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归根结蒂，知识积累学术训练之外，译经靠的是生活经验、想象力、技艺和灵感（《信与忘/马尿、理性与译经》）。而所谓生活经验、想象力，首先是对社会苦难的关注。

知识产权的功用之一，便是把文艺做成商品和赚钱工具。这对文艺创作的损害，跟从前那些僵硬的政治标准并无二致。两者都是消解文艺的现实批判性即思想性，否定创作者、表演者的主体性或自由人格。因而，须加以积极的限制，以免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的成长受阻，思想听命于金钱与

我们将上述和合本的一些表达归于误译，只是就学术或译艺的基本要求而论。但传教士译经绝不是做学问，而是为了布道牧灵，达成诸教派的妥协合作。所以，历史地看，此类舛错未必都是学力不逮或圣职疏忽所致，而可能体现了新教中国化过程中，牧灵者有意无意的选择。

为什么传教士译者要引入"道"，这样一个传统中国哲学与宗教术语，不惜曲解经文改造教义，一定是有着现实的考虑或传教经验支持的。传教"牧灵"的译经，若能扬弃学术之道，由"误译"生发新枝，将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的一个标识。

本文突出经验与理论连接问题，由此回顾西方现代主义下的一些无视经验证据的偏激理论倾向，特别是近年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下的原教旨市场主义以及其高度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它们掩盖了西方本身实践历史中的经验背景。新近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则从现代主义绝对真理

人们通常在帝国主义/民族解放或支配/从属这样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内来理解非西方民族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但是，用这样的二元框架来理解文化领域是否适当？与民族国家不同，文化是超越国界和军防的。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文化要比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更具容受力、更能

红色中国一开始就陷入乌托邦之困，困于一个人口大国的治理手段短缺。一批造反者荷枪实弹闯进了京城，面对满目疮痍的一个烂摊子，要在紧急状态下迅速实现强国，需要超强的管理和异乎寻常的社会动员力。但把所有的工具摆上桌面，就不难发现宗法缺位（族权废止），宗教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