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农业税对基层组织行为模式和功能产生了很大影响。取消农业税之前，乡村组织因收取税费而与千家万户的小农几乎无遗漏地联系在一起；取消农业税后，乡村组织出现“悬浮”，对农民的偏好和需求越来越陌生。与此同时，基层社会进入利益和思想多元化时代，群众的权利和责任观

主体和治权是村庄纠纷解决机制的两个重要要素。皖中葛塘村的经验调查表明，村庄缺乏原生型内生权威，而乡村组织体系日益松弛，村干部日益退出村庄纠纷解决场域，这甚至导致一段时间内“混事者”介入村庄纠纷解决。纠纷在村庄内无法得以解决，农民只好不断上访。乡村干部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