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中国调解新模式的"大调解",包括党政驱动、司法能动、多方联动、法院主导和关系协调五大要素,其功能既在于预防和解决纠纷,更在于促进社会和谐、保障社会稳定。然而,基于纠纷解决理论的内在逻辑,由政府主导的、缺少中立第三方的"第二方纠纷解决机制"解决不了双方力量悬

中国经济和法制改革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法院逐渐被推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前台。一方面，作为解决纠纷的最重要的正式机制，法院必须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新型纠纷；另一方面，国家在法院的制度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的努力，大致上按法制发达国家的模式来改革和建设原有的司法制

当前我国城镇化和市民化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新时期。合理有序推进城镇化，不断促进人口市民化，不仅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基本条件。而这其中，自然离不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动。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强调：“加快改革户籍制

80年代的改革是农民普遍受益的改革。我记得自己1982年毕业，1983年到公社里面当团委书记，1985年我在乡里面当书记，1985年出现粮食过剩，国家不收粮食了，仓库装不下，要我们搞多种经营，用粮食去养鱼、养鸡、养鸭、养猪，多种经营大发展，那个时候要办企业非常容易，打一…

我们究竟身处何种时代？劳方、资方和官方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面对工人的抗争行动，我们首先会思考的问题一个是时点：为什么农民工的抗争会在这个时段上普遍爆发？另一个是方式：为什么这些年轻的农民工采取了如此不同的抗议方式：在富士康是自杀这种个体主义的方式，而在本

本文是对《开放时代》本期刊发的三篇自杀研究论文的评论，同时也是对当前自杀研究领域的几个主要问题的一个反思。作者高度评价三篇文章对于中国自杀研究作出的贡献，特别表达了对郭俊霞博士的论文的赞赏。作者认为，自杀是理解中国社会现实一个非常好的入手点，但自杀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