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日本迫使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与辽东半岛。俄、德、法三国联手干涉，迫使日本吐出辽东半岛，此举打击了日本一举跻身于“一等国家”的雄心，令日本朝野分外愤懑。为牵制日本在华势力的增长，1896年，俄国诱迫中国签订密约，在中国东北获取大量利权；1897年，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这进一步引发英国占领威海，俄国占领旅顺的结果。数年之内，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急剧恶化。

尽管康有为很早就开始涉猎西学，但他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在思考如何回应东西方列强侵略的过程中，才形成自己对维也纳体系的系统认识。他不断思考英、俄、德、日、法、美等列强之间的关系，而在其中，对其而言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是英、俄、德、日四个君主国，而不是法、美两个共和国。

根据康有为作于1899年的《我史》，他于1895年3月8日入京参加乙未科会试，将到达大沽的时候，日本人来搜船。康有为称当时人心浮动，已听闻迁都之议，康的评论是：“吾谓举仅如土耳其者，必不亡，故决入京。”1 这里所说的土耳其之事，应该是1877-1878年间的第十次俄土战争。当时俄军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军队配合下兵临伊斯坦布尔，英国出手阻止了俄军攻陷伊斯坦布尔，奥匈帝国与英国都反对俄土条约，最后是俄、土、英、法、奥、意诸国在柏林举行会议，迫使俄国作出重大让步。茅海建先生评论，康提到土耳其故事，是在暗示日本不会占领北京，并预测将有列强干预日本侵华之事。2 康在这里的“先见之明”，不排除是他自己的虚构，但至少可以说明在1899年写作《我史》时，康对列强之间的协调机制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面对国家危亡，康有为等人联合各省举子，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公车上书”，但由于得知光绪皇帝批准《马关条约》，上书中止，并未呈递。但康之后以此稿为基础而发展而成的《上清帝第三书》却得到了光绪的重视，下发各省督抚讨论，康有为一时名声大噪。

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朝野哗然。受此事件激发，康有为于1898年1月向清廷上《外衅危迫宜及时发奋革旧图新呈》（即《上清帝第五书》），对时局做了更为沉痛的分析，其中表现出了对19世纪欧洲列强“文明的标准”的清晰认识：“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3 欧洲列强以“文明的标准”尺度区分不同类型的对象，中国首先是被归在半开化国家中，但康有为担心中国正在坠落为国际秩序中的底层，遭遇到非洲黑人土著部落的命运。

而进一步的形势是，“非洲破讫，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在此，康有为提到了“三国还辽”中德、俄、法三国签订密约之举，英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土耳其与希腊战争中各国保持中立。而这些现象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 康有为指出，列强意在“保欧洲太平，则其移毒于亚洲可知”，打的名头却是“保教保商”。4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进一步认识到了欧洲列强在本土维持和平，却将祸水外引这一国际体系常态。

在同一个奏折中，康有为还反复强调波兰被俄、德、奥三国瓜分的先例。波兰历史上共被瓜分三次，最后一次瓜分正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康有为敦促光绪皇帝，要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启动改革。5 而这两个国家，当然都是君主国。两年之后，在八国联军入京之后，康有为给李鸿章上书，同样提到了波兰被瓜分的事例：“昔者俄、普、奥之分波兰，则三国协和商定，而遂分之。德、奥、英、俄、法、意之于土耳其，则六国协合商定，而遂分之。英法之于埃及，则协和商定，而后握其利权矣。故各国意见协和而公商，乃中国之大害也，瓜分之立至也。”6 列强如果达成瓜分中国的“大国协调”，那将是中国的噩梦。

那么，怎样防止列强达成瓜分中国的“大国协调”呢 在1897-1900年，康有为努力的方向，是以大国之间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来破解大国瓜分中国的协调（concert）。

在胶州湾事件之后，康有为将俄、德两国视为中国的威胁。他先是主张联英国。在1898年1月2日其代康广仁作的《联英策》中，康有为进一步分析了联英的可行性，指出英国在历史上多次出手平衡欧洲大陆列强势力，中国也可以借英国之力。7

他甚至想把美国也拉进来。在1898年3月9日代陈其璋所作的《统筹全局再向美国借款以相牵制而策富强折》中，康有为援引“西方国势贫弱，恒有以借债为报国之法者”，主张将美国列为债主。一旦美国对中国有债权，当然会考虑保障中国的偿付能力，因此可能会牵制其他列强的对华恶意。他指出，美国的特点是，“富过于法，以不肯占据他人土地者，专重商务，所养之兵，为数不多，各国皆交相畏之。”8在代宋伯鲁所作的奏折中，他进一步提出派人到美国招商引资，举办实业。9

而当时日本政府也派出官方与民间人员到中国游说，希望修补甲午战争之后两国之间的关系，以抵消俄国在华势力的增长。出于对亲俄的“后党”势力的敌视，康有为接受了日本的联华主张。康有为在《我史》中称，他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1898年5-6月）即“与日本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10 这里的主张，已经不仅仅是一般的同盟关系，而且是“合邦”。

