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高中的社会成见及其困境：从“劝读职高”现象谈起
过年期间，饭桌上总是热闹非凡，孩子们的成绩成了家长们必不可少的话题，尤其是那些正处初高中阶段的孩子们，更是要接受来自各路长辈亲戚的轮番“关切”。由于笔者家中很多亲戚的孩子都已经进入初中阶段，所以今年春节，耳畔频频能听到关于中考的许多话题。在谈论各自孩子的学习成绩时，大人们的话语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满是自豪，表示孩子成绩尚可，考上某某高中应该不在话下；另一类则满是无奈，叹息着孩子恐怕只能在职高“混日子”，前途堪忧。在大人们的口中，成绩不佳似乎就意味着只能进入职高，而一旦踏入职高的大门，人生似乎就失去了大放异彩的可能。甚至在春节期间，笔者还听到家中亲戚在训斥小学阶段的儿子时，竟以“现在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只能去职高”作为警示。职业高中，在他们的眼中，仿佛已经成了一个不堪提及的名词。
然而，尽管家长不愿让自己的孩子进入职业技术学校学习，近年来政府却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部分职业学校的专业能力和办学资质不断提升。以笔者家所在J县为例，在省政府牵头，市县政府高度重视的背景下，一所职业技术学校于2014年成立。该校是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专业覆盖电子技术应用、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旅游服务与管理、烹饪、健康服务与管理、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等将近三十个专业，发展势头良好。但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在政府提倡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的当下，大部分家长对职业高中的成见仍然难以消除？
一、“劝读职高”的动因
对于笔者而言，“劝读职高”这一社会现象并不陌生。在笔者初三时，正值J县职高成立初期。当时，班级中学习成绩欠佳的同学基本上都会经历班主任的劝导性谈话。谈话之后，部分同学便借着春季招生的机会迈进职业高中的大门。这一现象，在早年间的众多地区皆非个例，而是广泛存在。近年来，尽管相关政策已明文规定，严禁学校提前分流未毕业学生，且有媒体不断加强对这一违规行为的监督曝光，但在部分地区这种现象依然存在。
据笔者近期的观察，在J县的乡镇初中，仍有不少老师会在初三后期，对成绩欠佳的学生进行一种较为隐秘“劝读职高”沟通。究其原因，可归纳如下：
第一，现行中考机制下，提高升学率的要求是促进学校“劝读”的直接动因。一位在乡镇初中教书的亲戚曾向笔者透露：近年来，随着中考分配名额的机制改革，乡镇中学与县城中学在教育资源和教学质量上的差距愈发显著。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许多乡镇的家长选择将孩子转学至县城学校，乡镇学校学生数量减少，导致对应的中考指标名额缩减。在此背景下，对于乡镇学校而言，鼓励成绩相对落后的学生选择职高成为了一种策略：这不仅能有效提升学校的整体升学率，还能避免因这些学生的表现而拉低学校在普通高中的录取比率。
第二，隐性招生任务与经济激励机制同样是驱动“劝读职高”行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根据笔者在乡镇初中工作的亲戚透露，早年间，J县的职业高中为完成招生任务，会将招生指标分配给初中班主任，并提供所谓的“人头费”作为经济激励，以此鼓励教师积极推荐学生报读。2022年，《职业教育法》经历了重要修订，其中“普职分流”的概念被调整为“普职协调发展”，强调各地需要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允许各地普职比例存在差异。随着这一政策的调整，显性的招生任务与经济激励现象在逐渐减少，但在某些地区和学校，这些机制可能依然以更加隐蔽和复杂的方式潜藏，继续影响着教育生态。
第三，营造更佳的学习氛围是教育管理者和教师们普遍追求的目标之一。根据笔者在乡镇初中工作的亲戚所述：在乡镇初中，部分班主任倾向于期望班级内成绩欠佳且难以管理的学生通过中职春招提前离开学校。据他描述，乡镇初中的学生大多数是留守儿童，由祖父母抚养，父母多在外务工，部分学生由于在成长的关键时期缺乏充分的家庭教育引导而成为让老师“头疼”的“问题学生”，他们频繁违反学校纪律，扰乱学习氛围，很多老师抱怨“学生越来越难管理”、“叛逆青年越来越多”。鉴于此，在初三冲刺的重要时期，一些班主任为了集中教学精力，让班级内有希望升入普通高中的学生拥有更好的学习环境，他们仍会采取隐蔽的“劝读职高”策略。
二、“劝读职高”的争议
