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场我们讨论了一个问题，即：如果仅仅从数字的角度来谈论大饥荒，我们有可能得不到真正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数字背后的政治到底是什么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和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一样，都成为撕裂社会共识的伤口，并且演变成意识形态的内战。这种时代的伤口，我们到底该怎样去理解 仅仅归结为某个历史人物的伦理道德，不是解释了问题，而恰恰是遮蔽了问题。就像刚才老田说的，大饥荒需要从内部逻辑来解释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一个秉承执政为民理念的现代政党为什会使得这样的悲剧发生 只有更多内部的解释，才可能不再把一个历史之谜变得更加神秘莫测。我试图做的工作是：回到历史的现场来解释大饥荒的发生。这样才有可能避免今后再发生这样的悲剧，因为不管死了多少人，都是悲剧。

我今天主要谈的是苏联三十年代的大饥荒，想对以下问题做一点梳理：苏联二十年代布哈林、托洛茨基以及斯大林的党内路线斗争与集体化道路，以及之后的大饥荒之间的关系。问题非常复杂，这里只做一个最粗疏的梳理，尽量把一些复杂问题简单化。

1924年，列宁去世，同时也是苏联战后破坏的经济得到初步恢复，面临着今后怎么完成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向何处去的问题。社会主义究竟要不要（或者有没有）原始积累 布哈林曾在1920年出版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使用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一词，遭到列宁的批评，其批注为“儿戏，照抄成人使用的名词”。其实，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指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一词最早是由弗·米·斯米尔诺夫提出，而布哈林在使用这个词语的时候，指的是“劳动动员”、“技术变革”。但是，即便如此，列宁也并不认可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词语来描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1]

真正开始阐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是1922年的托洛斯基，而其想法则早在新经济政策颁布之前。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成就要求对工业政策做紧急修改，加速工业复兴的步伐刻不容缓。轻工业的“繁荣”只是表象，其基础狭隘，必须集中力量冲出重工业的死胡同，制定出工业的“全面计划”，而不是依赖市场和供求的自发作用。经济发展必须优先考虑重工业。资源和人力必须合理地集中在那些对国民经济起根本作用的国营公司，不能有效迅速促进经济复苏的企业应当关闭。财政政策必须服从工业政策的需求，接受国家利益的指导，而不是受利润率的支配。信贷必须面向重工业，国家银行应当对重工业设备的更新进行长期投资。私有企业有利可图，大批国营企业处于亏损，必会威胁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些想法作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念是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1924年的《新经济学》中“更深刻、更严密”地阐明了的。[2]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基本上是一个托洛茨基派的经济学家。1924年，针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布哈林以捍卫列宁主义的方式展开了大辩论。普氏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强调：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愈严重，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时期能得到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遗产愈少，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愈加被迫依赖对社会主义之前的经济形式的剥削。但是，这种通过剥夺农民来积累资金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被布哈林严厉地批判为对工农联盟的毁灭。在布哈林看来，普氏的问题在于，他把资本主义的殖民地问题用在了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正是从这一关键点出发，布哈林完整地阐述了如何以工农联盟为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构想。这里，我愿意把它称作为最早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既区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基于冷战的需要在第三世界推广的“发展经济学”，也区别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这三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恰恰是今天需要重新面对的重要课题。

布哈林是把它归结为列宁的创造，是以捍卫列宁遗产的方式来进行的。布哈林阐述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消灭了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和剥夺了资产阶级之后，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具有非同寻常的理论意义。所以，阶级不单是社会力量的体现，也是经济形态的体现。每个阶级都有其固有的经济形态。我们要把农民作为一种社会的经济形态来看待。最重要的是要引导这两个阶级共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问题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在同一年发表的《经济增长和工农联盟问题》中，布哈林提出，要警惕工农各自从本位利益出发导致联盟分裂的危险。工人倾向于从农民中更多地夺取和积累，而农民认为城市在掠夺我们、农民在养活城市和个人，而真正的问题是工业要为农业市场服务。工业的行情、积累的速度必须取决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沙皇俄国的崩溃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与国内市场容量狭小之间的矛盾，内需不足，所以沙皇制度试图通过对外征服来予以补救。但是，他永远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即整体的国民经济相互依存的问题。布哈林针对的问题是当时的苏联已经日益严重的城乡对立。

1924年前后的布哈林通过一系列密集的文章和演讲，批判托洛斯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其主旨正在于把工农联盟上升到列宁主义政治遗产和政治遗嘱的地位，所有最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围绕的轴心就是工农联盟问题，“工农联盟的理论是列宁主义的最重要的独创性的特征”[3]。但是，托洛斯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宣称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然会与支持其夺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冲突，在农民占绝对多数的落后国家中，社会主义的矛盾无法自我解决，必须是要靠无产阶级的世界舞台，因此，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这其实是不能理解列宁对于民粹主义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判断。

所以，论辩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工业从农业小生产者获得剩余价值充作积累资金，是否可以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来类比。布哈林说，千万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积累过程是再生产的剥削关系，是扩大阶级对立的关系。布哈林警告说，如果按照普氏的农业“基本规律”，国营工业破坏、排挤、吞并农村的小经济，然后由无产阶级“自己的农业”取而代之，小农经济通过系统的剥削（不等价交换，税收和各种不同的超经济的强制办法）被破坏，而无产阶级则按照原始积累的办法行事，——这绝对不是列宁的社会主义方向。“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生产并不是通过在使农民经济破产的基础上以苏维埃经济来排挤农民经济的道路，而是通过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吸引农民参加同我们有联系的并在经济上依赖国际及其结构的合作社；我们走向社会主义是通过流通领域，而不是直接通过生产过程；我们是通过合作社走向那里的。”[4] 否则，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是不可持久的。布哈林反复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而且从世界经济史的视野对托洛茨基思想的来源进行了批判，特别指出：其思想来源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欧洲（国家）中心主义，或工业中心主义，或工人阶级中心主义。

1925年是苏联国家的一个转折时期，农民问题再次被全面提出，是否坚持工农联盟成为核心问题。这一年，布哈林出版《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一书。1925年至1926年，苏联官方的布尔什维克主要是布哈林的思想，党追随的是布哈林的通往社会主义之路，他的理论观点写入共产国际的决议之中，他成为党的正式理论家和共产国际的实际领导者。这时他和斯大林成为苏联的两驾马车，互相配合，布哈林负责政策和理论，斯大林则负责组织工作。[5]

但是，情况在1927年开始大逆转,这一年本是一个丰收年。由于苏联出现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低于农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增长速度，农村中的富裕阶层手中积存了大量纸币，因为买不到需要的工业品,因此，农民不急于向国家销售粮食，也是因为粮食收购价格很低，低于实际成本。国库中没有足够的储备粮，大多数农民要把粮食存到春天再卖个好价钱。

1927年底到1928年初，苏联遭受了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城市和军队粮食告急，苏共党内对此爆发激烈的争论。

斯大林最初并不主张采取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的激烈措施，1927年12月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也坚决拒绝对富裕农民多强征1·5亿普特粮食的主张。莫洛托夫在会上作报告说：“现在向我们提出……强征1·5亿—2亿普特粮食……这一政策的人……是工人和农民的敌人，是工农联盟的敌人；他实行的是搞垮苏维埃的路线”，在速记报告上，斯大林在此喊道：“说得对”！但是会议结束没有多久，斯大林就突然改变，向各地下达了向农村中富裕阶层强征粮食的指示和指标，掀起了用暴力强征的浪潮。斯大林自己也承认：“我们从1月到3月收购了将近3亿普特粮食，当时收购的是农民的机动粮；从4月到6月我们连1亿普特也没有收购到，因为那时我们不得不在收成的好坏还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触动农民的防荒粮。但粮食还是必须收购的。于是重新采取了非常措施，产生了强迫命令、破坏革命法制、挨户巡视、非法搜查等等现象，这就使得国家的状况恶化……”。研究者认为，斯大林原初并不想使非常措施成为农村长期政策的基础，只是想吓唬一下富农，因为1928年夏给各地下达的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指示：将收购价提高15%-20%，增加对农村的商品供应，立即制止挨户巡视、非法搜查和任何违反革命法制的做法，开放各地刚刚关闭的集市。1928年7月，斯大林还表示说，希望在目前收成良好的情况下，不必采取任何非常措施。但是他没有能够实现这一转变，因为1927-1928年之交的非常措施，实际上已经是向富农宣战和对新经济政策终止的宣布，他已经无法单方面停火来中止战争。恶性循环开始，1928年春，富民以减少播种面积来回应非常措施，卖掉机器，藏匿财物，中农缺乏生产积极性怕成为富农。至1928年秋，粮食收购再次岌岌可危，各种经济作物数量减少，纺织业瘫痪，国家原料失衡，出口减少，外汇减少。1928年底，斯大林再次下达了对富农采取更为严厉的行政手段的指示。由此，粮食收购量连续几个月有所增加，但到了1929年2、3月间，粮食收购进展再度停滞，4月间，所收购的粮食在总体上少于1928年同期的收购量。城市出现面包脱销，粮食投机猖獗的危机局面。而对富农的再次打击，再次使得播种面积减少，以及富农“自我消灭”的浪潮，促使贫农和中农扩大播种面积的努力却收效不大。1929年收成不错，但是情况却变得非常险恶，与富农的斗争使得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陷入瘫痪，政府开始实行票证制度，对城市定量供应，而城乡关系则高度紧张。

正是这一切导致1929年秋，斯大林提出了全盘集体化的口号，并使得这一年成为“大转变的一年”。[6]

“大转变”实质是不归路。1930年之后，斯大林更是无法与农民取得和解，因为一旦宣布农民可以退出合作社，整个农业经济结构就会崩溃，集体农庄也未必能够生存，并且还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恢复私人农业，这期间粮食的生产供应将进一步恶化，工业发展也会遭到大破坏。更有可能的是，按照多伊彻（《托洛茨基传》的作者）的描述：“大批农民未必能和平地退出集体农庄。农民认为他们有权报复党和政府。和解则要求为被褫夺者和被流放者平反，给他们补偿损失。不难想象流放者从集中营乘火车返回故乡与亲人相聚时的情绪。集体农庄的解体将会释放出疯狂的激情。它同伴随集体化的疯狂毫无二致。也许由反对派组成的清白政府可以努力安抚整个国家，不致于使它退到反革命的门槛上，对此托洛茨基深信不疑。但是，这对于斯大林政府来说无异于自杀。他的任何软弱表现都会使充溢在数百万间茅舍中的仇恨变成燎原大火。斯大林除了继续作战外，别无他路。许多年后他曾对丘吉尔承认，这场战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更可怕”。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写道，他问斯大林这场战争的压力是否与实行集体化一样大 斯大林马上激动起来，说：“不，集体化是一场更可怕的战争”，“一千万（农民），太可怕了。集体化的斗争持续了四年之久，但对俄国来说，它是绝对必要的。”[7] 这是因为苏联新的工业结构已经是战前工业结构的数倍，但是却建立在比战前旧制度更狭窄的农业基础上。革命后的大部分时间，饥饿一直威胁着城市，只要小农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工业化和城市化都会加剧粮荒。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增产的城市人口只有极其匮乏的粮食供应，仅30年代，城市人口就由3千万激增到6千万，“任何政府都无力解决这样的比例失调，即任何政府都不会命令停止工业化或急剧放慢工业化的速度和接受经济停滞的前景。如果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在1929-1930年的任何时间内重新执政的话，他们也得考虑到农业的灾难性破坏和恶化局面的后果，由于他们必须实现工业化，他们也应使其政府适应这些情况，而当时的局势已设了硬性的框架。”[8]

但是，它却伴随着屠杀、大清洗和大规模的流放，由此暴力与恐怖成为苏联工业化的后果，它迫使整个社会站在了国家的对立面上。按照托洛茨基的批判，它催生了寄身在工人阶级身上的庞大的官僚阶层，而工人阶级本身却处于消极和瘫痪的状态。[9]今天，究竟该如何来理解这个意义上的暴力呢 依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世纪难题，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视野一直（到今天）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各种批判和控诉的理论和道义的主要来源，但是其视野却又是无法剥离地纠缠与分享了斯大林主义，这既是悖论也是困境。

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开始支持斯大林的政策，他们过去认为优柔寡断的斯大林一直是如影子般追随着布哈林的右派，而现在斯大林对富农的打击鼓舞了他们。当时流放在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把斯大林对富农的进攻看成是重大的、使人产生希望的事件，在反对派中，普列奥布拉斯基从其理论的“彻底性”出发，主张与斯大林妥协。他在《新经济学》中强调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是最危机的时期，必须尽快渡过这个时期，这对社会主义经济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这时它既不能从资本主义的优势中获益，也不能从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中获益，它只能剥削农民，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提供资金和积累，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铁蹄下”,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剧烈冲突是必然的。他与托洛茨基的区别在于，《新经济学》并不排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最困难的过渡阶段可以在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完成。他强调社会主义过渡规律的“客观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将迫使党和领导人违背他们的意志成为社会主义的领路人。所有大型工业的国有化必然导致计划经济和高速工业化。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反对这一理论就是反对历史必然性，斯大林和布哈林粉碎和镇压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但是他们骗不过历史规律，“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往往比我们的经济领导体制更进步”，它最终将迫使他们去实现反对派的纲领。他相信斯大林绝不会从左倾方针后退，并且会愈加无情地与富农斗争下去，其结果必然将造成一种全新的局势。而国家正站在重大革命剧变的门槛上：富农将继续拒绝出售粮食，用饥饿威胁城市，中农和贫农不足以提供粮食，但政府对富农的进攻将他们推到对立面，导致政府与基本农民群众的大规模冲突。

正因为斯大林实践了遭到镇压的左派反对派的纲领，这导致左派反对派内部陷入了瓦解和崩溃，大批托洛茨基的主要骨干选择了与斯大林妥协。普列奥布拉斯基认为“客观力量”通过人的主观代表体现出来，而斯大林派正是历史必然性的代表，尽管他们犯有错误甚至是罪行，但仍是十月革命的捍卫者，是忠于社会主义的人。左翼反对派的重要人物、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老革命家拉狄克认为，斯大林证明了他们远比反对派所想象的更有价值，在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托派反对派是先锋，斯大林是后卫，两派之间不是敌对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是同一阶级两支队伍之间的分歧，属于同一个堡垒。

多伊彻认为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和提交的提纲，是苏联经济史上最关键的文件，其中托洛茨基描绘了今后几十年的苏联经济远景，即苏联的演化取决于在一个不发达的，但却是大规模国有化的经济中强制形成资本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确可以把那几十年——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几十年——当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加以分析或描述；而且他这样做的时候可以借用托洛茨基在1923年所阐述的观点中的那些术语”。[10]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所代表的正是两种不同的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它们成为党内激烈的路线斗争的主要来源，——是真正的生死存亡的路线斗争！

在1927年前后危机而紧张的时刻，布哈林坚持论证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构建新型的互助的城乡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1929年1月，在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会上，布哈林做了题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报告，是与斯大林的最后决战，因为1月30日斯大林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就做出了《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的定性报告。布哈林在报告里再次从列宁出发，强调了列宁对革命形势的判断，既有从国际形势方面看，一战后有欧洲帝国主义的分裂，以及东方各族人民的革命浪潮；更有在俄国国内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战争的结合，这种特殊与独特的结合，是革命全部发展的基础。失去这种结合，全面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就会丧失。列宁晚年《论合作制》的思考,被布哈林特别倚重，通过合作社的方式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结合，共和国的命运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级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还是让新资产阶级把他们与工人拆开。这两个阶级的分裂，意味着共和国的覆灭。要用最简便的方式，而不是暴力的方式吸引小农和最小农参加农民合作社。布哈林呼吁道：我们全党和党的一切机关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注意什么东西可以引起分裂，并且随时发现危险，加以消灭。[11]

1929年4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对“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集体”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而布哈林则指责斯大林的政策意味着对托洛茨基的彻底投降，是瓦解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结合。布哈林的讲话以及联共（布）中央四月全会的大部分速记没有在1929年公布，后来也未公布。斯大林的讲话甚至没有全文发表，而是从中删去了相当大批判布哈林及其纲领的部分，20年后发表在《斯大林全集》第12卷中。斯大林害怕与布哈林公开论战，表现出对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纲领能否站住脚缺乏信心。[12]

但是此时，布哈林所代表的、被托洛茨基讽刺为蜗牛爬行的“民粹式”社会主义道路，在苏联已经不可能实现了，消灭“资产阶级”小农的战役一旦打响，就已经没有退路。1928年布哈林曾建议从国外进口轻工业和粮食，不采取非常措施，可能危害要小一些。[13] 但是客观条件是，西方的贷款太少，苏联的出口资源不足。由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恰在此时爆发，西方市场上原料价格急剧下跌，苏联每得到一台机器，就要比原计划多出口1-1.5倍的原料和物资，而苏联的农业总产值却在下降。[14]今天的俄国历史学家披露的材料说明，“在1930-1932年的短时间内，斯大林几乎成了一位商人，为了从国外买到机器，他需要出售一切可以出售的商品，而当时的苏联能够出售的商品只有粮食。斯大林可以从农民那里弄到粮食，但又不能把粮食分给饥荒的人们，因为这些粮食都是为了履行与国外签订的合同而征集的。”，“当我们读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通信时，可以看到其中充满了他们对未来的忧虑与不安。他们像一个公司的老板，总担心公司因资金不足而随时倒闭。有人认为斯大林更像冒险主义者，他并没有计划好一切。这种观点部分是正确的，但不能就此而指责斯大林没有考虑周全，斯大林实际上已经制定了一套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建设的方案。问题是1929年12月，斯大林却突然对‘方案’做了重大的改变，变化最大的是大幅度提高了向农民征集粮食的数量。”“那么在1929年后半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第一次惊奇地注意到，1929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大萧条，世界市场的粮食价格急剧下跌，斯大林制定的国家现代化和工业计划是紧密相连的，粮食价格的下降使得他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这是斯大林的悲剧，也是我们国家的悲剧。斯大林已经无路可走，他开始感到恐慌，预感到不幸的事情发生。他决定进行一个后来产生了悲剧性后果的大跃进，结果发生了1932-1933年的大饥荒。”[15]在这个意义上，除了作为苏联加速工业化的惨痛代价，苏联三十年代的大饥荒也是西方经济危机的一个延伸与后果，——这一点也是需要重新建立理解的。

斯大林最终完成的是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工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而这种民族主义的催化剂却是日益逼近的战争威胁，斯大林准确地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是苏联作为国家的生死决战，这是苏联必须不顾一切完成工业化的决定性力量。而促使他在左右摇摆之后，最后走上这条激进的不归路还有对工业主义的现代化大农业的信仰，即放弃了布哈林由小农经济自然长成社会主义的构想，转而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的大农场来取代小农经济。斯大林用高压实施强购粮食的措施，并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农村集体农庄的设想，认为苏维埃制度是不可能建立在两种不同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即：联合的社会化的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因此，必须逐步而又坚定不移地把出产商品最少的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出产商品最多的集体经济，联合成为集体农庄。必须使全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16] 这标志着党的农业政策的重大转折。这也标志着斯大林开始在农业政策上实施托洛茨基主义，即要对农业不惜代价实现其现代化工业主义的转变。对此，1929年11月斯大林在《大转变的一年》中展望道：

现在瞎子也看得见，如果不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如果不开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我们今年既不会有今年粮食收购方面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也不会有已经积蓄在国家手里的几千万普特常备粮。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的发展，我们正在完全摆脱粮食危机，或者说已经摆脱粮食危机。如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更加迅速地发展下去，那就没有理由怀疑，再过两三年我国就会成为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17]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紧贴着斯大林宣布的美好愿景，却正是苏联历史上空前的三十年代“大饥荒”，构成了对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极大挑战。那么，这场“大饥荒”背后的历史根源究竟在哪里 究竟是亚细亚封建专制主义的必然后果，还是农业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专制逻辑的代价 这是今天需要重新探究的历史与现实的深重课题，是我们今天重访这段历史的使命。而正是凭借着这种“铁腕”工业化的过程，苏联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没有外援的严重危机情况下，顶住了德国纳粹铁骑长驱直入的强大攻势，扭转了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役的被动局面，并成为战胜法西斯最重要的力量，这一史诗般的过程同样是残酷与充满了牺牲，这种残酷究竟该如何在一个更深刻的历史的视野中去理解呢 

我们还需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斯大林对中国的建议。1950年前后毛泽东访问苏联，曾与斯大林就土改中的富农问题交换意见，斯大林向他的建议就是：不要向富农宣战，要把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在法令上不肯定农民分配富农土地的要求。斯大林的建议对于毛泽东有重要影响，在苏期间，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将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草案中的涉及分配土地部分暂缓发表。访苏回来后，毛泽东指示要防止土改中的过左倾向，并几经党内党外讨论，最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做出保存富农经济的决策。[18]

最后花一点的时间回到中国的大饥荒问题。其实，从1951年起，毛泽东就已经在思考一种不同于苏联强行全盘集体化道路的新的农业合作方式，这种方式是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基础上的初级合作社，即在生产工具没有变革的条件下，也即是在没有工业支持的农业机械化条件下，先通过组织起来的方式提高粮食产量，同时避免阶级分化，即避免资本主义过程中必然发生的漫长而痛苦的剥削过程，并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作为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要素，这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19]。

1953这一年，类似于苏联的1929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既是抗美援朝取得胜利的一年，也是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年。由于1953年上半年粮食供应全面紧张，十月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上提出：“从根本上找出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是全党刻不容缓的任务”。陈云在会上有一著名的比喻，他现在挑的是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都要波动；采取征购的方法，农民要反抗，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农村征购、城市配售，危险性会小一点。毛泽东特别委托邓小平到会议上讲话，中心就是粮食问题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关系。[20]由此，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把农村经济纳入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计划经济的轨道。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体系的主体——国营工业，一翼——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另一翼——农村的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制。[21] 这是一条区别与于斯大林的路线，在抗美援朝取得胜利的前提下，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相比与1929年的苏联，缓解很多，这也提供了新的历史可能性。但是，为什么中国还是发生了大饥荒，中国的大饥荒与苏联的大饥荒究竟有什么联系与区别 是需要更深入去探讨的。

这里只简单提一点。人民公社制度设想一方面包括了工业在地化的乡村社会重建的构想，但是同时也包含了对农业工业化的信仰，它体现在用工分制来代替家庭经营的方式，这是工业流水线的模式在农业中的体现。这样的方式使得政策出现失误的时候，农民没有办法自救。农业经营的家庭制取消，农民自救的渠道就会被破坏，这是产生大饥荒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是官僚主义的问题，各地饥荒的严重程度是和官僚主义蔓延的程度成正比的。今天去探讨大饥荒的原因，如果不能真正认识到对工业化农业的迷思、以及这种迷思的体制化是最深刻的原因，那么我们今天正在发生的这个城镇化过程同样会导致类似悲剧的重演，我们对大饥荒的反思并没有真正完成。

谢谢！

吕新雨：

冯老师最后给我提出来的是中国的问题，但是今天我发言的主要内容不是关于中国，以后会有相关文章出来，届时再请大家批评。背景性的因素是不是重要，当然重要。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没有理解我的视角 我实际上是重新从布哈林对斯大林的批判视角去检讨苏联这段历史，但是好像大家都看不到这一点，很奇怪。我试图重新激活布哈林的视野，即工农联盟的视野来批判斯大林工业化的道路，我认为这才是悲剧的真正根源。在这个意义上，首先，我不认为没有历史借鉴的意义，就如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所阐述的，民族国家的工业化与军事化相结合的过程一定是暴力，在所有工业化国家里都发生了，是19世纪到20世纪世界历史中屡见不鲜的现象，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今天很多非洲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内部的暴力冲突，恰恰是这个过程没有被完成的后果，它背后民族国家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是需要重新清理的，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今天正在发生的世界上的暴力的根源。这个清理是从社会主义道路与实践的教训开始，但是问题必须和整个民族国家化的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过程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做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背景因素很重要。第二，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真正解决苏联粮食的问题，一直到苏联解体，苏联留给世界最后的背影就是排队买面包。恰恰是对工业主义农业化的信仰及其失败，是苏联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只有了解这个原因才能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与苏联的异同，为什么毛泽东反复说我们要吸取苏联和斯大林的教训，不要重蹈其覆辙。只有在比较的视野中才能看到问题所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从苏联的视野中开始。苏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两个农业大国的工业化过程，它是以社会主义道路来完成工业化道路的最重要的案例，它们之间需要建立一个比较的视野。而这个视野更需要与第三世界国家按照美国的发展经济学的规训而失败的例子进行比较，同时也要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崛起的过程比较，如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黑人从农村中被排斥到城市，导致今天以种族问题出现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民问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里是作为现代化的反面，毛泽东也说最大问题是教育农民，事实上所有的现代化的理论与方案里都是把小农作为对立面的。但是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是努力通过工农联盟的方式以克服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乡分裂，苏联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性质就是工农联盟，它是要把传统的小农经济通过合作、集体的方式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过程联动起来共同发展，其成败得失需要在历史的大背景下重新阐述。如此，我们才能重新反思为什么今天中国城市化过程变成对“普世道路”的想象与实践，及其暴力的再发生 并警惕新一轮重新剥夺农民的开始。今天全球格局下资本主义造成的城乡分裂，以及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南北问题和前殖民地问题都是新的“城乡”关系的体现，布哈林曾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此有精辟的分析。所以，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和阐述工农联盟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下。

[1] 郑异凡：《布哈林论》，第22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2] （波）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 托洛斯基 1921-1929》，周任辛译，第37-4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3] 布哈林：《苏维埃经济的新发现或如何毁灭工农联盟（关于托洛斯基主义的经济论据问题）》，见《布哈林文选》（上），第215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

[4] 布哈林：《苏维埃经济的新发现或如何毁灭工农联盟（关于托洛斯基主义的经济论据问题）》，见《布哈林文选》（上），第215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

[5] （俄）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上），何宏江等译，第197-198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

[6] 同上，第228-235页。

[7] （波）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 托洛斯基 1929-1940》，施用勤、张冰、刘虎译，第8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8]  同上，第83-84页。

[9] 除了对农村的清洗，1929-1930年间，斯大林整批地改组工厂中的工会委员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和乌拉尔等主要的工业中心，工会委员被撤换的比例高达78%-85%之多，（俄）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上），何宏江等译，第218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

[10]（波）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 托洛斯基 1921-1929》，周任辛译，第96-9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11] 布哈林：《列宁的政治遗嘱》，见《布哈林文选》（中），第338-360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

[12] （俄）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上），第210-21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

[13] 同上，第212页。

[14] 同上，第268页。

[15] （俄）A.B.舒宾：《俄罗斯学者对列宁、斯大林的评价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新见解》，更详细的解释见同一作者《斯大林为什么“制造饥荒” 》， 载《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第238页，第98-114页，李慎明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6] 斯大林：《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页。

[17] 斯大林：《大转变的一年》，《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2-120页。

[18] 逄先知、金冲及等：《毛泽东传 1949-1976》（上），第86-9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19] 逄先知、金冲及等：《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348-3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20] 同上，第263-266页。

[2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65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抗战之后，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失败，他开始投入到组建第三政治势力，斡旋国共合作的政治活动之中。期间，他对中国政党问题连续发表了一些重要见解。概括起来，主要为两点：一是政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二是革命党与政党的异同。这些，为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的政党政治提供了另类视野。 　　 首先，他一贯坚持中国的政党并不具有社会基础，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的政党无法建立在阶级的基础上，社会分野不明，在社会上没有真实的根据，党派分野也就无真据，在政治上没有坚定的立场，“中国的党派全不是真的党派。说一句笑话，中国的党派都不免是‘乌合之众’”。政党是在国家制度上给国民参政的机会，是根据阶级、种族、宗教、职业、地域等不同，各自结党，是建立在阶级或者其他社会分野上的，这是普通的政党。1946政治协商会议前后，媒体所讨论的宪法修正案，是积极准备实行多党制，“所谓结束一党训政，就是接着要过渡到普通政党政治，也就是由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但是，梁漱溟独具眼光地指出，中国其实并不具有实现多党制的条件。 　　 “但普遍讲来，一党就是革命党，而多党就是普通政党。普通政党大概是承认现秩序，在现秩序下活动，依据现秩序而存在。革命党则不然，是要推翻旧秩序，建造新秩序，目的在革命。真正的革命并非以某一党为对象，而是在对社会秩序有新的变革。革命党即负担此项任务，是与普通政党有别。” 　　 为了要改造社会秩序，有时有实行一党制的必要。假如一个党要行一党制，其目的必须在于建造新秩序，只有在这个目的下的一党制，才能被承认。假如有人要问，中国目前实现多党制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我可以断然的、毫无怀疑的说：不是。今天不是一个普通政党出现的时候。为什么 因为今天只是把推翻旧秩序的一面做得差不多了，而另一面则是一个革命党尚未完成他的任务的时候。再者，今天是中国社会秩序的青黄不接的时候，饥荒的时代，缺乏社会秩序。老的秩序已被推翻，而推翻旧秩序的西洋近代潮流系自由、民主等也未能在中国生根，建立起新序来。”“没有社会秩序，政党各自活动，将何所据而不乱呢 ” 　　 “今天中国所需要的是一个革命党来建立新秩序，所应采的制度，我以为与其说是应该采取英美，毋宁说应该采取苏联。 　　 真的秩序并非黑字白纸一定就成，而须真正建设，要从经济生活着手，要有方针有计划一贯到底的去做！ 　　 但我也还不是主张一党制的。不过，是以为应该距一党制为近；远近的程度如何，不能明言，只是指出这是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若只是糊糊涂涂的学习英美的多党（制），各自行动，互相竞争而没有社会秩序的依据，自必乱得一塌糊涂。” 　　 这并不意味着梁漱溟认同国民党的统治，相反，他对国民党的专制一直有严厉的批评，民主必须以国民党党制的结束为前提，这也是因为国民党本身始终没有完成作为革命党的“一党制”，——没有完成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所以不得不口头上要结束训政，以行宪政。但是，他从历史的角度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属于革命党，“革命党是代表一种革命运动的，它就为完成其历史任务而存在；普通政党是代表一国内某部分人的底；这部分人存在，它大概就存在（其主张要求却可因时而异）。前者，我们可称它为时间上的党；因其重心在某一运动，而任何运动是有其时间性的。后者，我们可以称它是空间上的党，因其重心在某部分人，而某部分人则占一空间。”时间性的政党代表的是历史的力量，是为了建设新秩序；而空间性的政党是在国家内部作为秩序性的存在。革命是社会秩序的翻新改造，但并不是所有的革命党都负有建设新秩序的任务。当旧秩序推翻后，新秩序豁然呈露，或自然步步开展，不必费功夫去建造，就不一定行一党制，通常民主革命就是这样。但是社会革命，则必费一番建造功夫，才有新秩序的出现，就必行一党制，“因为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本位代替个人本位，实现一种新集团生活，其新秩序之所以新，要在积极地更有组织，所以不免费事。这原是历史上次第不同的两种革命，亦是人间先后出现的两种新秩序。一党制所以不见于法国革命美国革命，而崭然见于俄国革命者，其故在此。” 　　 但是，在梁漱溟看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也无法完成俄国革命一党制的任务，这是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中国革命几乎是另外一回事，不属于任何一种革命。但是却又包涵着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社会革命，这三种革命在内”。中国本无作为国家基础的阶级，是以社会代国家，中国历史只有周期性动乱与恢复，并无革命，——结构性改变。从孙中山到共产党，五十多年的中国革命，并非从社会内部爆发，而是由外力引发。外国的侵略和西方的新理想，强迫性构成了一全新的中国问题。因此，中国的革命特别难以成功，“其新秩序之建造，将是最巨大又最精细之一工作；按理而论，它须要行一党制。”西方的两种革命，在近百年中先后影响我们，第一种革命，因为意识要求和社会事实不符，没有完成，而后一种革命跟着到来。这两种革命在西方社会是彼此不相合的，“我们将何以处此 我们固不可能一步登天而完成两种革命；却更不能建造一番，推翻它，再做一番建造。我们必须使多方面的不侔，先在意识上有一番疏通整理。凡外来文化与自家历史不相衔接之处，先后两种新秩序不免杆格之处，都必得其逗合沟通之道，而后乃能高瞻远瞩以从事这最巨大又最精细的建国工程”。 　　 “以上的论断，假如不错的话，那么就得承认要有一个中国革命党，实行一党制，一力贯彻到底，来完成它的使命。而必不能行多党制，彼此竞争，时上时下，政策主张忽兴忽废，左右波荡不定如欧美那样。” 　　 在他看来，孙中山有意实行一党制，但是国民党分分合合，一党制的社会条件并不充分，首要原因就是国民党的阶级基础不明，而革命性质特殊。今天抗战胜利，国际压迫缓解，社会问题抬头，但并不足以引发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在中国，可能由今天建国大业以完成之，这正是我们应该进行有方针有计划底建国之理由，亦正是我们需要一党制之理由。今天建国时机到来，一党制实为我们希望的一切。然而从过去到今天，我们却一直没有发现其可能”，所以必须另觅方案。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梁漱溟身体力行去推动的政治方案就是：“多党并存而收一党之用。”大局之下，他认为国共和谈是可能的，并为此而不惜四方奔走。他认为这是一条“从联合中求统一”的中间之路，是中国政党唯一可行的路：“从联合求统一，一面既免多党意志不能集中之弊，一面有无主一而排他之弊。这名日‘二重组织’。即各别党派为第一重组织；全国许多党派之联合体为第二重组织”以达到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一多相融”之政治局面。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各方对新的宪法草案均抱有殷切的希望，梁漱溟却表示，一方面不能不寄希望于它，另一方面，“我还有疑惧，恐怕它不[能]行之久远。因为我觉得这部宪法不能充分符合中国当前的需要，不能充分符合社会改革完成之前的今日中国的需要。”“现在这部宪法制定的就是多党制，因此我觉得它不符合中国当前的需要，恐怕它不能行之久远。”促使梁漱溟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表的这些政党言论，恰恰是在最深刻的基础上体现了对宪政精神的深刻理解。 　　 梁漱溟所说的普通政党，大致可以等同于萨托利在《政党与政党体制》中所讨论的外向型的平民政党，这样的平民政党其实是政府和议会斗争的需要与产物。萨托利通过区分负责任的政府和反应型的政府，指出十八世纪的苏格兰人实践的不是政党政府而是负责任的政府。负责任的政府不仅在时间上先于政党政府，而且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前者。从贵族的、内集团的、议会政党向选举的、外集团的、最终民主运作的政党的转变，是经历了长期的曲折和艰难。这是因为负责的政府本身所隐含的部长必须对议会负责，必须从议会获得经费而且面对议会的批评，这种议会与政府斗争的结果是选民的卷入。面对难以驾驭的议会，政府必然寻求议会以外的选民的投票支持，而议会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这一内源性的发展、议会和内阁之间内部的辩证法就触发了这一过程。它获得了动量，随后被外源性的力量所决定。”只有当人们强调的重点从负责任转向反应的时候，才能说出现了民主政党，即外向的、平民倾向的政党，此后，政党进入一个全新的政治建构并反过来被塑造。 　　 似乎存在一个不可逆的顺序：（1）负责任的政府，（2）选举的“真实性”，（3）作为次体制的多个政党的建立。之所以说这个顺序是不可逆的是因为，仅仅选举和参与，即没有一个立宪的和负责的政府，是根本无助于产生政党为基础的政治实体——政党体制的。 　　 这个顺序是值得深思的。萨托利总结了政党时代的三个前提条件：政党不是宗派；政党是总体的部分；政党是表达的渠道。政党必须是服务于集团的福祉，是代表整体的“部分”并服务于整体的目的（而宗派却只代表自身的“部分”），只有这样的整体才是多元的整体。政党最主要的功能是执行表达功能，传递得到压力支持的要求，只要政党是复数的“部分”，一个政党体系总是倾向于从下而上的表达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操纵，当然这是理想的状态，而压迫性的操纵是在多元主义式微的时候才会盛行的。 　　 在这个基础上，萨托利总结了一党制的出现，“一党制是多党制失败后作为最后的解决手段而成为政治发达社会的特点”，一党制的先决条件是一个政治化社会的出现。萨托利认为应该区分国家政治发展和社会政治发展，后者包括一般民众的政治觉醒和政治参与。一个政治化的社会既是一个参与政治体系运作同时也需要该体系更有效运作的社会，这里的政治化社会（politicized society）的概念接近于被动员的社会（mobilized society）,它体现了“群众”对于政治的重要性。只要一个政治社会是一个相对小的精英社会，政党体制就会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但是当一个社会普遍政治化之后，使社会融入国家（反之亦然）的交通规则就通过政党体系结构化的方式建立起来，此时，政党成为沟通的机构，而政党体制则成为该社会的政治沟通。替代“多党”的最可行的最持久的是“一党”，而不是无党或反政党，其原因就在于现代社会不能没有表达的渠道，“一党制国家要么继承一个政治化的社会，要么促进一个社会的政治化。和多元制政治实体相比，他们更需要一个普遍政治化了的社会。一党制的党是排他的，因而它更尖锐地面临自我辩护和自我肯定的难题”，这就是为什么它必须证明自己能够比多元政体做得更多、更好、更快，它必须依赖社会的被动员、劝说、信仰和奉献。党国体制中，党、国两个整体必须一致才能共存，政党在其中的作用是服务于国家的目的，而不是社会的目的。多元体系中的政党是表达的工具，而一元体系的政党是选拔的工具。党国体制的鲜明特点是不允许次体系的自治，而次体系的自治是多元政治的指标，“社会超越国家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而且基本上是与政党次体系的自治联系在一起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他次群体的自治完全可以把社会从国家解放出来”。在萨托利看来，一党多元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政党只有在应对而且支持被统治者的时候才能统治，而一党制本身的问题是谁将统治党本身，党内分歧诱发的只是“私人性”的而不是“功能性”的竞争。一党制其实是国家体制，在此体制下，政党服务于国家目的而不是社会目的。 　　 萨托利从西方宪政历史的角度给出了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前提条件，我们需要更多地去关注这两个前提。 首先是“多元主义”政治作为多党宪政的前提，萨托利通过对“多元主义”的严格界定，其实否决了非西方社会具有政治多元主义的可能，这是很多非西方社会宪政失败的根源。在这样的意义上，他的自由民主与宪政相结合的理论是必须以西方近代多元文化政治的社会条件为前提的，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强调民主和宪政其实是可以分离的，其结合只是近代西方社会历史的产物。萨托利所著《政党与政党体制》于2006年被翻译进中文世界之前，其另一本名著《民主新论》早在1993年就被翻译成中文，并于1998出版了第二版，销量逾万，受到极大的关注。但是当我们对萨托利的民主思想投注热情的时候，是否充分重视了了他所强调的“多元主义”社会这一西方自由主义宪政制度产生的重要前提呢 西方建立在政党体系上的自由宪政理论与实践，是为了解决西方社会在宗教改革之后出现的政治分裂问题，因此它必须以世俗化和宽容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多元主义”为前提——这是针对王权的“自由”的基础，通过政党体系来整合和形成社会意志——这是针对社会涣散的“民主”的方式，即把国家内部的社会分歧（而不是冲突）以宪政民主的方式获得政治性共识和行动。只有明确西方这样的自由宪政民主的前提，我们才有可能以自觉的方式反思中国社会自身的宪政民主问题。在这一点上，梁漱溟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宪政道路与中国（乡村）社会关系问题的思考，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前提，正是政治化的社会作为一党制的前提。这个前提为中国共产党确立政权给出了一个解释的空间，那就是共产党作为革命政党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动员正是其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在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失败的比照中尤其突出，它是理解梁漱溟道路和毛泽东道路之分野的关键。正是在梁漱溟失败的地方，共产党取得了成功，它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胜利的秘密，这就是通过广泛的社会政治动员，为新中国的建立锻造一个人民主权的社会主体，而这却是萨托利的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在他的民主理论里，“人民”主权是一个空洞和虚假的概念，这是因为他处理的西方社会中，共同性本身的瓦解成为必须重新讨论“民主”之现实的、社会的前提： 　　 “在西方社会里，终其一生住在家乡的人越来越少，这是共同体的动荡。当然，失去了根，也可能是从根的锁链中解脱出来，但是连接组织的断裂也是一种代价，一种过渡状态，即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中转变的断裂性，生动地说明了这一代价。既然巨型国邦不会恢复亲密感，‘孤独的人群’就仍可能继续伴随着我们。总之，我们生活中的基层团体的保护伞已经消失；适应迅速而不断变化的环境是一场紧张的竞赛，其中有着大量在调整中失败的人，由此带来的空虚感养育了异化和失范。” 　　 很显然，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工业化启动之后的西方社会的问题。在城市和乡村断裂的过程中，乡土共同体的瓦解也瓦解了“人民”主权的基础，“人民”被聚集在城市中的孤独和和恐惧的“群众”所替代，乌合之众的“群众社会”出现，而这样的群众社会是欧洲“极权主义”的诱惑，希特勒和德国法西斯都是在此基础上以“民主”的方式上台，并操控“群众”，正是这样的“群众社会”会诞生魅力型领袖和总体性动员，这正是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予以阐释的主要观点。而萨托利和其他西方政治理论讨论“民主”问题也是以这样的工业时代的“原子式”的群众社会为前提的，这一点是需要在讨论中国民主问题时特别需要关注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简单地搬用萨托利式的对“人民”主权的否决来否决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起码是轻率的和丧失历史感的。 　　 中国的人民主权的锻造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过程，这其中乡土中国的社会意义需要重新理解，其宪法意义上的工农联盟，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意义上消除“三大差别”的社会动员和实践，都服务于这一历史使命。简言之，毛泽东的工业化道路不是以城乡差别为理所当然的前提，而是相反，是以消除城乡差别为诉求的。人民公社及其社队企业的试验，工人作为工厂主人的“鞍钢宪法”，正是“人民”主权思想的重要体现。对其成败得失的重新总结，应该在尊重我们自己的历史脉络里进行，而不应该简单套用西方的概念。对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的重视，以及建筑其上的人民民主的试验，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体现的正是“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所以，国家属于人民。这个口号在今天中国的各类社会运动中，依然是被不断援引的合法性的政治资源。同时，国家也属于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因此，不能仅仅局限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下来谈中国的民主问题，因为这样一来，其实是把中国的问题收缩为城市和中产阶级的问题，这恰恰是城乡断裂的表征和后果。因为，这样一来，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广袤乡村就被遮蔽了，其处于重新零散和解体化的过程也被遮蔽。我们今天不仅仅应该重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讨论，更应该在此基础上重启“国家”与“人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讨论。 　　 今天中国的民主实践正从乡村基层民主开始，但是问题在于，那种程序式民主与中国乡村社会本身的背离性关系并没有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因此也无法从更深的层面上探讨：为什么今天中国乡村基层民主选举普遍不容乐观 一个没有主体的乡村社会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民主” 是“民主”还是“治理”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还有没有可能重新借鉴毛泽东时代“人民民主”的经验  　　 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处理的重要问题正是国家、政党与社会（乡村）的复杂关系。一党制对持续不断的社会动员的合法性依赖，也是对作为主体的“人民”的依赖，党和人民、干部和群众，都是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体现，从中孕育着文化大革命的种子,这就是为什么党、国家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成为文革的核心问题。否则，一党制自身合法性的危机就必然会表现为“去政治化”，后果则是越来越严重的国家与社会（乡村）的分裂（而不是相反），而这个意义上的以官僚体制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正是毛泽东晚年最忧虑的问题，如何把“国家”还给“社会”、让国家属于“人民”则是他一贯的思考，中央权力下放，“虚君共和”的地方分权化方案都与此相关，从“四清”到“文革”针对的都是官僚主义问题。中国的社会问题，对于梁漱溟来说，就是文化问题，对于毛泽东来说，亦然。不同在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宗旨是破旧立新，试图为新中国和新社会构建人民主权和人民民主；而梁漱溟的文化建设是化旧为新，试图赓续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逻辑，用文化统一来维系社会统一，是针对当时严重的国家分裂和国权不稳定之弊，所以要创建社会自身的力量。这两种“文化”的政治分野与纠葛始终贯穿和建构着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并因此构成了一个互相参照的历史与政治的视野。 　　 四十年代中国的宪政实践没有按照梁漱溟所希望的军队国家化、政党民主化的方向走，却滑向他所预感的疑惧的方向。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之后，7月即发生李公朴和闻一多被暗杀事件，梁漱溟连续发表文章抗议，宣称自己在等第三颗子弹，并作为中国民盟代表亲自担任李、闻被暗杀事件的调查。11月，他在《大公报》发表讲话《革命党与政党的异同》之后，便回到重庆北碚“埋首著作”，开始重新撰写《中国文化要义》。越三年，1949年11月该书出版。 　　 梁漱溟的文化理论是其一生实践的指南，反过来，实践中的问题也是其文化理论的动机。对于梁漱溟来说，只有着重文化的不同，才能建立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才有可能使中国从西方霸权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框架中解救出来，这才是其文化理论的皈依，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其实是以“社会”为本的“社会主义”。每当梁漱溟的政治实践遭遇失败，他就马上退回去做文化理论的建设工作，——这些都是同一思想的不同展开，对此，我们需要整体性地去理解。

