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农业税改变了乡村治理的逻辑。之前乡村两级组织围绕着收取税费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因缺乏利益支撑而在制度上被打破了，乡村关系再也无法通过利益运作来维持，政策的贯彻和治理目标的达成再也不能通过利益交换来实现。在当前新农村建设的环境下，政策仍然需要执行，但乡

从鄂南陈村的自杀事件切入，文章将自杀事件放回村庄生活中，结合其背后的村庄习俗，揭示了农村妇女自杀与村庄习俗、制度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打人命”的村庄习俗能刺激自杀妇女的死亡想象，使得她们完成相关道德建构，容易让她们把希望寄托在自杀所带来的报复上，而不是在

我一直关注农民自杀问题，曾计划以相关新闻报道为材料研究农民工自杀问题，后来听说徐昕教授已有相关研究，写有《为权利而自杀——转型中国农民工的“以死抗争”》一文，因此很想找来看看。这次吴毅老师命我为中心的学术年刊《乡村中国评论》约稿，我很自然就想起了徐昕教…

以纠纷解决而言，国家的诉讼制度，农民消费不起；政府离村庄越来越远，村民有个冤连说的地方都没有；以前村民还可以威胁村干部，不将纠纷调解好，将问题摆平，我就不缴税，现在连个威胁的理由都没有了；农民发生什么事情，什么冲突，村里不说评理的，就是连个报信的小组长都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落中关于“外人”的纠纷的全面考察,发现村落社区中存在着事实上的“外人”,他们受到了村落共同体特定的歧视性待遇,而村民对此习以为常,并认为这样是合理的。基于这种生活逻辑,在纠纷中,“外人”常常作为一个符号被人为地建构出来,这是因为在特定的村落文化中

在新中国历史上以至今天，信访制度确实为受冤屈和不公对待的下层民众提供了一个申诉渠道，为国家消解社会矛盾提供了一个制度渠道。但是，同情未必能够同意。信访制度能够在政法不分、相互配合的新中国法律传统中运作并有其合理性，却无法在法律转型的今天有效运作。它与作为

古今中国的政治决策、政策推行，司法断案等，都需要了解真实的民情信息，了解信息所采用的常规制度都是依赖官僚系统的单通道信息传输体制。这种体制具有诸多缺陷，容易导致下情不能上达，“真相”难以被了解。于是又发展出了许多制度边缘的补救措施，这些补救措施和常规的…

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乡镇不再需要村干部协助收取税费，反过来，村干部报酬由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来负担。乡村利益共同体瓦解了，这为村民自治的依法施行提供了可能性。乡镇可以通过村民自治将那些有恶迹的村干部选掉或查处，使农民在体制内被组织起

在传统社会，国家不能真正将触角伸入到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无力解决村庄层面的公共事务，而家庭也不能提供诸如农田灌溉、生活互助和社会安全等方面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品。此时，具有地缘性和血缘性双重特征的村庄，就作为具有伦理共同性和生活互助功能的单位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