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过程中，我从人类学学科中受益非常多，而我却对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和旨趣颇为不满。我多次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批评过人类学，这曾引起一些人类学学者的不快。在我看来，人类学致命的弱点在于整体上缺乏明确的中国问题意识，而很多人类学学者似乎从来不思考这个问题，他们满足于同西方人类学进行对话，极力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中谋求一席之地。在阅读费孝通的作品时，我曾为其中的深厚感情和宏大追求感到震撼，而尽管今天的许多中国人类学作品叙述非常精致，却很难让人再有那种感受。王铭铭是个例外，尤其是他最近出版的演讲集《没有后门的教室》，也许是文体更加自由，作者的想法更容易表达得随意而尽致的缘故，这本书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与许多人类学作品相比，它确实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我们知道，西方人类学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民族志成果，形成了关于世界上众多族群、地区和国家实践的经验知识。而在不同时期，其理论兴趣在不断变化，进入人类学学术话语的议题也不断更新。因此很多人类学学者认为，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应当呼应当下理论兴趣和话语议题，以期进一步提供对各种不同表现形式的实践的人类学理解，而这种需求是永不满足的。

这些学者将中国人类学研究定位在呼应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兴趣和话语议题上，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西方人类学有它关注的特定问题和学术发展逻辑，在理论上出于对十九世纪摇椅上的学者臆想的宏大理论的不满，在实践中出于对特定殖民社会关注的政治需要，主导了二十世纪的西方人类学研究。得益于田野民族志的工作，产出了大量优秀的民族志作品，这使我们对某些具体社会的理解有了巨大的飞跃和丰富的积累。中国学者沿着西方人类学的学术谱系，企图在此基础上形成整合的理论。这种思维方式恰恰陷入了西方学术的逻辑中，忽略了中国学术的时代需求和社会基础。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未能回应中国的时代使命，从而是“政治不成熟”的。因为，西方出于政治或其他目的要求理解中国和其他非西方社会，他们由此形成了特定的学术路径和谱系，我们今天沿着这种学术思路往前走，寻求与其对话，寻求在西方的学术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实际上是在帮助西方人完成他们的使命，而没有关注中国人自己的问题，缺乏中国自己社会的问题意识，缺乏对中国研究的时代使命的关注和回应。

在王铭铭看来，中国人类学分为三个区带，一是最核心圈的农村人文区位学民族志调查，二是作为中间区带的少数民族研究，三是外围的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在他看来，农村、民族、海外文化三区带的结构是传统中国中心的世界体系的延续，没有脱离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正是在这种视角下，王认为，人类学不应该仅仅以自己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微观调查而沾沾自喜，而必须与与之相关的宏观大历史关联起来，并断言只有这样，中国人类学才能真正有所贡献。更进一步，他认为，中国人类学要对中国社会有启发，需要创造一种“世界主义的中国观”，人类学者要研究自己，研究别人，研究自己和别人在世界当中的角色和贡献。

王铭铭提出的海外研究和海外视野的潜在贡献是非常大的。有一个来自非西方的“海外视野”，对于支配世界思想的西方理论也许可以从真正意义上构成挑战，这不是当前所谓“东方学”式的挑战。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将欧美当作社会理论的经验基础，这样他们往往就很容易将非西方的事物当成怪诞的现象，潜在的认为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是正常的结构模式，而非西方社会则是变形或误入歧途的发展模式。对此保持警惕的学者往往在既有的西方理论框架下展开学理上的反思，这反而陷入了西方社会科学的陷阱当中，以一种“东方学”的方式被整合进了西方社会科学中。很多研究更是用非西方国家的经验材料去证成或者证伪西方理论，从而寻求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寻求一席之地。而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如此之大，各个地区发展极为不平衡，以至于要找到证成或证伪西方理论的中国经验实在是太容易了。用中国经验反驳或重述西方理论也可以写得非常漂亮，然而这种研究方式不但对发展理论没有多大助益，对中国人加深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也没有多大作用，反倒是在帮助西方人理解了中国。因为我们在西方理论的提问背景下，对问题的回答正合西方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解答了他们的困惑，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固了西方社会科学的霸权地位，这种背景下的“社会科学本土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旦如王铭铭所提倡的，中国人类学家也去西方作调查，写民族志，也许我们会发现西方社会才是怪诞的。这样一来，我们可能会跳出西方理论和中国经验的证成与证伪的怪圈，从而可能在西方社会的生活经验的映衬之下，深刻认识中国社会本身，而不是以中国社会的生活经验来作为西方社会理论的脚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西方社会的调查、叙述和深描，我们可以加深对西方社会本身的理解，从而一来澄清当今社会似是而非的流行观念，修正一些西方崇拜者对西方社会过份理想化的认识，二来使我们能够从本质上把握西方社会运作的秘密，从而为我们在真正意义上学习西方、借鉴西方铺平道路。比如，到现在为止，我们对西方法治社会的运作、对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等的了解得还十分浅薄，而我们的学习和借鉴却表现得过于大胆。许多人去西方做几个月的访问学者，回来就极力鼓吹西方的制度和文化；而一些在西方国家居住数十年的人却感到无话可说，这恐怕不是偶然的。西方的法治、意识形态等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倘若国人有非常专业的民族志作品进行研究，相信我们对相关问题的判断就不会显得那么武断和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