　今天坊间和学术界的梁漱溟热，鲜有讨论他的宪政思想及其与乡村建设的关系。其实抗战前后，梁漱溟对宪政和政党问题有大量论述，值得今天重新回顾。 　　梁漱溟的口号是"乡村建设就是我的宪政运动"，因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本。他认为晚清以来，中国的宪政运动一直无法成功，就在于一种政治制度并不是寄托在宪法条文上，而是寄托在政治习惯上，西方政制在中国社会是无根之物，所以无法成功。所谓宪政是自由权之保障和参政权之取得，应该是来自人民的运动。但是中国的宪政运动，却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动机，是出于民族立场，属于民族自救运动，是百年来世界大交通之后，基于外在压力的产物。宪政对于欧美是目的，是从社会内部问题逼出来的，而我们的宪政运动是受外界打击而产生的维新改造运动，却是手段，不是社会本身的要求。三民主义，外求民族解放，内求民权与民生，内部的问题也是由外部问题所引发出来的。这是中国宪政之路不同于西方的地方。中国的社会主体是乡村，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培养出新的政治习惯，努力使得新的政治制度自下而上产生，只有这样才能创建出有力量的社会主体和政治。"欧化不必良，欧人不必法"，这才是民族的觉醒和自觉。 　　但是，1937年抗战爆发，邹平的乡村建设陷入危机。韩复渠当局加速了对农村的剥夺，要壮丁，要枪枝，派差派款，梁漱溟乡建中地方民兵的自治力量，则成为当局直接抽取的武装资源，壮丁和枪支每每被整批带走，而且还屡屡以欺骗方式，这就导致"凡当局一切所谓之结怨于民者，乡农学校首为怨府。" 　　"事前乡农学校固未料到，而曾以乡民以,绝不带走,为担保式之声明者，至此毫无办法，自己落于欺骗民众地位。甚至有时乡农学校亦在被骗之列，而乡民仍认为乡农学校行骗。怨毒之极，致有砸毁乡校，打死校长之事。我同学之死于此者竟有数人之多，曷胜痛吊！......以建设乡村之机构，转而用为破坏乡村之工具，吾侪工作至此，真乃毁灭无余矣！吾同人同学几乎不能在社会立足，几乎无颜见人矣！言念及此，真堪痛哭。" 　　在此内忧外患之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实践彻底破产，他所设计的抵御现代性负面力量的基础都被它的对立面所吸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因此放弃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而是相反。正是在统一抗战的历史需求下，他开始把自己的"社会本位"思想推向了对中国党派和宪政问题的思考和实践中。 　　 　　抗战中梁漱溟的宪政思想 　　 　　1938年面对抗战爆发后的种种危机和问题，梁漱溟发表《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他痛切地认为，中国受日寇之祸至此，在于中国本身的分裂。北伐之后的内战和政府的贪污腐败，国民党缺乏政治方向，丧失了革命性。而共产党过高估计阶级斗争，不合大势，是分裂的因素。中国三十年来政治上不统一不稳定，社会意志上不统一，最高国权无法树立，是遭日本侵略和失败的内因。因此，要求得抗战胜利，关键在于统一社会意志，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致抗日。 　　社会内部的统一，不能用阶级的方式，而必须用联合的方式。因此，他总结其乡村建设的失败，认为"唯有迅速建立吾侪之团体组织"，但是此团体组织，并非通常之政党，而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团体，"政党必争政权，吾侪不争政权，便非通常之政党"。中国目前的形式，不应有绝对排他的政党，亦不应有相对立的政党。在他看来，中国目前的政党结构应该有两重，个别团体为第一重，团体与团体的联合为第二重。个别团体的存在，是为了代表不同的利益和声音，而其联合才能协力救国建国。这一联合的思想是为了代表全民族社会：各族各教各地方各阶层各职业，但代表的同时要保持一致的立场，就必然不能直操政权。因此，梁漱溟强调说，这一联合的团体，与其他国家的宪政体制，即联合内阁混合内阁或举国一致内阁全非一事，"若以孙中山先生学说解释之，则此联合体所有者为权，而政府所有者为能；此联合体所有者为政权，而政府所有者为治权。吾侪尝自誓永远守定在野营垒，其义在此。"此后，乡建派开始作为一个团体组织，介入到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之中。 　　梁漱溟批判国民党建设而不革命，共产党革命而不建设，而现在时势的需要是"革命的建设"。因此，一方面，梁漱溟奔走于各党之间，寻求国内合作与统一的道路，为组建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而努力不懈；另一方面，他却坚决拒绝参加自由主义人士发起的宪政运动。1939年，他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把各小党派联合起来，并一再声明，这不是一个政党，只是为了应对国共冲突而引起的紧急情况而建的特殊组织，目的是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全国的团结。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面临崩溃，促使梁漱溟放弃同志会，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但是，无论是统一建国同志会，还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梁漱溟的目的都不是为了打造一个新的政党，而是为了纠集社会上的各种政治力量以"避免内战"，在这个意义上，他谋求的仍然不是现代中国的所谓"宪政"运动。他在《光明报》社论中强调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许多党派的联合，是一联合体，"所以不要看作国内两大政党之外，政治上又增多一竞争的单位。他只是为了当前时势需要，而作此联合行动。什么时势需要 就是不要以内部不合，坐失国家翻身的时机"。对此，他在各种场合再三明确表示，不取宪政之意，宪政要在国家统一之后，非现在所急。所有这些言论，正是梁漱溟一贯思想的延续，那就是中国的党派问题要以统一中国为宗旨，而不能成为分裂的力量。这是他讨论政党问题和宪政问题的关键，民主势力的培养，是为了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而绝不能相反。在梁漱溟看来，抗战爆发，这一外来的力量使得中国长久以来的统一问题之解决成为可能，"这全为暴敌所赐，其势不可久恃。我们必须乘此时机，从内部自己奠定永久之统一。" 凭借时势，谋求社会内部统一，正是梁漱溟借助第三政治力量作为社会的代表，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的最重要的动机。 　　1938年1月5日，梁漱溟第一次到延安，和毛泽东谈话的两个主要问题，就是，"一，对外如何求得民族解放；二，对内如何完成社会改造--亦即如何建国"，他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抗战必须依靠团结，但是这样的团结不能建立在党派利益的基础上，这样的表面上的团结根基甚浅，而必须建立在社会改造的基础上，这是民族自身的基本问题，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团结。而社会改造的最核心就是对乡村和农民的改造，以文化改造，完成民族自救。中国的宪政在社会，社会的根基在乡村，而中国的抗战也最终必需依靠乡村。 　　 　　团体、政党与多元主义 　　 　　如何理解梁漱溟的这些具有独特声音的宪政思想 这对于理解梁漱溟思想的整体性非常关键。艾凯在《最后的儒家》中认为梁漱溟一方面投身于第三种力量的民主政治中，要求国民党结束党制，一反面却反对自由派的宪政运动，这种"非宪政化的民主制"是一种令人费解的态度。但其实，我们把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其宪政思想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其整体性的逻辑。梁漱溟是用社会本位的立场来衡量一切政治问题，在他看来社会大于民族国家，大于阶级，也大于政党。只有社会有权，国家才能有权，而这个社会的根本则是乡村社会（而不是今天我们所谓"市民社会"）。在军阀混战的时期，他谋求的是乡村建设；在抗战爆发的时期，他寻找的是政党的团结；--都是其社会理论的实践，而其指向则是国家统一，以及在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上国体的延续，其宪政思想正是建筑其上。 　　我们需要退后一步来讨论梁漱溟的政党、宪政与社会的关系论述。梁漱溟强调宪政必须以社会统一、国家统一为前提，以社会力量为基础，是否只是中国的独特性呢  　　我们可以意大利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研究为一个参照和比较的坐标。从理论上说，西方政党合法性的获得恰恰是以克服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为前提的，在《政党与政党体制》一书中，萨托利追溯了政党从宗派到政党的起源和发展，指出政党这个词汇的出现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情，而且最早都背负着宗派主义的毒性。最早对政党作出定义的两位经典思想家是休谟和伯克，都出自英国。休谟的贡献在于区分了政治的和宗教的原则，"源于原则、特别是抽象思辨的原则的政党只是现代才有的"，而政党是自由政府的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结果，而不是自由政府出现的条件。这个政治原则和宗教原则相区分的观点为伯克的政党定义开辟了道路，而伯克的著名定义是： 　　"政党是建立在一些人们集体认同的特别的原则之上、以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利益的联合起来的实体。" 　　政党是使人们能够利用国家的全部力量和权威实施他们公共计划的恰当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区分于宗派。对于伯克来说，区分党派和宗派的动机，在于驳斥国王把所有的党派都说成是宗派，也就是说，政党需要在与王权的斗争中获得合法性，其前提是党派必须作为一种有益于公共义务的团体（connection），团体是伯克的关键词，团体在政治上"对彻底履行我们的公共义务是完全必要的"，反对宪法的威胁来自于"分而治之"，来自于国王对一个充满宗派争斗、不团结因而无力的议会的操纵。"伯克明白--而这正体现了他的才华--由于议会不可能是铁板一块的，如果议会联合起来--也就是组织,体面的团体,--来反对主权将处于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 　　萨托利认为，"追溯到上个世纪英国的情形我们得出的一个主要教训可能就是政党--如果被接受并恰当地运作--是以宪政治理下的和平为前提的，而不是以导致宪政确立的内战为前提的。"这正是为什么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对政党充满怀疑和否定，反对政党正是和反对宗派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宗派的本质是牺牲大众的利益和剥夺人民的主权。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比尔说：产生多党的原因只能是"个人利益"，圣茹斯特（Saint-Just）说；宗派在分裂一个民族时用凶险的党派意识取代了自由。美国的建国之父华盛顿在1789年的告别演讲时强调说："我以最严肃的态度警告你们警惕政党精神的有害影响，......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自由国家中政党是有用的筹码......用来维持自由精神的活力......在一定条件下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在纯粹选举产生的政府中这是一种不应鼓励的精神"，否则政府软弱得不能抵御宗派的野心，那么自由就不过只是一个名词而已。托克维尔观察美国第一批现代政党的出现时，总的评价为："政党是自由政府生来就有的恶。" 　　在伯克为政党的合法性进行理论辩护的时候，政党的实践并没有相应地获得好评。政党被接受的前提是克服对分裂的恐惧，在于"多元主义"的确立。而宪政多元主义--权力分立和制衡信条，比政党多元主义要早得多，而且是在没有政党反对政党的情况下形成的，宪政主义自亚里斯多德以来，褒扬和寻求的是混合政府而不是政党政府。就宪政而言，一个政体分成不同的部分，但这并不是说这些部分就是政党。政党获得合法地位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且只出现在极少数的宪法中，直到今天，在大多数国家，政党在法律上仍然是私人团体，而没有得到宪法的承认，只有少数例外。把自由宪政主义的世界观扩展到政党的两个障碍，一是政党作为宗派，是"反对整体的部分而不是整体的部分"，二是启蒙运动的强烈的个人主义信条，它针对的是中世纪的束缚。今天的多样性的民主概念，在十八世纪的民主之父看来并不具有根本性，他们的民主概念恰恰是统一和一致，因为他们参照的是古代的民主，斯巴达和罗马的民主，而不是自由民主。 　　政党多元主义来自多元主义首先扎根的国家，来自新教而不是反对宗教改革的国家。多元主义成长于战争和宗教迫害，其实质是宽容原则，是世俗化培养了多元主义。在多元主义的世界观普及的地域之外，政党多元主义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也没有长久存在，因为要操作一个存在很多政党的政治体系，并使得这些政党不危害这个政体，并不是简单的事情。萨托利强调，多元主义作为自由民主的基础，其基础并不是共识或者冲突，而是分歧。分歧与共识和冲突相关，但与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同。基本原则上的冲突不是民主的基础，也不是任何政体的基础，真正的冲突的唯一结果是内战和分裂。而共识则是多元性基础上的全体一致，是激发不断调整思想和利益并使之成为一个相互说服和不断变化的无止境的过程，是分歧作为社会常态的存在，才使得人们去创造共识。 　　人们所认识的共识是通过下列事实所证明的，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西方的政党体系并没有发挥作用，只是在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解决之后--也就是在宪政统治被接受之后--才运作起来，这也许不是偶然的。也许政体必须首先存在，也许国家统一必须在政党"分裂"之前，也许这就是使政党相容于统一而不是有害于统一的条件。 　　这样的多元主义的政党宪政是西方的现代性的产物，因为，在萨托利看来，大量的可识别团体的出现并不能证明多元主义的发展，而只是说明表达的碎片化的发展状态，政党是社会表达的方式。只有这些团体是联合性的，而不是惯例的或者风俗性的，只有这些团体被认为是自然发展的，而不是强加的，多团体的社会才是多元的。因此，非洲式的建立在传统公社组织上的"多元主义"被排除在外。只有自愿的、非排他的团体，以及其"交叉分野"的关系，才是多元主义。 　　 　　自下而上的乡村建设才是宪政的前提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梁漱溟和萨托利的观点，就可以发现梁漱溟对中国宪政道路思考的坐标与西方的宪政道路的发展有着惊人的相似，但是他却是以强调中国特殊性的方式来表达和完成这一思想的。这是因为，他只有强调独特性，才能够超越同时代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对宪政的"原教旨主义"式的崇拜。也正是因此，使得梁漱溟得以在更深入的层面抵达了宪政思想的要义。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处于旧社会崩溃解体，新社会建造未成之际，国家大局因此得不到稳定统一，这是中华民族的生死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打造新的社会组织来解决中国人的散漫，以社会统一促国家统一，因为社会统一，武力才有真正的主体，国家自然就能够统一。此社会组织，并非当时的政党和宪政所能够解决的，在内战的前提下，不可能建立所谓"宪政"。1946年，国民党宣布结束训政阶段，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梁漱溟在《观察》上发表《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引用十年前吴稚晖的话，把即将到来的全国大选称为"选灾"： 　　"当时吴老看到各地为选举而闹得举国騒然，鸡犬不宁，公私耗财之巨，社会风纪秩序破坏之烈，乡里友好结怨成仇，伤亡而继之以词讼，精神物质一切损失之无法计算；于是从其悯恻之怀，发为讽刺之言。他叹息于水灾、旱灾、风灾、虫灾，......任何一种灾，亦没有这,选灾,普遍而深入。这确实是个古所未有，比什么都重大的灾祸。然而不幸的很，今年我们在许多水灾（两广成都各处），旱灾（山西河北等处）和兵灾之外，又将有一次这重大的选灾的到来。 　　我想不待我来预告，有心人谁不看到这里 但尽管看到，却无人敢说个,不,字。此非谓政令所在，不敢违抗。根本上在,民主,,宪政,这一类仙符神咒之下，人们已经失去了怀疑反抗的知能。大家好像说，,选举怎能不办 ,要行宪政既成了天经地义，宪政则必从选举作起；而选举在一般意识里就只有欧美通行那套方式。于是明知其为灾为祸，亦只有将就忍受，或且还妄想从灾祸中受到符咒之效（实现宪政）。" 　　梁漱溟正是从这样的中国政治的现实出发，吁求打破对西方宪政的迷信，而实实在在地探讨究竟什么样的政治形态对于当时的中国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极力主张用"团体"所形成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党派。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梁漱溟对党派和团体的区分，对宪政与国家统一、和平关系的把握与实践，超越了当时的宪政主义者。在他看来，所谓宪政和民主，其目的都是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建立条理和秩序，相互承认和相互制约，而不是相反。他清楚地意识到："政轨之立，却绝非一纸宪法所能立。政轨的建立，正是建国运动中第一件大事。建国是要大家合起来建一个国，不容有两个以上的建国运动。"所以，"宪政者，无他，只是在这西洋国家内部一种有争而无乱之道而已。其为,集团而斗争，斗争而集团,，仍然未变；不过团体内组织得更好，对外斗争起来，其力更大。"而当时的政协其实是在国际国内的督迫之下产生的，其目的就是在国共两党之间取得相安之道，促国家实现统一，其道就是把政党的军队交给国家，把它们变成宪政之政党。在这个意义上，政协本身不是宪政，只是实现宪政的条件。梁漱溟在政协大会上竭力主张所有现役军人脱离党派，邵力子反驳说：这实际上做不到。梁漱溟拍案而起："作不到也得作！"因为在他看来，没有这个前提就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宪政可言。政协失败，国共两党和谈失败，正是作为宪政的社会前提的失败。 　　梁漱溟的立场和观点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我们根本不同意以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类范畴，加于中国社会史上"。"所谓不跟共产党走，最要紧的一点就是不学他们的斗争。斗争自是共产党的拿手戏。他们把全部历史说作是阶级斗争史，那恰是为西洋人而说。"分歧的焦点正在于"阶级"问题上。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叙述里，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封建社会也是阶级社会，地主阶级是剥削阶级。但是，今天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已经普遍支持梁漱溟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因为没有长子继承权，土地和财产的集中程度并不高，并没有很大的阶级分化。而梁漱溟也一再表述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就是要为了让共产党不能成功，因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破坏了乡村的统一性。但是他失败了，而共产党却成功了。 　　这是因为，梁漱溟关于中国阶级问题的叙述在一般意义上是对的，但是恰恰是在十九世纪末，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居住在城镇里的不在地主比例大大增加，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进入崩解的过程，这才是西方的阶级理论得以立足和发展的现实土壤。"即使在最讲仁爱的儒家地主户下租佃，农村的阶级关系也决不是作田园诗的合适题目，而十九世纪后期的外居地主制则更加苛刻，以致在二十世纪时已经变得令人不堪忍受。"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20页），其实，中国农村的状况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已经迈入了一条不同于传统的现代道路，这正是梁漱溟自己的分析，农村的破坏起缘于外在的压力，--问题只是在于是否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范式。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对中国社会非阶级性的判断，在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之后，恰恰是值得争议和辨析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学说，如果对于中国长时段历史的解释是有问题的，那么在近代中国社会变动的格局中，却有其巨大的合理之处，--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的现代革命极其重要，这正是二十年代的大革命之所以席卷中国城乡的原因。 　　《剑桥中国晚清史》在最后一章"社会变化的潮流"中检讨了近代社会的这一变化，作者认为晚清中国社会的变化，尤其体现在土地关系以及地主与佃农关系的恶化上。因为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和各种现代化的开支，使得占农民多数的小生产者负担日益沉重，趋于破产。而传统的地缘和血缘的社会体系，也在这个过程中破裂： 　　"而这种体系本来是能够缓和对抗激烈的阶级冲突的。这个体系曾经保持过农村社会上下一条心，此时则越来越破裂了。以往地主或地主名流在歉收之年减免租赋，或向佃农和小农提供帮助和各种保护，而此时这些情况越来越罕见，或者越来越成为麻烦的负担。绅士名流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地主离开土地迁居城镇，它虽然不是造成体系破裂的唯一原因，却加剧了这种破裂，因为仍然留在农村的地主肯定不会表现出更多的儒者的仁爱之心。地主的无情，尤其是进入城市以后，破坏了他们和佃户关系中曾经有过的相互信任和道德权威。"（第677页） 　　这样的过程其实正是梁漱溟所描述的中国乡村社会解体的过程，但是他否认这是新的阶级关系的出现，而是把它视为一个必须被克服的社会现象，因此他的乡村建设方案的要旨正在于如何消除产生新的阶级冲突的社会条件，这是他改造社会的目的，即重建城乡一体、上（知识阶层）下（农民）一体的社会有机体。但是，正是因为他拒绝承认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历史意义，使得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并不能有效地完成对农民主体性的再建构过程，他的乡村运动中的农民始终是被动与消极的，这也是为什么1949年之后，他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去观察新中国的土改时，对农民的积极参与印象极为深刻。而他的上、下一体的实践也始终停留于理想，"梁漱溟始终未能解决乡绅和大部分民众在利益上的明显对立"，（艾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第198页），他极力推行的知识分子、干部与农民的结合也并没有真正实现过。 　　但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理论及其建筑于上的宪政思想，却开辟了一个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革命和现实的新视野，那就是自下而上的乡村建设才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人民的运动，中国只有克服城乡分裂、重建乡村社会主体才能抵达宪政的根本。局限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下来谈中国的民主宪政问题，是把中国的问题收缩为城市和中产阶级的问题，这恰恰是城乡断裂的表征和后果。 　　

