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公共性的理想，立基于自由主义理论，源自社会契约论的预设。但从历史实践来看，资产阶级在成功挑战封建王权之后，才获得新闻出版自由，传媒才摆脱直接政治控制。而无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传媒政治性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互联网虽然推动了民主

社会运动与媒体及公共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英国骚乱中，由于英国主流媒体有能力塑造英国公众对骚乱的看法，因而骚乱迅速平息。美国媒体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报道多元而理性，这一运动不会对美国的体制产生任何冲击。在中国和西方的社会运动中，媒体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

从唐慧案看中国法治生态

克鲁格对话汪晖：“媒体的扩张并不代表公共领域的扩张，不代表交流的扩张，因此一定程度上需要一种反媒体。在这个反媒体当中创造出公共性，因为公共性不是天然的。”“在媒体的包围中，反媒体往往能够创造奇迹。……有那么一瞬间，反媒体撕开了媒体那厚重的窗帘。”

“宜黄事件”是一起因传媒监督而具有法律意义的典型事件。对事件的调研及对新闻内容的梳理表明，传媒监督的信息真实性存在瑕疵，它有违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对传媒监督立场的检视表明，新闻报道未能做到完全客观公正，未能兼顾冲突双方的话语权，传媒未能完全做到角色中立。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湖北 武汉 430073）一、药家鑫案的民愤2011年4月22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药家鑫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2011年5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药家鑫上诉，维持原判。[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