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按：这个访谈是[2011]年初就做的，后来在《社会观察》杂志今年第四、五两期刊发，《上海国资》杂志今年第三期摘要刊发（最前面的部分），【经略】在5月份也刊载了全文。最近流传着对汪晖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述的批评，所以，征得汪晖先生同意后，我将这个访谈发在网上，…

"新工人"与"新穷人"同是资本主义经济从工业经济向金融资本、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过渡中的产物，共同构成了"穷人"概念的两面：前者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后者则是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伴生物。新工人群体在政治领域的沉默状态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乡村司法，从广义上包括农村基层法官的司法和乡村干部的“司法”。目前乡村司法理论有治理论和形式法治论，它们立论的经验基础都有失偏颇。乡村司法理论的建构应当立足于以农业生产为主、工商业不发达的普通农村，兼顾其它类型的农村。当前乡村司法呈现出“双二元结构”形态

熟人社会不仅仅是“熟悉”，更是“亲密”，其基础是“人情”。人情有感情、关系、规范、机制四个层面的意义。在人情的作用下，熟人社会成了一张微观权力关系网，熟人社会因此被整合成了对内纷争较少、对外团结一致的亲密社群。儒家正是在此基础上，以礼制规范人情，对社会秩

既有对法律实效问题的实证研究局限在国家法－民间法等二元框架中，这种简单视野难以面对中国法律实效问题的复杂经验背景，忽略了基层政权对法律实效的重要影响。基于自身利益和偏好，基层政权可能采取不同的执法手段，涉农法律的执行实效因此呈现出不同的经验形态。从中央立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熟定型。这首先就意味着推进中国宪政体制的成熟定型。只有在法治的基础上，真正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司法权独立行使的关系，才能让党国宪政体制成为现代宪政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

当前中国的转型环境要求我们对中国基层的状况有全面的认识，要求我们对法律制度的社会基础有深刻的把握。因此，法律社会学研究仅仅停留在反思的层面是不够的，而应当主动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应当着力于对中国法律制度运作的社会基础的全面认识，这是中国法律社会学的时代使

与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理想类型相比，今天，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和联结模式都正在发生质变。当下中国农村，已不是"乡土中国"、"熟人社会"所能简单概括，乡村法律实践的场景和逻辑也随之发生变迁。农村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的剧变，加剧了法律的荷载。农村社会呈现出"结构

自存在人类社会，便不断地上演着各种纠纷，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早期人类面对纠纷的普遍选择；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开始试图将调解纳入到自己的治理范围。如果我们放宽视野，很容易发现在“调解”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之下，包含了丰富的而繁杂的内容，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