了以往党内路线辩论的功能，1990年代末以来对三农问题的关注，2003年后对医疗改革的反思，2005年对国企改革和劳动权利的关注，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理论宣传和社会运动等等，都对国家政策的调整产生了影响。理论辩论在引导方向的问题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现在常讲民主是一个纠错机制，其实理论辩论与路线辩论也是一个纠错机制，是政党的纠错机制。由于缺乏一种党内的民主机制，在20世纪的历史上，党内路线辩论时时出现暴力和专断的特征，对此进行深入和长期的反思是必要的，但对党内斗争的暴力化的批判不能等同于对理论辩论和路线辩论的否定，事实上后者正是摆脱独断、自我纠错的途径和机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口号提出了实践的绝对重要性，但这一命题本身是理论性的，我们只有在理论辩论的意义上才能了解这一口号的意义。

农民的能动性

无论是在早期的革命和战争中，还是在社会建设和改革时代，农民阶级作出的牺牲和贡献都是巨大的，表现出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也最让人印象深刻。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相比，在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动员和乡村社会组织的改变可谓天翻地覆、前所未见。伴随着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整个乡村秩序被根本性地重组了。这一持久而激烈的乡村变革产生出三个重要的结果：第一，农民阶级获得强烈的政治意识；即便是东欧国家，甚至苏联，也罕见如此长久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没有这一背景，也就不可能有以土地关系的变更为中心的、持久的农民动员。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或后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平等的价值在中国人民心中扎根的程度要高得多、深得多。

其次，要想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动与农民运动的关系，也必须理解中国革命政党的角色。中国共产党的初创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物，但不同的是，这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农民，并通过农民运动创造新政治、新社会。经历了30年的武装革命和社会斗争，这个政党最终成为扎根于最基层的社会运动，它的草根性及其组织动员能力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有很大的区别。现在的媒体和观察家过多地将中国革命的成败归于个别领导人物，而对这个进程本身讨论得不充分；又因为对中国革命中暴力的反思而忽略，甚至否定在这一进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主体性。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主观能动性、领袖人物的主观意志不可能不居于重要地位，但单凭这一点是无法解释历史的。

第三，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新的土地关系为改革提供了前提。很难设想，在没有经过如此深刻的社会转变的条件下，传统的农民及其村社组织能够表现出如此强烈的能动精神。这一点只要参照亚洲（尤其是南亚）或拉丁美洲其他农业社会和市场条件下农民的状态，就可以有一个清晰的印象--这些社会至今未经如此剧烈的土地改革，农民仍然大量依附于地主或庄园经济，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强烈的自主意识。土地改革的进程是与乡村教育的普及、识字率的提高、自我组织能力和技术能力的提升密切相关的。在市场改革条件下，这些早期的遗产也转化为较为成熟的劳动力市场的前提条件。

在新自由主义潮流中，中国社会较之其他社会对于平等的诉求和对腐败的不容忍更加强烈，也因此从基层产生了强烈的制衡作用。这一点与90年代初期有些国家的迅速寡头化有所不同，其原因不仅可以从国家和政党的角度加以解释，也应该从社会力量的角度加以说明。20世纪末，围绕三农问题和农民工问题，如何解决市场条件下的城乡关系，如何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再度成为当代中国的关键议题。由于乡村经济高度地依附于城市经济和城市化进程，农民大规模地流动并转化为新的城市工人阶级，立足于乡村土地关系的农民正在转化为沿海和城市工商业的廉价劳动力，这一进程与当代乡村危机有着深刻联系。

国家的角色

理解改革时期的中国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如何理解中国的国家性质及其演变。就像许多历史学家所显示的那样，东亚地区有着丰富而悠久的国家传统和国家间关系，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在他的新书《亚当·斯密在北京》中断言："与民族国家和国家间体系相比，国家市场并非西方的发明。......整个18世纪最大的国家市场不在欧洲而在中国。"他还进一步地分析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因，尤其是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资的主要吸引力并非其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主要吸引力是这些劳动力在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上的高素质，再加上他们在中国国内生产性流动的工序环境迅速扩大。"（中文版第323-324, 354页）按照他的解释，斯密并非自发市场秩序的倡导者，而是一个对国家规管下的市场有着清晰洞悉的思想家。大致也沿着这一思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姚洋在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时，将中性政府或中性国家作为中国改革获得成功的前提。

改革中的国家资源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对阿瑞吉和姚洋的讨论有两点补充性说明。就阿瑞吉的观点而言，他对中国和亚洲国家市场的叙述建立在长远的传统之上，但是，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及其对社会关系的重组，就很难设想传统的"国家市场"会自动地向新型的国家市场转变。晚清时期通过国家力量构筑军事和商业体系的努力，辛亥革命后持续不断的土地革命，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国家市场的新型内外关系。列宁在评论孙文的《建国大纲》时就曾指出过这一点，即土地革命和新的、带有社会主义取向或民生主义取向的国家方案为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在讨论现代中国的国家性格时，不可能脱离中国革命所导致的土地关系和农民身份的改变这一前提。例如，人们批评人民公社的试验，但很少讨论这一试验也是现代中国持续的土地关系变更的结果，一方面，以家族─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终结了，另一方面，家庭、家族和地缘关系又以另一种方式被组织到新的社会关系之中。农村改革是对公社制度的改革，同时也建立在由这一试验所改变了的社会关系的地基之上。初期的农村改革是在国家推动下，以多种经营和调整农产品价格为中心发展的一场改革运动，这个改革运动实际上继承了许多要素，从乡镇工业到乡镇企业的发展，都是在一个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下展开的。

就姚洋的观点而言，所谓中性化的政府产生于现代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其政治前提并不是中性化或中立化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致力于缔造一个代表大多数和绝大多数人民的普遍利益的国家，国家或政府与特殊利益的纽带的断裂是以此为前提的。从理论上说，这一社会主义的国家实践也产生于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修正，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等文献就是这一新的国家理论的基础。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以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宗旨，在市场条件下，它反而比其他国家形式更加脱离利益集团的关系。我们只能在这个意义上将它说成是一个中性化的国家。这是初期改革成功的关键，也是改革的合法性所在，没有这一前提，不同社会阶层就难以相信国家推动的改革代表着这些阶层自身的利益。然而，中性化这一术语也遮盖了"中性化"的内涵，即国家代表的利益的普遍性是建立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地基之上的，至少就初期而言，改革的正当性恰恰来源于社会主义国家所代表的利益的普遍性。

我们很难从一个单一的规定性出发界定中国的国家性质，在它的内部存在着不同的传统。在改革进程中，人们常常会用改革与反改革、进步与保守来描述这些传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从动态的历史角度看，它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制衡和矛盾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看到过两种或多种力量之间的相互消长，以及对"极左"或"极右"的克服；当市场化改革成为主潮之际，若没有国家内部、政党内部和整个社会领域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制衡，国家就会迅速地向利益集团靠拢。80年代中期一度有过私有化的主张，但在体制内外均遭到强烈抵制，结果是先形成市场机制的观点占了上风。这是中国没有采取俄国休克疗法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时期积累的社会性资源，在这个时候通过这一关系转化为对社会政策的制约。即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很难将这些批评性力量界定为反对改革。其实，在1990年代爆发的思想争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现象：对发展主义的批评最终促成了科学发展或另类发展的观念。中国社会对腐败的普遍厌倦和抵制也是推动制度改革的动力之一。国家的中立性是由上述并非中立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促成的。

中国改革中值得总结的经验很多，比如人才战略、教育改革和其他经济政策的实施等等，但我认为上述这几个方面最为根本，也因此常常被忽略。这几点也是中国20世纪最为独特的经验的一部分。

主权结构的变异

在全球化、区域化和市场化的新条件下，上述各项条件也面临着重要的挑战--社会关系、经济活动和政治主体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异。如果不能把握新的历史条件及其变动方向，就难以形成新的、有效的机制和政策。要理解这些变化，需要对当代世界的一些新趋势加以总结。

首先，在全球化的趋势中，传统的主权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异。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上，第一是资本的跨国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跨国生产、消费和流动，大规模移民及由贸易和投资而形成的市场依赖性，以及各种风险的全球化。第二是为了管理和应对这一资本的跨国运动及控制风险而形成的新的国际调控机制，如WTO、欧盟和其他国际性的或区域性的组织。前者更像是一种无政府力量，而后者则是对这一无政府力量加以协调或控制的机制，这两种力量同时起作用。

伴随这些重要变化，国家主权的形态也势必发生变化：就前一个方面而言，主要自19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逐渐地成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形态，生产的跨国化造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完全不同以往的劳动力和资源配置，以及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新关系；随着金融体制的逐渐开放，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所谓"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也许有些夸张，但就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向某种程度的依附性经济的转变而言，这一概念也有很强的寓意。

就后一个方面而言，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条约和协定，积极参与不同的区域组织，传统意义上的主权概念已经难以描述中国的主权结构。眼下的金融危机显示：危机本身恰好源于社会自主性的动摇，即任何一个地方的危机都可能成为我们自身的危机；而克服危机的方式又不可能单纯地通过重申旧式的主权来达致（例如，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遭遇的反倾销、反补贴及特保问题无法通过国家主权单独地加以解决，而必须通过国际仲裁加以解决；高额外汇储备的风险也无法通过传统主权加以保护，同样需要某种国际性的规约和保护；流行疾病及其防控现在也是一项国际性的事务）。国际合作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在开放性的国际网络中，如何形成自主性的新形式，是一个需要参照历史但又必须重新探索的新课题。

其次，不仅在全球关系领域内，而且在国内关系中，国家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简单地用"极权主义国家"这样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国家角色，常常混同了国家角色中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中国的改革没有像俄国那样经历"休克疗法"，国家在调节经济方面的能力是比较强大的。中国的金融体制显示出相对的稳定性，是因为中国没有完全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中国的土地没有私有化（但能够相对自由地流转以适应市场条件的需求），不但为中国农村社会的低成本保障体制提供了基础，而且也为国家利用土地资源组织开发并进行土地分红提供了可能性；中国的国有企业所提供的大量税收也为危机条件下政府的调节能力提供了基础。这些方面均与国家能力及其意愿有关。中国的国家应该负起该负的责任，比如积极解决乡村危机、重建社会保障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扩大对教育的投资并推进教育体制的改革，在这方面，中国政府需要从发展型政府向社会服务型政府转化，而这一转化也会促使中国经济从过度依赖出口向内需导向转变。

这些积极的社会政策能否实施并不仅仅取决于单纯的国家意志。经过30年的改革，作为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者，国家机器深深地嵌入市场的活动，就各个局部而言，用中性化国家的概念来描述今天的国家并不恰当。国家不是孤立的，而是镶嵌在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今天的腐败问题，不仅涉及官员个人的贪腐，而且也涉及社会政策、经济政策与特殊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例如，高碳工业和能源项目的开发，常常为个别利益集团所牵制、甚至主导。对这些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中的影响形成遏制的，主要是公共讨论、社会保护运动，以及来自国家和政党内部的不同传统。例如，在1990年代末期，三农问题的大讨论促进了国家农村政策的调整；2003年"非典"危机引发的有关医疗保障制度的大争论促成了医疗改革的方向性变化；2005年展开的国企改制的辩论及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导致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国家内部要求惩治腐败、严肃党纪的呼吁为中国的反腐败运动提供了内发的动力......但是，国际和国内的利益关系也以空前的能量渗透到国家机制之中，甚至法律制定过程之中，在这一条件下，如何让国家及其公共政策代表广泛的利益，而不是被少数利益集团所操控，已经成为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