中国的城乡关系或者“三农”问题需要在中国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去重新理解。 　　这个历史视野包涵以下的基本判断：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结构在晚清开始改变，这是中国现代性的开启，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传统中国城乡互哺关系的断裂与对立。地方精英蜕变为杜赞奇所描述的营利性经纪人，“地方”和“国家”的概念产生变化，新的国家建设和地方军事发展，使得赋税日益沉重，所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革命的任务就是打倒军阀土豪劣绅和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国共合作时期农民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展开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还处于消极被动的中国农民，十年后却在大革命时期大规模地成为革命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 　　在这个意义上，乡村革命与中国现代政党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理解。今天的流行观点是1949年之后摧毁了传统的乡绅自治的社会结构，这一看法是违背基本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来源于二十年代的国民革命，它的前提正是传统社会的崩解和失序，这就是为什么二十年代最具有动员力的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它表明了晚清以来乡治危机与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30年代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对逆转的城乡关系进行改造，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开始投入这个城乡裂变的现代中国的大命运中。 　　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以“群众路线”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现代政党和中国社会最大多数人群的结合，完成了把晚清以来日益解体的乡村社会整合成革命主体的功能，从而使得乡村社会成为中国革命不竭的力量来源，实现了对外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对内统一国家权力的历史任务。1949年以后的民族国家建设中，工农联盟被放在至高无上的重要的地位，并以此重建新的城乡关系，这个关系既以剪刀差的方式强制实现农业、农民、农村对城市、工业的支持，也以国家自上而下的方式强制进行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回馈，以“缩小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大学生以及知识分子，都被鼓励乃至强制到农村去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因此，当八十年代以后，三大差别急剧扩大，所有的资源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迅速往城市集结，城乡断裂则必然加剧。 　　 　　人民公社扩大了传统的宗族制度 　　 　　我们需要在这个视野中去理解梁漱溟试图在村校、乡校基础上完成的政治、经济、教育三者合一的乡村建设方案，在梁漱溟看来，“政治经济合一，亦是对西洋近代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分离说的”（《乡村建设理论》，见《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因此，这个方案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资本主义的方案，而是相反，是抵御资本主义的方案。在他看来，中国以乡村建设的方案完成的新社会应该具有这样的特色：其一，新社会是先农而后工，农业工业结合为均宜的发展。其二，新社会是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乡村与都市不相矛盾，而相沟通、相调和。其三，新社会以人为主体，是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其四，新社会是伦理本位合作组织而不落于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两极端。其五，新社会内政治、经济、教育（或教化）三者是合一而不相离的。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一定是筑基在如下两点上，一是以农兼工；二是由散而合。“入手在此，收功也在此。此外再没有旁的问题。如何促进农民合作，又是如何工业化的前提。或者说，二者迭互为缘，相偕并进的。”传统的农民、乡村是资本主义天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以乡村的解体、农民的消失为前提，这就是所谓城市化过程。它被定义为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但是这却是梁漱溟最大的质疑所在，即如何让农民不离开土地来获得生存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如何最大程度上保持乡土社会的有机性，保持社区 这其实也是梁漱溟的追求，即社会本位的追求。农民离开土地的前提必须是农业可以养活足够的城市人口，以及城市有足够的工作机会和生存空间提供给农民。这两个客观条件在中国都是没有完成，也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正是梁漱溟终其一生的强调，中国的农业“天然地”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强调了人民公社与传统乡村社会的继承关系，他认为人民公社是扩大地继承了传统的宗族制度。他在讨论梁漱溟的文章《另一个五四》中，也是从同样的视角出发的。 　　中国革命就是传统的“乡约”的一个扩大了的全国规模版， 而这些也恰好正是梁漱溟所谓“新礼俗”的内容。 　　我们原来认为这些“社会主义”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这恐怕只是一种局限于用意识形态的眼光来观察的结果。就中国来说，这种社会主义所造成的结果， 是突破了宗族的框子而扩大为国家规模的礼治社会， 土地公有制成为其物质基础， 在此基础之上， 靠“大公无私”的共同性而完成的重工业化， 以及支撑这些新的社会关系的男女平等、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交通、通信网等等， 总而言之， 这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在这些现代化的成果之上，才有了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 即对“个人营利”的开放。 　　 　　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悖论 　　 　　八十年代起，“民工潮”开始不断冲击中国的城市，同时为中国的城市化和市场化提供了似乎无限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中国今天的城市化过程离开社会主义改造所实现的土地国有化和集体化是无法想象的。第一，它是以城市土地的国有化为条件，建立在由政府所推动的土地再资本化的过程之上。第二，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成为城市化劳动力资源的蓄水池和社会稳压器，土地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避免了农民工失去土地而沦为大规模的游民，避免了中国的城市发展进入被平民窟包围的第三世界城市化模式。这一点，在今天全球金融危机、外向市场萎缩的情况下，尤其显现出重要性。 　　建立在集体所有制之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传统社会的关联在于，它保留了由于人口变化而进行调整的土地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传统的土地社区性特点，让农民依靠土地养活自己，不能自足，但可以自给。这是依靠传统的土地功能来抵御外在的资本主义市场化冲击的方法，而现在的“群体性事件”不断上升，已经暴露出资本下乡的市场化进程所引爆的严重危机。它体现了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双重性，或者说悖论，即一方面它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是引爆社会问题的源头，但另一方面，为避免社会解体而解决问题的动机也内在于国家之中。而一旦土地私有化，土地根据人口进行调整的社会功能就完全被排斥，农村土地必然以最快的方式沦陷，乡村作为社会的解体就会急剧爆发，而不是相反。 　　今天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对乡村土地私有化问题的热衷，其实是在两个意义上发生作用。一是为城市的扩张和土地的资本化进一步创造条件；二是希望为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它的预设是通过私有化大规模集中土地，走美国式农业的道路，首先使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然后沦为外来农场主的农业工人。但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资本主义化如果能够成功，WTO框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就不会僵持至今，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为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创造了土地私有的条件，我们的农业资本主义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额农业补贴，依然是失败而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越演越烈的土地纠纷，大都是城市化过程中资本下乡剥夺农民土地造成的，而不是为了发展所谓的农业现代化。原因很简单，资本看重的是土地在城市化中的价值，而不是没有市场的农业。在这个意义上，土地私有化和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关系是一个彻底的伪问题。 　　80年代以来，中国的乡村解体再度发生，而国家权力在基层的内卷化也无法抑制地重新开启。社会学家孙立平描述了不同时代的城乡二元关系，“那时尽管存在‘剪刀差’，尽管工农业产品的比价是不合理的，但我们从这里仍然可以看到一种城市对农村的信赖，以及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流入农村的过程。这里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许可以称之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之间一种新的形式的断裂，这种断裂主要不是由人为的制度造成的，而是由市场造成的。但这同样是一种断裂，甚至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断裂。由这种断裂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断裂：中国社会的新变化》）。在他看来，市场关系下的中国城市和乡村、农业和工业已经断裂，而且这个趋势很可能无法逆转。“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的最终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但这个目标在“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中是消失的。也正因此，“三农”危机将持续成为国家政权重中之重的问题。 　　 　　新乡土主义：工国还是农国  　　 　　近年来全球性粮食暴涨暴跌，与石油价格的暴涨暴跌如影随行。现代农业体系是一个对能源高消耗的产业，粮食的价格与石油的价格具有强烈的联动关系，一个高油价的市场是不可能长期保持低粮价的，因为这其实是用国家的钱在为国际热钱的操控买单。如果暴涨持续，中国以一国之力能够抵抗多久 这并不容乐观。粮食与石油暴涨与暴跌的背后是国际热钱的直接操控。暴涨与农民收入提高并无关联，通胀只会加速城乡的断裂，暴跌也是一样，——这正是资本主义市场对乡村破坏性过程的不同表现。正因此，重提思考新乡土主义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和社会模式，已经刻不容缓。在这个意义上，重建乡村共同体，是首要问题。 　　现在有观点认为耕地与农业应该为房地产和城镇化让步，耕地红线束缚的“是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而中国的粮食问题应该依赖世界粮食市场来解决。但是，全球年粮食交易量为2亿多吨，而中国的年粮食需求量为5亿多吨。中国缺粮，谁可以供应 中国农业之所以还有可能保持低价，一是因为中国还大量存在着自给自足的小农，他们养活了自己，而不是依赖粮食市场，这一点非常重要。二是中国的粮食省长责任制和中央储备粮制度，它们是由传统的非市场经济模式发展出来的制度。 　　乔万尼·阿里吉在对非洲的研究中发现，农民的全面无产阶级化最终给资本主义部门带来的是更多的问题而非有利的条件。只要无产阶级化是局部的，它就创造了非洲农民补贴资本积累的条件，因为他们自己生产了部分生存品。而一旦农民彻底无产阶级化，这种机制就越趋于瓦解，因为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必须为劳动力再生产承担全部代价，社会斗争也就越来越从乡村地区转移为城市地区，转移为争取工资报酬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乡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小农经济”为中国市场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需要重新评估。 　　依赖世界市场，意味着把粮食和石油的定价权都交给华尔街，那就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美国式资本主义农业的人质，——该体系正是由金融资本所操控的。WTO之后的中国农业实际上已经很大程度上卷入美国式农业的绞肉机中，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美国杀虫剂市场、种子市场、化肥市场之一，是其转基因农业产品的倾销地，东北玉米、大豆已经失守。西方发达国家的生物公司，正在侵犯中国的粮食主权，有识之士已经为此一再发出警告：中国的大米主权，危在旦夕，这并非耸人听闻。 　　今天，越来越多的共识已经形成，那就是单纯的市场不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而是相反，它是今天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今天，华尔街的金融崩溃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霸权自身的失败，这应该成为我们新的“自觉”与“觉醒”，犹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章士钊、梁漱溟所呼吁和实践的那样，中国究竟是要做以外向型世界市场为导向的、社会分裂的“工国”，还是立足社会本位、追求没有城乡差别的“农国” 中国的社会建设如何重新以乡村建设为基础，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式的市民社会的想象中，并以此来倡导新的乡土主义 在新的历史视野里，重新回顾从梁漱溟到毛泽东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已经是一个迫切的时代召唤。执政党的“和谐社会”理论只有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才能实现。 　　以乡村作为社会本位是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思考与实践，在今天关于什么是“中国道路”的讨论中，应该获得新的理解。所谓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性困境，最根本的表现就在于乡村与国家的复杂关系，一个依然深刻地制约着中国今天和未来的历史过程。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栏目从去年十一月开始，一直到今年一月底，连续六期连载秦晖先生批评杨震先生与我的文章，其中对我的批判尤甚。这里，我愿意响应秦文中的号召：从事实和逻辑出发，对其批评做必要的回应和辩驳。并不仅仅是因为秦先生批评我个人的调子很高，态度很严厉，更是因为这背后涉及一系列对历史、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理解，以及如何对待学术的态度，我们之间其实有着深刻而尖锐的分歧，这些都值得公开讨论。 　　 　　一, “关中模式”与列宁的“美国式道路” 　　 　　秦晖先生在第一篇《有趣的“左右夹击”》 1中首先指控我对于其著作《田园诗与交响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完全不涉及该书的主要内容：既不涉及‘关中模式’也不涉及‘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却指责其‘隐瞒’了列宁‘土地国有化’言论”，是“深文周纳的‘动机’分析”， 这不符合基本的事实。 　　本人发表于《读书》2004年4期的书评《农民、乡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其副标题正是“评《田园诗与交响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 ”，也就是说是专门讨论秦先生此本书的。但奇怪的是，先生六篇连载的批判文章，却只字不提此文。而2010年《田园诗与交响曲》的再版序言中（该序言涉及批判我的内容基本重复第六篇文稿），对我的批判也（同样）只是涉及《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这篇长文，好像上述书评并不存在。 　　《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不直接涉及秦先生的“关中模式”，是因为另有话题，却是以上述书评的批评为基础的。如果要说把列宁的“美国式道路”与中国农民问题绑架在一起，始作俑者正是秦先生自己。秦文夸张地说该书“提及列宁的文字不过数百，就值得吕先生做了七万字的大文章来驳斥，笔者受宠若惊自不待言” 2，但凡读过此书的人都会知道：列宁的“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本身就是《田园诗与交响曲》的重要理论框架，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中都有大量篇幅涉及列宁的论述，单是最后一章中第二节：“五月花精神”与“美国式道路”，——专门谈美国式道路的；第四节：严重的教训，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新经济政策；第五节：世界“后现代化”时代的农民改造问题与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两种前途，——两种前途正是“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道路”。直接论述的就岂止万言。还有大量散见在各个章节的部分，因为该书是随时用它来对比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套用秦文中的话，如果对您的引用有误，大可驳斥，“但说我隐而不论，这就叫人叹为观止了。” 　　说起对秦晖先生著作的兴趣，缘起于九十年代中后期。因为一直关注“大众传媒与民工潮”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大众传媒的报道框架并不是来自于大众传媒的内部，而是整个社会思潮的博弈式体现。首先需要清理的应该是这些报道框架与知识界话语的关系，从中找到自己看待问题的思路。研究者对问题的独立理解是关键，也是前提，否则很可能失于表象，丧失与现实的真实联系，因为大众传媒本身既受制于知识界的主流认知，也会因为自身的权力场域放大或压抑特定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我最早发表与“三农”问题相关的文章是《民工潮的问题意识》（《读书》2003年10期），以此作为自己重新思考问题的视角。这个过程中，秦先生作为媒体公共知识分子和“农民学”研究专家的双重身份，受到关注，势所必然。 　　当时读完《田园诗与交响曲》很惊讶，也很沉重。因为这本书的整个逻辑是论证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无理性（比俄国农奴还不如），最反动（与现代化的历史进步对立），也最需要改造。如果以这样的观点来理解当时中国正风起云涌的民工潮，我觉得问题很大。所以对秦先生的理解，正是从对这本书的书评开始的。 　　先回到这篇书评，这样，后面的问题才可以看得清楚。在书评里，我对它的基本评述如下： 　　它把中国所谓“大共同体” 与西方国家模式作静态的结构主义式比较，却没有具体的历时态的考察与开展，这种方法论本身的问题构成局限，因此该书关注的只是“前近代社会”，没有把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外来因素放进国家分析的框架里，没有把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建立的全球历史视野放在其理论建构里，从而导致在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寻找“个人化”的农民和“摆脱宗法共同体的自由私有制” 成为其理论的目的和归属。全书整个论述都在现代资本主义与传统封建社会二元对立的逻辑基础上展开。 3 　　八年前的看法，今天并没有改变，秦先生此次六篇大作的方法论依然如故。秦先生认为该书“不是研究列宁思想”，只是提到某些观点，列宁的“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说法并不是什么“秦晖新自由主义农民学的核心”——这种否认很奇怪。因为事实恰恰相反，这两条道路正是秦先生该书的核心，不仅如此，也是其所有理论的核心。为了辨清这一点，本文希望补充的正是秦晖先生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和宗法农民两大问题的理论来源，它与列宁主义的关系是否如其所说，秦先生究竟有没有隐瞒列宁的观点，这特别体现在“美国式道路”所体现出的“国有化道路”的争议上。其实，秦先生之所以要讨论列宁的观点，目的正是为了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这一点正是新自由主义世界话语体系的核心，而且，此次发表的系列文章中也昭显无遗，既毫无顾忌，又何须掩盖  　　来看全书的两个主要内容，即一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一是中国的“宗法农民”。 　　“封建社会”本身是一个聚讼严重的概念。有意味的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社会史大论战以来，一直到八十年代，每次围绕封建社会的大讨论都与具体的中国社会政治的道路与变革密切相关。最近的一次应该是围绕冯天瑜教授出版的《“封建”考论》而展开的，——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史学的主轴。 4秦先生的封建观讨论也不例外，其实是八十年代“启蒙”思潮的产物。 　　概括说来，就是秦先生用自己解读的“马克思主义”封建观否定“列宁主义”的封建观，“马克思所理解的封建社会，就是自然经济下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共同体” 5，强调的是人对共同体的依附关系，——秦先生认为这样的封建观被“我国理论界”歪曲为地主封建观，即从土地私有制的角度去反封建反地主，是反错了。而“我国理论界”（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来源其实是列宁主义，是列宁在俄国革命之后出于政治家的谋略，为了从民粹派手中抢夺农民的支持，突然转换了自己的封建观，站到了落后农民的一边反土地私有制，“在这一过程中，列宁主义者的封建社会观已经与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有了惊人的差异：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最高纲领’与‘完全胜利’既然以村社农民的目标——消灭地主，废除‘土地私有制’为标志，封建主义自然就被理解为地主制、‘土地私有制’与租佃关系等等，而‘超经济强制’与人身依附关系有时被提起也忘不了强调它们是以‘封建私有制’为基础的。” 6 而这一点又被斯大林的五阶段论继承下来，封建制就成了地主制。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不过是对斯大林的拿来主义，郭沫若的“自由封建主义”学说建立在中国商品货币经济和土地私有化基础上，不过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延伸。这就构成了严重的历史教训，从苏联的集体化农业到中国反封建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根源于此，这导致文革成为中国传统封建主义的回潮，——这就是秦先生最基本的历史叙事的逻辑。 　　正是在这两种“封建观”的基础上，秦先生强调列宁从民粹派手中拿来的讨好农民的“土地国有化”的主张，不过是“实用”的政治功利主义或投机主义，只是一个否定的概念，本身是空洞的，——这就是自称比左派更懂列宁的秦先生对列宁“土地国有化”理论的全部解释，从《田园诗与交响曲》到此次的六篇雄文，秦先生不断重复的不过就是这些观点而已。秦先生质疑我不知道他对列宁土地国有化主张的论述，他忘了自己在《田园诗与交响曲》中的这些话了吗  　　而列宁却以政治家的敏锐与对俄国现实的深刻理解修正了自己的主张。在“分家”与否实际上已经不是问题，而两种“分家方式”（即列宁说的普鲁士道路与美国式道路）之争又明显地是当局的“方式”占上风的条件下，只有通过与农民一起反对“分家”（实即反对斯托雷平式的“分”法）才有可能最终实现按自己希望的方式“分家”。至于这在理论上是否“反动”则并不重要，因为“在经济学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历史上可以是正确的”。 　　因此，列宁在1917年前后通过总结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经验，对农民问题作了一次全面的反省。……党的土地纲领不仅不应该与村社作对，而且应该主张土地国有化。应当说列宁当时说这些话是带有很强的实用考虑，因此他不仅强调了“在俄国当时的情况下”这一限定语，而且指出这一土地纲领主要作为“否定的概念”提出的，即它只说明我们不要什么（实即不要斯托雷平式的“分家”），而不说明我们要什么。 7 　　上述论调是在讨论“什么是封建社会”的第一章出现的。在讨论“农民在封建社会中的位置”的第七章，仍然建立在这样的论调基础上： 　　列宁在不发达的俄国强调这一理论，主要是在1905年革命，尤其是在斯托雷平改革之后，为使社会民主党人能够适应并利用当时反对斯托雷平资本主义改革的民间村社复兴运动而说的，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把村社运动的保守纳入无产阶级革命轨道的实用目的。这一理论也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 8 　　这里，秦先生强调正是列宁的这一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实用主义”导致了其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灾难，所以，把这一理论（即中、俄农民具有革命性）用之封建时代的宗法农民，“则完全是一种民粹主义的见解”。换言之，只有“欧洲”中世纪的农民才具有革命性，因为那时的农民具有“私有者的属性”，“资产阶级继承了农民作为私有者的属性”，而无产阶级接受的只是农民作为“劳动者”的属性。据说“从英、法、美等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出”，“农民在本质上首先是作为私有者，挣脱束缚的私有者，而体现出他们的革命性的”，至于作为“劳动者”的反剥削要求，“只有在融汇到自由私有制摆脱宗法劳动者束缚的过程中去时，才能发挥革命的、积极的作用。” 9 ——即只有作为“私有者”的农民才是革命的，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只有宗法性。而这样的理论用的仍然是列宁的名号：“我们知道列宁正是把自由化地主用暴力破坏农村公社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称之为‘彻底’的‘革命’。所以，我们说封建时代的农民能起革命的、积极的作用，在本质上只能是就他们的私有者属性而言。” 10但是，正是因为十月革命后，列宁投机革命，转向民粹主义纲领，导致二十世纪中、俄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都只能是“民粹主义”反动性的体现。因此，告别宗法社会的民粹主义的“田园诗”，迈向私有制的自由解放的“狂想曲”，就成了秦先生孜孜以求的目标。 　　以上这些论述与《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逻辑上都一脉相承，特别是涉及到列宁对土地国有化问题的叙事上。可以对比一下： 　　我们注意到，列宁对土地国有化的论述除了纯理论部分（消灭绝对地租并把级差地租交给国家）以外，予以肯定的实际上只有一点，即它将废除地主土地占有制和份地占有制，也就是土地国有化有“破”的一面，而对于土地国有化的“立”的方面，即它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列宁却没有肯定任何东西……。 　　…… 　　这样一来，土地国有化在“立”的意义上究竟意味着什么，便成了一个随意性极大的问题。如前所述，列宁在这个口号下既主张过一连串的“自由”，也主张过一连串的“禁止”。他曾把土地国有解释成美国式的、英国式的土地制度，解释成自由农场主制度，甚至声称在这一制度下全部土地将只“在富裕农民和中农进行分配”，而不应该分配给“贫农”或“无法成为农场主的”“懒惰农民”、“懒汉”和“废物”，否则就等于保留了“旧有”或“中世纪的”土地制度。但在另一些场合，土地国有化也被解释为“把村社放在第一位”，解释为“农民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 　　这样一种随意性极大的土地国有化主张附予了布尔什维克以极大的政治灵活性，可以使他们在斯托雷平改革后的复杂形势下，在“进步”与“反动”的主张交错存在于许多利益集团的格局中，在“彻底的”改革成为“反动”事业，而“开倒车的意图”反而是“社会进步”动力的“极其罕见的历史时刻”，得纵衡裨阖，游刃有余地度过那个尴尬时期，顺利地实现了理论重构，完成了自身的角色调整与社会定位。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这部分社会民主派，从早期只求彻底“分家”，中期坚持“美国式分家”而反对“普鲁士式分家”，转化为后期适应于重建“大家庭”的村社复兴运动，列宁其实再三说明的是民粹派的土地平分原则包含了最激进的革命因素，——这其实也是本人七万字长文所着力论述的内容。董文指出： 　　十月革命中，历来强调“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列宁，认为土地平均分配也可以是“达到完全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办法”。为什么会有如此变化 根本原因在于，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的核心是“走革命的道路”，通过农民的革命行动消除农奴主-地主经济，……但由于社会革命党主张土地问题要等待立宪会议解决，反对立即夺取地主的土地，因而它的“社会化”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在左派分裂出来以后，这个党本身也跟临时政府一起被农民革命摧垮了。“土地社会化”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实行的。从颁布两个土地法令可以看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与社会革命党在土地和农民问题上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国有化还是社会化，而在于要不要支持和组织农民立即起来革命，夺取地主的土地；要不要在实际行动中拒绝“普鲁士道路”。 17 　　这个从“革命”的角度来看待“土地国有化”与“土地社会化”的共识，是符合基本史实的，在这一点上，我和董文并无分歧。而我和秦先生的最大分歧正在于如何理解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转变。列宁在1899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认为斯托雷平改革后的俄国地主经济的资本主义已经占有优势，但是在俄国革命爆发后的1907年《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就纠正了这个说法： 　　“我们以为资本主义农业成分在在俄国已经完全形成了，既在地主经济中（盘剥性的‘割地’除外，由此提出了归还割地的要求），也在农民经济中完全形成了，以为农民经济已经分化出了强有力的农民资产阶级，因此就没有进行‘农民土地革命’的可能。这一错误纲领的产生，并不是由于我们‘害怕’农民土地革命，而是由于我们对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估计过高。当时我们觉得农奴制残余不过是很小的局部现象，觉得份地和地主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已经十分成熟和巩固了。 　　革命揭露了这个错误。” 18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正是以这个被革命揭露的“错误”来调整革命的方向，是革命教育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而不是相反。但是在秦先生的逻辑里面，这个革命的转变却成为列宁投机革命的机会主义罪证。在秦先生的论述中，上述转变正是列宁倒转历史车轮，变得比民粹主义更“民粹”的表现，以下论述来自《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真正的实质并不在于原来对资本主义高估了而现在调低一点儿。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需要借助反对斯托雷平改革的村社复兴运动来推动革命，即借助“倒转历史车轮的”运动来推进“社会进步”！为了掌握这种运动，就不能像普列汉诺夫与孟什维克那样拘泥于旧有的理论，哪怕这些“理论”在逻辑上或“经济学形式”上并没有错，为了掌握这种运动，“借用”民粹派的纲领，甚至于比他们走得更远并反过来斥责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纲领”，就势在必行了。 19 　　来回顾一下我在七万字长文中对秦晖先生的批判， 　　秦晖先生在揭批中国“权贵私有化”的普鲁士道路的同时，鼓吹的是“民主”的“私有化”的 “美国式道路”，但这个以列宁名义命名的道路却恰恰被阉割了列宁所阐述的“革命”性和“国家性”，——这在秦晖先生的表述中是“警察民粹主义”；这个立场当然是对列宁的反动，也是对“美国式道路”的反动。为什么秦晖先生要刻意隐瞒和歪曲列宁最核心的观点呢 这就需要把这种话语落实到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因为秦晖先生需要论证所谓“民主私有化”就是自由竞争的私有化，在排除了“革命”与“国家”之后，秦晖先生的理论里还有什么东西剩下呢 那其实就只有“私有化”了。这样，看上去是反权贵私有化的秦晖先生却在暗地里为土地的“私有化”主张开辟了道路，问题正在于：这种取消了“革命性”和“国家性”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农业还有可能在中国实现吗 中国的小农经济可以凭借“自由竞争” 完成自己的资本主义化吗 要能完成，1949年前就该完成了，还要等到秦晖先生来批判“警察民粹主义”之后吗 这个“民主” 的理想除了在秦晖先生的书房里飞翔，并没有任何现实与历史的安身之处。所以它绝不是什么“民主”的“私有化”，因为“民主”的现实条件和历史条件已经被秦晖先生取消。 20 　　无论从列宁论述的“土地国有化”主张，还是十月革命后列宁推动的“土地社会化”的实践，“美国式道路”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秦先生意义上的“民主私有化”主张，而是铁与火的“革命”。所谓“独立”“自由”的家庭农场主用吱吱作响的大车把资本主义制度从大西洋岸一直推到了太平洋岸的“美国式道路”，这一点不过是秦先生非历史的想象，——我的长文已经论证了这一点，有心的读者可以移步去读。请问，秦先生究竟有没有“篡改”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的论述 上述判断究竟在哪一点上歪曲了秦先生的理论  　　总之，一系列阴差阳错使善于利用形势的列宁取得了最后胜利。这既非“必然”，也不是他有什么神通能创造奇迹，而就是他能不拘泥于一切“原则”、最大程度地利用杨震所说的“激进大潮”所致。而这“激进大潮”虽有民粹主义传统为土壤，直接激起这一波的就是斯托雷平改革。自由民主派没有“盲从激进大潮”，他们只是无力抗拒，而列宁又岂止“盲从”，他是主动地抢“潮头”。但这个大潮也并非他所能掀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斯托雷平造就了列宁。 21 　　秦先生其实是把列宁当作斯托雷平来肯定的，他强调的是十月革命前列宁主张暴力推动资本主义的言论，却抹杀了列宁把斯托雷平改革作为典型的“普鲁士道路”进行的抨击，而列宁的“美国式道路”正是与此对立的。换言之，秦先生表面上用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的称号，但是他肯定的却是列宁反对的“普鲁士道路”。简言之，秦先生对列宁的肯定仅仅在十月革命前作为提倡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民主党人，十月革命之后的列宁就已经倒向反动的民粹主义，成为历史的罪人，——这就是秦先生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解。 　　其实秦先生已经坦白：“‘明目张胆的篡改’在新旧列宁之间完全可能存在，只是吕新雨少见多怪而已。”既利用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的名义来论证“美国是民主的典型”，又把列宁解释成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家，“列宁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的做派的确使他后来占尽便宜”，打着列宁的旗号来反列宁，秦先生真的不觉得自己在形式逻辑上有问题吗 真的把读者都看成是可以随意愚弄的玩偶吗  　　列宁在很多方面的确像多数俄国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与民粹派有过决裂，而且他在这方面的理论逻辑还相当彻底。应该承认他的理论素养是很高的。但在现实政治面前，民粹派那种“为了实行主义可以不择手段”的涅恰耶夫精神不仅被他继承，而且还被他发展成“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地改变主义”。 22 　　为今天的目的去篡改历史，则是对前人的亵渎和对今人的愚弄。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事实与逻辑，——这可是秦先生自己说的。 　　好一个后人不能篡改历史！ 　　 　　二，马克思主义“封建观”与秦晖先生的“分家”理论——论民主的条件 　　 　　秦先生声称自己比“新左派”更懂列宁，也更懂马克思。其“马克思主义”封建观其实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秦先生认为这一判断是普世的，以下这一表述特别典型，值得推荐： 　　马克思所说的这些特征不仅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欧洲而言的，也是相对历史上的欧洲，其中包括中世纪欧洲而言的。按这种观点，东方（包括中国）社会在自然经济（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宗法共同体（没有私有制）和人身依附（普遍农奴制）等前述封建社会各基本特征方面比欧洲中世纪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它是一种比封建社会（欧洲的）还要封建的“超封建社会”，或者说是距离私有制、商品经济与人的自由比西方中世纪还要遥远得多的“前封建社会”。这种看法当然并非只为马克思所有，上至黑格尔甚至亚里斯多德，下至当代以威特弗格尔为代表的西方“水利社会”论者，市民社会中的西方人或多或少都这样看待东西方差异的，即便在前苏联有过视“亚细亚”与欧洲如“两股道上跑的车”的“两种类型”论者与视“亚细亚”为一较原始的必经阶段的“两个阶段”论者的长期论战，其分歧在实质上也不过是“超封建主义”与“前封建主义”之别而已。 23 　　这就是秦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即从理论上总结“马克思主义封建社会观在与东方新式农民运动相结合过程中的发展” 24。他把马克思的封建概念与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东方专制主义进行了嫁接，变成了一个“普世”的封建主义理论，而针对的正是中国以及俄国（苏联）万恶不赦的封建特殊性，从历史到现实。秦先生的意思其实是：我们早就接轨了，只不过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只不过，不是官方史学的地主阶级论的封建主义，而是亚细亚专制的、人身依附型的封建主义。在秦先生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对西欧封建主义的接轨，中国迈向资本主义就应该是一种历史必然，而迈向社会主义，却是历史的错位，这一点其实并非秦先生的独创，正是世界范围内最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在历史叙事中的体现。所以，现在要做的只是扳回到历史的轨道上去，——所谓转轨，即如何让资本主义这种必然性得以实现。翻译成先生的话就是：分家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分家，此即为著名的“分家”理论，它贯穿在秦先生全部的写作中，也是其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以下夫子自况，也是他在不同地方的相同陈述： 　　就在这时，我国发生了1989年事件。事件后国内外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改革将中止，旧体制会全面复辟。但我和金雁都有一种直觉，感到中国改革很可能不会中止，甚至反而会加速，只不过它将出现另一种过程。因为一个温情脉脉的大家庭只要脸一撕破，就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样子。子弟没想到家长是如此“不慈”，家长没想到子弟会如此“不孝”，这个“大家庭”还能维持下去吗 1905年俄国民众本来是举着“慈父沙皇”的像上街的，没想到沙皇以“流血星期日”来回应。1905年的杜马本是沙皇抬举“忠君的农民”来制衡捣乱的市民，用“亲农民的选举法”搞出来的“农民杜马”，但没想到它变成了“暴徒的杜马”。以后的俄国就再也不是过去的俄国了。于是镇压后的俄国出现了斯托雷平改革。而中国又会怎么样呢  25 　　说穿了，中国的1989就是俄国的1905，中国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激进市场化改革不过是斯托雷平改革的中国翻版，它开启了中国资本主义的道路。只不过它究竟应该体现为权贵私有化，还是“民主”私有化而已，——这一点正是秦先生理论中最具欺骗性的地方。 　　而我对秦先生的质疑也正在此，一个以反对所谓“民粹主义”为基本诉求的分家理论，其实已经丧失实现任何“民主”的条件。前门拒狼，后门引虎，它绝不是什么“民主”的“私有化”，因为“民主”的现实条件和历史条件已经被秦先生取消。按照其逻辑，取消民众参与的“私有化”其实必然自上而下地进行，这就是“民主”或者“公平分家”的涵义吗 秦文中说：“吕先生仇视一切‘私有化’，她因为我只反对‘权贵私有化’而不反对‘民主私有化’而对我大张挞伐”， 26这样的言语除了混淆视听外，并没有真正面对我的问题，即“民主”或“公平”的历史和现实的前提和条件究竟是什么  　　秦先生的分家理论喜欢讲“亲兄弟明算账”，但这是有条件的： 　　“父子经济”时代有名无实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转轨时代需要名实相符合。不是吗 只有通过经济民主实现公正地“退出”后，那时才能形成“亲兄弟，明算账”的正常交易秩序。 　　因此，一位转轨经济学家曾经说过：“民主国家无论以怎样的价格向无论什么人出售国有资产都是合法的；而不民主的国家无论以怎么的价格向无论什么人出售国有资产都不合法”。这话是过于极而言之了，但从逻辑上讲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其实应当说，民主国家也远不是无论怎样出售公共资产都合法，但公共资产“退出”的合法性有赖与名实相符的委托代理关系，即有赖于公共选择或曰有赖于民主（哪怕是间接民主，但不能是“替民做主”），则是千真万确的。 27（这里用引号引证的“转轨经济学家”的话，既无名字，也无出处，原文如此——吕注） 　　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国企被私卖的过程中，为什么被扫地出门的工人与管理层成不了“亲兄弟”、无法“明算账” 因为他们不属于“民主国家”的公民，他们只是专制社会具有奴性的宗法“臣民”：都市里的农民，——所以需要迫使他们失去父权的保护，是为了让他们“实践自由”，为自己“做主”。国企改制其实从1979年就已经开始，列宁其实再三说明的是民粹派的土地平分原则包含了最激进的革命因素，——这其实也是本人七万字长文所着力论述的内容。董文指出： 　　十月革命中，历来强调“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列宁，认为土地平均分配也可以是“达到完全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办法”。为什么会有如此变化 根本原因在于，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的核心是“走革命的道路”，通过农民的革命行动消除农奴主-地主经济，……但由于社会革命党主张土地问题要等待立宪会议解决，反对立即夺取地主的土地，因而它的“社会化”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在左派分裂出来以后，这个党本身也跟临时政府一起被农民革命摧垮了。“土地社会化”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实行的。从颁布两个土地法令可以看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与社会革命党在土地和农民问题上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国有化还是社会化，而在于要不要支持和组织农民立即起来革命，夺取地主的土地；要不要在实际行动中拒绝“普鲁士道路”。 17 　　这个从“革命”的角度来看待“土地国有化”与“土地社会化”的共识，是符合基本史实的，在这一点上，我和董文并无分歧。而我和秦先生的最大分歧正在于如何理解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转变。列宁在1899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认为斯托雷平改革后的俄国地主经济的资本主义已经占有优势，但是在俄国革命爆发后的1907年《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就纠正了这个说法： 　　“我们以为资本主义农业成分在在俄国已经完全形成了，既在地主经济中（盘剥性的‘割地’除外，由此提出了归还割地的要求），也在农民经济中完全形成了，以为农民经济已经分化出了强有力的农民资产阶级，因此就没有进行‘农民土地革命’的可能。这一错误纲领的产生，并不是由于我们‘害怕’农民土地革命，而是由于我们对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估计过高。当时我们觉得农奴制残余不过是很小的局部现象，觉得份地和地主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已经十分成熟和巩固了。 　　革命揭露了这个错误。” 18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正是以这个被革命揭露的“错误”来调整革命的方向，是革命教育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而不是相反。但是在秦先生的逻辑里面，这个革命的转变却成为列宁投机革命的机会主义罪证。在秦先生的论述中，上述转变正是列宁倒转历史车轮，变得比民粹主义更“民粹”的表现，以下论述来自《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真正的实质并不在于原来对资本主义高估了而现在调低一点儿。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需要借助反对斯托雷平改革的村社复兴运动来推动革命，即借助“倒转历史车轮的”运动来推进“社会进步”！为了掌握这种运动，就不能像普列汉诺夫与孟什维克那样拘泥于旧有的理论，哪怕这些“理论”在逻辑上或“经济学形式”上并没有错，为了掌握这种运动，“借用”民粹派的纲领，甚至于比他们走得更远并反过来斥责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纲领”，就势在必行了。 19 　　来回顾一下我在七万字长文中对秦晖先生的批判， 　　秦晖先生在揭批中国“权贵私有化”的普鲁士道路的同时，鼓吹的是“民主”的“私有化”的 “美国式道路”，但这个以列宁名义命名的道路却恰恰被阉割了列宁所阐述的“革命”性和“国家性”，——这在秦晖先生的表述中是“警察民粹主义”；这个立场当然是对列宁的反动，也是对“美国式道路”的反动。为什么秦晖先生要刻意隐瞒和歪曲列宁最核心的观点呢 这就需要把这种话语落实到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因为秦晖先生需要论证所谓“民主私有化”就是自由竞争的私有化，在排除了“革命”与“国家”之后，秦晖先生的理论里还有什么东西剩下呢 那其实就只有“私有化”了。这样，看上去是反权贵私有化的秦晖先生却在暗地里为土地的“私有化”主张开辟了道路，问题正在于：这种取消了“革命性”和“国家性”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农业还有可能在中国实现吗 中国的小农经济可以凭借“自由竞争” 完成自己的资本主义化吗 要能完成，1949年前就该完成了，还要等到秦晖先生来批判“警察民粹主义”之后吗 这个“民主” 的理想除了在秦晖先生的书房里飞翔，并没有任何现实与历史的安身之处。所以它绝不是什么“民主”的“私有化”，因为“民主”的现实条件和历史条件已经被秦晖先生取消。 20 　　无论从列宁论述的“土地国有化”主张，还是十月革命后列宁推动的“土地社会化”的实践，“美国式道路”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秦先生意义上的“民主私有化”主张，而是铁与火的“革命”。所谓“独立”“自由”的家庭农场主用吱吱作响的大车把资本主义制度从大西洋岸一直推到了太平洋岸的“美国式道路”，这一点不过是秦先生非历史的想象，——我的长文已经论证了这一点，有心的读者可以移步去读。请问，秦先生究竟有没有“篡改”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的论述 上述判断究竟在哪一点上歪曲了秦先生的理论  　　总之，一系列阴差阳错使善于利用形势的列宁取得了最后胜利。这既非“必然”，也不是他有什么神通能创造奇迹，而就是他能不拘泥于一切“原则”、最大程度地利用杨震所说的“激进大潮”所致。而这“激进大潮”虽有民粹主义传统为土壤，直接激起这一波的就是斯托雷平改革。自由民主派没有“盲从激进大潮”，他们只是无力抗拒，而列宁又岂止“盲从”，他是主动地抢“潮头”。但这个大潮也并非他所能掀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斯托雷平造就了列宁。 21 　　秦先生其实是把列宁当作斯托雷平来肯定的，他强调的是十月革命前列宁主张暴力推动资本主义的言论，却抹杀了列宁把斯托雷平改革作为典型的“普鲁士道路”进行的抨击，而列宁的“美国式道路”正是与此对立的。换言之，秦先生表面上用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的称号，但是他肯定的却是列宁反对的“普鲁士道路”。简言之，秦先生对列宁的肯定仅仅在十月革命前作为提倡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民主党人，十月革命之后的列宁就已经倒向反动的民粹主义，成为历史的罪人，——这就是秦先生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解。 　　其实秦先生已经坦白：“‘明目张胆的篡改’在新旧列宁之间完全可能存在，只是吕新雨少见多怪而已。”既利用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的名义来论证“美国是民主的典型”，又把列宁解释成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家，“列宁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的做派的确使他后来占尽便宜”，打着列宁的旗号来反列宁，秦先生真的不觉得自己在形式逻辑上有问题吗 真的把读者都看成是可以随意愚弄的玩偶吗  　　列宁在很多方面的确像多数俄国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与民粹派有过决裂，而且他在这方面的理论逻辑还相当彻底。应该承认他的理论素养是很高的。但在现实政治面前，民粹派那种“为了实行主义可以不择手段”的涅恰耶夫精神不仅被他继承，而且还被他发展成“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地改变主义”。 22 　　为今天的目的去篡改历史，则是对前人的亵渎和对今人的愚弄。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事实与逻辑，——这可是秦先生自己说的。 　　好一个后人不能篡改历史！ 　　 　　二，马克思主义“封建观”与秦晖先生的“分家”理论——论民主的条件 　　 　　秦先生声称自己比“新左派”更懂列宁，也更懂马克思。其“马克思主义”封建观其实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秦先生认为这一判断是普世的，以下这一表述特别典型，值得推荐： 　　马克思所说的这些特征不仅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欧洲而言的，也是相对历史上的欧洲，其中包括中世纪欧洲而言的。按这种观点，东方（包括中国）社会在自然经济（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宗法共同体（没有私有制）和人身依附（普遍农奴制）等前述封建社会各基本特征方面比欧洲中世纪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它是一种比封建社会（欧洲的）还要封建的“超封建社会”，或者说是距离私有制、商品经济与人的自由比西方中世纪还要遥远得多的“前封建社会”。这种看法当然并非只为马克思所有，上至黑格尔甚至亚里斯多德，下至当代以威特弗格尔为代表的西方“水利社会”论者，市民社会中的西方人或多或少都这样看待东西方差异的，即便在前苏联有过视“亚细亚”与欧洲如“两股道上跑的车”的“两种类型”论者与视“亚细亚”为一较原始的必经阶段的“两个阶段”论者的长期论战，其分歧在实质上也不过是“超封建主义”与“前封建主义”之别而已。 23 　　这就是秦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即从理论上总结“马克思主义封建社会观在与东方新式农民运动相结合过程中的发展” 24。他把马克思的封建概念与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东方专制主义进行了嫁接，变成了一个“普世”的封建主义理论，而针对的正是中国以及俄国（苏联）万恶不赦的封建特殊性，从历史到现实。秦先生的意思其实是：我们早就接轨了，只不过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只不过，不是官方史学的地主阶级论的封建主义，而是亚细亚专制的、人身依附型的封建主义。在秦先生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对西欧封建主义的接轨，中国迈向资本主义就应该是一种历史必然，而迈向社会主义，却是历史的错位，这一点其实并非秦先生的独创，正是世界范围内最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在历史叙事中的体现。所以，现在要做的只是扳回到历史的轨道上去，——所谓转轨，即如何让资本主义这种必然性得以实现。翻译成先生的话就是：分家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分家，此即为著名的“分家”理论，它贯穿在秦先生全部的写作中，也是其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以下夫子自况，也是他在不同地方的相同陈述： 　　就在这时，我国发生了1989年事件。事件后国内外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改革将中止，旧体制会全面复辟。但我和金雁都有一种直觉，感到中国改革很可能不会中止，甚至反而会加速，只不过它将出现另一种过程。因为一个温情脉脉的大家庭只要脸一撕破，就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样子。子弟没想到家长是如此“不慈”，家长没想到子弟会如此“不孝”，这个“大家庭”还能维持下去吗 1905年俄国民众本来是举着“慈父沙皇”的像上街的，没想到沙皇以“流血星期日”来回应。1905年的杜马本是沙皇抬举“忠君的农民”来制衡捣乱的市民，用“亲农民的选举法”搞出来的“农民杜马”，但没想到它变成了“暴徒的杜马”。以后的俄国就再也不是过去的俄国了。于是镇压后的俄国出现了斯托雷平改革。而中国又会怎么样呢  25 　　说穿了，中国的1989就是俄国的1905，中国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激进市场化改革不过是斯托雷平改革的中国翻版，它开启了中国资本主义的道路。只不过它究竟应该体现为权贵私有化，还是“民主”私有化而已，——这一点正是秦先生理论中最具欺骗性的地方。 　　而我对秦先生的质疑也正在此，一个以反对所谓“民粹主义”为基本诉求的分家理论，其实已经丧失实现任何“民主”的条件。前门拒狼，后门引虎，它绝不是什么“民主”的“私有化”，因为“民主”的现实条件和历史条件已经被秦先生取消。按照其逻辑，取消民众参与的“私有化”其实必然自上而下地进行，这就是“民主”或者“公平分家”的涵义吗 秦文中说：“吕先生仇视一切‘私有化’，她因为我只反对‘权贵私有化’而不反对‘民主私有化’而对我大张挞伐”， 26这样的言语除了混淆视听外，并没有真正面对我的问题，即“民主”或“公平”的历史和现实的前提和条件究竟是什么  　　秦先生的分家理论喜欢讲“亲兄弟明算账”，但这是有条件的： 　　“父子经济”时代有名无实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转轨时代需要名实相符合。不是吗 只有通过经济民主实现公正地“退出”后，那时才能形成“亲兄弟，明算账”的正常交易秩序。 　　因此，一位转轨经济学家曾经说过：“民主国家无论以怎样的价格向无论什么人出售国有资产都是合法的；而不民主的国家无论以怎么的价格向无论什么人出售国有资产都不合法”。这话是过于极而言之了，但从逻辑上讲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其实应当说，民主国家也远不是无论怎样出售公共资产都合法，但公共资产“退出”的合法性有赖与名实相符的委托代理关系，即有赖于公共选择或曰有赖于民主（哪怕是间接民主，但不能是“替民做主”），则是千真万确的。 27（这里用引号引证的“转轨经济学家”的话，既无名字，也无出处，原文如此——吕注） 　　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国企被私卖的过程中，为什么被扫地出门的工人与管理层成不了“亲兄弟”、无法“明算账” 因为他们不属于“民主国家”的公民，他们只是专制社会具有奴性的宗法“臣民”：都市里的农民，——所以需要迫使他们失去父权的保护，是为了让他们“实践自由”，为自己“做主”。国企改制其实从1979年就已经开始，到八十年代之后大力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劳动合同工制度，砸烂铁饭碗，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工人作为企业主人的地位已经荡然无存，从制度上已经丧失了表达意志的可能。这个打破大锅饭的过程在“分家理论”的倡导者眼里是历史的必然，是对“都市里的村庄”的现代化改造，改革正是首先要从这种必要的“整顿”开始：即必须用对苏联的《马钢宪法》的某种程度的恢复来代替《鞍钢宪法》，后面的“春天的故事”就是， 　　在大中型国有体制的改革中，一般来说，工人都处于被动的局面，是缺少主动性的。原因就在于工人的处境和农民不同，他们摆脱束缚是要失去保护的，而且通常摆脱的束缚不多，失去的保护却不少。 28 　　读过《田园诗与交响曲》的读者对这样的叙述应该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中国的宗法农民以及国企中作为“都市里的村庄”中的工人之所以需要被改造，就在于他们不愿失去保护，宁愿做农奴。看来，秦先生也是愿意承认工人阶级并不喜欢“分家”的。不过，按照秦先生一贯的逻辑，这种给你“自由”却不愿“实践”，反而需求国家“保护”的心态不过是奴性（或者是封建性）的体现，——只是这次的“启蒙”针对的是当代中国的工人阶级。既然毛泽东时代是封建专制主义，国企不过就是封建堡垒的体现，所以如他美妙的书名《实践自由》所提倡的，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才是唯一的自由之路。但是，这里的悖论是：既然你是不民主的国家，你怎么“分”都是非法的，——那么，不民主的国家怎样才能民主呢 答曰：私有化。私有化如何才能“公正”实现呢 答曰：民主化或曰“公共选择”；民主化或曰公共选择如何实现，回到开头，——很妙，秦先生的理论成了咬自己尾巴的叭儿狗。这就是他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和东欧转型中同样出现瓜分国有资产的寡头集团。 　　其实，民主化与私有化究竟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经过这一场“肉食者”的游戏，无论是“民主”还是私有，已经和“摆脱了束缚”的下岗工人们没有干系了，这里的“民主”私有化不过是骗人的空心汤团。再来温习一下《田园诗与交响曲》中的此种论调吧： 　　因此，“美国式道路”不仅是对“天然首长”的改造，也是对“平民”的改造。它不仅是要让“掌勺者”放下勺子，更要让群众放弃一切宗法梦幻，在摆脱束缚的同时不要留恋“保护”。 29 　　他们要想得到保护，就必须接受束缚，而他们若要摆脱束缚，便不能迷恋任何外在的保护，而必须按“人不靠己，天诛地灭”的人生哲学生活。他们要么成为同时摆脱了束缚和保护的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人，要么就不能获得任何自由。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个人自身的发展没有完全达到新的自由人联合体时代以前，这是个铁的逻辑！ 30 　　好一个铁的逻辑！这就是秦先生“唱”导的“民主”的前提和条件。 　　只是，这样“民主”私有化的“启蒙”之歌似乎并不是唱给工人听的，那么秦先生的“分家理论”到底是唱给谁听的呢 到底是谁愿意“分家” “失去保护”的工人阶级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才能够有效地反对“大家长独霸家产而把子弟们扫地出门的方式” 既已经从制度上取消了工人们的平等地位，“掌勺者”独霸已经是必然，反“掌勺者”的理论正是以此强化了这一霸权秩序。“宪政民主”是可以建立在“大家长”与“子弟”们实质性的阶层等级制度上的吗 这个理论的前提恰恰是要抹杀革命所奠定的社会主义追求平等的性质，其逻辑悖论不过以另一种“专制”作为所谓“宪政民主”的前提。除了强占一个道德制高点外，这样的理论实质上正是对“权贵私有化”最大掩护。 　　明了这些道理，可以来看秦先生骇世惊俗的如下说法了：“给城市贫民兴建贫民窟的权利，也是一种告别过去对贫民‘既不给自由，又不给福利’的可取做法 ”。 31 贫民窟体现了自由和“正福利”，而传统的社会主义住房制度和今天的廉租房和保障房制度（特别是在重庆）都不过是“负福利”，——这样的理论的确需要结合秦先生的“启蒙”思想和历史观才能够充分理解，据称这就是为农民说话的知识分子良心的体现。只是秦先生为之积极建言的深圳市政府至今仍不肯采纳这样的美好主张，怕是辜负了这片春风最早吹绿的城市。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全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国营经济”和“国营企业”分别修改为“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在很大意义上是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性质转变为类似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即所有权是国家，委托给私人经营或者出售。按照温铁军先生的观点：如果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话，应该从这个时候算起。 32 至2004年，郎咸平起而质疑中国的国企改制，抨击国有企业的私人“保姆”变成了主人，导致国有企业的产权恶意变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对此，秦先生的高论如下： 　　郎咸平谈到的“保姆弄走了主人的财产”，实际上就是我11年前提出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问题，也就是我六年前提出的“看守者交易由其看守但非其所有的财产”的问题。其实，两年前中国一些“左派”对当时政策的批评：“崽卖爷田不心痛”也是一种不错的比喻。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这实质上就是问：为什么“主人”制约不了“保姆” 为什么做饭、吃饭者制约不了掌勺者 为什么所有者管不住“看守者” 为什么“崽”根本不把“爷”当回事  　　这可以说正是全部问题的核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哪怕你对“保姆”、“掌勺者”、“看守者”和“崽”的如此行为再骂得厉害又管什么用 而所谓“保姆”、“掌勺者”、“看守者”和“崽”其实按人们更常讲的一个词，就是“公仆”，以上所有这一切疑问，都可以归结为：为什么国民这个“主人”制约不了他们的“仆人”  33 　　但实际上，郎咸平所说的“保姆”和秦晖所说的“掌勺者”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概念，其逻辑起点根本不同。郎先生认为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是以国有资产属于作为主人的“国民”为前提的。而秦先生的前提认定：所谓“国民”不过是空洞的“宗法农民”，是专制名头下的民粹主义的根源，是首先需要改造的对象，国家作为掌勺者必然是专制的家长。国有资产本身就是原罪，国资私有化才是唯一的民主之路，“民主”只能来自“私有化”，——秦先生所代表的这一类主流观点其实正是中国出卖国有资产的前提，即权贵私有化的前提。它已经预先排斥了所有可能的实质性民主，“民主”已死，那么剩下的只有私有化，它除了是权贵私有化，还能是什么 这样，高唱“民主”的“私有化”论调正是现实中“权贵私有化”的前提，没有这样美妙的“民主”论调为挡箭牌，任何意义上的国企私卖根本就不可能。 　　而所有这些主张据（秦先生）说都与“新自由主义”无干：因为没有任何“自由主义”会喜欢“权贵私有化”。秦先生辩白说，他的“民主”私有化方案是要由“公开拍卖”这些“公共选择程序的民主私有化”。但是，为什么按照这些“民主”原则“分家”的俄罗斯和东欧的转轨却并不成功 模仿一下秦先生的提问：为什么有了宪政民主这个“自由”的保证却仍然制约不了转轨中寡头们的“权贵私有化” 秦先生的回答不意外，这是因为“内部人私有化”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为什么实行了“宪政民主”的“私有化”却依然解决不了“内部人”问题 因为他们的改革（改造）还没有到位，民主得还不够，法制得还不够，只要继续沿着历史“进步”的轨迹“改”下去，普世道路必然实现。 　　这种回答一点都不新鲜，把俄罗斯休克疗法的灾难归罪于政府的腐败和对改革的决心不够，这正是国际上保守的新自由主义右翼的典型观点。 34 不仅如此，因为新自由主义总是要寻找自由市场的样板国家，“后苏维埃国家转向自由经济失利促使新自由主义者另寻实行新新自由主义的成功故事，以树立可让其他国家效法的榜样”，这样的做法并不稀奇，比如“保守派新自由主义者对东亚债务危机的反应完全是一副投机嘴脸。这些陷于危机的国家就在几周甚或数日前还被他们赞誉为自由市场的成功故事，危机发生后，他们便斥之为腐败透顶的‘戚友特权的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t）体制，亟需全盘改造成自由市场。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和深陷危机的政府听从了这个建议，在已经萧条并债务累累的经济体重实施了贬值、金融财政紧缩和混乱的私有化规划。一直要到了类似后苏维埃振荡疗法的灾难已露除苗头，他们才稍稍收手（而大部分有厚利可图的东亚企业却被外国投资家给收购了）。” 35 　　其实，无论是把“民主”私有化的失败归结为“裙带资本主义”还是“权贵资本主义”，其前提都是预设了一个非历史和非现实的“好”资本主义和“好”民主的模板，如果你没有达到，不是那个图景不好，而是你做得不够好，——你永远都不够好，这样削足适履的“普世”理论确实可以东方不败，西方也不败,——这就是秦先生作为媒体公共知识分子成功的秘密。 　　秦先生喜欢讲“道路”，好民主与好资本主义是以“雅典道路”和“美国式道路”来命名的，对立面是“马其顿道路”和“普鲁士道路”。作为秦先生“分家理论”的历史来源，除了这个所谓“美国式道路”之外，尚有“雅典（罗马）道路”。和“美国式道路”一样，秦先生“雅典（罗马）道路”的理论预设总是一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里就破产。“美国式道路”的问题，我的七万字长文已经讨论，不再赘述。秦先生所谓“雅典（罗马）道路”与古代福利国家的问题，将另文处理。 　　 　　三， 赫鲁晓夫与勃涅日涅夫时代的农业问题——苏联 “美国式道路”或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失败 　　 　　最后来看秦先生揭批的本人文章中的“硬伤”问题。其关键在于，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和勃涅日涅夫时代，苏联农业的状况究竟如何 这里，我与秦先生的最大分歧在于究竟如何理解赫鲁晓夫及其之后苏联农业改革的问题。 　　秦先生指出了笔者的一个笔误，“赫鲁晓夫执政七十年代”，其中漏掉了“之后”二字，本是对应前面的斯大林“之后”。但是，秦先生却一口咬定，这不是笔误，而是“外行”的证明，即根本不知道七十年代是勃涅日涅夫执政！笔者原文其实应该如下：“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执政以来，实行了一系列针对斯大林模式的放权让利的农业改革，但正是在赫鲁晓夫执政之后的七十年代，苏联再度出现严重的粮食匮乏”，前一段落讨论的是斯大林模式“之后”并没有解决苏联的粮食问题，这里讨论的是赫鲁晓夫执政十年的放权让利“之后”（即勃涅日涅夫时代），苏联的粮食问题变本加厉。如果我认定赫鲁晓夫执政是七十年代，同一段落中为什么要谈1963年的问题 1963年从何而来 难道是从斯大林时代来 秦先生的指控怎么不顾及原文的基本逻辑呢  　　1963年，即赫鲁晓夫改革后期，苏联粮食出现严重危机，导致苏联第一次不得不进口西方的粮食；至勃涅日涅夫时代，则恶化为长期依赖粮食进口，成为“净进口国”，这本来是苏联农业史的基本共识。我的文章中说得很明白，“赫鲁晓夫不得不恢复战后早就停止的凭卡制度，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而“1973年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很清楚是两个不同的阶段，进口粮食与粮食“净进口”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实，本段的行文逻辑是按照赫鲁晓夫时代到勃涅日涅夫时代的顺序，综合起来先讨论粮食问题，再讨论农业生产问题的。而上述两条资料来源于《苏联兴亡史论》中两个完全不同的章节，即第十九章：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历史上的第一场改革，和第二十章：对苏联走向衰亡起着重要作用的勃涅日涅夫时期，——两个时期划分得非常清楚。 　　而秦先生却斩钉截铁地认为： 　　错！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粮食有出有进，但一直是净出口。正如下文所言，苏联粮食净进口是出现在赫鲁晓夫下台后。而且即便到那时咱们抓住这净进口说事也是偏见。1970年代苏联大量进口粮食是不假，但那时苏联人均产粮、尤其是人均用粮水平与斯大林时期相比，更不用说与我们相比要高出多少。 　　秦先生在这里故意混淆我在文章中说的两个不同的“第一次”，即第一次进口粮食的赫鲁晓夫时代和第一次成为“净进口国”的勃涅日涅夫时代。但事实是：我从来没有在文章中说赫鲁晓夫时代粮食是“净进口”，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史料，——秦先生完全是无的放矢。 　　在秦先生的逻辑里，讨论赫鲁晓夫时代有农业危机，就是“反修”话语： 　　这是典型的“反修”时代语言：说什么赫鲁晓夫的农业比斯大林搞得差，而我们则比斯大林、当然更不用说比赫鲁晓夫搞得好。开的什么玩笑 按西方国家的标准看，苏联农业的确糟糕，赫鲁晓夫时代亦然。但说赫鲁晓夫时代比斯大林时代乃至中国改革前更糟，无论西方还是苏联，包括苏联解体后以揭丑为能事的年代，都从未有过这种说法。这种神话只出现于“反修”时代的中国。 　　但是，本人文章里根本没有把苏联农业与中国农业进行任何比较叙述，也根本没有比较赫鲁晓夫与斯大林时代的农业孰好孰坏，我只是根据史料指出：赫鲁晓夫时代出现过严重的农业危机，——以上指控完全凭空虚构。我的基本立论是：从斯大林时代到赫鲁晓夫、勃涅日涅夫时代，再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从来没有真正解决好粮食和农业问题！ 　　赫鲁晓夫时代究竟有没有发生粮食危机，究竟有没有进口大量的粮食，只要查一下维基百科的赫鲁晓夫英文词条，就可以看到清楚的解释： 　　In June 1962, food prices were raised, particularly on meat and butter (by 25-30%). This caused public discontent. In the southern Russian city of Novocherkassk ( Rostov Region ) this discontent escalated to a strike and a revolt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The revolt was put down by the military who opened fire on unarmed demonstrators. According to Soviet official accounts, 22 people were killed and 87 wounded. In addition, 116 demonstrators were convicted of involvement and seven of them execut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volt and the massacre was completely suppressed in the USSR, but spread through Samizdat and damaged Khrushchev's reputation in the West. [ 　　Drought struck the Soviet Union in 1963; the harvest of 107,500,000 short tons (97,500,000 t) of grain was down from a peak of 134,700,000 short tons (122,200,000 t) in 1958.The shortages resulted in bread lines, a fact at first kept from Khrushchev. Reluctant to purchase food in the West, but faced with the alternative of widespread hunger, Khrushchev exhausted the nation's hard currency reserves and expended part of its gold stockpile in the purchase of grain and other foodstuffs. 36 　　有趣的是，这一段叙述在“后”反修时代的中文维基百科里却消失了。秦先生也许会说，英文维基的“反修”话语不过是“冷战时期西方的渲染”，那么我们来看俄罗斯人自己怎么说。 　　根据《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中的披露，其实在 1961年赫鲁晓夫想使得农业发展的企图已经“无功而终”，1961年的谷物收成是近五年中最低的。秦先生反驳说：赫鲁晓夫接任后如果粮食报酬连续十年“逐年减少”又没有别的报酬，农民还能活下来吗 赫鲁晓夫的确热衷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但是我们要看前因后果。1961年赫鲁晓夫实行货币改革，国家与合作社贸易中确定的价格是：国家用一个新卢布代替十个旧卢布，——这导致农民用非市场的方式抵制，即大量减少对城市居民的副食品供应。在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情况下，赫鲁晓夫于1962年决定采取经济措施刺激农产品的生产，即把肉类价格提高35%，油类提高25%，这也属于秦先生歌颂的： “（赫鲁晓夫时代）在提高收购价和扩大自由交易比例方面还是有可观进展，集体农庄售粮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 　　但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这样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上述维基百科提到的诺沃契尔卡斯克工人大罢工。工人们喊着“肉！肉！提高工资！”并且写下了“把赫鲁晓夫当肉！”“打倒赫鲁晓夫政府”的口号。工人们的游行遭到了武装镇压，23人被打死（比维基百科说的多一人），87人受伤，其中三人因伤势过重而死亡。116人被捕，其中14人受审判，7人被判处死刑，其余被判处十至十五年监禁，——这一事件成为赫鲁晓夫垮台的严酷标志。该书给这一章的标题正是：“把赫鲁晓夫当肉”！ 　　接下来的故事轮到了1963。在《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中，特别为1963年开辟了一章，题目为“1963年的黄金面包”： 　　1963年收获一亿零七百五十万吨谷物，也就是比1962年几乎少了三分之二。国家在谷物生产上滑倒了1955年的水平。因为立即就限制用谷物喂牲口，所以就开始宰杀牲口。结果肉类生产是增加了，而挤奶量下降到六千一百二十万吨，即低于1959年的水平。赫鲁晓夫保证国家肯定能解决粮食问题，在肉类、牛奶和油的生产上按人口平均能轻易地超过美国，现在这话就站不住脚了。 　　用A.阿朱别伊的话说：“1963年开始感觉到……面包供应断断续续。为这事写的信像潮水般涌向报社（《消息报》）。……作家诺索夫写道：“1963年秋天面包厂停止了计划中的长面包和圆面包烘烤，糖果车间关闭。白面包凭盖了章的证明只供给某些病人和学前儿童。”面包商店里规定只能限卖手头拿的面包，卖的也只是灰不溜秋的长面包，这是掺了豌豆做出来的。 　　阿朱别伊写道：“赫鲁晓夫提议（也许，这是明智的）某个时期用票证，以制止人们用粮食喂牲口。但是事关威信的想法占了上风。决定从国外购买一些粮食。”买了九百四十万吨谷物，也就是每年总收成的10%。购买谷物靠的不是那时收入还不怎么多的石油和天然气，而是黄金。相当一部分吃掉的面包是黄金换来的。 37 　　事实上，1963年的农业失败，正是赫鲁晓夫的滑铁卢之战。赫鲁晓夫上台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粮食上的成功来源于大规模垦荒，其粮食产量的一半来自新垦区。 38但是这却是靠“粗放型增长”，当时的农业部长后来评价说：“50年代中后期，当我们可以向农业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的时候，他（赫鲁晓夫）把赌注押到了大规模开垦荒地上面，当然，这样做见效很快，成果也很显著，但从长远来看，明显是个错误的决定。……更为致命的是农业领域发生了‘战略性转变’，转向了粗放型增长，而我们的计划是要转为集约化农业。” 39即便如此，至1960年底第六个五年计划也并没有完成既定的粮食指标，1965年收获的粮食甚至少于1960年。 40 可以想见的原因，新垦地带来了环境生态平衡的问题，垦荒后期大量土地被风沙侵蚀，而赫鲁晓夫却不允许休耕。 　　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重要一章是对 “美国式道路”的迷信而大力推广玉米种植，作为发展畜牧业的经验，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1955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他在《关于增加畜牧业产品生产》的报告中，就极力鼓吹美国用扩大玉米种植来增加畜牧业的经验。 41这一年他派遣代表团去美国衣阿华州玉米带考察，被衣阿华的大农场主罗斯韦尔·加斯特（ Roswell Garst ）游说去参观他的大农场。结果是这个衣阿华玉米商后来成了赫鲁晓夫的座上宾，多次访问苏联，还卖了4500吨玉米种子给苏联。 42赫鲁晓夫1959年轰动世界的美国之行中，去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见面之前，特别去衣阿华州加斯特的大农场做客并讨论玉米种植问题，加斯特和赫鲁晓夫手拿玉米棒子的电影镜头和照片一时间传遍美国。 43但是，强力推行玉米种植的结果是：玉米并不适合在苏联推广，产量不高，其经济效益比其他饲料作物要差，而且扩大的玉米种植挤掉了冬小麦种植的面积，影响了谷物的增产，这导致他的畜牧业发展计划严重受挫。其标志性事件是，梁赞州的党委书记为了迎合他的畜牧业要赶超美国的壮志，虚报指标，为此梁赞州所有的牲畜都送去屠宰，并且在全国采购肉来完成任务，还是远远完不成指标。欺诈败露，该党委书记自杀，这一事件成为著名的丑闻 44。开垦荒地运动与强制扩大玉米种植面积，都是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现代化“美国式”农业道路的体现。 　　其实，我在长文中对赫鲁晓夫和勃涅日涅夫时代农业问题资料的有限援引并非本人杜撰，而是来自于《苏联兴亡史论》这部由中国资深的苏俄经济史研究专家和苏联问题专家陆南泉、姜长斌、徐葵等教授领衔担纲的著作，属于国家重点课题。也许是因为我的引用（对此，我很抱歉），秦先生高调指控该书的硬伤“比比皆是”。 　　秦先生的证据来自苏俄史研究前辈刘祖熙教授给人民出版社的函，说该书把沙皇的顺序弄错了，“还出了尼古拉三世的笑话”，但是却不给出这封函的出处，也不给出该函的具体内容，——读者无法验证，这样的做法已经很不“学术”。但即便有上述细节问题，从逻辑上讲，对于这部六十余万字的集体著作来说，完全可以通过修订来不断完善，而不应该成为全盘否认该书学术成就的证据。 　　其实，秦先生应该直接引用前辈学者高方教授在2003年的书评《从斯大林功过看苏联兴亡——评》 45，该书评已经用专门一节指出了该书的欠缺与差错，包括尼古拉三世的失误。但是这并不妨碍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全书洋洋洒洒六十五万余字，给人敢立新论、耳目一新的震动”，是富有创新之作，——这样的结论大概是秦先生不予引用的原因吧。另外的代表性书评是郑异凡教授《一代兴亡　从头评说 ——读》 46,郑教授指出该书2004年再版的时候已经接受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修订了某些不准确的说法。尽管郑教授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和批评，但是对于该著作的学术水准是充分肯定的，“从总体上说，在苏联剧变问题研究上，我们听到了颇有分量的、较为系统的另一种声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史论》把我国苏联剧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是一部值得关心苏联剧变的人士一读的学术著作，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这本书已经解决了人们的所有疑惑，也不是说本书已经十全十美。”这些都属于正常和真诚的学术批评。从学术界的评价来说，该书已经被公认为重要的标准性成果，2009年北师大世界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华教授在《国内学界近三十年俄国史研究之思考》 47的总结文章中，把该书与曹维安教授的《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等书并列为新世纪以来的代表性著作。但是秦先生自视甚高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性之路》一书，却并没有被提及。这些学术界的评判，应该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 　　对于真正的学术批评，应该虚心接受，这是基本的学术原则。但是利用学术批评来扣帽子打棍子，则是另当别论。 　　现在来看秦先生涉及到1963年问题对我的“校勘”。请注意这里面藏着的玄机： 　　1963年粮食产量甚至不到战前的一半。(天下奇谈！整个这段话几乎句句硬伤，错得让人不忍卒读。本来，吕新雨对苏联史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她这段话出注说是引自《苏联兴亡史论》第562-563、634-637、694-698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但是这本书虽然号称“国家重点课题”，又是由专出“官书”的中国第一号出版社出版，却偏偏硬伤极多，行内人早就指出它连俄国沙皇的顺序都颠倒错乱，还闹出了“尼古拉三世”的笑话[参见北大刘祖熙教授致人民出版社函]。而就在吕新雨引用的这几页里，非专业人士也应该能看出的硬伤也比比皆是[例如“1954－1959年间，苏联农业产值以平均每年70％的速度增长”，我的天！连续六年几乎每年翻一番！还是农业！诸位看官你们相信么  　　如果读者没有被秦先生非凡的“修辞”惊呆了的话，可以看出这里有两个史料问题。一个涉及到1963年的粮食产量，　一个涉及1954-1959年的苏联农业产值。但其实，我的文章仅仅涉及第一个问题，即1963年问题。而1954-1959年苏联粮食产值问题，我的文章里根本就没有涉及！既然与我的文章无关，怎么怪罪于我呢 秦先生的发明是找到我的引证涉及的页数，然后声称：“就在吕新雨引用的这几页里，非专业人士也应该能看出的硬伤也比比皆是”，让读者误以为：首先，这里有“比比皆是”的硬伤；其次，这些“硬伤”都是我文章里引用的。事实是，秦先生费尽心机找到的两个“硬伤”，其中一个与我的文章毫无关系。 　　来看这个与我文章有关的“硬伤”。 　　我在文章中引用《苏联兴亡史论》中关于1963年粮食产量不到战前的一半，经秦先生查对，应该是分得的粮食报酬不到战前的一半，是我引证疏失，就此而言，也仅此而言，我欢迎秦先生的教正。但是，既然明知道是引证疏失，并非有意，又何以得出秦先生的所谓“信口开河完全不顾原文”、“凭空捏造” 的结论呢 正是本着对学术负责的态度，我对所有的资料来源都给出了出处，以方便核查。如果引用有误，自然应该改正，但这和“凭空捏造”是一回事吗 相反，秦先生文章在引证时却常常不给出处，该作何说 何况，集体农庄作为劳动报酬的粮食与粮食总产量之间是高度关联的，我的基本事实判断并没有错，即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到1963年的确出现了严重危机。相比较于秦先生认定凡说赫鲁晓夫时代农业有危机就是“偏见”和“反修”话语，——就这样的判断而言，究竟是谁更“错”！ 　　既然秦先生查明了事实，即1963年农民所得粮食报酬只有战前的一半，为了避免读者因此得出悲惨的结论，秦先生辩护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生活不好，因为他们还有粮食以外的报酬，他们有货币化报酬！“苏联集体农庄庄员报酬的货币化本身也是一种进步”，“（1963年）苏联集体农庄庄员报酬的货币化程度已经大大高于战前，该年庄员包括货币的总报酬按西方标准的确很低，但仍高于丰收与正常年景的此前三年”。但事实是，1958年集体农庄一个人每日的劳动报酬所得货币与实物报酬合计为1.56卢布，五年后的1963年，增加到1.89卢布，五年期间一共增加36戈比，即一个人每日的劳动报酬每年增加7戈比 48，这就是秦先生为赫鲁晓夫农业改革辩护的“进步”，——七戈比。 　　再来看秦先生校勘出的另一个所谓“外行话”： 　　国家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对农业进行大量的财政补贴，但是农业产值却不升反而大幅下降（又说外行话了！苏联农业的确是效率低下，你可以说是增长率下降，乃至趋于停滞，但是说产值下降、甚至“大幅下降”又是信口开河了。苏联农业产值按可比价格计，战前最高值是四百九十三亿卢布，赫鲁晓夫时代的1961－1965年平均为八百二十八亿卢布，勃列日涅夫时代的1976－1980年平均为一千两百三十七亿卢布[A. M. 普罗霍罗夫：《苏联百科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61页]，这是“大幅下降” ！） 　　我这句话的依据来自以下资料：“农业连续多年的不景气，给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它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1979年谷物产量与农业产值分别比上年下降26.4%和3.1%，这使得当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下降为3.4%。” 49 请问农业增长率会下降，农业产值为什么不会下降 难道农业增长率下降的时候，农业产值却是上升的 这里，秦先生其实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游戏：我说农业产值下降是指在勃涅日涅夫时代，但是秦先生却把战前和赫鲁晓夫时代的数据拿来比较，从而得出苏联农业产值是上升的，所以吕新雨又“信口开河”说“外行话”了！好吧，举一个今天中国的例子，温铁军教授曾在2001年指出： 　　“去年末中国粮食总产值下降9.9%，产量减少960亿斤。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不仅是理论界，决策界也很担心。” 50 　　秦先生是否要把前民国时代和前毛泽东时代粮食总产值的数据拿出来比一比，以证明我们的农业总产值不可能下降 大家尽可放宽心！ 　　整个这小节还充斥着逻辑和常识上的硬伤。例如吕新雨既责怪苏联集体农庄卖粮太多，实物（粮食）分配率低，又责怪它没有实行“按月支付报酬”。她竟不知道只有货币报酬才便于实行月薪，在实物分配时代粮食哪有“按月支付”的 吕新雨显然从未当过农民，不知道我国的人民公社当年只有“年终分配”和多熟制地区的“夏收分配”，我插队时农民羡慕供销社职工的说法就是他们可以“月月添熟”。而苏联农民当时未普遍实行月薪制，也恰恰是因为“作为劳动报酬的粮食”实物分配比例还不够低，货币分配的比例不够高。 　　这一段指控很无理，根本不顾基本的史实。赫鲁晓夫为了实现农业的工业化管理，改革了集体农庄年终分配制度，1956年苏联决定实行按庄员在公有经济中所做的全部劳动日发给预付款制度，即年初以卢布对劳动日单价进行估算，然后按月预支报酬，到年终结算。预付款由货币与实物两部分构成。集体农庄建立滚存的货币基金和粮食储备。预付基金来源于25%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和50%的采购预付金，苏联银行对这两项来源列入特别往来账务，以保证兑现。 51 从1957年起，集体农庄逐步改行货币形式的报酬，1960年货币在苏联农庄报酬中的比重达62%。 52作为历史学家的秦先生怎么可以用他在中国“当农民”的经验就推断苏联的历史呢 这个制度是否成功，另论。但是这个改革本身却是基本事实。 　　秦先生否认赫鲁晓夫时代农业出现凋敝，是因为： 　　农业生产率越高，所用劳动力越少，在吕先生看来就越是证明“农业凋敝”，照此看来生产率最高农民最少的美国农业当然比苏联更“凋敝”得多，而我国改革前80％的劳动力搞饭吃还解决不了粮食供给，当然就是“农业繁荣”之证了。 　　以上驳论针对的是本人如下叙述：“农庄庄员不得不大量流入城市去谋生，有的州的集体农庄有劳动能力的人在七年的时间几乎减少一半，这正是由于农业凋敝而产生出的‘民工潮’。”事实究竟如何  来看俄罗斯农业专家给出的这一段材料，可以与《苏联改革兴亡史论》的材料互相印证： 　　50-60年代之交，随着农业改革的空转，违背1953年九月全会的原则，农村居民尤其是青年人向城市的流动在加强。农村人实质上具有自由选择在什么地方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在此条件下，开始出现了自发的、不受国家调节的流动。流动的理由十分充分。这里既有已经谈到的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一些消极后果及对从事个人副业的人利益的侵犯，也有在扩大集体农庄，特别是强迫一些村庄搬家时所犯下的不应该犯的错误，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1960-1964年离开农村的700万人当中，有600万人年龄在17-29岁之间，也就是青年人。这就意味着，不仅是城市的农产品消费者在增多，而且最危险的是，农村劳动生产率因年轻人流失，农村人口老化而下降。1962年，出现了战后时期国内城市居民数量第一次超过农村居民数量的情况，两者的数量相应为1.112亿人和1.086亿人。 　　…… 　　这样，由于客观原因，也由于主观原因，农业越来越落后于城市居民的需求，也不能满足畜牧业部门对饲料的需求。 53 　　赫鲁晓夫时期的农业改革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其思路正是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式来对待农业和农村，——这样的城市中心主义的“美国式道路”，即对现代化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的盲目崇拜，正是我们今天特别要引以为戒的。为了说明问题，这里对上述材料的概括性内容再多一些解释。 　　赫鲁晓夫最著名的改革有强制实行集体农庄的合并，把集体农庄变成国营农场，伴随着这些合并的则是乡村居民离乡背井的迁徙。建大型的城市化村镇，把农民从分散的小村庄迁移到大的城镇居民点，禁止个人副业经济，取消集体庄员的宅边地、自留地，如果土地太远不方便干活怎么办 建“野外营地”！而消灭村庄，推广“观赏性的农业城市”却演变成一场灾难： 　　“合并扩大了集体农庄，放弃了村庄，使它们荒芜了，本来近在咫尺的乡村面包和新鲜的牛奶，结果却要从城里运来了。当然，开始出现运送间断的情况，也出现了排队购面包和牛奶的现象，这在过去农村是不可想象的！” 　　“为了这种做出来让人看的生活，往往是动用警察把人们迁到围墙下有公共厕所的公家的住宅楼去。与此同时被离弃的村庄被宣布为没有前途。院子里长起了飞蕨，广播电杆歪斜了，倒了，水井填了，学校教室被钉死了，风吹动着它屋顶上方被遗忘的发白的旗帜。” 54 　　这样的强制城市化，今天的中国是否也在做呢  　　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取消国家办的拖拉机站，把所有的农业机械设备强制卖给集体农庄，目的是为了提高机器使用的效率。但是，这却消耗了集体农庄在1954-1955年因为农产品价格上涨积累的财力，——这本是1953年9月赫鲁晓夫上台后在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宣布的《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给农民的大红包，即大规模提高国家食品采购价，——这也是秦先生高度赞扬的。但是，结果却是：“如果有一些‘百万富翁农庄’从这场改革中得到了好处，那么绝大多数农庄陷入危机境地”，“集体农庄的债务成为它们后来几十年的沉重负担。在戈尔巴乔夫改革进程中经常谈到集体农庄‘亏损’，就产生于赫鲁晓夫把拖拉机站卖给集体农庄的决定。”大部分作为国家雇员的技术专家离开农庄去了城市，“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地位，变成和农庄庄员一样的人。紧接着设备立刻就停止使用，因为没有了专业服务。从20年代末起，1958至1961年间第一次出现了减少农业机器总数量的情况。” 55 而失去了市场的农机生产厂商也因此大大萎缩。赫鲁晓夫在1953年9月全会上提出的农业发展目标，到1982年苏共中央五月全会还在《苏联粮食计划》的框架内再次提出，“这表明赫鲁晓夫三十年前提出的目标还没有达到。（众所周知，1982年至1990年的粮食计划也没有完成。）” 56即赫鲁晓夫上台后提出的粮食目标，直到后勃涅日涅夫时代都没有完成。 　　试问，出现这样的局面究竟是属于农业“凋敝”，还是属于农业繁荣 赫鲁晓夫时代的农业状况，可以用“劳动生产率高，所用劳动力少”的美国式模式来解释吗 恰恰相反，正是赫鲁晓夫推行“美国式道路”的失败，才导致其农业改革的破产，——这才是我和秦先生最关键的分歧！从这里，读者可以理解为什么秦先生不惜以违背历史基本事实为代价为赫鲁晓夫辩护，他是要为赫鲁晓夫推行的“美国式”农业改革道路辩护。 　　至于改革前中国劳动力的80%都是“搞饭吃”的农民，这一数据也违背了他自己反复声称的70%，这凭空多出来的10%，又从何而来 秦先生的证据何在  　　秦先生处处以美国为典范，对于我关于美国式道路的讨论，有长段精彩批判： 　　本来列宁讲的“美国式道路”只是以民主方式在俄国公平解决土地问题以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个比喻，与美国的真实历史并无太大关系。但吕新雨先生技痒难耐，关于美国一谈就是两万字。同样是硬伤密集。我就没法引整段了。就引一句吧：我说美国农民“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不是依附农民”，吕新雨煞有介事地反驳道：“美国的农民主要都不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是租佃农场主。”就这一句话就有三处错：其一，自由农场主与依附农民当然是两回事，但自由家庭农场与租佃农场难道是互不包含的两回事，可以说什么“不是……而是” 租地农场主“不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难道是农奴不成 其二，吕先生此驳意在说明美国农民很不幸，她大概认为只要指出他们是“租佃”户，就成了我们所说的“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就像她只要指出苏联农民减少了，就断言他们肯定成了我们这里那种“农民工”一样。我上文说过这位“左派学者”不懂列宁，现在看来她更不懂马克思，不知道马克思《资本论》中讲的典型资本主义农业主正是“租地农业家”，不仅家庭农场，甚至大农场在马克思笔下也是租地经营的！其实在市场经济中，农场主为了增加资本流动性，避免大量资本冻结为地价，而选择租地经营，就像企业家从银行贷款投资、而不仅仅用自己的钱投资一样，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吕先生不会指一个企业家因为贷款融资就“不是自由的企业家，而是杨白劳”吧。其三，尽管资本主义农场租地经营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如果说英国农场都远远不全是马克思描述的那种租地农场（这方面当代的研究成果很多），美国就更不用说了。美国当然有租地农场，但整体而言却与吕新雨强调的相反：美国租佃农场历史上最高也只占到农场总数的37%，现在只有10%（董正华：《关于现代农业发展的两个理论问题》，《科学与现代化》2005年第五期）。相对于英国等一些欧洲国家而言，农场主自有地的比例很高无疑是美国农业的特点之一。 　　这里答复如下：一，秦先生认为列宁说的美国式道路，是“民主方式”在俄国解决土地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但秦先生的“民主方式”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土地国有化和土地社会化的结合，——这却被秦先生批判为反动的民粹主义，所以，秦先生已经阉割了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的真正涵义。而接下来说秦先生自我招认道：列宁的美国式道路只是一个“比喻”，与美国的“真实历史”并无关系，——这不过证明了我的七万字并非无的放矢，我要说明的恰恰是什么是真实的“美国式道路”。通过把列宁的概念与历史事实进行脱钩，就能证明秦先生的正确性了吗 恐怕正相反。 　　二，秦先生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租佃制度，即资本主义农业的“级差地租”和为了生存的“粮食地租”，而这个区分恰恰是本人文章的立论基础。本人七万字长文中特别强调了俄国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此的区分，杜冈批评马克思把工业研究的论断用在农业方面，即资本主义大农业必定战胜小农是不准确的。他通过两种租佃制度的区分，深刻地指出：李嘉图的级差地租学说，即土地占有者通过对土地进行资本主义耕作而得到的地租，与租佃土地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糊口的“粮食地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斯托雷平改革后的俄国出现的租佃形式，是典型的“粮食地租”。粮食地租价格的高低不是由该地农业的纯收入决定，而是由农民对土地的需求程度决定的，人口越稠密，农民越需要土地，地租就一定更高。所以，高地租的原因正是农民日渐恶劣的处境，它与农业经济的生产力提高没有关系。农民怕失去赖以维生的土地只好忍痛支付高额租金，“俄国处处都可以看到高额租金与农民需求这种密切联系。农民得到土地的保证越小，他们的份地越少，越贫穷，则他们迫于情势支付的地租就越高。” 57这就出现了贫瘠地区土地的租金反而要高的奇怪现象。所以，斯托雷平改革后，农民对地主的依附不是减少而是加强了。否认杨白劳的存在，只承认农业企业家的级差地租式的租佃制度，也是秦先生自己的理论前提所决定的，这与他否定中国土地革命的理论是一致的。 　　三，本人文章在讨论美国式农业问题时，清楚地区分了1862年“宅地法”期间拓荒者的租佃与之后资本型经营式租佃的区别。为了澄清问题，我把原文附上： 　　(秦先生)歌颂美国西进农民“那吱吱作响的大车，把资本主义制度从大西洋岸一直推到了太平洋岸”，“美国的民主制度正是在农民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时代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进程中农民并没有表现出所谓‘小私有性’、‘小生产者’或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性或反动性，相反，正因为他们是独立的小私有者而不是宗法共同体成员，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不是依附农民，一句话，是真正的小‘资产阶级’而不是宗法农民，他们才能起上述进步作用。” 58 但实际上，美国的农民主要都不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是租佃农场主，虽然有1862年“宅地法”近乎赠与的土地，但租佃农民的比例还是很高，他们全部或部分地耕种租来的土地。这是因为这个法律出现得太晚，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实行的是以联邦财政收入为目的土地现金拍卖，它是以整块地段（Section）以至镇区（Town-Ship）形式进行的，从而使得土地商品化的出售方式与大地产投机活动结合在一起，东部土地公司凭借其在殖民地后期形成的雄厚资本在土地拍卖市场上肆意购买大片国有土地，然后以高价向移民进行小块零售，这些垄断集团作为中介进行了国有土地的二次分配，并从中获得巨额利润，所以“‘美国式道路’的起点并不是‘无偿分配的自由土地’，它同样表现为土地垄断权同资本的合二为一。” 59只是在大块拍卖方式无法吸引足够的移民进入东部，政府才被迫逐步缩小地块出售的单位面积。但土地投机商已经占有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早期拓荒者买不起，而宅地法的土地多数是贫瘠的土地，“在1862年以后，可供出售和拓居的公地，大部分都是位于现在我们称之为大平原地带的半干旱地和贫瘠土地。在这些地区接受了宅地法的数十万户家庭，因旱灾而使几个季度的辛勤耕耘令人心碎地失败之后，结果不得不回到土地比较湿润的地区去” 60。这使得许多拓荒者宁愿耕种租来的肥沃土地。1880年租佃农场占全国农场总数的25·6%，以后逐年上升，1900年达到35·5%，1920年38·1%，1930年达到42·4%的高峰，其后，完全的租佃农场主逐渐减少，而拥有部分农场但主要租用土地进行经营的农场主却持续上升，五、六十年代达到45%左右，七十年代超过了50%，九十年代以后增加到60%以上，全部拥有的农场主比例下降，到1999年只有25·6%。 61最重要的原因是小农场主资本短缺导致的对资本的依附，使得不在地主使用权与租佃农场主的经营权相分离的租佃农场现象成为“美国式”道路的关键。 　　不在地主使用权与租佃农场主的经营权分离的美国式道路，并非我的杜撰，黄伟仁教授在《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兼论“美国式道路”的意义》一书中其实已经详尽论述。这里，我的资料主要来自他的研究，脚注中已经清楚注明。只是这次秦先生却丧失了核查原文的耐心，为了增加新的“硬伤”证据，甚至没有把我的数据与董文的数据进行对比，就匆忙认可了董正华教授的结论，，——“美国当然有租地农场，但整体而言却与吕新雨强调的相反：美国租佃农场历史上最高也只占到农场总数的37%，现在只有10%（董正华：《关于现代农业发展的两个理论问题》，《科学与现代化》2005年第五期）。相对于英国等一些欧洲国家而言，农场主自有地的比例很高无疑是美国农业的特点之一。 ” 　　其实，把秦文用的董正华教授的数据与我引用的数据比较一下，其实基本吻合，——但是，我的文章后面还有：“拥有部分农场但主要租用土地进行经营的农场主却持续上升，五、六十年代达到45%左右，七十年代超过了50%，九十年代以后增加到60%以上，全部拥有的农场主比例下降，到1999年只有25·6%”，也就是说：美国式租佃农场模式主要是指：拥有部分农场但主要靠租用土地进行资本主义经营。再仔细看董教授给出的数据： 　　《农业普查》所显示的另一些数字是：从1949年到1997年，完全为农场主自己所有的农场（farms operated by full owners）一直占农场总数60%左右(57.6%-62.5%)，拥有土地比重从40%下降到34%（1978年最低，为30.6%），平均规模则从136英亩增加到276英亩；农场主拥有部分所有权的农场(farms operated by part owners)从15.4%增加到30%，占有土地从40%增加到了54.5%，平均规模从512英亩增加到885英亩；租佃农场(farms operated by tenants)从27%下降到10%，占有土地从20%减到11.6%，平均规模则从147英亩增加到566英亩。 　　上述数据表明，虽然农场主完全拥有产权的农场在数量上占了一半，但是拥有土地的比重却只有30%左右，属于土地规模只有200英亩左右的小农场，而部分拥有产权的农场数量却上升到超过一半，而且都是土地超过8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我和董教授虽然数据的来源不一，但大致接近。而根据美国联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美国农业统计》，1999年，“主要依靠租用别人土地进行经营的农场主”已经上升为61.6%，而土地所有权全部属于农场主的比例则下降为25.6%。 62 董文所说“自由的家庭农场”所占比例基本维持在50%以上，其实就是指部分产权拥有的农场，而不是完全产权拥有，——秦先生误读了。也就是说，完全租佃制和完全自有地的农场模式都在持续萎缩。那么部分产权的大农场主是属于租佃农场主还是“自由的家庭农场”  　　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我和董教授的分歧所在。从美国农场产权发展的历史看，美国中西部农业的资本主义道路并不是通过小农场的自由竞争兼并形成的，而是受制于高度市场化下的金融关系。部分产权拥有的大农场特点是家庭式农场，这正是美国式道路的特点，也是要害所在。董教授认为家庭农场可以走上现代化农业之路，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家庭方式在农业生产中占有特别的优势，这一点我很赞同，无论是美国还是东亚、中国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的家庭资本主义大农场的模式可以打破我们对农业资本主义公司化的迷信。但是，我们并无法据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东亚的自耕农模式和中国家庭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都可以走上“美国式”现代化农业道路，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这样的推论都不充分。中国取消公社制度，国家退出，回归土地细分的家庭式承包制，其制度安排并不是从发展现代化或者说资本主义化的农业来考虑的。为什么东亚和中国都无法出现美国式的、保留家庭方式的部分产权租佃大农场 这正是美国的资本、租佃与农场的关系所决定的。即在金融资本的控制下，农场主以抵押-租佃方式获得扩大再生产所必须的资金和土地，并以家庭农场和季节流动工互相配合的方式来降低成本，这是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化最重要的模式，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农场的发展规模会越来越大，因为只有越大才越有能力获得金融资本，而扩大的方式则是土地租佃。 　　美国中西部的租佃式农场最早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宅地农场主的土地抵押，以换取农业发展的资本，因为债务破产转变为抵押-租佃农场。另一部分是联邦土地分配制度导致的大部分国有土地被转为大土地投资公司手中，它们把土地分割成小块租佃获利。19世纪后期美国工业起飞，农业市场空间巨大，农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导致巨大的农业资金缺口，因此引发了巨额的金融资本西进运动，农场主的收入很大部分转为抵押利息。19世纪末的两次金融危机，抵押市场和金融市场崩盘，农场破产率达一半左右。由于农场主抵押借贷超过了崩盘后的土地价格，抵押公司以加倍利率来抵消损失，所以幸存的农场主宁可失去土地所有权，到19世纪末，约700万美国人失去农场所有权，360万从乡村流入城市。这一幕其实在今天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已经重演，只不过这次是房产。不同只在于，获得所有权的抵押公司和债权人成为新的不在地主，农场管理权还保留给失去所有权的租佃农场主，因为农地需要经营。 　　其实，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色就是用租佃方式获得资本，其产权依靠部分抵押部分来扩大规模，其实质是资本以地租形式来分配利润，因此东部不在地主所有权与西部租佃农场互为条件。只是与秦先生所引据的马克思对农业资本主义的解释不同在于，租佃农场不仅是宅地农场经过抵押方式演变的，它也是超大型资本主义公司式大农场破产解体的后果。1880年代红河谷地区出现了土地公司直接经营的超大型农场，它们可以不借助抵押公司直接得到东部的资金来源，聘用职业经理人，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其规模从数千英亩上升为数万英亩，采用的是工厂企业化的雇佣机械化生产，是完全摆脱小农生产方式的企业化和社会化农业方式。但是，正是因为它对资本的依赖更甚于家庭农场，一旦资金中断就无法维持。而家庭农场可以兼业、兼种多种作物和精耕细作，其家庭内部成员的劳动不用受制于雇佣关系，因此更能抵抗金融危机。1890年代末，农产品价格下降，东部投资者抛售土地公司股票，资金源中断，红河谷地带的巨型农场就纷纷解体为租佃农场。 　　以上这些材料我在七万字的文章中都已经较为详细地描述过。秦先生在批判的时候，为什么无视上述内容呢 这本应该是“首要而且不难的要求”。今天美国农场的情况，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周立教授2007年经过一年在美国的考察，给出了更具体和详尽的描述，它们从整个资本主义食物价格体系中所获只有5%。因此，要不变大，要不就灭亡，成了美国资本主义农场的生存法则 63。 　　最后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如何评价中国的小农经济。我把40%中国农民与7%的“非农民”相加，是我没有注意40%指的是占世界农民的比例，我感谢秦先生的指正，并会在再版时修订。但是同样，我的基本论点并没有因此改变，即秦先生“以世界40%的农民‘养活’世界仅仅7% 的‘非农民’”，并不包括农民自己的算法，是严重低估了中国小农经济的成就。占世界农民40%的农民首先养活了自己，这一点需要价值重估。如果扣除农民自己来评估中国的农业问题，其危险在于，这必然导致把中国农民的吃粮问题推向市场化来解决，这样产生的粮食危机将不仅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必须拒绝走“美国式道路”的关键。 　　秦先生的设问道：“新乡土主义”新在何处 如果传统小农经济那么好，过去的革命和革命后对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所为何来 ”，由此得出结论：“她喜欢的是……1861年以前的俄罗斯！”首先，新乡土主义绝不是简单回到传统的小农经济，只要读过《新乡土主义，还是城市贫民窟 》一文的读者就可以明白 64。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农业的资本主义化是根本不同的两条道路，毛泽东时代农村的社会主义实践与苏联的农业道路：从斯大林到后勃涅日涅夫时代，也有重要的区别，不容混淆。至于如何总结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与失败，它究竟从何而来，应该如何进行 走美国式资本主义大农业的道路究竟能否行得通，正是本人在七万字文，以及今后的工作中希望致力探索的问题。至于既指控我喜欢“传统小农经济”，又说我“喜欢官办的、农奴制的公社”，纯属逻辑倒错和时空倒错的结论， 　　最后是一个建议，既然檄文中苦心孤诣把我和所谓“抄袭案”联系在一起，请秦先生响应朱学勤先生的号召，学习方舟子先生的榜样，到我服务的大学实名举报，而不是在媒体上含沙射影；否则，涉嫌诬陷，——请秦先生任选其一。从去年开始，中国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势力通过大众传媒掀起欺骗与构陷的行为，是否可以视为其理论穷途末路的标志呢 但是靠这样的手段，却无救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因为，这样的行径是对任何“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践踏，是彻底的反自由主义，——这才是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最大的危险。 　　 　　2011年10月10日完稿于上海。 　　 　　1 秦晖：《有趣的左右“左右夹击”——答杨震、吕新雨（一）》，上海：《东方早报》，2010年11月21日。 　　2 秦文指控如下：吕新雨先生要和我讨论列宁的这类思想，却不以我的专门论述为对象，甚至好像不知道它们的存在，而只拿一本讨论关中与中国农民问题的书做靶子。吕氏批秦专文，引用拙著只此一本（外加该书的一个外文版序），其中提及列宁的文字大概不过数百，这就值得吕先生做了七万字的大文章来驳斥，笔者受宠若惊自不待言。而吕先生最尖锐的质问、也可以说是全部宏文用力点的所谓“秦晖隐瞒”案，除了表明她的无知还能说明什么 事情非常清楚：究竟是我“隐瞒”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之说，还是她“隐瞒”了秦晖对列宁土地国有化说法的大量解释与评论 这些评论如有误，吕先生大可驳斥，但说我隐而不论，这就叫人叹为观止了。吕先生与我讨论“土地国有化”，但我的有关论著她根本没看，反说我“隐瞒”，简直莫名其妙。吕先生不懂俄国史（作为“左派”她也根本不懂列宁）不足怪，但是写商榷文章先要了解商榷对象的论述，最起码是了解他关于所商榷议题的论述，这应该是首要而且不难的要求吧。 　　3 　　3 吕新雨：《农民、乡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评》 ，《读书》杂志，2004年4期。 　　4 关于中国“封建”问题的讨论，见本人文章《乡村建设、民族国家与中国的现代性困境——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纲要》，载《乡村与国家——理论与历史的辩证》，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 　　5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交响曲》，第3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6 同上，第40页。 　　7 同上，第39-40页。 　　8 同上，第196页。 　　9 同上，第197-198页。 　　10 同上，第205页。 　　11 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第292-29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12 其具体指控如下：最要命的是，他们如此下工夫批判我，却没有读过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论著，只看了某一篇文章或几段话就对号入座，慷慨陈词动辄近万言（杨震）乃至七万言（吕新雨），却根本不知道在他们可怜的阅读范围之外我还说过些什么，我的看法根据是什么，甚至根本不知道我的完整看法！ 　　就以吕先生而论，她的宏文主题是就列宁关于“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思想“驳秦晖”，并从俄国乃至各国农业史的角度展开对秦晖“‘新自由主义’话语在‘三农’问题上的批判”。吕新雨对“主义”的兴趣可以理解，这个“主义”的帽子是否合适也并不重要。奇怪的是吕先生找的靶子却是我那本主要讨论中国农民问题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但她却完全不涉及该书的主要内容：既不涉及“关中模式”也不涉及“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却厉色指责我“隐瞒”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言论：“为什么秦晖要刻意隐瞒列宁最核心的观点（按：即‘土地国有化’）呢 这就需要把这种话语落实到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因为秦晖需要……”接下来就是一大堆关于秦晖“隐瞒”列宁观点的“作案动机”分析。也难怪，没有这些深文周纳的“动机”分析，只凭她引的拙文数百字怎能敷衍成如此长文  　　13 曹维安:《俄国史新论》， 第361页，北京：中央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4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交响曲》，第19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15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交响曲》，第37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16 我和董教授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理解以家庭模式经营的资本主义农业（美国模式）与中国的小农经济的区别，我认为中国的家庭小农经济不可能走向美国式资本主义家庭经营模式，而董教授则认为是这是必然之路。 　　17 董正华：《关于现代农业发展的两个理论问题》，载北京：《科学与现代化》，2005年第5期，第15页。 　　18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255—256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 　　19 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第29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20 吕新雨：《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驳秦晖先生对“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阐述》，北京：《视界》，第13辑，第167-16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21 秦晖：《斯托雷平如何造就了列宁——答杨震、吕新雨（五）》，上海：《东方早报》，2010年12月26日。 　　22 秦晖：《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道路——答杨震、吕新雨（四）》，上海：《东方早报》，2010年12月19日。 　　23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交响曲》，第16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24 同上，第44页。 　　25 秦晖：《有趣的“左右夹击”——答杨震、吕新雨》，上海：《东方早报》2010年11月21日。 　　26 同上。 　　27 秦晖：《破解“卖方缺位”的悖论——国有资产如何公正地“退出” 》，见《实践自由》，第10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 　　28 秦晖：《转轨经济的比较研究——凤凰卫视第84期世纪大讲堂》，见《实践自由》，第79-8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 　　29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交响曲》，第37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30 同上，第132-133页。 　　31 姜锵：《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建议深圳率先兴建贫民区》，《南方都市报》 2008年4月14日。 　　32 2011年7月24日北京，笔者与温铁军教授的谈话。 　　33 秦晖：《“ 郎咸平 旋风”：由“案例”而“问题”而“主义”》，《南方周末》，2004年9月9日。 　　34 马丁；哈特-兰兹伯格（ Martin Hart-Landsberg）、保罗·柏克特 （Paul Burkett）:《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与阶级斗争及评论》，杜继平、林正慧、郭建业译， 第8-9页，台北：《批判与再造》社，2006年。 　　35 同上，第9页。 　　36 http://en.wikipedia.org/wiki/Khrushchev 　　37 （俄罗斯）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张俊翔、石国雄译，第671-672页，译林出版社，2009年。 　　38 N.E 泽列宁：《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苏联农业政策》，见《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第140-14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 　　39 （俄罗斯）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张俊翔、石国雄译，第328-329页，译林出版社，2009年。 　　40 　　40 同上，第506页。 　　41 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第169-170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 　　42 英文维基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http://en.wikipedia.org/wiki/Nikita_Khrushchev#Agricultural_policy 　　43 （俄罗斯）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张俊翔、石国雄译，第541页，译林出版社，2009年 　　44 同上，第582-584页。 　　45 高方：《从斯大林功过看苏联兴亡——评》，《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1期，第85-88页。 　　46 郑异凡：《一代兴亡 从头评说——读》,《俄罗斯研究》2004年3期，第页。 　　47 张建华：《国内学界近三十年俄国史研究之思考》，《理论学刊》2009年1期，第107-109页。 　　48 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第234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 　　49 《苏联兴亡史论》，第636页。 　　50 温铁军：《“十五”时期中国农业问题及政策建议 》，见“三农中国”网站 http://www.snzg.cn/article/2006/1029/article_163.html 　　51 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第165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 　　52 同上，第149页。 　　53 N.E 泽列宁：《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苏联农业政策》，见《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第14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 　　54 （俄罗斯）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张俊翔、石国雄译，第622页，译林出版社，2009年。 　　55 （俄罗斯）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张俊翔、石国雄译，第485-486页，译林出版社，2009年。 　　56 同上，第314页。 　　57 （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册，第614页，，赵维良、桂力生、王涌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58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第34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59 黄仁伟：《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兼论“美国式道路”的意义》，第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60 （美）沃尔特·W·威尔科克斯等：《美国农业经济学》，第47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原版为：Walter W.Wilcox Willard W.Cohrane Robert W.Herdt Economics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Prentice-Hall, Inc. New Jersey, 1974 。 　　61 参见徐更生：《美国农业政策》，第17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刘志扬：《美国农业新经济》，第262—263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62 刘志扬：《美国农业新经济》，第262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63 http://www.foods1.com/content/499119/ 　　64 该文发表于《开放时代》2010年4期。

