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交易纠纷的法治困境：从账号“催收”团队谈起
基层法治研究所24级博士研究生 张雨凡
互联网上存在许多游戏账号交易，玩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交易达到一定等级或者具有特定装备的游戏账号，这是游戏中虚拟财产变现的一种经典方式。但是，许多游戏公司并没有为这种交易提供条件，公司在管理玩家账号时往往会要求玩家在账号注册之初绑定一些无法修改的玩家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关联账号等。这使得许多账号交易中，虽然名义上账号与密码已经交付，但账号的部分信息仍然遵循原始设置，并未发生改变。这种“不完全的交付”为账号交易留下了隐患，绑定信息大多是账号的关键信息，因此账号密码可以通过对这些信息的验证来进行修改。游戏账号交易中，绝大多数纠纷都围绕相似的情节展开：账号一旦售出，原号主便通过各种手段修改绑定信息，而买方对此束手无策，难以维权。
不过，近些年来出现了许多游戏账号交易平台，这些平台专门下设了若干”线下追回”团队来处理游戏账号交易中的纠纷。顾名思义，这些团队存在的目的便是通过线下的行动来追回账号。 “线上”的账号为什么会在“线下”追回？其本质在于，“线下”所追的并不是账号本身，而是账号的“当事人”。当平台交易上的卖家私自毁约、修改密码时，这些“线下追回”团队便会不远万里找到卖家处理纠纷。同时，团队内设有专门的录像人员，负责将活动过程进行记录并剪辑，发布到视频平台进行宣传。
这些平台的追回团队在互联网上热度很高，以B站上的追回团队为例，热度最高的两个追回团队中“螃x账号”粉丝数量超过一百五十万，“盼x代售”账号粉丝数量超过一百二十万，几乎每个视频都会引起不小的热度，是名副其实的网红账号。笔者长期关注这一现象，这些交易平台大多落户在浙江杭州，恰巧笔者的一位同学曾经为某账号交易平台提供过法律培训，因此本文将基于账号追回的视频素材与访谈内容，首先分析这类“追回”活动背后隐藏的商业逻辑，进而讨论为何账号交易所产生的纠纷需要专门的追回团队，最后阐发这一现象中所表现的中国法治所面临的独有问题。
一、醉翁之意不在“催收”
想要解释追回平台的行动逻辑，首先需要认识到游戏账号的“线下追回”团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职业催收”团队，之所以会有人将“线下追回”团队曲解为“职业催收”，只是因为两者在行动的形式上高度相似。
平台上游戏账号交易所出现的纠纷一般是卖家通过早前绑定的手机、身份信息将账号私下找回，导致买家无法使用。这时平台会介入处理这一问题，当平台明确纠纷产生自卖家恶意找回时，找回团队便需要开展行动，根据卖家留存的住所地址等个人信息找到卖家。不过，许多时候自知毁约的卖家并不会乖乖待在留存的地址处，或者留存的地址本身就是一个虚假地址，因此追回团队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找到卖家本人。这一过程中他们一方面会向当事人亲属邻居打听了解，一方面也会通过一些与卖家联络过程中透露的细节（如抖音账号的拍摄背景、共享位置时的定位）来确定卖家的具体位置。
从行动的形式上来说，“线下追回”团队寻找当事人并与之对峙的过程与 “职业催收”高度类似。在民间借贷的许多纠纷中，许多借款方为了躲避债务也会四下流窜，职业催收人也需要采用各种方式寻找躲藏起来的当事人。也正因此，许多网友也略带调侃地表示账号追回团队属于“催收人员再就业”。但从行动的目的上来说，“账号追回”与“职业催收”背后的行动逻辑完全不同，“职业催收”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各种方式来追回债款，由于债主会允诺职业催收人从追回的款项中获得一定比例的抽成作为催收的佣金，追回款项的多少直接与催收人的收入相关联。正因此，催收人寻找债务人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各种合法或者灰色的手段施加于个人，以此从债务人处榨取尽可能多的欠款。由此可见，一般职业催收的核心目标在于欠款本身，催收过程的耗费不可能高于催收的收入。
但是“账号追回”却不同于这一逻辑，除了极少数账号价值不菲高达数十万元，更多的账号本身仅价值数千元左右，甚至有些账号只价值数百元。但是为了追回这些账号，追回团队经常会在一周时间内驱车跨越几百上千公里的距离，有时甚至需要深入群山四处走访，加之每次追回时需要维持大约四到五人的团队规模，这期间的路费、食宿都是不小的支出。不难看出，账号追回行动的成本其实远高于账号本身的价值，即便成功收回账号也无法涵盖其中的支出。更为有趣的现象在于，许多追回行动中，毁约方明明愿意在归还账号的基础上另外赔偿许多费用（甚至有卖方愿意赔偿四十倍账号价值），但是追回团队都很果断地予以拒绝，非常笃定地要求依照法律规定由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卖方或者立案调查。这样的做法更明显地不同于了“职业催收”的经济逻辑，因而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平台与追回团队的醉翁之意其实并不在于“催收”账号。