政党国家化的悖论

有关国家的讨论直接地联系着民主机制的形成问题。讨论中国的国家问题必须面对一个基本的悖论，即一方面，较之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中国的政府能力得到了广泛承认，从汶川"5·12"大地震后的救灾动员，到金融风暴后迅速推出的救市计划，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到各地方政府在组织发展和克服危机方面的效能，都显示了中国国家能力的突出优势；但另一方面，即便各种民意测验显示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处于较高水平，官民矛盾在某些地区、某些时刻也极为尖锐，不同层级政府的施政能力和廉洁度也受到质疑。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这类矛盾经常被上升到合法性危机的高度加以讨论。反观其他一些国家，即便国家能力衰落，政府无所作为，经济低迷，社会政策无法落实，但并不存在体制性的政治危机。这一问题与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民主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80年代，民主问题似乎相当简明。经过20年来的民主化浪潮，一方面，民主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另一方面，简单照搬西方民主的做法在亚洲地区已不再具备1980～1990年代的那种吸引力。随着新兴民主的危机和"颜色革命"的褪色，1989年后在东欧、中亚和其他一些地区发生的民主化浪潮正在衰落；与此同时，在西方社会和第三世界的民主国家（如印度），民主的空洞化正在形成普遍的民主危机。民主危机是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条件密切相关的：一、战后政治民主的主要形式是多党或两党的议会体制，但在市场条件下，政党日渐失去早期民主的那种代表性，为了获得选票，政党的政治价值日益模糊，使得代议制民主名存实亡；二、民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化条件下也面临挑战：由于经济关系日渐越过传统的国民经济范畴，与此相关的活动很难在一国国内达成妥协，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安排必须与国际体制相适应；三、伴随着政党的利益集团化、甚至寡头化，形式民主日益成为与基层社会脱节的政治结构，底层社会的利益诉求无法在政治领域中获得表达，从而迫使下层社会采取无政府的自卫行动（如印度"毛主义"的崛起），不要说形式民主，甚至是国家本身，在许多地区也是空洞化的；四、由于选举过程依赖于大量的金钱和财力，在不同的民主国家，存在着合法的和非法的两种形式的选举腐败，从而也破坏了选举的公信力。

这并不是说民主价值已经衰落。问题是：到底需要怎样的民主及其形式 如何使得民主不只是空洞的形式，而具备实质的内涵 

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发生着重要的变迁，其中之一，是政党角色的变化。在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党政分开。1990年代之后，党政分开已经不是一个流行的口号，在具体实践和制度安排上，党政合一成为更为常见的现象。我把这一现象概括为政党的国家化潮流。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趋势，值得深入分析。按照传统的政治理论，政党代表众意，通过议会斗争和辩论，即通过程序民主，形成国家公意，所谓主权即公意的表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体制也是以各政党的代表性为基础的。但是，在市场社会条件下，国家机器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国家不同分支与特定利益的关系相互纠缠，改革初期的"中性化国家"正在发生转变。由于政党相对远离经济活动，反而能够相对自主地和"中性地"表达社会的意志，例如，反腐败就主要依赖政党机制的有效实施。1990年代以降，国家意志主要是通过政党的目标呈现的，从"三个代表"到"和谐社会"及"科学发展观"，都是如此--这些口号不再直接表达政党的特殊代表性，而是直接诉诸全民性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政党成为主权的内核。

但是，政党的国家化也意味着双重挑战。首先，如果政党与国家的分界完全消失，有什么力量和机制能够保障政党不会像国家一样陷入市场社会的利益关系之中 其次，传统政党的普遍代表性（及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中立性）是通过其鲜明的政治价值来完成的，政党国家化则意味着政党的政治价值的弱化和转变。如果"中性国家"的达成与政党的政治价值有着密切关系，那么，在新的条件下，中国始终能够保持其普遍代表性的机制究竟是什么 政党究竟能够依靠什么力量才能获得自我更新 如何让普通人民的声音在公共领域中获得表达 如何通过真正的言论自由、协商机制和官民互动不断对国家和政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进行调整 如何广泛地吸纳国内和国际的力量以形成最为广泛的民主 这是讨论政党自我更新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考虑中国的政治变革问题上，我们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以构思中国的民主道路。具体而言，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考虑：第一，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漫长的和最为深刻的革命，中国社会对于公正和社会平等的要求极为强烈，这一历史的和政治的传统应该如何转化为当代条件下的民主诉求 即什么是新时代的群众路线或大众民主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庞大的、经历了巨大转变的政党，它日益与国家机器混合在一起，如何使得这一政党体制更加民主，如何在政党角色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保证国家能够代表普遍利益 第三，如何在社会的地基之上形成新的政治形式，使得大众社会获得政治的能量，以克服由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化而造成的"去政治化"状态 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工人、农民和普通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参与没有足够的空间和保障。中国怎么样让社会的声音和诉求在国家政策层面得到表达，以节制资本的垄断能量和诉求，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资本的自由还是社会的自由，两者有着重大的区别。这些都是具体的问题，但也孕育着重要的理论命题，即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条件下，什么才是人民中国的政治变革的方向 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形成中国社会的自主性 在普遍的民主危机条件下，这一探索的全球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金融危机与90年代的终结

我们以中国这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为例，观察中国面临的挑战。关于金融危机，中国的专家和一般社会都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争论是，到底是金融危机还是经济危机 这两者本来是相互纠缠的，但在理论上作出区分还是重要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部分媒体将分析的重心集中于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投机，但也有另一些政治经济学家，如Robert Brenner，则指出这次危机不仅仅是一般的金融危机，不仅仅是金融衍生品的问题，其根源是由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值得研究。如果只是金融衍生品的问题，就是过度投机和缺乏有效监管引起的问题。如果是经济危机，就说明资本主义有其结构性的危机，不只是少数人投机，而且是生产方式的问题造成了危机。其实，两者是相互关联的。金融危机不可能不与整个生产方式有关系。中国的情况与美国有所不同，危机主要集中在实体经济方面，由于经济结构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而国内消费又严重不足，虽然国家的刺激计划及税收减免维持了经济增长，但如果不能改变经济结构，通过促进社会保障和社会平等以促进内需，就有可能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即便在金融领域，两个方面的问题也是纠缠在一起的，比如中国的高额外汇储备和所购买的美国国债的安全性问题备受关注，这一问题的形成，除了与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及美元霸权有关，又产生于国际炒家由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而进行的金融投机。实体经济危机是跟金融危机连在一起的，不可能截然区分。

另外一个争论是，目前的危机到底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 现在看来，这两者的情况也是相互纠缠的。所谓周期性的危机，意味着经济可以自我恢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如果是结构性的话，则意味着不太可能恢复到过去的结构，会有结构性的变化。从目前来看，经济状况会恢复好转，因此危机有周期性的特点，但未必能够回到原有的结构。例如，金融体系是否还会恢复到新自由主义高潮时期的模式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欧美的金融机构经历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各国政府都大力干预经济和金融，即便政府开始调整其刺激计划，并从银行系统退出，金融体系也不太可能完全回到原有模式。

再比如，由于环境危机、能源问题及在上一个发展进程中被破坏了的社会关系需要重新修复，掠夺性的开发方式所支撑的高速经济增长很难持续，大规模提高普通工人的社会待遇、逐渐改善生态环境的进程已经不可逆。最近美国提出大气变暖和节能减排的问题，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国内有人提出其中包含的新帝国主义的问题。利用环境问题对第三世界施压，逃避发达国家的责任，是的确存在的现象。但不能否认气候变化带来的普遍影响。大气变暖的问题很严重，而且速度很快，冰川融化，湿地消失，一些地区的沙漠化，江河湖泊的严重污染，水资源的匮乏，这些问题意味着原有的生活方式无法持续。长期做这方面调查研究工作的文佳筠在她的文章中以太阳能热水器和农村沼气池的运用为例，说明中国在节能环保方面其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与此相应，过去一段时期，清洁煤电技术渐居领先地位，风能发电等也发展迅速（但也有人批评说，后一发展也存在盲目上马的现象）。但问题是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仍然深刻地影响中国的发展模式，以更为迅速的态势造成环境压力。

从上述角度说，出口导向型经济必然会发生变化。第一，为了规避长期的经济风险，拉动内需以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状态，势必导致经济结构的变化；第二，在全球市场条件下，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也是适应新的全球经济结构，改变过度剥夺国内劳动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必要选择；第三，随着美国经济地位的逐渐衰落，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全球经济关系势必发生重要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势必投射到国内经济关系之中，比如美元地位的变化，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地位的增强，以及其他区域性贸易的重要性的增强等等，都意味着经济结构会有所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不是一般的周期性变化，也是全球性的和结构性的变化。现在中国经济已有触底回升的迹象，但如果没有结构性的调整，会迅速遇到新的结构性危机，尤其是新的产能过剩导致的金融体系不稳定和其他社会问题。即便是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重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制、提升环境工程的水平、促进经济结构的升级、重建城乡的有机互动和平等关系、加大教育投资、修补并发展为盲目的发展主义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将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期问题，而是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大规模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社会体制和社会思潮均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经济危机除了导致新的社会政策的出现，战争、革命、社会运动也往往是其副产品。旧式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模式--如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及阶级斗争--似乎发生了转型，虽然有局部性的战争，但不是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局部的战争没有引发20世纪的那些暴风骤雨般的革命，而是新型的抵抗类型。在中国，围绕国企改制发生的冲突已经绵延多年，由于长期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一些利益集团和基层政府强行推行私有化计划，导致最近一个时期社会斗争中的暴力现象；由于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及贫富差别而产生的民族矛盾也有尖锐化的迹象，无目标的社会报复取代了早期社会运动的模式。从政治的角度看，经济危机与政治变迁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比如美国，奥巴马当选总统，推动医疗保险计划，无论成功与否，至少透露了某种程度向左转的态势，但其最终后果并不乐观。欧洲在政治上是右转的，萨科齐、默克尔、贝卢斯科尼的当选就是明显的例子，英国工党风雨飘摇，而且也说不上左或不左。最近朝鲜和伊朗发生的事态则是地缘政治的延续。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分析重大的变迁 最重要的不是换上了哪个领导人，即便是换上了某个看似进步的领导人，在国际领域，他们会扮演什么角色也是颇难定论的。

经济危机所导致的一个最正面的变迁，是新自由主义的绝对支配地位的衰落。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在1980年代越来越强化，到1990年代达到高峰，但在科索沃战争、"9·11"事件之后，新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遇到很大挑战，到这次危机，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广受质疑。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中心的一套论说，在广大的社会中不再获得绝对的信任。这并不是说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会很快衰落，也不是说它的后果会很快消失，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后果将在很长时期内伴随着我们，但它的霸权地位被彻底地动摇了，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上升为清晰的社会意识和政治价值。围绕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的争论仍然会持续，但这是在其衰落过程中的争论。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表现在地缘关系方面。地缘关系和全球权力关系的转变是长期的过程，但经济危机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从资本主义历史来看，以往每一次重大的危机，都伴随着权力关系的变化。例如，美国的霸权地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渐确立的，苏联的霸权地位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冷战就是两霸支配的结构。伴随着这些新霸权的确立，旧的霸权体系不可挽回地衰落了。今天不再是简单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需要分析新的地缘政治关系与权力关系的转变。比如，在金融危机中，美元的霸权地位没有被彻底动摇，但受到削弱，其地位的下降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希拉里访问中国时，温家宝直率地表达了对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感到"忧虑"。中国领导人的忧虑是真实的，它的前提是依附性经济关系的形成；但从外部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如此直率地向美国领导人表述他们对于霸权性货币的忧虑，这在十年前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国对美元的信心动摇，改变依附性经济模式的努力获得成功，势必对美国的霸权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危机之前，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正在朝向新自由主义方向变化，但在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银行变成世界上市值最高的银行，中国的银行系统也是相对稳定的银行系统。也就是说，以美欧为绝对中心的经济─金融体制正在遭遇挑战。中国经济到底存不存在某种模式，现在争议很大，但讨论模式的意义，是对旧的模式、旧的霸权的怀疑，这也是为什么在其他地区，人们对中国模式的热衷常常超出了中国人自身。

