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私观念构成了农民行动逻辑的深层基础。根据农民的公私观念，不同性质的纠纷由不同的调解人来解决，形成不同的纠纷控制单位。在宗族性村落，宗族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私的特征，同姓发生的纠纷一般在宗族内部解决，宗族构成一个纠纷控制单位。在宗族内部，纠纷又因私的程度不
村落里的纠纷总要有解决的渠道和控制的单位[1]，否则就会酿成大祸，破坏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对纠纷的控制，要视纠纷在地方性共识中是处在哪一个层面，即在人们的公私观念中，是私事还是公事，因其性质的不同而可能通过不同的控制单位、采取不同的解决渠道予以解决。而且在私事当中，又可分出不同程度的“私”来，其控制单位也会不一样。在宗族性村落，宗族之内的事务在人们看来是私事，一般于内部自行解决，而在宗族内部又有不同层级的控制单位，解决和控制着不同程度“私”的纠纷，形成独特的纠纷控制模式。
本文将从湘南水村的一个兄弟财产纠纷案例谈起，依托农民公私观念理论和行动单位理论等理论资源，从宗族性村落人们的行动逻辑出发，探讨由这种逻辑所决定和型构的纠纷控制单位。湘南水村位于南岭山脉的湘赣粤交界处，自然条件封闭，自古形成以血缘为纽带，以上敬祖宗、横联族谊、守望相助为依归聚族而居的宗族社会结构，至今保留着丰富而古道的传统。[1]
一、从个案开始的思考
案例1
水村平屋里杨国良于2002年因煤矿事故身亡，煤窑主赔偿了三万元人民币。这些钱存入信用社，杨国良的二哥杨书德管存条，大哥杨书轻管密码，其妻易昭什么也没有，但是要取出这笔款必须三人签字。赔款的用处当时大家庭和湾里的负责人商量得很清楚，只用于杨国良的独子上大学或娶媳妇，其他任何事项概不动用，就是其女杨菊芳也没有权利享有这笔钱。说通俗点就是，这笔钱只属于儿子杨宁。后来杨宁生病，三人同意后取出两千块钱，还剩2万8。杨国良的妻子易昭后改嫁他乡，当时杨宁只有两岁多，菊芳正在读小学三年级，易昭将两个小孩都带到后夫家，但杨宁和杨菊芳的户口仍在水村。易昭的后夫数次怂恿她来要这笔钱，未果。
到2007年底，在信用社的定期储蓄到期，易昭到信用社换则子，向二哥杨书德索要，而后者却一直不拿出来，也不说明缘故，易昭闹了很久，二哥才吞吐出来。原来杨书德欠乡信用社一万元款，信用社给他出主意说从他弟弟的那笔钱中扣去抵债。因为杨书德不知道密码，所以要扣钱必须先挂失，再用杨书德的身份证去划帐，并重新设置密码。于是信用社在与杨书德的合谋之下从杨宁的帐户上划走了一万块钱。
调解人
易昭得知后大哭大闹，找人到杨书德叔家解决此事。找的人有：
杨书轻，是杨书德和杨国良的兄长，杨宁的大伯父。杨书轻与杨书德、杨国良的关系是同母异父，如果不是同姓、不在同一个湾中，那他们的关系就是亲戚关系，但是现在却与其他人家的兄弟关系一样，称呼上都没有变，而且在平时杨书轻说的话他们都得听。杨书轻按照水村当地的习俗，很少到几个弟弟家里去串门，而几个弟弟则可以随便进出他家的门。杨书德几乎天天都上兄长家，或去杨书轻的诊所里去聊天。兄弟关系蛮好，有什么事都叫在一起，前几年还合伙买了台耕地拖拉机。
杨香勇，杨书德堂哥的儿子，是他们那“一株人”[2]现在最有威信、最有经济实力的人，三十几岁，他们一株人的事由他负责。杨香勇为人很好，对他的堂叔叔们都不错，2006年杨书德家的房子被洪水冲垮，他还通过他表哥、村会计之手给了两百块钱，既是他给堂叔叔的心意，又算是给洪灾捐的款。
杨国华，水村平屋里湾现在的负责人，并主持红白事。杨国华高中毕业，有一手好毛笔字，2000年重建祠堂时，三十岁的他就进了筹备委员会，具体负责管理票证，2007年正式成了湾里的负责人。
纠纷发生的那段时间杨书德的独子杨诚正好从部队请假回到家。
解决
据杨书轻说，纠纷处理时他将杨书德骂得低头不敢说话，说“还是兄弟，你这也叫亲兄弟 比别人还过火，你这叫什么，叫偷叫抢。兄弟家的人家说还要帮助他点点，你就还要偷抢人家的……你看这么解决啦，我看要你来还这一万块钱是不可能的，硬是赌你这辈子也还不上，杨诚也在这，你说是不是，怎么办 ”
杨诚当时说，这事是他父亲的不对，愿意为父亲承担一切后果，并写下了个欠条，在场的人都按顺序签字后交给杨书轻保管[3]，事情才收场。