2011年3月1日，重庆卫视宣布取消每年3亿元的商业广告收入，通过从政府获得每年1.5亿元的补贴，使自己转变为“公益电视台”。在作为政治和经济的“重庆模式”被高度关注与论辩的今天，这一举动很难不看成是重庆模式在传媒体制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体现。因此，重庆卫视改革引发争议势所必然。在这些争议中，有意味的是，学界、广告界以及网络空间中批评的意见占大多数，重庆卫视和政府回应并未有效发挥作用，彼此的论辩焦点存在错位。因此，本文希望打破官方 / 民间，学界 / 政界之类二元对立的僵化立场，试图把论辩双方的观点置放在一个学术探讨的平台上加以讨论，并希望借此推动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涉及中国电视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 　　 　　一、政府补贴与公共电视 　　 　　此次论辩的一个高潮，是两会期间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就重庆卫视改革对媒体的讲话，他认为从国际惯例的角度看，“公益电视台”都有不播广告的先例，他给出的例子是日本广播协会（Jap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NHK）、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至于说到的“美国广播电视台”，应该是美国公共电视网（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PBS）。①这里，黄市长回避了“公共电视”的说法，但是他举出的例证却是世界范围内公共电视的典型案例。 　　对此，“网易财经”在“网易解读”的特别栏目中以独家专稿的形式高调反驳：《被补助的重庆卫视无法成为BBC》。②这篇针锋相对的文章认为： 　　在国外，像NHK、BBC这样的公共电视台主要靠收视费运营，而非财政拨款。重庆卫视禁播一切商业广告，靠1.5亿纳税人的钱维持运营，不仅是回归计划时代，而且也很难保证其新闻独立。 　　这里，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即便排除制度设置的原因，在中国用收取执照费的方式来建造中国的公共电视，也是不现实的，因为今天中国的老百姓很难再认可一个需要强制缴费的电视制度。在这个意义上，重庆卫视自然不可能是BBC。但是，我们需要换一个问题来追问，即：如果我们不可能建立BBC那样的执照费制度，中国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公共电视吗 或者，更重要的也许是，中国电视的公共性究竟应该如何建立  　　其实，政府补贴并不是公共电视的禁忌，而是很多国家公共电视的选择，典型的就有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和美国等。③澳大利亚广播电视公司（Australi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BC）主要以政府经费为主，比如它在2006年总收入为10.59亿澳币，其中政府经费为8.27亿澳币，占78％。④比利时三个不同语言的公共电视台（荷语、德语和法语）都以不同的方式接受大量的政府补助。⑤加拿大广播公司（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CBC）作为加拿大的公共广播公司，它的执照费在1953年就取消了，因为地广人稀和受到美国免费电视的影响，执照费很难收取，⑥所以其经济来源主要就是国会的拨款。在2006年度，其年度经费为16 .6亿加币，其中国会拨款占了近六成（56.99％），⑦其实已经高于重庆卫视从政府中获得的50％的补助。1967年美国《公共广播法案》授权成立公共广播公司（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 CPB），负责拨款和管理全国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国会支持并拨款在美国发展和其他国家水平相当的公共广播电视事业。除此之外，美国的PBS还从州政府或者市政府获得经费补助。⑧虽然美国各个公共电视台的经费来源不一，但联邦政府的资助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里根总统之后，美国的公共电视预算不断被削减，导致公共电视处境艰难，成为美国广电政策被严重诟病的一大问题。其实，即便是BBC，其对外播出的“世界广播电台”（BBC World Service）也是靠政府拨款资助的。最近的例子则可以看台湾公共电视的发展历程。1998年台湾地区的《公共电视法》规定，公视第一年得到的政府捐赠为新台币12亿元，其金额逐年递减10％，至第六年以后应为第一年政府编列预算金额的50％，这个标准正是重庆卫视第一年的标准。而实际情况是，经过争取，从第三年起政府捐赠不再降低，固定为9亿新台币，另有线广播电视发展基金会每年捐赠约1亿新台币。2007年元旦起，台湾成立公共广播电视集团，新增加的频道：原住民频道、客家频道、宏观频道（对海外华人）均为公务预算，每年约10亿至11亿新台币。⑨ 　　由上所知，政府补贴公共电视的做法，并不意味着取消了“独立性”，而是相反，是帮助公共电视在一个媒介市场化的环境下或是获得主流地位，或是获得生存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采取强制性的执照费制度，还是政府补贴，可以说，世界范围内公共电视的制度设计大都有着非市场化的内在逻辑，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媒体制度对民主的承诺，并抗拒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对媒体民主的侵蚀。 　　 　　二、交叉补贴与市场社会主义媒体之路 　　 　　回到中国的语境，中国电视版图中省级卫视之间高度同质化、无序化和低俗化的恶性竞争导致自相残杀的僵局，早已经是广遭批评的顽疾。2007年重庆卫视就因为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的恶俗表现，被广电总局叫停，并给予全国通报批评。残酷的市场生存环境，使得中国电视改革势在必行。而关于中国公共电视以及电视的公共性问题的讨论，学界也已经进行很多年，但是理论与实践之间一直存在着似乎无法弥补的断裂。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卫视的改革具有需要为之辩护的合法性。它以特立独行的方式突然展现，开启了中国电视格局中的另一种可能，即反思性地批判以市场化为唯一导向的中国电视发展之路，这就创造出特别值得重视和讨论的改革契机，一个历史的契机。所以，关键问题依然是：今天的中国究竟需不需要公共电视 如果我们认可这样的观点： 　　现在，老百姓看电视之所以是免费的，是因为广告客户花钱买了单，如果不播广告，不管是财政拨款还是支付收视费，最终都是纳税人、老百姓买单。别人买单不同意，非要自己买单，这不是很可笑吗 ⑩ 　　那么，世界范围内的公共电视都丧失了存在的必要和合法性，岂独中国 这样的指责本身是令人深思的。中国目前广电传媒业的情形，按照冯建三教授的分析： 　　虽然正在被改变中，惟中国截至目前为止的全国与各地传媒结构，确实还在顽固地阻止“资本”逻辑的畅通，在此前提下，争取倾向（市场）社会主义的传媒“结构”才有可能；思考的时间与空间并不宽裕，但从知识上进行准备，指认必须要进行哪些改革，使其不但不至危及，并且可以是走向市场社会主义传媒的道路，是无法回避的课题。11 　　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可能复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电视制度，我们需要的是探讨在既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脉络下，中国自己的公共电视发展之路。在这个意义上，冯建三教授在给赵月枝教授《传播在中国》12英文书稿的书评中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或者说自由社会主义的传媒道路，值得结合重庆卫视的改革经验予以高度重视。其实，市场（自由）社会主义道路本身正是重庆模式作为一项社会经济和政治实验的重要内核，按照黄宗智教授的总结，第三只手，或者第三财政的经验，是把国企的钱投入到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之上，使重庆市政府的财政因此能够减少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更多地把钱用到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事业、公共服务上，这正是重庆改革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关键。而重庆市政府对重庆卫视改革的财政支持和推动，正来源于此。在这个意义上，重庆卫视的改革也可以视为重庆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提倡中国公共电视的非市场化发展的逻辑并不意味着全面否定中国的市场经济，而是相反，要走的正是市场（自由）社会主义之路。在对重庆卫视的批评意见中，我们已经看到新闻传播学界喻国明教授的观点影响很大，也很有代表性。他认为： 　　在市场经济和广告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因为出现一些问题就彻底否定广告，否定市场经济，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禁播广告，不禁让人想起了明朝的“禁海”政策，这种关起门来自搞一套的做法，最终只会使自己与这个世界隔离起来，闭关锁国，贻误发展。 　　…… 　　因此，反广告、反商品经济的思潮，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是背离的，与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是背离的。13 　　这些想象、判断和指责缺乏基本事实依据。重庆模式其实是一种高度市场化的经济模式，否则，它也不会在2011年7月7日被西方权威的《财富》杂志评为全球15大新兴的投资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但是它却无法等同于任何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一点黄宗智教授和崔之元教授已经做了详细阐述，并将其归结为具有中国和社会主义特色的道路。崔之元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德的理论认为，应该借助政府所有资源的收益和增值作为“自由社会主义”的核心，而重庆模式正是“自由社会主义”的试验田。其实，重庆卫视的改革只是作为一个频道的公共化尝试，黄奇帆市长对此有非常明确的解释： 　　重庆的广播电视集团拥有12个频道的电视节目，那11个还可以去市场化。另外广电集团、电视媒体和平面媒体是可以融合的，和网络媒体也是可以融合的，你有一切手段重组资产运作，媒体各方面的手段的综合，也可以产生收入，你干嘛非要靠做一个电视台的广告收入来平衡呢 所以我不瞒大家说，这3亿里面1.5亿可能是广电集团通过它的综合运作自己平衡，还有1.5亿当然是政府财政拨给它。14 　　在政府补贴之外，用交叉补贴的方式来保证公共电视频道的运营，这样的路径在台湾公共电视研究学者和实践者冯建三教授看来，正应该是市场（自由）社会主义的体现。15因此，这些基本事实与“闭关锁国”、回到“文革”以及背离“国家的经济政策”之类指责实在是相去太远。而把媒体单纯依赖广告的所谓“市场化”发展看成是唯一的“世界”道路，更是丧失了对媒体与社会民主、自由关系的基本思考。 　　对于一个国家的公共电视台来说，政府补贴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运用这些政府补贴和交叉补贴，即它的内容生产究竟应该如何进行，这才是需要学界与社会一起来大讨论的——补贴如何才能体现为电视的“公共性” 我们肯定重庆卫视的改革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重庆卫视的改革就已经成功，做出这样的判断，尚需时日。既然船已经起锚，改革已经上路，我们需要从公共性的视角去为改革辩护，并以此检视重庆卫视每一步改革的动机与效果，并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为重庆卫视的改革，更是为中国的电视改革之路提供经验和教训。中国媒体改革之路的宗旨应该体现在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民主与进步、平等与参与这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也正是从这样的社会主义的视野，冯建三教授的如下设想和期望是需要今天来共同思考的： 　　依此论事，中国大陆各省有卫星台，不因省经济力大小而见差别，各省城、地市乃至于县城都能拥有频道，基本上都值得肯定。假使这个结构不变，则在中国生产力提升至更高水平时，中国无疑会比奉行资本逻辑的国度之（地理）传媒，来得具有潜力，以较大水平，给予本地居民较多的传媒资源。16 如何让中国的广电传媒资源更多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资本服务，这是今天判断中国电视公共性的尺度。在这个意义上，禁止广告，或者有限度、有控制地利用广告（而不是为广告所用），并没有绝对标准，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做出抉择。纵观世界各地的公共电视，在此问题上其实各有千秋。 三、结语：作为“社会过程”的中国电视之“公共性” 　　 　　重庆卫视广受争议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它所承载“红色文化”的涵义。首先需要辨正的是，“红色文化”运动的起源并不是重庆卫视。唱红歌文化首先是一种群众运动，在重庆卫视改版以前就已经广泛地存在于中国各个城市。中国广大的城市公园和很多公共场所，都有大量自发汇集的人群引吭高歌红色经典歌曲，这样的景观早已经存在。在这个意义上，重庆卫视的红色文化其实是对群众文化的一种体现和征用。作为社会运动的红歌现象，一方面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遗产，另一方面也是革命与现实之间具有深远意义的对话关系，它折射出今天这个时代的很多问题，包括执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把重庆卫视等同于红色文化，并以此指认它是要回到“文革”，是没有或者不愿意认可它背后的社会现实。而它的合法性，正在于其背后的社会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警惕它沦为形式化和空洞化。 　　重庆官方媒体对改革的报道都没有直接用“公共电视”这样的称呼，而代之以“公益电视”。其实，用什么样的命名并非关键，关键在于如何发掘和实现媒体的民主诉求。在这一点上，加拿大传播政治学者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的论述尤为关键。他针对哈贝马斯被广泛援引的公共领域的概念，批评这样的概念使得我们倾向于把公共领域看成占有特定空间的实体，但其实这样的“实体”往往是幻影。然而，指出这一点并不是为了消灭“公共”的存在： 　　我们应该把公共的内涵界定为实行民主的一系列社会过程，也就是促进整个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过程中的平等和最大可能的参与，从而避免唯心主义的幻影论，又避免了将公共领域作为具体空间来捍卫的伪唯物主义。……用过程来思考的价值在于，虽然某些制度的形式和空间可能会带来较大程度的平等与参与，但用过程来界定便不会因此排除其他任何结构性体现或结构性位置。我们最好将结构看成作斗争场域，无论是国家、市场，还是其他企图远离国家与市场的社会结构（如社会运动）都是斗争场域，商品化过程与社会平等与参与的过程在这里进行抗争。17 　　即便是公共电视体制本身，也并不能自动保证“公共性”的实现。民主与公共性的过程，从来都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因此需要在持久的动态过程中不断追求。中国电视改革之路漫漫，但这却不是应该放弃的理由，而是相反。决定成败的关键，正如赵月枝教授所强调的： 　　更重要的是报道以民众为主体的社会实践，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能不能提供开放式和参与性的论坛，激发不同社会群体以主体的身份参与有关中国社会未来的政治性辩论和文化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引导人民群众确立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文化自觉。18 　　我愿意在文章最后部分，再次援引莫斯可教授的话以为结语： 　　我们称公共媒介是公共的，不是因为它占据了完全分离的空间，相对自由地存在于市场的考虑之外，而是因为它由特定形式的过程构成的，这个过程坚持民主胜于商品化。假如它不这么做，公共媒介这个说法也就毫无价值。 　　重庆卫视的改革刚刚破冰，何去何从，尚需要学界和业界的共同努力去探索与发现。在这样的“社会过程”中，需要就一系列重大议题展开广泛论辩，而市场社会主义媒体改革的唯一可能路径也正在于此。 　　 　　*本文初衷来源于笔者与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赵月枝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冯建三教授就重庆卫视改革为议题的学术笔谈计划。 　　 　　【注释】 　　①陈艳涛：《为什么重庆卫视不再娱乐 》，中国小康网，http：//www.chinaxiaokang.com/xkzz3/newsview.asp id=5311。黄奇帆的原话为：“公益性的广告，叫红色电视台也好，或者叫公益电视台也好，其实有国际惯例。大家有时候把国际惯例给忘了，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电视台，其实都有这个国际惯例，美国的广播电视台，日本的NHK，英国的BBC，你去看，24小时里没有1分钟广告，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体系，它在宣传其宗旨的时候或社会活动的时候，也有许多的媒体，这些媒体都是市场化的，但它能够保持一个媒体的电视台不做任何广告，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 　　②王慧：《被补助的重庆卫视成不了BBC》，网易，http：//money.163.com/11/0306/18/6UFUCJ6N00254L4P.html。 　　③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编）：《追求共好：新世纪全球公共广电服务》，“全球主要公共广播服务机构经费体制与数额汇整比较表”，台北：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2007年版，第234～235页。 　　④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编）：《追求共好：新世纪全球公共广电服务》，第78页。 　　⑤同上，第100～102页。 　　⑥廖亮：《当代世界电视》，上海交通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⑦同注③。 　　⑧同注⑥，第105页。 　　⑨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编）：《2010公视基金会年度报告》，台北：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2011年版，第48、96、134、144页， 感谢冯建三教授提供资料。 　　⑩喻国明：《否定广告的实质是否定市场经济》，载《广播电视学刊》2011年第4期，第27 页。 　　11冯建三：《市场社会主义与媒介交叉补贴：从〈传播在中国〉说起》，《二十一世纪》（香港）即将刊出。 　　12Zhao， Yuezhi，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8. 　　13同注⑩，第26页。 　　14陈艳涛：《为什么重庆卫视不再娱乐 》，中国小康网，http：//www.chinaxiaokang.com/xkzz3/newsview.asp id=5311。 　　15同注11。 　　16同上。 　　17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18赵月枝：《重构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和文化自主性 重庆卫视改革引发的思考》，即将刊登于《新闻大学》2011年秋季号。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 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 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 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著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2]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 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 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4]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 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学真理。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的“价值无涉”正是为了廓清“科学”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问题。对“存在”的思维整理，涉及到“客观性”问题，而“有效”与否则与价值所处的文化特性有关，必须在科学的“客观”操作和价值判断之间划出界限。 　　 因此，对这份杂志寻求科学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学作为对经验现实进行思维整理的有效性，韦伯提出两种重要责任： 　　 首先，是要让读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识到用来度量现实，并从中推导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类别的价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过确立的价值标准与其他价值标准，最好是与自己的价值标准相对抗，——任何有意义的评价都只能是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的批判，而不是通过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和理想的冲突之间的挪移和权衡来欺骗自己。不同的价值尺度之间需要进行反思性的对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对于别人有意义的评价都只是出自对自己“世界观”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为根据与别人的理想作斗争的结果。 　　 第二， 要使得读者、编辑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学研究者开始沉默，而作为“有意欲”的人开始说话，什么地方论证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则求助于感情。必须反对科学讨论和评价性推论之间的混淆，但是“决不反对申明自己的理想”。无信念和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近似性。这里“价值无涉”的第二个含义，就体现为作为学术杂志的《文库》所具有的学术共同体的性质，它不是从事反对政治或者社会政策派别的论争场所，也不是招徕赞成或反对政治理想或社会政策派别的场所[7]，而是一个“学术”的公共领域。韦伯如此描述道： 　　 杂志的特性一开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听凭于编者们今后就也应当在于，尖锐的政治对手都可以在杂志中为了科学工作而和平共处。它迄今为止不是“社会主义的”刊物，今后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刊物。它不会把愿意置身于科学讨论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围之外。它不能是一个“回应”、辩驳、再辩驳的游戏场地，但它也不袒护任何人，无论是它的作者还是他的编者，都应在其栏目中经受可想见的最严厉的客观而又科学的批判。不能忍受这一点的人，或者不愿与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学认识领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参加它。[8] 　　 但是，韦伯也承认，无偏见地与政治上的敌对者同处于一个中立的学术场所，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容易，对那种“作为党派狂热的局限性和不发达的政治文化的标志，应予以无条件的反对。”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无涉”反对的是学术的泛政治化倾向，因为这必然严重伤害学术的“科学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杂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为《文库》要探讨的问题与最高的、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因而成为它的最稳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为一种受到那些价值观念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影响的文化观的代表。”这些作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把保护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尽可能增加劳动群众对我们文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享作为目标，但把国家对物质利益领域的干预与现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发展相结合作为手段。”[9]这些人无论对未来的社会秩序持什么样的观点，就当代而言却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并不是因为它与更早的社会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已经是不可避免，这是学术面对现实政治的态度。 　　 《文库》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经济问题。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事件，它的性质并不是自身“客观”地具有的，而是以人们认识的“兴趣”倾向为条件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它对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杂志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文化意义及其历史上的组织形式。 　　 不是“事实”的“实在”联系，而是问题的思想联系，构成了各门科学的工作领域的基础：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个新的问题并由此发现开辟新的重要观点的真理的地方，就会出现一门新的“科学”。[10] 　　 不同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更不同于形形色色的文化决定论，——韦伯决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强调的是经济与文化互相制约的关系。韦伯认为：按照经济上的受制约性和影响范围的特殊观点来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进行分析，依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但是，这恰恰需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人们要么把历史现实中不能从经济动机演绎出来的一切都当作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经济事务的概念扩展到不可知的领域，以致所有以某种方式与外在手段相结合的人类利益都被纳入到那个概念之中。[11]这正是韦伯竭力反对的以经济学价值来主宰社会价值和社会科学判断的方式，这也是韦伯提出“价值无涉”所具有的现实与历史的针对性。 　　 　　 （二）经验事实、文化价值与学术伦理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现实的科学，是要理解我们被置入其中的、包围着我们的现实特性，即它的文化意义：它为什么在历史上是这个样子。而“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的现实的思维认识就建立在这一隐匿的前提条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现实的一个有限部分构成科学理解的对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的。”[12]韦伯明确指出，经验事实只有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实在”的途径。社会科学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规律性，而是建立“个别”与“价值”之间的因果联系。规律所适用的现实是个别的，而个体并不能从规律中演绎出来。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规律，仅仅是认识现实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义的分析和整体性描述，却是崭新的和“独立”的。一个文化现象形成的意义，以及形成这种意义的理由，都无法从任何规律性概念和体系出发去推导、论证或阐明，因为它们是以文化现象与价值理念的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文化概念就是价值概念。个体性的现实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是因为它表现出对于我们来说与价值理念的联系因而重要的关系，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个体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们认识的。也就是说，价值理念是确认研究对象的前提，却不是结论，因为： 　　 重要的东西自身当然不与任何规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与它自身相同。因为一个现实的成分对我们来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当然恰恰不在于它与极其众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关系。把现实与赋予其重要性的价值理念联系起来，以及根据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观点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现实成分，与根据规律对现实进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对它进行整理相比，是一个异质的、不同类的观点。思维整理现实的两种方式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系。在个别的情况下，它们能够相互一致，但是，如果这种偶尔的一致掩盖了它们原则上的分歧的话，就会导致极具灾难性的后果。[13] 　　 这些对于经济学来说，并不例外，事实上韦伯更多地正是针对它而来的。正因此，韦伯对于“规律”崇拜，特别是对经济学的“市场”规律崇拜所具有的灾难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学界汲取的。我们也可以从中明确地看到，韦伯的立场是欧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诫的正是对“普世价值”的警惕。对于韦伯这至关重要的核心观点，我们理解得并不充分，而这却正是韦伯强调“价值无涉”的主要出发点。 　　 韦伯特别针对货币交换经济指出：对交换的普遍本质和市场交往的“技术”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换如何历史地获得它今日的基本意义，历史事实需要在文化意义里得到澄清，正是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因为它，我们才会对交往技术感兴趣。“只有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仅有一个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是有意义的。”[14]对具体的现实进行详尽无遗的因果推演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在涉及“个体性”的地方，“因果问题并不是一个规律的问题，而是具体的因果联系的问题，不是什么公式把现象当作样本加以归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归属的问题。……一个‘历史个体’——的因果说明得到考虑，对因果规律的认识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韦伯再三强调，规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们对在因果上归属个体性现象的贡献就越少，从而间接地对理解文化事件的意义也就越小。就历史现象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是内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类概念的有效性越广泛，就越使得我们离开现实的丰富性，因为它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现象，就必须是尽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认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并没有价值。因此，把经验还原为“普遍”或者“客观”，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并没有意义。这并不是说“规律”不存在，而是因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等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仅仅是我们的思维为了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种辅助手段。文化只是个别，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价值理念决定的，而任何“规律”都无法揭示这些价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从世界进程无意义的无限性产生的一个从人的观点出发用意义和重要性来思考的有限断面”[15]。以下韦伯的这一段话特别值得关注：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对世界表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之基础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理念，就不会有选择材料的原则，就不会有对个体性现实的有意义认识，就像如果没有研究者对某些文化内容之意义的信念，认识个体性的现实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一样，他的个人观念的倾向，他的灵魂之镜中的价值反射，规定着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学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价值，却能够规定整个时代的“观点”，即是决定性的：不仅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言，而且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国民经济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讨论国民“财富”增长的“技术”性现象，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技术的，因为它被纳入到18世纪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巨大统一体中。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在这样的科学思维的模式中，除了发现事物的“规律”外，科学工作的其他意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规律”性才是科学本质性的东西，“个体性”的事件只有作为“典型”，即作为规律的解说才有意义，而这些事件本身则并不是“科学的”兴趣。因此，在历史领域，抽象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历史方法处于对立之中。抽象的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经济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性行为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想画卷。“这一理想画卷把历史生活的某些联系和事件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在内容上，构思具有一个通过思想上提高现实的某些要素而获得自在乌托邦的性质。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从而也就依赖于‘市场’的事件，在现实中被发现或者被猜测为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利用一个理想典型（Idealtypus）实际地说明和解释这种联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 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则。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色色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种在此意义上“无国家”、“无道德”、“个人主义的”纯粹理论，作为方法上的辅助手段是并且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极端的自由贸易学派则把它理解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现实的一种详尽无遗的写照，并进一步据此把它理解为一种“应当”，理解为一个在价值领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为一个可以用来经验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它是一种理想画卷，但并不是历史现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它也根本不适宜于把现实作为样本归入其中的图式，而是指具有纯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这样的概念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借助它们，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我们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对它们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是适合的。[21]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韦伯充分肯定“理想类型”的逻辑作用，但是他强调所有“理想类型”的构思都具有暂时性，“文化科学工作的结果就是不断改造我们力图把握现实所用的那些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26]这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取决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的提出是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概念与被概念化的东西之间包含着一种综合的暂时性。因此，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揭示了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义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标。“理想类型”之意义正在于它的暂时性，和无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务于建立价值联系的目的，因此决不能混同于具体的实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为对“客观”现实的观念的“反映”，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现代认识论，这里的概念与历史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头足倒置了。而社会科学的伟大进步正是与实际的文化问题的变更密切相关的，并采取了对概念的形成进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韦伯宣布，《文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种批判与进一步的综合服务： 　　 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而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的，受到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27]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在韦伯看来，价值意义是“理想类型”获得逻辑意义的前提，否认作为特定的文化产物的价值真理性，就没有社会科学，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与判断去取代科学。一旦社会科学把它的方法论原则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觉地根据最终的价值观念来检查和反思个别材料的认识价值，不能意识到认识价值是植根于具体的实际的文化作为最终价值，道路就会迷失，这时，就需要从文化的价值意义上进行范式突破。这时，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黄昏中。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学就武装起来，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概念体系，从思想的高度俯视事情之流。[28]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我们最终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的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观念，它认为通过权衡各种彼此对立的价值判断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学“客观性”的大道。“中间路线”不仅恰好与“最极端”的价值判断一样，不能以经验学科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价值判断的范围内，它正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最晦暧不清。它不属于讲坛，——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官僚机构和议会。科学，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能为政治活动家和对立的党派提供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告诉他们，（1），对于这个世纪问题，某些不同的“最终”立场是可以考虑的；——（2）在你就这些立场作出抉择时，存在着这样那样你必须考虑的事实。[29]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认为从要求经验地讨论“价值无涉”的立场出发，价值判断的讨论就是无结果和毫无意义的观点，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因为关于价值判断意义的认识恰是所有这类讨论的前提。这种讨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各种原则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径庭的最终价值判断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原谅一切”，单是对他人观点本身的理解也不导致同意它们。另一方面，这至少可以使人同样容易并且通常极其可能认识到妨碍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但是，这种认识恰恰是真理性的认识，而“价值判断讨论”正好有助于这中认识。[31]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看出，为什么经验科学的代言人应当感到有必要支持这种做法，使自己成为某个时候的“发展趋势”的喝彩者，使对这些“发展趋势”的“适应”从一个终极的、只能由具体的人在具体场合解决的、因而也只能取决于具体的人的良知的评价问题变成一个据说由一门“科学”的权威庇护的原则。[32]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歧见严重的观点之间，“价值无涉”要求的是对他者观点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经验的方式，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去考察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发现真正的不同的立场，这是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辩论的前提。这样的以建立理解为前提的“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是学术对话和论辩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从逻辑和事实的角度认识到妨碍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 　　 人们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这种认识是一种真理认识，而且“价值讨论”也就是为它服务的。与此相反，人们以这种方法肯定不能获得——因为它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东西，是某种规范的伦理学，或者就是某种“律令”的约束力。[34]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四）学术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 　　 ——韦伯的新闻思想与实践 　　 　　 由上所述，韦伯的整个社会科学方法论正是以建立学术公共领域的伦理与方法为基础的。而韦伯为《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所做的阐释工作，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野来讨论学术的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之间的关系。 　　 新闻业其实是作为社会学家的韦伯投注了极大关注的一个领域，但这却是韦伯研究中最被忽略的部分，中文学术世界里尚无韦伯新闻思想的介绍。在英语世界中，是汉诺 哈特（Hanno Hardt）教授在1979年出版的《新闻社会理论：早期德国和美国的视野》（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挖掘了这段被埋没的历史。该书在第六章《社会意识：马克思 韦伯论新闻与责任》中，集中论述和介绍了韦伯的新闻思想，特别包括了韦伯呼吁对新闻业进行大型社会实证调查的主要演讲内容。[35]韦伯其实一生都没有中断过时事政治评论，也因此和新闻业有密切的互动，他担任过很多严肃报纸的专栏作者和社评人，并在新闻界赢得了尊敬和名声，但是也与新闻界有过多次严重的冲突与斗争。这些合作与斗争的经验都凝聚在韦伯对新闻思想的理解与阐发之中。德国社会学家大会是1909年韦伯以热情的态度和大量的精力参与创建的，其目的正是“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展开价值中立的学术工作和讨论的地方。”[36]1910年，韦伯在第一次德国社会学家大会上发表了开展新闻业实证调查和研究的演讲，他强烈呼吁社会学界关注新闻业，认为新闻业和新闻组织作为德国社会的两个重要层面，需要系统性地加以调查和研究，其重要性在于现代新闻事业对社会公共性以及对于现代人的塑造。韦伯雄心勃勃地把关于新闻业的实证调查看成是实现其社会科学研究“价值无涉”的重要实践。在演讲中，他一再追问的问题意识正在于：什么是当代的公共性（Publicity），它未来的发展是什么 报纸公开了什么，没有公开的又是什么 需要通过对事实的观察去发现观念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的变化与发展，过去和现在的观念是如何变化的，谁掌握着它们 他敏锐地注意到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对新闻公共性的影响：媒体的资本化、私有化以及媒体企业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独特性，即它既依靠订户，也是依靠广告业，这两种不同的客户。在政治和其他议题上，新闻业希望富于教育性地和客观地建立“公共”，而企业向公共性索要的是对其广告的反映，这两者性质完全不同。那么，其后果会是如何 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媒体工业，因此，在什么程度上它对资本的需求意味着业已存在的企业对垄断（monopoly）的增长 投资增长是否意味着以一己之见对舆论的型塑力量更强了 或者相反，私营企业对舆论变动的影响会更敏感了 是否对当下舆论不断增长的依赖是资本不断增长的需要呢 这样的变动是否会导向对报纸的信任 在韦伯看来，媒体企业的商业性质是今天必须予以重视的：我们必须要问自己，从社会学研究的立场出发，资本主义发展在媒体企业中的表现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因此在舆论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又是如何 现代媒体组织和机构的运作是韦伯关心的另一个层面，——很显然，这是韦伯对官僚和科层体系研究在新闻研究中的投射。韦伯关注新闻界是否应该保持不署名原则的论争，并考察其在欧洲不同国家的运用目的，它涉及的问题其实是：谁从外面向报纸写稿 写的是什么 谁不为报纸写稿，不写的是什么 为什么不写 报纸如何获得它的材料并提供给公众 什么是它不得不提供的 什么是最终的新闻来源 因此这项研究也涉及大型的通讯社及其建立的国际关系。韦伯还关心欧洲不同国家的专业新闻记者的变化情况。其实在上述问题中，韦伯一直是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放在一个比较的视野上来设问的。韦伯追问什么是当代新闻记者的出身、教育与专业要求 这对于他们在新闻业内和业外命运的改变意味着什么 在韦伯看来，这项研究计划是对新闻业作为人类大脑的一次检验，现代人已经习惯了新闻业提供的各种大杂烩，这迫使他们在不同的文化生活中匆忙穿行，从政治到剧院到各种不同的主题。新闻对现代人的改变是显然的，也需要更深的探究。它对现代人阅读习惯的改变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韦伯做了这样的总结：我们必须彻底地检讨新闻业在于，第一，它对于现代人的形成有何贡献 第二，传统新闻业的客观性、超个体性（supra-individual）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变化发生 大众的信仰和希望有哪些被摧毁哪些被重建  　　 这是一个包容面极为宽阔的新闻业调查计划，其问题意识具有极大的前瞻性。但是，一个历史遗憾的事实是：这个大规模的新闻调查研究计划最终流产了。这是因为韦伯被迫卷入一场耗时长久的媒体诉讼案件[37]。这个案件极大地影响了韦伯的生活，也使得他获得深刻的亲身经验去理解和质疑媒体在保障公共性上的问题与错误。它的缘起是韦伯夫人参与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1910年，玛丽安妮 韦伯领导的德国妇女联合会在海德堡召开代表大会，这是德国妇女运动史上的大事。但是一位青年讲师R却发表了对妇女团体的诽谤文章，冷嘲热讽地提到妇女运动仅仅是那些未婚妇女、寡妇、犹太女人、不孕症患者以及不是母亲或者不想担任母亲责任的人构成的。玛丽安妮 韦伯因为没有孩子，又是主要领导者，因此最尖刻的评论都指向她。玛丽安妮给作者写了一封信，要求他收回其恶言，韦伯支持妻子的行为。但是该作者拒绝了，并且扬言韦伯是不能接受决斗挑战的丈夫躲在妻子身后。韦伯得知此言后宣布，他接受决斗。但是这位作者又宣称自己反对决斗，并向法庭控告韦伯诽谤，后来在第三方教唆下撤诉。但是，新闻界却在几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耸人听闻的文章对此进行评述，并沸沸扬扬到处转载，还扩散到了海外。该文章在结尾部分引用了R博士问韦伯教授的话，问韦伯是否准备为妻子决斗，韦伯做了否定的回答，说自己的健康不允许这么做。但事实上是韦伯一再宣称自己愿意参加决斗，因此，他把这样的流言视为“可耻把戏”。 　　 “他觉得这不仅违背了他自己的利益，而且同样违背了公共利益，为此他不遗余力地一连几个月都在努力匡正视听。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不仅表明了韦伯的个性，也反映了新闻界的某些行为特点：以编辑部保密为由耸人听闻地揭露名人以取悦读者，这使得那些受到牵连的人物要从轰动效应中来保护自己显得非常困难。”[38] 　　 但是，韦伯决定抗争到底。韦伯先给有关报纸写了极其礼貌的信，指出捏造的事实，请予以刊登。但是编辑部的回复却表示，他们宁愿相信自己的记者，如果根据新闻法公布韦伯的更正，就需要公布记者的名字作为回应和对质。他们不打算这些做。韦伯逐一指出那篇文章的捏造和虚妄之处，并认为一次认真的调查就可以澄清事实。但是编辑部依然相信他们的信息来源是可靠的。在韦伯的坚持下，编辑部愿意以一则启事和致编辑部的匿名信的方式进行书面澄清，韦伯轻蔑地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再次敦促发表他的声明。在遭到再次拒绝后，韦伯强烈地斥责编辑部，“并因此使得报纸和它的编辑不得不向法庭控告他诽谤”。几个月后，此案进入审理，在案子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一位匿名挑唆者暴露了出来：一位海德堡的新闻学教授。该记者是他的学生，而且因为这篇文章，该记者已经被教授推荐到新的新闻职位上。这位教授与韦伯并无私交，不过韦伯曾因为第三方的反对意义没有邀请他参与对于新闻业的社会学调查。韦伯改变了对该记者的看法，为他恢复名誉，并且给他写信道：“我毫不犹豫地参加诉讼，并不是为了揭露X博士或者不惜代价证明自己正确，而是无论如何要让真相得到澄清，不管真相到底是什么，而在这方面你应该发挥一份作用。”在韦伯看来，这已经不再是他个人的名誉问题，“而是牵涉到了公共利益——维护大学的尊严以及让新闻界摆脱这种恶劣的行径”。他给这位新闻学教授写了长信，指出： 　　 向一个职业记者传播有关一个同事的流言，你打算如何把这种做法与在大学里的身份调和起来 当这个人——可以想见——以新闻业的方式对这些事情进行加工利用之后，你又为什么隐名埋姓躲藏起来而不采取任何措施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作出公开和私下的改正呢 ……在蒙受大量损失澄清事实真相之后，我自然已经没有似乎兴趣使你陷入什么狼狈境地，甚至更没有兴趣让这件事情成为一个有损大学声誉的公开丑闻。……对我来说，关键在于，不论你在上述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还是你对我的态度，看来根本不配你完全有资格在海德堡大学培养未来的记者这样的自我鉴定。[39] 　　 韦伯希望该新闻教授自愿辞去教职，但是该教授没有这样做，而是向法庭控告韦伯诽谤，希望把全部责任都推给记者。这个海德堡的“教授案件”已经成了市民口中的津津乐道，韦伯的整个朋友圈子都不希望看到诉诸法庭，他们认为，对此报以轻蔑而不是对质，会更加“优雅”，韦伯的处境很困难，但他不为所动。终于，在复杂的法庭辩论之后，记者作证说，新闻学教授给他看了R反对妇女运动的文章和韦伯夫人的答复简报，并且告诉他R发出了决斗挑战，当该记者觉得应该向R或者韦伯本人核实事实的时候，教授却建议他不要做，并且向他确认说：事情肯定就是这样的。这时，法庭上的新闻学教授没有勇气坦白他的教唆，却一口咬定该记者是惯于撒谎的无耻之徒。真相清楚了，“他的同事们现在也公认，在这件事情上他的个人利益和公共道德是一致的。总之，让人们知道什么叫恶意诽谤还是很有价值的。”[40] 　　 但是这时的韦伯却为该教授感到遗憾和难过，他觉得学校当局和教育部应该按照医生和律师们的模式建立名誉法庭。他甚至给该新闻学教授的系主任写信，希望能够让他获得宽大对待。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事件的个人意义引向它的客观意义，韦伯给新闻界提出了建议，即在报道私人事务上应放弃编辑部保密的做法。 　　 在韦伯与媒体发生的多起遭遇战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与韦伯有关的名誉案。韦伯的一位年轻学者朋友的首部重要著作，遭到一位同行X教授损伤声誉的评论，还被暗示说“剽窃”。韦伯认为这种在科学上毫无益处、对个人吹毛求疵的批评是令人厌恶的，他为作者的驳斥附上了自己的“后记”，逐一细致检讨和暴露批评的偏狭和错误，并斥责指控者动机恶劣，为此卷入一场涉及系和不同的大学同事之间的激战。这起新的“教授案件”再次在国内外的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韦伯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批驳各种指控。但是，当韦伯的一位信赖的同事告诉他指控者并非出于“卑鄙动机”，韦伯则很乐意更正他的说法，他呼吁X教授认识到，“诚实地”收回一项不公正的指控是有可能的。在原则问题上，韦伯是不让步的，但是为了使X教授能够从容地履行对那位受到辱骂的作者应尽的义务，韦伯声明：“和不可避免地出现的表象相反，我无论如何不能因此指责X教授曾经想要‘诽谤’那位作者。这同样适合于‘剽窃式的窥视’以及其他类似的指控。”[41] 　　 韦伯与国家官僚体系、大学体制和新闻界的斗争经历可以作为韦伯对于“公共领域”思考的一种现实阐释。比如1911年，韦伯参加在德累斯顿召开的一次大学教师会议。在会议上，韦伯的观点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也使得他被迫卷入广泛的辩论中。韦伯批评了现代的商学院不去关心严格的学术训练，而是受到诱惑去追求社会特权，文凭贵族的兴起导致的是新的阶级分化，而把他们吹捧为新人类是危险的。他还批评了国家官僚政治和德国大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普鲁士当局直接把教职不经过学校的认可就给予年轻学者的做法，对于学术新生代来说是有害的。韦伯一向认为，这种做法诱使年轻人依靠为国家效力而在学术生涯中寻求捷径，把他们培养成一种“生意人”，是对学术尊严的破坏。但是这些言论被新闻界以耸人听闻的措辞进行报道而遭到误解，也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当局要求韦伯公开澄清，韦伯不得不做了一些修正和补充，他充分体会到的正是，新闻界惯于“不时的、冷酷无情地迎合那种对轰动性新闻的要求，而在没有这种新闻的时候就不择手段地欺骗读者。”[42] 　　 在这些涉及到学术界和新闻界发生的侵害真相和公共利益的案例中，韦伯都表现出极大的决心和毅力为事实真相、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学术尊严而斗争，这其实也是韦伯新闻思想的外在体现。1919年晚年的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专门讲了新闻工作的地位[43]，也可以看成是韦伯新闻思想的一个重要总结，它侧重关心的是新闻工作与政治的关系，新闻工作者是否具备承担以“政治为业”的命运。显然，这些思想来源与他长期的新闻实践以及与新闻界的斗争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韦伯认为自政党兴起之后，政治更多地是在公众中利用言辩和文字来操作的。而新闻工作者，在韦伯看来，正是立宪国家，或者说民主国家出现之后，与作为煽动家的政治人物一起出现的。他们和律师一样有着相似的命运：缺乏固定的社会归属，是“贱民等级”。虽然他也强调，新闻工作所需要的才干堪比任何学术研究。但是由于新闻业的现实状况，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需要比普通人更多的谨言慎行，因为这一行业具有极强的诱惑力使其偏离公共性的原则，也有极重的脚镣去影响他们走向政治家的位置。在旧时代，新闻业很容易受到国家和政党的伤害。而在资本主义时代，媒体更无保持独立政治立场的好处，商业利益和广告业务严重影响了媒体的政治立场。这使得新闻业并不是产生真正的政治领袖的正常渠道。 很清楚，从历史和现实出发，韦伯已经否认了大众传媒具有天然和独立的公共性，也因此否认了其自觉承担社会“公共领域”的理想图景。正是因此，他才认为公共领域更根本的体现是大学的课堂和学术共同体。只有大学与学术共同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去抵御和批判新闻业偏离公共性给社会带来的伤害。因此，大学课堂和学术期刊必须不以自己的立场为唯一的立场，而是尽可能地呈现各种不同立场的知识与事实的联系，尽可能包容各种歧异的知识立场，才是知识共同体作为公共领域存在的前提。它也是新闻业构建大众传媒公共性的基础，否则，其对公共性的偏离就无法被矫正。这也是韦伯一再努力投身于对新闻界不公正事件斗争的动力来源。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的新闻思想，是我们理解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钥匙，它使得我们明白作为“科学”的社会研究，其学术公共领域的建构对于社会公共性所具有的根本性价值。 　　 　　 （五）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 　　 　　 现在，让我们回到中国的问题。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下，重读韦伯的意义何在  　　 首先，韦伯作为历史观的“价值无涉”，有效地处理了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它击破了历史学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的困境，开辟出了一条历史研究，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路，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建立中国研究的问题意识打开了空间。对于我们破除各种形式的普世价值和目的论崇拜，可以起到强大的解毒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什么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中国作为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及其文化与政治的特定意义，特别是体现在讨论各种“中国模式”的时候，可以提供强大的借鉴。需要把这个意义上的韦伯从“理想类型”的西方普世模式中解放出来，才能使之成为今天中国研究中发挥作用的重要理论资源。所以，首先要在这个意义上纠正对韦伯的严重误读。 　　 第二，韦伯“价值无涉”的方法论，必须体现为中国学术公共领域的建设上，才是有意义的。今天中国的学术生态最大的问题正是缺乏自觉意识的学术共同体，立场的澄明与反思本身正是建构学术共同体的前提。但是，当立场分歧变成党同伐异，以自我标榜的政治正确性强占道德制高点，以普遍性的公理推导世界大同，不仅不能回应真正中国现实的问题，而且已经是学术共同体的轰毁。而没有一个具有自我批判和反省能力的学术共同体，以及这个共同体对学术自由的保护，这个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其实并没有生存的空间。因为，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无论是政治公共空间还是大众传媒的公共空间，都必须以一个社会的学术公共领域为依托，否则就会失去其价值判断的“科学”标准和“客观性”要求，这正是韦伯再三强调的要旨。所谓“客观”，不是超越性的普遍的范式，恰恰是以立场为前提的，这种立场是处理事实和自我关系的学术工作的价值所在。作为学者的知识工作需要在与不同立场的检讨、对话与权衡中完成，在这个意义上，无立场是不可想象的。教师和知识的作用不是回避选择，而是帮助和教导做选择的人批判式的反思和评价自己的选择。经验科学的任务不提供信念，但是它却是所有可能的价值判断的基础，而价值讨论的真正意义是把握对手和自己“实际意指”的东西，如此才能有真正的建设性的学术对话。在这个意义上，失去社会科学有效的批判与反思，一个国家和社会有责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就会崩毁，大众传媒其实也因此无法“独立”地成为“公共领域”。而没有学术共同体来践行严谨而“科学”的社会科学方法，任何意义上的“中国深度研究”的理想图景都不过是一纸空谈。 　　 第三，韦伯以“天职”观来确立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中的位置，应该成为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新起点。上世纪八十年代韦伯与中国知识界的相遇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史地现象，它与当时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语境息息相关，“新儒学”以及一些港台学者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问题的关注是其中醒目的地标，但是对韦伯的误读也是严重的，其流弊至今。[44]与此同时，另一个没有被重视的维度，却正是韦伯意义上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在中国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这段特殊的危机时刻，韦伯对于中国学人的自我反思曾产生了重要的启示和影响，这一点值得今天重新读解。汪晖在回忆创办《学人》刊物的时候，曾叙述了韦伯对他的影响： 　　 “为甚么在1989 年的那个冬天，我和朋友们会建议出版刊物呢 这也不是一时的想法。就在这些日本朋友来北京之前的一个月，我记得就在北京市解除戒严的那一天，一些朋友凑了一点午饭钱，委托《读书》杂志召集了" 六四 "之后的第一次知识份子聚会，希望能够重振旗鼓，做点严肃的学术工作，并以学术研究的方式总结我们在80年代经历的过程和失败。我记得会上两种意见较为突出，一种是消极的，觉得在政治状况没有改变之前，知识界不可能有所作为；另一种意见较为积极，觉得即使无法直接讨论我们当下的问题，也应该坚持学术研究，对我们自身进行反省。在那次会上，我引用了韦伯（Max Weber）《作为学术的志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 ）中的话，试图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提供某种伦理的基础。 　　 …… 　　 在一个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时代，知识份子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并把自己的道德激情转化为一种立身处世的方式。这一际遇恰恰与学者们的反思相吻合。学术的专业化就成为这一方式的表达。在我的记忆中，如何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是许多学者思考的问题：我们刚刚经历或者说正在经历一场社会动荡，处于极为严峻的政治氛围中，但当时的共识似乎并不是直接介入政治问题，而是力求形成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不至于让学术研究迅速地转变为另一种政论。89年的失败使得大家意识到那种过度的政治激情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力，而严谨的学术研究是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重要途径。”[45] 　　 通过韦伯的视野，可以发现一个社会越是在政治、社会的危机时刻，学术的伦理问题就越会上升为严峻的思考对象。与此相关联，当一个社会面临文化危机与断裂，也越是学术研究需要范式突破的时候。由《学人》开启的学术规范的讨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获得其作为学术伦理的意义，其一系列反思的视角与韦伯的视野有着密切的契合。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再次处于严峻的历史转折关头，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和残酷。如何重新思考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以及学人在其中坚守的学术立场；如何确立什么是真正的学术伦理,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学术规范；学术共同体如何保护学术自由，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思想论辩；学术思想的突破与中华民族文化命运的关系究竟该如何建立；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已经成为每一位严肃的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在这背后，则是中国未来的道路究竟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重读韦伯，在他所开辟和献身的巨大的思想空间中探索前行，正是为了理清今天中国知识界的责任和方向，寻求在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中重新确立“诚实”而“正直”的学术伦理的意义，并以此重铸和激励知识分子对社会守望的职责与信念。 　　 韦伯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一文中最后用了歌德的《浮士德》中的诗句作为结束：“新的冲动已经苏醒，我急忙向前，吸吮它永恒的光辉，我的前面是白昼，背后是夜晚，头上是太空，脚下是波涛。”对于今天的中国学界来说，超越左右，——并不意味着取消价值和立场，以及为此而必须付出的艰苦的学术工作，而是反对用政治化的道德标签来取代、阻碍和败坏真正的学术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坚持学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原则，不畏任何艰难险阻，以世界历史的比较视野、“科学”的研究精神、自觉的文化意识去担当中国自己的现实问题，是任何意义上的“中国模式”研究都应该追求的标杆。在这个严峻的历史坐标点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已经狂飙落地，再次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任重而道远的历史天命。 　　 　　 2010年10月7日，完稿于上海。12月26日，再修订完毕。 　　 （原载：《开放时代》2011年1期）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 ——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4]同上，第4页。 　　 [5]同上，第6页。 　　 [6]同上，第6页。 　　 [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8]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9]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 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 韦伯：《马克斯 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 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 韦伯：《马克斯 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 韦伯：《马克斯 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43]马克斯 韦伯：《以政治为业》，见《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77-81页。 　　 [44]参见杨念群：《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个“问题史”的追溯》对余英时和林毓生误读韦伯的分析，载《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52页。 　　 [45]汪晖：《小小十年 ——与》 ，载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10月号，第142-147页。

