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年轻人总被长辈说”乱花钱“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李鑫辰

一、现象概述

在我家乡的小镇，每逢过年时，七大姑八大姨们自然少不了对已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们的“关照”，除了“关心”他们的情感、婚姻生活之外，他们在外工作的收入待遇水平也是亲戚们热衷探讨的话题；这些年轻人的父母也颇为关注子女的金钱状况，因为不仅关系到子女的生活质量，也关系到父母在培养子女中的“投入产出比”。然而，与数年前亲戚朋友时有吹嘘的“我家孩子在外挣大钱了”不同，今年过年时，我在家中听到的则更多是“我家孩子在外攒不住钱”，为此过年聚会时在这些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和长辈之间还产生了些许言语上的摩擦。在此可以举出几个我身边的具体例子。

A去年夏天从某985高校研究生毕业后，于薪资水平较高的上海某企业和薪资水平较低的省会城市国有企业中选择了在后者就业，工资包含六险二金等每月共9000元，实际每月税后到手5000余元，再加上各种名义的补贴，在所在城市属于比较好的薪资；而在支出上，A没有选择单位为其提供的免费集体宿舍，而是在单位附近花费每月1500元的租金租了间80平米的房子居住，“几个月的工资就交代在房租上了”，原因在于A认为集体宿舍环境一般，两人寝室还有限电，可能会有车间工人、保洁人员等其他岗位上的人入住，并且在与陌生人共住一室上存在困难，“害怕他们打呼噜”。此外，A支出的另一项大头则是经常会有的请客吃饭、人情往来，在较为枯燥的工作之余，这些聚餐娱乐是必要的消遣，也有助于构建A在单位的人际关系；在面对父母对A支出情况的疑问时，A回答道他“没法只算经济账”。B从某二本师范院校毕业后成功考入某地级市的初中成为政治老师，目前已经入职一年半，到手薪资每月约4000元，同样也在单位附近整租了间房居住，但1500元的每月房租暂由其父母出资；B挣得的工资首先会交一部分给父母保管，剩余部分除了吃穿用度外，最大的开支就是“手游氪金”，在某养成手游上已经投入了近万元；随礼等人情往来开销也是比较头疼的问题。C于2021年本科毕业，多次考研无望后，2023年初在本地县城法院找了聘用制书记员的工作，每月工资到手不足2000元，对C来说人生正处在低谷期，好在离家很近，吃住可以在家解决。C个人的支出主要在爱好上，包括电脑游戏、鸡尾酒、古典音乐会等，不过工资很难覆盖这些支出，常常需要用花呗等进行周转与超前消费。

这些个例也许不能代表所有刚刚走出学校、进入社会的年轻人的收支情况，但也可以反应许多年轻人与他们的长辈相比有所不同的生活现状与消费观。首先，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大多尚未站稳脚跟，薪资水平有待提高；其次，在支出上更加注重自身生活的舒适，以及兴趣爱好等情绪价值的消费；最后，他们储蓄的意愿相比长辈而言并不强，少有专门的储蓄规划，正如A所言“不知道为啥钱就花完了”。

二、年轻人”乱花钱“现象背后的成因

长辈通常会对这些年轻人的支出感到疑惑不解，进而对他们“指指点点”，很多支出在长辈看来都是可以节省的，完全没有必要花在明显有溢价的“非必需品”上。如长辈所言，他们年轻的时候可以“坐30小时无座火车去外地打工”、“和十个工友挤在一起睡觉”而不觉辛苦，精打细算地节省每一笔钱；他们表示理解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是对年轻人所付出在提高生活条件上的边际成本感到不认可，认为应该算好经济账。但其实每一代人都有着自己的成长环境，都在面临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难题，这些年轻人区别于长辈的消费观正是在其与社会的接触与碰撞中形成的，有其产生的原因。

首先，不可否认的一点就在于年轻人成长的物质条件明显优于长辈，这使得两代人之间对新生活方式的接受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从父辈成长的年代到“00后”成长的年代之间的这几十年，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科技成果迅速走进千家万户的几十年，人们物质生活条件在这段时间中的增长或许超越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由此这两代人的成长环境也产生了巨大的隔阂。也许长辈在小时候还无法获得稳定的电力供应，而“00后”从小就已经天天与智能手机相伴，后者所获得的现代化的物质种类远多过前者。有位科幻作家曾经提出过广为流传的“科技三定律”：“所有在我出生之前发明出来的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所有在我15–35岁之间发明的东西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所有在我35岁之后的发明都是反人类的。”其原因在于，当某种消费形态超越个体经验阈值时，会引发价值观层面的认知冲突。目前看来，现代化的、更舒适便捷的生活方式更容易为年轻人所接受，而对于长辈来说则还很困难。

