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考公是内卷化社会下的最优解吗？
汪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近年来，“内卷”一词成为描述当代社会竞争状态的热门词汇。从教育到就业，从婚姻到购房，个体在每一个生活领域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在经济波动以及就业市场形势严峻的背景下，考公成为许多人眼中的“避风港”。疫情后的公务员报考人数不断飙升，2025年的全国公务员报考人数更是以325万人再攀新高。随着考公竞争日益激烈，许多年轻人对岗位的选择从大城市转向小县城，掀起了“反向考公”的潮流。本文以“反向考公”现象为切入点，结合对周围人的访谈与相关理论分析，探讨青年群体选择“反向考公”以应对内卷化竞争的社会机理。
一、“反向考公”现象
“反向考公”指青年群体在选择公务员岗位时不再一味追求大城市，而是选择小城市、县城或乡镇的公务员职位进行报考。“反向考公”的兴起其实分为两个现象，一方面是“考公热”，即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激增，另一方面是选择职位时偏向于小城市、县城或乡镇。“反向考公”现象在近年来逐渐成为一种显著的职业选择趋势。通过对身边案例的观察与分析，可以深入理解这一现象的形成机制及其背后的社会影响。
以笔者所在村庄的邻居小张为例，其在春节期间闲聊时，自豪地提及儿子在法院工作，尽管职位仅为法警，但家人已将其视为一份值得夸耀的职业。这一现象反映了在传统观念中，公务员岗位的社会地位和稳定性仍然备受推崇。与此类似，笔者的表哥在Z县政府任职，成为家族长辈眼中的“模范”。尽管家族中也有成员在私企工作或创业并取得不俗的经济收益，但长辈们依然希望下一代能够通过考取公务员或事业编制获得一份稳定且体面的工作。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今社会对公务员职业的高度认同。
从个体角度来看，选择“反向考公”往往是基于对现实条件的理性权衡。以笔者的表哥为例，其在第一年尝试报考大城市公务员岗位失利后，第二年转而选择家乡县城的岗位。在访谈中，表哥坦言，选择县城岗位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竞争压力较小，录取概率更高。此外，县城公务员岗位在当地社会中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同度，能够满足个体对稳定性和社会地位的追求。
此外，笔者身边亦有不少朋友选择考公或考编，其中部分已成功“上岸”，还有部分仍在备考，甚至经历了“二战”或“三战”。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当前考公的热度及其竞争的激烈程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朋友选择的公务员岗位多为家乡所在城市或周边城市，也有不少人选择县城或乡镇岗位。其中，不乏来自“985”“211”等名校的毕业生。2024年，媒体报道了一位斯坦福大学博士报考S县公务员岗位的新闻，进一步凸显了“反向考公”现象的普遍性。
二、“反向考公”的形成原因
（一）“考公热”——公务员岗位的优势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公务员考试的热度空前高涨。据统计，全国考公人数从2019年的137万人逐年增长至2025年的325万人，创下历史新高。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0年，考公人数已达到135万人，表明公务员考试一直以来都激烈竞争，疫情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使得公务员岗位成为许多人眼中的“避风港”。
对于考公热潮的兴起，可以从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中略窥一二。韦伯提出的“官僚制”（又称“科层制”）是现代行政管理体系的核心特征之一，其与公务员制度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韦伯认为，官僚制具有以下特征：层级分明的组织结构、规则导向与非人格化管理、专业化分工以及职业化与终身雇佣倾向。这些特性为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提供了理论支持。
公务员岗位的稳定性是考公热的影响因素之一。韦伯指出，官僚制通过明确的规则和程序确保了组织的稳定运行。公务员岗位通常都是终身雇佣，且会提供一定的职业保障，这种稳定性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珍贵，也符合中国人内心追求稳定生活的价值追求。相较于企业中的加班文化、收入不稳定、裁员频繁，公务员职业的稳定性无疑是一种规避经济风险的理性选择。
以笔者访谈的对象小李为例，其原先在一家私营企业工作，但由于企业加班文化严重且薪酬波动较大，最终选择在工作之余备考公务员。小李表示，公务员岗位的收入虽然未必高于企业，但其稳定性和职业保障使其成为更具吸引力的选择。这一案例反映了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个体对职业稳定性的强烈需求。
