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会不仅仅是“熟悉”，更是“亲密”，其基础是“人情”。人情有感情、关系、规范、机制四个层面的意义。在人情的作用下，熟人社会成了一张微观权力关系网，熟人社会因此被整合成了对内纷争较少、对外团结一致的亲密社群。儒家正是在此基础上，以礼制规范人情，对社会秩

既有对法律实效问题的实证研究局限在国家法－民间法等二元框架中，这种简单视野难以面对中国法律实效问题的复杂经验背景，忽略了基层政权对法律实效的重要影响。基于自身利益和偏好，基层政权可能采取不同的执法手段，涉农法律的执行实效因此呈现出不同的经验形态。从中央立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熟定型。这首先就意味着推进中国宪政体制的成熟定型。只有在法治的基础上，真正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司法权独立行使的关系，才能让党国宪政体制成为现代宪政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

当前中国的转型环境要求我们对中国基层的状况有全面的认识，要求我们对法律制度的社会基础有深刻的把握。因此，法律社会学研究仅仅停留在反思的层面是不够的，而应当主动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应当着力于对中国法律制度运作的社会基础的全面认识，这是中国法律社会学的时代使

与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理想类型相比，今天，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和联结模式都正在发生质变。当下中国农村，已不是"乡土中国"、"熟人社会"所能简单概括，乡村法律实践的场景和逻辑也随之发生变迁。农村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的剧变，加剧了法律的荷载。农村社会呈现出"结构

自存在人类社会，便不断地上演着各种纠纷，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早期人类面对纠纷的普遍选择；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开始试图将调解纳入到自己的治理范围。如果我们放宽视野，很容易发现在“调解”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之下，包含了丰富的而繁杂的内容，其…

到目前为止，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究给人的感觉是，一方面，似乎中国下层民众的生活就是由几本儒家经典所规范和“定格”的；另一方面，似乎几千年以来，中国人的生活都没有变化，幅员广大的中国各地的情况也都是一样的。这种对纵向上的古今中国，横向上的幅员辽阔的广大中

近年来，“法律人性化”一词开始流行，但由于相关问题的讨论缺乏专业法律人的参与，人们对这一新词的使用还不规范，对其具体内涵也没有达成基本共识。从法律的专业角度出发，结合“人性化”一词的日常意义和非法律的专业性含义，“法律人性化”是指法律必须与人性相协调，并

在学习过程中，我从人类学学科中受益非常多，而我却对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和旨趣颇为不满。我多次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批评过人类学，这曾引起一些人类学学者的不快。在我看来，人类学致命的弱点在于整体上缺乏明确的中国问题意识，而很多人类学学者似乎从来不思考这个问题，他们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