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对于任何一个大国，无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如何有效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始终是国内政治的主要课题。这对关系的协调并非仅仅依靠一套静态的分权规则就能纸上定风波，而是需要诸多其他要素的配合实现动态调整。诚如苏力教授所言，“解决具体政治问题不仅需要一般的、抽…

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超大型国家治理的现状使得传统的等级制分权模式极易发生组织失灵现象。为了有效补救此弊端、减少治理成本，契约制分权模式作为一种可行的辅助手段在现实中被引入，由此所形成的宪法形态亦具有组织章程和长期性契约两种类型。进而，通过对于“两个积

初民时代的人群从自然状态进入到社会状态，结为一个共同体后，为共同生存和公共福利，都需有一个集合意志。[1]集合意志的作出，有两个端点，一端是寡头制的独裁专断，另一端是波兰曾实行的自由否决权（liberum veto）制度，这种“极端的、自我挫败式的”制度规定“每位议…

小农经济不会自然趋向形成疆域大国，但治理黄河以及抗击游牧民族令中原农耕区必须建立中央集权的疆域大国。这个吊诡迫使历代王朝，除其他军政文化措施外，必须利用经济手段来勾连趋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各地，以利益交换来构建和整合历史中国。历史中国的超级经济建设，鉴于各地

从合法性生产的视角出发，可以勾勒出一套以“合法性生产绩效最大化”为中心，以政治结构因素和制度能力因素为基本点的权利保障思路。基于此思路，运动式治理现象可以被理解成是“能动型国家”在追求“合法性生产绩效最大化”目标的过程中，为了应对科层体制的“组织失败”、

从1898-1899年中、日、美、英同盟乃至“合邦”的主张，到1900 年破解大国瓜分中国的协调关系的策略，康有为试图扮演一个类似于“纵横家”的角色，但其主张全部落空。作为一个职业外交界的圈外人士，他对列强之间的丰富多样的协调渠道缺乏真正的了解，对中国在列强前面的议价

康有为对君主立宪的坚持，或许可以被理解为其理论的彻底性的体现，而他的基础理论，又扎根于19世纪维也纳体系的政治经验。正是在一个由对共和革命的恐惧所带来的国际体系之下，他完成了其“三世说”的建构，将君主立宪制设定为“升平世”的主流政制，而共和制则属于遥远的“

此轮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便是各种类型的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运行实践，具有重要的司法法治意义与社会政治功能：一方面，它不仅有助于规范区域内司法的同时化解区域内的社会矛盾纠纷，也有助于破解司法地方主义的同时提升司法的公信力与司法权

本文试图为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提供一个新的论述框架。它不是以人性论为基础对儒家伦理的形上价值的重复阐述，也非再次展示儒家道德人格在当代生活中应有的魅力；而是从人对人的眼光与态度出发，运用儒家传统的思想资源，重构一幅人伦关系、价值取向与社会组织结构相关联的图

作为司法改革的“试验田”，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在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将司法改革各项举措更加有效贯彻的同时，确保司法的制度资源和人力资源得到最优化地配置，进而提升审判权的运行效果。当然，对于巡回法庭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也要有所预判，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