骰子滚动的村庄：一个赌博共同体的诞生、狂欢与沉寂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馨月
笔者姥姥居住的X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赌博村。X村是东北地区的典型农业村，2000年以前出生的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为务农，赌博的主力军集中在上一辈及以前的务农或半工半农的村民，这些村民几乎是人人皆赌，从村里赌到村外，村民将赌局称为“局儿”，X村村民形容：“听说哪个村有局儿，这群人就一窝蜂开车过去耍了。”可见其风气之盛。笔者深度访谈了X村村民L，村民L于1970年代出生，青年时期正值赌博开始流行，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下，他一旦有了经济能力，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赌桌，直到欠下巨额高利贷，无力面对催债人群，离开X村另谋出路，而后随着集体赌博行为的衰落，当前也已经不再赌博。L的经历在X村并不特殊，甚至可以说是X村该年龄段及前后几代人的缩影，小的时候看大人赌，长大了自己赌，就是X村村民的普遍写照，本文将依据X村的现实情况和L的自述，深入探究X村的这种风气如何盛极一时又走向沉寂。
一、缘起：赌博占据村民娱乐空间
（一）作为全村共同娱乐方式的赌博
作为东北地区的典型农业村，在近十年青壮年劳动力彻底迁离前，村民的收入来源主要为务农，1980、1990年代生人则有一部分为半工半农状态，两种劳动方式都有明显的季节特征，春天出去务工或开始春种，夏天继续忙碌，秋天进入高峰，冬季则因农事结束、气候严寒限制务工，形成全年唯一闲适期。此时的村民有钱有闲，供销社里、有号召力的村民家中都摆着牌桌，拿钱去围观赌博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休闲”方式。部分村民是固定玩家，除了吃饭睡觉都要在牌桌前度过，其他村民在结束了一天的生活事务之后，往往会选择来消遣时间，冬天的夜晚，村里散落的“局儿”几乎聚集了全村的村民，看得手痒的村民会轮换上场，哪怕平时没有赌博习惯的村民在这种氛围下也会轮番下注。2000年代初，每晚每场每人输赢在五千元左右，专业赌徒参与的“局儿”则上不封顶，如果有外来设局，则更会牵扯到地下放贷组织。这种风气不仅在成年人当中流行，当父辈押上年收入时，未成年的孩子也在旁用压岁钱设立小赌桌，学着大人的方式通宵达旦，满心期待着将来有了正式收入能正式上桌的那一刻。
（二）X村的主要玩法
1.麻将
常规麻将是X村村民的日常娱乐方式，深受村民喜爱，但麻将牌局节奏较慢且输赢具有上限。因此当赌博氛围升级时，村民会采用一种名为“看牌”的速赌模式——将扑克比大小规则移植于麻将牌局。该玩法曾盛行于1940、1950年代出生的老年群体，随着该年龄段人口的自然减员，现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2.推牌九
推牌九是X村最流行的赌博方式。它的规则体系相对复杂，首先选取扑克中固定的32张牌，由32张牌构成组合计分系统，一些特定组合意味着高分，如3+Q是最高的分数，代表三十分，如果不能凑成特定组合则只能按照牌面面值计算，取数字相加结果的个位数作为最终分数，进行比较。参与者一共四方，其中一方为庄家，庄家与其他三门（门指参与的一方）比较分数的大小，并且允许旁观者中途跟注。基础牌有两张，轮次发牌累计五张，非庄方享有动态调注权，庄家有权设置输额上限。赌资范围的决定采取协商制：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给定范围的常规局，如X村的常用额度为5-100元，一局3-5小时，总金额约为3000-5000元；另一种则是无上限赌局，在X村可能达到一局涉及赌资80000-100000元。据村民L所述：“在全省范围内推牌九都是主要玩法。牌局的速度快，局东（组局者）抽成多，哪怕是赌资百万的‘局儿’也玩这个。”多样玩法、快节奏牌局配合组织者高额抽成，单局赌资峰值也十分可观，这就使得推牌九成为X村及周边地区的核心赌博形式。