二、作为“威慑”的账号追回
如果说”线下追回”团队的目的并不在于“催收”账号，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是本文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细究所谓的“线下追回”团队，“追回”账号实际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幌子和称呼，团队在与毁约的卖方沟通协商时经常会告知对方：“你现在还给我们（账号），我们账号也不要了”。账号本身能够给平台与团队带来的收益都是有限的，开展追回行动的最终目的在于威慑试图毁约的卖家，以此维护自身交易平台的交易秩序稳定。
游戏交易平台的收入来自用户在平台上交易账号，平台通过对交易进行抽成、提供中介服务等手段在交易过程中获得收益，用户在平台上交易的数量越多、金额越大，相应地，平台从中获得的收益就越高。但是既然作为中介从中抽成，交易平台就需要尽量保证交易过程的稳定和可靠，吸引更多用户在平台开展交易来获得更多收入。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交易平台的核心逻辑一直以来都是一致的，例如淘宝在创业之初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在于如何确保交易秩序的稳定，其解决方法是以平台的信用担保来替双方暂管交易金额，待确定货物没有问题后再由平台交款完成交易。
游戏交易平台也需要保证交易过程的稳定可靠，但由于游戏账号往往绑定有一些无法修改的基础性固定信息（甚至许多游戏本身是不允许账号买卖），因此即便交易完成后也有可能被原号主通过账号找回程序等方式私自找回，导致买主钱货两空。这大大影响了用户对平台的信任，最终影响平台的收益。因此，游戏平台便专门通过设置”线下追回”团队来帮助维持交易秩序的稳定。
追回团队的核心作用在于对试图违约的人员进行“威慑”，追回行动的“威慑”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追回行动打破了线上线下的界限，将虚拟世界的纠纷扩展到现实生活中。正如账号追回团队所自称的一般，他们自称自己的行动叫做“线下真实”——这是一个互联网上惯用的词汇，意指自己将越过互联网的线上虚拟互动，而转为线下的“真实”行动，带有一定的威胁意味。线下行动意味着“毁约”的影响力完全逾越了线上纠纷的范畴，事件的不良影响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人，家人、亲属、朋友、邻居在这一过程中都有可能会知悉当事人在互联网上的所作所为。这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许多当事人在亲朋好友、解放邻居面前都很难抬起头与追回人员对质，他们或许可以在网络上大放厥词，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社交环境对他们有长久、广泛的约束力，他们需要担心自己在其中的名声。
其二则是追回团队会向当地警方报案，要求公安对毁约卖家行政拘留或刑事立案，这些处理会对卖家产生长期的后果。上文已经谈到，所有账号平台几乎都不会接受和解，他们会明确地向公安机关提出让毁约的卖家“进去蹲号子”，平台甚至专门聘请了长短期法务为追回团队开展法律培训，并且定期跟进已经立案调查的案件，甚至会因为公安没有拘留当事人而要求法务申请行政复议。而当地警方面对案件的处理一般有以下几个结果：其一是根据案件情况以诈骗罪或盗窃罪立案，回复受案回执；其二则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进行行政拘留。中国人对“坐牢”两字有天然的抵触心理，自然能够让所有“负隅顽抗”的当事人感到压力，所有人都了解刑事犯罪中深远的负面影响，许多当事人本以为几千块钱的交易只需要还钱，却没料到会被拘留甚至公诉。这种后果也约束了许多卖家毁约的心思，毕竟罚钱事小，坐牢事大，他们不想因为一些小便宜而产生这么大的后果。
三、立案难，难于上青天
对于这一现象，我们需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 既然公安机关也会依法对这类人员予以立案，这说明法律上是认可将游戏账号作为财产来保护的，那么为什么依旧需要追回团队来维持这种网络交易秩序？他们为什么依旧在互联网上会有如此高的热度？这是否说明普通人想要在现实生活中有效获得这种交易秩序的保护依旧有许多的困难？自媒体得以获得关注的底层逻辑之一在于差异性，账号追回团队的爆火至少说明，在面对这一类纠纷时他们掌握有普通人所没有的优势，而正是这些优势使得他们能够克服困难，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想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需要从追回团队在账号追回过程中采取的策略、手段以及效果，来厘清解决游戏账号交易纠纷时所需要面对的诸多困扰。