在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秦晖先生是有影响的人物。他的理论一再以各种方式论述“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二元对立，在他看来，“美国式道路”正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也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治世良方。 　　那么，到底什么是“美国式道路” 什么是“普鲁士道路” 它们对于中国的“三农”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 本文是对“新自由主义”话语在“三农”问题上的批判，也是对秦晖先生理论的检讨与质疑，正是沿着他的思路，笔者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一, 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理论与俄国—苏联的农业资本主义 　　 　　秦晖先生说：“所谓‘美国式道路’，就是以农民起来打倒天然首长，摆脱宗法共同体束缚的方式；而不是以天然首长剥夺农民，取消共同体保护的方式来完成资本主义变革”。[1] 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解释道“社会民主派向往自由竞争的民主国家即‘美国式道路’而仇视具有俾斯麦式社会保障制度的专制国家即‘普鲁士道路’” [2] 更简单的表述是“民主私有化”还是“权贵私有化” 。这个民主私有化的“美国式道路”用的是列宁的名义：“列宁把通过农民解放运动走向资本主义民主的道路称为‘美国式道路’是并不过分的”，[3] 这个表述在今天被进一步发挥为： 　　“百年前俄国人的这种提法，只是表明那时即使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也认为自由民主但非‘福利国家’的（前罗斯福时代的）美国，要远远优越于在欧洲最早建立福利制度但比较专制的俾斯麦德国，这种价值观是已经拥有了自由民主而再追求福利国家的现代西方左派不大提及的，也是我们这里的某些‘左派’真的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的”。[4] 　　因此，他歌颂美国西进农民“那吱吱作响的大车，把资本主义制度从大西洋岸一直推到了太平洋岸”，“美国的民主制度正是在农民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时代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进程中农民并没有表现出所谓‘小私有性’、‘小生产者’或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性或反动性，相反，正因为他们是独立的小私有者而不是宗法共同体成员，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不是依附农民，一句话，是真正的小‘资产阶级’而不是宗法农民，他们才能起上述进步作用。” [5] 但实际上，美国的农民主要都不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是租佃农场主，虽然有1862年“宅地法”近乎赠与的土地，但租佃农民的比例还是很高，他们全部或部分地耕种租来的土地。这是因为这个法律出现得太晚，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实行的是以联邦财政收入为目的土地现金拍卖，从而使得土地商品化的出售方式与大地产投机活动结合在一起，东部土地公司凭借其在殖民地后期形成的雄厚资本在土地拍卖市场上肆意购买大片国有土地，然后以高价向移民进行小块零售，这些垄断集团作为中介进行了国有土地的二次分配，并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只是在大块拍卖方式无法吸引足够的移民进入东部，政府才被迫逐步缩小地块出售的单位面积。但土地投机商已经占有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早期拓荒者买不起，而宅地法的土地多数是贫瘠的土地，“在1862年以后，可供出售和拓居的公地，大部分都是位于现在我们称之为大平原地带的半干旱地和贫瘠土地。在这些地区接受了宅地法的数十万户家庭，在因旱灾而使几个季度的辛勤耕耘令人心碎地失败之后，结果不得不回到土地比较湿润的地区去”[6] 。这使得许多拓荒者宁愿耕种租来的肥沃土地，最重要的原因是小农场主资本短缺导致的对资本的依附，使得不在地主使用权与租佃农场主的经营权相分离的租佃农场现象成为“美国式”道路的关键，这在后面的论述中还会详细展开。 　　A， 列宁的“美国式”道路与土地国有化 　　这里要讨论的关键问题是：到底什么是列宁所说的“美国式”道路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的著名长文中明确指出，所谓普鲁士道路是指把农奴主—地主经济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经济，是国家与地主阶级联手用暴力掠夺农民来完成“地主资本主义”发展，它破坏村社，掠夺农民，摧毁原来的土地占有制，使成千上万的农民破产，让有钱人去“任意洗劫”中世纪的农村，“为了走这条发展道路，就必须对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连续不断地、有系统地、毫无顾忌地施用暴力”。而列宁赞同的与之相对的“美国式道路”，是因为它“可能有利于农民群众而不是有利于一小撮地主”， “就是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就是要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正是这种经济上的必要性使俄国农民群众成了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7] 列宁再三论证的美国式道路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土地国有化： 　　“改良主义的道路就是建立容克—资产阶级俄国的道路，其必要的前提是保存旧土地占有制的基础，并且使这种基础适应资本主义，而这一适应过程是缓慢的，对多数居民来说是痛苦的。革命的道路是真正推翻旧制度的道路，它必然要求消灭俄国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及其全部旧的政治机构，以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的经验已经完全证明：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现土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8] 　　“土地国有化不仅是彻底消灭农业中的中世纪制度的唯一方式，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9] 。 　　列宁解释了为什么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没有提出土地国有化的纲领，是因为德国已经彻底形成了一个容克—资产阶级的国家，在资产阶级制度基础上已经不可能有拥护土地国有化的人民运动，实际上已经使土地国有化计划变成了“一种玩物”，“甚至变成容克掠夺群众的工具”，因为国家已经是容克—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人民已经不可能与国家结盟来对付盘剥他们的大土地拥有者。当秦晖一再以列宁的名义去叙述“美国式道路”时，他恰恰阉割了关键的“土地国有化”问题，而以从独立的小农到美国式的私人农场主的逻辑发展为“美国式道路”的表征，全不问“小农”如何才能“独立” 独立小农又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才可以发展为资本家式的农场主呢  　　这正是列宁思考的问题。列宁反对民粹派回到村社份地化的土地道路，正是因为他看到小农经济是无法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国目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是退回到以家庭为单位的自耕农的小农经济中去，而目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困境验证了当年列宁的洞察。列宁清醒地看到，只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就必然要“清除”中世纪的土地关系和土地制度，否则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变革就不可能发生，“因为资本必须（就经济的必要性来说）为自己创造新的、适应自由的商业性农业的这一新条件的土地制度。”，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清扫 斯托雷平式的“清扫”是迎合地主阶级的利益，是俄国的普鲁士道路，牺牲的正是广大农民的利益；英国的资本主义道路也是一样，“在英国，这种改造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但是这种暴力有利于地主，暴力手段的对象是农民群众” [10]；所以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用农民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扫道路’”。[11]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列宁批评民粹派的理论与纲领所主张的土地私有化，因为那只是回到传统村社的份地制经济，从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角度来说是根本没有前途的，“按照旧的土地份额即按照旧的份地占有制来实现分配，那就不是清扫而是永远保存旧的土地占有制，那就不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12] 所以，“斯托雷平要用暴力消灭村社，是为了有利于一小撮有钱人。农民想消灭村社，是要代之以自由的协作社和‘个人’使用国有化份地的权利。[13]” 　　列宁之所以要用“美国”来命名一种不同的道路，是因为美国农业是建立在土地国有基础上的，西进运动就是开发主要从印第安人手里没收来的国有土地，独立战争后的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未开发土地最多的国家。所以列宁认为： 　　“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为俄国的全部经济史所证实的、构成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一大特点的事实。这一事实就是俄国拥有大量的待垦土地，整个农业技术的每一进步，俄国农民摆脱农奴制压迫方面的每一进步，都将使这些土地日益适于居住，适于耕作。 　　这一情况是俄国农业按美国模式实行资产阶级演进的经济基础。我国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不加思考就死板地拿西欧各国同俄国作比较，殊不知那里的全部土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早就有人耕种了。”[14] 　　未开垦的土地是没有被封建化的土地，美国式道路的关键就是必须在传统的封建关系被清除后才有实现的可能： 　　“在美国，这种改造是通过对南部各州奴隶主农庄施行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在那里，暴力是用来对付农奴主—地主的。他们的土地被分掉了，封建的大地产变成资产阶级的小地产。对于美国许多‘空闲’土地来说，为新生产方式（即为资本主义）创造新的土地关系这一使命，是由‘美国土地平分运动’，由40年代的抗租运动（Anti-Rent-Bewegung），由宅地法等等来完成的。”[15] 　　在列宁看来，无论是普鲁士道路，还是美国式道路，其共同点是：它们都必须用暴力的方式来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也说明“暴力”其实是内在于资本主义发展之中的，暴力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列宁的资本主义道路其实是分享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前提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不都是靠“革命”和战争来为自己扫清道路的吗  　　美国的南北战争是自由贸易的农奴制的农业的南方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工业的北方之间的战争。恰恰是农奴制的南方要求自由贸易，来保证他们的烟草和棉花对欧洲出口，而中部和北方各州为了保护他们的工业，则要求实行高关税。1812年第二次对英战争以后，由于英国工业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严重威胁美国刚刚开始的工业，于是美国掀起要求国会保护国内经济的浪潮，并于1816年由国会通过第一个保护主义关税法，从此，保护主义日渐高涨，保护主义立法接连不断，1828年关税法规定，进口商品的关税率平均提高到商品价格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这就激起南方的激烈反对，南卡罗来纳州就宣布该法在本州无效，并且禁止联邦政府到该州的港口收税。[16] 所以，美国的南北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自由竞争”的农业的胜利，而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工业的胜利。而这些基本史实正是秦晖的“美国式道路”的阐述所不能包容的。 　　那么，列宁提出的土地国有的主张中，到底蕴涵了怎样的历史奥秘  　　B， 1861年改革与俄国的土地问题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被认为是俄国现代化的开始。近二、三十年来的西方和俄国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种改革并不是因为十九世纪的俄国农奴制经济处于危机状态，而是相反，农奴制经济经受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农业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只是给建立在自由雇佣状态的新式地主以致命的打击。[17] 所以改革的原因其实在于上层统治者，重要的因素正是1854—1855年与英国、法国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是争夺巴尔干地区和黑海控制权，这是俄国第一次遭遇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扩张中的西方强国，并且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打败，被迫接受屈辱的巴黎和约。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打击了俄国的斯拉夫派，西欧派把失败的原因放在了西方文明进化论的历史中去理解，这个逻辑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欧洲一直在进步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我们却一直停止不前”，[18] 它表现在俄国士兵的步枪射程只有英法军队步枪射程的三分之一，只能用帆船对付英法的汽船，没有铁路，只能用大车拉军需品等等。战争的失败还把俄国拖入到经济崩溃的边缘。因此有历史学家认为，改革实际上是领地贵族与政府争夺农民剩余产品份额的角逐，国家在改革实施中占了上风，这就预先决定了对农民极为沉重的赎买土地的条件。[19] 因此，废除农奴制度并不是俄国内部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是外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压力的结果。对于支持亚历山大二世的贵族来说，他们赞成解放农奴是为了利用日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欧洲对谷物不断增长的需求，因为农奴制的农业经济不能生产大量的剩余产品，所以他们希望把小土地联成一片，采用有效的大规模的农业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农业，仅仅雇佣劳动力做散工，来代替供养迅速增长的农奴人口，所以“思想进步的俄国贵族赞成解放农奴的原因与英国贵族在前三个世纪中支持和实行圈地的原因是同样的。”[20] 　　但是1861年的俄国却不是十六世纪的英国。对于俄国的农民来说，他们因此陷入为俄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负担沉重代价的万劫不复之境。1861年2月19日颁布的《解放法令》是充分保证地主利益的前提下实施的，地主因土地被分配给农民可以得到政府付给的长期国债券，而农民则必须交纳49年的赎地费给政府。在北部土地价值较低，实行实物代役制，地主索取了几乎两倍于市场价格的土地赎金。在南部主要实行劳役制，富饶的黑土地适合生产利润高的商品粮，地主贵族想办法夺得了高达25%的农民最好的土地，这就是所谓割地 [21]。因此，地主仍然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割占公社农民的土地等于改革前公社占有土地的16%，中部黑土地带的割地达20%以上，有些省份被割占的土地达1/3以上。另外，改革前由农民公共使用的森林、牧场、水源等农用资源也由地主霸占，使得农村公社的土地大幅度减少，并迫使农村公社去租用改革后归地主所有的这些土地，从而大大加重了公社农民的经济负担。份地不足使得农村公社无法再象以前那样保证所有成员的最低生活，许多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外出做工。在1861—1870年间，每年给外出做工的农民发的长期护照是5.92万份，1981—1900年间增加到184.5万份，而1893—1897年，农村无地人口占农业总人口的7%，达到430万人。列宁的研究也指出农民外出做零工正是从1861年以后开始的，他引用的数据还表明，到1896年，外出打零工的工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工已经达到500万到600万。[22] 这应该就是俄国“民工潮”的开始。 　　1861年改革是保留俄国传统的农村公社的。农民获得的份地并不是交给农民，而是交给了农村公社。从政治上是为了防止农民与土地割裂而出现暴动，从而“点燃俄国”。所以改革既要扶植大地主经济，又希望保彰小农经济，因为小农经济是社会最保守的力量。虽然法案编撰委员会都认为私有制是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23] 但是没有人同意用暴力把公社所有制变成按户所有制。连环保使得公社保有在公社成员中重新分配份地的土地公有权力，从而可以避免成员的赤贫和流离失所。因此法案规定在第一个九年期内，禁止农民放弃份地和退出公社；九年后对想要放弃份地和退出公社的农民也设置了重重障碍，目的都是要防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经济上的考虑是，连环保是保证农民如期交付赋税和偿还国库垫付的赎金的唯一手段，政府需要把贷给农村公社的大量贷款收回，这也是农村公社不能解散的重要原因。 　　由于土地减少，土地越来越细分，因此农民要承担更沉重的赋税。更关键的是，沙皇政权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而严重依赖外国贷款，为了贷款的募集和偿还，就必须把更严重的赋税加给农民。由于采用提供工业津贴和实现高额保护关税，使得农民购买制成品的费用攀升，他们必须为俄国的工业化负担大部分费用。[24] 到1878年，欠交赎金和税款的农民激增，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以后，即便是连环保也无法消灭欠交税款的现象，欠税现象越演越烈，于是政府决定强行出租这些农民的土地给有支付能力的人，期限六年。到1885年政府不得不用间接税代替人头税，因为人头税使得欠缴税款者大量增加。[25] 但是农民欠交的税款依然有增无减。[26] 改革之后，俄国农民其实是大量破产了。列宁引用的1889年官方的统计资料显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各种赋税占了纯收入的70%，一个俄国农民交纳的“赋税”超过了他的货币纯收入的一倍，“农奴制代役制也未必有这么高”。而破产农民要想放弃份地却还必须交纳额外费用来“倒赎”份地 [27]。这就是被“解放”了的俄国农民的命运，也是为什么列宁说1861年诞生了1905年。 　　传统村社的最大功能是承认和保证每个人的生存权利，无地者只要愿意向土地投入劳动，就有权得到土地。俄国的村社问题不仅是理解俄国革命和俄国近代史无法回避的问题，更是理解的钥匙和关键。俄国村社是农业经济组织和社会政治组织合一的全能组织，它既是农民自治组织，也是国家最基层的行政纳税机构。[28] 村社是村社农民安身立命的全部，从精神到物质、从生到死的整个世界。但村社却并不是秦晖所描述的只有“宗法制”的落后的“自然经济”，它其实可以很好地适应商品经济，在十八世纪后半期开始，农村公社不但有自办企业，而且还有村社银行。[29] 村社土地重分制度的出现比较晚，并不是“原始共产主义”的遗留，原因一是由于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加大，人多地少；另一原因是政府实行通过连环保来征收人头税的国库政策，以农村公社作为国家与农民的交易单位，可以避免国家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这正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农民如果按照土地多少来摊派税款，这对于地多的农民是不利的；所以，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按人口来分配土地，使土地也象人头税那样，在纳税人之间平均分配。所以，在1861年改革之后的几十年内，在那些份地支付费用大于土地纯收入的农民中间，土地重新分配尤为盛行，在连环保制度下，村社关心的是如何把闲置的份地转给能缴纳赋税的农民来分担赋税。村社土地所有制度的优点还在于从经济上把广大农民联合起来完成单干农民无法完成的经济目的，如大的水利工程等，促进了农民之间的互助。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杜冈就批评了那些简单地认为农户土地占有制比村社占有制在发展农业上要优越的观点。对农村村社的破坏，意味着对全部传统的社会结构的破坏，的确是“打碎一个旧世界”，但一个“新世界”却迟迟无法在血泊中分娩出来，它的痉挛与阵痛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对于俄国来说，打碎旧世界的动力并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资本主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恰恰是由于这种无法承受的社会苦痛才得以产生的，不是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俄国革命，而是俄国革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罪恶才会到来的。 　　1861年改革使得农民的土地有一半落入了地主的手中，农民的生活伴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贫困化，他们的境遇没有改善而是更糟，这就使得他们把贫困归因为是地主强占了应属于他们的土地，的确也是。俄国的学者认为：“在公社农民的意识中留下的印象是，农村公社现在只有了以前产业的一半。1861年改革只得到了一半的土地，似乎还没有完成改革，于是，农民们便梦想着要完成它，并且根据关于土地归公社的观念，土地被认为并非属于个人的财产，而只是供个人使用的一种分配。” [30] 这成为革命的萌芽。农民缺地确实成为农民不能维持生存的大问题，过去的农奴在解放后得到的土地比原先要少得多，而农业人口却增加了一倍，因此缺地矛盾十分尖锐，到1905年要求增地的农民运动已经遍及全国，不仅是无敌或少地的农民，而且整个中农阶层都要求土地。[31] 对土地的普遍性的要求，在杜冈看来，正是俄国农业危机的表征。虽然这个危机在杜冈看来，要依靠耕作技术来解决，但是他也清醒地指出：“我国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民土地太少，甚至于实际上无论怎样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也都无法靠自己的份地生活。” [32] 　　C，俄国革命与斯托雷平资本主义农业改革的失败 　　改革不到十年，俄国就开始爆发风起云涌的农民造反和各种社会运动。而沙皇政府在1905年革命之后，还指望着农民可以成为保守主义的支柱，所以在《杜马选举法》要以农民为主体，农民被认为是皇室安全的保证，是国家制度的命根，因为过去的农民是从不要什么政治改革的，于是第一、第二届国家杜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农民代表组成。但是沙皇的判断严重失误，农民代表在两届杜马中都站在政府的反面，强烈地重申自1861年改革以来就没有停止过的要求，那就是：没收地主土地，把他们交给公社农民。农民还在各地以暴力夺取地主的土地，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公社成为现成的农民组织，成为农民的“工会”。面对农民的反叛，沙皇政府在震惊之后，谋求改变，这就导致1906年斯托雷平的农业改革，1906年11月9日政府颁发非常法令，允许公社农民的份地固定化，从而试图建立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农业经济，农民可以脱离公社，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土地，农民是全权的土地私有者。政府成立省、县级的土地规划委员会，对公社施加压力，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彻底破坏公社，并在农村中寻找和扶植新的支持力量，也就是富农，来发展新生的资本主义农业。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扶植并没有成功。 　　“11月9日法令，好比尖利的楔子揳入人民的生活，使人民生活发生深刻的变化。其结果，可能导致俄国那些土地价值高的地区的村社彻底瓦解，并使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民失去土地。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实行土地归私人所有，通常绝不会同时消灭插花条地和转变到田庄占有制。”[33] 杜冈的研究表明，1861年农奴解放法令之后，到1905年私人土地已经非常集中了，但是俄国的农业仍然是农民经济，而没有生发出发达的资本主义农业，大土地占有制度不但没有扩展，而且还趋于缩小，“农民解放后，整个土地使用制度的历史，是大土地占有制衰退的历史。”原因就在于：“转入资本家手中的土地，不具有牢固的私有制性质，很容易回到市场上去，它对其占有者来说，不过是进行投资的对象。反之，土地如转归小土地占有者所有，他们除非万不得已，是不会与土地分离的。”[34] 所以，杜冈观察到的现象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地主经济虽然有政府的极力扶植，但是并没有出现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情况，而是相反，资本主义的地主经济受到了农民经济的排挤。他因此批评马克思把工业研究的论断应用到了农业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大农业必然要战胜小农经济。但是杜冈却列举了一系列理由认为，在农业方面，小农经济有比资本主义大生产优越的地方，资本主义大生产多见于农业粗放型经营，而对于集约式经营，大农场则不如小农场。更重要的是，大农经济为了追求利润和地租所以以资本主义企业形式进行，而小农经济是为了维持生产者生存而进行的。农民在即便农业只能提供平均工资的情况下，仍然进行生产，而资本主义农业如果收入与工资抵平，就会终止生产。因此，小农经济在总收入和纯收入比资本主义大农业显著减少的情况下，还能够存活与发展。为农民的消费需求而生产的小农经济对农产品市场价格的依赖程度要比之为销售而生产的大资本主义经济小得多。农产品价格下降，可使得大农业破产，而小农经济却能经得住。他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并不是其经济力量大于农民的、劳动的农业的结果，而是在政治暴力基础上产生的大农业的结果。“大土地占有制出现得很早，是由于统治阶级在粗放式经济盛行时掠夺土地所致。”[35] 资本主义大农业并不能自发地从小农业中产生出来，因为传统的农业关系和土地关系是一个社会历史地形成的保守力量，是“自生自发秩序”，除非有强大的外力，它自身的运行不会改变。特别在饥饿农民的汪洋大海包围下，资本主义农业是更无法自发诞生的。 　　在讨论地租问题时，杜冈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地租，一种是李嘉图的级差地租学说，指的是资本主义地租，土地占有者通过对土地进行资本主义耕作而得到的地租；但是，还有另一种粮食地租，承租者是劳动农民，租佃土地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糊口，其租金可能比资本主义地租还高得多，“如果小租户对土地的需求量很大，则土地租金可能要耗费他大部分工资。承租者只有减少自己的劳动报酬，通过租金才能得到一块缺少它便不能维持生活的土地。如果承租者自己没有土地，或者土地少难以维持生计之际，或者不租佃土地，便没有其他挣钱的机会之时，则粮食地租的条件便会特别苛刻。”[36] 而俄国的地租问题是农业经济最大的问题之一。所以，粮食地租价格的高低不是由该地农业的纯收入决定的，而是由农民对土地的需求程度决定的，人口越稠密，农民越需要土地，而地租就一定提得更高。所以，造成地租高的原因正是农民日渐恶劣的处境，它与农业经济的生产力提高没有关系。农民怕失去赖以维生的土地只好忍痛支付高额租金，“俄国处处都可以看到高额租金与农民需求这种密切联系。农民得到土地的保证越小，他们的份地越少，越贫穷，则他们迫于情势支付的地租就越高。”[37] 所以出现了贫瘠地区土地的租金反而要高的奇怪现象，因为越贫瘠地区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就越强烈。这种粮食地租不仅不能提供利润，而且不能保证劳动的正常报酬，因为土地租金大大地超过了土地的纯收入额。因此，解放后的农民对地主的依附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强了。在地主赚的是粮食地租而不是级差地租情况下，是无法产生资本主义农业的。列宁在1899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认为当时在俄国占优势的已经是地主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到了1907年他就上述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纠正了这个说法， 　　“我们以为资本主义农业成分在俄国已经完全形成了，既在地主经济中（盘剥性的‘割地’除外，由此提出了归还割地的要求），也在农民经济中完全形成了，以为农民经济已经分化出了强有力的农民资产阶级，因此就没有进行‘农民土地革命’的可能。这一错误纲领的产生，并不是由于我们‘害怕’农民土地革命，而是由于我们对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估计过高。当时我们觉得农奴制残余不过是很小的局部现象，觉得份地和地主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已经十分成熟和巩固了。革命揭露了这个错误。”[38] 　　佩里 安德森也指出，在沙皇专制的最后几十年，并没有发生地主贵族向资本主义农业转化的运动，所以列宁等社会主义者对“普鲁士道路”所代表的地主式的资产阶级演进的担心最后变得多余了。[39] 　　D，国家与社会：“绝对主义”国家的悖论 　　杜冈作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有所批评，也曾经受到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厉批判，也许正因此，我们更应该检讨他对俄国农业问题和村社问题的阐述。他在1909年对俄国农业改革的基本评价是： 　　“我国现代的土地规划政策的主要过错，是简单从事和官僚主义。不考虑大多数农民意愿与否，就极其坚决地打破已形成的农民经济形式，这种简单从事的做法不能不遭到责难。即便承认我国农民土地使用制的现存形式完全站不住脚，需要加以根本改进，这种做法也不能不遭到责难。我国土地规划的特点，是完全漠视少地和无地的农民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这些农民的利益来维护部分较富裕农民的利益，并且根本不去设法减轻力量单薄的转入新的经济形式的那部分农民的负担。”[40] 　　正是这种国家改革，强制推行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最终导致了革命的爆发。1905年革命和1907年二月革命其实是俄国社会无法承受工业化过程的代价，也是传统社会结构被激烈破坏后的必然反弹和反应，所以有极大的自发性，“世界目睹了整个民族举行罢工的非凡景象。”[41] 它特别是被迫为工业化和现代化担负沉重代价的农民的反抗与革命。而十月革命的最终胜利是由于顺应并获得了最广大的公社农民的强大支持，因为十月革命的口号正是‘和平、土地、面包’”！1917年爆发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俄国参与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另一是俄国自身的土地问题。这两者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有着内在和深刻的联系，我们还可以联想到与英、法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推动了沙皇俄国的1861年改革，而日俄战争则与1905年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些难道是偶然的吗 国家汲取确实是俄国农民破产的原因，但是国家汲取的最大动机却是为了推进俄国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这一点恰恰是问题的关键。不是封建专制主义，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专制逻辑导致了震惊世界的俄国革命，今天的俄国和中国依然在它的历史逻辑之中。 　　这个逻辑以悖论的形式体现在国家机器中。在佩里 安德森所引用的史料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国家机器中的两个支柱性的中央部门：内务部与财务部有着经常性的冲突，财务部奉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它的工厂巡视员支持雇主不向工人做工资方面的让步；而内务部考虑的是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因此它对雇主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向工人让步以避免工人罢工，并且它还试图向工厂派驻警官，考察并避免突发事件，这当然遭到了资本家和财政部的抵制，这导致了对工厂巡视员的控制权的斗争。在农村，是内务部而不是财政部向农村公社征收赋税。内务部还发明了由警察控制的工会。1905年，“彼得堡工厂工人大会”的领袖加邦神甫组织和带领了二十万工人及其家属向沙皇递交请愿书，在冬宫遭到血腥镇压，这导致了革命的爆发，而加邦却是警察局的奸细。这真是一种非常吊诡的历史现象。安德森认为：“绝对主义国家在先后把贵族、资产阶级、农民、教育、军队和工业都吸收进来以后，竟然最后又异想天开地想建立置于专制政府卵翼之下的自己的工会。” [42]是异想天开吗 但它毕竟是发生了，怎么读解这种历史现象 这与其说是一种国家的“吸收”，毋宁说是一种国家自身的分裂，彼此无法兼容，而革命正是从这种分裂中诞生。在安德森的叙述里，绝对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之前的阶段，是经过重新部署和装备的封建统治机器，为的是将农民再度固定于传统社会地位中，但是对于俄国来说，不正是这个绝对主义国家本身在激烈地推动资本主义吗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资本主义性质是列宁也承认的：“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有名的土地法贯穿着纯资本主义的精神。毫无疑问，这项法律所遵循的是资本主义演进的路线，它促进和推动这一演进，加速对农民的剥夺，加速村社的瓦解，使农民资产阶级更快地形成。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43] 所以，也许更重要的是追问，对于当时的俄国来说，导致这种绝对主义国家自我分裂的历史动机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理解俄国1861年改革的时候，应该是把这个看上去是关于农村的改革方案放在国家推动的工业化的背景下，来理解因此而爆发的1905年革命和1917革命。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完全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推动，国家是俄国自上而下地迅速工业化的主要发动机，正如佩里 安德森所指出的“（俄国）国家在某些关键领域拥有的权力远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西欧绝对主义更强大。这是因为它延续到欧洲工业化的时代，因而能够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为我所用。国家出售了国有土地而放弃对农业的控制，但目的是使自己牢固地立足于工业。” [44]实现工业化正是一切试图走现代民族国家道路的不二法门。正是俄国的“绝对主义”国家机器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资本主义，最终无法挽回自己的灭亡。在安德森看来，“俄国革命归根到底不是反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1917年垮台的沙皇专制制度是一个封建机器，而临时政府根本没来得及用一个新的或稳定的资产阶级国家取而代之。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但他们自始至终没有遇到西方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45] 在这个意义上，佩里 安德森认为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失败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一样对于欧洲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根源在于革命所对抗的国家机器性质的差异。因为俄国还不是资产阶级国家，所以十月革命可以胜利，这种建立在东、西方历史分野上的葛兰西式的解读在安德森的叙述里体现为对东、西欧区分的重视，以及俄国在东欧绝对主义国家谱系中的“与众不同”，但问题在于这种不同是如何来的，为什么俄国这样“东方式的” 绝对主义国家要致力于推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力量却最终成为对整个社会的反动，从而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分裂，使得国家机器因为无法完成这个历史的“辨证法”而导致自身一再被打碎，同是东欧的“普鲁士道路” 为什么在俄国走了却走不通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除了在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分析外，我们是否更应该讨论传统的乡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乡村社会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分裂 这里是否隐蔽着更大的历史奥秘呢  　　安德森说：“（俄国）这种工业资本主义是由其官僚机构自上而下地扶植起来的，正如它的西欧前辈曾扶植商业资本主义一样。”这种不同是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是国家与商业资本主义的勾结，按照当时一位公爵的话来说，“有了海军才有殖民地。有了殖民地才有商业。有了商业，一个国家才能维持大批部队，增加人口，造就最光荣、最有用的企业。”[46] 这样，商业资本主义获得国家保护，而国家则获得商业税收。但是俄国早期的军事扩展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都是“海内”的扩张，而不是海外扩张，是对土地的要求，对毛皮和粮食的要求，而不是“远程贸易”，也即在工业革命推动下对海外工业原料和产品推销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它不属于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扩张，而是传统的帝国式扩张，因为它本身并不能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形成新的经济分工，从而带来社会、经济形态和格局的变化。另一方面，从十七、十八世纪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以降开始面向西方的改革，也是俄国军事扩张最重要的时期，它表现出对强大的海军与入海口的极度重视，这正体现了世界历史从大陆向海洋的转换 [47]，俄国开始把自己放在欧洲历史的谱系里来建立自我认同，因为海洋的战略地位正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上升和确立的。2003年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举办建城300周年庆典和“海军节”，重申了对彼得大帝、海洋和西方的认同，让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历史逻辑的重演。正是从彼得大帝发展海军开始，国家表现出了对军事工业的强烈渴求。而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是失去黑海的控制权，黑海是通往欧洲的门户，这导致战败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杀，并直接推动了亚历山大二世进行的农奴制改革，以此奠定了俄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那就是国家扶植的以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为动力和特征的资本主义发展。日俄战争作为对太平洋势力范围的诉求，俄国的失败导致了1905的革命以及相关的国家变革，沙皇被迫发表最高宣言，允诺言论、信仰、集会与结社的自由，立宪政体开始被锻造，国家杜马得以成立，封建帝国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痛苦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工业强国之间进行的现代化的战争，俄国在军事力量上的失败也是它在军事工业现代化上失败的表现，正是它导致了1917年的革命。所以，对于俄国来说，如果说现代化的发展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扩展的压力，这压力既体现为俄国对海洋霸权的需求，也体现在为支持这种需求必须进行的军事工业化的全面动员，而并不是发自社会内部的直接需求，那么由此而产生出的国家动机其实与社会之间是分裂的，国家是通过压榨社会和严重依赖西方外债来打造国家资本主义，所以民族工业资本主义和农业资本主义均无法在社会内部发育成熟，这也决定了俄国资产阶级无力锻造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当俄国被激化的地少人多的社会矛盾无法通过向海外殖民地转移的方式来释放，西伯利亚的寒冷气候无法为移民提供现代农业发展的足够空间和条件，工业发展不够充分以吸收破产的农民，资本对工人的压榨又把工人推到了敌对的方面，那么仅仅是国家依靠大量外国借贷与残酷压榨工、农来进行军事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已经无法互惠合作，这就决定了俄国很难在欧洲的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中获得成功，而表现为以革命形式出现的社会危机，并导致国家机器的破产。在这个意义上，俄国革命针对的其实并不只是俄国的绝对主义封建国家机器，更是整个西方的资本主义扩张及其后果，一如它的后果震撼了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月革命的性质应该也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这个性质并不仅仅是列宁所赋予的，更是历史自身所赋予的，是俄国的历史发展把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推到了历史前台。但是沙皇俄国面对的历史问题并没有解决和消失，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锻造现代民族国家机器，它同样必须以发展资本主义，实现工业现代化为前提，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天命，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此交出自己的历史答卷。 　　安德森的如下断言应该是对的： 　　“对于同时代社会结构比较研究来说，沙皇专制制度崩溃的政治教训和含义至今基本上还没有加以阐发。从这种意义上说，1917年咽气的绝对主义的历史讣告还没有写完。”[48] 　　是的，历史并没有终结。今天的中国是否又站在了俄国1861年的历史门槛上呢 但愿不是。汪晖认为：“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创造了它的政治需求及其反抗力量，殖民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一过程的两种历史表达。……因此，没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问题来讨论亚洲问题。” [49] 列宁之所以把俄国看成是带有深刻亚洲性质的国家，正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上来定义的，汪晖指出列宁与日本“脱亚论”的福泽谕吉各自从相反的方向论证了：亚洲的近代乃是欧洲近代的产物，无论亚洲的地位和命运如何，它的近代意义只是在与先进的欧洲的关系中才得以呈现出来。当秦晖在今天的中国重新提出列宁的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时候，我们的确看到这一历史叙述的巨大阴影对我们的笼罩。问题是，我们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这一历史的符咒 它已经给俄国和中国都带来了一百多年的革命、暴力、流血和牺牲，　今天的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告别革命” 告别的历史条件又在哪里呢  　　1912年的列宁在看到孙中山的《中国革命的意义》一文后，特别撰写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他很有意味地认为孙中山与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这种相似是偶然的吗 ），因为这位完全不了解俄国的“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却简直象一个俄国人那样发表议论，提出的是“纯粹俄国的问题”。孙中山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既是民主主义的也是民粹主义的，这一判断正是建立在共同的土地国有化主张基础上的： 　　“土地国有能够消灭绝对地租，只保留级差地租。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历史的讽刺在于：民粹主义为了‘反对’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竟然实现能够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的土地纲领。”[50] 　　这与列宁对俄国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的阐述一脉相通。只有使土地国有化才能扫清封建的障碍，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发展资本主义。这既是资本主义的要求，也体现了民粹主义的要求，因为民粹主义是站在反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土地私有制度的，分歧只在于：“民粹主义者以为否定土地私有制就是否定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对土地私有制的否定表达了最彻底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51] 在列宁看来，农民对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既是民粹主义的，也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只在于民粹主义不能从历史的辩证法中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52] 所以他同时也批评，“我国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在批评‘土地平分’、‘土地社会化’、‘平等的土地权’的时候，却局限于推翻这种学说，从而暴露了他们蠢笨的学理主义观点，他们不能透过僵死的民粹主义理论看到活生生的农民革命的现实。”[53] 正是俄国的农民革命揭露了俄国的社会性质，它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从而使民粹主义在这个历史阶段获得了历史的合法性和进步性。但民粹主义最终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它无法超越资本主义而获得实现，“关于平均制和社会化等等的话语是会消失的，因为在商品生产下不可能有什么平均制。……人们说‘平分土地不会有任何结果’，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这样来理解这句话：‘不会有任何结果’只是就社会主义任务而言，只是说这种办法不能消除资本主义。”所以他认为只有当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在中国出现了许多的上海，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就壮大起来，并能够拥有自己的“社会民主工党”，那时候党再来批判孙中山的民粹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性和反动性的时候，也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正是这样的历史辩证法，使得列宁能够充分重视农民代表在第一、二届杜马上对土地的强烈要求，“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所以，是俄国的农民在要求土地的国有化，列宁这样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是当革命发生以后才看清俄国社会现实的，理解了俄国的革命其实是农民的土地革命，马克思主义必须顺应了这个以革命形式出现的历史辩证法，并推动俄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完成社会主义，否则就是背叛革命。 　　E，苏联资本主义农业道路的危机与失败 　　但是历史的两重性不仅体现在沙皇俄国，也同样体现在列宁锻造的苏维埃政权国家。十月革命后，列宁签署了根据社会革命党主张拟定的1917年的《土地法令》和1918年的《土地社会化法令》，这两项法令都是按照农村公社的土地重分制度来制定的。但是，列宁在1918年对农民演讲的时候说道： 　　“我们布尔什维克本来是反对土地社会化法令的。但我们还是签署了这个法令，因为我们不愿违背大多数农民的意志。对我们来说，大多数人的意志永远是必须执行的，违背这种意志就等于背叛革命。 　　我们不愿强迫农民接受平分土地无用这个不和他们心意的思想。我们认为，最好是让农民通过自身的感受和切身的体会自己认识到平分土地是荒谬的。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好问他们，要摆脱在分地基础上发生的破产和富农的专横，出路究竟何在 ”[54] 　　回到土地重分的村社传统是无法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基于这个认识，也是面对西方列强支持的颠覆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政权的武装干涉，还有1918年夏粮食极度困难城市饥饿日益严重，使得列宁其实并没有也无法等待农民自身的“觉醒”，无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余粮征集制还是有所妥协的新经济政策，在农民的反抗中走的依然都是剥夺农民强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斯大林执政后，从1926年起苏联的工业投资大幅度增加，工业化对粮食的需求也随之急增，而农业生产却越来越不能适应工业化建设的需求。1927年苏联出现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和粮食饥荒，这场危机导致了农业集体化的产生，——而这正是英国宣布与苏联断绝关系的一年， 1921年签定的英苏贸易协定被废除，英国外长张伯伦还发起六国外长会议联合起来从政治和经济上孤立苏维埃国家，并试图组织新的武装干涉。本来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指导思想是以自愿原则组织和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社计划来帮助个体农民发展商品经济，引导农民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过渡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社会化和机械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但这却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在武装干涉和战争的威胁下，苏联的工业化发展已经等不及了，在斯大林看来，粮食危机的原因有二，一是小农经济的“日益分散和零碎化”，小农经济是商品率最低的经济，所以必须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把分散的小农组织到集体农庄中去，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粮食问题，这个粮食问题既是为了保彰城市供应，也是为了保证粮食的出口任务以换回工业化急需的机器设备技术。二是有余粮的富农囤积居奇，不肯按国家价格出售粮食，所以必须清洗富农，为农业集体化扫清障碍。[55] 斯大林在与布哈林辩论的时候特别强调的正是：落后就要挨打，他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注意的是，苏联必须在十年内跑完先进国家一百年、五十年的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别人打倒，两者必居其一。所以苏联必须尽一切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摆脱落后状态，必须改变新经济政策，加速工业现代化，特别是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现代化，而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就只能是利用工农之间的剪刀差从农村榨取。正是为了有效地把农村纳入到国家工业化的轨道上，斯大林发起了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而为了应对由此造成的国家与社会、工业与农业之间的严重冲突和紧张，斯大林提出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这一理论直接导向了集体化中的消灭富农运动、二十年代末的阶级敌人运动和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运动 [56]，正是农业全盘集体化、高速工业化和“大清洗”三大运动互相联系和配合构成了“斯大林模式”。[57] 这个模式也同时体现为苏联的工业化的发展速度极大地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的最高速度，突击发展重工业，高积累抑消费，形成了以国防工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并成功地使俄国从依赖外国资本的农业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5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工业落后的沙皇俄国败于工业化的普鲁士德国，从而导致革命的爆发；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终于能够取得反法西斯主义的重大胜利，这与战前斯大林模式不顾一切地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战略有直接因果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是对彼得大帝的完成。二十年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苏联时刻面临来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威胁，这种险恶的国际环境提醒着俄国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来的所有集体记忆，它对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有着不可推卸的深刻影响。谁反对这种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谁就是反革命，那么，这种以斯大林主义出现的社会主义专制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从列宁所说的违背农民就是背叛革命到斯大林用反革命去镇压农民，这是怎样的历史悖论 ！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苏维埃政权为什么最终没有从沙皇俄国覆没的历史怪圈中逃脱出来 当苏联作为国家机器沿用了残酷剥夺农民来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与（军事）工业化的方式，它是否已经被注定要覆灭在国家与社会的悲剧性的分裂中呢 它是否还有别的历史选择的可能性 秦晖和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由于1861年改革保存了农村公社，才导致后来的农业集体化 [59]，此说法值得怀疑。因为农业集体化完全清除了传统村社的自治与互助的意义，它不是村社的翻版，它是国家权力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把企业化和军事化的方式强加在了农村和农业上，目的是为了在现代化规模效应的基础上使国家可以最大限度地汲取剩余价值。所以它并不是村社的延续，而是相反，它是以必须全面摧毁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为前提的,这正是为什么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会遭到最激烈的农民反抗的原因。[60] 　　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执政以来，实行了一系列针对斯大林模式的放权让利的农业改革，但正是在赫鲁晓夫执政的七十年代，苏联再度出现严重的粮食匮乏，赫鲁晓夫不得不恢复战后早就停止的凭卡供应制度，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粮食，1972年苏联在世界市场上购买2800万吨谷物，其中1800万吨是从美国购买的，为此国家动用860吨黄金储备，这倒是刚好解决了美国战后长期无法解决的农业过剩危机，并且有力地拉动了美国农业。[61] 1973年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赫鲁晓夫执政十年，集体农庄庄员作为劳动报酬的粮食逐年减少，这是因为农庄收入太低，农业投入物资涨价超过了农庄的收益，而粮食收购的数量却不断增加，这使得按月支付劳动报酬的办法成为空话，并使得农庄庄员不得不大量流入城市去谋生，有的州的集体农庄有劳动能力的人在七年的时间几乎减少一半，这正是由于农业凋敝而产生出的“民工潮”。1963年粮食产量甚至不到战前的一半，农业状况持续恶化，最终导致农业改革失败。[62] 这种改革的失败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至勃列日涅夫执政，苏联的农业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勃列日涅父为此大力推行“新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农庄的自主权，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调整副业政策，完善集体承包制。并且国家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对农业进行大量的财政补贴，但是农业产值却不升反而大幅下降，给苏联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影响，谷物的连年减产，导致苏联不得不依赖进口， 1981—1982年更由于巨量购买小麦震惊世界市场。粮食在苏联的外贸进口中成为第二项大宗商品，仅次于机器设备的进口，从而使得外汇拮据，无法保障国民经济其他发展的需求，并制约了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由于轻工业和粮食工业的原料来自于农业，农业危机使得工农业关系无法调整，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因此都无法实现。而一部分支付需求不能满足，致使储蓄上升，零售商品流转额与储蓄不协调，为后来的通货膨胀埋下严重伏笔。[63] 以“新思维”为鲜明特征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鉴于苏联经济增长率从七十年代以来逐年下降，到八十年代初已到危机的边缘，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加速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也称“加速战略”，提出了从1986年到2000年这十五年中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希望依靠加速科技进步和改革现行经济体制来实现生产潜力翻一番，国民收入和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一倍等目标，[64] ——改革的合法性依然必须建立在现代化发展的高速度上，只是实现的路径依赖有所不同，但正是这个不同导致了苏共的亡党和苏联的解体。可以说，苏联的失败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而失败的关键是否正是农业问题呢 从沙皇俄国的土地问题到苏联的粮食问题，在这些终于演变为无法挽救的社会危机的问题背后，历史究竟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正因为此，苏联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作为列宁设想的“农民资本主义”的美国式道路的延续，它的历程及其全部失败应该放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去严肃地检讨，即：对列宁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反思应该与整个俄国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动机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格局联系在一起；对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也必须是，或者首先是对俄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反思；对俄国农业现代化问题的反思同时也必须是对苏联作为民族国家与（重）工业现代化关系的反思，——这所有的一切构成今天的我们需要用极审慎的态度来对待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是重大而严肃的历史课题。在这里，我们必须拒绝秦晖式的粗暴的反社会主义与反民粹主义批判，　苏联农业的集体化道路同样不能用简单的启蒙主义话语逻辑进行非历史的预先否定。近代以来，俄国人为了完成（农业）现代化的历史“天命”既实施了“普鲁士道路”也实践了“美国式道路”，然而这两者都没有成功，留下的是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它是用俄国农民苦难的身影投在辽阔的欧亚大陆上写就的。今天的我们该建立怎样的历史和理论的视野来检讨这一切 俄国十九世纪历史大转折时期出现的民粹主义及其理论，是否可以被秦晖及中国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深恶痛绝和一劳永逸地否定与埋葬掉呢 这里，我们不仅应该检讨列宁主义的理论视野对民粹主义的肯定与批判；更应该检讨那长期被压抑的民粹主义自身的理论视野，当列宁主义与资本主义分享着“清除”传统社会的一切“封建”势力的时候，遭遇到了民粹主义作为从社会内部生发的各种反资本主义力量的抵抗，在这样抵抗的视野里，俄国历史本身又呈现出什么样的话语叙述 作为民粹派的社会革命党自觉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也曾经是俄国最大的政党，它对十月革命胜利的贡献、它与布尔什维克的论争、最后的决战以及它从政治舞台上的消失，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当年的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是否能够在今天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启示 然而，启示是只有在我们自己遭遇困境的时候才能发生的。当资本主义大刀阔斧地规定着历史的进步性的时候，“敢有歌吟动地哀”，我们还能够听得见那被蹂躏的大地从苦难深处发出的声音吗  　　我们不难发现，秦晖恰恰是用列宁批驳的俄国自由派的观点来演绎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的，[65] 秦晖与列宁引用的“右派和十月党人”的观点几乎如出一辙，[66] 这种明目张胆的篡改，这种历史的“轮回”委实让人忍不住要惊叹，在列宁的叙述里，俄国自由派的土地私有化主张正是与普鲁士道路划等号的。秦晖在揭批中国“权贵私有化”的普鲁士道路的同时，鼓吹的是“民主”的“私有化”的 “美国式道路”，但这个以列宁名义命名的道路却恰恰被阉割了列宁所阐述的“革命”性和“国家性”，——这在秦晖的表述中是“警察民粹主义”；这个立场当然是对列宁的反动，也是对“美国式道路”的反动。为什么秦晖要刻意隐瞒和歪曲列宁最核心的观点呢 这就需要把这种话语落实到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因为秦晖需要论证所谓“民主私有化”就是自由竞争的私有化，在排除了“革命”与“国家”之后，秦晖的理论里还有什么东西剩下呢 那其实就只有“私有化”了。这样，看上去是反权贵私有化的秦晖却在暗地里为土地的“私有化”主张开辟了道路，问题正在于：这种取消了“革命性”和“国家性”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农业还有可能在中国实现吗 中国的小农经济可以凭借“自由竞争” 完成自己的资本主义化吗 要能完成，1949年前就该完成了，还要等到秦晖来批判“警察民粹主义”之后吗 这个“民主” 的理想除了在秦晖的书房里飞翔，并没有任何现实与历史的安身之处。所以它绝不是什么“民主”的“私有化”，因为“民主”的现实条件和历史条件已经被秦晖取消。在自由竞争的“民主” 理想凌虚高蹈的前提下，被清除了“土地国有化”之后的所谓“美国式道路” 是一种什么样的道路呢 它与普鲁士道路还有什么区别吗 当秦晖挪用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的“美国式”道路的名称来命名他自己的土地私有化的“普鲁士”道路时，它其实已经证明了秦晖自身的“普鲁士”性质。 　　 　　二，美国的“美国式道路”及其农业资本主义的全球霸权 　　 　　秦晖把“美国式道路”一厢情愿地解释为自由竞争的民主道路，这种道路在美国到底意味这什么 1904年韦伯在他大病复出后的第一次学术演讲，正是在美国所作的《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在这里他明确指出，欧洲农民与英国或美国的农民是完全不同的： 　　“今天的英国农民多半是个出色的企业家，为市场而生产。他们几乎都将土地出租。在美国，农民的土地多半是他们自己购买或垦荒而得来的，他们有时也出租土地。美国农民也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在美国，市场先于农民而出现。但在欧洲，农民的土地多是继承而来的，而农民生产的主要目的是直接为生存需求，而非为供应市场。在欧洲，市场后于农民而出现。当然，欧洲农民多年来也出售剩余农产品，并且于织布和纺毛之外也必然要通过贸易来解决其它生活需要，但是，二千年以来，欧洲农民都主要不是为利润而生产的。”[67] 　　他这里的欧洲主要是指德国。当年的德国就不可能走美国式的道路，原因就在于美国拥有从印地安土著掠夺为国有的广袤而肥沃的西部土地，这种土地“国有化”是美国式道路的核心。这一广大地区的农业开发过程是在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环境下发育成熟的，与联邦土地政策密切相关，是在东北地区工业革命的直接推动下，才迅速成为最主要的谷物—肉类出口区，这个过程完成于十九世纪下半叶，从此美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68]但是韦伯的叙述中，却没有指出在西部农业土地关系在这个急剧变化的过程中，最终确立的却是金融资本对土地所有权的控制。 　　Ａ，南部种植园农业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南部种植园农业从前殖民地开始就是首先为国外市场生产商品。其实，正是英国的工业革命拉动了南部农业革命的发展,英国棉纺织厂机器的飞速旋转，吸纳了1790-1860年间增长了1500倍的美国生产的棉花，这一时期，棉花占美国出口的大约三分之二 [69]，这就是为什么南部种植园发展最快的时候是在十八世纪以后。起初，南方各殖民地最重要的农产品为烟草，也正是烟草种植使得大规模的农场出现；其次是稻米；再次为靛青，这是纺织业的必须品；这三者都是因为英国没有，而被英国市场所欢迎的。棉花在1793年分离棉子的轧棉机技术发明以后，才开始大规模农场化生产，到南北战争前成为南方的经济命脉。[70] 所以美国的确“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变革的产儿”，美国的工业革命正是在模仿英国工业技术的基础上由棉纺织业开始的。南部种植园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盈利依赖两个先决条件：奴隶与土地。我们不该忘记美国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与南部黑人奴隶的关系，棉花种植占有了三分之二的农业奴隶劳动人口。虽然1807年政府颁布了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但是由于种植园经济是用劳动力投入换取利润，所以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大规模贩卖奴隶的走私活动猖獗，这包括繁殖奴隶的生意，弗吉尼亚和南部边界州成为繁殖黑人的基地。1790年美国奴隶人数为七十五万，而到1860年则达到四百四十万。[71] 正是在1860年内战前，美国生产的棉花已经达到全世界棉花产量的四分之三，除英国以外，欧洲的主要工业国都是美国棉花的主要出口国，并由此获取了大量外汇。但由于南部种植园是单一的棉花种植经济，在内战前已经占英国棉花总消耗量的百分之七十八，同时它从英国进口大量的工业品和奢侈品，因此与英国经济市场联系紧密，而与北部的经济联系反而是薄弱的，这就严重阻碍了美国南北统一市场的形成，阻碍了民族经济市场的形成。正是由于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对棉花需求量的增加，刺激了产棉区的不断扩大，西进运动也包括南部种植园主率领黑奴进行的种植园经济的扩张，于是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对西部土地的争夺上，因为南部种植园经济盈利除了廉价的黑奴劳动力外，还依靠对土壤肥力的剥夺，所以必然有对肥沃土地的需求。[72] 蓄奴州与自由州的关键正在于围绕狄克逊线展开的西部土地争夺。“宅地法”之所以在内战的1862年获得实施，一个功能就是为了抵挡南部庄园主向西北的扩张。 　　传统观念认为南北战争是两种不同制度之间的战争，但其实它们是由共同的历史动机所推动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1775—1783年美国的独立战争是美国作为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锻造过程，目的是保护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南部的种植园主与北部的资产阶级都是独立战争的主要领导者。南部的种植园主是为了世界市场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的“奴隶主”，其实是农业资本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把劳动力变成奴隶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中国东南沿海的打工者的血泪是正在发生的历史。美国南部种植园经济的发展既是欧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黑奴制度产生的根源，对黑奴的压榨是美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大来源。美国国会的“逃奴缉捕法令”就规定联邦必须帮助奴隶主在所居住州以外的地区追捕逃亡奴隶，各个州都有引渡逃奴的义务。林肯最终决定发动内战的最初目的并不是为了废除奴隶制度，而是为了保持联邦的独立，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资本主义，为了用高额的工业品关税来代替农产品的自由贸易，是对独立战争锻造民族国家的完成。只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才解放黑奴的，以便让黑人士兵充实到联邦军队中去。《解放奴隶宣言》并没有涉及南部土地问题，黑人争取土地的斗争一直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有力支持，“宅地法”并没有被运用到南部。战后，奴隶制度的庄园经济虽然被废除，但是联邦政府把大量的土地和财产归还了原庄园主，被解放的黑奴并没有获得土地，他们要想得到土地必须花钱购买，大多数黑人都做不到，因此他们中的大部分最终仍然回到了原主人的土地上，成为半奴役性的分成制的佃农，南部种植园发展成为“普鲁士道路” [73]，大量的租佃农场成为南部农业的特点。 　　“内战带来了奴隶制的废除，但是，并没有终结种植园制度。……，一个世纪以后，大的南部种植园主还会告诉拍摄农场工人纪录影片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我们不再占有奴隶，我们现在雇佣他们。’”[74] 　　这些被“雇佣”的租佃农民“过的是封建的、不用现金交易的经济生活——种植园主向他提供土地和贷款，收获后，由种植园主宣布，在扣去食物、燃料、种子、肥料以及其他信贷方式获得的东西之后，佃农还可拿多少。或者，在更多情况下，种植园主告诉 ，他还欠种植园主100美元或500美元。” [75]这些债务无论佃农还是地主都不指望能用现金还清，黑人家庭唯一偿还办法是劳动。而当大型机械取代了手工农业劳动——这正是南北战争之后北部工业化所给与的“好处”，种植园主可能会告诉他，下一年不一定有工作，因为他们的棉田已经租给一个大的农场主了，黑人家庭只能选择离开。 　　大部分的美国黑人的祖先都是在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由于南部种植园的需要而被贩卖到美国南部的非洲人，这些南部种植园是因为欧洲的工业革命而为欧洲市场生产工业原料和其他经济作物并获得巨大的利润的；而二十世纪美国黑人又进行的第二次迁徙是在美国国内，他们中有约有400万离开南部进入城市，1960年美国有四个城市40%是黑人，到1970年以前，这样的城市增加到了14个，这次是由于农业的机械化发展已经不需要他们，当农业一直被当成赢利的行业，而机械化比劳动力更有效率，农民就被排斥出家园，为的是让资本获利。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状况作为“民工潮”历史进步性的证明。比如美国被认为是消灭了农民，只有农场主。这种说法抹杀了西部地区庞大的流动季节农业工人和城市贫民窟中没有希望的失业者，他们都是失去家园的农民及其后代。美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黑人聚居区，它们是外面围绕着敌意的国中之国，对于城市黑人来说黑人区的边界就象国境线一样紧紧封闭，黑人的地位并没有因为从农村进入城市就得以根本改变。美国农业的现代化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农村危机，只不过是把它从农村转嫁到了城市，美国六十年代的城市骚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8年以黑人民权领袖小马丁 路德 金被刺事件为标志达到高峰。只要看一看美国城市今天依然严重的种族、失业与犯罪这些社会之痛，就应该明白美国并没有创建出“人道主义”的奇迹，把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里去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只是让旧的危机以新的形式出现而已，这个危机其实是内在于现代性之中的。 　　至此，我们也许应该清醒，世界市场和农业的机械化对劳动力的需求或排斥所导致的人口流动并不见得是现代化的福音。作为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的社会代价，当美国、欧盟在政府强大的价格支持下进行世界农产品倾销的同时，除了被排斥的美国南部黑人农民和西部破产的租佃农场主之外，它也是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农业危机和农民背井离乡的原因。第三世界国家出现的超大城市化浪潮及其无法消除的城市贫民窟，其实都是第三世界农业凋敝的表征。 　　Ｂ，西部土地制度的历史演变与美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现在让我们回到西部的土地与农业问题。西部的土地制度完全不是秦晖描述的那样是西进的农民用吱吱响的大车推出来的“资本主义”，这种叙述掩盖了真正的历史事实。首先，独立战争使美国的疆域跨过了阿巴拉契亚山脉，而这个过程伴随着与印地安人残酷的流血战争，大大小小的战争一直延续到1890年 [76]。在此基础上，西部土地还是一个涉及到美国各个州、各个阶层和集团利益的重大社会问题，为此，国会进行了长达八年之久的辩论，才基本确立了建立国有土地的政策，1784年成立了以托马斯 杰斐逊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制定西部土地法。杰斐逊曾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他在土地政策的制定上遵守的信念是，美国的成功必须取决于具有绝对所有权的私有财产，而小土地所有者正是国家最为宝贵的组成，他希望把美国建成以小农为主体的民主共和国，因此他试图把土地分成小块，低价或无偿地分配给拓荒者。但是这个主张却因为遭到了大地产集团的强大压力和抵制而失败。当时新政府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代表商业和银行家的利益，主张高价大片出售公有土地。1785年“土地勘测法令”（Land Survey Ordinance of 1785）在西部设立土地局经办土地出售与转卖事宜，只有经过勘探的镇区和地段内的土地所有权才是合法的。法定的土地所有权必须在公开的拍卖市场上用现金购买。勘地制度与现金拍卖制度的结合，使土地所有权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所有权，而不是认可农场主的开发定居权。该法案对西部开发和美国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西部土地国有被法律认定，并成为国会控制下进行社会财富分配的来源。现金拍卖方式为联邦政府带来重要的财政收入，并且成为美国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并使资本雄厚的大地产集团获得了西部土地购买的垄断权，使地产集团与金融集团出现共生现象，土地投机与金融投机结合在一起，土地资本迅速转化为金融资本。该法案之后，杰斐逊委员会便开始制定西部建立新州及加入联邦的方案，由此产生1787年“西北法令”，其宗旨是建立与合众国保持一致的政治制度。而推动“西北法令”在国会通过的正是当时最大的土地投机集团俄亥俄合伙公司。该法案把政治权利与土地所有权紧密结合，政治权利就被归结为资本和土地的所有权，还规定了国会对土地的优先处置权，保证国会拥有对西部土地的全部销售、分配和征税权。为了保障东部大地产集团的利益，法令强调对新州以外的居民所拥有的西部土地财产，绝对不准课以高于当地居民的税额。这使得西部土地成为东部资本远距离投资的对象，为西部土地所有权与定居、开发分离的“不在地主制度”铺平了道路。这两项立法把约占美国本土面积百分之七十五的国有土地投入了商品市场，从而产生了各种围绕着土地所有权进行的活跃的资本运动，这就确定了“美国式道路”是土地、大地产集团与金融资本的结合。[77] 列宁说土地国有化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对的。 　　华盛顿首任期间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还实行了对超大地块的优惠销售，进一步强化了大资本的土地垄断，使大土地投机商成为政府与定居者之间的超额牟利中介。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也都纷纷跻身于土地投机者的行列，华盛顿派其代理人在俄亥俄地区购买了32373英亩土地。1796年成立联邦土地署时，华盛顿任命俄亥俄公司的总代理为首任勘地总长，而大批的公司代理人则成为土地测量员。这样，联邦政府实际上是与大土地公司通力合作，把东部的资本转换成了对西部土地的垄断。一直到了1797年以后，联邦政府才开始向个人定居者拍卖国有土地，但这时已经距离首批大地块出售已经有十年之久了。[78] 　　由于当时的西部农业仍然处于自给状态，农场主年现金收入不足100美金，所以虽然联邦政府在后来的土地法中，多次缩小一次性售地面积，降低单位面积地价，但是按照1800年分期付款的土地法，还是大大超出了农场主的现金收入水平。农场主一旦到期不能偿还本息，为了使已交付的金额不被政府充公，就要被迫将已开发的农场转手土地公司，或进行二次抵押，由土地公司支付所欠余款，这样土地公司就可以用极低廉的价格得到已开发的农场而不是荒原。由于联邦债券可以用作现金支付，在债券实际已经贬值的情况下，土地公司却利用土地贷款制的漏洞按照面额支付土地购买金额。所以，1800至1820年的联邦土地贷款制度并没有给拓荒者带来土地所有权，也未给联邦财政带来真正的收益，而是为土地公司从抵押关系上操纵土地市场提供了条件，并产生出一大批严重负债的农场主。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的两次土地投机狂潮导致的都是土地投机集团与金融业结合的加深，不在地主关系被充分发展。[79] 　　这也导致了美国农民的西进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土地投机集团与联邦政府的斗争。由于拓荒者的购买力落后于土地集团和联邦政府的最低购买限定，他们不得不绕过被土地商占有的待价而沽的“投机者的荒原”，深入到衣阿华的中部，这里远离市场，交通隔绝，自然条件差，经济极为贫困。在政府实行勘地制和现金拍卖制以后，等于是否认了从殖民地后期和建国初期就一直存在的西部拓荒者的占地权，因此激烈的冲突必然展开。联邦政府甚至动用国家机器进行武力镇压，国会制定的各种反占地法，可以对占地者处以罚款1000美金或判处监禁一年。麦迪逊总统曾发表公告，将占地称为“罪恶”。杰克逊总统期间，联邦政府拆毁、焚烧占有者的房屋的事情一再发生。三十年代以后土地垄断的加深驱使西部拓荒者大批移向密西西比以西地区，出现“衣阿华占地狂潮”，1930年伯林顿114万英亩肥沃土地投放拍卖市场，引起决斗，土地投机商与两万名占地者怒目对峙，联邦政府的将军也出动了，最终是土地占有者被迫退让。这场斗争导致了占地者迅速组织起来，纷纷成立土地权利俱乐部来为自己的土地权利斗争，他们继续占领土地，同时对国会议员施加压力，争取从立法上改变勘地制和现金拍卖制。从1828年开始，国会几乎每年都辩论先占权立法问题，但总是大地产势力占上风。三十年代末的占地狂潮使国会与白宫终于意识到，西部土地政策如不改变将会导致勘地和分配制度的崩溃。在强大的压力下，1841年“先占权法”得以产生，它规定占地者有权优先购买，但优先权依然是建立在勘地制与拍卖制基础上的。农场主的剩余资金一般不足以支付这笔款项，而一旦拍卖期临近，农场主为了避免被国家没收，只得将先占权凭证出售或抵押给土地公司，往往是将占地后的劳动和投资以远抵于成本的价格转手，于是有相当大一部分先占权转入土地投机集团手中，土地集团仍然是用最低价格买到优质土地，而这些却是已经被开发的土地，在土地市场上价格很高。这样，先占权就与土地抵押和土地转手市场联系在一起，此后的土地投机集团只是更多地从现金拍卖市场转到了农场抵押市场。先占权并没有给农场主带来真正的土地所有权。1854年“土地逐级降价法”出台，该法案规定长期滞留在市场上的未出售国有土地实行逐级降价和减价，出售给实际定居和耕种的定居者。但由于降级土地多属于石砾、沼泽、沙化等劣质地，对农场主几乎无利可言，因此农场主购买的比例很小，很大部分落入林业和矿产集团手中。大土地公司还伙同土地署官员，把优质土地充当降价土地出售。这样看上去是为农场主利益的立法却依然成为大土地投资集团的财源。[80] 　　西部土地市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经济中，起着类似股票市场动员社会资本的作用，是美国工业革命的杠杆。十九世纪三十到五十年代，土地投机资本从西部土地和农场主获得的利润达到了五亿至六亿美金，这些巨额资本转向了铁路、林业、矿业、牧业和制造业，带动了美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经济的全面高涨，土地资本的跨地区、跨部门流动，引起银行、保险等金融活动的空前活跃，而土地投资的集团化和金融化也使得西部土地关系更加复杂。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工业革命获得成功，美国开始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结构性转变，而这个过程正是与大草原和大平原地区的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是同步进行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西部的土地及其农业发展与美国工业革命是互为条件的： 　　“如果没有从海岸导向内地的铁路、没有连接河道的运河、没有横跨大陆的铁路和电报、没有往返于大河和沿海航道上的汽船、没有能割大草原草皮的农业机械、没有征服诸土著民族的连发枪，荒野原是不可征服的。”[81] 　　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导致对农产品的需求，而工业革命则为农业机械化提供条件，农村成为工业品市场，国内民族市场的出现和不断扩大直接决定了五十年代以后西部土地开发的重要变化，“美国式道路”的资本主义农业模式真正形成是在这个时期，正是这时在西部农业中才出现了韦伯所说的农业“市场在先”的因素，市场已经虚席以待，农产品价格出现持续上升的局面，从而使得农业生产本身已经具备资本主义商业化的条件。所以，美国西部农业资本主义化的两个前提缺一不可，一是廉价土地，二是工业化拉动农产品价格。西进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正发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到五十年代，这也是为什么三十年代土地集团占有的大片土地，可以在五十年代移民高潮时得以高价出售获得极大的利润。五十年代以后的铁路公司把铁路开发、土地出售与移民结合一起的销售模式获得成功，原因也在于此。 　　Ｃ，西部土地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与“美国式道路”的完成 　　五十年代以后联邦政府土地分配的特点是，国有土地的四分之三是以土地赠与的方式，即主要以铁路土地赠与、学院土地赠与以及军人土地赠与来进行的，这直接引发了十九世纪第三次西部土地投机高潮。铁路修建是西部腹地深入开发的关键，它可以把农业土地与农产品市场联系起来，从而直接使西部土地增值，所以土地正是吸引铁路投资的动力。整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联邦政府向密西西比流域各州赠与的土地达727万英亩。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央土地公司，它在接受赠地后每年向州交纳总收入的7%，由此获得土地的所有权，然后将土地的五分之四用于抵押出售，五分之一作为债券出售。该公司的运作模式与以前的土地公司有很大不同，它把土地经营、土地广告宣传和吸引移民与土地出售结合在一起，前提正是农业盈利空间的存在，它在欧洲各地招徕移民，主要对象是拥有800至1000美金的家庭移民，并负责将移民直接运送到西部土地上，从而成功地吸引了大批移民，加速了沿线的开发定居，增加了铁路运营量，也开拓了铁路公司的资本来源，土地总收入相当于铁路投资的七分之六，因此在当时就被认为：这不是一家铁路公司而是一家土地公司。1862年“太平洋铁路法”更把土地赠与增加了一倍，在远西部地区再增一倍，并且由联邦政府直接向各大铁路公司赠与，同时将间隔地段中属于联邦政府的部分由铁路公司低价转售给铁路沿线的定居者，这使得太平洋铁路拥有了超越各州的土地所有权，还获得变相的先占权，该法还将铁路两侧10英里的森林采伐权归为铁路公司。1864年的“北太平洋铁路法”更将赠与地段内的铁矿和煤矿也包括在内。这就使铁路公司还与林业、矿业集团产生紧密关系，成为前所未有的大土地垄断者。而联合太平洋公司实际上是直接由联邦政府控制的最大的土地股份公司，美国总统有权任命2名董事参与董事会决策并具有法人资格。 [82]联邦政府还以债券方式向铁路公司给予长期贷款，铁路公司以路权和不动产作为第一次抵押，“北太平洋铁路法”允许将第一次抵押债券作第二次抵押，使铁路公司获得双倍的贷款，而联邦财政部发行的这些债券则可以直接进入流通。铁路债券与土地抵押的结合，使西部土地关系加快了走向由金融控制的方向，1873年和1893年的两次经济危机都是以铁路股票暴跌和西部土地抵押崩溃为先导的，这不是偶然的，土地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五十年代以来，联邦政府根据几个铁路赠与法共赠与国有土地一亿三千万英亩，使铁路公司成为仅次于联邦和各州的土地所有者。这些土地基本上都在密西西比河以西，是美国独立以来以各种方式廉价获得的，平均每亩土地仅0.57美元，正是这些土地成为美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当美国还是一个土地充分、资金短缺的国家时，铁路土地赠与实际上是以西部土地不断增值的农产品来吸引东部和外国的投资，铁路公司从土地中获得大批资金，同时又成为联邦在西部大草原上的土地分配代理机构，进行土地投机与分配的双重功能。所以，铁路公司不同与旧的私人土地投机集团，它是以社会化和集团化的方式实行国有土地的私人化过程，因此它的垄断性也是空前的，国会众议院公共土地委员会也承认，这种赠与构成了对国有土地的可怕垄断，使得“先占权和宅地法所提供的定居机遇不断地消失”。铁路土地公司的资本运作正是与美国的铁路土地赠与政策和美国资本市场的形成和运转联系在一起的，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西部资本主义农业与世界市场的关系，为降低农产品的运输成本，提高在欧洲市场上的竞争力提供了保证，南北战争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便得益于此。与其他土地所有权相比，铁路公司的土地所有权更完整地体现了垄断的特点。 　　西部土地关系中的重要特征还有土地证券市场的形成与发展。除了铁路债券，还有军人土地凭证和学院土地凭证。1852年国会宣布土地证券交易合法化，可以公开进入市场和转让，因此形成五十年代与西部土地分离的东部土地证券市场空前高涨，这样，土地投机集团实际上是越过了政府的土地拍卖市场而直接得到西部土地垄断权。1862年“莫利尔赠地学院法”（Morrill Land Grant College Act ）是重要的土地立法，其实是以对“宅地法”的补充来平衡利益，因为它是按照各州国会议员的人数来确立土地赠与的，每名议员赠地三万英亩，各州不得持有这些土地，而是必须将它们出售以取得创办各州农业学院的资金，在西部国有土地州，联邦政府直接拨地，而在人多地少的东部27个州，则由联邦发放土地凭证，东部非国有土地州可以此在11个西部国有土地州认领土地所有权。但内战后，这些土地凭证陆续被三家最大的土地证券经营公司所套购。土地证券市场为金融资本控制西部的不在地主所有权创造了新的形式，并对美国经济其他部门垄断组织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投机高潮中占主导地位的东部资本集团，其经营不仅是土地投机买卖、土地租佃经营，还转向林业、矿业、牧业、铁路和金融业等多种部门，形成大规模跨地域、跨部门的特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占人口1%的最富有阶层拥有的有价证券，52%的资产来自于土地，并且从这批人中产生了第一批垄断资本家。七十年代，铁路高潮产生一批垄断巨头。八十年代的工业巨子和托拉斯几乎都从西部土地找到利润来源，石油业、铜矿业和钢铁业均以极低价格抢占富矿床。农业机械业、屠宰业、粮食加工业则从中西部获得数亿美元的利润。而金融业和制造业是直接参与农业利润的分割的。 　　可以说没有西部的土地就没有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它首先是一个土地换资本的过程，用土地换取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保证了共和国的稳定与统一。然后用土地换取了西部开发的运河、铁路和教育投资，使西部迅速成为全国市场的组成部分，最后是农场主用土地换取商品化生产的资本，农业的巨额产量为美国崛起于二十世纪的世界市场提供了条件。至此，我们似乎可以从更深的层面上来回顾韦伯的感慨了。在韦伯看来，德国作为“古老的文明社会”，人口稠密，土地资源有限，“既使这种半共产主义式的社会组织形态消亡之后，欧洲农民仍然无法像美国农民那样成为理性的农业生产者” [83]，“美国式”道路从来就不是普世的，所以韦伯说： 　　“回顾历史，象美国民族那样，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可说是绝无仅有。而展望未来，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中最后一次能够享有如此自由而伟大的发展机遇。因为，在全世界，空旷土地正在减少。”[84] 　　1862年内战期间与“赠地学院法案”同获得林肯总统签署通过的“宅地法案”（Homestead Act）被认为是民主、自由的“美国式道路”的象征，该法案规定凡连续耕种国有地5年的公民，只需缴纳少许手续费，即可获得160英亩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从而确定了“定居权与所有权一致”。该法案是拓荒农场主和土地改革派长期斗争的结果。其实第一个宅地法案在1824年就由一位密苏里参议员向国会提出了，以后的历届国会都讨论，但是内战之前都没有通过，到1862年由于内战爆发的原因才使得林肯政府最终下了决心，以动员成千上万的农民到内战的第一线 [85]。宅地法是对联邦土地法的重大修改，但宅地法同时保留1841年的先占权，补充条令还有现金代偿权。就全国土地分配上看，从1860年到1900年，美国新建农场中只有16%来自宅地法，大部分农场还是来自大地产公司的再出售和联邦土地的现金出售。这是因为大平原农业的核心地区大部分优质土地已经被铁路公司、大土地公司和土地证券商控制，宅地法的四分之一地段在西部半干旱地区，难于扩大规模生产，只得以补充法令来扩大土地分配单位，却最终有利于矿业、林业、牧业集团： 　　有一半以上的宅地定居者无法维持到五年期满，而放弃和出售宅地专利权。宅地农场主的破产率要高于其他类型的农场。这是因为宅地法只提供免费土地，而不能提供农场主急需的资金，所以宅地农场主往往需要把宅地权用于投机性抵押来换回生产资本，结果是破产率的上升和土地投机商获利。其实，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农业市场空间的扩大，对于西部农业来说更重要的是资金而不是土地，因此宅地农场主往往是利用先占权和代偿权进行抵押以换取资本。1878年宾州的一位众议员曾提出宅地贷款法案，即为每个宅地农场主提供500美元贷款，以土地为抵押，年利息3%，十年偿清。但该法案被国会否决。因此“宅地法”的实施造就的是一大批因为无法获得足够资金在重债下破产的宅地农场主，并将西部土地最终转向土地金融集团。 　　“杰菲逊这样的人期待着由公共教育和政府对西部领域的明智分配孕育朝气蓬勃的农业民主。然而，当时和现在一样，政客们对‘快捞一把’比‘促进民主’的兴趣更浓。美国耕地的授予历史——一个半世纪馈赠出去的几亿英亩土地的纪录成了现代人年报中公愤持续最久的事情。欺骗、诡计、贪污和盗窃大量存在着，但是，更令人气愤的是对社会上土地不平均分配的后果置若罔闻的态度。议会的确也偶尔采取了诸如1862年宅地法之类的具有远大卓识的措施，但是，它却更经常地把共有土地批售的权利给予了投机商，而没有给予拓居人。议会没有奉献给屯居者的那部分土地，州级法律部门、土地管理处和内务部一般也会照给的。”[86] 　　到十九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联邦土地分配政策基本上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那就是将国有土地按照资本比重给予了拥有资本最多的集团和阶层。1903—1905年第58届国会的公共土地委员会报告中承认，定居者与大地产商相比处于明显不利地位，很大部分国有土地转入大土地投资公司，数量远远超过宅地农场，几乎每个地方大土地所有者都垄断了最好的地块，这些土地立法的结果就是租佃制或雇工制取代了自由农场主。 　　正是租佃农场主成为“美国式道路”的关键。而宅地农场转为抵押—租佃农场的速度最快，数量最大。到十九世纪末，全国的租佃农场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而在西部几个新州就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左右。二十世纪中叶的一个调查表明，当时的农场主中其土地来源是由于“宅地法”而获得的不到2%。破产的宅地农民成为农业工人的后备军，1900年全国雇佣的农业工人为二百万人，1910年已经达到了三百八十万。[87] 　　内战时期由于粮食价格上涨而劳动力短缺，直接引发了大草原地区的农业机械化浪潮，内战后三十年是美国农业实现机械化的时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农场主都必须借贷来添置机械以扩大生产和降低成本。农业机械化加深了农场主对贷款的依赖，同时在生产资料上受农业机械公司的价格控制，却促进了农业机械工业的发展，到九十年代，美国农业机械年产值已达一亿美元。内战后四十年美国农业空前发展，强有力地支撑了美国的工业和真个美国经济的发展，为二十世纪的现代美国奠定了基础，被称为是与十八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具有相同意义的事件。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苏联在工业化时代由于粮食短缺所造成的后果就可以看到它的意义。这种由世界市场和民族市场推动的工业与农业的互换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能够完成的关键。 　　但是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化却不是依靠小农场之间的相互兼并和分化来完成的，而是在金融资本的控制下，农场主以租佃方式间接地获得资本来源，并保留家庭农场和季节流动工的生产方式来降低成本，这形成了美国西部租佃农场的主要形式。美国西部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十九世纪下半叶，大平原地区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谷物产地，一直到1900年，美国出口值的76%来自农业。由于每年美国农产品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剩余产品必须从外贸中找到出路，而美国的工业保护主义关税政策导致欧洲国家对美农产品报复，因此中间商竭力压低收购价，才能以更低的价格优势保证国际市场的销路。而西部农场主却必须以保护价购买工业品，以被打击的价格出售农产品，因此，国家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依赖对农民的剥削，这一铁的逻辑同样体现在美国式道路里。 　　西部土地抵押市场是十九世纪后期西部土地关系的焦点。它与内战前不同在于，内战前是纯粹的土地投机抵押关系，早期西部的土地租佃是对土地待价而沽的投机方式的补充，租佃并不构成农场土地所有权的基本形式。到了内战后的十九世纪后期，农业被工业需求所拉动，导致农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是农场主的资金严重短缺，因此土地抵押市场迅速发展成为西部土地市场的主体，它受到两种需求的塑造，一是大平原空前规模的农业定居和开发所需要的巨额资本；二是东北部和国外金融中心的大批游资需要找到利润最高的投资市场。这两者的结合最终导致的正是不在地主所有权和租佃农场的全面结合。内战后农业机械化和商品化都使得西部农场的规模和成本有了明显增长，于是资本短缺成为大平原农场发展农业的严重问题，因此为抵押市场提供了条件，这就是极度缺乏资金的农场主和能够不断增殖的土地。整个大草原和大平原地区形成为一个巨大的抵押市场，西部土地抵押市场是美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西进运动不仅仅是拓荒者的人口西进，更是东部资本的西进，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西部土地抵押市场形成了完整的网络，而农场主所得收入则有很大部分转为抵押利息。在农场主的破产原因中，因为抵押债务的居于首位。在十九世纪末发生的两次大的金融危机中，抵押市场和证券市场崩溃，农场破产率达到一半左右。1888至1896年土地抵押市场的崩溃加快了抵押农场转换的过程，高比率的租佃市场分布状态与抵押市场的区域分布基本一致。租佃农场的存在正是资本作用的体现。到十九世纪末，约有700万美国人失去农场所有权，360万由乡村进入城市，这已是破产农民移动的“民工潮”了。 　　租佃制是美国多数农场取得生产资金的主要来源。在租佃农场主中增长最快的是部分所有权的租佃农场，他们将土地的部分抵押以换取资金，同时保留另一部分的土地所有权。部分土地所有权租佃是农场扩大规模与合并的重要方式，因此每一个独立的农场主都有可能是潜在的租佃农场主。租佃制的实质是以地租形式来分配农业资本的利润，而地租的形式在十九世纪最后四十年间经历了从实物租、改进租、分成租到现金租的过渡，它正体现了一个农业市场化的全过程，最后现金租成为主导形式。进入二十世纪后，地租的波动已经与全国的经济周期完全同步，说明租佃农场与美国整个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深刻联系，而不在地主所有权与西部租佃农场正是互为条件的。由此也造就了西部农业中的特殊的雇佣关系，租佃农场主是付出地租和利息来获得外部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的，由于劳动力价格高，为了节省就必须尽可能利用家庭内部的劳动力，十九世纪末的300万雇佣农业工人中，中西部12个州只占27.7%，每个农场平均不到一个雇佣工人。另外由于内战导致劳动力紧张而产生的农业机械化水平高，因此租佃农场主尽量要将有限的资金用于购买农业机械，而缺乏支付雇佣工人的现金。专业化和单一化生产也使得生产的季节性很强，因此季节流动工成为大草原与大平原地带的特定的劳动形式。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民工潮”，因为他们是真正的等待雇佣的农业工人，是西部工业化的农业必不可少的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前的租佃农场不仅是宅地农场经过抵押关系转变过来的，而且也是超大型农场解体的结果。内战后，美国工业的发展已经开辟了农业高额利润的巨大空间，刺激新组成的土地公司或破产的铁路公司直接经营大农场，八十年代以后更是从平均几千英亩上升为几万英亩，采用工厂企业式的雇佣制机械化生产，其最主要的分布是以红河谷为中心扇形展开，与正在形成中的小麦带基本一致，而小麦生产适合机械化作业，这里又有北太平铁路穿越而过联结市场，并且带动了面粉加工业的发展。这类大农场的投资者为远离农场的不在地主，受其雇佣的总经理拥有经营决策权，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可以不依赖抵押市场而直接从东部投资者获得资金来源，它的批量销售和购买可以得到回扣和优惠价，它自己有谷仓可以回避季节性集中上市的价格低谷。可以说它完全摆脱了小农经营的生产方式，是大规模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社会化生产，当时就被认为是农业中的革命。但是八十年代末，由于小麦被连年旱灾所打击，单一小麦生产的巨型农场无法赢利，东部投资者悲观抛售土地公司股票，农场资金来源中断，巨型农场是高投入高产出，所以比小农场更具有依赖性，资金中断就无法维持。九十年代初，农产品价格下跌，红河谷地带的巨型农场无法度过危机纷纷解体。在同样不利的市场条件下，小农场可以兼营多种作物和精耕细作来自我调整，而家庭式经营也可以节省雇佣的高费用，所以比巨型农场更能经受考验。而无论是大农场解体为租佃农场，还是小农场经过抵押转变为租佃农场，其实都不是兼并的结果，而是受控于金融资本集团的结果，也是美国式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回想俄国经济学家杜冈对农业经济的评论，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农业资本主义化具有与工业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并不是越大越好。只是二十世纪以后的故事有所不同，由于美国政府反市场的价格补贴，最大的获益者其实是大农场主，只有10%的农业大公司和跨国农场得到的却是超过67%的政府补助金 [88]。美国2000年农场规模的格局是，年销售收入为一万美元以下的农场为农场总数的54%，一至十万美元的占29.7%,十至五十万美元收入的占13.3%，五十万美元以上的只有3%。 [89]也就是低收入的中小农场是占大多数的，但拿到的补贴却是最少的，他们绝大多数依靠兼业，否则就会破产。兼业农场在2000年已经达到了80%以上。而农业雇工并没有从补贴中得到什么好处，失业和贫困最严重的就是他们。现在的美国农场数目逐年减少，主要就是小农场减少，中型农场增加，大农场稳定。而这主要不是市场的结果，却是政府价格补贴的结果。 　　Ｄ，　美国农业与世界战争 　　然而，仅仅是上述条件并不足以决定美国农业今天的世界霸主地位，更重要的原因和条件恰恰是两次世界大战。战争、城市的发展与工业化是美国农业机械化和商品化的原因，这些因素彼此联系。两次大战导致工业生产的急剧发展，使得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激增，吸收了大量的农业人口，导致农业人口严重短缺，这直接推动了农业的机械化。而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美国农业在政府支持下飞速膨胀的时期，但战争一结束，美国农业就很快陷入危机状态。这是因为美国农业的最大问题就是它的生产力过剩，只有战争才能解决它的过剩问题。而非战争时期，它就必须进行海外倾销，这就逼迫政府必须参与到这个过程，否则导致的就是农业危机以及社会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转折，它从债务国一变而成债权国。美国农业正是利用了战争导致的世界农产品需求旺盛获得大发展，而政府也第一次开始实行最低价格保证，并且多次通过“农业信贷法”，以保证对农业的充足的资金投入，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社也纷纷兴起，国会还因此于1922年通过“卡泊—沃尔斯坦德法”（Caper-Volstead Act of 1922）,把合作社从反托拉斯法中豁免出来。[90] 但一战结束后，主要的欧洲市场缩小，美国农业便于1920年陷入危机，一年内，农产品价格下跌约一半，工业与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也日益扩大。于是，要求政府对农业救助的呼声越来越高。1929年共和党的胡佛总统上台，即开始解救严重困境中的农业，他说服国会通过了1929年的农业推销法，它标志着政府与农业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政府正式介入农业市场，从此奠定了美国农业发展的格局。该法责成政府帮助农民为他们的产品获得较好的价格，正是为实现这项法律而成立了“联邦农业局”（Federal Farm Board）[91] ，它的任务就是改善农业价格和收入。1929年10月24日美国纽约股票崩盘，美国跌进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并蔓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美国农业危机更为深刻，农产品价格下跌远远超过了非农业价格的下跌。与此同时，赋税负担却激增，农、工产品的剪刀差价越拉越大。谷贱伤农，很多贫困农民铤而走险，活不下去就要造反，这种“民粹主义”并不只是中、俄农民的专利。在此情况下，救助农业成为1933年民主党的罗斯福总统上任后“新政”的主要任务之一，其核心是农业价格和收入支持政策，通过政府干预来控制农产品价格。这一政策非常成功，从3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一直是美国农业政策的中坚，政府贷款价格事实上成为农产品的底价。1933年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重要的农业立法有“1933年农业调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of 1933），它的主要目的是使对农产品的购买力恢复到对农场主有利的1909-1914年的水平，该法案基本上每五年修订一次，但基本上都是在罗斯福政府所确立的指导思想和宗旨之中。其中著名的22条款（Section 22）经过1935年农业调整法修正案的修改后被用于保护国内农产品市场，它授权总统当他认为某种产品进口影响到农业调整计划的执行时，可以对该种农产品实行进口限额制度，限额不得低于从1928年7月1日到1933年6月30日期间从该国进口量年平均数的50%。至今这一条款依然有效 [92]。另一条款第32条款（Section 32）也是1933年农业调整法的内容，经1935年修正案规定，全部海关收入的30%交由农业部长用于三个方面的目的：鼓励农产品出口；鼓励农产品的国内消费；恢复和提高农场主的购买力。这些钱也被称为第32条款基金，可以用作给农场主的出口补贴和支付给慈善机构、学校以及穷人的食品分配计划的费用。[93] 三十年代农业计划的宗旨就是“使农民在购买力方面与非农业团体有一个‘平价’的农业价格”，达到1909—1914年的农产品所具有的购买力。[94] 因为只有这样，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才不会脱钩，并可能保持平衡。但是由于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大萧条，出口还是难以扩大。 　　真正使美国农业从这次危机中脱身而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战争暂时解决了美国农业危机，基本吸收了美国全部的剩余农产品，并促使美国农业继续发展。政府在二战期间号召农场主增加各种农产品生产，并宣布提高一些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水平，以刺激生产。鉴于一战后的农业危机，国会还于1942年10月通过“紧急价格管理法”（Emergency Price Control Act）修正案，规定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为平价的90%，这一支持水平要维持到战争正式结束后的1950年，因此，美国农产品价格到1948年底之前一直维持在高水平，有几年甚至高于平价的100%。但这些政策支持并不能改变美国战后的农业过剩性危机，1949年又到了新的危机的边缘，这时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拖延了危机的到来，暂时改变了农产品信用合作社积压的库存，但朝鲜战争一结束，危机又继续发展。 　　为了防止危机，美国政府开始把农产品出口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对外援助扩大出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计划，西欧各国的代价是向美国开放市场。该计划主要目的是控制西欧和对抗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粮食援助是其中的重要手段。战后的几年内，约半数的出口农产品是通过政府援助的计划出口的。这是由于政府的保护价经常高于市场价，农民往往放弃其抵押给政府的谷物，不归还贷款，以获取保护价大于市场价的利益，这样做的结果使美国政府持有大量农产品，政府的援助计划既可以消化农产品信贷公司所持有的谷物，又可以利用粮食作为外交“武器”。1954年之前的这些计划都带有紧急援助的临时性质，朝鲜战争的结束导致农产品需求紧缩，国内农产品库存又开始增加。为寻求解决之道，1954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农产品贸易发展和援助法”（Agricultural Trade Development and Assistance Act of 1954），通称为第480号公法，这是一个专门的农产品销售与援助法案，使粮食援助制度化。该法案的基本目标是处理剩余农产品，至1960年，美国一半小麦的出口是通过该项目进行的，但它同时也是重要的外交手段，前美国农业部长厄尔 布茨（Earl Butz）在1974年11月19日的《时代》杂志上说：“粮食是一种手段。它在美国外交谈判中是一种武器”，所谓粮食武器就是指把粮食援助或商业出口用作一种手段，以换取别国在贸易和政治上的让步，获取美国所需要的矿物资源和能源，向有支付能力的国家索要较高的粮食出口价格增加国家收入，影响其它国家在联合国中跟随美国表态，以及在人权问题上向他国施加压力等等。战后，美国频繁而有效地使用“粮食武器”，从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美国就曾为不同的目的而采用粮食武器的重要手段，就是农产品禁运 [95]。对于东亚来说，二战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接受了大量廉价的美国剩余农产品，这使得后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对小麦、玉米、大豆的进口依赖成为结构性的存在，虽然有政府巨大的财政支持，日本粮食自给率依然持续下跌，便是这样的结果。而对于很多拉丁美洲国家来说，美国公司直接到当地投资生产本土无法生产的非竞争性产品，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单一化，在经济和政治上依附美国，而跨国公司就成为“国中之国”。 　　在商业出口方面，由于美国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要扩大商业性出口就必须降低出口价格，政府采取的办法主要是出口价格补贴计划和降低贷款率。为扩大出口需求，政府提供长期优惠贷款和各种贷款计划以及各种国外市场开发计划，其中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积极参与的多边与双边的农产品贸易谈判，这些贸易谈判的目的是开放农产品的世界市场，但这并不会导致美国取消对农产品贸易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它对农产品进口的控制多数是非关税的贸易壁垒。 　　尽管美国政府努力扩大国内外商品粮食市场，开展广泛的国内外剩余粮处理计划，但是剩余库存在1959至1960年期间还是达到了新的水平。 [96] 七十年代初，由于世界性粮食减产，特别是1972年苏联于由于赫鲁晓夫农业改革失败在美国市场上大量抢购粮食，美国粮食库存几乎被抢购一空，这才使美国走出战后历时二十多年的农业危机。也是在七十年代，美国政府放弃农产品价格支持的政策，而是直接向农户发放现金补贴。做法是，政府每年设定农产品目标价格，按市场价格小于目标价格的差额，向农户支付现金补助，这样可以增加了美国农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而美国用现金补贴政策取代价格支持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应对来自欧洲共同体国家农产品出口能力扩张的压力。该政策立竿见影，1971年，美国农产品贸易盈余为19亿美元，1981年则增至270亿美元。从1986年到1989年，美国政府对农场主的现金支付均在100亿美元之上，1987年的支付额接近170亿美元。 　　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联邦农业完善和改革法”（又称农业自由法），首次从法律上把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补贴同农产品价格脱钩。