3.五张牌的“pass”
五张牌的“Pass”玩法是仅次于推牌九受欢迎程度的一种游戏方式。它采用扑克牌中的6—A以及大小王，共计32张牌进行游戏。该游戏的参与架构为无需庄家的四门对战模式。与推牌九的规则一样为计分比较，三张同牌是三十分， J、Q、K分别对应11、12、13分，其余按照牌面数字计算，所有人独立评估手牌价值后，同步亮牌决出胜负，赢家通吃赌池。这种方式同样因快节奏、资金规模大备受村民欢迎，但玩法上没有推牌九丰富，因此不如推牌九传播范围广。
（三）村民赌博行为动机分析
1.冬季生活单调
东北地区特有的“猫冬”习俗（指冬天居家避寒）塑造了独特的时空环境，冬季成为X村的娱乐淡季，村民们结束劳作后，通常在下午四点左右便步入他们的休闲时光。X村长期面临基础文化设施不足的困境。1990年代，X村文盲众多，主要劳动力学历全部低于高中。2000年代以前，电视逐步普及但仍未实现全覆盖。2010年代，智能手机开始逐步渗透农村市场。在这样的文娱生活背景下，赌博活动成为了能够满足村民双重需求的渠道。一是娱乐需求方面：赌博活动因其低准入门槛，不受文化水平限制，吸引了众多村民参与；多人共玩的特性有助于缓解孤独感；同时，强烈的情绪刺激性使村民能在其中获得精神快感。二是消费需求方面，冬季村民出售粮食后获得现金结余，然而村里仅有一家供销社且主要供应生活必需品，导致消费选择有限，形成了消费上的空缺，赌博活动因此成为了村民的一种替代性消费方式。
2.赌博的隐形社交功能
（1）拓展社交网络
村民L称：“X村赌博风气最为盛行的时期是1990年代到2018年，村里一开始玩牌也是因为追赶社会潮流。”
1990年代初，X村的“局儿”开始多了起来，受邀参赌是一种社会认可度的体现，村民会到其他村民家院子里喊人玩牌，邀请人的到来会让受邀人感受到“有面子”。没有受邀的村民会主动到赌博场所参观，能上桌轮换也是人缘好的体现，而在外围旁观的村民则处于社交劣势地位。
2000年代起，村民开始逐渐拥有传呼机等通讯设备。村民L称“那时候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明我人缘好，打电话都得请我”，接到来电邀请是社交能力强大的体现。在通讯设备的加持下，村民开始跨村组局，在酒桌上接到跨村赌局通知是最能够满足虚荣心的时刻，酒桌上的其他朋友也会一起组队赴赌，并在新的赌局中结交新的朋友，“多玩几次一来二去怎么也都熟了”，这正是赌桌上交友方式的一种体现。
（2）社会资本显化
赌博场域能够为村民提供双重能力认证体系。一方面可以展示村民“人脉”资源，“局儿”的促成离不开“人脉”，“人脉”可以是以下三种：一是认识赌民比较多且可以邀请入局，二是和涉黑人员关系密切，三是和执法人员有所联系，三者其一便可以成为一场“局儿”中的中心人物，同时拥有多项则更是令人“尊敬”，而这种“人脉”又会随着不断参与“局儿”而发展，在互动过程中扩张或密切原有的社交网络。另一方面可以体现村民经济信用，首先村民赌博使用的赌资是当年收入的变相体现。敢下注，玩得久，说明赚得多。在允许借贷的“局儿”中，即使自己带来的钱不多，但能跟场域内其他人借到钱，或者跟支撑这个“局儿”的地下放贷组织借高利贷，也可以体现自己的经济信用。因为这说明自己有快速偿还的能力，或者和债主有密切的关系。由于X村赌博现象普遍，这些赌场上的能力认证离开赌局依然可以适用，成为村民间交往的“硬通货”。
二、入局：赌博作为一种经济来源
（一）赌局组织体系的构成
1.没有走出村庄的赌局
供销社是X村的核心赌博场域。X村供销社空间充足，可同时承载3-5桌赌局，还给旁观者留有足够的空间。基于村民间的人情，供销社老板可以获得3%-5%左右的非强制抽成，同时村民在赌博之余喜欢顺便买包烟、买瓶酒，这一习惯也会给供销社增加营业额。如果村民在赌局中输光了带来的钱，供销社老板会评估此人的信用，信用良好的村民会得到一笔没有利息的临时借款，通常要求次日内归还，信用不佳的村民则无法获得此项周转。供销社的牌局在好赌的村民口中被称为“村里小玩儿”，以娱乐、社交为主要功能，且风险较低，日均赌资小于5000元，且不涉及高利贷。
