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需要对其承担的实际功能有全面认知和有效替代，目前几种典型认识都未能如此。信访制度始终存在政治动员与社会治理两种取向，目前社会治理取向凸显，它体现为三大功能：纠纷解决机制替代功能、法律和政策协商功能、社会剩余事务兜底功能。在纠纷解决方

以国家能力为分析视角，以滇中S镇的经验为例，考察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和卫生监督执法的相关实践，并对其机制和困境进行解释。在当前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和卫生监督执法的良好贯彻过程中，兼具行政性和半行政性的基层政策执行组织体系的建立与运转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这体现了国家

在基层社会，一线执法的低可见性、执法事务的复杂性、执法行为的伸缩性凸显了常规性机制的治理困境。专项行动通过建构目标管理责任制、执法锦标赛机制，来激励一线执法、整合执法资源，弥补常规性机制的不足。专项行动例行化，拓展了执法职能，重构条块关系，实现科层体制的

社会转型背景下警察逐渐成为基层纠纷调解的主要力量，正式纠纷调解体系取代非正式纠纷调解体系。纠纷调解活动同时嵌入到基层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实践中。作为基层法治建设一部分的纠纷调解规范化实现了调解体系的科层化与规则化。但是由于法律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张力，以及

原文刊于《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推送时注释从略且与正式发表版本略有不同，如有需要请以纸质期刊发表时为准。感谢谢澍同学慷慨授权推送。一、缘起《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援助范围，健全司法救助体系，…

实现法治与社会发展变化相适应。无论从全球范围看，还是从我国来看，当代社会都处于急剧变化与快速发展之中。这加大了法律稳定性与法律适应性之间的矛盾，对法治手段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运用提出了新挑战。

偏执型上访是社会转型期特有的现象，它可见于多种典型情形，其诉求缺乏合法依据，属于无理的范畴。上访人的心态是偏执的，在信访事项上寄托了很多情感，且上访过程中继续投入情感，这进一步强化了偏执心态。偏执型上访很难在法治框架内解决，却又不能不接待。因为信访不仅是

一、立宪的新中国形态在中国宪法学研究中，一直存在一种迷思——有宪法无宪政。这一迷思反映了西方理论同中国宪政实践之间的内在冲突。抛弃传统宪政理论，重新发现中国宪政成为目前很多宪法学人努力的方向。[1]传统立宪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立宪程序；二是立宪政…

在我看来，如果采用王绍光的上述分类，“福喜事件”中的“保质期”、“生产日期”等几个焦点事实所折射的，主要涉及的是两项紧密相关、具体的基础性国家能力问题。而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渗透性法治化，需要落实到这些细节性的产品标识上，才有可能称得上真正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