过去几百年，全球权力中心发生了几次转移，但每次都在西方内部。这次不一样，欧美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亚洲的地位特别是中国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美国在长时间内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霸权，但不再是绝对的霸权，而且也必将是逐渐衰落的霸权。长远来说，这一变化的世界性影响会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变化不止发生在中国，前段时间的金砖四国会议和上海六国会议密集地召开，并且提出了它们对全球性问题的看法。关于金砖四国的讨论，争议和分歧很大，但这一概念挑战旧的世界秩序却是显然的。中国对外贸易用本币结算的比重越来越大，这种双边结算模式的意义不仅限于双边，而且是全球性的，意味着对既有霸权的挑战。

伴随经济增长的重心部分向太平洋地区或者东亚的主要经济体转移，世界性的权力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即便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放缓，但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最快的。这一增长速度对于世界经济而言，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尽管单纯的经济增长对于中国的结构调整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是孤立的现象，相较于其他地区，整个东亚地区都是快速增长的区域，而且这个区域的经济融合也是迅速的。中国的兴起并不等于中国会取代美国的地位，但是中国和这一区域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上升将改变传统的三个世界的格局，为世界的多极化的形成作出贡献。这次金融危机是标志性的事件，它不是一般性调整，而是大的结构性变迁的一个环节。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有的世界性的霸权构造，不仅是纯粹的经济霸权和经济结构，而且是一套政治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目前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开始，文化和政治的变化，则需要更多的创造性的工作。新的模型和社会关系的产生不是自然的结果，需要人来塑造。如果这次危机带来的结构性转变只是地缘关系的转变，那就不过是霸权关系的转移而已。今天需要讨论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要什么样的国际地位 中国要什么样的社会关系 要什么样的政治文化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思考经济危机与新政治的关系、新文化的关系。就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并促成了新的政治的发生一样，今天，我们也要问金融危机与政治的关系。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也在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市场。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存在在西方引起了许多议论和不安，那么，中国能否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但找到一条另类的发展道路，而且也不重复西方在其他地区做过的方式 这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中国曾经有过国际主义的传统，也十分关注第三世界的命运，中国在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声誉，至今仍然受惠于那个传统。这些传统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条件下还有可能产生作用吗 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是具有扩张性的，它对能源及其他资源的需求，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一国范围内，都具有扩张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国际主义的传统需要被重新提出来--不是那种输出革命式的国际主义，而是真诚关心和尊重第三世界国家的生存、发展和社会权利，在全球范围内探索一条平等、民主和共同发展的道路。放弃对霸权性世界构造的分析，不可能对中国在全球的定位作出深刻的、准确的分析。

国际地位的问题与国内关系的转变是相关的。中国要发展怎样的商业、政治文化 它与美国式霸权有何区别 它应该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市场在文化与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不能让市场逻辑变为宰制的逻辑。从经济体制来看，劳动者地位应该有显著的提升，生态和自然环境应该得到改善。重点在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变化，但这一点现在的讨论最少。目前的结构性危机也是旧的主导型的模式的危机，现在是创造新政治的时候了。

1990年代结束了，2008年是一个标志。这个后1989的过程在前几年已有走向尾声的迹象，事件的影响有其绵延的部分。但到2008年，这个过程可以说结束了，其标志在全球范围内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路线遭遇重大危机，而在中国，这一过程则是由一系列事件贯穿起来的：从"3·14"事件到汶川大地震，从北京奥运会到金融危机，中国社会对自身的全球位置有了不同的解释，中国的风险管理机制有了不同的表现形态。在西方社会，关于中国的崛起的讨论已经有了一段时期，但在危机中，人们突然意识到中国已经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仅次于美国的经济体，并以超出人们预期的速度，表达出与之相应的自信。这个变化是戏剧性的，有巧合的成分，但并不偶然。问题很可能是：中国社会对于自身在国际社会的这种新身份还不太适应，中国社会在市场化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和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也同样前所未有。作为一个命题，所谓"90年代的终结"的真正意义是对一种新的政治、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的探寻。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这是一部关于新工人的著作，也是一部为了新工人而写的著作。这部著作由大量的访谈和细心的分析构成，作者通过持久的、广泛的对话，将自己融入这个群体的命运之中，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心去摸索这个群体的劳作的身体及其痛苦、欢欣，记录这个群体的灵魂的轨迹。她在记下这些青年男女的语言时，几乎将自己彻底地隐去，力图用他们的语言呈现他们的命运。但在面对其他的力量时，她又分明在争辩：不应该称他们为农民工，也不能将他们等同于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人阶级，他们是新工人或新工人群体。她不是像许多学者那样，在"代表"打工者说话，她就是从他们的命运内部提出问题。即便当她表述自己的期待时，也像是这个群体的成员的自我反思。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是独特的。

与这种"贴近"的描写方法相关，作者对于习用的概念保持了高度的敏感。她有时为一个不经意使用的概念起而辩论，仿佛不是她的研究对象，而是她自己的身份，因误读而受到了伤害。这种反应方式不但没有削弱她的分析，反而增强了她的理论敏感。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这部著作在两组概念上的选择：拒绝使用"农民工"的概念，转而使用"打工者"和"新工人"的概念，没有使用"工人阶级"概念，而是使用"新工人群体"这个概念。事实上，这两组概念的使用形成了作者观察打工者群体的基本路径或方法论。那么，如果他们就是人们习惯称呼的农民工，为什么称他们为新工人 如果他们构成了一个稳定的、立足于特定生产体系的社会群体，为什么不称他们为工人阶级 一句话，谁是新工人 

新工人无论在行业、地域和待遇方面多么千差万别，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能够被描述的社会群体，即"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这个群体是国家主导的改革开放过程的产物，是后社会主义时期劳动商品化的新形势的产物，也是中国在将自己打造为世界工厂过程中所创制的新的政策、法律、伦理规范、城乡关系和社会模式的产物。这一群体大多出身于农村并与乡村保持着亲缘关系，就像作者描述的那样，他们在城市居住、工作和生活，却视农村为自己的"家"-那里不仅是他们的家乡，而且有他们的父母或者孩子。但作者拒绝了"农民工"这个易于被理解的概念，因为农村的家实际上是一个回不去的家的符号，城市才是他们的真正的归宿。在作者所属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墙上，悬挂着一幅《打工·三十年·流动的历史》图表，它清楚地说明了这个群体的历史形成：1978-1988,农民在受控的条件下进城打工，他们的名字是"盲流"，至1988年，人数为2千万；1989-2002,也许可以称之为"农民工"阶段，其人数达到1.2亿 ；在这个时期，政府对人口的流动不再限制，但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性政策（暂住身份、遣送风险等）是常规性的；2002至今的阶段，作者称之为"打工者成为新工人新市民"阶段，人数规模至少在2.4亿以上。在这个时期，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劳动合同法得以实施。打工者在城市工作，盘桓于局促的居室，劳动的汗水换来的工资常常用于在"回不去的农村"盖房子。

作者拒绝了农民工这一称谓，这不仅是对城里人的偏见的反驳，也是对于政府、学者和打工者自己关于最终会回到农村的幻觉的否定。作者指出：与7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第一代打工者不同，80年代以后出身的第二代打工者大多没有以务农为生的历史，90年代出生的第三代打工者中的很多人没有种过地，他们在城市出生和长大。打工者工作、居住、生活在城市，他们的后代也将城市视为最终的归宿，但他们心里的或者说符号性的"家"却在乡村-这是衰败中的、无法支撑其生存的、不能为其子女提供未来的"家"。这种介于城市边缘和乡村边缘的状态使他们"迷失于城乡之间"，但从生产、劳动和生存的基本现实看，他们不是农民工，而是新工人，理应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因此，用打工者概念替代农民工概念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基于对这一庞大社会群体的准确描述。当然，这一描述仍然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即土地制度的因素。由于土地集体所有，只要户籍在农村，在外的打工者至少在理论上就拥有一定的土地（但实际上很多地方未再进行土地调整，新生代并不拥有土地），从而可以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或经济危机时代重返乡村。但这一前景伴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和可能的变迁而日益不确定。这也正是有关土地制度辩论的重要环节。

作者关于农民工和新工人概念的辩证还涉及另一更具有理论含义的命题，即新工人是一个阶级吗 作者在书中没有展开有关阶级概念及其相关命题的理论讨论，但她的用语-新工人群体而不是新工人阶级-却显示了对于这一理论问题的敏感。新工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条件下由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所催生的"新兴的产业工人"群体。由于日渐地脱离乡村和土地，他们已经成为与生产资料（土地）相分离的雇佣劳动者。这是一个完全依托于生产或增值"资本"来维持生计，专靠出卖劳动而不是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取生活资料的群体，他们的祸福、存亡全部依赖于市场对于劳动的需求。就此而言，他们与经典的无产阶级没有什么不同。如果翻查有关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的研究著作，马上可以找到相关的界定，即"工人阶级是近代大工业的产物。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三种近代工业而产生和发展的"，而最初的产业工人"产生于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企业里。"^[1]仿造这个定义，我们可以说，新工人群体是中国将自己改革成为"世界工厂"的产物，是伴随跨国资本进入、中国国有工业转型和民间资本兴起这三种工业的和服务业的潮流而产生和发展的。如果说中国近代的产业工人绝大多数来源于破产的农民，那么当代中国的产业工人则来源于城乡差别日渐扩大时代的广袤乡村。因此，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群体，新工人可以定义为工人阶级。

但作者没有使用阶级概念来定义新工人，而更多地将他们描述为"新工人群体"。这究竟出于什么考虑 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中，阶级意识和阶级政治极为活跃，渗透在政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不同方面，展示出阶级概念的多面性-它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它是结构的，也是政治的。在改革时代，"世界工厂"的建构不仅召唤着资本，也同样召唤着作为商品的劳动。市场化和新工业化的另一种表达就是阶级关系的重构。但恰恰是在这个大规模重构阶级的过程中，阶级话语在中国或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消失了。除了少数案例，试图通过阶级意识召唤新的政治尝试的努力似乎并不成功。就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的状况而言，我同意李静君的如下判断，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验与前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承相结合，在中国劳工的部分片断中生产出强烈且高水平的阶级意识。转型研究'重返阶级'（bring class back in）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不仅适用于中国，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前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适用于工人阶级，也同样适用于资产阶级。"^[2]阶级的视野对于理解中国劳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而言，都是必要的。

但同样必要的是：在"重返阶级"的过程中，需要对阶级概念本身加以再分析。这一工作不是本书的主要任务，但作者在使用新工人概念时透露的两点信息值得加以理论总结。首先，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新工人逐渐地形成了某种朴素的主体意识，但无论其深度还是广度，均未构成清晰的阶级意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工人作为独立的人是单个的人，他们与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但是彼此不发生关系。他们的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开始的，但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他们一进入劳动，便并入资本。"^[3]并入资本的劳动者只是资本的一种形式，它并没有任何自我意识。因此，工人群体的客观存在并不等同于作为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工人阶级已经存在。用汤普森的话说，"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 。"它不是"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4]

反观20世纪，工人阶级的文化形成并非单纯地由工人们自身完成，而是一个丰富复杂的政治过程的产物。除了政党的介入之外，无数知识分子、艺术家、文化人、律师等介入工人的运动，共同为一种工人阶级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从政治的角度看，阶级的形成也与对立面的确立密切相关。新工人群体的文化状态与这一过程的终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上述意义上，这部著作不但从日常生活和制度安排等各个方面描述新工人的客观存在，还通过展现新工人的生活世界，探索在他们的感受、意识和判断中正在积聚的群体自觉。新工人渴望提高工资，拥有住房和劳保，家庭团圆，获得与城里人一样的平等待遇，并用炒老板鱿鱼的方式（用工荒）表达自己的抵抗。在本书第十四章"用工荒与新工人的形成"中，作者将"用工荒"描述为"企业、政府和打工者进行较力的一种表现"，"是弱者的武器，但是在运用这种武器的过程中打工者会加深作为工人群体的一种认识，这也是新工人群体形成的一个过程。"打工者的抵抗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打工短期化。作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打工者换工作的比例中，被老板开除只占少数，大多数打工者是因为工作条件差、劳动保护差、工作无聊和谋求更好的待遇或技术提升而离开的。还有一些工人出于对工作性质的道德判断（如一些造假制假的黑心工厂）而选择离开。这种灵活选择工作的方式当然有其客观条件（如更多的工作机会），也实际上带来了对自身的伤害（在提前离开的条件下，劳动合同法的保护条款形同虚设），但其中蕴含的抵抗却是推动劳资关系改变的动力之一。新工人的抵抗也在文化上产生了自己的成果，那些源自新工人的写作、音乐和其他形式（如打工者博物馆）正在为这一群体的形成提供文化支持。然而，在新工人群体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很难发现20世纪曾经出现过的那个活跃的政治进程。新工人群体的称谓本身似乎暗示了其形成的宏观条件与上个世纪的政治进程之间的重要区别。