2.专业赌局
村民口中狭义的“局儿”，就是专业赌局，专业赌局与娱乐赌局的区别在于地下放贷组织是否介入。专业赌局涉及赌资没有上限，赌局中随时可以借到高利贷，有些村民可以从中获得经济收入。
一个“局儿”的达成需要三方要素：地下放贷组织、局东、赌徒。地下放贷组织是“局儿”的资金供给方，组成人员主要是村里的地痞流氓，获得大约一半的抽水（即分成）。地下放贷组织负责提供空间，并且维持“局儿”中的秩序，防止有人斗殴破坏整场赌博，同时通过“放局儿”借出高利贷，再以暴力催款的方式保证收回。高利贷的利率非常高，日息约为1%-10%，利率浮动由赌徒在赌博场域的经济信用决定。经济信用格外高或者和这场“局儿”的地下放贷组织关系密切的赌徒，可以采用一种特殊的借贷方式，在借的时候当即扣除一部分作为利息，还钱时只需要归还到手的本金数额。局东是“局儿”的组织者，是一场“局儿”的运营中枢，从中抽水10%左右，成为一个局东有三种途径：一是拥有稳定的资金供给方，有能力向地下放贷组织做出保证，使其能够在自己组织的“局儿”中获利；二是可以寻求执法庇护，通过贿赂或者与公安内部腐败分子的亲友关系，向赌徒做出大概率不被抓的承诺；三是召集其他赌徒的能力。前两种途径要优于第三种途径，满足前两项条件之一的局东可以通过第三种小局东召集赌徒，而只需要给小局东一定分成。
（二）参与主体的动态博弈
1.合作关系建构
地下放贷组织与局东达成合作关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地下放贷组织主导型。地下放贷组织主动寻找局东，目的在于获得集中放贷的场所。另一种是局东主导型。局东想要组局拿抽水，就需要获得资金支持，因此主动寻找地下放贷组织促成合作。
作为“局儿”中实施赌博行为的赌徒，也与组织者存在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地下放贷组织还是局东，都可以邀请与自己相熟的赌徒。其中与地下放贷组织关系密切的占少数，“局儿”中的大部分赌徒都是由局东邀请而来。尤其是自己本身就是赌徒的局东，邀请来的赌徒可能也会做局东，别人来到自己的“局儿”捧场，自己也要去对方的“局儿”凑人数。甚至有的“局儿”本身就是因为局东在别人组织的“局儿”里输了，因此自己“放局儿”拿抽水回本。这种往来尤其体现在规模较小的“局儿”当中。
无论是地下放贷组织、局东还是前来参与的赌徒，都有一定的信任倾向。对于地下放贷组织来说，选择局东要看局东规避执法以及召集赌徒的能力；局东则需要考察地下放贷组织能否保证赌局的顺利进行；赌徒喜欢来到熟人开设的“局儿”，熟悉的地下放贷组织意味着更容易获得高利贷，熟悉的局东则意味着安全信任和社交往来。
2.“局儿”的规模差异
规模较小的“局儿”喜欢设置在县城的宾馆之中，既能网罗各村的赌徒，又具有机动性。大规模的“局儿”则喜欢设置在农村，会选择在周边几公里范围内仅有单一房屋的偏远农场进行。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往往会存在好几处“局儿”，有的赌徒会选择在一个“局儿”结束后再去另一个“局儿”找找手气。当某地要组织一个规模较大的“局儿”，会提前向赌徒的圈子放出消息，其他局东便会规避这一时间，以便集中赌徒。据L回忆，他曾经参与过最大的“局儿”赌资高达三百万人民币。这种程度的“局儿”非常少，并且对局东规避执法的能力要求更高。
（三）入局的经济诱惑
随着村民更多地参与“局儿”，村民便会意识到虽然赌场上有输有赢，但是开赌场的永远赢。因此村民开始越来越多地试图参与到“局儿”的组织者层面。主要参与方式有两种，一是成为小规模“局儿”的局东，二是在大规模“局儿”中打杂。