二、纠纷的公私之分
关于中国人的公私观念，已有不少的精当论述，如费孝通说，中国农民一说是公家的，几乎等于说大家都可以占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相应的义务。[2]梁漱溟则说：“西洋人是有我的，中国人是不要我的。在母亲之于儿子，则其情若有儿子而我自己；在儿子之于母亲，则其情若有母亲而无自己；兄之于弟，弟之于兄……他不分什么人我界线，不讲什么权利义务，所谓孝弟礼让之处，处处尚情而无我。”[3]林语堂则将中国人的家庭视为一个共产主义单位，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原则指导着自己的各项活动，并认为家庭内部互相帮助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在这里面道德义务和家庭责任感促使人们要相互提携。[4]
贺雪峰教授总结说，公私观念构成了中国农民行动逻辑的深层基础，即是说在私的范围内，农民是无私的，而在超出私的“公”的范围内，农民又是自私的，只讲权利不讲义务。但是，随着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之中，即使构成农民的行动逻辑的基础没有发生变化，农民对公私范围的定义却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不同区域农村的公私观念也相差很大，如在湖北荆门农村，兄弟关系也是具有平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之间的关系学，是按照现代的权利本位的法律进行规范的关系，是“公”的关系；而在关中农村，兄弟之间的关系远非两个公民之间的关系，兄弟关系处于亲情、共同体内的感受、道德感以及由此形成的村庄舆论与道德力量的约束之中，因此这里的兄弟关系依然是“私”的关系。[5]而在南方宗族性村落，同一姓氏之内人们总体的关系是“私”的关系，构成地方性共识中的“屋里人”概念，但“私”有因差序的缘故，又分不同的层级。[6]
农村的纠纷解决，就是农民行动的一部分，它的逻辑也必然深受农民关于公私观念的地方性共识的约束。在农村的公私观念的支配下，不同性质的纠纷一般由不同的调解人予以解决，即所谓的“私事私办，公事公办”。
上述纠纷是一个家庭内部的事情，属于兄弟之间闹矛盾，在水村人眼里当然得在自己“屋里人”中解决，而不是首先拿到村里，更不用说乡镇等政府机构。首先一个杨书轻不仅是他们认为的屋里人，是兄长，必须参加，说话最响亮的，当然也还是个当事人。第二个是杨香勇，他是杨书德、杨国良那一株人的当家人，他在此的身份不是个人，而是一大家子，即使他不说任何话，他站在那里就有权威性，就有象征意义，是一株人[4]看着你，你不胆战心惊才怪。而杨国华的在场就更有生趣了，这本来是家事，却叫了湾里的负责人来，他是大房人，杨书德家也属于大房人，但是杨国华不仅是大房人或者说他到场不仅是以大房人的身份，而是整个湾里，杨姓宗族中大房、二房所有人的代理人。杨国华平屋里湾宗族的负责人，凡是宗族内部事务，只要找到他，他就得管，既是义务不容否辞，也是他的权利所在。而且一般情况下，在家事的处理过程中，即使到场他也很少说话，更多的是象征性意义，起到监督的效果和见证人的角色，他权威性体现在他的不言而有效力的身份上。
在这样的事情上，家庭这个“私”字体现得很明显，一层一层的往外剥、向外扩，形成典型的差序格局。杨国良妻子易昭与二哥杨书德之间的侵权纠纷，属于兄弟之间的私事，首先应在兄弟内部解决。正好他们有个共同的大哥杨书轻，这是纠纷解决的第一层次，而且是最“私”的一层，这一层的说话最有分量，纠纷解决者最有说话的权力，所以当时杨书轻也就可以不顾及杨书德的面子（当时很多人在场，包括他当军官儿子），骂得他个狗血喷头。第二层“私”是在“一株人”的层面上，就是当地人经常挂在口头上的“屋里人”，杨香勇作为代表出现在现场，但是杨香勇当时肯定没有杨书轻那么气愤、那么“嚣张”、那么气势避人，让空气充满了紧张，使当事人下不了台阶。一方面是因为对方是他的堂叔叔，比他要长一辈，他无论如何得礼让三分。另一方面是这件私事到他代表的这一层次就不再那么“私”了，“私”的成分淡了不少，因为这件事与他所代表的人的关联度要小很多，他无法在第一层次的“私”上像杨书轻那样行事，而是要考虑和捏拿很多事情[5]。但是毕竟这个事还是与他所代表的人有关系，是一株人的事，因此必定也是他的私事，他就必须管，所以他当时也表演了，而且是以私的身份说话[6]。