这一法案当时被誉为美国政府自新政以来最重要的市场导向改革。然而，美国政府在1996年到2002年所实际支付的农业现金补贴，远远大于1996年农业法计划的360亿美元。导致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是由美国国会通过、克林顿总统签署的一系列农业救济紧急法案。而在由国会通过，小布什总统签署的“2002年农业安全和农村投资法案”中计划在2002至2011十年间向农业提供1900亿美元（年均190亿美元）的巨额补贴，比原有的农业法所确定的拨款增加了近80％。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因为2001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已经高达535亿美元，小麦出口占世界市场的45％，大豆出口占34％。[97] 这个法案与1996年农业法案最大的不同在于把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和支持同农产品价格变动挂钩，从而把1996年市场导向的改革法律一笔勾销。目前美国农业土地市场价值的25%来自于政府的财政补贴。2000年美国农业的净收入为464亿美元，其中近半数来自于联邦政府的直接现金支付。也就是说，两百万农民人均从政府财政支持获得的收入高达11450美元。这些补贴大部来自联邦税收。[98] 　　E，“美国式道路”与自由主义市场理论的困境 　　以上美国农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说明，自由主义的市场理论从来没有被美国在农业发展中真正实现过，这就是所谓的“美国式道路”的真正面目。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里指出,英国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援助的总额,“不久将达到‘约农业净收入总额的三分之二’”，[99] 这种“美国式”道路其实无独有偶。为了与美国竞争世界农产品市场，欧盟在农业上的补贴与干涉比美国还要强烈，欧盟国家通过“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进行农业补贴，每年补助金额高达七百亿英磅。欧美除了直接的补贴外，还用高关税、“绿色壁垒”和各种非关税壁垒设置贸易障碍，阻挠其它国家便宜的农产品进入其市场。[100] 在《自由秩序原理》里的《农业与自然资源》一章中，哈耶克曾激烈地抨击了美国政府的农业政策，“如果美国政府从未干涉过价格、产量和生产方法等问题，那么美国农业的发展会健康得多。”[101] 而现在美国的剩余农产品堆积如山，哈耶克严正指出：“这种情形的出现不仅对美国农业的稳定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而且也对世界农业的稳定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比如，美国的棉花生产成本是国际平均价格的两倍，但美国政府每年高达三十九亿美元的补助，使美国棉花廉价倾销，造成国际价格暴跌，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慈善组织牛津济贫会（Oxfam）就指责美国这种做法，是造成生产棉花的非洲国家发生大量贫穷的原因。[102]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3年6月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开幕式上发言，为了实现消除世界贫困，他呼吁发达国家不应设置直接障碍和通过内部农业补贴设置“间接障碍”，要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农产品市场 [103]。但是，仅仅是这样的呼吁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如果美国和欧盟政府真能听从哈耶克或安南的话，中国农民和非洲农民的日子就会有很大不同，但问题正在这里，为什么美国政府不从农业中退出来呢 这不是一个最信奉自由市场理论的国家吗 是哈耶克书生意气，还是这种自由主义的市场论本来就是落不到现实的层面上来呢 抑或美国政府本来就不是自由主义市场论的 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在这里，哈氏提到了我们这些“低度发展国家”： 　　“如果有无限的资金可供使用，又如果仅仅对充足资金的运用就可以迅速改变农业人口的知识和态度，那么这类新兴国家按照最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有计划地重构它们的经济，也许就是合理的。然而，这却显然不具有实际的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像印度和中国这类国家如果要实现生活水平大迅速提高，似乎只应当将很少一部分可资利用的资金投放于生产精密的工业设备，甚至不应当将资金投放于建造那些为劳动力价格非常高的国家所特有的高度民主自动化、‘资本密集型’的工厂；此外，这些国家似乎还应当着眼于把那些紧缺的资金尽可能广泛地扩散到那些会直接增加粮食产量的用途上。”[104] 　　从哈氏的自然秩序原理出发，他反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因为没有可能具备无限的资金来复制西方的现代化，是一种强加的经济模式,这一点与他中国的私淑弟子，拥抱现代化的“新自由主义”们立场并不相同，所以他反对在这些国家“就经济活动采取全盘计划和进行总体指导的理由，要比在较为先进发达的国家里甚至更为充分”，——反对计划经济的动机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也是有深刻区别的，这个理由既有经济的，也有文化的，“只有自由的生长或发展，才有可能使那些新兴国家发展出其自己的富有火力的文明，才有能力对整个人类的需求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必须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这些国家还没有成为西方的产品倾销地和原料供应地，而他提到的两个国家都有着极沉痛的被殖民的铁蹄蹂躏的历史。他的理论叙述没有探讨，为什么这些国家要急于复制西方的现代化，这是个怎样的历史动机，这个历史动机是如何得来的，是可以被排除掉的吗 这些国家原来的自生自发秩序又是如何被打破的 被谁打破的 这些后发现代化国家还有“自由生长或发展”的可能吗 在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里，在由国家强力支撑的美国和欧盟农产品的倾销打压下，中国农业要想“自由发展”，可能吗 而且，在哈耶克提到的上述一系列“应当”中，他含混其词，这些“应当” 要靠什么来实现呢 靠自生自发秩序 靠市场 显然都不能，他说到了国家，那么这里的国家与自生自发秩序的关系又该如何确定呢  　　正如他对美国农业政策的读解中没有放入经济全球化与美国民族国家利益关系的视角，他对后发展国家的读解也没有放入殖民主义、全球化与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崛起关系的视角，而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关系更是没有进入他对农业问题的关注。也许因为它们都不属于自生自发秩序，但是这种剥离在现实中是可能的吗 正如我们考察中国农村社会，如果不考察晚清以来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导致的国家权力下沉，不考虑中国陷入殖民地导致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破产，不考虑新中国在朝鲜战争之后为发展重工业而对农村的过度汲取，不考虑今天WTO 对中国农业的影响，是无法读解中国农村的现实存在的。但即便如此，我以为哈耶克对自生自发社会的理论阐述还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它提醒我们注意的正是一个社会对自身传统的重视，对社会自身有机秩序的重视，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试图追赶现代化的社会正急剧变动的国家来说。 　　1993年克林顿政府调整美国对外政策，将美国的经济安全、扩大出口放在了对外政策的首位，人权外交被降至次要地位，推动“国家出口战略”，强调政府部门与工商界结成紧密的“联盟”，实行全方位促进出口的战略计划，[105] 众所周知，农产品正是美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为什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肯放弃农业，而是相反，竭力要占领世界农产品市场。在我们的观念里，我们不是认为美国和欧盟都是发达的工业国家吗 但是它们的主要出口产品却是农产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实在是称不上是农业国，因为中国的农产品并没有能力进入世界市场，相反中国正在成为粮食进口国。实际上，美国向发达国家出口粮食的可能性一直在大大缩小，重要的粮食出口国恰恰都是发达国家，而主要的粮食进口国却都是发展中国家，[106] ——而这些国家却是传统的农业国。这说明的是什么问题呢 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分，也是对我们常识的严峻挑战。 　　近五、六年来，由于美国和欧盟的补贴政策，国际市场上主要谷物如玉米、大豆和小麦的价格已经低于生产成本，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农产品价格指数一路下滑，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都产生了严重影响。欧共体在与美国争夺国际市场的时候，不惜血本相拼。为什么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农产品市场不惜倒贴，要做“赔本”的买卖 农业的国际市场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仅仅用农业团体的政治压力来解释起码是不充分的，也是肤浅的。 　　奥秘就在于农业与资本的互相依附关系。“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比较，美国农业利用的资本数量多得不成比例。”西部土地的资本化过程导致的是高比例的租佃农场主，由于不能扩大就是破产，所以小农场数目越来越少，农场规模越来越大。大量使用机械、化肥、农药成为生产成本上涨的原因，因此中小农场主净收入中农业收入比例越来越小，大量依靠兼业经营，1998年，小农场的收入中，农业收入仅占8%左右，而大型农场中农业收入占81%，——大型农场则是依赖高负债率， 美国在1930年创办一个中型农场只需要1000美元，1940年增加到6000美元，1972年上升到10万美元，2000年增加到15万美元。如此巨额投资靠小农场自身积累已经不可能，而必须依赖资本市场。1984年，租佃农场主支付给不在地主的地租为86.4亿美元，到了2000年，地租增加到了170亿美元。[107] 它说明的正是以大农场为代表的美国农业与金融资本的日益加深的历史，金融资本在美国农业中的强大利益，以及政府在价格补贴中对金融资本的保护，政府促进的正是大型企业公司对农业的垄断： 　　“政府规定的税则、农业补贴和农场劳动的政策一直就是影响大规模合营农业发展的潜在动力。因此，不能说这种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它是强制接受的结果，是注射财政激素的结果。”[108] 　　以加州为例来看，加州是美国重要的农业基地，农业产值居各州首位。但是加州的农场主都不是独立的小农，而是一个世纪以来就控制加州政治、社会和生态命运的银行、联合企业和大土地公司，他们是通过政府铁路赠地和土地投机控制了土地的所有权，七十年代的时候，18%的农场就已经控制了州内80% 以上的农业经济。对于这些经营者来说，农业并不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它们只是更大的商业企业的一部分，形成一种严密的联合垄断。七十年代一位银行经理就说道：“美国银行与农业休戚相关。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贷款银行，一年借给农业的贷款达10亿美元。我们出借的全部农业贷款约30亿美元。因此，从确切意义上讲，农业是我们的业务。” 一位加州农业的研究者写道：“把农业综合企业说成是加州社会秩序的主宰，有些言过其实。但是，这样讲只是因为农业综合企业遮住了真正的主宰者——联合财团组织。” [109] 由此可见农业对于美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和意义，所以政府的价格补贴，并不是为了保护小农场主，而是保护金融资本的利益，相反却加深了小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收入低、生产过剩和价格波动等基本农业问题。与劳动利润相比，农业资本利润达到了极其不正常的程度，一份六十年代的调查报告中指出：1949年劳动所占农业收入为43%，而到了1968年劳动仅仅得到19.99%的农业收入，资本却得到了80%以上，“这是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上分配的一种完全反常情况。这种畸形的经济过程似乎正在加速发展。”的确如此，农业支付的利息总额由1980年的163亿美金增加到1996年的316亿美金，在农业经营费用总额里，利息所占的比率相应地由11%上升到15%，成为农业费用中的最大项目。1950年美国农场债务总额约为130亿美金，1970年为530亿美金，到2000年增加到1970亿美金。[110]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美国的现代农业是依靠资本输血喂养起来的。美国政府从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之后，全面介入农业资本信贷，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放宽对农业信贷的限制，方便其进入金融市场，可以较低的代价在全国取得可借贷资金。七十年代以后联邦政府调整了农业资本信贷体系，成立了由总统指定的3人董事会取代原来的13人联邦农业资本信贷委员会，农业资本信贷管理局作为政府的调节机构被授予更大的管理权，成立了第38家银行：农业资本信贷体系资本公司，它是帮助解决农业信贷体系银行财政困难的机构。政府还授权财政部购买农业信贷公司发行的政权。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加强国家对农业信贷体系的宏观调控，而不是相反。在国家农业信贷体系之外，是商业性农信贷体系，它们为农场主提供的农业资本比重占50%以上，农场主所欠的债务总额中的一半以上是属于它们。[111] 　　由于资本的本性就是不断扩大再生产，因此导致企业农场对生产效率的无止境的追求，并推动农业机械、化学、信息等相关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农业改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同整个制度的变革的动力相关联的”，农业改革主要是技术改革，但是这一改革并不是出于农业自身的意愿，“这一改革的发生是由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性决定的”。[112] 也就是说，对于技术革命的需求，并不是出自农业自身，而是出自资本的需求。 　　资本利益还来自以农业为基础的其他工业资本投资，“在美国以及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赚农场主的钱比农场主赚的钱要多。”[113] 美国的农业其实早已经是国家整个现代工业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紧密结合，产后部门创造的产值最多，其次是产前部门，最后才是产中部门，也就是农场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的“食品与纤维生产系统”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左右，其中农业产前部门创造产值占该系统总产值的19%，产中部门占15%，而产后部门则为66%。[114] 对于美国的现代化历史来说，农业是美国现代化的摇篮，它为工业提供原料和销售市场，美国的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农产品加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而农业机械制造、农业化学等完全依赖农业的存在而发展。农业高科技方面的机械工程技术、生物技术、数字信息技术、卫星遥感技术等，这些技术成本都必须依赖农业的市场化来承担。没有农业，所有这些都会失去生存的基础。但是，所有这些技术发展导致的却是农产品的大量多剩。过剩就会导致经济危机。所以国家直接并日益介入和卷入农业问题，正是从三十年代大萧条之后，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发生步步深入。正是一战之后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于欧洲农业采取了保护主义措施，打击了美国农产品的海外市场，使得美国在二、三十年代成为农产品的净进口国，并爆发了农产品过剩的严重危机，四十年代以后，美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萧条那样的经济危机，这与美国政府开始全面介入农产品价格体系、不断加强或完善农业保护政策和实施体系是否是直接联系的呢 美国2001年与1950年相比较，谷物总产量增加151%，肉类总产量增加了272%, [115] 大大超过了国内市场的需求，为了不发生经济危机必须进行海外市场的倾销，近几十年来，美国主要农产品的40%要输入到世界市场，并左右了世界市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世界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以出口为主要任务的美国农业陷入困境，1996年至2001年，美国农产品价格指数下降8.1%，而生产资料价格却上升了7%,农业收入全面下降，这正是2002年美国农业新法案出台的背景，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要前所未有地加大补贴的原因。但与前苏联的农业危机不同的是，美国是以巨额资本替代劳动力和土地从而导致生产严重过剩，而苏联则是农业资本严重短缺而导致的粮食短缺。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根源其实都是一样的，它们各自从相反的方向论证了资本对于现代农业的意义，揭示了农业与民族国家现代化的秘密，是现代性的不同体现。 　　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美国农业走上非自由贸易的国家保护主义的道路，其实有深刻的必然性。因为美国的农业从来就不是独立的农业问题，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资本的问题，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国家介入农业其实正是为了保障资本的利益，保障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利益。而战争使美国认识到世界市场对于美国农业的重要性正在于释放过剩，并有效地规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2000年美国农业国际贸易顺差115.3亿美元，而非农业贸易则是逆差。[116]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欧盟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绝不肯放弃对农业的补贴，绝不放弃对世界农产品市场控制的原因。所以，美国2002年农业新法中大幅度提高了美国农产品出口和促进计划项目的政府投资，在未来十年里计划投资11.44亿美元，以确保目前本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地位和出口竞争力。新法案在未来十年内增加6.5亿美金用于市场准入计划，目前的市场准入计划是9000万美金，2002年和2003年财政年度提高到1 亿美金，到2007年提高到2亿美金。[117] 由此可见，国家与资本的联盟是如何深刻地内在于“美国式道路”之中的。 　　F, 美国农业是否让世界成为“泰坦”号巨轮  　　资本与农业的关系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那就是资本是以对自然资源的剥夺来积累自身的。美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依赖的正是几乎无偿的土地资源，是用土地和（黑人）劳动力的投入换资本的过程，它保证了工业革命的完成。而工业革命又使得资本替代土地和劳动的农业革命得以实现，所谓农业革命就是用能源集约的机械化、化学化和生物技术来提高效率，而这种效率是直接建立在对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和毁坏上。如果说过去美国农业依靠对土壤肥力的剥夺，曾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和污染，1934年5月美国西部发生著名的“沙尘暴”，[118] 就是例子(今天在中国北方出现的沙尘暴是否是同样的历史在东半球的重演呢 )。现在美国农业主要是依赖在全球范围内储藏的能源来完成对效率的追逐，推动效率的力量正是资本对利润的需求。“只有在发展到大规模使用矿物燃料作为能源的地方才会发生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依靠的主要是煤矿，而美国工业革命（农业革命）依靠更多的是土地和石油。在这个意义上整个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对自然资源的剥夺过程，从农业现代化的角度来切入观察，可以使我们对问题有更清醒的体认和警惕，因为农业是最直接面对大自然的，作为社会制度的农业方式的演变正反映了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的历史演变，认识到这一点已经变得非常重要，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生态危机：自然的和社会的，首先来自于现代农业。 　　现代农业的秘密就是用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力。 　　从资本替代土地方面来看，美国的农业革命与传统农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是能源集约的农业方法，依赖廉价和不能更新的能源，以能源集约代替人的劳动力，是“一种把不能消费、不能更新的能变为可供消费的食物和纤维的转化系统”，而不再是利用可再生的人力和畜力。传统的农业利用的是数量丰富可以更新的人的劳动力，把可以更新的太阳能转化为有用的能，“当人们把包含在农用燃料和化肥中的能，以及制造农业机械时耗用的能变为食品时，投入这样的能至少要比生产出来的食品的能多出五倍。这就否定了那种骗人的、但经常被援引的说法：一个美国农民能生产除他本身以外还够52人吃的食物，并以此作为生产效力的重要的指示器。”[119] 这个七十年代52人的数字已经被2000年146人的数字所刷新。[120] 这种刷新依靠的是资本取代土地的农业机械化和化学化，它导致土地实际生长率的增加，使得农业机械化和化学化成为现代大农场的必要条件，农业具有了工业化的特点，而这都是以严重消耗能源为前提的。“农业本来是一个生产能源的经济部门。我们收获的谷物捕捉了太阳能，并已有用的形式储存起来，因而我们能够用它来滋养我们的躯体，或用它来为我们完成其他一些劳务。然而，我们的农业却成为我们能源储存的主要消耗者。事实上，农业比任何其他单独一项产业消耗的汽油都要多。” [121]“如果没有了石油，那么美国农业体系里的大田作物生产也就根本不会有了”。根据美国一位经济学家在七十年代的估算，发动美国五百多万台拖拉机化费八十亿加仑的燃料，其中所含的能量恰好和生产出来的食物里的能量一样多。另一个计算表明：食物体系在1963年为提供消费者一个单位的食物能，平均要消耗6.4个单位的原始能，主要是矿物燃料的能，而加工水果、蔬菜为消费者提供的每单位食物能消耗的矿物燃料的能则达到15个单位以上。[122] 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现在这个比率是只会越来越大。1995年前后，美国的农场主每年购买的主要农用物资有150亿美元的机器设备，180亿美元上下的燃料、润滑剂，240亿美元左右的饲料和种子，约70亿美元的化肥。从实物量上看，农用钢和钢材为700万吨，农用橡胶为19万吨，消耗的电力为400亿度，消耗的石油为8000万吨，是全国耗油量最大的部门；化肥消耗量为2000万吨，占世界消耗量的18%。[123] 把所有这些能量加起来算一算，今天的美国农业每生产一个单位的食物能又需要消耗多少矿物能源呢 ！美国现在人均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几十倍，它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废气、废尘，已经危害整个地球，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室效应中，发达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占70%以上，美国就占了25%。而位于北纬35度和南纬30度之间的湿热季风气候区和内陆干旱区的发展中国家却是温室效应所造成灾害的主要承担者，其受灾人数和死亡人数都是发达国家的20倍以上。[124] 　　农业能源的消耗最大的是机械业，其次是农用化学业，如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美国在1946年到1968年农用化肥和农药的数量分别增加了534%和217%，虽然1968年的玉米单位产量高于四十年代，但是作物对化肥的利用效率却实际下降了5倍。[125] 更严重的问题是化肥和农药的过量施用导致的土壤恶化和环境污染。美国现在每年使用的杀虫剂和除草剂在4.5亿至5亿磅，最先进的过滤系统也无法完全把它从饮用水中排除干净。土壤中的微生物和动物群减少，化肥中没有被作物吸收的硝酸盐和杀虫剂在土壤和地下水中沉积，而地下水是美国全国50%的饮用水、97%的农村人口饮用水、40%的灌溉用水的来源。氮化肥使土壤中含有过多的氮素，其中一大部分会以氨或氧化氮的形式散发到空气里，并极其容易地转化为硝酸盐被雨、雪带回地面，造成更大范围的污染。而汽油机产生的氧化氮也是降水中硝酸盐的主要来源。至于农药对环境的破坏是更加已经罄竹难书的了，然而现代农业却无可挽回地严重依赖农药。土壤问题是另一个严重后果，美国农业部2002年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各州和地方已经化费了五十年的时间来控制土壤侵蚀，但它依然是美国严重的环境问题，到2001年底，全国的土壤侵蚀面积达到2792.4万公顷，占现有耕地的20%。土壤侵蚀的重要原因是只耕种单一农作物，农业的商业化是导致耕作单一化的原因，只有一个操作员管理的大农场最容易发生土壤侵蚀，因为这种类型的农场都是种植单一作物的。而美国政府价格支持政策正是鼓励这种单一种植的大农场，这就加剧了土壤的荒漠化。对土地和地下水的掠夺性利用导致美国每年农业用地有1.5万顷以上发生不同程度的土壤流失，流失达到了27亿至21亿吨，经济损失在20亿至80亿美元之间。至今，美国每年受水、风侵蚀的土壤都在30亿吨以上。[126] 　　现代农业为提高农产品产量而采用杂交种子已经是普遍做法。为了提高玉米的单产，高产杂交玉米被广泛采用，但是杂交玉米以更发达的根系和喜肥的特点加快了土壤肥力衰竭的过程。同时高产是以蛋白质下降为代价的，农业中的氮素倒转率表明，一种作物含氮高，其产量就低；产量高，含氮量就低。而各种蛋白质都含氮，所以它被作为玉米蛋白质水平的指标。高产玉米的蛋白质含量大大下降，由此造成美国畜牧业蛋白质不足的问题，是依赖在饲料里补充大量的鱼粉，用鱼蛋白来补救的，它们是用秘鲁近海所捕获的鱼类来生产的，“美国进口的鱼粉，足以消除南美整个大陆不足的蛋白的一半。”也就是说美国的高产玉米减少了世界其他地区所享有的鱼蛋白的数量，并导致土壤肥力衰竭。靠大量化肥来保持高产的同时，是土壤的养分失衡和食品的养分不足，使用化肥导致中西部的土壤有机质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已经降低了50%。[127] 而动物蛋白的添加正是疯牛病的根源。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2002年小布什的农业法案，要前所未有地加大对环境生态的投资了，这其实正是美国现代农业对环境生态破坏的证明，也是美国现代农业困境的证明。现代化农业越发达，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就越大，这已经是无可辩驳的事实。2002年美国农业新法规定，到2007年联邦政府用于环境保护的投入总量为171亿美元，比目前的水平提高了约80%。该法案还第一次把能源作为一项单独的内容，计划投资4.05亿美元来促进和发展可再生能源。[128] 但是，如此修修补补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美国和世界的环境与生态问题呢 美国一位农业研究者评述说：“我们面临能源危机，又日益依赖于‘节省劳动’的矿物燃料能源的农业，这是绝对荒谬的，用投入的总能量来衡量，效率是低得令人沮丧的。”但问题是，为什么恰恰是如此“荒谬”的农业方式会主宰整个世界 而中国的农业正在把这种“美国式道路”作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姑且不论中国实现的现实条件是否具备（比如能源问题），首先需要检讨的或许正是：如此“美国式道路”到底是怎么和为什么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赞美的伊甸园的呢  　　现代农业中的粮食革命放弃培育当地品种，改种少数高产作物，正在把世界置于危险地带。如果新品种受到病原体的危害，后果是全球性的灾难，因为届时再培育新的品种可能已经来不及。由于高产杂交品种的排挤，对自然种子资源带来很大影响，很多老种子终止了几千年的遗传连续性，它们借以保持种质互换的很多野生亲缘已经不复存在。由于种子储存工作并不足以对付遗传损失，它的后果是人类有可能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失去食物系统的关键性进化环节。作物由于遗传的单一性，极易遭受病害，而抗病害的新品种研制又是需要成千上万的天然种子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生物的多样性资源继土地和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之后，成为被资本掠夺的新的自然资源，“基因是未来的货币”，它将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在业已完成土地垄断、能源垄断之后发展新的垄断阶段的特点，因此所谓“新经济”的核心并不是信息技术而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资本在新的阶段攫取自然资源的可能性，而生物技术正是为资本掠夺新的自然资源提供科学支持的，犹如当年的航海术、造船术、地理学、天文学和洋枪洋炮之于殖民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因此，今天的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无硝烟的基因大战”[129] ,它正在把人类共享的基因、细胞、器官、胚胎、微生物、动植物等变成专利的对象，变成私人和企业的产权。而挑起这场战争的正是以美国孟山都（Monsanto）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跨国企业，生命公司（life industry）代替了当年英国的西印度公司。研究者把它称为“新世纪的圈地运动”，新世纪的殖民者和“生命海盗”，是非常准确的。犹如当年国际法的诞生一样，这种掠夺同样依赖的是“合法”的专利制度，生物和生命开始被专利化。只是这次生物技术领域充当了资本的武器，对基因的垄断替代了西进运动中土地公司对土地的垄断，美国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在把农业工业化之后，现在轮到把自然界的生命工业化、私人化和垄断化了。这场对自然资源掠夺的新的世界“战争”已经和将要给第三世界的农民和农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种在美国创造的转基因农业技术已经越来越被广泛使用，从1996年至2001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长了30倍。[130] 现在，美国国内转基因产品的出口已经占了美国农业和食品出口的35%，年出口额达120亿美元。[131] 其重要原因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政府针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有所减弱的局势，一方面主导关贸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主张降低和取消各国农产品关税，以解决美国农产品占领世界市场的障碍；同时引导在世界上占绝对优势的生物技术应用到农业，以提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保持世界农业强国和农产品第一出口大国的地位。1991年，“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在《国家生物技术政策报告》中提出了“调动全部力量进行转基因技术开发并促进商品化”的方针政策，并且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措施。美国著名的孟山都、杜邦等化工、医药公司因此转向生物技术领域，并成为商业性开发利用转基因农业技术的主角，生产和销售转基因作物种子，利用20年的转基因种子的专利保护，通过技术垄断来获得高额利润。目前，转基因农业技术已经向世界扩散以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最大化，这其实是美国国家农业转基因战略的一部分。这些垄断农业生物技术企业与巨型谷物流通公司相结合，形成转基因农产品研究、开发、销售的一体化和网络化。通过转基因技术和生物遗传技术不断形成新品种、新食物、新饲料、新农药、新化肥、新兽药，美国的生产和贸易不断扩大，与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联系在一起，有效地控制了二十一世纪世界粮食农业与粮食的流通主导权。1996年美国从转基因农业中得到的净利润为9200万美元，1997年净利润上升为3.15亿美元。转基因技术因此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了一大批新产业。在过去两年的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中，与农业技术关系最大的生物技术类指数上涨了330%，市值已经达到3000多亿美元，是第二大高新技术产业。美国在80年代后半期，为了加速高技术产业风险投资特别进行了税制改革，使风险投资税率从49% 降低到2%。[132] 如此这般，农业岂是农业自身的问题 农业又怎么可能轻言放弃 ！ 　　然而，迄今为止，转基因技术食品到底是否会对人类产生怎样负面的影响，是谁也不敢保证的。生物技术工程以在二十一世纪解决人类的食品短缺和饥饿问题为合法性幌子，但是生物技术行业的目标其实是利润，目前的生物技术类行业的投资已经达几十亿美元，主要用于具有高商业价值的转基因开发，而不是去投资研究转基因的危害，这些投资都受到严格的专利法的保护。“现在还很难预料将一种转基因生物放到一个生物物理环境中会发生什么问题，因为这种生物一旦被释放，它的生长、进化和对其他生物的干扰与影响就无法控制。问题是搞错了就不能退回来，因为转基因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133]转基因食品潜在危害包括：食物内所产生的新毒素和过敏原；不自然食物所引起其它损害健康的影响； 应用在农作物上的化学药品增加水和食物的污染；抗除草剂的杂草会产生；疾病的散播跨越物种障碍； 农作物的生物多样化的损失；生态平衡的干扰。[134] 完全有理由说，资本主义现代化农业是在用人类的命运和上帝打赌。问题是，我们是否就这样心甘情愿被押在这个叫做“全球化”的赌台上呢  　　在各种社会压力下，美国以及很多发达国家已经立法在食品上必须标注出是否含有转基因成份，中国在2002年3月20日也开始宣布实行转基因生物标识制度，但迟迟没有被真正实行，就是标注出来又能怎么样 消费者的选择权是否能因此得到保证呢 美国有钱人热衷于购买昂贵的“有机食品”(organic food)，但是第三世界传统的“有机食品”生产体系却正在被美国的现代农业体系所摧毁，这是怎样荒诞的一个悖论! 总要有人吃转基因食品，否则，美国生产出来的那些巨量农产品给谁消费呢 目前，不知不觉进入中国人食物链的转基因食品已经超过了2000万吨，摆在中国人餐桌前三位的转基因食品分别是：大豆、玉米、油菜。转基因食品对于中国人已经“防不胜防”。[135] 中国(香港)绿色和平组织从1999年9月24日起，分7个批次在香港、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对近60个著名食品品牌进行采样并检测，结果发现：16个样品含有转基因成份，主要是跨国企业。这种防不胜防的背后是怎样的秘密呢 为了向中国出口转基因大豆，美国总统布什2002年2月21日、22日两次访问中国期间，与中国最高层谈及大豆问题。上海APEC峰会期间，他又与中国领导人就转基因产品问题进行磋商。2002年9月25日到27日，美方在北京办培训班专门讲标签问题，他们表示标识制度对企业伤害很大，这些利用转基因技术赚取厚利的公司的态度是：“一日未能证明它是不安全的，它便是安全的。”是年，由美国农业部、国务院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组成的谈判代表团也一批批来到中国，希望说服中方简化转基因条例规则。“据一位了解内情的专家说，中国政府制订相关法规的智囊团也成了美国农业部游说甚至收买的对象。美国农业部甚至提出，为这些专家提供上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为此，中国农业部颁布的190号公告《转基因农产品安全管理临时措施公告》一再被推迟正式执行，法律的严肃性因此受到严重挑战。这其中，农业科学家的作用也颇为可疑，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积极反对标识制度，认为将使生物技术的发展受到影响，但是质疑者指出他除了担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一职外，还担任深圳科兴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深港产学研基地创投有限公司董事长、北大高科董事长，这些公司都跟生物技术有关，而且陈章良的转基因西红柿，甜椒，矮牵牛花都已经投入商业化生产。原中科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局局长钱迎倩认为：“在转基因标识问题上，政府官员、公司企业、科学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搞生物安全并不是要把生物技术给扼杀了，而是看到在生态安全、人体健康方面存在有这么大的风险，在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决不应该拿人们的生命安全冒险，而现在，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被冒险。”[136] 现在知道了，又能怎么办呢  　　除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现代农业饲养的所有肉牛、猪、鸡等每天的食物中都有各种人工合成的化学添加剂，包括各种抗生素和激素，为的是提高产肉、蛋的效率，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从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一系列危害食品安全的食品污染事件接连发生，疯牛病和二恶英污染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食品安全已经和正在成为人类面对的新的危机。 　　以上是资本替代土地导致的后果。那么资本替代劳动力到底能否使社会获益呢 正是它导致了失业、贫困和两极分化，“这种取代劳动的资本是一种使已经出现的贫困更加贫困化的力量！”[137] 。1996年美国政府的资料表明，全国有6.1%左右人的收入在贫困线以下，其中黑人占多数，在农村地区更为突出，贫困率最高的是美国南部的农业区域。[138] 传统的农业社区不复存在，被排斥的劳动力进入城市，他们需要食品、工业品和工作机会，这就导致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也就越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所以，美国的农业研究者早就已经提出：“与迫使人们汇集到城市的项目相反，我们的经济需要能使他们更均匀地分布在农村中的项目。”[139] ——这个警示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是重要的。 　　“需要对农场经营效率的新定义，一种不包括最少的劳动、最高产量和最大利，而包括其他成份的定义。无论怎样，资产负债表上必包括哪些大农场技术带来的社会和生态问题，必须反映我们社会中粮食生产者的稳定和独立。这里的要害是要认真地问一问：是否我们能继续把农业当成田间的工厂来经营 在这种工厂里，经济规模成了唯一的标准……；并且要指出这一事实：无论生产和经济状况多么好，现代农业走在了生态和社会分裂的前面。”[140] 　　十九个世纪美国西进运动，在获得土地的过程中土著印第安人被作为野蛮人而遭排斥和屠杀，美国则获得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到了二十世纪，美国对世界上最富有石油资源的地区进行了“野蛮文明”和“无赖国家”的指控与战争，这构成了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战略。为什么美国一定要控制世界能源，美国的中东外交策略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到底是什么关系 美国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给了我们重要和不该忽略的读解路径。二十一世纪的“基因大战”在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提供的合法性下，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着对大自然的新的一轮垄断正在进行。以殖民主义为开端的现代化过程在对“他者”的塑造历史中，展开的正是从土地、劳动力到能源、基因的自然资源的掠夺史，这个历史也是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意识形态霸权史，它的核心就是启蒙与科学。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正是因为美国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而崩溃，只能依靠石油等矿物资源的出口赚得外汇来换取美国的进口粮食，这样，美国其实是用粮食为手段得到全世界蕴藏的石油和矿物资源，——人类不可再生的资源。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美国农业极为重要。从现代化的逻辑看，美国为了保持世界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必然要控制世界上的石油资源与价格，方法就是两个：一是粮食，二是战争。这就是美国作为新帝国为什么必然是一种国家与资本相结合的世界霸权的原因。有目共睹，今天的美国越来越具有好战性，在战争的原因中，我们应该看到现代农业、资本对自然资源的争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本身正是孕育战争的原因。 　　七十年代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农业专家就已经指出： 　　“现代化的西方世界的集约农业技术，以及‘绿色革命’农业所要求的农业技术，不会给世界粮食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要让全世界40亿人口吃饱而采用现代化集约农业的话，一天得花掉相当于12亿加仑的燃料。如果石油是唯一的矿物燃料，如果全部石油都用在集约农业上来让全世界吃饱，那么全世界已知的石油储量只够维持29年！” [141] 　　美国农业不是世界农业的榜样，而是相反，它摧毁了全世界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并努力杜绝世界其他地区对它效仿的可能性，从而把全世界农业驱赶上了对于人类注定没有前途的不归路。走能源集约的现代化农业之路，对于能源短缺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于能源有限的世界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而即便不考虑能源的因素，中国也无法走资本集约性的现代化农业之路，因为中国农业的市场空间不足以吸引资本的牟利本性，市场化道路无法解决资本对中国农业的投入问题，而没有资本是绝然无所谓现代农业的。这就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严峻现实。 　　“不少的生物学家和农业权威对未来担忧，因为他们预见：到不了本世纪末就会出现抵销农业受益的环境破坏。他们中有些人不安地感觉到我们正在目睹着农业上重演‘泰坦’号巨轮初航沉船的悲剧，只不过这次的旅客多达几十亿人。”[142] 　　 　　现代化打破了地球上的土壤、水源、空气、植物、动物和人之间的亿万年进化的平衡过程，这个破坏已经显示出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恶兆，是否还有更大的破坏在后面呢 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本是属于全体人类的，但是今天的资本已经和正在把它们垄断为资本增值的源泉，人类是否已经因此而上了一艘名叫“泰坦”的巨轮而无法回头了 目前，我们的确不得而知。然而，我们知道的是,“美国式”道路绝不是世界和人类的福音，它无法拯救中国凋敝与危机中的农业、农村与农民，相反，它正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 　　 　　三， “普鲁士道路”、军国主义与后发资本主义农业 　　 　　在韦伯的时代里，韦伯对德国农业问题有过深刻的思考。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太熟悉的韦伯形象。当时，英国的农业社会已经消失，英国的地主并不务农，只是出租土地，佃农都是企业家和资本家。而美国，可以称得上是“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已不复存在，“市场先于农民而出现”，美国的“农夫”已经是十足的企业家。但是对于欧洲“农业发展已达饱和状态的古老文明国家”，韦伯清楚地看到农村的危机：“资本主义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既是一种淘汰（selection），也是一种掠夺（depredation）。大量无住址的小自耕农面对城市的金融力量，自然不堪一击；即使位列自耕农之上的贵族阶层也不能幸免。”[143] 而且“单是人口问题这无法让人轻松的严重压力就已足以使我们无法成为幸福主义者，无法想象和平与幸福会在未来的墓地等待我们，无法相信在这尘世生活中，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严酷斗争以外还有什么其它方式可以创造自由行动的机会”，[144] 德国当时的情况是，西部的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发展，但是对于东普鲁士来说，由于土地与贵族的关系，土地的附加值高，地价飞涨，拥有土地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志，因此，“农村土地的价格飞涨，以至于购买农村土地往往是亏本的投资（au fonds perdu）、是向上层社会阶层攀爬的入场费（entree）。” 　　“在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农村社会是一个包括贵族的等级社会，当它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候，就会产生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美国人大概很难了解农村问题在欧洲的重要性，尤其难以了解农村问题对德国，甚至对德国政治的重要性。如果一位美国人在研究欧洲时，忽略了欧洲的农村问题，就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145] 　　我们是否也可以说，研究中国问题，如果忽略了农村问题，就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呢 我以为是的。 　　在韦伯论证德国走向资本主义的可能和实现的手段时，有三点让人印象极为深刻： 　　一是对民族国家利益压倒一切的强调，因此国家对经济的干涉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在德国经济政策的一切问题上，包括国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干预经济生活，要否以及何时开放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拆除关税保护，最终的决定性因素端视它们是否有利于我们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利益，以及是否有利于我们民族的担纲者——德国民族国家”，[146] 因为，“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加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得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147] 警惕既得利益者用民族利益做抵押来获得他们当前的物质利益，今天的我们回顾韦伯关于民族国家与全球化问题上的这种警告，也许是不无意义的，所以，当他说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时， 他强调不是某人或某个阶级的利益，而是“整个民族长远的权力政治利益”，所以他反对用社会政策取代政治、用经济的权利关系取代法律、用文化经济史取代政治史，反对所谓“用经济学看问题”的技术性方式，也就是说民 族国家的利益在他看来是最高的政治，经济要以政治为归宿，“一个德国经济理论家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只能是德国的标准”，[148] 而政治的归宿是捍卫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别在当“经济权力与民族的政治领导权并不总是一致”的时候，他抨击了历史学家总是倾向于加入经济权力斗争中的胜利者阵营。这里清楚地表达了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作为最高政治来抵御经济全球化的立场，反对用全球经济化下形成的经济利益来置换民族利益。 　　二是民族国家与世界政治的关联。韦伯强调海外扩张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所系，“尚记得民族统一的战争结束时，德意志民族本立即面临刻不容缓的新政治任务，即海外扩张，但这些市侩市民阶层甚至缺乏最粗浅的经济头脑，居然不明白德国国旗飘扬在沿海岸对于德国的远洋贸易将意味着什幺！”[149] 他指责德国的“市民阶级”软弱，是“政治侏儒”，不能形成自己的“政治判断力”，政治不成熟，他关心德国是否能够成为“世界强权”，而“德国的统一不是为了开始卷入世界政治，反倒是为了不再卷入世界政治，那么当年花这么大的代价争取这种统一也就是完全不值得的了”。[150] 世界政治与民族政治的关系由此建立，并不是反对经济全球化的扩张，因为那样就没有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而是要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去进行。“我们的子孙后代冀望我们在历史面前能够担当的责任，并不在于我们留给他们什么样的经济组织，而在于我们为他们在世界上征服了多大的空间供他们驰骋。”[151] 　　三是对国家种族主义的立场申明。《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开始，就是讨论东部人口的流动问题，特别是日耳曼的农民从优质土地的大庄园里流出的问题，“贫困落后”的“劣等民族”斯拉夫民族（波兰人）因为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低，所以纷纷作为外来劳工的身份进入到德国东部，使东部容克大庄园主受惠，因为可以降低工资、住宿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所以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两派，一派以维护日耳曼民族的利益为目的要驱逐外来劳工，关闭东部边界，另一派为维护东部大庄园主的利益强烈要求输入外来劳工，也就是保护容克贵族的利益。而韦伯的立场是：“关闭东部边界政策的失败，是国家权柄落入宵小之手的结果”，是低等文明向高级文明的挑战，从而反对容克地主对德国政治的操控 。为了保护一个以日耳曼民族为唯一主体的国家，韦伯呼吁国家的干涉，呼吁德国软弱的资产阶级“政治成熟”起来以拯救民族的危机。这起码提醒我们，人口的迁移并不只是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可以解释的。 　　作为欧洲“后发”国家的德国在艰难地朝向资本主义迈进的历史状况下，韦伯的上述立场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立场呢 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与德国作为欧洲“后发”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建立和理解 在《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演讲的最后，韦伯不无沉痛地做了这样的表述： 　　“我只能说，是天命（Destiny），赐给德国人一段数千年的历史，赋予德国人一个人口稠密、文化精致的国家，逼使我们在一个战云密布的世界里，用武器维持我古国文明的光辉。是天命，把这些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面对这些问题。”[152] 　　黄仁宇认为正是德国的资本主义拥戴容克的俾斯麦上马 [153]。德国对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军事帝国的需求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铁与血”的历程正是德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第二帝国的俾斯麦和第三帝国的希特勒在德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出现，这种强权与黩武的历史角色是历史偶然的选择，还是内在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体系中的 1929年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希特勒上台之间的关系该如何理解 正是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最终拥护，决定了希特勒的历史命运。在大萧条的年代里，德国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失业率最高，1933年希特勒上台前达44%以上。而当其它国家失业率仍然徘徊不前时，1933-1938年的纳粹德国却成为唯一解决失业问题的西方国家。 [154] 这说明的是什么 它是否说明对俾斯麦和希特勒的需求其实正是内在于的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需求之中的呢 一个军事扩张的高度集权的民族国家正是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和锻造，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情。 　　德国现代化道路是容克地主利用政治力量把自己转换为资本家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普鲁士道路。一直到二战后西德大力推进的“农业结构政策”，都还是站在大土地主的利益立场上的。1969年颁布的《市场结构法》就规定，加入“生产者共同体”的农业合作组织只能是10-500公顷的农户，10公顷以下的农户被明文规定排斥在外。二战后西德的农业现代化完全是在国家强烈的干预和调节的情况下实现的，这包括国家通过财政、信贷和价格渠道为农业提供直接和间接的资金。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按每一劳动力平均计算的固定资产占有额，西德农业部门已经超过了工业部门，西德政府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一直相当于它得自农业的财政收入的10倍左右。银行金融机构给农民的贷款由国家承担部分利息。当农产品价格高于市场价格时，由政府按干预价格进行收购，亏损部分由国家补贴。从中获益最多的就是资本主义大公司、大农场主、富农—资本主义农场。[155] 并且国家还通过一系列政策直接参与和促进农——工综合体的形成与发育，以形成工业与农业之间的良性交换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二战后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为大量被排斥的农业人口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使得农户的总数减少了一半，与此同时的富农-资本主义大农场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与促进下获得发展，加速了农业的资本主义集中的过程。二战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例外是政府直接干预农业部门的，与农业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而言，农业部门是各国政府最花钱的部门。[156] 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各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化了的农业作为一个世界市场中的存在，其实已经决定了它是无法靠农业部门自身的“市场”化道路来实现的，现代技术和资本投入都是必须来自农业部门之外的。在民族农业无法与全球市场相抵抗的情况下，国家的干涉和强力的投入是唯一的道路，无论它是以“普鲁士”道路，还是“美国式”道路的形式出现。而一旦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农业现代化模式得以实现，已经决定其它试图实现后发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无法依靠自由市场的力量了，而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但不幸的是，正是国家力量的强弱较量，造成了今天全球农产品市场实际上成了美国与欧盟的农产品倾销地，而第三世界农民和农业则全面破产。 　　德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天然地与国家是相对抗的，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完全可以联手起来发展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批判的，德国的资产阶级还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宽大本质”，就表现出了自己的“狭隘本质”，不能达到在某一个历史的瞬间，“这个阶级和整个阶级亲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而是相反，以牺牲人民的利益来换取自己阶级的利益，——也许我们正可以从这一点上去理解韦伯对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吁求与强调。在此，我们认同和支持秦晖/卞悟先生对中国“普鲁士”寡头政治道路的批判，对改革过程的不公平的揭发与批判：“掌勺者私占大锅饭” “中国出现了政治铁腕统治与经济自由开放并行的’中国版斯托雷平改革’”，这里，他的工作无疑是重要的。但区别在于，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互为表里并不是只体现在“普鲁士”的道路上，也同样会体现在“美国式”道路上。因此他的两条道路的区分其实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寡头政治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垄断发展，资本主义并不天然地具有民主性，正如它并不天然地排斥国家（应该正相反）。而中国的土地贵族，在三十年代的农业危机中早已经灰飞烟灭，携款到上海的租借地当寓公了。所以早已不是封建主义的天然首长，而是各种国际、国内资本和各种政治投机的“赢利经纪人”在与国家进行权力的寻租，如果今天有资本对土地感兴趣，并不是它要发展中国的大庄园农业经济，而一定是房地产的土地批租。卞悟先生没有发现他批判的其实都是城市改革中的“普鲁士道路”吗 而今天中国的农业的问题是，即便是想走“普鲁士”道路都走不了，因为今天的中国农业不仅没有世界市场（西方的“普鲁士”们早已经瓜分完毕），甚至没有了国内民族市场，而没有市场是无法实现任何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这就是中国坚硬的现实。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用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作为参照。日本被认为是亚洲国家现代化的光辉典范，但是在我们有必要去检讨这种日本式现代化道路对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的有效性和“普适性”的时候，我们首先不应该忘记的正是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亚洲的侵略。这种侵略与日本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之间该建立怎样的关联呢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也即开始进入资本主义转型期，政府不愿接受外界的投资，而是靠加紧对农村的索取，从而导致农民负担酷烈，土地税成为政府的国家资本，而地租则供应了资本家的私人资本。“所以日本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并非财阀挟持政府，而系政府竭力扶植私人资本”。[157] 但是日本和美国一样，是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军需品和商船运输而真正繁荣起来的，1914年至1920年，　对外贸易增加近四倍，从12亿美元增加到43亿美元。它还通过接管德国在太平洋岛屿和中国山东半岛上的特权而直接进入世界殖民主义对世界的瓜分，1915年1月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目的就是为了把中国变成它的“保护国”，这一动机后来成为二战中入侵满州，继而入侵整个亚洲的臭名昭著的行动。 　　日本对内，其现代化的特点就是以掠夺和剥削农业进行资本高度积累的。二战前，经济权力是前所未有地集中在所谓财阀手中，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四大家族为中心的大企业控制了日本所有公司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三，拥有日本私人银行全部存款的三分之一、全部信托存款的四分之三和全部人寿保险的五分之一。而占人口一半的农民因极高的地租和沉重的债务而贫困不堪，他们中间只有7%的家庭拥有5英亩或以上的土地。[158] 这种军国主义与权贵主义的结合应该是典型的“普鲁士”道路的特征。 　　二战后，在美国将军麦克阿瑟的《农民解放指令》下，“要打碎几个世纪以来，在封建的强权政治下，把日本农民当作奴隶的经济桎梏”，日本进行了“反封建”的土地改革，把地主持有的土地从最初的5町步减到一町步，一町步约99.2公亩。这样，从252万户地主手里收买了178万町步耕地，给了420万户农民。因为当时正是通货膨胀时期，而收买与卖出都以1946年的价格为基准，所以，土地改革近似于土地的无偿分配，从而使农民从沉重的地租中解放出来，使战前占农户总数70%的佃农在土改后成为自耕农。这种土地改革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1862年的“宅地法”案的。土改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政治上，形成了以自耕农为主的农村，至今仍然是保守党的稳固地盘。经济上，成为日本现代化原始积累的来源。日本米价在1950年以前比国际市场的价格要低很多，但由于土地已属于自己，日本农民在极低的米价下，仍然尽量增加单位产量，使得总产量超过了战前，其动力正是土地改革。战后日本政府为了尽快摆脱经济危机，将材料、资金重点投入阻碍日本经济整体发展的工业部门，政府出资制定了差价补偿金制度来弥补生产者价格与消费者价格上的差额，而为了确保劳动者对粮食的需求，就必须保持低米价来维持低工资，以此来恢复骨干工业，这就是所谓“倾斜式生产方式”的物价体系。新物价体系将资本生产的基础物质定价为1934-1938年标准的60倍，而其中工资控制在25.8倍，这是靠低米价来保持低工资的，1950年，大藏大臣池田勇人打算废除“粮食管理法”，以削减为高价进口的米在国内低价销售而支付的价差补助金，让国内米价向国际米价靠近，但这一做法被道奇顾问反对，因为米价上涨，工资也会因此上涨，那么经济高速增长的开始时间定会大幅度地延迟。 [159] 正是依靠低米价带来的低工资，日本的资本主义为在战后昭和三十年代（即1955—1964年）开始起飞奠定了基础。 　　但是真正导致日本工业化得以起飞的却不是这些政策，而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由于生产美国急需的军备物资，使得日本得以在1970年时，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第三大工业强国。在朝鲜战争之前，日本由于出口不兴旺，存在着经常性的外汇不足问题，而如果不进口以铁矿石为代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生产出口产品，所以日本总是用削减粮食进口的办法将省下的外汇用以进口生产资料。正是以1950年的朝鲜战争导致对军需品的需求为先导，日本开始大幅度增加出口，到了60年代后半期，已经有了经常性的外汇剩余。而美国在二战后为了使日本成为它在远东地区的主要堡垒，在战后的六年里共援助日本约20亿美元。[160] 考察日本现代化的发家史，是无法抹杀这些冷战和热战因素的。 　　国内方面，压低米价，维持低工资水平，把耕地转为工业用地，动员和集中农村和农业中的资源来发展工业，推动了出口立国型的经济发展，日本经济由此进入高速增长期。都市开始扩大，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工业大量吸收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导致农业人口急剧减少，1958年至1970年间，日本的工业每年从农业吸收80万人左右，导致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10%以下。农业人口普遍老龄化，农业变成没有年轻人的农业。而在农户的收入中，农业收入只占收入总额的18%，兼业收入则达到了60%，所谓兼业就是指日本的制造商利用农村的廉价劳动报酬和廉价工业用地，在农村建立转承包零件的工厂，这就使农村出现大量的兼从事非农业的农户。 [161] 这说明了什么 它说明的是日本的农业其实是一种放弃性的农业。它的粮食自给率在1960年是80%，现在则只有30% ， [162] 形成严重依赖进口的态势。它看上去与中国的“民工潮”是相反的表现，但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农业的衰败。 　　不应该忽略的是，日本粮食自给率的下降过程正是和贸易自由化的推进相伴随的。日本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是，除了大米之外，所有的农产品的进口限制都改为征收关税，也即实现了完全的自由化，其实是进口的自由化，其结果导致现在的日本在农林水产方面所占世界总贸易额的比重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其中农产品占10%，林产品占20%，水产品占30%。而对于加入WTO之后的日本来说，减少发展国内农业补助金，关税化后的农产品进口应不低于历史基准年的进口实绩，都属于进口国的现行义务。[163] 所以现在日本要改变粮食自给率低的现实，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困难正来自于国际市场和自由贸易协定。而日本的焦虑正由此产生，如果发生世界性粮食短缺现象的话，像日本这样的粮食依赖进口国马上就会发生国家安全问题，因为根据农业协定，粮食出口国并没有非出口的义务，如果本国粮食不足，传统的出口国根据协定是可以采取限制或禁止出口的政策为经济制裁手段的，美国的粮食禁运就是著名的例证。“以非农业的产业政策为主体而形成的战后日本经济政策，可以说是在瓦解了农业独立发展的基础上，构筑起出口立国型经济体系的”。[164] 日本农业的困境正是日本工业现代化的必然代价。 　　今天，日本农民收入的65%来自政府的补贴，这其实与美国和欧盟的农民是一样，不一样的只是，即便有政府每年巨大的农业补贴，也很难改变日本农业萎缩的命运。1960年日本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仅有9.8%，到1990年更下降为1.7% [165]。中国的农业自由市场理论家说，正是保护了没有效率的小农户生产，使得日本农业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力；“粮食生产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力。这样的粮食生产当然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日本虽然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上是强国，但农业却仍然不能自立，这是发达国家所没有的现象，”[166] 但事实是，如果没有这种保护，日本好不容易维持下来的大米基本自足也会垮掉（日本的大米是禁止进入期货市场的）。1961年日本通过《土地基本法》，希望通过引导大规模经营，大量形成专营农业即可维持生活的自立经营者。如果自立经营可以成功，那么不仅农业生产率可以提高，日本农业也将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农业。为此，日本采用了用零关税的方式大量进口国内外成本差价大的饲料、玉米、麦、大豆，来扩大和满足因城市化发展而导致的对肉、乳制品、蔬菜 、水果等需求的增长，对这些农产品采取了由自立经营者进行有选择扩大生产的政策，但结果是，饲料、麦、作为植物油原料的大豆等进口急增，选择性扩大政策却成为粮食自给率急剧下降的原因。[167] 在日本农业的“美国式道路”的失败中，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日本工业化的发展与农业的萎缩是有因果关系的，日本工业品的贸易顺差是以农产品的市场开放为代价的，正是外国的农产品挤掉了日本自己的农业；更不用说日本的资本主义积累是以压榨农业为起点的。这种“发达国家所没有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正是日本作为亚洲后发资本主义国家道路的特征，这对于加入WTO之后的中国农业来说，是重要的警醒！因为我们的局面更加严峻，无战争财，工业与农业之间已经脱节，工业化完全不足以吸纳大量农业剩余人口。所以，这条不归路对于中国来说，在任何意义上都将充满惊涛骇浪。 　　在考察日本农业问题时，一位日本农业专家预言道： 　　“作为需求方，可以预言，以中国为首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的推进，将重蹈日本覆辙，农产品趋向依赖进口。事实上，曾为农产品出口国的中国已经开始转为纯进口国。”[168] 　　我们当然惟愿他的预言不会实现。然而事实却似乎有相反的证明。同样是严峻的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本人均耕地不到七分，中国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现在则是同样出现的农地不断被城市转用与蚕食，而与此同时大量耕地则被抛荒。日本的土地改革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自耕农土地所有制，这一制度曾为日本战后解决全国饥荒和汲取资本积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由美国占领者所主持的改革，导致了严格限定将农地转用于农地以外的用途的国家制度，这就是农地的转用许可制度，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农业保护政策，起到了防止以资本为目的而获取农地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一制度所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农政当局认为农地转用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了，其政策开始由原先确保农地的总量转为确保优质农地。于是，农地的转用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1955年农地转用为5000公顷，进入第一次经济高速期后，1959年增至11000公顷，1961年更倍增至22000公顷。第二次经济高速期时，1967年的转用高达38000公顷，1973年达到68000公顷的顶峰。随着经济进入低潮，1987年转用跌至26000公顷的底部，到泡沫经济时期的1991年又升为36000公顷，泡沫崩溃后增长再度迟缓，1993年为31000公顷，这种经济增长与土地转用之间相生相伴的关系说明的是什么呢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包括转用在内的农地毁坏面积日益增加，八十年代中期，农地减少的面积在35000公顷之内，到1995年又恢复为50000公顷左右，其中转用为21000公顷，而弃耕为25000公顷，弃耕面积已经超过转用面积。在转用之外，耕地被抛荒成为农地减少的主要原因。自1960年起，日本的农地面积在30年间差不多减少了100万公顷。日本的研究专家指出，若无土地转让许可制度，日本农地恐怕会减少得更多。[169] 这与中国在九十年代出现的越演越烈的土地抛荒现象，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 其实，这都是农业凋敝的表现。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日本农业凋敝的速度会更快而已，而不是我们中国一些农业专家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完全凭市场而“自立”，因为问题恰恰在于没有市场，市场并不能外在于权力而自主存在，特别是国家权力，而日本的情况是，即便有国家权力的保护，也抵挡不了更强势的资本与国家结合的跨国力量。今天，中国的市场理论专家们总是唱着批评日本保护农业的老调，这其实是在取消日本农业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当然我们都明白这种调子是意在弦外的。日本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吗 他们不是比我们更明白什么是自由市场理论吗 他们是否缺乏我们聪明的自由市场理论专家的点拨呢 否则，他们为什么不取消土地转用制度呢 这个问题其实与我们前面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美国为什么不取消国家对农业的保护主义政策呢 是它们的资本主义不够完善，从而有待完善 还是这种保护主义本身就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之中的呢  　　已经有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农业研究专家为全球化下的中国农业提出了一个美好的解决方案，樊纲教授就认为开放粮食市场，可以在国际分工的大架构之下解决中国的粮食供需衔接问题，党国英先生认为： 　　“从近两年的观察看，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在这个路径之下，中国无疑会大大增加粮食的进口，具体数量在这里不好预测，但肯定会超过粮食（谷物及谷物粉）进口量最大的1995年约200亿公斤的水平。这个方案的好处不胜枚举：它很可能使中国经济彻底市场化，使中国成为遵守国际惯例的贸易大国，在国际市场上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它将使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国际分工相衔接，使中国充分享受到比较优势产生的贸易利益，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益；它将使大批中国农民从粮食生产中解脱出来，逐步进入现代产业部门，留在农业部门的农民也将因为耕种数量相对较多、肥力相对较高的土地而大规模采用现代耕作方法，实现农业现代化，从而推动全社会的现代化；……” [170] 　　如此“好处不胜枚举”的市场化道路：“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机遇，走粮食市场国际化的道路。这是历史趋势”，　不仅中国的“三农”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而且还应该输出到日本去，它何必逆历史而动为大米的自给率与美国苦苦谈判，世界大同也可以早日到来。 　　日本农业发展的道路到底是属于“普鲁士道路”还是属于“美国式道路” 其实，用什么名称去命名已经没有意义了。也许我们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日本的现代化会以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为开端 为什么战后日本的农业现代化努力复制“美国式道路”却最终失败 这一切对于亚洲国家的现代化和农业发展问题来说，又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日本农业发展道路给我们最重要的警醒是，其实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农业问题就早已经无法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剥离开来讨论了。今天，在缺乏强大的国家保护和强盛的工业反哺的情况下，更在WTO的世界贸易框架下，“新自由主义”理论将会给中国的农业，乃至整个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命运呢 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笼罩下，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我们都找不到未来可以乐观的任何理由。 　　 　　2003年9月修订于上海 　　 　　注释： 　　[1]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第341页。 　　[2] 秦晖《论现代思想的共同底线 ——〈田园诗与狂想曲〉韩文版序》，“问题与主义”网站。 　　[3]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第5页。 　　[4] 《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第17页。 　　[5]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第341页。 　　[6] 《美国农业经济学》，（美）沃尔特 W 威尔科克斯等著，第472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原版为：Walter W.Wilcox Willard W.Cohrane Robert W.Herdt Economics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Prentice-Hall, Inc. New Jersey, 1974 。 　　[7]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389—391页。 　　[8] 同上，第392页。 　　[9] 同上，第393页。 　　[10] 同上，第240页。 　　[11] 同上，第242页。 　　[12] 同上，第243页。 　　[13] 同上，第251页。 　　[14] 同上，第219页。 　　[15] 同上，第241页。 　　[16] 参见《美国农业政策》，徐更生著，第2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黄仁宇著，第308页，三联书店，1997年。 　　[17] 见《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第179页，曹维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8] 见《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383页，（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19] 见《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第182—183页，曹维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0] 《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384页，（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21] 见《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368页，（英）佩里 安德森著，刘北城、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22] 列宁《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96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 　　[23] 见《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第229—231页，曹维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4] 参见《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385页，第401页，（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375页，（英）佩里 安德森著，刘北城、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25] 见《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第236页，曹维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6] 参见《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册，第242页，（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著，赵维良、桂力生、王涌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27] 列宁《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84—85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 　　[28] 见《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第256—258页，曹维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9] 同上，第264—265页。 　　[30] 转引自《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第237页，曹维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31] 见《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册，第276—277页，（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著，赵维良、桂力生、王涌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32] 同上，第279页。 　　[33] 同上，第245—246页。 　　[34] 同上，第267—269页。 　　[35] 同上，第259页。 　　[36] 《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册，第612—613页，（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著，赵维良、桂力生、王涌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37] 同上，第614页。 　　[38]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55—256页。 　　[39] 见《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371页，（英）佩里 安德森著，刘北城、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40] 《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册，第241页，（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著，赵维良、桂力生、王涌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41] 《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398页，（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42]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377页，（英）佩里 安德森著，刘北城、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43]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见《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09页。 　　[44]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375页，（英）佩里 安德森著，刘北城、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45] 同上，第379页。 　　 [46] 转引自《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26页，（英）佩里 安德森著，刘北城、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47] 关于大陆与海洋在世界历史中的转换，见汪晖《亚洲想象的谱系》中的详细阐述，《视界》第8辑，李陀、陈燕谷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48]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379页，（英）佩里 安德森著，刘北城、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49] 汪晖《亚洲想象的谱系》，《视界》第8缉，李陀、陈燕谷主编，第17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50]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27—42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51]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278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 　　[52] 列宁的历史观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史观的复杂关系，见汪晖在《亚洲想象的谱系》中的相关阐述，《视界》第8缉，李陀、陈燕谷主编，第17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53] 《社会民主党在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247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 　　[54] 列宁《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174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 　　[55] 见《苏联兴亡史论》，陆南泉、姜长斌、徐葵、李静杰 主编，第398—399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 　　[56] 同上，第383—384页。 　　[57] 同上，第397页。 　　[58] 同上，第406—409页。《苏联四个时期的农业体制改革》，孙振远编，第11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 　　[59] 见《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第240页，曹维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60] 关于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详细内容，参见《欧洲共产主义土地政策》第二章“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农业：集体化及其后果”，（西德）卡尔—尤金 瓦德钦 著，林伟萌等译，农村读物出版社，1986年。 　　[61] 参见《美国农业的又一次革命》，第35页，（美）莱尔 P 舒尔兹等著，王启美等编译，农业出版社，1984年。 　　[62] 见《苏联兴亡史论》，陆南泉、姜长斌、徐葵、李静杰 主编，第562—563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 　　[63] 见《苏联兴亡史论》，陆南泉、姜长斌、徐葵、李静杰 主编，第634—637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 　　[64] 同上，第694—698页。 　　[65] 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五章：《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的表现》，《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331页始，人民出版社，1988年。 　　[66] 参见列宁对“右派和十月党人”观点的引用：“‘大约在100—150年以前，西欧的农民几乎到处都象我国农民现在这样过着贫困的、逆来顺受的、不文明的生活。那里也有过象我们俄国这样的按人口分配土地的村社，这是典型的封建制度的残余’”，“现在西欧农民却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试问，是什么奇迹把‘贫困的、逆来顺受的农民变成了富裕的、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有益的公民”呢 ‘这里只有一个回答：这个奇迹是由农民个人所有制创造的，这种所有制在这里受到左派的深恶痛绝，然而我们右派将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真诚信念的全部力量来维护这种所有制，因为我们知道，个人所有制是俄国的力量和未来。”见《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 　　[67] 韦伯《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见《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112页，甘阳选编，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68] 参见《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兼论“美国式道路”的意义》，黄仁伟 编著，第13—1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69] 《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英）贾斯廷 罗森伯格著，洪邮生译，第23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70] 参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296页，三联书店，1997年。 　　[71] 参见《美国农业革命（独立战争——十九世纪末） 》，张友伦著，第108—111页，第12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72] 参见《美国农业革命（独立战争——十九世纪末） 》，张友伦著，第118—119页，第125—13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73] 同上，第10页。 　　[74] P 巴恩斯《美国大规模的占地运动》，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 D 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135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75] B  巴格第克安《黑人的迁徙》，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 D 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31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76] 详见《美国农业革命（独立战争——十九世纪末） 》，张友伦著，第159—16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77] 参见《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兼论“美国式道路”的意义》，黄仁伟 编著，第16—2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美国农业革命（独立战争——十九世纪末） 》，张友伦著，第72—7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78] 参见《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兼论“美国式道路”的意义》，黄仁伟 编著，第22—2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79] 同上，第24—34页。 　　[80] 同上，第34—41页。 　　[81] 《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309页，（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82] 参见《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兼论“美国式道路”的意义》，黄仁伟 编著，第56—6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该节以下材料如无说明，均引自该书。 　　[83] 韦伯《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见《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113页，甘阳选编，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84] 同上，第141页。 　　[85] 见《美国农业革命（独立战争——十九世纪末）》，张友伦著，第9—1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86] P 巴恩斯《美国大规模的占地运动》，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 D 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133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87] 见《美国农业革命（独立战争——十九世纪末） 》，张友伦著，第1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88] 见《美国农业新经济 序二 美中两国应在相互借鉴中应对挑战》，格里高力 维克（Gregory Veeck），《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2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89] 见《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263—268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90] 见《美国农业政策》，徐更生著，第3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91] 参见《美国农业经济学》，（美）沃尔特 W 威尔科克斯等著，第478—479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原版为：Walter W.Wilcox Willard W.Cohrane Robert W.Herdt Economics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Prentice-Hall, Inc. New Jersey, 1974 。 　　[92] 见《美国农业政策》徐更生著，第351页，第28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93] 同上，第287—288页。 　　[94] 见《美国农业经济学》，（美）沃尔特 W 威尔科克斯等著，第483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原版为：Walter W.Wilcox Willard W.Cohrane Robert W.Herdt Economics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Prentice-Hall, Inc. New Jersey, 1974 。 　　[95] 见《美国农业政策》徐更生著，第31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96] 见《美国农业经济学》，（美）沃尔特 W 威尔科克斯等著，第489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原版为：Walter W.Wilcox Willard W.Cohrane Robert W.Herdt Economics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Prentice-Hall, Inc. New Jersey, 1974 。 　　[97] 《美国新农业法不提“自由贸易”》， 王振华，《经济参考报》， 2002年5月10日 。《布什称新的农业法将“为美国农民提供真正的保护”》，席雪莲，《京华时报》 ，2002年5月15日。 　　[98] 详见 张光《美国的农业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见“世纪中国”网站。 　　[99] 《自由秩序原理》（下），（英）弗里德利希 冯 哈耶克著，邓正来译，第141页，三联书店，1997年。 　　[100] 李尚仁《美国农产品价廉物美的原因》，台湾 幼狮文化网站，www.youth.com.tw。 　　[101] 《自由秩序原理》（下），（英）弗里德利希 冯 哈耶克著，邓正来译，第142页，三联书店，1997年。 　　[102] 李尚仁《美国农产品价廉物美的原因》，台湾 幼狮文化网站，www.youth.com.tw。 　　[103] 《安南呼吁重视贫困国家农村持续发展》，记者刘军，《光明日报》2003年7月1日。 　　[104] 《自由秩序原理》（下），（英）弗里德利希 冯 哈耶克著，邓正来译，第148页，三联书店，1997年。 　　[105] 见《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350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06] 参见《美国1985年农业立法的背景材料》（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汇编），第11页，以及其他相关部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外国农业经济研究室译，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编印，1985年6月。 　　[107] 见《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218页，第171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08] W 歌德斯卡密特《两个城镇的故事》，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 D 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200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09] R 麦利尔《农工联合企业与农村环境的恶化》，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 D 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227—228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10] 见《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273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11] 见《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170—181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12] J 佛洛拉，R D罗得菲尔德《农业技术变革的性质、规模及其后果》，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 D 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1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13] R 米尔克《美国的新农业——不同政见者的看法》，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 D 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114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14] 《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463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15] 《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3—5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16] 见《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5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17] 同上，第412页。 　　[118] 它席卷美国本土280万平方公里，三分之二的大陆，卷走了大平原地带3亿吨的表层肥沃土壤，6000万公顷的耕地受到危害，把密西西比河4亿吨的土壤冲进了墨西哥湾。 　　[119] J 佛洛拉，R D 罗得菲尔德《农业技术变革的性质、规模及其后果》，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 D 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3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20] 《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5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21] M 佩雷尔曼《农业与石油》，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 D 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49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22] W 克拉克《美国的农业开始出毛病了》，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 D 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94—95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23] 见《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218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24] 《发展中国家何以灾害频频》，《新华每日电讯》2003年7月15日，记者任海军、钱铮。 　　[125] W 克拉克《美国的农业开始出毛病了》，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 D 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94—95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26] 参见《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312—328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27] M 佩雷尔曼《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 D 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50—51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28] 见《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412—413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19] 详见《新世纪的圈地运动：生命专利》，施彭翔、卢思聘、林燕梅，《视界》第七辑，李陀、陈燕谷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29] 《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135—136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30] 见《欧美‘转基因之争”僵持不下》，新华社记者田帆，《新华每日电讯》2003年7月8日。 　　[131] 见《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136—137页，第159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32] 见《遗传工程可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赋予其特别性质。——但是，转基因作物的负作用不容忽视》，友全，《中国知识产权报》，2001年11月1日。 　　[133] 《转基因食品——想说爱你不容易》，范青生，中国食品技术网，www.cnfoodtech.com 。 　　[134] 《转基因食品，你敢吃吗 》，《 i时代》周报2003年8月8日，记者陈茂生、管登峰。 　　[135] 见《转基因食品恐慌调查》，《商务周刊》2003年1期，记者王晓玲、文晔。 　　[136] R 米尔克《美国的新农业——不同政见者的看法》，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 D 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113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37] 《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434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138] R 米尔克《美国的新农业——不同政见者的看法》，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 D 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115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39] R 麦利尔《农工联合企业与农村环境的恶化》，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 D 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230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40] W 克拉克《美国的农业开始出毛病了》，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 D 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97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41] J 托德《一项温和的建议：科学为人民》，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 D 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106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42] 韦伯《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见《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116页，甘阳选编，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3] 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见《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90页，甘阳选编，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4] 韦伯《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见《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122页，甘阳选编，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5] 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见《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93页，甘阳选编，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6] 同上，第92页。 　　[147] 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见《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92页，甘阳选编，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8] 同上，第103—104页。 　　[149] 同上，第106页。 　　[150] 同上，第93页。 　　[151] 同上，第87页。 　　[152] 韦伯《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见《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140页，甘阳选编，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153] 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350页，三联书店，1997年。 　　[154] 见《极端的年代》（上），（英）霍布斯鲍姆著，郑明萱译，第13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155] 见《西德的农业现代化》，裘元伦编著，第44—45页，农业出版社，1980年。 　　[156] 同上，第160页。 　　[157] 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331页，三联书店，1997年。 　　[158] 《全球通史 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712页，（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159] 《战后日本农业政策的总结和农业改组战略》，作者：日本东京农工大学木尾井功，见《日本的农业、农民和农村——战后日本农业的发展与问题》，焦必方编，第3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 　　[160] 《全球通史 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805页，（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161] 《处于转折时期的日本农业金融》，作者：日本农业研究所佐伯尚美，见《日本的农业、农民和农村——战后日本农业的发展与问题》，焦必方编，第61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 　　[162] 《日本的粮食问题》，作者：日本早稻田大学土屈口健治，见《日本的农业、农民和农村——战后日本农业的发展与问题》，焦必方编，第77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 　　[163] 同上，第83页。 　　[164] 同上，第84页。 　　[165] 《日本的粮食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启迪》，作者：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孙自铎，见《日本的农业、农民和农村——战后日本农业的发展与问题》，焦必方编，第90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 　　[166] 同上，第89页。 　　[167] 《日本的粮食问题》，作者：日本早稻田大学土屈口健治，见《日本的农业、农民和农村——战后日本农业的发展与问题》，焦必方编，第81—82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 　　[168] 同上，第84页。 　　[169] 《日本的农业与城市的关系》，作者：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田代洋一，见《日本的农业、农民和农村——战后日本农业的发展与问题》，焦必方编，第283—284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 　　[170] 党国英《中国：能突破农业制约吗 》，《农友 学者文库》 网站。

