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甜蜜负担”的份子钱
今年过年回家，我参加了家庭中大大小的聚会，有结婚礼、乔迁礼、周岁礼等。在接到这些喜讯后，我的父母先是商议随多少礼钱合适，商议后再把礼钱装进红包赴宴。然而，在“份子钱”作为亲友维系情感的美好载体时，我的家人也常常因为礼金数额、“不对等”的回礼等问题引发家庭矛盾。
我爸爸是个好面子的人，就算有关系较远的亲戚给他打电话参加宴请，他也不好意思直接拒绝。比如今年过年，我爸爸表兄的孙子办周岁礼，邀请我们一家参加周岁礼。我妈妈认为亲戚关系较远况且已经参加过结婚礼、满月礼，就没有必要再去参加周岁礼，同时对我爸爸表兄多次邀请的行为表达了不满。最后，我爸爸碍于情面还是参加了周岁礼。事后，我父母对于随份子钱的事情发生了争吵：我妈妈认为小两口结婚、摆满月都随了不少的礼钱，过年还会给孩子包压岁钱，现在参加周岁礼还要随礼钱，而我爸爸表兄一家都没有来参加我的升学宴，这种行为更像是一种“变相敛财”的行为。我爸爸则认为我妈妈过于“小心眼”，认为份子钱只是个文化习俗，目的就是为了亲戚之间多多走动。
份子钱引发的问题，不仅让夫妻之间产生矛盾，也常常让亲戚之间产生一些不愉快。在今年的家庭聚会中，我姑姑吐槽大嫂一家做人不地道，她在大嫂的孩子结婚时拿出1000元随礼，而大嫂一家回礼了600元。我姑姑说：“我家家庭条件不好，但是随礼时我还是舍得拿出1000元，没想到他家回礼600元，我也不是在意那400块钱，就是心里不舒服。过几天他家二胎孙子又要办满月礼，为了亲戚情面还是得去。”
随份子钱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人们维持人情关系的一类载体。在人们物质、精神生活不断充实的过程中，随份子钱的场合，也由原来单一的婚丧嫁娶礼转变为满月礼、周岁礼、贺寿礼、乔迁礼、升学礼、买车礼、升职礼等。当前，人们在传承份子钱这一文化习俗时，也在不断思考：份子钱是否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陋习？是否成为了一种“甜蜜负担”？
份子钱的“前世今生”
明朝时期朱元璋十分重视礼制建设，通过重新制定乡饮酒礼的内容来发挥礼仪的教化作用，改善民风民俗，规范社会秩序。其中乡饮酒礼制度中的“凡我同理之人，各遵守立法。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成为份子钱的起源。这个制度要求，如果哪家穷人要娶妻生子，邻里乡亲就应该出一些物资合力救济。朱元璋设立此制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结婚礼仪的仪式感，而是深知穷人家娶妻生子不易，需要依靠别人的救济来渡过难关。“邻保相助”的精神让邻里乡亲更加和睦，社会也更加团结。
在结婚时为新人送上物资以缓解新人经济负担的礼仪习俗，在历史变迁中传承了下来。电视剧《南来北往》演绎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故事，铁路家属大院的邻居们在蔡小年结婚时各自出力，帮忙凑齐了结婚用的家具、自行车等。在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亲朋好友为新人送上基本的家庭物资，例如脸盆、暖壶、手打家具等，不仅表现出送礼者的祝福，还帮助新婚夫妇解决家庭拮据的困难。
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份子钱的“邻保相助”意涵被逐渐消解。而“礼金”逐渐取代“生活物质”成为人情往来的载体。直接送钱的方式，即“随份子”不仅可以表达对新人的祝福，还可以省去很多麻烦，尤其是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等方式实现随礼金。
从最初的为新人送出物资减轻新婚夫妇的经济负担，到今天为新人“随份子”直接送钱的转变，不仅反映了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还反映出了亲朋好友间的“人情味”到“人情债”的转变。尽管当代份子钱的习俗传承了明朝时期“乡饮酒礼制度”的精神，但是当亲朋好友间的情感与金钱挂钩时，份子钱传统的情感表达中难免夹杂物质的功利性。
份子钱的“里子和面子”
传承了“乡饮酒礼制度”精神的“份子钱”，依旧有一定的物质支持功能。在婚丧嫁娶等重要场合，主办者需要设宴款待客人。讲究“场面”的主办者会在经济能力承受范围内举办规格较高的宴会，以彰显对宾客的重视。因此，宾客几乎不会“空手”赴宴，而会在赴宴时拿着礼品和礼金。此时，随份子的习俗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主办者举办宴会的经济负担，相当于是主办者“收回成本”的一种方式。在别人设宴款待时带上礼金，则凸显了宾客“还礼”“还人情”“不占主人家便宜”的理念。