新工人群体在政治领域的沉默状态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相较于近年来受到极大关注的"新穷人"群体，新工人群体的这种沉默更为令人深思。根据鲍曼的《工作 消费 新穷人》一书的解释，"新穷人"是"消费社会里的穷人"，或者说是那些为无力消费而苦恼、羞愧和自惭的人物。他们大多拥有较高的文化、教育或技术水平，生活方式与一般白领无异，却与新工人一样，处于城市的边缘。"新工人"与"新穷人"同样是资本主义经济从工业经济向金融资本、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过渡中的产物，他们共同构成了"穷人"这一概念的两面，前者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而后者则是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伴生物；前者在反复出现的用工荒、广本工人罢工、富士康工人自杀中显露自身的力量，而在阿拉伯的反抗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莫斯科街头和中国的网络媒体尤其是微博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后者的身影。"新穷人"的身份归属很不确定，政治诉求也更加多元，但其政治动员的能量却大大高于新工人；新工人在"世界工厂"的创造中贡献最大，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诉求和抵抗，但他们的自我意识难以像"新穷人"那样借助于媒体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但我们也可以想见：一旦新工人在政治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的政治图景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新工人在政治领域的缺位是中国政治体制危机的最深刻的症候，因为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宪法原则早已土崩瓦解。

新工人在政治领域的无声状态不仅是文化、教育及技术背景的落差造成的，也是一个重构阶级关系的政治过程造成的。工人阶级的转型不仅涉及物质、法律过程，而且还涉及道德和政治过程。从宏观的角度说，这些过程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有时是突进）中展开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作者使用"打工者群体"而不是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另一原因，即新工人与过去的国企工人的区别与对比。不仅在物质待遇、道德标志上，而且也在法律和政治上，打工者与老工人阶级有着截然不同的位置。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涉及工人群体的两个方面，即新工人群体的创制与老工人群体的转型。站在新工人的立场，作者认为"对比过去的国企工人而言，过去的国企工人有国家工人的编制，享受国企工人的各种待遇，而现在的打工者虽然在工作性质上是工人，但是却享受不到过去工人的待遇。"这一区分延续了有关城乡身份的思考，即新工人并不享有"过去的国企工人"的待遇-这里使用了"过去的"作为定语，因为现在的国企在招募工人方面与跨国企业或私人企业差别不大，即便新工人进入国企，他们也不同于老工人。但两者的区分并不只是停留在待遇方面，而在政治方面。老工人生活和工作的是单位，一个微型的小社会，而打工者的生存空间却是单纯的为资本增值而保持再生产的生产机构。在单位中，人并不仅仅与单一的资本发生关联，单位内部发生着人与人之间的持续的政治、文化、经济、亲缘的关系，也产生着劳动者参与的各种可能实践（单位制度的演变及其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关系需要另文讨论）；而在富士康这样的工厂中，人与人之间并不发生关系，他们每一个人只是单一地与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仅仅发生在生产场所之外。就今天的情境而言，我们在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的各级代表机构中，很少看到新工人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与资本连体因而也只能被资本所代表。资本与权力垄断着中国的基本政治机构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政治现象正是适应市场经济形成而产生的法律变革和政治变革的产物。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工人权利的问题现在主要的不是一个宪法和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法律权利的界定问题。

劳动的商品化不是资本主义市场发展的自然产物，脱离了与这一市场经济发育相适应的国家介入（包括法律制定、政策和政府行为），我们不可能理解雇佣劳工的形成。^[5]李静君特别强调新法律的制定与劳工状态的关系，她指出"除了服务于经济改革的需求之外（保护私有产权，契约、执照认可），这些法规还规定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权益，制度化社会冲突的调节，并不经意间扩展了参数内公民的法律权利。上世纪90年代颁布的《工会法》、《劳工法》以及《保护妇女权益法》都对工人阶级具有重大影响。此外，包括劳工争议仲裁、社会保险、最低生活水平、失业救济等在内的一系列覆盖工人各方面生活条件的管理规则和社会政策也得以颁布"^[6] "如今的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私有产业中私人资本（海外及国内）和农民工之间，同样存在于经理制改革后的国企经理和老工人之间。劳工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剧增，但不再是在企业层面上被基层党组织以个人命令的方式加以处理，而是借助一套外在、普遍的（法律）系统。尽管国家的执法能力还远不理想，但至少已经开始将阶级冲突引入一个新的、扩展的法规领域，为工人确立其权益并为之斗争提供了新的法律诉求的维度。"^[7]除了上面提及的几项法律之外，当代劳资冲突也围绕着《劳动合同法》和《物权法》的相关条款而展开。

法律维权对于新工人群体的意识有着重要的作用，但也将工人群体的斗争限制在法律的框架内。法律斗争是工人阶级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就新工人与老工人的区别而言，后者的社会地位更是一个政治过程的产物。在1949年以后，一种具有清晰的政治意识的工人阶级的存在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作者引证的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理解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时，需要同时理解有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即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与一种普遍的利益密切相关，它不是为少数人或工人阶级自身而设定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的待遇是与这一宪法权利-尤其是生成这一宪法权利的政治过程-密切相关的。不理解20世纪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文化的生成，也很难理解这一宪法原则的诞生。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阶级话语的消失、传统工人阶级的消亡和新打工群体的制造为这一宪法原则的空洞化提供了解释。法律维权通常集中于个人权利，围绕法律正义的斗争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才会转化为有关政治正义的斗争，例如2003年由孙志刚案件而引发的废除收容制度的斗争，以及为打工者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而展开斗争。换句话说，法律正义与政治正义存在着交叉点，但在多数情况下，法律正义只涉及个人权利，而不涉及有关一个社会及其形态是否正义的问题。

在这里，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用政治正义的命题替换法律正义，而在寻找法律正义与政治正义之间的衔接之道，探寻法律正义与宪法原则之间的关系。重提宪法问题实际上也是重提政治正义问题，它并不只是追问工人阶级是否真的是一个领导阶级，而在探寻是否存在着一个将工人阶级及其利益视为普遍利益或普遍利益的核心部分的政治进程。将工人阶级及其利益视为普遍利益，是为了重申劳动在当代生活中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正义的核心是劳动的解放，劳动者的平等和自由。因此，当法律进程规范了工人斗争的框架之时，我们还应该问：这一法律进程是否还同时有利于促进实现这一普遍利益的政治进程的展开 新工人群体并不具备20世纪工人阶级的那种强烈的政治意识，也从未产生过宪法所规定的那种国家领导阶级的愿望，但这并不是新工人群体本身的缺陷所致，因为这种意识和愿望并不是单纯地从工人生活和境遇中自发产生的，而是一个基于工人阶级生活的互动的政治过程的产物；离开了20世纪的政党政治、工人组织、民族运动、武装斗争、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建国运动，我们无法解释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当代条件下，上述政治进程的各项要素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不用说民族运动、武装斗争、工农联盟，即便是形式尚存的政党政治也不包含丝毫有助于上述政治过程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难在从自在到自为的目的论框架中讨论新工人群体的阶级意识，因为这种意识是一个广阔而复杂的历史进程的产物。

因此，不是新工人群体缺乏阶级意识，而是产生这种阶级意识的政治过程终止了、推动这种阶级意识形成的政治力量转型了。如果将早期工人阶级的历史形成与当代新工人群体的状态做一个对比，一个清晰的区别恰恰在于国家在调节、管理、规范、形塑劳资关系方面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9-20世纪 ，资本的运作始终依托于各种权力，尤其是殖民主义国家和官僚体制的权力，但其形态却带有深刻的无政府力量的特征，劳资矛盾清晰地表现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直接对抗。在当代条件下，从自由劳动力大军的形成（如通过户籍制度的松弛和城乡关系的改变将农民抛入城市），到招商引资政策的出台，从工人组织的形塑和限制，到金融体制的规范，国家扮演着资本与劳动的双重代理人角色。然而，资本与权力的日益紧密的联盟使得国家对劳动权利的"代理"日益空洞化，但其作为劳动的代理人角色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因此，从政治的层面说，新工人的政治状态意味着政治代表性的危机，即声称代表其利益的国家或政党（政党国家化条件下的政党）与劳工阶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断裂，从而劳资对抗也经常地呈现为劳动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在20世纪 ，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政党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工人的自我组织（工会）的形成也与政党动员密切相关。但是，伴随着政党从阶级性政党向"全面代表"的方向-亦即政党国家化的方向-转化，工人阶级不但失去了自己在政治领域的代言人，而且也几乎无法产生自己的政治代表。在政治沉默的状态下，新工人也像马克思所分析的法国农民一样，在政治的层面，"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给他们雨水和阳光。"^[8]于是我们看到了代表资本利益的政客偶尔也会在道德的名义下"代表"工人说话，要求资方将无法维系资本长期运转的超经济剥削转化为经济剥削。在这个"被代表"的状态中，新工人除了寻求生存状态的某种改善之外，甚至不清楚自己的对立面何在，或者，是否存在着自己的对立面，自己的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仿佛一切的不平都可以在这些道德的言辞、政府的关怀和资方的守法过程中得以化解。

正是为了摆脱工人的这种"被代表"的命运，作者高度地重视新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评价他们在创造财富和创造新的社会关系方面的贡献。在大量的访谈中，她记录了许多工人的自主意识，并不因为这种意识是跳跃性的、片段的和自我矛盾的而加以舍弃。作者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细致地观察新工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达和群体意识，这种自我表达是他们在经历了种种困苦、劳作、斗争和妥协之后产生的，其中缠绕着他们与城市、与资本、与家乡、与家庭、与亲戚、与朋友、与国家的复杂关系。汤普森很早就曾指出这一尝试的方法论意义：工人阶级的研究应该摆脱那种"天路历程"的正统观点，即"在这一整段历史时期中上下搜索，要找出各种各样的先驱者-诸如福利国家的先驱、社会共和国的前辈、以及（最近流行的）理性工业关系的早期实例等等。"^[9]按照这种正统观点，只有成功者才会被记住，而迷失的状态、走不通的道路和失败的痛苦统统被舍弃在形成阶级意识的伟大道路上。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也是从一种与这种正统观点对立的"阶级形成"的角度观察新工人群体的诞生。

如今，新工人群体无所依靠。他们只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从自己与他人的相关关系中探寻新的动力和希望。在广本工人的斗争中，在富士康工人无声的抗议中，在新工人为改变自己的物质命运和文化命运的点点滴滴的微小努力中，我们听到了这个群体发声的愿望和要求。终有一天，人们会明白这个群体诞生的深远的政治含义。

2012年4月17日星期二

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1]《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一册，主编刘明逵、唐玉良，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第1页。

[2]李静君：《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政治》，载《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0页。

[4]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第3, 4页。

[5]Margaret Somers, "Class Formation and Capitalism: A Second Look at a Class,"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7(1),194,1996.