其二，官僚制依赖规则化和非人格化的管理方式，减少了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公务员考试通过严格的规则和程序确保了竞争的公平性，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即可获得同等的报考机会，这种公开透明性吸引了大量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岗位的求职者。
已在体制内工作的小周在访谈中提到，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尤其是对未婚女性存在偏见，认为其未来可能需要休产假，因而更倾向于招聘男性员工。相比之下，公务员考试的公平性更高，凭借个人能力即可获得岗位，这种公平性进一步增强了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
其三，官僚制具备严格的等级结构与明确的晋升机制，为个人提供了一定的晋升空间。相较于企业无休无止的加班和不合理的薪资，公务员的晋升规则较为公开明确，可以为求职者提供清晰的职业规划。此外，公务员岗位在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和尊重。笔者在老家观察到，亲戚邻居普遍对公务员岗位赞赏有加，并希望子女能够通过考公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这种社会认可进一步增强了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成为了许多家庭对子女职业规划的首选。
（二）“反向就业”——个人的主观选择
有关研究中将向下兼容就业的人群分为迂回求进型、价值追求型、精准匹配型等类型。迂回求进型个体通常由于未能在大城市成功就业，转而将基层岗位视为职业跳板，谋求未来的晋升空间。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是选择基层选调的大学生。他们虽然在短期内接受了较低层次的岗位，但长期目标是利用这一平台积累经验，逐步实现职业晋升。
而价值追求型则体现在对这份职业的认同，主动追求低竞争压力与生活稳定性，如选择家乡基层的公务员岗位。例如，选择家乡基层公务员岗位的人群，往往出于对家乡的归属感以及对稳定生活的向往。这类个体在选择职业时，不仅考虑经济收益，更注重职业带来的心理满足和生活平衡。他们的选择反映了对职业价值的认同和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精准匹配型即虽然希望在大城市中谋求一份高薪高福利工作，却由于就业的困难转而选择在小城市、县城快速就业。这一类型的典型例子是那些因大城市考公失败而转向次级选择的求职者。在家庭压力和社会规训下，他们为了更快就业而选择“反向考公”。
不论源于何种类型，多数人的想法都是在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形势严峻的环境下结合个人客观情况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韦伯曾提出过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工具理性指行动者通过计算手段与目的的效率，选择最优路径达成目标，注重结果和实际利益。而价值理性指行动基于对某种信念或价值的坚持，行为本身被视为合乎伦理、美学或宗教意义，无关结果。工具理性侧重于成本—收益之间的衡量而选择行为，而价值理性侧重于行为本身的价值。
从工具理性来看，在经济不确定性的大环境下，公务员的编制保障、福利体系如医疗养老等成为了规避风险的理性选择。尽管公务员岗位备考的周期长、竞争激烈，但一旦成功，长期收益如社会地位、隐性福利等被认为高于市场其他岗位如企业。例如，私企员工老刘在访谈中表示，其收入受企业收益影响较大，疫情后企业裁员频繁，退休后收入不高，后悔未在年轻时考取公务员或事业编制。也有部分选择考公的人群源于价值理性的判断，出于服务社会、参与公共事务的使命感选择公务员岗位，视其为价值实现的途径。
在考公热基础上的“反向考公”现象一方面是出于工具理性的选择。基层岗位报考门槛较低、竞争比远低于大城市，所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等显著小于大城市岗位，“上岸”概率更高。此外，小城市房价、通勤成本低，公务员薪资相对购买力更高，生活更为轻松。此外，如选择家乡地区报考，在县城等熟人社会，可以依托本地人脉资源，降低职业发展阻力，符合理性利益考量。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求职者是出于对小城市或县城公务员岗位的认同感，怀揣着乡土情结与归属感回归家乡，或是怀揣着使命感将基层岗位视为参与乡村振兴、推动区域发展的实践场域。在选择岗位的过程中并非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分化，多数是鉴于工具理性以及价值理性综合判断后做出的选择。
在Z县政府工作的表哥说，自己在选择岗位时觉得家乡的环境更为熟悉，且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上岸，出于多重考量选择了这份职业。这一案例充分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综合作用，个体在权衡利弊后，做出了符合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职业选择。