首先，“劝读职高”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不正当的利益输送。现实中，部分职业高中为了完成招生任务，不惜采取不正当手段。例如J县职业高中分配招生指标给县内各初中教师，并隐蔽地给予其经济激励。这种做法不仅破坏了教育的纯洁性，更涉及到不正当利益输送，严重违反了教育公平原则，使得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再基于学生的实际需求和能力，而被扭曲的利益所驱动，这对教育的健康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
其次，“劝读职高”易于加剧教育歧视问题，影响教育公平。《义务教育法》为保障所有学生都能享受到平等的教育资源，明令禁止学校分设重点班与非重点班。然而，现实中部分教师可能会对成绩基础不同的学生采取区别对待，特别是当班主任仅因学生成绩较差而片面地引导其选择职高时，这种做法无疑是变相的“教育歧视”。每个公民都平等地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包括受教育的选择权，“劝读职高”的做法往往限制了学生追求适合自己教育类型的自由，这不仅损害了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更剥夺了他们追求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也使得教育资源的分配被某些主观因素所左右，这对学生的未来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
最后，职业高中的招生宣传存在美化与夸大。职业高中的招生宣传倾向于聚焦专业特色和就业前景，然而现实中的职业高中教育质量往往不尽如人意，远非宣传中那般美好。加之初中学生的心智尚处于成长的萌芽阶段，还未形成独立成熟的思辨能力，这使得他们在面对五花八门的新鲜事物时缺少理性思考，容易因为好奇心而被吸引。当时笔者在听到职业高中的招生宣传时，就对其中比较新奇的专业产生兴趣，比如被老师绘声绘色描述的玉雕班，仿佛踏入其中，就能摇身一变，成为技艺高超的玉雕艺术家。据我深入了解，J县职业高中在专业设置上主要围绕县域主导产业，但未能紧跟技术迭代的速度，这直接导致了学生在就业方面的局限。当县域内的相关产业岗位逐渐饱和，许多毕业生便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就业困境。在J县，汽车零件相关行业占据主导地位，这一领域也成为了该职业高中宣传的重点，吸引了大量学生报考相关专业。然而，现实中县域经济体量的局限性以及相关企业的发展瓶颈，使得学生在毕业后往往难以找到对口的工作，转而寻找其他就业出路。
三、职业高中教育的困境——以J县为例
（一）J县职业高中学生的主要构成
笔者所在J县位于皖西地区，经济较为落后，是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县域内尤其是乡镇地区，青壮年劳动力为支撑家庭生计多外出务工，导致留守儿童和老人居多。近十年来，为了落实脱贫攻坚任务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该职业高中免除建档立卡户学生的学费，并设置了各种助学金、奖学金机制。在这一系列的政策支持与宣传引导下，很多学生选择就读于该职业高中，深入分析进入该职业高中的学生情况，不难发现一些共性特征：
首先，学生普遍成绩不甚理想。面对中考的压力，成绩尚可的学生大多选择按部就班，努力备考。而对于那些成绩欠佳的学生而言，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成绩来应对中考，升入普通高中无疑困难重重，相较于枯燥乏味的书本知识，实用的专业实践知识更具吸引力，当无法升入普通高中之后，职业高中便成为其普遍选择。
其次，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家庭。根据J县2022年发布的职业高中生源分布报告显示，在校生中95%来自山区、库区，其中22%来自脱贫户。这一数据清晰地表明，学校的生源主体为农村家庭子女，这些家庭的经济收入普遍较低，主要依赖农业生产或外出务工。对于这些家庭而言，孩子接受职业教育，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一门实用技能，迅速实现就业，从而有效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二）困境
在这样的生源条件背景下，J县职业高中教育存在着以下困境：
困境1：招生对象聚焦于“差生”群体，影响职业教育质量