份子钱不仅具有实际的物质价值，还象征着礼金所代表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人际关系等状况。比如在我爷爷的丧礼上，我的四个舅舅随礼的数额并不完全一致，其中大舅随礼的金额最多。我的大舅是个退休的老干部，他曾抱怨说有亲戚背地说他在单位上班当领导，就应当随礼数额多一些，如果和别人一样就缺乏诚意。为了维护他的个人地位和声誉，他在家庭宴会上往往是随份子金额最多的长辈。在如今的社交文化中，送出的礼金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社会名誉和社会地位。通过份子钱甚至是高额份子钱展现出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期望让自己在社会中获得更高的认可和尊重以维系人际关系。同时，收取份子钱的人也感受到了他人的尊重和重视，甚至高额份子钱会带来人际交往中的“虚荣感”。
因此，份子钱在“里子和面子”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里子”是以实际的物质支持体现出对他人慷慨设宴的感激和回报，是自己的一种修养和美德。“面子”是利用份子钱的社会意义来维护人际交往中的个人地位、个人声誉，增强自己的“面子感”。
份子钱的“情感表达”
份子钱同样是社会成员对他人的一种情感表达，随礼和收礼双方的情感越深、关系越好、亲密程度越高，那么份子钱的金额就越多。我父母对于家庭中关系较近的亲戚结婚，份子钱的金额是可能在1000元以上，而关系一般的朋友或者是同事结婚，份子钱的金额大概就是200元、400元。放眼于整个社会，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亲朋好友之间关系越紧密，双方的互动性就越强，就越倾向于将份子钱作为一种情感表达的方式。因此，抛开份子钱的某些负面影响，份子钱确实是在传递人们的情感，不断维持和加强亲朋好友之间的人情关系，巩固彼此之间的情谊。
一方面，在感情深、关系好、亲密程度高的关系中，双方往往拥有更多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对份子钱的金额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我时常打趣我父母，在亲戚孩子结婚时随了不少的份子钱，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收回这些份子钱。我父母常用“先是礼，后是账”这一句俗语笑着回答我。现在二胎、三胎政策的放开，亲戚朋友们都要不断参加老大、老二、老三的满月礼、周岁礼等，而对于那些没有孩子或者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来说，似乎永远都得不到对等的礼金回报。不得不承认的是，份子钱可以形象化为一种不知何时有回报、回报很可能与投入不对等的“风险投资”。此时，亲友关系中的信任成为“风险投资”的信念支撑和支持，而这种信任与亲友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正向关系。亲友关系越好、亲密程度越高，信任程度就越高，那么双方的关系就越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彼此就更愿意用较多的份子钱来维持关系。正如“前是礼，后是账”的俗语就反映出：大部分人出份子钱，在当前阶段是为了能够表达情感，维持、加强一段亲友关系，同时也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够在自己或者子女的喜讯上得到相应的份子钱回报。
另一方面，人们默认用份子钱履行道德义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维持人与人之间的特定关系。在亲密关系中，以往的人情往来产生的道德责任感也会影响到份子钱的金额。比如我妈妈和我表哥的姑侄关系非常亲密，我们两家在节假日经常聚餐。我的表哥表嫂时常关心我的父母，对我平时的学习生活也提供了很多物质、精神上的帮助。在我表哥两个孩子的满月礼、周岁礼上，我父母也拿出较为丰厚的份子钱来表达对表哥表嫂的感谢和美好祝福。以往的人情往来让我父母内心有一种道德义务去回馈别人的帮助和关心，也更愿意用份子钱的方式表达情感。在感情深、关系好、亲密程度高的关系中，双方的交往和互动产生了深厚的情感基础，尤其是在对方对自己有所帮助时，内心会有一种想要回馈对方的道德责任感。因此，出于内心履行道德义务的目的，我们也更愿意拿出更多的份子钱，将份子钱作为一种“桥梁”，传递双方的情感，维系双方的良好关系。
环境影响下的份子钱
份子钱在表达人们内心情感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得受到外部环境的潜在影响。表达情感是人们内心自发的、自主的，而外部环境的影响却是客观的。在各种需要随份子钱的场合，都会有专门的管事人在“礼金簿”上记录人名和金额。当然，“礼金簿”的作用不仅是为了记账，还是让当初接受份子钱的人能够在回礼时付出“等价”的份子钱。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人们似乎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如果你为我付出了份子钱，那么下次有喜讯我也要为你付出份子钱，并且份子钱要等价偿还，否则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很容易被“不对等”的份子钱摧毁。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家庭矛盾中，亲戚之间就因为“不对等”的份子钱回报产生了间隙，份子钱不仅没有传递亲密关系中的情感，反而成为了影响亲密关系的“元凶”。