同时，物质条件的变迁也导致了两代人之间价值取向的差异，从而改变了年轻人的消费决策。老一辈的"经济账"本质是“生存本位”的计算方法——将有限资源优先配置于住房、医疗、教育等生存必需项目，其消费决策遵循着生存与发展的逻辑，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后，剩余财富会向发展性需求流动。但由于生活环境的迅速发展，当代年轻人不再像长辈一样如此重视这套价值和逻辑，而是倾向于选择提前兑现更高需求的消费模式。这里说的更高需求就是马斯洛需求层次中在生理与安全需求之上的社交、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等需求，这些需求逐渐成为年轻群体新的必需。需求的变化体现在消费价值评估的“经济账”中，我们可以看到，长辈对于商品的评价更多是将其实用价值放在主要的位置上，而许多年轻群体已经将商品所带来的“情绪价值”（如独居带来的心理安全感）、“符号价值”（如IP联名款背后的文化认同）以及“社交价值”（如朋友间人情往来所带来的群体认同）等放在了更高位置。这些新的价值计算已经难以为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所容纳，因此使得年轻群体产生了“没法只算经济账”的感叹。

其次，年轻人面临的是一种“存量大增量小”的生存环境。与父辈年轻时正值改革开放浪潮、市场经济野蛮生长的时代不同，当代青年踏入社会时，中国城镇化率已超过65%，主要行业格局基本定型。这种结构性变化意味着，父辈通过体力劳动或简单商业活动就能获得超额收益的时代窗口已然关闭。同时，受许多因素影响，当前的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了中高速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速的下降的影响传导到了每个具体的单位乃至个人的头上，年轻人难以从增量中分享收益，而只能去“卷”存量。例如A在单位中的一位同事，怀揣着“晋升当大官”的理想入职想做出一番大事业，奈何以往还比较宽裕的管理岗位在这两年因为企业效益原因而收紧，即使经常劳累加班、“拉关系”四处请客送礼也没法获得晋升渠道，最终心灰意冷，有了回家躺平的念想。精打细算储蓄的重要动力就在于为未来做规划，而在增量缩小、未来信心不足的当下，“买房、结婚、生子”等传统的未来想象变得更加遥远了。委屈今天的自己而投资尚不明朗的未来，对年轻人来说也许并不太合算。

最后，“消费主义”的浪潮抓住了年轻群体的上述价值取向以及生存焦虑，并借由互联网、大数据等与年轻群体联系更为紧密的新技术手段，对消费实现了更为精密的操控。例如，品牌资本可以通过对网民大数据的画像以及精准推送，向同一类群体推送相似的内容，将他们整合成为某个相同IP聚合而成的共同体，为了这个IP进行的消费就不仅是满足于实用，更多的是为了感受到在同一个共同体中的文化认同，满足“情绪价值”与社交、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品牌资本因此可以增进消费、提高溢价，赚取超额利润。商品在其中被赋予了拯救孤独、确认身份与归属等超越性的价值，经济理性自然让位于意义的追求，只能通过消费来实现。在这种环境下，当每个消费的选择都与意义绑定起来时，年轻群体就不得不持续支付溢价来维持自己的意义存在和归属，如A选择花掉大部分金钱来租房独居保护自己的边界感，B选择依赖游戏中成就的比较来弥补现实的劳累，C即使目前还在寻找生活的方向，但是他比较“高端”的艺术消费品味仍能为其提供一定的自尊心与自我认同。此外，互联网消费金融与手机支付削减了传统纸币消费的现实感，“花呗”等先享后付的便捷模式，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即时消费在心理上造成的负担，拉长了金钱的时间轴，进而弱化了传统的无积蓄不消费的储蓄伦理。虽然近几年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在经济大环境变化的当下保有现金是抵抗风险的重要手段，进而反思消费主义、收缩了自身的消费，但是“谷圈”文化等新例子也提醒我们消费主义的逻辑仍然适用。