据L回忆，“零几年的时候和人合作做局东，抽水平均分，一个‘局儿’可以赚到三、四万左右，当时进城打工一年的收入约为三万元。”做局东或者去打杂远比打工务农轻松，报酬却是打工务农的十倍百倍，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收获精神的愉悦。村民间互通有无，总是奔波在各种“局儿”里，大额资金的快速流动时刻冲击着神经，成为炫耀的谈资后又不断吸引听者继续加入。
（四）快速的生态迭代
局东的职业周期大约在一到两年。衰退的主要原因是人脉的枯竭。村民L自己一共做了两年局东，他表明：“自己能叫来的赌徒是有限的，村里的人很多只愿意参加村里的‘局儿’，X村愿意出来的只能占到20%，其中有的人关系没有那么好，也没法经常叫出来，而通过这些人再认识的其他人也是本来就在玩的，很难拉到新加入的人。”作为局东无法为地下放贷组织带来新的债务人，地下放贷组织自然会选择寻找新的局东。反过来看，局东叫来的赌徒也会因“局儿”中缺少借贷机会而不愿前来。自身组局能力下降的同时，不断诞生的新局东还会抢走一部分资源，这一过程导致了赌局和赌徒的更新迭代。
地下放贷组织“放局”的生命周期稍长，大约在三到五年。一方面农村的地下放贷组织主要由打架斗殴产生，地下放贷组织本身也在打架斗殴中迭代。并且还会不断有成员因赌场外的原因入狱，发生人员减免的情况。另一方面赌徒对地下放贷组织债主的依赖程度有明显的边际效应，对同一个地下放贷组织借得越多，赌徒越不喜欢继续向其借款。赌徒面对暴力催债无力偿还，便会躲避债主放贷的“局儿”，转而向其他地下放贷组织借贷，流向该组织的“局儿”。
三、危害：经济和思想的双重危机
（一）破坏家庭和村庄的和谐
赌场现场即时放贷的机制会催生高频债务循环。村民会在赌局中无所顾忌地接受地下放贷组织提供的应急高息贷款，单局借贷额通常以万为单位，如果不能当天偿还，便会因为利滚利背上高额负债。面对无法通过常规手段偿还的债务，村民会试图在赌局中赢回来，或者向其他地下放贷组织借钱偿还，前者会导致村民再次陷入赌场的即时借贷陷阱，后者则会造成跨赌局的债务嵌套，最终导致村民的债务越来越高昂，债主越来越多。
债务抵押剥夺村民资产。村民借款的抵押物一般是在城里的房和自家耕地。面对地下放贷组织的暴力催收，无力偿还的村民只能将房屋和土地交出。很多村民不仅背上一身债务，还面临着无地可种的困境，只能出走谋生，同时躲避其他债主的暴力催收。村民失房失地，家庭支离破碎，成为X村的常态，甚至面对地下放贷组织的时常光顾，村民已经形成了一套应对体系，村庄陷入了时刻紧绷的氛围。
（二）价值体系的逆向重构
金钱在赌桌上的流动速度远远大于正常生活。一场“局儿”涉及的赌资远高于务农一年的收入，使得村民的财富观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与赌桌上的潜在收益相比，劳动赚钱相对变得贬值。村民辛苦耕种一年，不如赌桌上赢一晚赚得多，相较之下赌博成为收益更高的选择。另一方面，热衷赌博的村民更偏好高风险的致富观念。赌桌快速、大额的金钱流动，让喜欢赌博的村民习惯了高风险高回报的收益模式，致富理念也向一夜暴富扭转。村民不再畏惧高风险，这种观念也影响了赌桌外的决策。X村赌博之风最为盛行的时期，村民种地的偏好也倾向于通过贷款承包大面积土地，大额贷款又通常来自于地下放贷组织的高利贷，颗粒无收的年份无力偿还，又给家庭带来一笔巨额贷款。
此外，村里还存在着对高收入者的定向围猎现象。村民会看不惯其他人通过赌博以外的方式赚钱。当有人向村民展示自己的财富，就会被邀请到“局儿”里，本身爱玩的村民无法拒绝，也乐于展示财富，很快就会把收入全都赔进赌局。这种赌局往往是“做扣儿”的赌局，“做扣儿”是指通过作弊保证赌徒输钱的行为，在所有“局儿”中占了超过一半。村民L称：“X村以前有一个承包土地的村民，在收成好的一年里承包了一千亩地，大家知道他包了这么多肯定赚了不少，就不断把他带去‘做扣儿’的‘局儿’里，一个冬天把赚的钱全都输光了。”这意味着在X村，村民对劳动致富的路径甚至存在着一定的歧视或不满，价值观念已被赌博完全重塑。
四、转折：走向消亡还是隐匿更深
（一）农村赌博为何“变低调”
1.“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严厉打击