[6]李静君：《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政治》，载《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同上。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218页。

[9]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第5页。

国外理论动态编者按：2011年11月1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总部威里 ·勃兰特大厦会议厅举办了一场"哲学与政治"的对话，由中国清华大学教授汪晖与社会民主党主席西格玛·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进行对话。汪晖教授发表了题为《代表性的断裂：再问"什么的平等"》的演讲，加布里尔主席发表了题为《金融危机时代的民主与正义》的回应，政治理论家托马斯·迈耶尔(Thomas Meyer)、联邦德国议会前议长沃尔夫岗·蒂尔舍（Wolfgang Thierse）、德国哲学协会主义朱里安·尼达-胡姆林（Julian Nida-Rümelin）参加了圆桌讨论。在演讲之后，汪晖教授应托马斯·迈耶尔教授的邀请为《新社会》杂志做了一次访谈，讨论演讲中涉及的一些问题。本文是访谈的翻译稿，汪晖教授本人对译稿进行了核对和修改。

○您曾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和在中国国内缺失民主以及在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发生"代表性"断裂这种现象作出评论。就缺失民主的性质而言，您认为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吗 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在政治家们的讨论中人们多半强调两种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差别，而且这是不无道理的。可是，在近十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发生了某种转变过程, 西方也面临了深刻的危机。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同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无疑具有相似之处，这当中包括：中国版的社会分裂、社会国家的破毁，以及尚不具备社会政治维度的新工人阶级的产生，以及欧洲版的贫富分化和民主危机。

事实上，这种转变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虽然不同，但是在其中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某种专家政治取向。专家政治在政治制度中的作用如今已十分突出，如在金融部门中就是如此，而且这种现象在两种制度中是极为相似的。这就是说，"民主"这一课题无论在西方世界或特别在中国，都一如既往是十分重要的又是十分迫切的问题。就法治国家这一属性而言，同样可以这样说。现在所有的社会都面临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新的挑战。19世纪和20世纪所产生的所有政治制度，现在都发现自身正面对各种新的问题。

○在您的分析中您强调两种发展趋势，一个是"代表性"的退化，另一个是社会阶级和政治阶级日益扩大的分裂。社会利益在政治制度中已不再被充分体现 这个问题在西方社会和在中国同样都具有压倒优势吗 

●我指出两者具有相似的趋势，并不是否定两者的差异。中国曾经历一个漫长的革命阶段，从1911年开始直到70年代末毛领导的文化革命，几乎有70年是处于革命之中。自然，这也意味着，政治制度必须把极不相同的各种成分整合在社会形式之中。中国的状况同前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有重要的区别。中国革命是一场农民革命，其发端主要来自农村。其政治构成和社会发动力植根于农村结构之中。在革命时期，政治机制深受阶级斗争的影响，而党就立足于这一意识形态之上，但这个阶级政治是建立在一个资本主义的阶级分化并不像欧洲那样明确的社会里。以阶级概念为中心的政治代表性并不直接等同于阶级的直接代表性。我曾将这个阶级概念描述为政治性的阶级概念。在50年代，政权被认为是全社会的真正代表。毛曾说过，"我们代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而这是以无产阶级思想为依据的。这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对象是以阶级敌人的名义出现的政治敌人。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大量的"阶级斗争"发生在共产党内。我们也许可以将这种政治斗争解释为围绕阶级代表性而展开的政治斗争。

1989年的转变过程后发生的政治事件，同东欧各国的情况也很不同，虽然80年代和90年代的危机显示出某相似之处。但是，1989-1992, 苏东体系瓦解了，但中国共产党依然强大有力，并且使政治形式得以呈现出某种连续性。通过对外开放和逐步采取市场取向，以及踏入全球化进程等等，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治形式的这种连续性当然只是表面现象。如今我们看到，这里发生了某种根本的转变。不仅就民主化而言是如此，而且就政治价值发生转化而言也是如此。从邓小平时期开始，经江泽民，直到胡锦涛时期，政治口号是：党要代表社会的最重要的利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结果，就是共产党的代表性的本质发生了某种转变。邓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江的口号是"三个代表"，如今的口号是"和谐社会"。共产党尝试摆脱旧的意识形态。但是，现体制下的日常实际生活表明，普通的民众、下级社会阶层，从而工人阶级，在公共舞台上没有自己的声音。

例如，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我们很难找到工人和农民的代表，我们也难以在相关的政策或法规中，找到代表他们的政治取向。因而，政治进程越来越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并且颇具资本取向。

○虽然情况如此，但是您不认为，西方民主形式仍不失为一种选择，而值得中国效法吗 您对西方民主的现状有怎样的评价 

●借鉴不同的制度，包括西方的民主制度，一直是中国改革的内容之一。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和西方，甚至俄罗斯和印度，虽然政治制度很不同，但为什么如此不同的政治制度面对着十分相像的危机 从政治的层面看，危机的核心在于政党体制。在欧洲，从政党政治的两个方向来看，政党都越来越趋向中间。典型的左翼政党变成中左政党，传统的右翼保守政党变成中右政党。各政党在选举运动中虽然竭力向选民展示各自不同之外，但是选民越来越发现，各政党的社会经济纲领彼此几乎不再存在什么差异。这种情况无需实际民主进程的助力便大大有利于专家政治，意大利最近的新总统上任并不是民主选举的结果，但也没有遭到激烈的反对。我们由此便可看到这种情况。

按照经典的政治学理论，一种多党制的议会制度是建立在某种经过谈判调解冲突的机制之上的。各种利益的不同代表通过议会框架进行的谈判，导致某种共同意志。这就是民主决策的根本机制。但是，如果政党发生了代表性危机，这一框架的运转也就发生了困难。在美国，茶党运动可以视为共和党的政治代表性危机的产物，占领华尔街运动与左翼政党的危机有关。德国实行的是一种社会民主制，它比其他制度更为有效和更为牢靠，但代表性的断裂问题未必不存在。在西方，形成公共意志的这一基本结构-也就是民主形式-未必会发生改变，但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传统的政党政治越来越没有代表性。中国的政党体制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与欧洲民主制度不同，但无论政党还是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性危机方面的症候都很明显。越是想把自己变成全民党，传统政治政治的代表性危机就越深刻，其结果是两种现象的替代性出现，一种是民粹主义政治的升温，另一种是专家治国式的精英政治的登台。政党弄不清自己的执政基础的现象如此突出，却少有理论家此做出深入分析。在没有法治基础薄弱和政治参与较低的社会，还可能产生政治的"密室化"。借鉴民主政治和新型的群众路线，都是避免后一种危险的途径。

○西方民主的一项承诺是其多元主义和随之而来的政党竞争。然而，政治产出、社会结构和平等却往往遭到忽视。现今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某种开展公开讨论的多元主义。存在着各种流派，如共产党现代派，新自由主义派，"新左派"，"共产党保守派"（毛主义者），以及那些主张某种"审慎的权威主义"的人士。一种日益深化同时日趋广泛的言路多元主义看来正在抬头。这种广开言路的多元主义在政治生活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对政治领导层产生影响了吗 各流派彼此是怎样沟通的 

●这些流派正处于转变之中。在80年代初，中国政治运行于两极之间，一极先前颇为团结一致，他们推崇旨在体现广大民众意志的"群众路线"；另一极为先前的官僚主义者和专断者。在80年代，大部分政治讨论是在政治机关和公共机构的框架下展开的，这也导致了政治机关的相对开放性，如党内的公开讨论变得多了起来，虽然也并不稳定。90年代以后，一些根本不同的利益开始抬头，并且这也是在社会日益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最初，这些多样的讨论首先是在知识界的讨论中提出的，它们并不是像80年代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样由党的领导层推动。这种讨论起初多半带有浓厚的理论色彩，但自90年代以来，由于触及现实问题而激化起来。这些问题包括：农业危机，卫生医疗保障的崩毁，国有公司及其私有化，收益的分配，地区间的差别，以及政治改革等等。对于中国来说，这些都是最重要的问题。

这种讨论后来通过大众媒体扩散开来，并最终为当局所认知，且在不同程度上加以消化。实际上，现在在政治精英中间，甚至在党内，都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这就是当局和公开的政治讨论之间的相互影响所产生的效果的一个实例。在朱镕基总理任职时期，有关三农的公开辩论迫使政府面对问题，实行减免农业税的政策和推行新农村建设。。讨论最初发生，逐渐地扩展至大众媒体最终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得到认知；而政府最终不得不被迫认真看待农业中的危机，并修改发展农业的改革纲领。

不久前，有两种互相竞争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进入政治讨论的视野，这就是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有关两种模式的辩论或多或少夸大了两者的差异，但这也反映了党内和社会上的两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广东拥有一家具有广泛影响的传媒帝国，这就是所谓的"南方传媒集团"。重庆在这方面虽然影响力稍逊，但是可通过电视广播和公开的报刊文章宣传自己的改革。广东的报纸也就此对重庆展开评论，而不是不加置喙。当然，就两种互相竞争的发展模式而言，意识形态的或价值的冲突是重要的。这是一个新的现象。重庆开始进行试验，成都也在实验，有关温州模式与苏州模式的争论仍然在进行，但人们并不了解政治领导层的观点是怎样的，由此也引起了人们对这种改革的关注。我个人的观点是：多种模式竞争正是活力所在，现在需要让这些竞争模式及其价值取向在公共领域获得表达，让实践来检验，而不是相反。

○在平等和民主参与方面，中国在发展中最近可望采取哪些步骤 

●就大众媒体而言，中国需要更加放宽和更多的公开性。但这是一件麻烦的事。因为我们知道，媒体可以对政治制度进行"殖民化"。这一点您托马斯·迈耶尔就曾进行过分析。这种发展在中国恰好已经发生。中国现在实行的固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制，但是媒体的影响较之从前已大大增强，如南方传媒集团，以及十分强大的四大门户网站。如果把温家宝总理同媒体之间的互动当作一种标准来看，那么可以发现，与更早时期相比，甚至与江泽民或朱镕基时期相比，现在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大众媒体上亮相的机会大大增多了。我认为当代世界的政治危机可以概括为如下方面，即政党国家化，国家公司化，媒体政党化，政客媒体化。

但是，媒体政党化与政客媒体化并没有促成公共领域的扩张，情况有时是相反的。公共性问题依然是一个问题。政治干涉仍然十分突出，并有碍于持久的讨论空间的发展。此外，还有媒体日益屈从市场取向这个问题。实际上，媒体在许多地区都实行地方性垄断，例如从北京到广州，从上海到南京，都是如此，在那里所有可供利用的报纸都属于同一家出版集团。这种地方性的媒体垄断必然导致消息报道的片面性和易操纵性，不仅从党的角度来看是这样，而且从利益集团对于媒体的控制来说也是这样。

○请允许我们再谈一下社会民主问题。甚至温家宝不久前也使用了这一概念。究竟中国传统的哪些特性使得人们对社会平等、民主化社会以及多元民主制持有与我们不同的观点 

●在中国，就西方政治模式而言，许多人宁愿选择"社会民主"这一概念，而不赞成右翼的、保守派的政治观念。这或许是因为社会民主是社会主义传统的一个部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之间多少有些重叠的关系，虽然两者的政治形式是极为不同的。许多老一辈人习惯于使用"群众路线"这一革命概念，即吸收全社会参与政治意志形成这样一种概念，讨论政治参与的必要性。群众路线的纲领赋予来自群众运动的政府以合法权利。在这一制度下，干部直接同农民、工厂工人对话，同时汲取工人、农民代表参与管理，以消除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会使人们同政治领导者疏远起来。这一实践在过去三十年中很少再被提及，但最近许多地方的试验试图恢复这一作风。例如，各级干部每年都要被派往实地进行实验，以使有一段时间同农民或工厂工人打成一片。返回市政治中心之后，要对他们的政治工作作出评价。我以为，这样一种实地实验如今再也不可能有效地恢复"群众路线"时期的状态和机制，因为现今的政治制度已深陷官僚主义之中，没有这一新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氛围，一些曾经非常有效的方式难以取得实质的效果。当然，这一试验也许可导致进一步的实质性的政治试验和制度试验，但现在社会条件和制度框架都不利于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实施。这也正是危机所在。

我们首先要争取的是政治进程的更大的透明性。一些公共管理机关已经这样做了；所有的政治发展事项，如倡议制订新的法律等等，都应在相关的互联网上予以披露，不管这涉及的是地区性的事情，还是全市的事情。