另外，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也会作用于份子钱金额的多少。一方面，为了尽量减少社交圈因为份子钱产生的矛盾，出份子钱的人私下会协商讨论来确定一个相同的、合理的份子钱金额，避免在群体中个人因与其他人的份子钱金额不同而产生人际关系上的矛盾。另一方面，个人为了想要融入集体中，在出份子钱时会观望其他人出了多少份子钱，并将其作为一个参照，对自己的所出的份子钱金额有一个引导、调整的作用。在我爷爷的丧事上，我爸爸的工作单位派出了一个代表，把单位同事随的份子钱和礼金簿一起交给了丧事管事的人，同时我看见礼金簿上记录的所有份子钱金额都是相同。在群体社交中，除了和对方有亲密关系以外，在一般的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中大家都随相同份子钱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然而在很多时候，虽然和同事、朋友、同学的关系较为疏远，但是个人为了避免自己在群体中“搞特殊化”，在集体随份子钱时，也不得不拿出礼金。就如我的同学微信群中，当有人发了结婚请帖，在第一个同学随份子转红包后，剩下的同学尽管和婚嫁双方的关系一般，也会碍于情面随礼祝贺。在群体协商确定的份子钱数额或者是“参照”的份子钱数额较低时，大家也不会过多在意一些“拿出去收不回来”的份子钱。但是在当下份子钱逐渐由传递情感、表达祝福的物质演变为一种衡量关系的物质时，较高的份子钱数额让大家产生了一些在群体环境中个人似乎被份子钱裹挟的焦虑和反感。
“变味”的份子钱
份子钱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是亲朋好友之间情感表达的载体和维持、加强亲密关系的桥梁，还可以被视为一种在亲朋好友中开展的资金流动和互换。在社会发展和人们价值观变化的过程中，当“情”和“钱”不断相互作用时，初衷为传递情感的份子钱在不知不觉中变了味。
一些网络热梗表达出了当代人对份子钱习俗的不满：“多年不见的同学或者朋友联系你，不是要借钱，就是要随份子钱”；“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当你同学结婚生小孩时还是能联系到你”；“份子钱就是不婚不育群体的单身税”等。婚丧嫁娶、满月礼、周岁礼、贺寿礼、乔迁礼、升职礼等各种各样需要随份子钱的场合变得越来越多。同时，互联网工具的发展如微信红包、支付宝红包等，让份子钱随时随地可以转入到收娶礼金的人手中，让随份子钱成为一种“钱要到，人可以不到”的社交行为。”另外，在多子女的家庭中，需要收取份子钱的场合和次数远远多于少子女的家庭。我的妈妈曾经这样吐槽她的堂姐：“家中芝麻大的事都要打电话宴请。老大买了新房，老二买了新车，老三的二胎又摆满月酒。平时结婚、生孩子这种大事出份子钱是应当的，但是买个车买个房都要打电话宴请是真的反感。我就一个孩子，随出去的礼钱都是‘有去无回’，她们都不替别人考虑。”习俗所迫下的份子钱似乎有时候变成了一种变相“圈钱”的行为，让人情关系开始疏离。双方“不平衡”的份子钱，让原本表达祝福和情感的心意，成为了人际交往中的“负担”和“压力。
份子钱通常要装进红包再送出去，这种做法一方面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以红色表达祝贺和祝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在别人面前公布自己的礼金数额，份子钱多了让别人有压力，份子钱少了让自己尴尬。然而，红包的“掩饰”仍旧无法避免一些人将份子钱作为炫耀的手段。红包中的美好祝福，也变成了衡量关系的“利器”：谁随的份子钱多，谁就和我关系好。
“金钱味道重、人情味道淡”的变味份子钱，让原本表达情感和祝福的文化习俗，转变成了亲友中金钱的较量。
反思
在五年前的升学宴上，亲朋好友拿着红包来为我祝贺。礼金簿作为亲友对我美好祝福的一种载体，至今很好得保存在我家的书桌里。去年夏天，我妈妈的同事办孩子的升学宴，她就按照礼金簿上记录的金额将收到的份子钱“等价偿还”。“先是礼，后是账”的俗语就说明了人们不仅倾向于通过份子钱来表达对彼此的情感和祝福，也将份子钱视为一种“人情”，帮助双方更好得维系关系。
因此，在份子钱饱受质疑的今天，我认为份子钱依旧有存在的必要性。份子钱是亲密关系中对亲友的情感表达，借助资金流动实现了情感交流。尽管将随份子钱可以视为一种“风险投资”，但是大部分人基于对对方的信任和回报，降低了“等价”份子钱的回报期望，提升维持和巩固人际关系的期待。然而，在人情社会下，需要理性看待群体中随份子钱、随高额份子钱的行为。外部环境对份子钱的潜在影响将会越来越大，盲从跟随他人出份子钱的行为，不仅不会让自己更好得融入集体中，还会让自己有额外的经济压力和人情负担。另外，我们应该始终树立正确的“份子钱”价值观。“份子钱”这一文化习俗的设立是为了表达情感和祝福，而不是进行变相的“圈钱”和攀比。份子钱不是衡量亲友关系的工具，而是表现“礼轻情意重”的仪式。