第三层次就到了杨国华这里，私的成分又少了很多，而且越来越带有“公”的成分，因为杨国华是湾里的负责人，这个略微带有“公”的身份是全湾杨姓两个房的人的代表，可以说是这两个“私”的具有公性的代表，或者是像“一株人”这样的很多“私”的代表，因此具备“公”的公信力，但又远不是国家建立的“公”，如行政村。因此，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出现仍然是“私”的身份。杨国华这个略带“公”性的“私的身份”，如果是在处理不同房家庭之间的矛盾，在主持红白事中，才正切中要害，是他表演的真正舞台，因为这些事的“私”的范围要大，尽管“私”的成分要较兄弟之间、家族之间的事情少。所以在杨书德侵权事件上，由于“私”的跨度不广，私的成分和程度却很大，杨国华的“私”的身份就只能更多的是见证人的角色，是作为一个外在于兄弟“私”的具有“公”性的形象。
三、公私观念与纠纷的控制单位
分析到此就出现了“私的程度”与“私的广度”两个需要仔细分析的概念。“私的程度”纯粹与否，在于说明某种关系或某个相互的事件与人们的相关度有多大，相关度越大说明“私”的程度就越纯粹，就越是“私”的东西，越发需要“私”的身份去参与解决。比如上述件事中，“私”的程度显然易见，它是发生在兄弟之间的事情，是兄弟间闹矛盾，私到了兄弟这一层级，叫做一奶同胞，如果没有分家就还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核心家庭和联合家庭。所以参与的人，都是“私”的身份。杨国良的遗孀易昭很自然地按照当地的法则和习惯把这些“私”的身份请过来，而没有直接去找乡政府，因为她身处在这个“公”、“私”观念分明的文化氛围里，知道什么事情是私事，什么事情是公事，完全可以做出明确的判断。而兄弟之间的事则是再“私”不过的事，再往里一层那就私至父子间、夫妻间了。所以这件事情，私的程度和成分很浓烈，够纯粹，参加解决的就必须与事情本身“私”的程度相符合和对应，也就是“私”的身份要足够，那么最足够的“私”的身份就是作为一家之长的杨书轻，杨书德兄弟们的兄长，父亲不在的话，“长兄为父”。在易昭与杨书德之间，没有比杨书轻更“私”的身份，他就是这个大家庭的长门人，是这个家庭“私”的一家之长。兄弟之间“私”的程度、成分很高、很纯粹，但是“私”的广度却不大，血缘之间还是第二代，跨越很窄，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裂痕，所以来弥缝裂痕的药剂也无须太多太厚重，解决纠纷的身份无须具备充分的“公”的形象。
而到“一株人”内部，“私”的程度就降低了很多，比如杨香勇与杨诚之间的关系，是四代的堂兄弟，那么他们的关系尽管还是私但在“私”的程度上就要比兄弟之间、堂兄弟之间的关系淡很多，不够纯粹，“我们”的认同感要少不少。反过来，他们“私”的广度就要放大许多，就是说他们之间跨越度要广阔些，涉及到更多的人际之间的关系，双方之间关系的韧性却没有那么大。如果他们发生矛盾，特别是财产纠纷，出面解决的依然是“私”的身份，但这个“私”与双方关系人的关系就要疏远些，血缘不会太近，这个“私”的身份要更多的具备有“公”的形象，至少在他们两看来是这样。所以必须在这一株人中有一个人站出来，这个人很少是他们各自的父亲或兄弟，很可能是他们共同的四代堂兄弟，这样这个人就与双方私的关系都相当，作为“私”的身份才具备正当性——当然如果这个人是这一株人中的当家人，尽管可能与某关系中人关系更为亲，与另一方的要淡，但仍可被双方接受，因为他代表的是整个私的广度。纠纷解决人的“私”的广度越大，代表性就越强，就越具有公信力，在解决“私”的成分较低，成分不够纯粹的“私”的问题时就很有办法。但是那些“私”的身份广度大的人，比如在这个事情上杨香勇、杨国华的角色，在解决“私”的程度很高的事情上往往力度不够。
但是到了整个宗族里或者湾里，因为“私”的广度加大，“私”的程度就降低，那么代表“私”的身份广度比较大的族长、湾负责人，在此时几要负起全部的责任来。而那些“私”的身份很窄的人就不会涉入这些“私”的广度很大、程度很低的事情和关系。