○在西方世界，我们正围绕普遍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或分立主义进行一场大辩论。欧洲左派主张建立一种以平等和参与制民主为特征的社会。在中国的文化界中，是否有人忍受不了关于平等和参与制的普遍主义概念 

●并非如此，文化传统有助于改进关于平等的旧观念。这里不一定必然存在分立主义。我们之间的价值和观念依然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可以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甚至历史差别，总是有意义的。不过，这和特殊主义或分立主义不是一回事。

民主对我们来说是某种积极的东西，但到底什么样的民主 即便是文化界的保守派都承认这一点。尽管他们并不认为民主程序能解决所有问题，对选举民主有批评，但是他们也指望政治参与的某种更有力的制度化。文化界保守主义并不一定要反对民主制，这一点在当代西方也是如此。至于更为激进的知识分子显然对于民主参与有更大的兴趣。中国和西方存在差别，但这并不等同于说不能借鉴政治制度和法治国家原则等内容。但即便借鉴这些制度和原则，也仍然需要处理它们与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历史遗产的关系。例如，中国的农业体制同欧洲国家是不可比较的。这部分地在于，土地产权是由昔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有财产继承而来的。我们借鉴了市场导向的农业改革，固守旧的土地关系变得不可能，但即便是为了与市场经济制度相容，也不等同于非得完成土地私有化。公共产权在使用权方面的变通，未必采用私有化的形式。维护公民的权利与保卫土地的公有制原则并不是对立的。我们知道，贪污受贿多半由公有财产买单，而很少由私人财产付账。问题在于，农村改革是否可以使全体居民受惠，却又不一定与社会民主模式完全一致 后者是立足于很高的税率之上的。中国减免了农业税，实行了更加灵活的土地关系，土地的公有产权能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分红，是一个正在探讨中的问题。

○2008年底，中国领导颁步一项农业改革文件，宣传扩大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最初，曾出现了大量赞同的声音。但是逐渐听到批评的声音，认为在当前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背景下，农民如果把他们的土地出租，将会丧失他们的至关重要的社会保障网。这项政策确实符合农民的心意吗 为保护农民，政府应当采取哪些措施 

●这份文件本身是某种妥协的结果；人们推出的是模棱两可的举措。在文件发布之前，政府内部是有意见分歧的。尔后政府急忙进行澄清，说明此举是为了促进所谓土地流转的灵活性。这样做无非是加强市场取向。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可以把他们的土地使用权租给其他农民。可见，其实这涉及农民之间的土土使用权转让问题，而不涉及改变产权本身。今天，在中国各城市效区，特别是在南方，几乎已见不到小农的踪影。到处工厂林立，城乡的明显差别已难以辩认，而农产品多半是从临近的省份运进来的。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形呢 原因之一是土地价格的上涨。因为土地已不再用于农业生产，而是用于城区之间的商业目的。因此，土地获得某种附加值，这种附加值不是来自于生产。基于这一原因，对农民的必要补偿的种类可以区别为两个类别：一者涉及个体农民家庭的土地，只有农民才有权使用土地从事农业。这样的农民家庭当然应当获得补偿。而用于商业目的所获得的土地增值，在我看来应归于整个社会，并用于共同福利。

○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要求对福利状况进行测算，而不是去追求国民生产总值。他建议更加关心反映中国社会福利状况的指数，这包括财富的均衡分配，生态指标以及参与水平。这一争论在中国今后几年会产生影响吗 

●胡鞍钢谈到"绿色国民生产总值"。他尝试给"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的基本原则作出界定，并把社会保障、生态问题和良好的政府管理等列入其中。关于幸福值也存在争论。这涉及福利、教育、卫生保健体系的质量等等。重庆模式强调均衡的财富分配的意义，广东模式则侧重国民生产总值，把这看作是标准的福利指数的内容。不过两种模式也有许多互相重叠之处。老百姓很可能赞成某种再分配。广东迅即提出论证，指出我们虽然主张经济增长，但是也规定有幸福指数。这种竞争已成为十分普及的话题。不过十分重要的是，尽管金融危机迫在眉捷，发展经济的基本模式并未发生动摇。

中国的经济试验的一个极富成效的侧面，就是各种经济规划都是由地方首先发起试验的。在大多数场合下，这种规划不是囊括整个社会。现在我们知道，在有一些地区这种试验未获成功并被放弃。这种地方性发展规划的试验，开始只实施于颇为具体的区域，因而具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只有那些在地方上行得通的规划，才推广于相当更高的各层次，最后才确认是否具有全国性的价值。这样，某一全国性的步骤失效的可能性就会降到最低限度。如果政府行政、公开讨论、社会参与能够有效结合，从实践中总结提高，我们就会确信，这样的实验会强有力地推动社会的发展；政府的只能也比许多别的政府更加负责。在这方面倒未必取决于政府形式，如是民主制的，还是非民主制的。如果你比较一下中国和日本，你就会发现，日本实行着一种远为更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但是政府对社会需要或新的形势的应对能力，却受到很大的限制。

○2008年，中国遭到一场可怕地震的袭击。但只是经过两年半的时间，中国的行政当局就做到了使一个面积相当于整个比利时的地区完全重建起来。我们曾访问过四川地震灾区的一些人，他们中大部分人对中国政府迅速做出的救助深怀感激之情。

●这就是我所说的超常的应对能力。西方世界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应当怎样判断这种应对能力 我读过弗朗西斯·福山的一篇文章。他访问过中国并且对于内地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福山对中国政府的反应能力有所评价，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某个方面来看，中国的工作效率高于台湾或南韩，甚至高于日本和一些西方国家。另一方面，他又批评中国政府缺少分权制。同时他承认，中国政府有能力了解老百姓到底需要什么。问题在于，关于这种应对能力或反应能力，从理论上应怎样界定其政治前提 事实上，从某些方面看，中国政府的反应能力很强，但从另一方面看，又存在着高度官僚化的特征。如何将这种反应能力日常化 在我看来，这种反应能力产生于某种民主的潜能，我们的问题是如何使之更加稳定。如今的挑战和危机具有鲜明的新颖性，我们需要重建认识这些挑战和危机的新的视野和角度，而不是落入冷战的或甚至后冷战的思想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心态研究不同的传统，寻找或者说改革适应当代中国发展的制度形式。

近期本刊［国外理论动态］记者根据与创刊20周年笔谈主题相关的论题，采访了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先生，下面是访谈主要内容。

《国外理论动态》(下面简称"《动态》")：当前严重的国际资本主义危机对中国与世界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您认为它将会给国际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关于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选择，有人认为中国制造业规模越来越大，继续按照原来的路子走下去，就可以很快挤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俱乐部，有人却认为由于国际和国内的矛盾，中国无论如何挤不进去，反而可能因此导致巨大危机，因此中国最好是继续秉承70年代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运动的基本精神，推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您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国际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国际战略 我们该综合什么样的新旧理论资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找到新的可能性和方向 

汪晖：你的问题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而不是以中国内部不同区域、阶层及其相互关系为中心的。但两者并非没有关联。这样提问预设了中国形成自主发展的可能性，或者说，预设了对如何形成自主发展的追问。中国的金融体制、市场体制都已经碰到了很大的困难，正在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发展模式的问题。对发展模式的思考早已开始，却收效不大，原因并不是思想问题，而是利益错综纠葛，无法将已经提出的问题转化为公共政策。在思想层面，也存在着一个承不承认需要调整变革方向的问题。有人提出进一步全球化、市场化、私有化，又有人提出民主社会主义。以我的看法，今天的关键问题是存不存在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朝向这个方向的可能性。如果存在这个方向问题，而不只是技术性调整的问题，那么，调动怎样的经验和实践以创造新的发展模式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

但这也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例，很多人批评它没有具体方案，但这恰恰说明这场运动致力于方向性问题，而不是技术性问题。它意识到了今天的问题是体系性的，不是个别的技术调整可以解决的。它说我们现在是99%对1%的斗争，提出了敌我关系，提出了统一战线，也就勾画了它的政治战略。这并不是说运动可以迅速取得成果，原因在于：第一，如果一个社会创造的是99%对1%的体制，那么，改变这个体制意味着革命;第二，经历了20世纪后期的大转变，即便思考革命，其条件、方式、基础也全面地发生了变化。没有长期的积累和新的形势的出现，要想取得实质的成果非常困难。就19-20世纪的革命而言，我们已经处于后革命的时代，针对体系性危机的思考和行动应该采用怎样的形式 这是困扰许多人的真实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规模上提出问题。即便运动是幼稚的、初步的，也值得我们思考。

现在有关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提法是升级换代，产业转移。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许多人出于不同的愿望，预言甚至鼓动中国出现类似的局面，但让他们失望的是中国尚未出现他们期待的"革命"，而街头革命已经遍布欧美。为什么 并不是因为中国不存在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国的发展模式没有问题，而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区域广阔，发展不平衡，这些负面的条件在危机条件下，反而成为缓冲金融危机的条件，如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等等，恰恰成为中国内部的调整空间;二是过去10年中国实际上始终处于调整过程之中，这种调整是内部博弈、社会斗争、公共讨论、政策改变和地方实验等一系列各不相同的实践的结果。中国社会的社会实验和模式辩论仍然在持续，这表明自主变革的可能性尚存，但由于变化过于急速，如果不能迅速行动，可能性瞬间即逝。但那种试图由外而内地引发颜色革命的方式似乎只能引发社会动荡，而难以产生积极的成果。

果断行动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更清晰的政治社会目标，宏观调整往什么方向转化，就会成为一个日益尖锐的问题。围绕"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争论超出了各自的具体实践，也超出了技术性层面，甚至有关技术性调整的辩论也被上升到政治层面，辩论中对各自模式的发挥并非为了有意夸大其实践的状态，而是由于人们迫切地需要重新确认变革的社会目标。不同的社会目标会产生出围绕发展战略而展开的社会斗争。如果要分析中国未来的选择的话，就需要分析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以及这些矛盾在国际语境中、国内语境中的差异、转化和变异的动力及可能性等等。

中国的区域关系、城乡关系和贫富差别意味着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仍有很大的空间，城市化道路和工业化道路还会持续相当长久的过程。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制造业产能出现过剩，由于国际市场萎缩，正在转向内部拉动，但总体来说，我认为工业化过程不会停止。而且我认为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不但到目前为止，而且在未来20年当中，中国仍然处在上升的阶段。危机、挫折、社会矛盾的加剧并没有改变这个国家在世界体系内上升的轨迹，恰恰相反，它们正是这个上升过程的伴生物或者说直接的产物。因此，不同于中国崩溃论，我认为中国仍然处于上升过程;但也不同于发展主义的论调，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化解社会矛盾，我认为正是这个上升过程本身会带动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尽管出现了各种有关发展模式的讨论和实验，也出现了局部的改变，但这个上升过程的基本模式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城市化、制造业的发展带动大规模的社会转型，由此产生的冲突矛盾--尤其是区域关系、城乡关系的变动--不会减弱。总之，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地位会继续上升，但经济上升并不意味着矛盾的自动消失，社会分化的格局会长期存在。由于工业化过程的持续和大规模城市扩张，对能源和其他资源的需求将会持续，这也会导致国际矛盾的尖锐化。其实，资本主义的常态是经济上升期与社会矛盾的累积的共生关系，19和20世纪前半叶资本主义的上升期正是欧洲阶级斗争最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也是其国际冲突最为严重的时代。我们要研究的是上升中的社会冲突与下降中的社会冲突的各自特征，研究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与欧美国家的变迁轨迹之间的差异。中国的社会矛盾有可能激化，原因不是因为它要垮掉，而恰好是因为它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在上升期，社会矛盾的激化正是其后果。