职业技术学校作为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其办学质量直接关系到县域经济发展的潜力，但是在实际招生过程中，职业高中的招生对象却逐渐聚焦于成绩欠佳的学生群体。在笔者初三时，J县职业高中的春季招生宣讲虽面向初三所有学生，但是当成绩较好的同学去询问老师关于职高的问题时，得到的回复往往是“别考虑这些，还不好好学习，准备中考！”几年时间过去，笔者妹妹读初三时，其学校的做法已经转变为只召集成绩较差的学生去听宣讲。职业高中的招生对象被更加明确地限定在所谓的“差生”范围内，这种心照不宣的“生源筛选”方式在该职业高中成立的十年间越来越透明化和具体化。当学校生源质量与教学资源不匹配时，职业教育质量也会产生问题，难以培养出满足当地产业升级需求的技术人才，从而对当地经济发展造成影响。以笔者所在J县职业高中为例，该校开设的机械维修、电子商务等专业对接本地产业，但因学生基础薄弱，导致实操课程流于形式，学生在学校经过学习之后并没有完全掌握相关技能，当地很多企业反馈毕业生技能水平仍停留在“简单操作”层面，无法胜任技术岗位。部分企业负责人表示很多学生入职后需重新培训半年以上。这种“低质量就业”现象使县域企业对职业教育体系产生信任危机，从而渐渐形成“职校培养不足—企业不愿合作—学生就业困难”的恶性循环。
困境2：职业高中学生导致的社会事件频发，社会公众对其标签化
职业高中的“特定生源筛选”方式许多让成绩较差的学生因为各种原因进入职业高中，而这些学生中存在不少让老师头疼的“问题青年”，同时部分职业高中在教学以及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许多由职业高中学生导致的社会事件频发。笔者所在J县职业高中内，部分学生甚至涉及法治案件。笔者家所住小区距离该职业高中不远，妈妈经常叮嘱我上楼千万别把钥匙或者其他物品落在电动车上，因为经常会发生职业高中学生偷盗物品的情况。去年，该职业高中学生在校内偷盗90余部手机的新闻在县城内传开，由于该案件涉及标的数量多，社会影响大，直接关系校园安全和学生群体切身利益，家长反映强烈，公安机关以及相关部门迅速介入处理。除此之外，各种打架斗殴事件也在城区内时有发生。笔者一亲戚的儿子在就读职高时就曾因为多次参与打架事件而被学校退学，据他所说此类事情在校内很多，甚至曾有学生在课堂上直接殴打老师。近些年，因为该校很多学生涉及刑事案件，J县法院已经向该校送达了司法建议书，建议在日常教育中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慢慢地，在笔者所在J县，职高学生逐渐变成人们眼中“品行不端、小偷小摸”的代表。
困境3：社会标签固化影响学生心理健康，职业教育内在价值被削弱
事实上，“问题青年”在职业高中内只是少数，根据戈夫曼的污名理论，当“职高学生”与“偷窃”、“斗殴”等偏差行为形成符号联结时，就会产生“污名扩散”效应，将个别学生的越轨行为被放大为群体特征，从而造成当地民众对职业高中的社会偏见，职高学生渐渐被贴上了“差生”的标签，而这一社会标签的固化则会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使其社会认同感缺失。J县职业高中在2023年开展心理健康筛查，其结果显示：40%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自卑、焦虑情绪，15%的学生因家庭和学校的长期否定而产生“自我放弃”倾向。其中，部分学生认为职业高中仅是“混日子”的场所，所以课堂参与度低，逃课、沉迷手机等现象在校内普遍发生。还有些职高学生表示，县域内技术工人待遇普遍偏低，他们既无法通过技能获得社会尊重，又常因学历劣势被排除在“体面职业”的门槛外，从而陷入“农民不愿当，工人当不好”的迷茫状态。而对于来自脱贫户家庭的学生来说，他们背负着“改变命运”的期待，但实际就业收入却难以支撑家庭经济需求，从而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就像笔者妹妹就读职业高中的同学说道：“爸妈说读职高能赚钱，可我连机床图纸都看不懂，毕业后只能去外地流水线打工，和没读书有什么区别？”随着这种心态的蔓延，职业教育的内在价值也在被渐渐削弱。
结语
尽管国家大力支持发展职业教育，但由于制度实施、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例如早年间在普职分流政策影响下衍生的“劝读职高”这一社会现象带来的各种法律与社会问题，使得部分家长对职业高中的偏见难以消除，甚至使得职业高中逐渐被“污名化”，认为其就是“差生”的归宿，造成职业高中教育困境。其实，这种“污名化”本质上是社会公众对教育竞争中失利群体的社会成见，是教育分层、社会偏见以及制度缺陷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通过教育体系改革、提升职业教育质量、重塑社会观念等路径来打破成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职业教育同样能够培养出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他们也能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让职业教育真正成为学生主动选择的路径，而不是被动接受的“归宿”，这样职业教育的社会价值才能真正被重新定义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