网络交易秩序虽然可以通过法律在现实社会中获得强制力，但在寻求救济时会遭遇结构化的障碍，这着重表现在受害者在寻求公安处理案件所遭遇的困境上。就立案而言，受害者寻求公安机关解决问题时面对的困境主要在于法律对游戏账号交易的规定模糊、立案成本与执法优先级存在冲突、缺乏对方具体证据和信息三个方面。
许多基层民警几乎没有接触过游戏交易纠纷，因而在初次接触这类案件时会表现出明显的犹豫和迟疑，不知道这类案件是否可以受案。此外，网络纠纷常涉及小额损失（如百元账号交易纠纷），由于派出所警力有限，需要优先处理线下暴力犯罪，因此对于这类“小案”常建议当事人自行调解或民事诉讼，有些情况下会以“属地管辖”为由推诿这类案件。同时，受害者也很难准确提供足以证明对方存在诈骗或者盗窃的证据材料，许多关键的流水信息都需要从相关平台、公司调取，受害人甚至难以提供对方当事人的具体信息，因为即便锁定某网络账号，如何证明其操作者与真实身份关联？也正因此即便是专业化的追回团队，偶尔也会遇到不予立案的情况，这不禁引起网友调侃：立案难，难于上青天。
追回团队之所以能够通过公安机关来对毁约的卖家予以约束，主要取决于他们在两个环节格外留心：第一个环节是“找人”，第二个环节则是“取证”。公安机关受理案件，往往需要具体的证据材料、身份证明材料、报案材料，立案要求具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属地管辖三个要件，如果其中缺少关键信息，公安机关就可能不予立案。
上文我们已经详细阐述了追回团队为了在线下找到当事人所作出的努力，找到当事人并不仅仅是便于“线下真实”，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取证并将其“扭送”至公安机关。追回团队尤其注意在追回账号过程中收集对方的语音、录像作为证据，以便报警后在公安机关立案时能够一路通畅。笔者的受访同学表示，他们在对游戏交易平台进行法律培训时便会向他们总结立案所需要的各类证据，除了平台当前已经固定并留存的身份信息、聊天记录等证据外，还会要求追回团队在与当事人的交流中应当采取怎样的话术获得具体信息，例如需要在沟通中想办法让对方承认是在自己明知账号已经被出售的情况下，出于获利等目的重新将其找回。这些当事人直接口述的内容在立案时帮助非常大，也正因此在找回视频中会明显注意到，当卖家在各种引导下承认是自己找回了账号，追回团队都会长舒一口气。此外，在立案过程中找回团队还会向警方出示他们在其他地区已经立案的过往案例，并且附上关于游戏账号财产、案件管辖规定等法律法规，这对于公安机关有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民警认识到这一类案件从法律上来说应当予以立案，其他地区已有较多的先例，如若不立案很可能要承担相应责任；其二，由于追回团队处置流程相对成熟，证据材料非常充分，不需要做额外的调查工作，游戏交易平台甚至可以提供诸如账号价值的鉴定服务，因此警方可以快速结案，不用投入太多的警力资源，因此公安也愿意尽快立案。
四、传统解纷机制为何失灵
当我们重新反思这一问题时我们会发现，之所以这种熟练运用法律规则、了解法律程序的追回平台拥有庞大的市场，核心在于我们的解纷系统难以遵循简单、快捷、全面的方式来消化掉互联网社会中衍生出来的多样纠纷。一般来说，多元解纷系统中除了专业性的解纷机关（如法院、公安）外，还有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解纷组织（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公安调解等），这些解纷组织虽然对法律规则的掌握并不全面，但却可以快捷、低成本地消化、吸纳大量社会纠纷，也是多数社会纠纷解决的首要选择。
但是，这种传统的解纷组织难以解决互联网上衍生出来的社会纠纷。当普通人面对互联网中的纠纷时无法快捷地求助于调解系统时，想要解决问题便只能求助于专业化的司法机关。然而，虽然法律上对于这类衍生自网络规范的纠纷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规定，也有解决这类问题的先例存在，但想要发动司法系统来介入并解决这些纠纷面临有很高的门槛，需要面临如时间、精力、法律技术等诸多门槛，这种成本甚至超出账号的价值本身。因此在没有追回团队的情况下，面对游戏账号的纠纷时许多受害者都处于闷声受气的状态，也正因此当他们看到有一个团队可以有效处理这类纠纷，甚至做出替代惩罚的时刻，所有观众都感受到了非凡的正义感。
那么，为什么这些解纷组织难以应对互联网社会衍生的纠纷？这需要从解纷组织的运作逻辑来展开讨论。解纷系统中的传统解纷组织建立在农业与工业时代的社会结构之上，许多内在的规定、运作方式都可能基于物理世界的规则来设置，比如属地管辖、实物证据等，但互联网是跨地域、数据化的，因此传统解纷系统的规则设计、技术工具都难以适配数字社会的特性。