这是我一贯的看法，十几年前有人发表中国崩溃论时我就这么表述过。因为它处在上升期，尽管处于局部调整之中，但基本的发展模式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因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加剧也不可避免。要想改变这一格局，就需要讨论改变发展模式的问题，而这个改变离开了方向性的调整是无法完成的。在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时候，有人说我的看法比较乐观;在讨论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也有人说我的看法比较悲观。其实，用悲观和乐观来表述是没有意义的，所谓"乐观"很可能就是"悲观"，反之亦然。资本的力量很大，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即便你指出了基本模式的危机，在新的形势出现之前，结构性变革仍然很遥远。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特点就是发展不平衡，这也使得一些地区的增长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中国、印度、巴西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发展修改了国际格局的霸权关系，使得欧美的霸权地位有所降低。迄今为止，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总体来说对中国的新角色持相对欢迎的态度，就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原来稳定的霸权构造。同样的逻辑，国内边缘区域的经济成长有助于区域和城乡间的平等。现在的挑战是：边缘区域的发展与产业转移的大格局关系密切，而后者在改变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同时，并不包含改变发展模式的必然性。

毛泽东总结过20世纪帝国主义的时代特点，即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际劳动分工使得原有的阶级概念在国际领域发生了变化。伴随着国际劳动分工，中国国内的阶级分化和社会分化日益严重，但这个分化同时也是国际劳动分工的产物，是体系性矛盾的一部分。国际发展的不平衡和国内发展的不平衡都需要我们仔细分析主要矛盾及其转化。不久前，为了讨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变迁，我重读了毛泽东1926年论农民问题的文章和1936年以后讲抗战的文章，发现其中存在着重要变化。19世纪20年代，主流观点认为国际间的战争是有意义的，国内战争即阶级斗争是无意义的，我们现在也有人持这一观点，这是民族主义的调子。毛泽东表示反对，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所有的国际间的霸权斗争是没有意义的，国内的阶级战争才有意义，十月革命就是国内阶级战争解决了国际问题的最佳例证。因此，他在1926年搞农民运动的时候非常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30年代由于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侵华战争迫在眉睫，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上升到危险的阶段，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即认为主要矛盾从国内阶级斗争转化为民族矛盾，不能只讲国内阶级斗争，还要讲统一战线，在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成了统战的对象，在国际上，资本主义的反法西斯国家也成了统战对象。他并没有放弃阶级分析，而是认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敌我关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不是这个战略分析本身，而是它所体现的方法对于解释中国经济的崛起仍有重要的启发性。中国知识界，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没有成功地回答这一问题。你提到按原来的路子是不是可以很快挤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俱乐部，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首先，资本主义国家俱乐部是一个经济俱乐部，也是一个政治俱乐部，要想进入这个俱乐部有一个"政治审查"问题。俄罗斯政治上已经按照西方的模式改变了，但按照西方标准，尚未达标，进入不了这一俱乐部。中国与西方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不同，又是亚洲国家，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真的认为中国会成为其俱乐部成员。其次，能否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俱乐部，不仅要看中国的状态，还要看国际格局。前一段时间我在日内瓦参加"南北论坛"，印度一个经济学家讲，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规模比发达国家弱很多，但现在西方已经把金砖国家变成一个大话题，目的是推卸西方国家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全球化改变了原先的世界格局，三个世界的理论不能简单照搬了，但在气候问题、能源问题及有关其他国际责任的谈判中，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博弈，或者说南北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主要矛盾。当然，与过去不同，这个主要矛盾是围绕着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改变发展模式这一宏观目标展开的。当代世界的平等危机的根源在于南北关系及其衍生结构的不平等。中国将在未来二、三十年中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没有太大的疑问，但其含义到底是什么，是要认真考虑的。今天国际劳动分工和国际经济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说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但它是债务国，中国是一个穷国，但它是债权国;即便是第一大经济体，上述经济结构的转变未必对中国是最有利的。

今年在日内瓦联合国会议中心举行的"南北论坛"以金砖国家为主题，第一天讲中国，第二天讲巴西，第三天讲印度，后面讲俄罗斯和南非。因为有其他安排，我只出席了前面三天的讨论。按照这个顺序，每个国家也对应着一个主题，中国那一场的主题是"世界工厂"，巴西的主题是"世界的面包房"，印度那一场叫作"世界的办公室"。这些主题描述了一个国际劳动分工的新趋势，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也在这个国际劳动分工的新格局里面。与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由于未曾经历全面的殖民、具有漫长的农业传统，在二战后又有自主发展的历史经验，其经济构成上的多样性比很多发展中国家要高得多。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即便在独立后，也仍然是单一经济，如咖啡经济、蔗糖经济或者石油经济。有些国家原来有工业、农业和其他多种经济形态，但是越来越往专门化方向发展，其转变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过去的殖民时期，比如巴西、阿根廷等在极短的时期内成为主要的农业出口国。它们的农业被少数垄断的种子公司控制，并成为国际劳动分工的一环，受控于国际市场。中国的经济多样性比较高，相对而言稳定性就多一点，不会由于国际市场的萎缩而一下子跨掉，但所谓"世界工厂"的名号，也蕴含了一种对中国未必有利的趋势。工业化是必要的，但如果这一工业化与一种新型的国际劳动分工相联系，就意味着中国工业化将承载比传统的工业化更大的能源消耗、廉价劳动、生态压力和其他劳动保障方面的代价。

在西方语境中，许多人往往将中国的能源问题、生态问题、移民问题、廉价劳动力问题与人权及其他国际规范放在一起讨论，却从不追究国际性的产业转移与这些问题的关系。中国的世界工厂化与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的关系本来是一目了然的，气候变暖、能源问题、廉价劳动、甚至国家的压制机制，都是这一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一部分。产业转移也是社会矛盾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

产业的国际转移与阶级关系的国际转移对于解释中国的社会冲突也是重要的。与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不同，我们今天处在一个高度金融化、资本化的时代，全球化使得资本与劳动在地理上的分离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清晰。过去的阶级斗争集中在国家内的劳资关系，但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资本高度灵活，国家变成跨国资本的维持会和代理人。资本的流动性和生产的跨国化造成了劳资矛盾形式的变化--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通过国家的招商引资完成的，劳资的纠纷也往往变成劳动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例如，工会问题本来主要是劳资关系的产物，但在中国却成为劳动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关系的国际转移所造成的冲突到底怎么去分析，涉及对国家的镇压机制的新分析，即，不同于以往，国家的压迫性恰恰是由产业转移、新的劳动分工带来的。国家的压制机制在形式上有延续性，但内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一条件下，如何分析政治空间与民主问题，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回到前面所说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矛盾的累积问题上来。由于处在上升期，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能量，也加强了其控制社会矛盾激化的能力。经济规模的增长也给整个社会一个期待，从而提供了某种稳定性的要素。但如果稳定越来越和增长联系在一起，也意味着一个危险的逻辑，即经济一旦停止增长，或者处在另外一个格局下，政治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也正由于此，国家的稳定性越来越依赖于增长，从而发展模式的变革变得更加困难。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前面提到的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问题是十分迫切的。

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国际战略 我个人的看法是寻找自主的发展战略，突破资本主义霸权所主导的劳动分工模式。没有自主就谈不上战略，但到底什么是全球化条件下的自主，已经成为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生产、消费、劳动都在国际化，原来民族国家条件下的自主性、冷战时期的自主性都不再可能了，因此，要探索"自主性的新形式"。所谓国际战略，就是如何建立跟美国、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和周边邻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在资本主导的世界里保持政治的能动性。从理论上看，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全球正义理论非常空洞，没有提出实质性的纲领，依附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作为切入整个全球格局的总的分析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解释力，例如如何解释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如何分析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这已经不可能在万隆会议时代的框架中展开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在冷战的格局下形成的，有两大阵营的对抗，才有中间地带，第三世界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才可以与社会主义一道形成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体系的统一战线。这个格局已经不存在了。但这个理论对我们的启发并不应该忽略。

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只能导致自主性的丧失。自主性集中体现在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之中，自主性的弱化导致中国没有有力而又灵活的国际战略。过去30年，从国家到知识领域，与西方的关系是中轴。或悲观，或自大，一会儿说中国一无是处，一会儿又说中国已经不得了了。新世纪之后，得意洋洋的味道重起来了，说我们是债权国，美国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现在美国人在南海折腾了一下，他们发现中国不但与美国存在利益对抗，而且也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中国国际战略的机会主义和利己主义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非常有看法。不过，中国的经济行为中还部分地保留了一些东西，例如，与西方企业不同，也与一些急功近利的私人企业不同，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国国有企业总体而言有长期的计划性，在当地一般来说还是受欢迎的。前段时间一个英国导演拍了一个有关中国在赞比亚的纪录片。我和这个片子的导演有过讨论，他也同意说，中国国有公司愿意投资那些欧美拒绝投资的基础建设领域，计划往往是长期的，获取回报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对西方国家和它们的公司而言是不可能的。西方70年代以后已经宣布不能在这些地区从事基础建设方面的项目，因为风险太大。在这个格局下，中国能够发展出怎样的与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关系 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动态》：在这次国际危机之前，您其实已经很深入地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具有的深刻的危机趋势，比如您对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等的内在矛盾的揭示，特别是您指出它们所导致的去政治化趋势已经导致资本主义在平等上出现日益严重的危机。您揭示的这些危机和当前资本主义的金融、经济危机以至社会和政治危机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吗 这场危机形成的更深层次的逻辑是什么 

汪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中国的去政治化趋势，跟当前的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完全是有逻辑关联的。这是一个潮流。首先，从经济层面来看，70年代晚期整个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中国大概是在80年代中期，特别是城市改革以后开始露出端倪，1989年之后深化，这个浪潮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全球性危机。其次，在政治领域，新自由主义使得政治的含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瓦解了原有的政治格局，不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而且也包括自由民主体制，特别是以国家、政党为中心的政治，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危机。在政治领域，这些危机的主要特点是代表性断裂，不同的政党体制因为代表性断裂而产生政治危机。

在政治领域，代表性的匮乏是普遍的特征。今年11月18日，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总部与社会民主党主席加布里尔有过一场公开的对话和辩论(加布里尔：《金融危机时代的民主和正义--对汪晖教授的回应》)，我在演讲中指出欧洲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差异非常大，但不仅共同面对着经济危机，而且也有着相似的以政党的代表性断裂为中心的政治危机。我的基本看法是，今天分析政治体制危机的主要尺度应该发生一个转变：此前的政治分析都以两种政治体制的对立作为它的前提，即以另外一个体制作为自我理解的前提。但从合法性危机的根源来讲，今天的危机不能在一个体制与另外一个体制的差异中诊断，而必须在为什么不同的政治体制共同地产生了代表性断裂这一问题脉络中展开。代表性断裂问题遍及所有的政治体制，这并不是说原来的两种社会体制的对立消失了，而是说全球性的转变导致这种对立的含义发生了巨变。代表性的危机说到底是新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的产物，也是去政治化的后果，与整个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结构发生的根本的转变和变迁有关。加布里尔评论说，我把欧洲跟中国放在完全同一个平台上加以批判让许多人感到惊讶，但这个批判触及了欧洲政治和思想的危机。

《动态》：资本主义面临严重危机，但是反资本主义运动好像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基本丧失了方向感和道路感。因为苏东剧变后，关于如何看待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一直没有系统而深刻的理论著作出现。而正如您所说，理论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反资本主义力量从反伊战运动直到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好像不知道该反对什么，争取什么，他们陷入回到传统社会主义不能得到人们信任，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和市场框架下又软弱无力的困境，您一直在反思左翼面临的这些重大理论挑战，根据您的思考，反资本主义运动应该如何摆脱这一困境，替代运动的方向在哪里 