　　在报端看到今年春节晚会的导演说，她要对得起十三亿中国观众。十三亿是一种想象。就我们自身的经验出发，也知道现在不看春节联欢晚会的人是越来越多，虽然中央台照例每年都说晚会人气指数又上升了。但无可否认，从1983年第一届开始，在过去20年里的除夕夜，这个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庆典里，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扮演了一个不能被忽略的重要角色。在春节前后的日子里，它是一个众语喧哗的公共事件，无论是夸它还是骂它，在各类网上和网下的媒体上它都是一个“自然的”焦点。而这20年正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年代。在我们的眼前，在当今中国人的世俗生活中，它花枝招展，年复一年。 　　 　　（一） 　　 　　今年在晚会之前，有一档由崔永元主持的叫做“一年又一年”直播谈话节目。它以现在进行时的方式插入中央台一号演播厅和深圳分会场，以及记者对深圳罗湖口岸客人入关过年情况的报道，与此同时是“全球华人过春节”、历届春节联欢晚会的专题和系列“年俗”短片穿插其间。这个直播谈话节目是掐好时间的，它一结束就是晚会的开始。所以这个节目在这里的含义，一是帮助营造一个以晚会为中心的大一统的时空观，也就是以北京时间为标准的“天涯共此时”的观念，“全球华人”与“罗湖海关”所具有的符号效应，在这个时刻与晚会象征性地衔接；二是在于把春节联欢晚会与传统的“年俗”进行嫁接，把晚会作为新民俗来定义，目的在于使晚会从传统习俗中获得进入中国人世俗生活的合法性。 　　所谓节日就是在共同的时空环境下由参与的人群共同举行的仪式行为，仪式是一种参与，而且是“天涯共此时”的参与，就像月饼只有在中秋节吃才叫过中秋，鞭炮只有在年末岁尾放才叫做过年。因为节日表现的是人类对时间、对自然界生命节律的敬畏和礼赞，而对共同时空感的神圣化构建正是节日的宗旨。一个民族的习性可以从这个民族最重要的节日庆典中找到，所有的民族庆典都含有对生命的祝福，对生命和死亡的理解和超越。春节是生与死的交界，肃杀的冬天宣告结束，万物自此复苏，它既有阴森的一面，传说中的“年”为一凶怪之兽，故要放鞭炮去驱逐，同时对所有关于死亡的字眼和暗示都充满忌讳，所谓禁忌就是把具有威胁性的力量用仪式行为进行安抚并把它们搁置在日常语言之外，既敬畏它又供奉它。所以在传统中，祭祖先是重要的也是最充满禁忌的仪式行为。但同时，生与死又是同一枚银币，祭祖的仪式中又包含有庇护子孙后代祈求家族繁衍绵延的意义。超越死亡，一方面体现在大吃大喝，所有的节日都离不开宴席，春节尤甚，最贫苦的人家在这时也会尽量让家人吃一顿好的，杨白劳雪夜归来带回的两样东西，一是做饺子吃的白面，一是给喜儿的红头绳：红是生命的象征，所以过年的鞭炮是红的，对联是红的，民俗中的大红大绿都是生命旺盛的喜庆象征。按照巴赫金对大众宴会的分析，吃的仪式包含两个意义，吃意味着死亡，用嘴吞咽了世界；又意味着新生，吃掉是庆祝对世界的战胜，吃才能活，死亡与再生，毁灭与创造，生命就是这样在吃的仪式中周而复始。[②] 唱大戏看大戏是我们春节传统仪式行为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中国的传统戏剧演出外国人听了头昏中国人看了热闹，要的就是这份热闹。就像西方的古希腊戏剧起源于酒神节，中国的民间戏剧与民间节日庆典也是有着血肉相依的关系。中国的民间戏剧是喜剧性的，是大团圆的，是众生狂欢的，是对死亡的超越，对生命的大欢喜，是一个民族自我生存的本能表现，从根本上说是民间的和世俗的。中国人在除夕夜的守岁和团圆，是这个节日庆典核心概念的仪式化，守岁是象征性地拒绝进入黑暗的休眠状态，拒绝死亡；团圆是个体归宿感的实现，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这个归宿感的来源就是家族，所以团圆是以家族为核心的仪式行为，也是我们中国人对生命理解的起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所以守岁、放鞭炮、摆宴席、看大戏，都是庆祝生命的再生，这是一个具有古老起源的象征性的行为仪式。 　　在现代大众传媒的时代，传统的戏剧和它的演出方式都没落了，中央电视台架满摄像机和各色复杂设备的一号演播厅成为现代节日仪式的举行场所。这是因为电视的神奇功能，它既可以深入到千家万户最隐秘的角落，又可以使这个仪式成为同一时空下的共同参与。电视使得在千家万户共同举行同一的仪式行为成为可能，村村通电视正是国家行为，当然如果你买不起电视机的话，那是另当别论的。直播的意义正在于此，它并不是所谓电视的真实性本质的昭显，就今年的晚会来说，所有的一切从主持人的串联到每一个镜头的处理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排除了任何即兴的成分，鼓掌是组织的，那些步调一致的掌声把现场的观众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傀儡，就连现场采访的“群众”也是托儿！请看这一段报道： 　　“演播现场的观众晚7时就进了场，坐下后就不能随便走动了。当晚会进行到晚10时，节目过半，坐了3个小时的观众也显出疲惫之态，这时，晚会的总体设计赵安便走到台前，借着镜头切到深圳分会场的间隙，笑容满面地煽起情来，他说：‘晚会还要进行两个多小时，还有很多精彩的节目没演呢，拜托大家笑口常开啊，只要您笑得灿烂，摄像师就会给您特写，您的亲戚朋友就会看到您，多荣幸啊……’ 　　或许是因为煽情心切，越说越起劲儿的赵安刹不住车了，以至于身后小品《邻里之间》的道具都放好了，就等镜头从深圳切回立马开演，赵安还没有打住的意思。这时，另一位现场导演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台口，拉着他就跑，赵安这才意识到险些‘穿帮’。” “晚会进行中，倪萍即兴问一位围着大红围巾的中年人想不想家 接着镜头切给这位观众，他向远方的亲人拜年。其实，这一幕是事先设计好的，这位观众是‘托’，他是赵本山、高秀敏小品创作的‘军师’之一。知道内情的人说，这是春节晚会剧组在黄宏、赵本山两个小品大腕之间搞的一种平衡。《花盆》上了《新闻联播》，就让《卖车》的主创人员也变着法子露一回脸。” [③] 　　这种被排练出的甚至被利益化的“真实”，比过去拍专题片的时候，让渔民“喜悦”地拉起穿在网上的鱼，把粮食堆在一起让农民“庆丰收”更加恶劣，因为那时尚没有现在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寻租行为。这个写着“真实”字样的面具，其意义就在于用来制造一种幻觉，一种关于“真实”的意识形态幻觉，这正是中央电视台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功能的昭显。 　　去年春节我客居美国旧金山。在这个华人聚集的城市，我发现中文电视其实非常弱势，都靠在频道里买时段来进行。旧金山最主要的华语电视KPST湾区无线66台，一般到了晚上10点就结束了，让位给没完没了的电视购物节目。春节则有所不同，早就做广告说要在除夕夜转播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但仔细一想知道实际上这并不是实况直播而是录播，因为旧金山的除夕夜与中国的除夕夜有16小时的时差，在这个时差中他们刚好足够从容地把中央台的广告拿下来换上他们自己的。我突然发现了这个常识！有意味的是在播出节目带的同时，他们也是掐好时间，在12点的时间上播出的内容正是晚会上在庆祝新年到来的时刻。这其实也是一个虚拟的“天涯共此时”。正因为此，我开始想每年晚会上那些来自海外的电报和电话是如何产生的，因为这个时间并不是海外的除夕夜，并不是他们的节日时间，除非是特别算好时间，或者是被组织好的。这个常识问题其实一直是被掩盖的，因为普天同庆要的是一个“同”，所以“天涯共此时”其实是营造出来的。在“一年又一年”的直播节目上插入“全球华人过春节”的专题片，似乎他们和我们一样在普天同庆，其实是虚假的，是不可能的。仿佛是为了证明这一点，在今年春节晚会上，就有一首叫做《北京时间》的歌曲，就报纸的披露，这首歌是指定的，是安排给演唱者的，担任演唱的演员把它理解为与主旋律沾边的歌[④]，他没有错，“古老与年轻相会在北京时间”“冬天与春天相会在北京时间”，北京是中国的中心，北京时间是全球中国人的时间，这是时间的秘密，也是意识形态的秘密。只是在这里，传统的家族宗法观念被隐秘地转换为对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庭，“问我家在哪里，家在中国。从前我总是在心里默默地说，……现在我总是这样自豪地说”，“我家有万里长城，我家有长江黄河，我家的地方很大很大，我家兄弟姐妹很多很多”（《家在中国》），演唱的同时是身着各色少数名族服饰的伴舞演员在周围环绕。这些特别为晚会定制的歌曲，最直接体现国家意识形态内容，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家和万事兴，这是贯穿了每一届晚会必然不可或缺的内容。与此相比照的维吾尔族和藏族的歌舞，都是最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没有政治风险的“情歌”，其中一首歌词取自达赖六世，而歌曲则是由这位演唱者买下了版权用汉语演唱，四十名专程从牧区来的穿华丽服饰的藏族伴舞者从观众席上走向舞台，向观众做献哈达状。 　　 　　（二） 　　 　　在“大家”的概念框架下是小家与亲情，做亲情的文章也是每年晚会的重点， “亲情”是一种重要的抹平社会等级阶层的粘合剂。今年这个主题由雪村演绎。雪村因为创作在网上广为流传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而成名，对东北二人转音乐素材的利用，对世风日下的道德针砭和社会批判，以一种怀旧的方式深深打动了人心。最后一句道白：“翠花，上酸菜”以其底层化色彩而脍炙人口。雪村因为创造了这种叫做“音乐评书”的形式而名声大噪，“评书”二字正是对传统民间艺术形式的挪用。从在体制外徘徊无门而入，到通过网上的民间渠道得到认同，再到成为主流媒体的风流人物，从而进入封闭却竞争酷烈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心的春节晚会，雪村的变化让人瞩目，也让人失望。现在这个携带手机《出门在外》的生意人，——雪村舞台上的造型充其量是个体小商贩，而绝不是背着蛇皮袋挤在严重超载票价上涨列车中出门的民工，虽然当今中国背井离乡出门在外最庞大的人群其实是他们；唱着“出门在外，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出门在外，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已经流于油滑。最后“翠花，上酸菜”这与歌词内容并无关联的招牌出现，只能说明，雪村的翠花酸菜已被做成了专利广告。这首歌其实并不是雪村自己的创作，而是出自晚会导演组成员，但是仍然挪用了“音乐评书”的招牌，雪村就这样被招安了。 　　晚会上，我特别注目一首叫做《知足常乐》的歌曲，很明显，它的目标观众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利益受损群体。它明确指出成功和失败是每一个人的事，“人生的课堂谁都有对错，有时满分有时及格；美丽的梦大家都爱做，有的成功有的失落”，“人生的坎坷全靠自己把握，”，所以日子过得不好不得怨天尤人，是你自己没做好；一方面又进行道德训化：“平凡的岗位也有高尚品德”，“说来说去是知足者常乐”，“常乐的人会好好生活”，“谦让是福，奢望是祸”，“我们要无愧于父母和祖国” ；现在“平凡的日子大家一起过”，并许诺将来“幸福的明天大家一样过”。演员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甚至向观众直接喊话：“祝愿大家平平安安、心平气和、知足常乐！”。这是一首直接服务于稳定社会秩序的歌，歌词听起来如干部训话，连虚拟的“咱们老百姓”的口吻都顾不上了。它对目前中国最广大弱势群体利益诉求和情感诉求的掩盖与抹杀，已经不需要艺术的迷雾弹。 　　更让我触目惊心的是《谁怕贝勒爷》。它是从台湾导演赖声川的《千僖年，我们说相声》第一幕中《听花》一折改编而成，按照倪萍的说法是为晚会“特别打造”的。在剧中，这位满族的没落贵族贝勒爷，一面满腹牢骚地作威作福，一面却要两位说相声的吃不饱肚子的穷艺人：说点美的、说点雅的，“什么是美呢 ”，乐翻天想到的回答是：“一碗香喷喷、热腾腾、没有米虫、没有石头子的米饭，那就是美！”贝勒爷则答道：“啊呸，你那不叫美，那叫饿”！——正是其中的一段经典台词。然而我震惊地发现，晚会上的贝勒爷依然在问：什么是美 乐翻天却把“米饭”换成了“冬天里的大火锅”！这一发现让我感觉沉重。呵，呵，特别打造！不管这是自律还是它律的结果，它确实发生了。赖声川在这里煞费苦心地想对“主奴” 关系做颠覆，结果却是不得不借助于最高权威的老佛爷，让说相声的“老百姓的”与最高权威进行象征性置换，其实还是对权威的屈服，虽然说出了“欺压老百姓就是奴才！”，“比奴才还不如” ！但听起来却更象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上海的美琪大剧院里，我看了《千禧年，我们说相声》的商业演出。两个百年的中国历史进行巧妙迭加的剧情框架，一方面借助中国民间讽刺喜剧传统表达出历史的荒诞感，时空倒置、交叉、渗透的手段本是相声的传统，同时又在西方文人戏剧传统上构建了全剧整体的历史悲剧感，时代的大悲剧用喜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赖声川所谓“悲喜剧”，使悲剧和喜剧这两个古老戏剧美学范畴之间的神秘关系通过中国民间艺术的相声得到了新的昭示，这种回到戏剧发生源头的反思，确实很了不起；而另一方面，“鸡毛党”一段对台湾社会政治生态的辛辣讽刺，却让在场的观众有隔岸观火的安全感。它在大陆商业演出的顺利与成功，也许正得益这种安全感的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剧的艺术生命其实是属于台湾的，背景置换了，逾淮则为枳，《谁怕贝勒爷》就是这样结出的果子。相声的民间性就在于它来自市井，作为平民阶层不平则鸣的社会心理表达，堵塞了这个管道，它的没落就是一个逻辑结果，因为它无法与百姓“共鸣”了。 　　小品和相声被认为是春节晚会成败与否的关键，这是有道理的。春节晚会如果想要成功楔入这个民族最大的节日庆典，就必须具备一种民间的“狂欢”因素，让老百姓在打破一切等级束缚的笑声中体会身心的解放。小品和相声正是这样应运在春节晚会中出现。这里相声与小品的较量很有意味。相声从“撂地”演出到在杂耍园子、茶园演出，学、说、逗、唱，都是以“嘴”为主，所以听更重要。但是对于电视镜头来说，让观众“看”到什么更重要。而现在我们所说的“小品” 正为电视镜头而产生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应春节晚会的需求而产生的，应该叫电视小品。它与相声的血缘关系最近，这是有目共睹的。但较之相声只是演员站在那里表演嘴皮功夫，小品对于电视镜头来说更有优势，一是它的表演性更强，往往借助于多种民间曲艺的表演形式；二是它的人物角色都固定在一定的故事框架里，有特定的情境和情节，情节是一种在时间中的展开，更符合镜头的叙述，因为镜头本身就是线性的。而相声却是以“包袱”的铺设和抖落为结构，它并不一定是以时间轴来展开的，相声并不需要统一的时空，相反，在时空的倒错中更能体现相声的魅力，它往往是反逻辑反因果的。据称小品本来是训练演员的教学手段，但我总觉得此“小品”已非彼“小品”，因为被这种训练的演员并不能自然地成为晚会上的小品演员，中国的小品演员看来看去就这么几个人，而且很多来自那些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剧团。对民间曲艺形式的借助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因素，最受尊敬的小品演员赵丽蓉本身就是评剧演员；而民间曲艺形式又都是建立在各自地方方言的基础上，被台湾称作国语的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也是我们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基础，所以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地方曲艺在一个国家意识形态主宰的晚会上容易得天独厚，一时间小品演员都成了东北人，东北二人转和东北方言也一再被运用，至今不衰，这些小品演员则一夜之间爆得大名，名利双收。土得掉渣的人物角色塑造，地方方言，夸张、讽刺与幽默，传统戏剧中的“丑角”和他们在民间节庆活动中的功能改头换面后在大众传媒中重新出现，成为在平民百姓中创造认同感的重要手段，它极大的促进了春节晚会构建世俗化节日仪式的功能，使得小品成为春节晚会的标志性存在。 　　当年中国的老百姓从“革命化的春节”中走出来，电视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在世俗生活中体验“狂欢”仪式的可能，八十年代的春节联欢晚会给中国人带来的期待感和解放感是今天所不再具备的。李谷一演唱《乡恋》所带来的世俗化冲击，是在主旋律和大众文化的摩擦和紧张中完成的，这种摩擦其实正是那个年代晚会活力的体现。今天这种摩擦早已不复存在，现在的晚会从不拒绝有票房价值的明星，从去年的章子怡到今年的周迅，在激烈的歌曲类节目中总有她们的一席之地，唱得跑调是无所谓的。主旋律与大众文化已经相安无事，并且互相利用。明星们渴望在晚会露脸，以抬高走穴的身价，为此“挤破脑袋”地进行着各种隐形和非隐形的“投资”行为。而晚会也会招募有人气的明星为收视率服务，毕竟，《知足常乐》这样的歌是无法赚广告费的。 　　狂欢仪式也是一种社会心理的宣泄。在这一点上，倪萍作为主持人的功劳无人能比，她的特点是能够把自己和别人都说得掉眼泪。但是今年，她在媒体上说，她很麻木，她只是服从组织安排。在晚会上，主持人其实也是傀儡，他们并没有自己发挥的空间。这一次倪萍被安排为面对上亿的观众，故意去戳别人的伤痛，目的是爱国主义教育。在杂技《力量》演出后，倪萍有一段重要台词，说其中的一个演员是孤儿，她是在与他聊天的时候知道这个背景的，并且告诉我们在法国演出时，法国人劝他留下来可赚大钱，但他向她表示，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里有爱他的教练和很多人，他要留下来报效祖国和人民，因为他的家永远在中国，接下来就是《家在中国》的演唱。这里一个很有意味的问题是，在倪萍的这段叙述中，这位演员交替被两种人称所指代。当倪萍说孤儿的身世是她自己与演员聊天时发现的，她是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来建立虚假的与演员的亲近关系，这明显是一种叙述策略，为她抖落别人的隐私先做合法开拓。即便是在普通的社交场合，我们也不会无缘无故地这样去咀嚼别人的痛苦，那起码是不礼貌的。但是，在亿万人瞩目的晚会上，这种基本的对人的尊重却被故意地无视了。当倪萍说出他是孤儿时，我们看到镜头中那位表演《力量》的演员无助而伤痛地合上眼帘，——摄影机镜头一直很近地盯住他，如此赤裸裸的语言暴行就这样眼睁睁地在我们面前发生着，这具刚刚展示非凡“力量”的身体，——近于赤裸的身体就这样被强势话语凌辱并且示众。除了这段引出孤儿身世的引述，在其他时间里，这位演员都一直是被第三人称所指代，虽然演员就站在台上，却是一个“哑巴”，所有那些关于“他”的故事都是倪萍用第三者的口吻去叙述的，这种“他者化”的手段把这位演员物化为一种道具，他的真实的心理变化已经被排除掉，他的话语权已经被剥夺。 　　每年晚会上，部队题材是不会被忘记的。与此相关的是，今年晚会上，工人和农民的题材却被有意遗忘。《花盆》里卖花盆的黄宏虽然声称“我们农民”，但这个农民身份是虚假和空洞的，因为真正的农民并不卖花盆，他们需要卖出去的是粮！晚会上唯一由非职业演员参与的节目是由那个创造“疯狂英语”的李杨带领的《英语大家说》，他率领工、兵、学、商，——没有农，农民心照不宣地被从“大家”中排除掉了，因为现代化其实是城市化，而中国广大的农村是离现代化最遥远的地方；这些城市中的各色职业人群在李杨的引导和指挥下，把这个世界上最强势的语言与汉语进行拼贴和“接轨”，马到成功：马，house!成功,success！以我们在文革中都熟悉的“表演唱” 的形式，进行着国家主义和全球化的大合唱，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向中国。 　　 　　（三） 　　 　　与此相对照或者说相联系的是整台晚会的商业化趋势，商业广告可以说无孔不入。由于这个晚会的特殊性，不能象平时一样在节目中频繁插播广告，所以就有各种隐性广告遍地开花，变尽各种花样。比如说所谓网络主持，就是由主持人坐着念不痛不痒的串联词，同时在他们身后的大屏幕上很奇怪地出现一些人无声地却是引人注目地在那里拱手、作揖、说话，字幕上告诉你这是某家公司或企业。还有新鲜事物是往年由主持人念的世界各地的电报，现在改由字幕出来，与此同时，是各类企业的名字与这些电报放在了一起滚动，企业的数量甚至会压倒电报的数量。这种“复调”式的处理意味深长。 　　“晚会直播中，时不时有一些现场观众的特写镜头。央视演播厅现场观众分圆桌席、排座席两种。坐上圆桌的多为大腕级的赞助商，坐在后面的则是各界人士。现场摄像师手里有一个本子，演到哪个节目给哪位圆桌的嘉宾特写，都明明白白地写着。据了解，只有为春节晚会投下千万元以上广告的企业老总，才有资格在此占据一席。 　　晚会中，倪萍、朱军和文清3位主持人不时站到演播现场一个固定的观众席前主持节目。当主持人面向镜头时，主持人周围的观众也就跟着进了镜头。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位置的观众竟然是流动的，一拨人露了一回脸，跟着就换上一拨人。原来，有机会‘到此一坐’者都是与春节剧组有关联的人或央视内部的‘自己人’。”[⑤] 　　在观众席中露脸的却是“假”观众，不知那些“真正”的现场观众对此做何感想，我甚至怀疑还有没有所谓“真正”的现场观众 我就不只一次在晚会的镜头里看到总策划赵安和其导演组成员坐在一起的镜头，近水楼台先得月，也算作自我犒赏 本来，晚会现场设观众席是为了建立电视观众对晚会的认同感，现在圆桌和排座成了等级，过去是劳动模范和英雄人物配做的圆桌席，现在则由财大气粗的广告商来占据。看来，新的社会分层不用到别处找，它就在观众席上。这种变化叫老百姓如何“心平气和、知足常乐”得起来呢 无论是现场的，还是非现场的观众，晚会其实并不真正尊重他们。 　　一方面为让观众充当傀儡，另一方面又设计出有奖竞猜之类所谓与观众的“互动”，网上互动和手机互动是为中国电信、移动通讯和中央台自己的网站做广告；观众评选，是为某皮鞋品牌做广告。这些主要是通过网络、手机这些现代信息工具进行的与其说是互动，不如说是广告行为，因为所有这些互动设计最大的得益者恰好是晚会的赞助商。而且让人生疑的是：手机在节目中也频繁出现。一位手上带着护套的三轮车修车师傅，——其实他更多的工作是修自行车，这种人物角色其实我们在自己的城市中都很熟悉，他们大多是下岗工人和外来民工，手上沾满黑色的机油，在街道的某个角落里默默地劳作；这位修车师傅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手机，从一条短信息开始了这个叫做《邻里之间》的小品。小品的包袱设计很陈旧：误会和解除，——观众从一开始就可以预料到。笑料则来自老套的正反歌，正反歌本是传统民间艺术的经典形式，体现的是对现存世界的颠覆和解放的快感，是所谓民间“狂欢”形式的一种主要体现；但在这个小品里，颠倒变成了空洞的形式，颠倒的对象并不具有对比的意义，没有压力下解放出的快感，并不好笑，从小品创作的角度来说是失败的，虽然它在意识形态上是安全的。据报道，这个原来叫《缺心眼》的小品在审查中曾因为格调不高无新意而被毙，这样的小品最后还是上了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让我总是忍不住以小人之心揣想，这莫非与这个小品的结尾有关 结尾是演员们热情洋溢地奉劝和号召大家都到手机上去发信息，（我最好提醒大家，这种服务是收费的），最后一个镜头是演员的集体亮相，手里分别高擎着手机，——活脱脱一个广告形象！雪村的《出门在外》最后一句“翠花，我马上回去，赶紧上酸菜”的时候，手里居然也用话筒模拟着手机！而这首歌的开头却是雪村刚从公用电话走下来。撇开广告嫌疑不说，这种对“信息化”时代迫不及待的献媚也是使人印象深刻的。在晚会上，信息时代、信息化这样的话语不绝于耳，完全不考虑中国的上网人群和拥有手机的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不考虑信息沟在中国日益加深的不平等关系。信息化集中在城市和发达地区，这就有信息不平等问题，无法接触到这些现代化通讯设备的弱势人群将更加深刻地被排斥在信息沟的另一端，这种不平等将加剧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而不是相反。正是因为社会权力和资源优势是掌握在这些拥有信息化能力的人群中，这就产生信息与社会权力的结合，对“信息”的崇拜其实是对社会权力的崇拜。与此同时是信息歧视，非信息化人群与社会中心权力的关系进一步被疏远，他们将更加边缘化，并逐渐丧失作为大众媒体目标观众的价值，因为他们低下的消费能力丧失了对广告商的吸引，而在商业化的媒介发展中，没有广告商支持的节目是没有存在价值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媒介越来越把自己的目标观众锁定为占人口比例很少的所谓“白领”阶层。而号称面对十三亿中国人的中央台春节晚会也终于走向这条由广告商铺设的不归路！ 　　今年晚会特别之处是设了一个深圳分会场，叫南北直播，同时有西安、上海、沈阳三个城市的外景插入。这个设置本身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既是对共同时空体的营造，同时三个城市各有其符号意义：西安，取其古老也因为西部大开发；上海，繁华的现代化都市与改革开放，去年的APEC会议；那么沈阳呢 这个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国有企业亏损最严重下岗职工最多的敏感的城市，它是稳定的！所有的外景景观都是为晚会特别搭设，那些欢聚在镜头前的人群，也是应导演开拍的指令开始欢呼的，在此之前，他们只能比演播厅里的扮演“观众”的“群众演员”更无聊地捱着时间，想想沈阳、西安、上海冬夜的室外温度吧！这些群众演员除夕夜不能在家过年，不知能否能拿到劳务费，他们并不像那些明星可以借晚会提高走穴的价码。当零点的钟声敲响，我蜷缩在上海寓所的沙发上，看到三个外景地的画面依次切入，看到镜头晃过上海外景地在寒夜中应声起舞（舞龙）的人群，　荒诞感油然而生。几分钟的镜头，异地卫星传送，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劳命又伤财，但“陕西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的副总监葛伟告诉笔者，这一次赴京竞选的城市如云，仅西部就有成都、重庆等城市加入了直播点的竞选，……。这次竞选已达“白热化”……据悉，西安直播点拥有8到9分钟的时间。葛伟激动地表示，如果按照春节晚会的广告片酬计算，西安这次等于赚回了1个亿，因为10分钟的春节晚会广告就是1.2亿的天价数目。除了经济价值，其影响和意义都是不可估量的。”[⑥]时间就是金钱，古话一寸光阴一寸金已远远不足以形容，晚会每秒广告最高达50万！整个晚会广告收入逾亿。[⑦] 　　有意味的是直播点一般都是与当地电视台合作，但是这次深圳分会场却不是与深圳电视台合作，虽然他们同是国家电视台；而是与一个叫“世界之窗”的旅游企业合作。这个企业的背景是香港中旅公司和国务院侨办，它属于华侨城集团，一个资本庞大的上市企业集团，该集团还下辖同是旅游企业的“锦绣中华”。没有选“锦绣中华”而是选“世界之窗”，是因为“世界之窗” 所具有的符号意义更符合晚会“走向世界”的意识形态需求。深圳分会场舞台背景正中的铁塔（艾菲尔铁塔 ）上特设的“世界之窗”四个红色大字，并有眩目的灯光环绕，只要是全景镜头肯定少不了它，想要不在镜头里出现都难，何况现场导播还不时把镜头专门给它。那首叫做《美丽新世界》的歌第一个镜头就是从灯光簇拥的“世界之窗”拉出的。这个广告形象不动声色在镜头里反复出现，甚至演员演唱的圆台座座基上也是“深圳 世界之窗”的字样，让我忍不住赞美：这真是商业利益与国家意识形态获得“双赢”的大好局面啊！这就是中国传媒产业化与市场化的一个结果，难怪有媒体说春节联欢晚会的商业化运作已经开始。 　　这台晚会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黑箱操作，对外界戒备森严，胆敢泄密“杀”无赦，所有的演员都噤若寒蝉，让那些被报社老总驱赶着去挖晚会花絮的记者们吃足了苦头。很多人都纳闷：不就是一台晚会吗 为什么要搞得那么神秘，为什么要如此严格地对记者封锁消息！仅仅从制造悬念的角度来说是说不通的，因为真正的悬念是一种精心制造的策略，有暗示，有诱惑，而不是这样气急败坏、变化莫测。唯一的解释是：这内部的争斗不到最后演出的关头都不会尘埃落定，国家意识形态的审查和内部的寻租活动其实是一直都在激烈地进行，所以当然都不愿意被曝光。但是利益争斗之激烈从它在今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控制中应该可以想见。 　　面子上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油彩，里子里是权力垄断者寻租活动的“黑洞”，难怪陈佩斯说它是“名利场” ！搭国家意识形态的顺风车，中央台其实是最大的赢家。其次的获益者是承办人员，权力寻租在这个势力范围内是更激烈的进行。“50万元广告赞助换取一张央视春节晚会现场直播入场券，900万元广告投入赢得圆桌贵宾一席之尊；为了在节目中露个脸，10多万人民币换个合唱的镜头，很多演员还不能如愿。”[⑧]但是晚会的危机也正由此产生。意识形态只有在我们没有意识到它是意识形态的时候，才最能发挥作用，当它的征诏功能沦落为一种强迫和压迫时，意识形态本身就面临危机了。而且，当大家发现这种意识形态甚至被用来做交易的时候，被欺骗的感觉也就无法阻止地油然而生。在晚会丧失了提供“狂欢”的可能性，而被等级和商业利益所占领时，它的危机就不远了。那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等级的社会秩序，道德的耳提面命，百姓立场的丧失，“狂欢”色彩的消褪，成为今年春节晚会最突出的风景。对于骂声越来越高的现象，流行的说法是百姓的口味越来越高了，众口难调，这其实是一种掩盖和推卸。在特权与金钱准入原则主宰下的晚会，其实已经宣告了大众共同参与的平民狂欢的乌托邦意识形态的破产。 　　 　　2002年3月，上海。 　　 　　-------------------------------------------------------------------------------- 　　 　　[①]本文节本发表于《读书》2003年1期，标题为《解读二00二年“春节联欢晚会”》。 　　[②] 参见《巴赫金文论选》，《拉伯雷小说中的民间节日形式与形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第163-251页。 　　[③] 见《米教头临阵卧病缺席——央视春节晚会直播现场目击》，《华商报》2002年2月19日。 　　[④] 见《同唱歌曲〈北京时间〉戴玉强春节晚会将与孙楠搭档》，《潇湘晨报》2002年1月21日。 　　[⑤] 见《米教头临阵卧病缺席——央视春节晚会直播现场目击》，《华商报》2002年2月19日。 　　[⑥] 见《春节晚会直播点正式敲定 西安要“赚”一个亿 》，《长江日报》2002年1月14日。 　　[⑦] 见《新年报时10秒钟底价380万——春节晚会进账知多少》，《成都日报》2002年1月2日。 　　[⑧] 见《10万人民币但求露个脸——春节晚会“入场券”价值不菲》，《京华时报》2002年1月10日。