所以在村落，“私”的程度与广度是此消彼长的两极，当关系的“私”的程度很高时，广度就很窄，“私”的身份也很高，“公”的形象不足，无法解决广度较大的“私”的问题；而当“私”的程度低时，它的广度必然很宽，“私”的身份就要淡些，更多的具备“公”的形象。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我们可以从纠纷双方的关系即“私”的程度和广度，来看解决人的“私”的身份。
“私”的程度高、广度小，纠纷解决人的“私”的形象就高，“公”的形象不足，而相反“私”的程度低、广度宽，私的身份就低，所具备的“公”的形象就高。不同的“私”的程度就由不同的“私”的身份去解决，这是在一个社会结构尚完整，“公”“私”观念还很古典的农村地区所表现出的这样一种秩序类型。很典型的具备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特色。就是说，当你明白纠纷双方的关系类型，就能判断它需要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身份去解决，这些人的力度有多大，人们又会以怎么样的态度对待这些人的决议。
案例2 杨吉元与杨军权是四服的兄弟，他们各自的父亲则是堂兄弟关系。他们的爷爷共有八兄弟，有后代传下来的只有四人：大公公，即杨军权的爷爷，其门下有两儿子，大儿子已亡；五公公，其门下有五个儿子，其中老三杨书校是现任水村支书，杨吉元是老人的大孙子；六公公，是杨书轻的父亲；七公公，其门下有两儿子，现皆已亡故。
2007年四月份的时候，杨吉元坐杨军权的摩托车去煤矿上班，因超车而发生事故，杨吉元的左脚被大汽车轧伤。经中间人协商，大汽车司机赔偿杨吉元7千块钱了事，而杨军权则“随便拿出一千两千”都可以，杨军权决定拿出一千，但当时没有现钱就拖着。杨吉元出院后，伤口再次发作，又去做了次手术，花了三四千块钱，年底向杨军权要钱，意思是要后者支付第二次手术的全部费用。杨军权不肯，说对方不讲道理，坚决按照早已协商的办，只给一千。由此闹上矛盾，杨吉元和他的父亲将杨军权的家门给锁了，说不拿钱就不让过年。
两家人先后找了当任村支书的杨书校，但杨书校好坏都没有说。因为他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他是杨吉元的亲叔叔，是杨军权的堂叔叔，就关系而言要与杨吉元亲，与杨军权疏，所以与双方的关系不对称，容易给人以闲话——如果亲侄子不满意，则会说他吃里爬外，而堂侄子不满意则被说成是偏向自家人，里外不是人。所以杨军权三番两次找到双方共同的堂叔叔杨书轻，在他们这一株人中，只有他能够站在中间的立场说话，与双方的关系对称，能够体现出“公”的一面。经处理，杨军权给杨吉元2500元，事情就算了解，各不再追究。
其实就像以前研究的那样，在宗族性村落，很少有纠纷会闹到村一级，[7]更少到乡政府和法院的，在水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同姓打官司的现象，纠纷很自然地要经过“私”从程度高到程度低这一层阶，至少现在掌握的材料没有逾越的现象。
从社会结构来分析农民的“公”“私”观念，而“公”“私”观念又决定着农民的行动逻辑，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公私观念决定着农民在什么样的纠纷情形下选择什么样的调解渠道，调解人也依据纠纷“私”的程度扮演着什么样的身份，而纠纷“私”的程度则决定着纠纷的控制单位。王启梁讲的纠纷控制单位从这方面去解释就很清晰了。[7]
在宗族性村落，在宗族整体层面还具备一定程度的私，其内部的纠纷人们一般还认为是“私”事，理应由宗族内部的“私”的身份来解决。因此就宗族本身而言，它可以称为一个典型的纠纷控制单位，其控制纠纷的“私”的程度不是很高，一般是不同房分之间的纠纷，如分别隶属一房和二房的两户家庭闹矛盾，就需要在宗族这个单位里加以解决。“一株人”内部人发生矛盾，往往也不会闹到宗族这一层级的单位里来，其本身在宗族性村落就是一个很基本的纠纷控制单位。但是，宗族作为最外层的私的范围，在一株人、兄弟之间这些层级没有解决人或解决不了时，它仍能以私的身份参与解决，而且在很多“私”的程度很高的事情上，它也往往会作为具备更多“公”性的形象而非直接的解决人出现在场。而相反的，房分之间的矛盾，“私”的程度很高的身份是不会出现在解决现场的，因为它不具备纠纷解决所需要的“公”的形象。宗族控制单位还可以解决比之要小的单位内的纠纷，受理人们的“上诉”，它成为“私事”的最后救济。