汪晖：反资本主义运动不可能陷入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社会主义模式中，这一点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这一轮全球化的规模，尤其是生产的跨国化，使得退回到旧有的国家逻辑当中的可能性变得很小。国家是一个斗争得以展开的空间，自主性问题也在国家层面得以呈现。只要观察一下北非、中亚国家在外来干涉下的命运，就可以理解国家问题绝不像许多人说的那样没有重要性。就是因为这一点，我才说要探索全球化条件下的自主性问题。最近反资本主义运动出现了一些变化，"占领华尔街"运动实际上提出了体系性危机的问题，同时也呈现了缺乏有效的战略的弱点。我们可以归纳几个特点：首先，在针对新自由主义浪潮的一系列改良运动逐渐挫败之后，现在出现了一个针对体系的抗议运动，而且这个抗议运动表现出了全球性和不平衡性。全球性是指中东、北非、拉丁美洲、亚洲、美国和欧洲到处都出现了这种运动。所谓不平衡性是指：这些运动是相互关联的，但形态各异，体现出各自社会条件、区域条件、经济-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的不平衡。比如埃及的运动得以发生的条件是金融危机条件下的高失业率、长期的和大规模的贫困及高度的腐败，这些是长期的、普遍的、与其他区域较为相似的现象;但除此之外，它还针对政治体制，即长期的警察专制加上国际范畴内的美、以秩序，以及伊斯兰运动。它的反体系性集中在这些方面。在伊斯兰地区，这一反体系运动激活了、或者说释放出了一种宗教能量，这些能量不是新的政治力量，但具有变成新的政治能量的可能性。宗教重新进入政治领域的状况并不仅仅出现在阿拉伯世界，整个非洲包括现在的欧洲也有类似的现象。中国也面临着复杂的宗教问题，但主导的社会矛盾仍然是经济性的和政治性的。由于中国在漫长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即便经历了30年的开放性改革，已经高度全球化，但其经济体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内部不平衡性)仍然是显著的特征。前几天，"占领华尔街"运动动员了两、三万人从纽约步行到华盛顿，这一运动似乎是要点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联。99%与1%的对立似乎也隐含了一种阶级性的元素，但显然，原来的阶级性运动的模型不适用于分析这一运动。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体系性的问题需要在理念上重提大的方向问题，同时重视全球范围内、区域和国家范围内的不平衡。

中国处在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城乡矛盾与阶级分化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特征。如果真正能够做到"五个统筹"，就必须改变发展模式，调整变革方向，加强中国社会和国家在发展战略上的自主性。大规模城市化与工业化连在一起，城乡关系与新工人阶级的形成有着内在的关联，因此，大规模城市化条件下的城乡矛盾如何解决，是一个中心环节。如前所述，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张是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联系在一起的，它的高能耗、廉价劳动力不能在国内的单一语境中解释，却无疑会加剧内部冲突。如果不重新调整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位置，社会冲突、社会平等的问题就不可能根本得到解决。

如何才能形成全球化条件下自主发展的战略 在全球性的国际分工和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离开每一个社会的独特条件及所处的国际位置，就不可能形成突破性的战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胜负要分析三个势，敌势、我势、地势。敌人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客观而言敌我斗争的场地怎么样，综合这些方面才能分析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站在这个角度说，我们先要分析金融资本主义和全球劳动分工的新格局，在这个新格局下产生的国家关系、区域关系、阶级关系、社会关系。从对手的角度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成功地再工业化吗 如果能，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如果不能又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在危机条件下，政治、军事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 从中国自身的角度说，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它的区域关系也极为复杂，它的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它的发展的不平衡性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是形成新的发展战略的思考前提。沿海经济受国际危机的影响较深，许多产业开始向内地转移。所谓内地拉动缓解了经济危机是事实，内蒙古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远超沿海地区。这是发展不平衡造成的。但伴随着产业转移，危机也开始波及这些区域。中国内部的不平衡，反而使得它承受经济危机压力的能力比其他小共同体要大，广阔的农村腹地和广大的农村人口提供了缓冲和发展的空间。黄宗智对重庆土地财政的分析就突出了这一点，根据他的分析，在50年内，重庆的土地附加值的增长率高过工资增长率应该不成问题。很多左翼也许不见得喜欢这一分析，认为这还是支持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但这个分析是从中国发展不平衡性出发的，有某种方法论的意义。这不等于说这种区域不平衡可以自然地成为可持续性的保障，我觉得应该像毛泽东当年分析战争形势一样来分析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可持续程度和规模，分析它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发展的形势，解释中国的国情及其发展战略。

《动态》：您曾经谈到关于中国的国家能力有一个基本的悖论，即一方面，较之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中国政府的能力得到了广泛承认，从汶川"5·12"大地震后的救灾动员，到金融风暴后迅速推出的救市计划，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到各地方政府在组织发展和克服危机方面的效能，都显示了中国国家能力的突出优势;但另一方面，各种民意测验显示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处于较低水平，官民矛盾在某些地区、某些时刻也极为尖锐，不同层级政府的施政能力和廉洁度也受到质疑。最为关键的是：这类矛盾经常被上升到合法性危机的高度加以讨论。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汪晖：这就是合法性问题。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危机的核心是政党政治的代表性危机。在全世界范围内，政治体制的危险格局是从一种没有代表性的政体向另外一种没有代表性的政体转移，从而让这种空洞的政体转移成为不平等的社会过程的合法化的条件。颜色革命就是从一种没有代表性的政体向另外一种没有代表性的政体转变，表面上是民主化，实质上是最不合理的社会分配和财富剥夺过程的合法化。克服政治危机的真正挑战是如何避免从一种没有代表性的政体向另外一种没有代表性的政体的转变，其前提是所谓重新政治化。这是非常尖锐而又非常复杂的挑战。我认为在理论上阐明这个问题是迫切的，因为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个代表性危机的普遍性和深度，甚至认为西方没有代表性的危机。争取一个真正的公共的讨论空间，形成真正的政治的和理论的辩论，对于中国的政治变革而言十分关键。大众媒体上很难有严肃的政治讨论，这个状况是很危险的。关键是要通过自主讨论，让大家了解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危机的真正特点和本质。

很多观察家都讲到中国国家能力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一方面有较强的国家能力，而另一方面又无法克服合法性危机 国家能力首先是国家回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国国家能力显示出它的两面性，即一方面在特殊状态下反应能力很强，而在另一些方面又非常缓慢。最近福山写文章说，中国的反应能力不但比周边国家强，而且比很多发达国家，比如日本、韩国和欧洲的很多国家都要强。在与加布里尔的辩论中，我也特别谈到：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反应能力强，表示这个社会存在着民主的要素和潜能，但是我们的民主理论注重于形式分析，而忽略这些实质性的潜能。正由于此，如何使这些潜能发展为更为制度化的实践是不清晰的。如果能够在理论上和制度上清晰地描述这种潜能得以展现的条件，就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具实质内涵的民主变革方向。如果能对社会需求做出迅速反应，表明这个政治体制存在着实质的民主潜能，但程度如何，怎样发展，如何表述，都需要具体分析。

国家能力的另一面是政治整合能力，即通过公共行政对各种社会利益和诉求进行政治整合的能力。福山在最新的文章("Oh for a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and not a vetocracy")中针对西方民主危机提出要"民主专政"(democratic dictatorship)，不要"否决政治"(vetocracy)。在历史观上，我们当然是不同的，但他在这里的实际所指与我在《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一文中谈及的政治整合有些相似性，即强调行政决定与政治整合之间的贯通关系，而批评行政权力与议会权力之间的过度分隔与对峙。通常而言，行政权力是执行机构，而议会-政党体制是政治整合的机器，在代表性断裂的情况下，国家的政治整合能力大规模瓦解。议会、法院、行政，三权分立，但政党的代表性的断裂、政府的进一步官僚化和法律体制的危机导致国家回应社会危机的能力下降了。这也是当代政治危机的基本特征。

《动态》：您多次提到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资源对于我们分析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形势的重要性，我们想请您进一步展开谈谈这一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的问题。

汪晖：我是针对贵刊的栏目而言的。毛泽东思想是20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遗产之一。就对整个西方思想和第三世界运动的影响而言，中国没有任何其他遗产可以与之相比。当代法国的著名哲学家阿兰·巴迪乌是个典型例子，他对毛泽东的文本有很深入的分析。他对欧洲哲学史的深入阐释与他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相得益彰。70年代，北京大学的张世英教授写了一本关于黑格尔的著作，被翻译成了外文，巴迪乌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来回应张世英教授。按照意大利学者鲁索的解释，那本书在巴迪乌的思想历程中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变。这是一个思想时代对于这个哲学家的影响。由于1968年之后的挫败，整个欧洲理论特别是左翼理论带有政治悲观主义的特点，佩里·安德森就曾将这种精神气质归结为"不妥协的悲观主义"。但巴迪乌的理论中有一种毛泽东式的革命乐观主义，即便在低潮的时代，他仍然将毛泽东关于"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敌人的逻辑"与"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人民革命的逻辑展开为一种历史的理论。2007年，我们在博洛尼亚开会讨论20世纪的中国，巴迪乌提交的文章是对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文本细读，我读后很受启发，也很受鼓舞。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以独特的洞察力分析出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理由，进而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命题。他关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分析其实跟他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分析中国为什么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分析在方法论上是完全一致的，其中综合了军事、哲学和政治这三个层面。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战略和策略问题，而是政治、哲学和军事策略的综合。《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是哲学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展开，也是政治思考在军事战略、策略层面的呈现。两种统一战线如何形成，能不能够形成，帝国主义内部的革命有没有可能爆发，这些都是战略问题，而不是一般的军事战术问题，但两者是综合在一起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征是其实践性，就是永远切入到现实分析中去。现实不是被动的、客观的，而是能动性与客观性相互交织的领域，在对现实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历史力量的脉动和走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确实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毛泽东面对的格局是白色恐怖，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力量对比的悬殊。但在这个条件下，他提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问题。这篇文章是一种出色的政治分析，但同时也像是一部兵书。他坚持革命的正当性，却又不盲目地重申这种正当性，而是将正当性与战略分析结合起来。这么一点点弱小的力量，最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壮大起来。红军到达陕北时还剩几万人，但早在1936年毛泽东就预见到了抗日战争的不可避免，世界大战的即将到来，以及整个抗日战争的基本路径，如果没有高度的理论概括力和对现实总体关系的洞察力，是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的。十多年前，当我们发起新的思想讨论时，完全是书生意气，孤军作战。没有政治的权力，没有媒体的权力，没有自己的群众，我们致力的是思想讨论。但在自己没有媒体平台的条件下，中国的批判思想仍然能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包括众多媒体的暴力在内的各种迫害和打击终于不能扼杀这些批判思想的成长，这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对内外局势做出客观而灵活的分析，形成一种理论的和战略的总结。

毛泽东的一系列概念，如战争上的统一战线、哲学上的一分为二，以及他对人民民主的阐释，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福柯关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的观点，詹明信关于第三世界的理论，都曾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在右的方面，卡尔·施密特的游击队理论，以及以敌我为中心的政治概念，都与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和政治思想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最近"占领华尔街"运动与过去几年中逐渐发展的占领大学的运动有关，随着网络发展，许多人重新提出开门办学，批评现行的大学体制，我们不知道这些实践与毛泽东思想是否存在直接关系，但比较分析是必要的。关于知识、权力、政治、资本主义经济这几个主要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什么是社会主要矛盾，谁是社会的主体，毛泽东都有过解释，并提出了一套分析问题的方法。

加布里尔在回应我的讲话中说，西方左翼30年来没有真正面对我所提出的代表性断裂和平等问题。他自己说，他过去到工厂去的时候，工人介绍他的时候会说他是个社会主义者，他现在再去工厂，工人只是介绍他为政客。一个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对我说，在冷战之后，社会主义这个理念不能提了，但不提这个概念，社会民主的转型到底往什么方向呢 我在讨论中提及了这一思想方式的两个问题：第一是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同于原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第二是把原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当成一个整体，完全拒绝对实践过程进行真正的历史-政治分析。在欧洲语境中，一说社会主义就是专制，就是极权暴政，整个调子是否定的。社会主义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遗产，对这个遗产需要进行批判性的总结。毛泽东的思想遗产既是我们思考的对象，但也提供了反思他自身的政治实践的方法。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去重新激活这一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