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价值观的两种类型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如何理解这种变化,成为建构学术理论和提出政策建议的基础。价值之变或农民人生观的变化是当前农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的组成部分。不理解农民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变化,就很难理解乡村治理中的其他一系列变化。

三十五年来，中国经济是怎样如此快速地发展，达到每年平均超过9％的增速中国自己将其发展经验表述为“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完整、确定的初始计划，而是一步一步地不断做出带有一定偶然性的抉择。中国的领导者和国外的观察者其实同样对其“举世瞩目”的成绩…

国家治理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周雪光的《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将中央与地方关系与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两条主线放在一起加以考虑,从一个整体性视角审视了国家治理的不同模式及其背后的机制与作用。

本文试图探讨皇帝制的某些理性因素。不是站在上帝的位置作道德评判，而力求在历史和中国社会语境中展示皇帝制的必然性，及其利弊的相对性。本文探讨皇帝对于古代中国的制度意义。文章不是将皇帝作为古代中国政府的构成部分，不讨论诸如皇权与相权之演变这类有关古代中央政府

有别于通常对Constitution的宪章和宪法理解，本文集中关注宪制，即一国的政治性构成，以及为促使一国得以构成和发生而必须以制度回应的核心政治问题。通过对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中世纪和近代英格兰、美国以及古代中国的宪制实践和经验进行简要比较分析，本文提出至少一些重

精英政治的考量贯穿了中国古代宪制。但在古代农业大国，实践精英政治的难题并非伯乐发现千里马的问题，而是，并一直是，如何制度性地、公道、准确和有效地选拔精英。必须逐步形成和建立全国统一的选拔制度；为保证选拔的可比较性，借助的是标准化容易偏重于知识考察的文字考

应对常规案件，从“理性人思维”到“法律人思维”是一个进化；而应对疑难案件则相反，由“法律人思维”回归到“理性人思维”才是一种进化。法律教义学无力揭示法律背后的逻辑，更无力与法律经济学竞争疑难案件的指导权。因为法律教义学面对疑难案件是防御性的，在新要件、新

【中国改革三十年来所形成的国家体制是资本主义与地方主义的奇特混合物，它就像一把双刃剑，既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发动机，也是种种社会危机的源头。也许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如何培育新的政治空间，以走出这种具有地方、国家与企业三重性质的国家体制？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0

西方中心论和文化相对论都武断地把人类的创造力限制在某些特殊的传统中。为了在第三世界实现“可能的”进步，我们必须超越这两者。超越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这对当今的西方和第三世界都是新的课题。

【作者】纳日碧力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自尼德兰革命和法国革命以来，构建“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成为压倒性的实践性理念，其背后既有强大的民族主义推动，也有不可调和的施密特式敌我观的刺激。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形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