四、“私”的程度与纠纷的控制模式
纠纷因其公私的程度不一样，解决纠纷的人的身份也不一样，所以纠纷所呈现的性质也会有差异。最典型的可以将纠纷分为私事和公事两种，私事是“私”的程度要高，“公”的程度较低，一般在地方性共识中，参与解决纠纷的都是以“私”的身份出现；而公事则是“公”的程度占据了绝大多数，不认为是私的事，即“我们的事”，参与解决纠纷的人都被认为具有很高“公”的形象。
然而在河南扶沟崔桥，我们调查的情况远不是上述理想类型。在那里所有的纠纷，即使是父子、兄弟之间的，现在都要拿到村长和支书那里去公断。这说明，这个地方“私”得太彻底了，“私”得只剩下个体家庭了，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私”的单位，皆为“公”。[8]“私”的程度太高了，“私”的广度就没有了，也就没有人可以作为“私”的身份参与解决纠纷，纠纷也就只能拿到“公”那一层级去了，比如个体兄弟家庭之间发生矛盾，就不再是一个“私”的单位内部内的事情了，长兄为不了父，甚至父亲都做不了主，都是个体的“私”，不再具备“公”的一丁点形象。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就成了家庭“私”与家庭“私”之间的事，成了村落的“公”事，需要村干部或乡镇干部去解决，因为只有他们能在村落中代表“公”的形象，以“公”的身份介入事件。
纠纷调解者的身份问题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有的地方调解者是私人、没有公职，却能代表私，[9]而有的地方调解人挂的是公家的职务，而身份却是私的，[10]有的人并不是私的单位里的人却能以公或私的身份参与调解[11]，有的地方前些年还是私办私事，现在却变成了公家处理原私单位里的事情[12]，等等。这些纠纷调解行为背后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说明人们的公私观念的差异或变化，进而在地方性共识中，纠纷调解人的选择也就不一样或有所变化。在水村宗族性村落，纠纷调解和控制者的角色，其“私”的身份，是从“小私”（如兄弟之间）向“大私”（如整个宗族内部）变化，越往“大私”方向走，调解者“私”的身份就越具有“公”的形象，“私”的程度就越来越低，尽管还是私。“私”的形象中“公”的成分较低，则无法处理“私”的广度较大的纠纷，“私”的广度越大，需要“私”的身份就越低，“公”的形象越突出。比如，在宗族房头家庭之间的纠纷，这是两个“大私”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可能由某个房头内的角色来充当调解员，因为此人“私”的程度太高，而“公”的成分太低，无法胜任大私这样的私的广度内的问题。
在一个“私”的单位里，“私”的广度越大，就越容易寻找到能够介入纠纷的“私”的形象代表，就能够在人们普遍认同的情况下将事情解决；而当“私”的广度很小时，能够寻找到的调解人的几率就小，只有往上扩展，即将“私”扩大，在更大的一层级去找，比如在杨书德兄弟纠纷中，如果是他们兄弟不愿意将杨书轻视为兄弟的话，那么他们的事情就不会在兄弟之间这个程度很高的“私”内解决，那么向外扩展一层，杨香勇的角色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所以在一些很小的家族（“一株人”）内部发生矛盾，往往找不到适合这个“私”的调解形象，就得到更大的“私”里去寻找，这个大私同样是纠纷双方所认同的“自己”，这样湾负责人杨国华的作用也就突显出来了。
