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是几位年轻学者（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近年来认真思索的结晶。它充满的真知灼见，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读它给我的感觉是：“横空过雨千峰出，大野新霜万叶枯。”如果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几个年轻人不可能写出这样的好书。
这些年轻人都没有显赫的背景。他们是平民子弟，生长在中国二、三线城市或乡间（浙江杭州、湖南益阳、山东兖州、福建永泰、浙江乐清）。但凭借自身优异的学习成绩，他们都曾就读于中国最好的大学，都曾留学于境外（中国香港）、海外（美国、德国、英国）的著名学府。二十余载刻苦学习使他们“日异其能，岁增其智”。现在，他们已学有所成，分别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可以说，他们是自立自强、奋发有为的典范，是无数人钦慕的成功样板。
然而，把这群年轻人聚集在一起的不是他们相似的个人生活轨迹，而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顽强信念，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忠诚。“人有知学，则有力矣”，他们真正的过人之处在于，心怀天下、强学博览使他们的视野已经超越了家乡，穿透了中国，投向了世界；他们的思考已经跨过了当下，回溯进历史，展望入未来。
作为“75后”，这群作者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经历了中国发展的三个阶段，体验了社会主义路线图的两次升级。
一
他们出生时，中国正在走出“匮乏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发展水平极低，其人均产出连维持人民的基本生存都十分困难。这种状况虽逐步改善，但一直持续到1978年前后。按2012年国际不变价格计算，在1949—1978年间，中国的人均GDP从400美元持续攀升，但一直低于1 000美元。为了在剩余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发展经济，中国在这个阶段采取了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1.0版本，为的是把不多的剩余集中起来，优先发展重点产业与关键社会事业。与此同时，在匮乏阶段，由于人均收入只够维持基本生存，如果分配稍有不均，势必有人连基本生存也得不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尽量满足所有人的基本生存需求是当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唯一途径。因此，那时的中国十分注重公平。不过，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1.0版本显然也有其缺陷，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人们无法满足对生活多样性、丰富性、舒适性的欲求。
二
从这批作者出生到大学毕业，他们与中国一起经历了“温饱阶段”。在197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上下，这个水平的人均收入超越了基本生存需求，可以满足一小部分人的欲求。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一步步推进着改革开放。
然而，伴随这批作者成长、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还有一个巨大的阴影：新自由主义在此期间沉渣泛起，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兴风作浪。1979年上台、担任英国首相长达11年的撒切尔夫人有一句口头禅：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统计，她在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500多遍，以至于有人送给她一个绰号，就叫TINA。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资本主义，世界已别无选择。“铁娘子”的“铁”表现在对“别无选择”的信念十分坚定。
“一犬吠形，百犬吠声。”1989年初夏，日裔美国人福山把撒切尔夫人的“别无选择”说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在这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福山说：“20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到20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福山之所以敢大胆预测“历史的终结”，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为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实施西式自由民主的具体技术细节。在那篇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
在本书作者们小学毕业、进入初中时，历史似乎的确正按照撒切尔夫人与福山预测的轨迹行进：庞大的苏联轰然垮塌，南斯拉夫陷入内战，东欧各国纷纷易帜转向，整个世界似乎都在拥抱资本主义。
然而，中国仍然坚定地行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只是路线图版本已经升级。不错，公有制的一统天下被打破了，但代之而起的不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而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错，计划经济逐步演变为市场经济，但各种各样的中长期规划依然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指引作用。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分配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打破了“铁饭碗”，端走了“大锅饭”，希望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式，激励所有人、所有地区千方百计摆脱贫困、创造财富。“温饱阶段”的中国梦是脱贫致富。在此阶段，既然人均收入水平已足以维持生存，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途径便是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与消费水平，一方面扶贫减贫。这正是中国式社会主义2.0版本的精髓。
当本书作者们走出大学校门前后，他们已经目睹了中国式社会主义2.0版本带来的奇迹。从1978年到2001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6%。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超复杂经济体，中国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这在人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奇迹”。但更大的奇迹是中国在扶贫减贫方面的成就。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从1981 年到2004 年，中国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 亿降至1.35 亿，5 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而在同一时期，全球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只减少了4 亿。换言之，如果排除中国，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难怪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赞叹道：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
