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公共性的理想，立基于自由主义理论，源自社会契约论的预设。但从历史实践来看，资产阶级在成功挑战封建王权之后，才获得新闻出版自由，传媒才摆脱直接政治控制。而无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传媒政治性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互联网虽然推动了民主

指标考核与依法行政都是控制地方政府的治理机制，均为我国《宪法》所认可。指标控制重结果而轻过程，依法行政只能规范过程而缺乏激励功能。因此，单独使用任一治理手段，都无法有效解决“两个积极性”问题。两种手段并行使用得当，才是激励约束相容的治理机制，远比单一治理

传媒常常被预设为天然具有独立性、中立性和公共性，而事实上，商业性才是传媒与生俱来的基本特性。传媒是新闻的提供者，通过新闻吸引公众注意力，进而将公众注意力出卖给广告商来谋取利润。逐利的商业性本质，常将传媒带入尴尬境地，甚至引入歧途。目前中国，传媒商业性渗透

作者王启梁，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问题：法律世界观紊乱时代的到来二、简单案件如何演变为“难办案件”（一）新媒体的后果：再没了“天高皇帝远”（二）官民舆论战：法律观的分歧（三）孤立的高院：司法中的政治（四）骑虎难下：非典型“难办案件”三、并…

多元规范的格局是国家治理需要面对的社会事实。多元规范作为国家治理的资源，首先基于法律是国家构建超时空秩序的基础性制度资源，是国家用以结构化社会的基本力量。其次，社会性的规范是复杂社会中微观秩序来源的关键性因素，对日常秩序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而多元规范对

《各行其是——法学界与法院》一书是波斯纳审视美国司法制度的第三本著作。书中认为，司法界与法学界的“各行其是”是导致美国当今司法实践困境的重要成因。尽管此书中的种种建议甚至未必能解决美国的问题，因此更不可能有效回应中国的问题，但此书提出的问题，以及波斯纳切

地方保护主义话语体系在当代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中处于主导性地位。司法地方保护主要发生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1992年启动的经济、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变革，使得地方党政官员进行地方保护主义的激励逐渐弱化，障碍性条件增多。作为精于计算的理性人，诉讼当事人诉诸于上级法院对

基层执法是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计划生育执法能体现基层执法的一般模式与实践机制。计划生育执法在之前的连带责任模式衰落后，逐渐走向了“双轨制”模式：强调依法行政的法治轨道与强调执行实效的治理轨道并行。在法治轨道上，执法队伍建设正规化，执法权行使规范化，执法过

虽然全国信访总量在下降，但进京上访数量却呈现上升趋势，这使得地方进京接访的任务加重。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客观上导致了县级地方政府暴力接访行为和“黑监狱”的大量出现。同时为缓解进京涉诉上访压力，各省高级法院纷纷派驻最高法院周边，形成了法院“驻京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