只有当兄弟间关系作为“私”最后的、基础的范围（广度），而且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那么就可能形成以“私”的身份介入纠纷的机会，这样延伸开去就会构建一系列的控制单位。水村杨书德侵权一事的解决已经充分展示了一个“私”的控制单位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这样一个步步展开的过程就型构了纠纷解决的固定模式，即不同“私”的程度的纠纷，就到相应的控制单位去解决，纠纷私的程度越高，纠纷的控制单位就很小，如兄弟之间，而纠纷私的程度很低时，纠纷的控制单位就要大，如最大的是宗族作为控制单位。不同的纠纷在不同的控制单位内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就往大一点的单位“上诉”，最后终止于宗族控制单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纠纷的控制模式。
[参考文献]
[1] 杨华.宗族、信仰与老年人状况——湘南宗族性村落老年人状况调查[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2]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4.
[3]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7.
[4] 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185.
[5] 贺雪峰.公私观念与农民的行动逻辑[J].广东社会科学,2006(1).
[6] 欧阳静.农民公私观念与国家观念的南北差异——从农民对新闻联播的态度谈起[J].开发研究,2008(2).
[7] 王启粮.社会控制与秩序——农村法治秩序建构的探索[D].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05.
[1] “纠纷控制单位”一概念，首先由王启梁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参见王启梁：《社会控制与秩序——农村法治秩序建构的探索》，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2] “一株人”如同一棵树发下来的枝桠，一般是一个老祖宗下来四到六服人。
[3] 在场人签字的顺序是：杨书轻、杨香勇、杨国华，这个很有讲究，与人们对纠纷的私的程度判断相关。
[4] 他们这一株第三代男子就还有全干叔1人，妇女还有5人，第四代男子有8人，第五代也有不少了。
[5] 比如有杨书轻在，他不应该越权管事人家的家务事，如果杨书轻不在，则他可以表现得更为积极些。
[6] 不是私人身份，不是代表他自己，而是事件中的“私的身份”，代表的是“屋里人”这个私。
[7] 就是闹到村长或村支书那里，也是因为这个村长或支书是同宗族里的人，肯定不会闹到其他姓氏的村干部那里去。所以这时的村长或支书仍然是个“私”的身份，只不过他的这个身份更多的带有“公”的形象。
[8] 欧阳静的调查显示，河南某地区农民将院子之外的一切事务都归结为公务，需要村组干部去解决，就连家院门口都没有当成是自家的私事。（参见欧阳静：《农民公私观念与国家观念的南北差异——从农民对新闻联播的态度谈起》，《开发研究》2008年第2 期。）
[9] 如英山、川西等地，有威望的私人能够被请去调解人家的纠纷，即使不是村里“道德协会”的成员，道德协会成员也是私人代表公家，调解人家兄弟之间的财产纠纷。（参见杨华主编：《不走极端的川西人》，待出版2008年；欧阳静：《“过日子”作为一种生存伦理》，《三农中国》2008年，总第12期。）
[10] 比如在水村，当村长或支书的去介入纠纷并不是说他是村长或支书，而是他是某私单位里的人。（参见杨华：《农民的意义世界》，上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1] 如请外边都有关系的人来调解，英山的请对方的亲戚进来调解说话。（欧阳静：《“过日子”作为一种生存伦理，《三农中国》2008年，总第12期。）
[12] 河南扶沟的巨变反映在纠纷解决中就是这样。（参见杨华：《纠纷的性质及其变迁原因——村庄交往规则变化的实证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