当然，2.0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也有严重缺陷。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一阶段，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公平、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人们有了更多的钱，却普遍感到不安全、不平等、不舒适。这一切都让本书的作者们痛心疾首。
三
带着对国家发展的荣耀感，也带着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困惑，他们于新世纪初走出国门，开始在境外、海外求学。与此同时，中国人均GDP在2002年达到4 000美元左右，绝大多数人已衣食无忧，进入“小康阶段”。此后，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到2012年，中国人均GDP已跨越10 000美元大关。如果说在温饱阶段，提高私人收入/消费水平有助于改善社会福利的话，那么，进入小康阶段后，私人收入/消费水平的提高已不再是社会福利改善的主要动力，它与社会福利改善的正相关关系开始递减，甚至走向反面。如果沿用2.0版本路线图，不仅收入差距会持续扩大，先富起来的少数群体还会快速聚集大量财富，固化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鸿沟，形成势不两立的阶级对抗。
在基本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之后，“小康阶段”的社会主义路线图必须再次升级，追求共同富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3.0版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应该对那些能切实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领域（如宜居、畅通、平安、生态、基础设施、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加大投入，并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在过去十余年，中国出现了一次新跃进：社会保护力度大大增强。这个新跃进已静悄悄地给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它阻止了不平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它为降低人类不安全创造了有利条件。只要继续推进这两方面的变化，社会主义就不是一句空话。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是否应该继续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现在已有人质疑。改革开放从允许私人资本存在起步；继而鼓励发家致富、资本积累；再到借助资本自我膨胀的力量，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也许不借助资本的力量，社会主义2.0和3.0版本就不会成功；但是，如果不给资本套上社会主义的笼头，它就会变成与人民为敌的洪水猛兽，变成威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洛伊木马”。这绝不是耸人听闻，规模庞大的资本已经显现出希望摆脱束缚的苗头。更令人担忧的是，理应代表人民手握缰绳、驯服资本的某些党政干部已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俘虏。党内外一些人甚至公开鼓吹抛弃共同富裕目标，希望中国大踏步地走向资本主义。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是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这批年轻的学者发声了。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后，他们不会像某些人那样，误把这个“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大时代当作“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小时代；他们也不会像某些人那样，陷在新自由主义的泥淖不可自拔、依然迷恋子虚乌有的“普世价值”。他们思考的是大问题，是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可以说，这本书是与8 000多万中共党员的对话，探讨如何将中国共产党重新打造成一个充满理想精神的先锋队；这本书是与几十万党政干部的对话，探讨如何重新激活中共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与凝聚力；这本书是与理论工作者的对话，探讨如何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这本书是与西方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观察家的对话，奉劝他们抛弃那些分辨率极低的理论范式，学一点中国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
虽然本书的作者只有五位，但他们的背后站立着一大批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年轻思想家。2011年，本书的作者们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了一个理论性网刊《经略》（见http://wwwjingluecncom/）。他们没有一分钱经费，没有一个全职工作人员，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群“75后”与“80后”年轻人的满腔热血。凭借“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使命感，这个刊物每月按期出版，且质量越来越高，展现出新一代学人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深厚的理论素养。“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我相信，本书的作者们与他们的同道会继续前行，他们的前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一样，不可限量。
鄢一龙，1976年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著有《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2030中国》（合著）。
白钢，1977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博士，著名语言学者，对中西文明史有深入研究。
章永乐，1981年生，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等。
欧树军，1977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著有《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认证与国家基本制度建设》。
何建宇，1975年生，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社团发展的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