三、“反向考公”面临的问题
（一）外来干部难以融入基层
相对于大城市而言，小城市和县城岗位不仅有着低竞争压力和生活成本，也存在着熟人社会下的人际交往模式，初出象牙塔的大学生不一定擅长这种模式下的人际交往。在县城乡镇中，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往往高度集中于体制内，公务员岗位成为获取稀缺资源的“通行证”，公务员身份在熟人社会中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其代价是必须嵌入复杂的“人情—面子”关系网。例如，年轻公务员晋升后需面对亲属请托、利益交换等压力，形成“体制内围城”效应。如果不能适应这种人际交往模式，则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
对于乡镇干部来说，日常工作并非在办公室坐班，需要负责村中的架桥修路、社会医疗保障、疫情防控、村民纠纷等等千头万绪的问题，与村民面对面打交道，解决村民问题。在Q村担任村支书的老赵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Q村人，平时和村民的关系处的较好，受到村民的信赖与尊重，遇到事情基本都会“买个面子”，很多村民间的冲突在其调解下以赔小钱的方式解决。而相对于人生地不熟的大学生来说，对于这样的外地人村民并不信任，不配合其工作，高学历在此地并无用武之地。即便原先是本地人，离开家乡多年的教育经历和生活经历使得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已发生了转变，村民也难以认可这样的村干部。
基层公务员作为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其素质与能力直接影响社会治理效果。然而，在工具理性的影响下，考生选择基层岗位时主要关注上岸概率和生活性价比，看重公务员职业的稳定性和福利，而非其公共服务效能。部分考生将公务员职业视为“避风港”，而非真正投身公共服务的意愿。如武汉大学的研究生不满其未留在家乡兰州，而是选调到条件艰苦路程遥远的嘉峪关，辞职后发文引起网络热议。很多大学生对于在基层工作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并没有充足的认识和准备，难以适应基层的生活条件以及熟人社会下的交往模式。
（二）“考公热”背后的就业困境
许多大学生并非真正独立地选择考公，而是受到家庭、社会环境或者是周围其他人的影响，是多方影响下做出的综合判断。基于每个人的能力以及性格差异，考公并非是适合每个人的选择。考公热反映了社会对“风险”的过度规避，个体在工具理性驱使下将职业选择简化为稳定与风险间的二元对立，忽视了职业与个人特质的匹配性。尽管考公的过程中会消耗一定的时间准备，学习与自己大学专业并不匹配的知识，如考生选择相关考公机构辅导甚至要付出几万的金钱成本，依然有大批的毕业生甘之如饴，认为只要上岸这些都是值得的。随着考公人数的逐年攀登，连续多年备考仍未“上岸”的考生比例持续攀升，引发了社会对人才资源错配的担忧。
选择基层考公是对于大城市“内卷”的逃离，其本质也是期冀通过短时间内的紧张备考追求更加长期更加稳定安逸的生活。而付出大量努力得到的公务员岗位并没有想象中清闲，尤其是对于作为国家后备干部的选调生来说，工作任务更为繁重。基层的公务员工作充满着困难和挑战。曾在Z县县委组织部工作的小王表示，县委组织部的工作及其繁重，每日需要撰写大量的文书材料，自从上班以来每天基本都要加班到晚上九点，有时还会有突发任务甚至要熬通宵，此后觉得身体实在承受不住才申请调岗。
公务员考试被很多人视为最公平的竞争渠道，但这一现象也折射出市场领域法治化程度不足。企业就业环境不稳定、劳动权益保障不完善，迫使求职者转向体制内“避险”，客观上削弱了市场对人才的吸纳能力。正如私企从业者老刘的经历所示，企业内普遍存在的过度加班、薪资待遇不合理等问题，直接影响了下一代职业选择的价值取向。
此外，法学毕业生扎堆考公，导致律师、司法辅助人员等市场化法律职业人才流失，削弱法治社会的多元参与。笔者身边同学大部分在毕业时选择了考研或是考公，直接选择律师抑或企业法务进行就业的鲜有人在。与此指责大学生没有进入就业市场拼搏奋斗的决心，倒不如说就业市场的参差不齐。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在律所实习期间，亲身体验到律师行业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和案源不稳定的职业风险，这些现实因素促使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体制内工作。
四、结语
“反向考公”现象的出现，既是内卷化社会下的产物，也是年轻人在经济波动和严峻就业形势的社会环境下做出的理性选择。它既反映了当前社会竞争的激烈程度，同时也揭示了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和就业市场的深层次问题。今后如何优化资源分配、拓宽职业选择路径、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将是破解“反向考公”现象的关键。同时，社会也应关注个体的差异化发展需求，加强对于市场其他行业的劳动保障，促进就业市场的多元化和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