“合邦论”是否出现得如此之早，不无疑问。但是，在戊戌变法的后期，尤其是在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9月中下旬访华期间，康有为确实热衷于中、日、英、美四国合邦的主张。9月19日下午，康有为突然拜访暂住日本公使馆的伊藤博文，两人就中日两国的维新变法展开讨论。当日晚上，康有为与杨深秀、宋伯鲁等人商议上奏保荐伊藤博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并调袁世凯入京。杨深秀随即向光绪帝上奏:“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赢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著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11 这实际上是建议光绪重用伊藤博文，进行变法。而在9月25日致李提摩太的书信中，康有为称自己在9月18日上了一封密折给光绪，建议光绪延请李提摩太做顾问。12

光绪接受了康党的主张，于9月20日召见伊藤博文，希望其为中国的维新变法提供咨询。13次日，康有为代宋伯鲁以“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折”为题奏称:“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凡有外事，四国共之。”“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14 宋伯鲁的奏折中包含的是维新派改组朝政的基本想法，引入外力，同时借此机会将康有为推到更为显要的位置。

那么，“合邦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康有为代宋伯鲁拟的奏折中简述了李提摩太的建设四国联邦政府的主张，并提议由李鸿章、伊藤博文、李提摩太和康有为四人共同策划实施，但并未提议实施哪些部分。但就当下而言，“合邦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借才”，延揽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臣，为中国所用。“借才”在中国春秋战国之时并不鲜见，当时列国往往设立“客卿”之位，延揽他国人才。只是维新党人的计划比春秋战国时的做法更进一步，重用伊藤博文，不仅是想借重其个人的才华，更是希望引入他身后的日本政府的权威，以压制后党。但是这种引入外力的策略，引发了慈禧太后的警觉。维新派本希望借助伊藤博文来压制后党，最后促使后党提前发动政变，软禁光绪皇帝，维新变法流产。

戊戌政变发生之后，康梁流亡日本，求助于日本的大隈重信内阁。康梁仍坚持联合中美英日的主张，希望日本能够帮助中国维新派救出光绪，继续维新改革。然而康梁的“秦庭之哭”并无效果。日本政府不愿得罪慈禧太后，甚至在“后党”的压力之下，劝说康梁离开日本前往他国。梁顶住压力，在日本长住下来。康前往加拿大，展开其海外保皇运动。

1900年，康有为以保皇会为依托，与唐才常合作在国内发动自立军起义，以期推翻后党统治，扶光绪复位。当时华北的义和团运动已经如火如荼，随后出现八国联军入京，俄国出兵占领东北。康有为念念不忘扶光绪复位，将义和团和后党作为自己的敌人，计划在自立军、东南督抚和八国联军之间建立一个政治联盟，以拯救光绪皇帝——这是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计划，如果真的付诸实施，有极大可能直接造成中国的分裂。不过，自立军在张之洞的镇压下失败，康有为设想的政治联盟也失去了可能性。八国联军通过“大国协调”瓜分中国，成为其担忧的前景。

如何破解列强瓜分中国的“大国协调”呢 在给李鸿章的信里，康提出了这样一个方案：“一曰各国尚倡保全，则乘各国之未协商而各与订约；一曰各国若欲分割，则以已失之东三省分饵各国。”15 简而言之，如果列强无意分割中国，则采取双边谈判的方式达成协议，避免列强相互之间的协调；如果列强决意分割中国，则抛出当时已经被俄国控制的东三省，由列强去争夺。如果中国恢复势力，则可以取回东三省；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让七国守卫东三省，“而我可永无强俄北顾之忧”。16 在这里，康有为再次运用了“均势”的原理，来阻止列强形成瓜分中国的“大国协调”。

不过，这一主张也没有变成现实。八国联军入京之时，清廷指派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一起担任议和大臣，但列强根本不认可李鸿章的谈判资格。八大列强以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代表自行召集协商会议，最后将协商结果强加给清廷。这大概是维也纳体系在远东事务上的“大国协调”绝唱。

从1898-1899年中、日、美、英同盟乃至“合邦”的主张，到1900 年破解大国瓜分中国的协调关系的策略，康有为试图扮演一个类似于“纵横家”的角色，但其主张全部落空。作为一个职业外交界的圈外人士，他对列强之间的丰富多样的协调渠道缺乏真正的了解，对中国在列强前面的议价能力也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他对于维也纳体系的“大国协调”与“文明等级”的认识已相当清晰，其以“均势”破解“协调”的思路，从原理上不乏洞见，只是未能找到落实这些思路的有效方法。

最后，这一系列经历，也进一步强化了康有为对维也纳体系的另一个认识：这是一个由君主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从康有为的眼光来看，对作为君主国的中国来说，追随主流，当然是最为合理的选项。

1 康有为：《我史》，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2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2页。 考虑到康有为常常倒填日期，显示自己有先知之明，他在船上是否真的想到了土耳其，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表明1899年流亡日本的康有为在回顾往事之时，作出了这样的联想。

3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4 同上书，第2页。

5 同上书，第6页。

6 康有为：《致李鸿章书》， 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0页。

7 康有为：《联英策》，载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8 康有为：《统筹全局再向美国借款以相牵制而策富强折》，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3页。

9 康有为：《请统筹全局派员往美集大公司折》，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5页。

10 康有为：《我史》，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11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5页。

12 康有为：《致李提摩太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13 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14 康有为：《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折》（代宋伯鲁作），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0页。

15 康有为：《致李鸿章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0-321页。

16 康有为：《致李鸿章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