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联姻中，其与经济学的结合无疑是炫目、影响深远的。[1]伴随着一批经典著述在中国翻译出版[2]以及中国学者的介绍，[3]法律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或economic analysis of law）的概念和基本理论框架于20世纪80年代末被介绍到中国，国内法律经济学

我国关于政府征地制度的讨论和实践目前较多集中于赔偿标准和地方土地财政，但我们还应关注第三个维度：针对征地制度中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建立以征地项目为单位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信息不对称使部分地方政府在强制拆迁中的暴力行为和其他权力滥用行为造成“柠檬市场”，影响

人肉搜索第一案中的隐私权问题实际上反映出中国当代社会的道德伦理立场的断裂，造成这种断裂的是社会利益的日趋分化。该案所指向的死亡博客事件是利益受到损害的社会群体利用新的互联网技术争取自我利益的一次私力救济，也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社区矫正。最终被表述为隐私和隐

长期以来，伦理司法被看做中华法系的一大特征。但在清代关于犯奸行为的地方法律实践中，表面上由妇女贞节观的礼教思想主宰着的伦理司法，内里却贯穿着与现代法律实践和理论相一致的逻辑。这一内在的逻辑是由清代法律实践在处理犯奸案件中面临的司法资源不足的条件决定的。而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大政府"或"小政府"的辩论经久不息,《权利的代价: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收》一书的问世在这一辩题上形成了新的立场,然而本文出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乱象而对自由放任主义提出的批评并不公允。但是,它为我们审视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国家汲取能力是指政府从社会获取财政资源的渗透能力 ,它是国家制度建设 (statebuilding)的首要任务。在 1 94 9— 1 95 3年短短四年间 ,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大幅度提高了国家的汲取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 :新政权具有高度自主性 ,从而能够在没有进行大规模国有化的条件下 ,克服

既有乡土纠纷理论对纠纷解决中纠纷主体的能动者行为缺乏足够的关注。赣南农村的纠纷经验表明，纠纷主体在纠纷解决中具有较强的能动性。在乡土纠纷解决中，纠纷主体通过公共空间的语言游戏来完成纠纷性质的公私转化，并在纠纷发生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增强纠纷的公共属性来逼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