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立足于个案经验，在自组织网络的意义上讨论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动下，农村社区的转型为基层社会的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社区自组织模式能够通过协调国家、市场和社会三方关系的方式来回应挑战。培育新组织、党组织领导、能人参与和政府介入组成了

乡村治理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板块，本文以一起邻里宅基地纠纷案为分析样本，分别探讨了司法治理在乡村治理当中的发生逻辑、展开逻辑和效果逻辑。区别于以前的“送法下乡”，在当前转型社会中，“迎法下乡”正印证了司法治理在乡村治理当中的发生逻辑；在纠纷裁判部分，司法

长期以来，法律史研究者们通常认为，传统中国诉讼文化是以“无讼”为其价值取向。杨鸿烈认为，《周易》中所体现的“非讼”思想，是这种价值取向的重要思想渊源。另有学者也主张，“《周易》之讼卦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与讼争相关的原始文献，其内含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传统中国…

改革开放后，最早的法律实证研究受到共产党的调研传统影响，以描述法律实践状况、提供立法和政策参考为依归。后来的研究受法制现代化思潮影响，以农民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为研究内容，有较强的价值预设，因问题意识外在于实践而未形成学术传统。苏力的研究着眼微观场景反思

司法参与公共治理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将公共政策纳入裁判活动之中。由于公共政策具有多元化的面相以及内含知识结构的开放性，公共政策司法不仅有助于拓展司法参与公共治理的范围，也有助于提升司法公共治理的能力。但公共政策同时也隐含风险，为此就会削弱甚至干扰司法参与

在以社交宴饮为代表的诸多现实场景中,人们的行为有时会受到无效率社会规范的约束。在此类场景中,法律实现行为干预的机制可能是间接的,即通过干扰相关行为的社会涵义,使人们能够以"守法"为"借口",摆脱无效率社会规范的束缚,并由此改变其行为选择。这种通过社会规范的法律干预

广义的中国正义体系是由三大传统组成的。一是来自古代的“中华法系”传统，包括其非正式正义体系，特别是社区的调解体系。同时，行政与法律长期交织，如今仍然非常明显。二是清末民国以来从西方，尤其是大陆法系移植过来的成文法律，包括其权利理论和话语，以及经过法律逻辑

一、从要素角度来看，当前参与经济发展剩余分配的主要有四种力量要素：一是资本，二是劳动，三是土地，四是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是再分配工具，通过税收来分享经济发展剩余。一般来讲，国家没有独立于国民的特殊利益，国家通过税收掌握的剩余用于提供公共品或通过再分配的方…

历史中国未产生公民概念，这并非一种智识上或制度的“缺失”。公民概念是城邦的产物，作为一种特权，也是一种区分/歧视。在农耕大国，除极少数政治文化精英外，普通百姓通常只是作为历史中国的自在但并不自觉的成员——国人，同时也作为其生活村落的更为活跃的成员——村民，

实证分析表明，信息公开诉讼的缠讼态势突显。信息公开缠讼并非简单的权利滥用，而是有关制度矛盾的集中外化。借助于诉讼便利、话语正当性和司法行政化等外部激励，信息申请者开拓出缠讼这一特殊的解纷路径。然而，当缠讼蔓延并危及司法秩序时，法院转而通过策略性“滥诉”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