就规则逻辑而言，虽然法律已经对虚拟财产做出了许多规定，但更多情况下群众在法律观念上对于财产权的定义还是停留在认为财产需具备物理形态（如房屋、现金），其权属通过占有、登记确认。传统的解纷组织衍生自社会、群众，自然同样保有类似的财产权观念，因而在面对这一类纠纷时总会表现出许多不适，解纷工作者很难理解一串数字、游戏装备为何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此外，就管辖方面的法律规则也体现了这一问题，传统解纷组织一般都有各自明确的管辖区域，这种管辖设置是考虑到解纷系统往往更为了解辖区范围内的具体情况，也可以调动更多资源来解决某些问题。但是面对衍生自互联网的纠纷时，这种设置便陷入死局，一个账号交易可能涉及多地（买家在A省、卖家在B省、平台服务器在C省），解纷系统面对自己管辖范围外的问题实在鞭长莫及。
再者，技术能力方面传统解纷组织也难以应对。这首先便体现在传统的解纷系统在证据认定方面相对“机械化”，仰赖于纸质合同、签字盖章、目击证人等实体证据作为判断依据，但是互联网上的数字冲突大多属于虚拟行为，通过数据流（如IP地址、操作日志）记录，解纷系统面对这些新形式的证据时一方面缺乏解析技术，导致“有数据无证据”；另一方面也缺少判断能力，难以从多样化的数字证据中来剖析问题。
此外，技术能力的不足还表现在执行手段的失效上，传统解纷组织的解纷功能并不仅仅在于厘清事情脉络、提供解决方案，还在于通过解纷组织与当地社会的紧密联系来实现对解纷结果隐性的确认、督促与实现，村委会、居委会对问题的调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对纠纷的“地方认定”。“地方认定”自然包含有来自地方的隐性约束，虽然这种约束并不由国家权力得到保障，但地方社会依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确保调解的结果应当被双方履行，否则便是对“地方认定”的不尊重和违背。然而，互联网社会中的矛盾纠纷是脱嵌于地方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即便认定了纠纷的是非对错、因果来由，也没有办法对当事人形成约束，地方社会也没有办法谴责违背调解结果的当事人，解纷组织的认定和看法几乎形同虚设。
上述矛盾共同导致了传统解纷系统在面对互联网中衍化出来的数字纠纷矛盾时出现失能。这种失能导致许多纠纷矛盾难以寻找社会中常见的解纷渠道来予以化解，当一个普通人遭遇来自互联网的社会纠纷时，不论是居委会还是派出所又或者是司法局，他们之中的解纷组织对于这类纠纷无能为力。可是，受害者想要通过司法诉讼程序来解决问题又费时费力、得不偿失，也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最终，这类纠纷便会大量悬置，转化为受害者、旁观者心中的戾气。
客观来说，当毁约卖家仅仅因为一个几百数千元的游戏账号便被可能被施加刑罚，这并不符合中国社会一贯以来“大事化小”的纠纷处理观念，这种纠纷采用合同违约等方式予以解决都会有更“和谐”的结果。但这种“线下真实”却获得了绝对多数网友的认可和褒扬，抛开大家“看热闹不嫌事大”，其背后也反映了当数字社会的规则漏洞撞上原子化个体的无力感。
五、结语：“互联网催收”背后的法治困境
从这个角度来看，线下账号追回现象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互联网催收”活动，其背后反映了中国法治的独有问题。超大规模社会一直以来都会产生天文数字的纠纷矛盾，但是社会和国家也逐渐演化出了许多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这些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各种方式消化了其中的大量问题，也是确保法治系统不过载的重要保障。法治系统想要保持长期的稳定高度，便依赖于这些组织对纠纷的有效吸纳。
然而问题在于，中国社会在互联网时代的转型实在过于激荡，国家主导下的现代化建设使得中国在二十年内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迅速构建出了与物理社会一样规模庞大的“虚拟社会”。这一新生社会在交往密度、互动形式上都与现实社会不同，且此时此刻仍旧不断剧烈地向前迈步，扩大着自己的规模。
面对高密度的网络社会活动所催生出的较以往更为多样化的纠纷矛盾，法学界虽然通过对前沿领域积极立法和研究，努力构建一套可以回应这些问题的法规体系。但植根于过去工业化进程与乡土传统的社会调解体系却尚未做好准备，缺乏解决这些纠纷的能力。这也意味着法治系统中一个重要环节缺失。这些缺少过滤的纠纷只能直面正式的法治系统，其中一部分演化成了司法诉讼，但更多的部分则在社会中悬而未决，长期压抑，最终为追回团队这类“江湖自治组织”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只是，私力救济始终难以是舞台的主角。徐昕在《论私力救济》中写道： “…（倡导私立救济）令社会制度显得不太‘文明’，国家有失体面，同时可能导致民间收债或私力救济行动超过一定的量，演化得过于激烈，诱发社会秩序的动荡，最终超出国家默认的限度。”如何构造一套有效涵盖并高效解决网络纠纷的解纷系统，这是中国法治在未来必然需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