农村的大规模赌博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后出现了转折。
一是缺少资金支持。“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改变农村黑恶势力横行的格局，打击了农村专业赌局的经济支撑。缺少地下放贷组织的资金支持，赌资只能来自村民自带的钱财，在赌池有限的情况下，赌博带来的精神刺激远不如前，也无法支撑起村民“一夜暴富”的理想。专业赌局开不起来，赌博之风便被压下许多。
二是组织网络的瓦解。专业赌局减少后，执法人员便可以对赌场关键人物进行逐个击破。专业局东获罪增多，刑事处罚的震慑对普通村民效果明显，能够有效阻止村民继续入局。缺少地下放贷组织的基金支持和专业局东的组织，村民一方面即使想赌也没有赌局，另一方面有赌局也要考虑刑事处罚的风险。
三是参与成本提升。这种成本既包括经济上的成本，也包括法律上的成本。由于赌局的减少，村民想赌也很难做到附近随时就有赌局，即使花费了更高的经济成本找到了赌局，又面临着远高于从前的法律风险。褪去了高风险心理偏好的村民，大部分已无力承担如此高昂的成本。
2.人口结构的代际更替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X村的村民更倾向于半工半农甚至是选择全年在外打工，人口流失极为严重。青壮年常住人口几乎只能在农忙时节见到，赌博主力军的出走让农村赌博难以为继。而在闲暇的冬季时节，由于年轻人大量定居城市，参赌周期缩短在了春节附近。时间的碎片化使X村已无力形成快速、高额的赌博风气。取而代之的是偏向娱乐性质的赌博，麻将这种相对较慢的形式也重回赌桌。此外，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X村的务农人员也很少出现劳作一年反倒赔钱的情况，辅以打工收入，只要勤劳肯干，村民的生活水平都在逐步提高，这一现实改变了过去对于高风险高回报的赚钱心理，也遏制了村民对赌博的偏好。
3.数字媒介的替代作用
短视频和直播给村民的消费和娱乐带了新的选择。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壮年，X村的村民都在沉迷刷短视频、看直播，短视频满足娱乐需求，直播间满足消费需求，一部手机已经可以替代赌博对精神方面的满足。过去是年轻人跟着老人学打牌，现在则是老人向年轻人学习玩手机。喜欢去赌局看热闹的村民也明显变少了，大家变得更喜欢在自己家里刷手机。
（二）赌博形态的数字化转型
手机不仅带来了短视频和直播，也带来了赌博的新方式。在线上开一个“局儿”十分简单，只需要开设虚拟房间，赌徒匿名加入，用数字货币进行支付。网络赌局突破了地理约束和人情纽带，邀请赌徒只需要在网上找到社群，邀请群友就能组成线上的“局儿”。因IP设在境外，赌徒天南海北，执法人员难以追踪，取证难度大，识别共犯也更加困难。因此，线上赌博的成本远低于传统赌博，虽然过去的网络化被打破，但如今的星星点点也带来了新的挑战。2020年，X村就有几名开设网络赌场的村民被抓获，涉及赌资十余万，可见赌博在X村可能并非真正的瓦解，而是以另一种方式隐匿。
五、反思与总结
农村赌博成风不仅是个人行为失范，更是城乡发展失衡、文化异化与治理薄弱的综合症候。面对农村赌博的问题，严厉的打击和制止是使村民和社会及时止损的必要步骤，但同时也需要带来精神文化建设的替代方案，村民夹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转型之间，现代化使其感受到了精神文化的需求却无法在产业薄弱的农村得到补充，赌博则在乡村失序的缺口趁虚而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赌博问题是要关注农村建设问题，在农村人口严重流失的背景下重构农村的精神文化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