三、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年轻人更需要健康的消费心态

长辈们对这部分年轻人"不划算"的消费选择与储蓄情况也许困惑不解，但这场看似寻常的代际观念碰撞实际上反应着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层转化。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历史性转变反应到代际层面，正形成着两代人价值的分化：一边对应着物质匮乏时代的集体记忆，另一边对应着对美好生活的差异化理解。这种差异不仅仅是简单的观念冲突，而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在消费行为变化上的影响。

从宏观经济的视角来看，消费观的变迁轨迹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相契合。改革开放初期物质尚属短缺的时代特点，在上一辈身上凝结为生存发展优先的消费伦理，保持老实谨慎的性格特征，不太敢花钱、投资，“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彼时的经济腾飞需要高储蓄率支撑资本积累，改革开放后乃至本世纪初中国的储蓄率保持上升的大趋势，2008年我国储蓄率超过50%，远超其他国家，这让银行拥有充足的资金，将这些储蓄转向投资；同时上一辈的吃苦耐劳也使得出口导向的外向经济拥有低成本的优质劳动力，这些因素都在中国入世后助力投资与出口两方面大幅度发力，使得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上一辈的人省吃俭用、艰苦奋斗，确确实实地换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巨大的正向反馈使得这种集体经济行为形成了"省吃俭用""未雨绸缪"的消费惯性。而到了当下，中国经济总量突破百万亿大关、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仅靠投资与出口已经难以满足如此体量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增量；同时伴随着世界经济下行与保护主义的倾向，各国的需求陷入萎缩、贸易摩擦不断，西方媒体开始炒作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如今的中国面临着投资边际效益递减、出口拉动作用趋缓等现状，消费的内需就成为当下经济发展不得不重视的引擎。诚然，要想真正提振内需，从分配上入手才是治本之策，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消费也是促进着分配。在这一方面，年轻群体对服务消费、体验消费、情感消费的偏好，客观上推动着消费市场的细分，催生着新业态、新模式的涌现。例如B在手机游戏方面的消费支撑着2024年规模超过3000亿元的中国游戏市场；C对于古典音乐的追求，与近年来在年轻人中流行的“演唱会热”等一起，构成了2024年超过500亿元规模的中国演出市场。这些"情绪价值"消费正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但另一方面则是消费主义浪潮对个体生活的冲击。资本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以及算法构建的信息茧房等很大程度上裹挟了年轻群体对于生活意义的追求，将其转化为对符号的消费。例如，各种高溢价消费品在社交媒体中成为精致生活的标配，手游设计师将抽卡机制设计成刺激多巴胺的陷阱，许多“打卡”地削弱了原本景点的意义，成为了人们在朋友圈中的“社交货币”。年轻人为虚拟世界投入相当于数月工资的金钱、花费巨资购买远超成本价的“谷子”时，这种消费行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基本的社交、情绪需求，更多地是消费主义逻辑之下对自我身份的建构。这些被裹挟的需求与“花呗”、“白条”等消费金融结合在一起，将未来的投资转化为当下的消费冲动，与父辈“省吃俭用”、延迟满足的消费伦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因为过度消费酿成的悲剧也逐渐增加、屡见报端，对年轻人个体、家庭乃至社会都造成了消极影响。

综上，在两代人这种消费观念的对比之间，我们既需要理解消费升级是历史的必然，也需要警惕异化的消费给个人与社会带来的风险。从经济转型角度看，年轻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客观上发挥着促进消费的积极作用，但当这种追求被消费主义劫持、演变为脱离实际收入的过度消费时，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对"体面生活"的执念可能加深债务累积与阶层固化。因此，构建健康可持续的消费模式，需要制度设计把握微妙的平衡：既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减轻“预防性储蓄”压力，释放合理消费潜力；又通过金融监管遏制过度借贷，维护消费市场的良性发展。

回望历史，其实每代人的消费选择都是相应发展时期人们心态的反映。在我们父辈年轻时，“的确良”、“三大件”等也是当时的消费新潮流，代表着他们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与想象，这样来看，消费变迁史代表的社会进步也是一种“螺旋式上升”。因而，当长辈们批评年轻人"不懂节俭"时，或许应该看到，消费升级的物质基础也有年轻人的辛勤创造；当年轻人困惑于长辈的"过度节省"时，也需要理解那代人风雨中形成的生存智慧。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论对于年轻人还是长辈来说，适度享受而不奢靡、积极消费而不透支的消费心态都是对个体和社会有益的选择，做到这点既需要代际之间的理解包容，也需要社会政策的精准引导，从而让每代人在迅速变化的时代找到适合自己的美好生活的消费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