(一) 　　 　　 　　近年来，关于《良友》画刊的研究已经颇为丰富。开风气之先的应属2001年李欧梵先生在大陆出版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上海》[①]一书，其中对《良友》画刊单列三节作为“印刷文化与现代性建构”的论证，同时也是对上海“新都市文化”的论证，这在很大程度上开创了《良友》画刊研究的新局面，也为《良友》研究定下了某种基调。在这个意义上，包括笔者在内的后来的研究者都受益于李先生的开拓性工作，这是需要首先强调和感谢的。但是该书中有些叙述不够准确，有些论点还值得商榷。 　　《上海摩登》在介绍《良友》时，认为创办人武联德是个“事业商”，“他一度为商务工作，所以后来能为自己的杂志招揽不少著名文坛人士，像赵家壁、郑伯奇、马国良和周瘦鹃当他的编辑。”[②]这其中，很遗憾没有提及最重要的画刊主编梁得所，另一重要主编马国亮的名字有一字误。赵家壁与马国亮在为良友工作之前，都只是二十岁左右的无名小辈，赵是一半工半读的大学生，马是一个高中文凭还没拿到的文艺青年，并非“著名”人士，这正是良友的用人原则，他们的著名是在为良友工作之后。五任画刊主编在走向主编位置时，只有周瘦鹃是著名文士，也是最不成功的一位主编，只做了八个月，而且大部分工作仍然是落在武联德身上。虽然由于周的“礼拜六派”身份，使得一些“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文稿出现在《良友》画刊上，但是并没有占据主要作用，并非今天一些研究所强调的那样。据马国亮先生的回忆，第八期曾刊登一篇“礼拜六派”小说《颤动的心弦》，就遭到读者来信指责是淫秽小说，读者还对文稿中的粗话来信进行抵制。这使得一位只念过半年大学，年仅二十二岁的梁得所走上了主编的位置，他锐意改革，“从消遣无聊成为增广见识，深入浅出，宣传文化美育，启发心智，丰富常识，开拓生活视野”，[③]这正是《良友》不同于一般的鸳鸯蝴蝶派刊物的地方，这个区别非常关键，因为它直接关系着我们对《良友》的理解。今天对《良友》画刊的很多研究多注重它的商业成功，把它看成简单的娱乐类杂志，是市民刊物、时尚杂志，从而把它追认为今天中国大众传媒的商业化之前身以及合法性论证。这就遮蔽了《良友》自身的启蒙主义价值追求，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当时的《良友》在全世界的华人中能够迅速受到欢迎。 　　到底什么是《良友》的传统 这个问题值得再问。在马先生的回忆录中，他谈到《良友》对广告的态度，编辑部拒绝两类广告，一类是内容不可靠有欺骗嫌疑的；一类是与性、色情有关的广告： 　　“《良友》画刊是一本男女老幼皆可阅读的刊物，是一本内容健康，能摆在家庭里面而面无愧色的刊物，内容更不应该有任何坏影响的广告出现。即使有人出重价，也不为所动。”[④] 　　编辑部有特权可以拒登广告，经理部毫无例外地尊重。这正是《良友》最基本的原则：办正派的画刊，对此，我们理解和重视得并不够。 　　 　　（二） 　　 　　今天《良友》画刊被讨论最多的是它的封面照片。在李先生看来，这是晚清名妓小报传统的一种延续，这一观点被众多研究追随，几成公论。虽然他也指出《良友》从不登名妓，但是在他的分析里，那些女性的照片依然是带有性诱惑的，是“名妓文化”的另一种形态，“名妓文化并没有从中国现代文学里退隐：只是她们的‘公众形象’被更现代更令人尊敬的女性照片和画像代替了”，[⑤]因此包括它的英文名字The Young Companion 在内的整个封面都清楚暗示了：“年轻、富有、魅力的女性（被塑造成）是读者的‘良友’：因此这些设计、这些梦幻女性是要让读者进入杂志的文字，文字内容才向你提供真正的‘知识伴侣’”。[⑥]其实，英文名称是因为创办人伍联德念念不忘他曾经创办而失败的《少年良友》，因此把它保留在英文中了。自摄影传入中国，人物照片便具有了某种社交功能，人们会把自己的照片签上名，或者题上诗送给朋友，作为缔结友谊的方式，1903年鲁迅著名的《自题小像》就是送给许寿裳的。这种习俗建立在人们对照片的“纪实性”理解，照片被认为与其人的真实存在有直接关联，因此送照片具有一种礼仪性和情感性。这应该是《良友》画刊不用月份牌那样的画像，而是选择标注真实姓名的人物照片来诠释“良友”的原因。但是李先生对封面女性与名妓文化传统的建立，却开启了简单照搬西方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对《良友》进行武断解释的先河。 　　这里的关键依然是如何理解《良友》画刊封面女性的“纪实性”。她们都是有真实身份的现代女性，不是她们的“梦幻性”（这里暗示的是性诱惑），而是她们作为独立身份的公共性才是《良友》予以展示的要点。她们都是自信的，和现代生活的器物与社会环境相联系，《良友》通过这些新女性的典范重新定义女性的现代价值。她们是甜美的，这种甜美是从内心流溢出来的。她们大部分是直面镜头的，主要的表情是开朗地笑：从微笑到大笑，也有一些是严肃和略带忧郁，眼光大胆而勇敢，不羞涩不畏缩。不是被看，而是她们在注视着读者，用眼光和读者交流。她们是现代和正派的新女性，是影星——中国第一代职业妇女，是女学生，是女运动员，是社会名流，是中国女性的楷模。楷模的意思是把传统的“抛头露面”的负面意义予以推翻，——这恰恰是对名妓小报传统的颠覆，并把它重新解释为女性的解放，而解放的女性是美的。进入演艺界的女性不卑贱，而是新生活、新思想的体现。《良友》对新女性的定义的确含有一种单纯、乐观的乌托邦色彩，但这正体现了《良友》以此来构筑新的启蒙价值追求的意义。虽然它不渲染女性走向独立的艰难和牺牲，但是，在阮玲玉自杀后，《良友》画刊则用大量的篇幅予以报道、追悼和谴责，这不能仅仅用市场的原因来解释。这样大的报道篇幅和《良友》画刊对鲁迅去世的报道篇幅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对于《良友》画刊来说，这两个人物的去世具有同等的意义，因为现代女性的独立问题在任何现代启蒙意义上都是极为重要的。《良友》画刊对另一影星胡蝶的钟爱和尊重，对她的自然、健康和明媚的强调，对她的影艺和社会活动的报道，比如刊登她的欧游游记，也可作如是观，即把她作为一个独立、自强的职业女性来看待，并没有我们今天媒体里充斥的花边新闻。事实上，《良友》画刊对所有的电影明星都保有这样的尊重，就是从不把她们放在和男性的形形色色的关系中去表现，这只要简单对比一下今天商业化的媒体就不难看出，其格调之高下已经不成对比。华裔美国好莱坞影星黄柳霜也是《良友》画刊的封面女性，但是《良友》并不是只关心她的脸蛋和国际知名度，而是特别邀请她在回国前写了一份自述。在自述中，黄柳霜叙述了对表演的热爱，在好莱坞作为职业女性打拼的艰苦，以及如何逐渐获得成功。她特别强调了作为演员受到导演的指挥，无法控制自己角色的性质，演了很多反派角色，国人对其角色的指责使她很不安，她是“无意”种下了错误。她在舞台演出启幕之前，“必定对着观众说几句声明，说无论我所扮演的角色怎样坏，不能代表我们中国人的全体，希望在座观众不要误会。这句话说完之后，我从他们的掌声中知道他们对我的话是很同情的。因此在外国，他们都叫我‘中国善意的使者’（The Ambassador of goodness）”。（《良友》第114期）黄柳霜的这番表白，她不是花瓶，而是有追求、有反省、有自觉意识的中国新女性，“我虽未回过祖国，但我到底是中国人”，表明了《良友》画刊对新女性的理解以及画刊自身的宗旨：打造新中国的新形象。 　　我很奇怪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非要读出其中的“性”意味，这种解释本身倒是需要用女性主义理论来解读。因此，不是依附和被看，而是对自然健康的新女性和新生活的展示才是《良友》断然不同于名妓小报的地方。这正是为什么具有真实身份的新女性不惮于走上封面，而《良友》则要强调这些女性真实身份的原因，因为《良友》要构建的是一个新中国的美丽新世界，——这才符合《良友》办一个堂堂正正的启蒙刊物的道德追求。李先生分析了一则《良友》上刊登的白金龙香烟广告，精心打扮的妻子，——她的穿着和封面女郎的风格一样，拿着白金龙香烟送给沙发上的丈夫，以此来证明新女性对资产阶级家庭的附属性。[⑦]但是在笔者翻检《良友》杂志时发现，除了这则广告以外，白金龙的广告形象还包括同样的女郎一手捧着书，一边怡然自得地独自享用白金龙香烟；以及她坐着，一位站着的男士弯腰把香烟殷勤地递给她。其实我查到的所有封面女性的背景都不是家庭内部，而是以各种方式指涉着家庭之外的公共空间，在她们身上没有任何关于家庭位置的暗示或明示，这正是为了强调独立性。李先生在分析中看到了也肯定了这些女性的“新人” 气质是“具有全新的含义和伦理价值”的，但是却又把她们限定在对资产阶级的家庭内部和都市空间塑造的贡献上，这是证据不全的。“我相信它描画出了一系列的家居和公共空间，而那些穿着美丽的女性类型就在这些空间里生活、活动：从卧室到舞厅，从客厅到电影院和百货公司。”[⑧]所谓“相信”意味着是靠今天的想象完成的，接下来李先生举出的例证：穿着美丽的女子坐在“典型现代居室”的不同房间，这却是从《申报》来的照片！而文中列举的“公共空间”：舞厅、电影院和百货公司，没有一个是《良友》画刊封面女性的背景。这似乎是一个提醒，我们今天的很多上海研究热衷于发掘的“公共空间” 及其功能有多大程度是想象中的呢 陆小曼是1927年9月号的封面女性，而她后来发表在《良友》画刊上的文章《泰戈尔在我家》，回忆了1924年当得知泰戈尔要来家住时，她和徐志摩的窘迫：“两个人不知道怎样办才对。房子又小；穷书生的家里当然没有富丽堂皇的家具，东看看也不合意，西看看也不称心，简单的楼上楼下也寻不出一间可以给他住的屋子。回绝他，怕伤了他的美意；接受他，有没有地方安排。一个礼拜过去了还是一样都没有预备，只是两个人相对发愁。” （《良友》画刊157期）无论陆小曼是否矫情，她对自己家居的描述并没有提供对想象的“资产阶级”家居生活的支持。 　　 　　（三） 　　 　　这就涉及到《良友》的办刊宗旨。为《良友》传统奠定最重要的基石的两位创始人伍联德和梁得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美术的热爱，并各自进行了自学。不约而同，他们俩都翻译过西洋美术史的书籍，一本为《新绘学》，一本为《西洋美术大纲》，后者在梁得所担任主编后在《良友》画刊上连载。继任主编马国亮也是美术爱好者，曾在上海新华艺术学院学习美术，也曾跟从一俄国画家学习。正是因为他的美术素养，才引起伍联德的注意，并最终把他推到了主编位置。以透视法为代表的西洋油画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其实是具有启蒙意义的新的世界观。透视法本身也是15世纪在欧洲的启蒙时代被发明的，既是启蒙的产物，也是启蒙的内容。正如徐悲鸿在自叙中所言：“我归也。于艺欲为求真之运动。唱智之艺术。un art savant思以写实主义启其端。”（《良友》第46期）正是因为这个“求真”意志，作为先锋艺术的“美术”和同样从西方来的摄影产生了意义的融合，并同时出现在一个涉及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时事的画刊上。这种观看之道是启蒙主义的，本身也是现代性的。“美术”顾名思义是“美”的，用它来翻译西方的纯艺术（fine art），是包含着价值判断的，那就是对西方美学的认可，以及对中国人的美的观念的重新定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完全否定，而是寻求两者的结合，因此，我们在《良友》画刊上既能够看到西洋美术作品，也能够看到中国传统绘画被放在“美术”的范畴里重新展示，还能够看到一些用中国人的意境、西方人的技术来处理西洋题材的绘画和摄影，比如郎静山的摄影。在他看来，“东方艺术，可为摄影之助，摄影亦足证东方艺术”，“摄影虽已进艺术之域，非仅供私人之娱赏，亦以文化为归墟”（《良友》第150期）。 　　我们需要在这个“美术”视野下，来看待《良友》中的女性裸体形象。这些裸体既有绘画，也有摄影。但是不同于封面照片，这些裸体都是无名的，以排除具体的意指，而且从笔者翻检到的图画来看，这些裸体出现的场合没有任何性的暗示，这就使得它们绝然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春宫画。她们从两个方面获得合法性，一是艺术，二是自然，——对人体的“美”的定义都是从西方的启蒙思想中获得的，因此这些裸体都被去除了“色情”。对裸体摄影的强调是其健康和“自然”，这些摄影作品在编排的时候往往和“美术”作品以及自然风光放在一个版面上，往往在图片下方安排文字说明，比如：“健康的身体是美的首要原则”，　“返与自然”，“倡导健康美”等文字，以抑制意淫。比如画刊83期刊登了上海三十年代著名的黑白社的摄影展，裸女是和湖泊、楼房、街景、大海等景物摄影组合在一起的。[⑨]在一组标题为“人体习作”的裸体照片上方的文字是这样的：“中国妇女素以荏弱闻。体格健美者，即于今日，亦属罕见。惟此数桢，肢体之矫健，肌肉之柔美丰腴，实堪称女性之典型，兹特介绍于读者，并愿我国仕女以此自勉，而更致力于体格之锻练焉”（《良友》画刊第125期）。画刊上还曾刊登了由良友公司发行的《健美画刊》的广告词： 　　“提倡健全的体格，表露女性的曲线，健全的身体而不粗，柔和的曲线而不淫。我们觉得人生苦闷，故此要‘美’来慰藉我们的心灵，《健美画刊》就因此应运而出版了。在中国人体美的定期刊未曾见过，本刊持着勇气，以正大艺术的态度作为先导，用精美的铜版纸彩色封面印刷，内容有健全的体格，有柔和的曲线，使读者看了得无限的美感”（《良友》第71期）。 　　犹如八十年代的中国美术界也是以裸体之“人体美”开启整个社会思想解放的阀门；如果我们把二十世纪初人体模特儿被新（西）式的美术教育入中国所引起的风波联系在一起，把美术与美育代宗教的启蒙思想联系起来，也许就不会按照今天的媒体表现，把《良友》中的裸体看成是商业主义和市民趣味的。其实恰恰相反，“美术”从进入中国一开始就代表的是启蒙主义的追求，这样，我们才不会对《良友》画刊奠基人的启蒙思想都是从“美术” 开始感到奇怪。 　　裸体的不仅仅有妇女，还有孩子，目的是要强调孩子健康自然的重要性，它和《良友》画刊对体育的重视是一脉相承的，它的背后是“东亚病夫”的焦虑。强国先强民，强民先强儿，正因此妇女和儿童栏目一直是《良友》画刊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良友》第45期开始的“成功人士自述”中第一篇便是球王李惠堂，他在自述的最后部分这样说：“我最近的希望是能率队周游列国，表现我国青年的新精神；远一步的志愿，是能在世界足球场内夺归鳌头，使他人不敢轻视我国，使东方病夫之诮，得永消沉于深渊的最低处！”这种强民的思想正是《良友》的宗旨，对于当时的中国，体育并不只是“娱乐”，而是有着强烈的启蒙性，所以画刊会有大量关于大学和中学体育活动的报道，强调的是体育与现代教育的结合，以此作为社会的典范，并出版《历届全国运动会特刊》。在一张由郎静山拍摄的女运动员的照片下方，有这样的文字： 　　“运动的目标 锦标的作用是提倡体育，但是体育最终的目的决不是锦标。在运动竞技的广场上，胜利者不必喜，失败者不必悲，他们同样地是演员，扮演在广大的民众面前，告诉他们体育的意义是在身体的康健。我们不需要什么体育皇后，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健全的国民，那怕他是竞赛场中最末一个。每一个运动员都应该牢记：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在有健全身体，来为全人类的幸福贡献最伟大的工作，而不是一把金戈，或是一面绣旗。”（《良友》第82期） 　　所谓良友公司的主要商业方向是艺术与娱乐，其中美术、体育、妇女，究其实质都与启蒙相关。 　　强调封面女性的独立性，并不是说《良友》不关心家庭问题。只是对家庭问题的关注不是通过封面女性，而是通过对名人家庭的展示来完成的。提倡现代婚姻家庭也是《良友》的宗旨，在《良友》画刊对名流的报道中，往往都有其家庭的照片，他们看上去很幸福，妻子是现代妇女，和丈夫并肩在一起，他们和睦、平等，孩子们也都活泼健康。《良友》设立“现代成功人士自叙”栏目，目的是呈现“成功”后面的奋斗，含有强烈的励志意味，“是鼓励青年自强努力、刻苦奋斗的好教材”，这些都是为了“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比如“交际博士”黄警顽，在商务印书馆从事公关工作，在上海各阶层名气很大，但是与想象不同，他苛守三大信条，：慎言语、守信用、戒嗜欲，自奉极俭，自律极严，却热心社会工作，助人为乐。由此，不难看出《良友》的良苦用心。除了上述两位，最初被推出的“成功人士”分别包括画家、教育家、医学家和女权运动者，依然是其现代启蒙价值观的延续。这是不同与今天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建构的“成功人士”之形象的。 　　 　　（四） 　　 　　需要指出的是，《上海摩登》把《良友》画刊限定为表现都市文化和资产阶级生活空间，这极大地限制了对《良友》画刊理解的范围，排斥了《良友》在杂志中积极表现劳动妇女、乡村社会、不同民族之民俗和各种世界图景与刊物宗旨的联系。今天被中国摄影界重新“发现”的庄学本，在三十年代对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进行过全面考察，他的考察手记和摄影在当时的《良友》画刊上占有重要位置，而《良友》的稿费则是他在边地拍摄的一个经济来源，对于庄学本来说，“‘开发西北’是‘失掉东北’后指示青年动向的坐标，并不是空喊口号，要开发整个西北，必先明了这儿关系重大的腹地。”。（《羌戎考察记》）[⑩]这个激发出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正是庄学本摄影的动机。而对于《良友》来说，面对内忧外患，打破当时中国画刊的都市局限，表现整个中国的现实，睁开眼睛用中国人的视野看中国、看世界，恰恰是其最重要的追求。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都关涉启蒙。但这些问题及其内容，在把《良友》画刊当成三十年代上海消费主义的现代想象中，都被遮蔽了。李先生在考察商务的两套作为“启蒙事业” 的文库时，特别分析了其中的“现代问题丛书”50本列出的50个问题，不过，他认为： 　　“如果把这些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计划——在同期（1929-1934）,共产党活动从城市转为乡村——相比较，那很显然，50个现代问题里找不到某些基本的革命前提：城市无产阶级问题、工人罢工、社会主义理论和革命文学，还有最重要的农民和他们革命的潜力问题，这种区别揭示的不仅是政治方向的不同（王云五的编委是由温和派和保守派组成的），也反映了城市和乡村‘想象’的鸿沟。换言之，整套文库既是基于城市，也是为城市读者而设计的。它之所以值得关注正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中国现代性想象的主要知识基础。”[11] 　　姑且不论关于“革命”的知识与想象是否应该包含在中国现代性想象的主要知识基础里，是否就是启蒙思想的组成部分；起码，对于《良友》画刊来说，并不存在上述革命“前提”缺席的证明，也不存在城市和乡村“想象”的鸿沟，但是却不能否定它对“现代性”的“知识基础”的提供。就笔者翻检的《良友》画刊中，就看到既有英国工人罢工的报道，还有大量关于苏联建设的报道；有“赤匪”广州起义被杀得横尸遍野的图片，也有蒋委员长苏区剿匪胜利归来的报道；既有苏维埃钱币的图片，对共产党、八路军高级将领的采访，也有对延安以及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报道。要说革命文学，赵家壁主编的“良友文学丛书”和“新文学大系” 里都是代表作品。1939年3月，《良友》第147期上发表了一篇《去延安途中》的文章和摄影报道，其中一张照片附有这样的文字：“已成中国青年梦想中天国之延安，每日必有数百青年，自全国各处，分道奔来，投军入学，有骑驴者，有骑自行车者，有步行者，此等不畏艰难追求光明之青年，当属未来中国之主人翁。”这样的“梦想”也应该是中国现代性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赵家壁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具有强烈的左翼色彩，良友公司又出版有《苏联大观》、《活跃的苏联》等书刊，加上《良友》画刊对苏区和苏联的报道以及大批左翼作家在画刊上的亮相，曾使得当时上海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潘公展向良友公司施压，并发文命令公司解雇赵家壁和马国亮。公司自然不会执行这个命令，一面通过托人向南京国民党中央说情来化解危机，同时并不干涉编辑方针。这些，都是今天的“良友” 研究热中不大看不到的。2004年出版的两套《良友》文选，一套是《朱古律的回忆 文学〈良友〉》一卷，[12]一套是《1926-1945良友》“小说”两卷，“人物”、“散文”、“随笔”各一共五卷[13]，就反映了我们今天对《良友》画刊理解的偏好或者说偏见，时事和政治的内容几乎没有人关注，它们的“缺位”却反过来成为对《良友》画刊都市消费主义现代性的证明。 　　伍联德并非简单的“事业商”。他创办《良友》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改变外国出版物中异国探险者所表现的积弱积贫的中国形象：那些小脚女人和吸鸦片的长辫子男人。因此，美术、科学、体育、现代妇女、现代家庭等构成了一个现代启蒙的价值体系。对外，它要从正面的意义展示一个全方位的现代中国；对内，它要以此启迪民众。1930年，良友出版了由伍联德负责的《中国大观》，从十六个方面介绍中国的情况，发刊词说得很明白： 　　“欲改变外人之观念，促进国民之努力，首次将国内实情广为宣扬。宣扬之道，文字之功固大，图画之效尤伟。盖文字艰深，难以索解；图画显明，易于认识故也。” 　　这正是它获得海外华人欢迎的原因。一两年间，凡是华侨旅居之地，无不有《良友》画报，以至于“良友遍天下”的说法名至实归，《良友》画刊上的英文说明不是今天“和世界接轨”的意思，而是为了让海外已经不通中文的华侨后代也能够看懂。它体现出的世界图景极为广阔而敏锐，比如创刊初始就对当时的日本、苏联和德国的现状给予极大的关注，而它对东南亚（南洋）的重视更是今天的媒体所不具备的。所以，在任何意义上，它都不是一本简单的大众文化的消费刊物。 　　伍联德在创刊的第一年，就以积极的姿态介入政治，1926年的《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1927年的《北伐画史》，都体现了用影像见证历史的抱负。在《中国大观》出版之后，1932年伍联德酝酿出全国摄影团的计划，立志做全国性的摄影采访。这是中国新闻史和摄影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历史性的，从而刷新了新闻摄影和中国现代性的关系。对此，蔡元培和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国学馆长的叶恭绰都报以极大的关注，叶说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天下不认识别人的很多，不认识自己的似乎很少……世界上只有我国，是一种特别情形，就是立国四千年，究竟我们的国土有多大，人民数目有多少，我们始终说不出……以为一切可以不闻不问。……结果黑龙江东的地图一画错，就失去了几千里的领土；自己说台湾生番我们不管，日本就派兵去管……”，[14]在这个重新认识中国的意义上，《良友》画刊的摄影是和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痛苦转型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正是伍联德的自我认同。 　　旅行摄影团由《良友》总编梁得所亲率三位摄影师组成，路线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南诸省。以一民间媒体的形式历时八个月，在盗匪横行、交通不变的情况下采访，是需要极大的理想支持的。摄影团历经艰难困苦，也见证了无数民间疾苦，拍摄照片一万余张。在此基础上，1934年伍联德主编出版了大型画册《中华景象》，选刊照片二千幅。有意味的是，画册内容包括全国各省，摄影团无法前去的地方就设法从别的来源搜集补齐，力求各省不缺，并附有全国地图和图表十幅。在当时东三省已经被日本占领的背景下，这一举动的政治含义不言而喻。 　　摄影团在张家口采访冯玉祥将军时，梁得所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冯玉祥谈话》。这是一篇珍贵的文献，从中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份被论定为“时尚”的杂志：“政治报道可以成为时尚设计和时尚开发的资源”[15]，其主编究竟是如何思考的。它既涉及办刊思想，也涉及李先生关心的中国“现代性想象”的“知识基础”问题；既涉及宗教，也涉及政治，涉及社会主义这些“革命”的“前提”，更涉及对上海都市空间的“摩登”理解。梁先请冯推荐几本必读书，冯想了一下答道： 　　“第一本，我以为，是《科学宇宙观》、第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新政治学》（陈保仁著）。第四，《唯物史观》。最后，《新约圣经》亦该读，和《唯物史观》矛盾一下看。”说完跟着笑了一阵。 　　“矛盾吗 ”我再问，“圣经所说‘有者增之，无者反夺其所有’，不就与现代经济见解相符吗 ” 　　“不错”，基督将军答，“《圣经》所谓，不惠顾最微小者之一，就是不顾上帝。这便是社会主义了。” 　　“一向听先生的言论，常为平民着想。请问解除平民痛苦，应从哪里入手 ” 　　“生产”，冯氏答，“有饭吃然后可谈其他。比如教平民吃苹果要先洗干净，先要他们有苹果吃然后讲卫生。内地平民生活的苦况，是都市阔人所不懂的，希望你们的杂志多发表穷苦状况。” 　　“这回到内地旅行，一部分目的就是拍摄生活实况。至于杂志发表，我们觉得同时要注重中国的希望。过去的天灾人祸惨象布露了不少，现在我们要看一点未来的希望。当外侮迫人的时候，我们人民当保持一点有自信力的勇气。　我不主张消极地发表平民的牛马生活。您以为怎样 ” 　　“希望总是得有，穷苦毕竟是真相。老百姓做牛做马，我们的大官造几十万元的洋楼，”他说着补上一句，“我说话又得罪人了。” 　　“前次先生到上海所见有什么批评呢 ” 　　“说来又是得罪人的。”冯氏讥讽地笑，“上海有的是一座座鸽子笼，藏着醉生梦死的人。除了一部分执笔者尚能革命之外，其余都是行尸走肉！” 　　冯送给梁两本书，其中《冯在南京》书中“革命领袖与猪”一段，记载他和当时的行政院长谭廷的一次争论，谭说中委月薪八百不够，提议增加。冯当场反对，说猪受主人豢养，有肉有皮还主人；我们白受人民豢养，对猪亦有惭愧。由此，梁得所感慨道：狗喜欢吠就吠，我们——执笔作文章的人——胆子比不上狗，这点感想，正如冯先生所谓对猪有愧一样。冯在另一本书《马电释诠》中说，因为自己往日少读书，没有详细主张，不知政治重要，以为打倒坏人后自然有好人出现。然而事实不如理想。梁得所写道： 　　人们只望以往的内战成为将来御侮的练习。而革命领袖们历次失败的经验，可促成政治的成就。 　　因为，我们老百姓需要政治。政治两个字的意义就是“料理大众的事”，如果大多数百姓的幸福未被料理，岂独政治不良，简直就未有政治。 　　有人说烟台苹果香，有说花旗苹果甜；有说吃苹果削皮合卫生，有说连皮吃滋养充足；有一派主张英国烤苹果糕，另一派主张学法国制苹果酱。这些争辩有什么意思，如果百般饥渴的民众，像冯玉祥先生所谓，连苹果影子都未见过。 　　为了希望自己能如冯氏所谓“尚能革命的执笔者”，所以我这篇随笔特照革命文章的格式——以口号结尾。让我们对冯先生及党国诸贤高呼口号： 　　“拿苹果来！”（《良友》第78期） 　　写此文章时，梁也就二十七岁，具有如此抱负和襟怀的“时尚”杂志主编，我们今天的大众传媒中有多少 《良友》的坚持和操守与今天的时尚杂志是完全不同的理念。刊物要使得人民有自信力，要在现在的真相和未来的希望之间保持平衡，这个宣称并不是梁的个人观点，而是整个《良友》杂志创办的动机。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从百姓政治的角度，《良友》才获得如此广泛的影响。政治上兼容并包，对各个党派不预设偏见，而是就事论事。这正是为什么当时的左翼文人在《良友》中也有重要表现。赵家壁主编的“良友文学丛书”成为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最重要的文库，这样的文库广告就显目地刊登在《良友》画刊上。素来不轻易答应刊登照片的鲁迅破例同意梁得所拍照，于是目光桀骜的鲁迅坐在书房中的照片出现在《良友》画刊第25期上，同期还转载了1925年六月《语丝》上的《鲁迅自叙传略》。女作家丁玲也是《良友》一再关注的新女性，在她被国民党监禁时，《良友》率先报道她失踪的消息，“中国社会最负盛誉之女作家丁玲女士于五月十四日突告失踪，或传被捕遇害，纷疑不定”，并刊登她的小说《杨妈的日记》，公布了小说手稿的照片。抗战期间，《良友》画刊更是积极介入抗日活动，出生入死，都是上述理念的延伸。这样的《良友》传统是不应该被遗忘和抹杀的。 　　在回忆录《良友忆旧》的结束语中，马国亮先生引录了1928年武联德对《良友》使命的阐述： 　　“我希望我们《良友》现在所报着的普及教育、发扬文化的目标保持到底。不见异而思迁，不因难而思退；更不受任何势力的支配。取材严而均，言论公而直，持着我们的目标，忍耐、向前，努力实行，以求贯彻……”（《良友》第25期）。[16] 　　与这段话出现在同一期刊物上的还有《鲁迅自叙传略》。那里，鲁迅简短地记述了他弃医从文的经历，宣称：“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 　　今天，《良友》画刊已经浴火重生。如何理解和继承这样的传统，将决定着今后《良友》的命运。 　　 　　 2007年5月14日完稿，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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